引言
科技的发达促使出版书的版次难以计算。想当年——是一九六八年吧——我的《佃农理论》在芝加哥大学制作出版时，排版用“执字粒”的旧法，很少的修改不容易获出版社的许可。版次这回事因而牵涉到较多的文字改动，其内容的变化各版不同。当年跟科斯讨论马歇尔的巨著，大家要先弄清楚讨论的是第几版。
今天我写《经济解释》，小修只能以刷次算，非版也。“版”者，要有相当多的内容变动。然而，什么才算是多的内容变动总有点武断的成分。武断地说，这次推出的第五版（二〇一九增订版）我作了几方面的改动。其一是在一些重点上我刻意地重复或强调；其二是取消了一些时间性过强的论点；其三是把一些有一般性的理念提前引进，然后有需要时再重复。第五版最重要的改进，是在“玉石定律”与“交易费用替代定律”这两项上我作了自己满意的补充。
一些同学投诉《经济解释》有不少重复的地方。这无疑对。然而，也有不少同学投诉我重复得不够多。这无疑也对。有实用性的经济理论或概念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多，只是要学得怎样用则要经过千山万水。我重复又重复同学们还是不容易读得懂，遑论懂得怎样用了。学经济的困难主要是不容易学懂怎样用。理论多得很，可惜大部分基本上不管用。别无善策，不可或缺的理论与概念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申述。这是一些学得好的同学不断地要求的。
真理的追求没有止境，学问的深浅变幻不休。得到二十世纪多位大师的关怀与指导，我在经济这门学问上操作了逾半个世纪。没有我认识的好些师友那么久，但他们的兴趣没有我那么广泛。为了考察讯息费用，四十三年前我从玉石入手，跟着转到文物的考察，今天要把余下来的日子整理这些考察所得了。
这第五版的改动不多，其中两卷近于没有改过。我只是认为第四版有几个重点写得不够好。为了补充这些重点我顺便在其他地方修改一下。出第五版，我把全五卷从头再读，得到的感受是这套《经济解释》写得实在好。要是今天才动笔，我不可能写出来。
思想创作是苦不堪言的玩意，稍有所获会给从事者很大的满足感。追求的是真理，要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不能骗外人，更不能骗自己。可惜真理这回事，今天认为是，明天可能认为不是，只是反复的推敲愈多愈深入，认为是的过了多年还是。我认为《经济解释》这套书，从整体看，其要点与细节可以站着逾百年，又因为读者多属在社会工作的人，回到了斯密《国富论》的传统，这套书会历久传世。
反复思量后，这应该是最后的第五版分为五卷：卷一《科学说需求》；卷二《收入与成本》；卷三《受价与觅价》：卷四《制度的选择》；卷五《国家的经济理论》。
——张五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第四版引言
今天变为五卷的《经济解释》，构思始于一九六九。该年暑期我到香港度假时，美国几位指导过我的大师已经认为我是世界级的价格理论专家了。然而，当时在香港的市场与工厂见到的现象，很多我无法解释。经济理论的整体需要彻底地来一次大修是那时肯定的。我可想不到此修也，从那时到今天四十七年，其历程的细节本卷开头的三个序言有详细的回忆。
在这四十七年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我花于观察世事，其间当然不断思考。上苍的帮忙不可或缺：协助的朋友无数，世事的转变既频密也精彩，科技的发达让文稿容易整理，而我的脑子竟然能保持在顶峰状态，到今天的八十一岁。
这在二〇一六年用了六个月修改的《经济解释》不会再作大修的了。虽然脑子还可以天马行空，但体力有所不逮。我算不清曾经修改了多少次，但见到在此之前有三个时日不相近的序言，就称这应该是最后的大修为第四版吧。这第四版没有出简体版。
——张五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序：寻寻觅觅五十年
“经济解释”一词在百度的中文世界出现过一百一十万次。是“精算”，即是那四个字要一起相连才算。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术语中，此词出现的频率是遥遥领前了。鱼沫吹秦桥，老人家大声疾呼了多年终于见到一点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华大提出 Economic Explanation 这个书名，同事们一致说好。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以该名写书，直译为《经济解释》。写了十二期，母亲病倒，停笔，二〇〇〇年初续笔，写了两年，得三卷，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二〇〇九年底再写，四年多后得四卷，字数多了一倍——这次是称意了。
思想传世非常困难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但为了创作一个人有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说要满足科斯的一厢情愿，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可能只是托词。感受上，仿佛要尝试一下，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学术作品究竟是怎么样的。《经济解释》全四卷，这里合并出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是老人的学问，从事者可以写到很老。然而，到七十八岁才写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应该是个纪录。熟知我的经济论著而又懂中文的朋友，一致认为这四卷《经济解释》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他们又说这作品超越了古人。我的回应，是经济思想究竟有多重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不会活那么久。历史无情，思想不是实物，要传世十年八载也艰难。经济思想的传世机会比不上画作因为后者是值钱的实物，比不上小说或音乐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喜欢听同样的故事或曲调，比不上李白或苏东坡因为经济学者没有他们的文采。有创意而又有用途的足以传世的思想很难遇上。
有天时地利的协助
话得说回来，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希望自己的思想传世，他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遇上的更有利的时代与更有利的地方。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人类历史看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改革开放那么重要。
时来风送滕王阁，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该年写下自己第一篇给同胞们读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中语文章。从那时到今天，跟进中国的发展我没有中断过，用中文下笔写了几百万字。从来不敢说我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我的经济思想是肯定的。比西方的同事多看了一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经改初期，新奇古怪的现象天天有，每隔几天思如泉涌。这些不断的冲击使我为修改经济理论与概念的细节天天到处跑。不知就里的朋友说我放弃了学术，但结果是这本厚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
阿尔钦对我影响最大
如果要我举出一个对我的经济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人，那是非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莫属了。是阿师的教诲，一九六四年我蓦然惊觉，除了解释现象或行为，经济学的整体没有其他好去处。阿师看世界永远像小孩子那样看，对琐碎事物的提问永远本着小孩子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永远是浅得像一个脑子没有发育得好的人。我是因为答不出他的浅问题而知道做学问要从最简单的层面入手，然后一层一层地加上变化。
当年洛杉矶加大每年只有两个学期，我重复地听了阿尔钦七期。他从来不用讲稿，不分题材，极少在黑板上画些什么，只是行来行去地自言自语。只有一次他给同学们看一纸残破不堪的读物表，但几分钟后叫同学们不要读。每有同学问及某名家的大文时，他喜欢回应：你相信他说的吗？
是我之幸，聆听阿师之课时我已经选修了研究院教的所有理论课程，技术性的，成绩冠于同窗。我是因为有这样的准备但听不懂阿师的“浅说”才知道学问的真谛是另一回事。
际遇神奇学思考
想当年，在加大苦学之际，那里的经济系是最强的时期；后来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又是该校经济系的最强时期。我不是个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但这两家大学的大师都喜欢教我。没有其他学子，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外国去的，曾经有像我那么幸运的学经济的际遇。跟大师交往而学习与读他们的作品是两回事：前者我可以远为容易地学得他们怎样想。科斯曾经说我吸收了多位大师的思考、推理方法，不是仿效，而是占为己有。科斯又说我也学会了他的思考方法。就是历来少写文章的戴维德的思考方法我也学会了不少。
往事依稀。记得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时，某晚旁听赫舒拉发的课，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旁听了我那么多个学期，难道我的经济学你还没有学会吗？”我回应：“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写下的文章学会了。不断地听你的课是要知道你怎样想。”赫师显得很高兴。
可以这样说吧。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对古典与新古典的多家论著不仅读得熟，更为重要是得到多位大师的指导，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不足处也有了相当的体会。好比私下间从几位大师听到传统的公司理论一无是处，有时简直破口大骂，但在课堂上他们不会那样说。这样的学习经历，加上一九六九年回港度假时发觉自己学得的，对很多琐碎现象没有满意的解释，我于是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专注于在基础的理论与概念上作修改与加上变化。
这里要顺便一提。不少人认为我在经济学上的创意超凡，应该不对。我的所谓“原创”思想大部分是从师友的闲谈中“偷”回来的，虽然喜欢感谢来源，但往往感谢不了那么多。可幸的是，师友们没有一个介意我“盗”用他们的思想而大事发挥。我不是个先知先觉的人，但后知后觉得快，可以在几分钟内推到很多没有人想过的地方。可能因为有这种胡思乱想的本领，当年的师友喜欢跟我研讨。
不再读书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起我不再读他家之作。这行为八二年回港任教后多受批评，反映着中、西为学之道有别。在此之前的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人知道我选择不读不仅同意，且往往鼓励。他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认为我是个可以全面革新该传统的人选。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书永远读之无尽，求学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思想时可以不读最好不读。市场与非市场的不容易解释的琐碎现象无数，我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才可以把学会了的有无数问号的理论修改。我也察觉到虽然科斯因为解通了“外部性”的密码而名扬天下，但事前他没有听过外部性这回事！再者，以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为例，要是读过前人之说我不会想出自己的分析。
一九六九是四十五年前，那么久还在经济学打转的行内朋友中，读他家之作最少的应该是我：基本上我一概不读。这不是说我不知道经济学发生着些什么事。美国的朋友常有联系，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总要知会一下。
经济学的发展操之过急
于今回顾，西方经济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些问题。那时经济学的教职市场在美国大热，工作极为易找。好比一九六五年我还没有动笔写博士论文就有几家大学争着要。然而，在同一时期，数学与统计等科目没有教职市场，博士因而不值钱。但数学在硕士或博士后转攻经济，易过借火，只两年可拿得一份经济学助理教授之职。这导致数学家与统计学家转攻经济的人数急升。
说实话，不管是何等天才，两年学经济是不够的。经济学的公理或定律或函数关系容易写进方程式去，但概念的掌握与理论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在这个时期我见到马歇尔、鲁宾逊夫人、费雪等大师的经典论著没有人读，在课程的读物表上消失了。这些重要作品的内容被简化，以一些几何图表及简单的方程式处理，就算是教了。当年我认为那样简化马歇尔及费雪绝对是灾难。这些前辈的论著博大湛深，场面广阔，就是他们错的地方也教我们很多。
这里有一个原则同学们要记住：不重要的学术作品大可不读，但重要的要反复重读，读多遍。不要相信重要作品的简化阐释，因为作者究竟怎样想我们不可能从简化的阐释中学到。学经济，跟学任何推理性的学问一样，主要是学怎样想。同学可能是天才，但不懂得怎样想天才等同废物。思想的法门是需要学的。没有机会像我当年那样屡遇高人，反复重读他们的原作是可取的替代。
越战惹来学术灾难
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越战，对美国的学术发展是更大的灾难了。那时美国用征兵制，无端端地强迫青年放弃求学而到越南受苦，反对者当然无数。这带起不少美国的年轻人反对权势或反对权威的意识。不少大学的助理教授见大教授们的话事权与薪酬比他们高，而他们没有“终生雇用合约”，纷纷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他们问：“你们这些老头子连简单的方程式也不懂，怎么有权管我？”
以数文章多少、论学报高下为升职的准则是从那时搞起来的。这发展对经济学的祸害比其他学系为甚，因为懂得用数学方程式的远为容易发表经济学的文章。不是说数学于经济没有用处，但思想内容减少是一般的代价。我亲眼见到这个无聊的算文章多少的准则在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再十年进入了中国内地。是的，像戴维德那样的高人，在今天的香港及中国内地不可能找到教职！
师徒路线开始分离
回头说老师阿尔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他的思想路线跟我的开始分离。不是大家对世事的兴趣有别，而是处理的方法在一个重点上是分离了。
事缘一九六八年阿师造访芝大，我也在那里，师徒相得甚欢。某天共进午膳，我向他提出两个人一起抬石头下山的例子，二者皆要把重量推到对方去，是卸责的行为，不知在均衡点上二人合共抬石的重量怎样决定。跟着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其中再提及卸责（shirking），从而引进监管或交易费用。该文得到戴维德的赞赏，在行内有影响，但我自己不满意，因为“卸责”无从观察，难以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后来决定不再用。
过了几年，阿师与德姆塞茨合著了一篇解释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以“卸责”为主调。该文数易其稿，每次阿师都寄给我作建议。他知道我的立场，但卸责这个主调他不愿意改。阿、德二师的大文一九七二年在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大红大紫，后来成为该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博弈理论再兴起的原因
“卸责”这个火头扩散得快，带来了恐吓、勒索、敲诈等与卸责异曲同工的、在观察上无从确定的行为来解释世事，而一九七五年威廉姆森出版了他的《市场与等级》，以“机会主义”做主题，写了一部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字典，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无从验证。把数学方程式引进这不幸发展，结果是六十年代中期消逝了的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大事卷土重来。博弈理论也有道理，但因为无从验证，没有实证科学的解释力。
二〇一三年二月阿尔钦谢世后，一位朋友告诉我，老师谢世前几年认为他与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的。害死人，为什么他不早点这样说呢？他的“卸责”合作者德姆塞茨历来对解释现象没有兴趣。但阿师重视解释，重视假说验证。看不到则验不着，卸责、勒索等行为不能说是没有，但我们怎可以从观察上证实这些行为的存在与变化呢？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对“勒索”分析破口大骂，科斯在场，事后劝我客气一点。我不再说，走自己的路。
引进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斯密之失
今天回顾，我认为上述的不幸发展是源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处理过于困难。没有交易费用当然不会有卸责或勒索，机会主义想也不用想。但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极难处理，行为无从观察的术语就不断地出现了。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也转到博弈理论那边去。百多年来，或在近代历史中，人类互相残杀、自取灭亡的倾向明显，这跟斯密昔日提出的人类自私可使社会得益有着颇大的分离。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毁灭人类，我们要怎样处理二百多年前斯密忽略了的不幸发展呢？
我没有那么广阔的视野，以经济理论解释人类自取灭亡的行为，因为牵涉到的国际政治局限是在我所学之外了。但我认为，与其用博弈理论或机会主义来解释我们日常见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无从处理的现象，引进交易（包括制度或讯息）费用是可以走得通的路。不容易，但原则上交易费用可以量度，可以观察其变，可以验证的假说因而推得出来。
交易费用要到真实世界考察
这里的困难，是经济学者不容易——基本上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猜测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会是怎么样。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他们要不断地到街头巷尾跑，重视现象的细节，然后在这些细节的转变中找寻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困难吗？那当然，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在真实世界跑得多，琐碎的现象见得惯，久不久灵机一转，关于交易费用转变的规律会浮现出来，跟着以假说解释现象得心应手，自己有很大的痛快、满足感。在《经济解释》中我写下了很多示范例子，不是博弈理论那种故事虚构，而是世界的实例。
大事修改传统不变
解释威力之外，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有一个少人注意的要点。那是在推理的结构上我完全保持着斯密的古典与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把他们的分析修改了很多，也补充了不少，但基本上我的思想范畴还是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即是说，我坚守着传统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约束这三项原则，加上变化、补充与修改，但基本上是把这三个原则加强了。
我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阿尔钦给我的论文《佃农理论》的评价。他说：“不要沾沾自喜。你的佃农分析全部是传统的，半点新意也没有，只是你对这传统的掌握比此前分析佃农的胜了一筹。”这样看，斯密与马歇尔皆分析过佃农，皆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创立的传统的掌握有不足之处吧。当然，跟今天的《经济解释》相比，《佃农理论》属小儿科，反映着老人家数十年的不断耕耘是带来了可观的收获。
有好奇心才有利可图
我希望今天读经济的同学明白，虽然我的分析内容跟同学在课堂上学的是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其实我的是源于传统。这篇序言申述了我把这传统大事修改的来由，目的只一个：我要解释或推断世事。我知道好些从海外回归的后起之秀不会教这本《经济解释》，因为内容跟他们学得的格格不入。但同学们可以之作为课外读物。困难是《经济解释》不是一本可以随意翻阅一下就读得懂的书。要认真地读，有时一小段文字要思量、考虑很久。
对我自己来说，经济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每次想通一点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感。要不然，我不可能持续地思考半个世纪。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不一定可以多赚钱，因为思考的时间成本是放弃其他收入的代价，但如果算进趣味的价值，那么有好奇心的同学会感到，读这本书是有大利可图的。
——张五常 二〇一四年七月
《经济解释》的写作过程
二〇一四年按：经过四年多的修改与重写，《经济解释》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多万字。于今回顾，一九八九年写了十二期、因为母亲病倒而停笔的那段日子不算，从再动笔的二〇〇〇年到今天是十四年了，比斯密写《国富论》多了两年。《国富论》有多少个由作者本人处理的版本不易考究，因为不少是由外人处理的。我藏有斯氏本人还健在时出的第二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过八版，即是有系统地修改了七次。《原理》最初动笔是一八八一，初版一八九〇，最后第八版是一九二〇，由原来的七五零页增加到最后的八七零页。我的《经济解释》的修改是没有系统的，有小修，有大修，也有从头再写——乱七八糟，皆因今天以电脑修改与排版远比马前辈昔日容易。在本书的最后我会列出小修、大修与重写各卷的日期。
二〇一六年再按：因为过去两年还不断地在经济问题上思考，得到好些有趣而又重要的新意，所以决定把整本《经济解释》从头再修一次。本来打算再等一些时日才再修，因为还会有新思想无端端地在脑中浮现，但已经年逾八十，不应该再等。有原创性的思想，人的脑子不能刻意地启动，但一旦启动了则无从关闭！
屈指一算，《经济解释》的创作历程约十六年。
神州版序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初版于一八九〇，前后共八版，最后那版是一九二〇。这里说的“版”是指版次（edition），内容动过，不是印刷的次数。研究马氏思想的学者喜欢跟踪每版之别，要知道改了些什么，分析一下为什么马大师要那样改。
我的《经济解释》分三卷出版：卷一《科学说需求》（初版二〇〇一年五月）；卷二《供应的行为》（初版二〇〇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选择》（初版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此后的“版”，其实是“刷”，因为没有修改过。换言之，依马歇尔的传统看，我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这次修订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后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进或补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几翻新，我对经济解释的体会有了长进，尤其是对经济制度的体会，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订是大兴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较少，卷二比较多，而卷三会是更多的。考虑了长时日才作出这样的计划与策略，但写此“神州版序”时还没有动工。我要先写这个“序”，让自己的思维有个好开端，才逐句逐段逐页逐节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马歇尔的巨著，因为那是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学，是英国传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础。我的《经济解释》从这基础变化出来，改了很多，近于面目全非，但还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认为是改进了。这是个人之见，行内的朋友可能不这样看。同学们要找机会拜读马歇尔的原著，跟我这神州版的《经济解释》比较一下，判断一下我选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样想，到今天还是那条路。
一位朋友曾经说，我的经济学很正统，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说的应该对，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人家怎样发展他们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难道马歇尔的基础可以发展出近于互不相干的不同学派吗？还是四十年来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没有读马歇尔？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经济现象的推测上我比今天的主流准很多！不止此也，我对现象或行为的解释从来不管什么微观宏观，不管什么货币不货币，展示的变化与能耐跟分门别类的有大人与小孩之别（一笑）。这是从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通道走出来的学问玩意了。
推测 prediction 与解释 （explanation） 有事前事后之分，科学上是同一回事。推测 （或推断） 要有可以观察到的验证条件 （test conditions），要有约束行为的理论，验证条件有变则作别论。预测 （forecast） 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学们学会了经济解释，不用再学也懂得经济推断。
一九六九年起我决定走自己的路，少读甚至不读他家之作，喜欢独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个好学生，对传统的学得用心，深受师友的影响。古典经济学我重视斯密、李嘉图、密尔；新古典重视马歇尔、鲁宾逊夫人、费雪。六十年代影响我的师友主要是八个，一律重视马氏的传统。母校洛杉矶加大主要影响我的有四个：Armen A. Alchian（阿尔钦）、Robert E. Baldwin（鲍特文）、Karl Brunner（布鲁纳）、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发）。芝加哥大学主要影响我的也有四个，其实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维德）、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从求学际遇那方面看，我算是个天之骄子吧。
上述八位不仅重视斯密与马歇尔，也重视经济解释。事实上，从这本书开头引用的马歇尔的一段话看，马氏是个重视解释的人。根据马氏的回忆，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五年他经常到现场观察工业产出的运作。真实世界的观察，加上无与伦比的天赋，促成了《经济学原理》的诞生。弗里德曼说得对，马氏的经济学有内容！是指真实世界的内容吧。然而，以验证的方法作解释马氏很少尝试。事实上，英国当年的伟大经济学传统，对真实世界的考察很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作假说验证。作为后学，我是纯为验证假说的需要而修改前贤的理论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Arnold Plant 执着于真实世界的调查。此君影响了他的学生科斯。我自己对真实世界调查的执着，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响——认识他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而是来自老师阿尔钦的教诲。指导我写《佃农》时，在事实资料的引用上阿师没有放我一马，理由是他认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里的图书馆是我用过最好的，而任何书籍找不到，他们会很快地替我从其他图书馆借来。我于是在芝大的图书馆玩了几个月注脚追踪游戏，尤其是英国经济大师 A. C. Pigou （庇古）的论著。这游戏是见到某书的注脚说某事实资料来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说是来自哪里，就追溯哪里。得到的结果，是书中所说的所谓事实，大部分没有依凭，有些书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这样的观点：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的君子们。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书，选择某些认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观察，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开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开始跑工厂（主要是调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顶（主要是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这经验不仅使我对真实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认识，而更重要是察觉到自己苦功学得的经济理论，大部分不管用。数之不尽的真实现象找不到解释。怎么可能呢？当时行内的朋友一致认为我的价格理论有独到之处，曾经在芝大的研究院教过价格理论，怎可以连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也找不到解释？自然科学不可能有这样的尴尬。
当时得到的结论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把学得的理论大事修改，而这修改必须有真实世界现象的支持。在街头巷尾跑的收获甚丰，理论与概念逐步改进，只几年对解释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对当时的传统理论学得差不多，要发展自己的思想，继续街头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对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再没有怀疑。世界复杂，我把经济理论简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变化多而深入，因为那些所谓概念，其实是由人类行为的规律主宰的。至于那些分门别类的微观、宏观、货币理论等，原则一样——都是人类在局限下的选择行为的学问。微不足道的街头巷尾所见，扩大后可能是重要的宏观现象。真实世界的现象要知得多，因为理论的简化与概念的掌握，要不断地以不同的现象印证才可以学得怎样用。
说过了，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很麻烦，这种观察为时甚久，年逾古稀我还在继续。但我认为，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可以减少后学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应该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费了很多时间，左淘汰右淘汰，才获得剩下来的今天自己认为是可靠可用的理论及概念。
任何学问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经济解释也如是。有行家认为我的解释不是解释，倒过来，我也认为一些行家的解释不是解释。要选走我的路，还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创立自己的，同学们要自己考虑了。
同学们不要单学我的。在起初的阶段他家之说要跟进，但要快，仿佛落雨收柴。要记着，经济学的主要用场是解释世事，而世事的实情调查是很花时间的工夫，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时我逼着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学沉迷于某些原理或技术上的发展，惊觉到不管用时，可能已经老了。经济解释的困难不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准，大部分的所谓理论是废物。
《经济解释》集中在我个人认为大有用场的理论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笔墨解释一些行内普及的理论及概念为什么给我淘汰了。是一个老人家走过的路，同学们读《经济解释》是跟着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条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这是科学的本质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诺斯（Douglas C. North）、巴泽尔（Yoram Barzel）、麦基（John S. McGee）等同事认为我有本领全面革新经济理论，鼓励我那样做。当时大家对经济学的解释力不满意，但想不到后来行内引进的“解释”工具是六十年代大家放弃了的博弈理论。很不幸，博弈理论是无从以事实验证的。
一九八二年我离开华大，回港任教职，放眼神州的经济改革，转用中文动笔。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写《经济解释》，发表了十二期后母亲在街上跌倒重伤，停笔照顾母亲。二〇〇〇年在《苹果日报》续笔时，母亲谢世八年了。
八十年代起，科斯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愈来愈不满意，屡次要求我把自己的经济学在中国发展起来。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也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影响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出版后，传到网上去，下载装订阅读的内地同学无数。我知道那三卷本还可以大事改进，尤其是卷三《制度的选择》。二〇〇七年为科斯的邀请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初稿，对制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知道中国的发展教我很多。
就是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几年中，我的感受，是科斯希望我能以一夫之勇在中国推出他喜欢的经济学，从而把这学问反传到西方，可不是凭空想象或幻想。在神州大地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读者实在多，聪明的同学无数，而西方的学子也频频学起中文来了。
斯密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国富论》，今天还有读者。读者寿命长生不死的经济学论著只这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读者寿命长约一百一十年，了不起，中国的发展协助了马氏的大作。再数下去应该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一八九〇，一九六五之后读者依稀。那是七十五年。我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要从二〇〇〇年算起，如果到二〇七五年同学们还在读，科斯的愿望有机会实现。
写《经济解释》是追求真理的示范，能带起一些同学的兴趣是锦上添花。能否增加作者的收入，或声名，或传世机会，一律无关宏旨。是难得的际遇：当年结交的师友——从阿尔钦到布鲁纳到赫舒拉发到弗里德曼到施蒂格勒到科斯到戴维德到诺斯到巴泽尔——皆认为研究经济主要是真理追求。
——张五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原序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晚上，午夜思回，忍不住爬起床来，走到书桌前坐下，在稿纸上用英文写呀写的，写了几个小时。早上交给女秘书，隔行打字二十多页。我为这文稿起了一个名目：《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于今回顾，那应该是我今天要写的《经济解释》这本书的前身。
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文稿给几位专于价格理论的同事看。他们读后哗然，不约而同地说：“是这样简单的理论，为什么书本从来不是这样说？”书本怎样说是书本的事，要是我同意书本所说的，就用不着在午夜起来动笔了。历久以来，书本所说的市场供求关系及那所谓均衡点的市价，都是以十九世纪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剪刀”理论为依归的。做学生时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么压力而在“剪”什么，后来为人师表，教学生时自己还是不明白，胡乱地说一下，到后来要自己另寻分析。
华大的同事知道我历来敬仰马歇尔，但那文稿否定马氏的“剪刀”，问我对马氏是否改观了。我说对马氏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我的基础导师，但马氏对世事知得不够深入，理论有时拖泥带水，好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我认为马歇尔伟大，因为他的经济分析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其中有内容。一个顶级大师，综合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天分，创立了一个架构，让我这一辈有一个思想的轮廓。我在这架构的细节及内容上代为修改一下，是应该的吧。
对我影响很大的科斯（R. H. Coase）对马歇尔也是五体投地。马氏的巨著（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的不同版本的小差异，科斯皆了如指掌。然而，科斯反对功用（utility）的概念，反对长线（longrun）与短线（shortrun）的概念，反对均衡（equilibrium）与不均衡（disequilibrium）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经马歇尔发扬而变得家喻户晓的。欣赏、佩服、反对，在科学上是没有矛盾的。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文稿，华大一位同事把它谱入他写的课本中，说明是我的发明。一家美国出版商——Prentice Hall——的经济编辑读后，找到了我“文稿”的原文，带了合约来找我写一本经济学课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该出版商给我的条件优厚，且说明不用看大纲、不用评审，我要怎样写也可以。这是难得的际遇，但我说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因为石油问题及价格管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通胀急剧，而自己又有两个还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赚点钱是人之常情。我于是叫出版商把合约留下来，让我考虑一下。他要我先给他一个书名，我就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Economic Explanation（《经济解释》）。这本书我终于没有动笔。
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在经济学上算不上是一个重镇。奇怪的是，在那研究院里我主要的四位经济学老师——A. A. Alchian, J. Hirshleifer, K. Brunner, R. Baldwin——都着重于以假说（hypothesis）来解释现象或行为。当时，除了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外，只有洛杉矶加大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重点。
求学——学知识——也要论先入为主。当年在加大还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尔纳普（R. Carnap）在该校的哲学系教大学一年级的逻辑学，是关于科学验证的方法的。卡尔纳普是逻辑哲学大师，整个二十世纪无出其右! 我当时不知道，但见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嚷着要去听他的课，我就跟着去凑凑热闹了。一进课室，见到在人头涌涌的大堂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老头子。那是我们经济系的大教授K. Brunner。这使我意识到我是走进了一个金矿，于是用心地听起课来了。那是一九六〇年，当时卡尔纳普六十九岁。
“经济解释”这个名目，是从卡尔纳普的教诲想出来的。他的课替“解释”一词作了明确的阐释，屡次提到“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导，学问就是那样迷人。
顾名思义，“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毋庸讳言，在加大做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花了起码一半的时间研读“福利经济学”，写过一篇获奖但自己讨厌的文章。那是关于“好不好”的问题了。回港任职后，以中文下笔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作过多项建议。那是关于“怎么办”的问题了。明知不自量力，肯定自己半点影响力也没有，但还作点建议，谈谈价值观，是人之常情，用不着耿耿于怀的。引以为慰的，是自己历来都能把不同类的问题分清楚，在思维上没有混淆。
《经济解释》这本书，说的是关于“为什么？”。我认为经济学应该集中在这问题上，始于一九六三年。当时听了几个星期阿尔钦（Alchian）的课，就决定了在经济学术上自己要走的路。我认为只有在“为什么”这话题上可以作出一点贡献。路是选对了的。三十多年来，我对自己建议的“好不好”或“怎么办”的外间回应，漠不关心。要是我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奇怪，“经济解释”这个名目与我结了不解缘。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时的讲座就职演词，我选的题目是《经济解释》。二〇〇〇年北京出版的我的英语论著的中译结集，译者问及，我建议的名目又是《经济解释》。
这里动笔的《经济解释》，起于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上所写的专栏。写了十二期后，遇到当年的北京学运，而母亲又在街上跌倒，受了重伤，就停了下来，之后提不起劲再动笔。虽然只发表了十二期，但读者的反应显出那是我写过的最受欢迎的作品。之后十一年，要求我续笔的数以百计。可能是因为那十二期写得特别好。我衷心希望这次卷土重来，不会令读者失望。
先此声明，《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众所周知的经济学，不用我写出来吧。
不要误会，我绝对不会刻意地与众不同。我是因为要集中在解释世事上下笔，而逼着与众不同的。经济虽然是一门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以解释现象为出发点，但集中地那样下笔的经济学者不多。事实上，我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从朋友及老师那里学回来的。我的贡献是清除废物，然后把剩下来的重新组合。引用的实例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观察所得。我喜欢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世事。我认为世界复杂无比，不用简单的理论，能成功地解释世事的机会是零。
话虽如此，《经济解释》不容易读。这是因为若要真的解释世事，简单的理论往往要用得相当深。比方说，所有在中学选修经济的同学都知道的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整本《经济解释》差不多来来去去都是那样说，虽然“需求定律”这一词我只在“卷一”多用一点。变化多，要懂得很通透才真的可以用。所以读者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显浅不过的理念我可能因为重要而写上几千字。
这本书不容易读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选择题材，我不会见“难”而却步。题材的选择是以趣味性及重要性为依归，是深还是浅，我是不会考虑的。其二是我决定了一幅图表、一条方程式也不用。经济学鼻祖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完全不用图表，我为什么要用？他的书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巨著，仿效他是刻意高攀了。今天的困难是虽然不用图表，但什么曲线等名字还是要提及一下的。读过经济的同学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门外汉呢？没有见过什么曲线就当它们不存在算了。只读文字也会明白。不要因为某一节或某一章看不明白，就认为跟着而来的也不容易明白。某部分看不懂，跳到看得懂的地方吧。
《经济解释》既然发表于香港报摊上的刊物，当然是为一般读者下笔的了。这是斯密的伟大传统。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数学方程式多于文字的经济学，可不可以成功地“复古”。让我试试吧。
——张五常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