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本网站内容仅用于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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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仅用于个人学习。

引言

卷一：科学说需求

卷二：收入与成本

卷三：受价与觅价

卷四：制度的选择

卷五：国家的经济理论

引言

引言

科技的发达促使出版书的版次难以计算。想当年——是一九六八年吧——我的《佃农理论》在芝加哥大学制作出版时，排版用“执字粒”的旧法，很少的修改不容易获出版社的许可。版次这回事因而牵涉到较多的文字改动，其内容的变化各版不同。当年跟科斯讨论马歇尔的巨著，大家要先弄清楚讨论的是第几版。

今天我写《经济解释》，小修只能以刷次算，非版也。“版”者，要有相当多的内容变动。然而，什么才算是多的内容变动总有点武断的成分。武断地说，这次推出的第五版（二〇一九增订版）我作了几方面的改动。其一是在一些重点上我刻意地重复或强调；其二是取消了一些时间性过强的论点；其三是把一些有一般性的理念提前引进，然后有需要时再重复。第五版最重要的改进，是在“玉石定律”与“交易费用替代定律”这两项上我作了自己满意的补充。

一些同学投诉《经济解释》有不少重复的地方。这无疑对。然而，也有不少同学投诉我重复得不够多。这无疑也对。有实用性的经济理论或概念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多，只是要学得怎样用则要经过千山万水。我重复又重复同学们还是不容易读得懂，遑论懂得怎样用了。学经济的困难主要是不容易学懂怎样用。理论多得很，可惜大部分基本上不管用。别无善策，不可或缺的理论与概念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申述。这是一些学得好的同学不断地要求的。

真理的追求没有止境，学问的深浅变幻不休。得到二十世纪多位大师的关怀与指导，我在经济这门学问上操作了逾半个世纪。没有我认识的好些师友那么久，但他们的兴趣没有我那么广泛。为了考察讯息费用，四十三年前我从玉石入手，跟着转到文物的考察，今天要把余下来的日子整理这些考察所得了。

这第五版的改动不多，其中两卷近于没有改过。我只是认为第四版有几个重点写得不够好。为了补充这些重点我顺便在其他地方修改一下。出第五版，我把全五卷从头再读，得到的感受是这套《经济解释》写得实在好。要是今天才动笔，我不可能写出来。

思想创作是苦不堪言的玩意，稍有所获会给从事者很大的满足感。追求的是真理，要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不能骗外人，更不能骗自己。可惜真理这回事，今天认为是，明天可能认为不是，只是反复的推敲愈多愈深入，认为是的过了多年还是。我认为《经济解释》这套书，从整体看，其要点与细节可以站着逾百年，又因为读者多属在社会工作的人，回到了斯密《国富论》的传统，这套书会历久传世。

反复思量后，这应该是最后的第五版分为五卷：卷一《科学说需求》；卷二《收入与成本》；卷三《受价与觅价》：卷四《制度的选择》；卷五《国家的经济理论》。

——张五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第四版引言

今天变为五卷的《经济解释》，构思始于一九六九。该年暑期我到香港度假时，美国几位指导过我的大师已经认为我是世界级的价格理论专家了。然而，当时在香港的市场与工厂见到的现象，很多我无法解释。经济理论的整体需要彻底地来一次大修是那时肯定的。我可想不到此修也，从那时到今天四十七年，其历程的细节本卷开头的三个序言有详细的回忆。

在这四十七年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我花于观察世事，其间当然不断思考。上苍的帮忙不可或缺：协助的朋友无数，世事的转变既频密也精彩，科技的发达让文稿容易整理，而我的脑子竟然能保持在顶峰状态，到今天的八十一岁。

这在二〇一六年用了六个月修改的《经济解释》不会再作大修的了。虽然脑子还可以天马行空，但体力有所不逮。我算不清曾经修改了多少次，但见到在此之前有三个时日不相近的序言，就称这应该是最后的大修为第四版吧。这第四版没有出简体版。

——张五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序：寻寻觅觅五十年

“经济解释”一词在百度的中文世界出现过一百一十万次。是“精算”，即是那四个字要一起相连才算。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术语中，此词出现的频率是遥遥领前了。鱼沫吹秦桥，老人家大声疾呼了多年终于见到一点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华大提出 Economic Explanation 这个书名，同事们一致说好。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以该名写书，直译为《经济解释》。写了十二期，母亲病倒，停笔，二〇〇〇年初续笔，写了两年，得三卷，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二〇〇九年底再写，四年多后得四卷，字数多了一倍——这次是称意了。

思想传世非常困难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但为了创作一个人有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说要满足科斯的一厢情愿，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可能只是托词。感受上，仿佛要尝试一下，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学术作品究竟是怎么样的。《经济解释》全四卷，这里合并出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是老人的学问，从事者可以写到很老。然而，到七十八岁才写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应该是个纪录。熟知我的经济论著而又懂中文的朋友，一致认为这四卷《经济解释》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他们又说这作品超越了古人。我的回应，是经济思想究竟有多重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不会活那么久。历史无情，思想不是实物，要传世十年八载也艰难。经济思想的传世机会比不上画作因为后者是值钱的实物，比不上小说或音乐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喜欢听同样的故事或曲调，比不上李白或苏东坡因为经济学者没有他们的文采。有创意而又有用途的足以传世的思想很难遇上。

有天时地利的协助

话得说回来，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希望自己的思想传世，他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遇上的更有利的时代与更有利的地方。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人类历史看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改革开放那么重要。

时来风送滕王阁，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该年写下自己第一篇给同胞们读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中语文章。从那时到今天，跟进中国的发展我没有中断过，用中文下笔写了几百万字。从来不敢说我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我的经济思想是肯定的。比西方的同事多看了一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经改初期，新奇古怪的现象天天有，每隔几天思如泉涌。这些不断的冲击使我为修改经济理论与概念的细节天天到处跑。不知就里的朋友说我放弃了学术，但结果是这本厚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

阿尔钦对我影响最大

如果要我举出一个对我的经济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人，那是非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莫属了。是阿师的教诲，一九六四年我蓦然惊觉，除了解释现象或行为，经济学的整体没有其他好去处。阿师看世界永远像小孩子那样看，对琐碎事物的提问永远本着小孩子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永远是浅得像一个脑子没有发育得好的人。我是因为答不出他的浅问题而知道做学问要从最简单的层面入手，然后一层一层地加上变化。

当年洛杉矶加大每年只有两个学期，我重复地听了阿尔钦七期。他从来不用讲稿，不分题材，极少在黑板上画些什么，只是行来行去地自言自语。只有一次他给同学们看一纸残破不堪的读物表，但几分钟后叫同学们不要读。每有同学问及某名家的大文时，他喜欢回应：你相信他说的吗？

是我之幸，聆听阿师之课时我已经选修了研究院教的所有理论课程，技术性的，成绩冠于同窗。我是因为有这样的准备但听不懂阿师的“浅说”才知道学问的真谛是另一回事。

际遇神奇学思考

想当年，在加大苦学之际，那里的经济系是最强的时期；后来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又是该校经济系的最强时期。我不是个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但这两家大学的大师都喜欢教我。没有其他学子，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外国去的，曾经有像我那么幸运的学经济的际遇。跟大师交往而学习与读他们的作品是两回事：前者我可以远为容易地学得他们怎样想。科斯曾经说我吸收了多位大师的思考、推理方法，不是仿效，而是占为己有。科斯又说我也学会了他的思考方法。就是历来少写文章的戴维德的思考方法我也学会了不少。

往事依稀。记得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时，某晚旁听赫舒拉发的课，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旁听了我那么多个学期，难道我的经济学你还没有学会吗？”我回应：“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写下的文章学会了。不断地听你的课是要知道你怎样想。”赫师显得很高兴。

可以这样说吧。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对古典与新古典的多家论著不仅读得熟，更为重要是得到多位大师的指导，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不足处也有了相当的体会。好比私下间从几位大师听到传统的公司理论一无是处，有时简直破口大骂，但在课堂上他们不会那样说。这样的学习经历，加上一九六九年回港度假时发觉自己学得的，对很多琐碎现象没有满意的解释，我于是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专注于在基础的理论与概念上作修改与加上变化。

这里要顺便一提。不少人认为我在经济学上的创意超凡，应该不对。我的所谓“原创”思想大部分是从师友的闲谈中“偷”回来的，虽然喜欢感谢来源，但往往感谢不了那么多。可幸的是，师友们没有一个介意我“盗”用他们的思想而大事发挥。我不是个先知先觉的人，但后知后觉得快，可以在几分钟内推到很多没有人想过的地方。可能因为有这种胡思乱想的本领，当年的师友喜欢跟我研讨。

不再读书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起我不再读他家之作。这行为八二年回港任教后多受批评，反映着中、西为学之道有别。在此之前的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人知道我选择不读不仅同意，且往往鼓励。他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认为我是个可以全面革新该传统的人选。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书永远读之无尽，求学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思想时可以不读最好不读。市场与非市场的不容易解释的琐碎现象无数，我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才可以把学会了的有无数问号的理论修改。我也察觉到虽然科斯因为解通了“外部性”的密码而名扬天下，但事前他没有听过外部性这回事！再者，以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为例，要是读过前人之说我不会想出自己的分析。

一九六九是四十五年前，那么久还在经济学打转的行内朋友中，读他家之作最少的应该是我：基本上我一概不读。这不是说我不知道经济学发生着些什么事。美国的朋友常有联系，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总要知会一下。

经济学的发展操之过急

于今回顾，西方经济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些问题。那时经济学的教职市场在美国大热，工作极为易找。好比一九六五年我还没有动笔写博士论文就有几家大学争着要。然而，在同一时期，数学与统计等科目没有教职市场，博士因而不值钱。但数学在硕士或博士后转攻经济，易过借火，只两年可拿得一份经济学助理教授之职。这导致数学家与统计学家转攻经济的人数急升。

说实话，不管是何等天才，两年学经济是不够的。经济学的公理或定律或函数关系容易写进方程式去，但概念的掌握与理论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在这个时期我见到马歇尔、鲁宾逊夫人、费雪等大师的经典论著没有人读，在课程的读物表上消失了。这些重要作品的内容被简化，以一些几何图表及简单的方程式处理，就算是教了。当年我认为那样简化马歇尔及费雪绝对是灾难。这些前辈的论著博大湛深，场面广阔，就是他们错的地方也教我们很多。

这里有一个原则同学们要记住：不重要的学术作品大可不读，但重要的要反复重读，读多遍。不要相信重要作品的简化阐释，因为作者究竟怎样想我们不可能从简化的阐释中学到。学经济，跟学任何推理性的学问一样，主要是学怎样想。同学可能是天才，但不懂得怎样想天才等同废物。思想的法门是需要学的。没有机会像我当年那样屡遇高人，反复重读他们的原作是可取的替代。

越战惹来学术灾难

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越战，对美国的学术发展是更大的灾难了。那时美国用征兵制，无端端地强迫青年放弃求学而到越南受苦，反对者当然无数。这带起不少美国的年轻人反对权势或反对权威的意识。不少大学的助理教授见大教授们的话事权与薪酬比他们高，而他们没有“终生雇用合约”，纷纷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他们问：“你们这些老头子连简单的方程式也不懂，怎么有权管我？”

以数文章多少、论学报高下为升职的准则是从那时搞起来的。这发展对经济学的祸害比其他学系为甚，因为懂得用数学方程式的远为容易发表经济学的文章。不是说数学于经济没有用处，但思想内容减少是一般的代价。我亲眼见到这个无聊的算文章多少的准则在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再十年进入了中国内地。是的，像戴维德那样的高人，在今天的香港及中国内地不可能找到教职！

师徒路线开始分离

回头说老师阿尔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他的思想路线跟我的开始分离。不是大家对世事的兴趣有别，而是处理的方法在一个重点上是分离了。

事缘一九六八年阿师造访芝大，我也在那里，师徒相得甚欢。某天共进午膳，我向他提出两个人一起抬石头下山的例子，二者皆要把重量推到对方去，是卸责的行为，不知在均衡点上二人合共抬石的重量怎样决定。跟着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其中再提及卸责（shirking），从而引进监管或交易费用。该文得到戴维德的赞赏，在行内有影响，但我自己不满意，因为“卸责”无从观察，难以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后来决定不再用。

过了几年，阿师与德姆塞茨合著了一篇解释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以“卸责”为主调。该文数易其稿，每次阿师都寄给我作建议。他知道我的立场，但卸责这个主调他不愿意改。阿、德二师的大文一九七二年在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大红大紫，后来成为该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博弈理论再兴起的原因

“卸责”这个火头扩散得快，带来了恐吓、勒索、敲诈等与卸责异曲同工的、在观察上无从确定的行为来解释世事，而一九七五年威廉姆森出版了他的《市场与等级》，以“机会主义”做主题，写了一部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字典，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无从验证。把数学方程式引进这不幸发展，结果是六十年代中期消逝了的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大事卷土重来。博弈理论也有道理，但因为无从验证，没有实证科学的解释力。

二〇一三年二月阿尔钦谢世后，一位朋友告诉我，老师谢世前几年认为他与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的。害死人，为什么他不早点这样说呢？他的“卸责”合作者德姆塞茨历来对解释现象没有兴趣。但阿师重视解释，重视假说验证。看不到则验不着，卸责、勒索等行为不能说是没有，但我们怎可以从观察上证实这些行为的存在与变化呢？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对“勒索”分析破口大骂，科斯在场，事后劝我客气一点。我不再说，走自己的路。

引进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斯密之失

今天回顾，我认为上述的不幸发展是源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处理过于困难。没有交易费用当然不会有卸责或勒索，机会主义想也不用想。但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极难处理，行为无从观察的术语就不断地出现了。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也转到博弈理论那边去。百多年来，或在近代历史中，人类互相残杀、自取灭亡的倾向明显，这跟斯密昔日提出的人类自私可使社会得益有着颇大的分离。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毁灭人类，我们要怎样处理二百多年前斯密忽略了的不幸发展呢？

我没有那么广阔的视野，以经济理论解释人类自取灭亡的行为，因为牵涉到的国际政治局限是在我所学之外了。但我认为，与其用博弈理论或机会主义来解释我们日常见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无从处理的现象，引进交易（包括制度或讯息）费用是可以走得通的路。不容易，但原则上交易费用可以量度，可以观察其变，可以验证的假说因而推得出来。

交易费用要到真实世界考察

这里的困难，是经济学者不容易——基本上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猜测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会是怎么样。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他们要不断地到街头巷尾跑，重视现象的细节，然后在这些细节的转变中找寻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困难吗？那当然，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在真实世界跑得多，琐碎的现象见得惯，久不久灵机一转，关于交易费用转变的规律会浮现出来，跟着以假说解释现象得心应手，自己有很大的痛快、满足感。在《经济解释》中我写下了很多示范例子，不是博弈理论那种故事虚构，而是世界的实例。

大事修改传统不变

解释威力之外，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有一个少人注意的要点。那是在推理的结构上我完全保持着斯密的古典与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把他们的分析修改了很多，也补充了不少，但基本上我的思想范畴还是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即是说，我坚守着传统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约束这三项原则，加上变化、补充与修改，但基本上是把这三个原则加强了。

我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阿尔钦给我的论文《佃农理论》的评价。他说：“不要沾沾自喜。你的佃农分析全部是传统的，半点新意也没有，只是你对这传统的掌握比此前分析佃农的胜了一筹。”这样看，斯密与马歇尔皆分析过佃农，皆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创立的传统的掌握有不足之处吧。当然，跟今天的《经济解释》相比，《佃农理论》属小儿科，反映着老人家数十年的不断耕耘是带来了可观的收获。

有好奇心才有利可图

我希望今天读经济的同学明白，虽然我的分析内容跟同学在课堂上学的是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其实我的是源于传统。这篇序言申述了我把这传统大事修改的来由，目的只一个：我要解释或推断世事。我知道好些从海外回归的后起之秀不会教这本《经济解释》，因为内容跟他们学得的格格不入。但同学们可以之作为课外读物。困难是《经济解释》不是一本可以随意翻阅一下就读得懂的书。要认真地读，有时一小段文字要思量、考虑很久。

对我自己来说，经济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每次想通一点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感。要不然，我不可能持续地思考半个世纪。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不一定可以多赚钱，因为思考的时间成本是放弃其他收入的代价，但如果算进趣味的价值，那么有好奇心的同学会感到，读这本书是有大利可图的。

——张五常 二〇一四年七月

《经济解释》的写作过程

二〇一四年按：经过四年多的修改与重写，《经济解释》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多万字。于今回顾，一九八九年写了十二期、因为母亲病倒而停笔的那段日子不算，从再动笔的二〇〇〇年到今天是十四年了，比斯密写《国富论》多了两年。《国富论》有多少个由作者本人处理的版本不易考究，因为不少是由外人处理的。我藏有斯氏本人还健在时出的第二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过八版，即是有系统地修改了七次。《原理》最初动笔是一八八一，初版一八九〇，最后第八版是一九二〇，由原来的七五零页增加到最后的八七零页。我的《经济解释》的修改是没有系统的，有小修，有大修，也有从头再写——乱七八糟，皆因今天以电脑修改与排版远比马前辈昔日容易。在本书的最后我会列出小修、大修与重写各卷的日期。

二〇一六年再按：因为过去两年还不断地在经济问题上思考，得到好些有趣而又重要的新意，所以决定把整本《经济解释》从头再修一次。本来打算再等一些时日才再修，因为还会有新思想无端端地在脑中浮现，但已经年逾八十，不应该再等。有原创性的思想，人的脑子不能刻意地启动，但一旦启动了则无从关闭！

屈指一算，《经济解释》的创作历程约十六年。

神州版序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初版于一八九〇，前后共八版，最后那版是一九二〇。这里说的“版”是指版次（edition），内容动过，不是印刷的次数。研究马氏思想的学者喜欢跟踪每版之别，要知道改了些什么，分析一下为什么马大师要那样改。

我的《经济解释》分三卷出版：卷一《科学说需求》（初版二〇〇一年五月）；卷二《供应的行为》（初版二〇〇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选择》（初版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此后的“版”，其实是“刷”，因为没有修改过。换言之，依马歇尔的传统看，我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这次修订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后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进或补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几翻新，我对经济解释的体会有了长进，尤其是对经济制度的体会，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订是大兴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较少，卷二比较多，而卷三会是更多的。考虑了长时日才作出这样的计划与策略，但写此“神州版序”时还没有动工。我要先写这个“序”，让自己的思维有个好开端，才逐句逐段逐页逐节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马歇尔的巨著，因为那是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学，是英国传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础。我的《经济解释》从这基础变化出来，改了很多，近于面目全非，但还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认为是改进了。这是个人之见，行内的朋友可能不这样看。同学们要找机会拜读马歇尔的原著，跟我这神州版的《经济解释》比较一下，判断一下我选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样想，到今天还是那条路。

一位朋友曾经说，我的经济学很正统，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说的应该对，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人家怎样发展他们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难道马歇尔的基础可以发展出近于互不相干的不同学派吗？还是四十年来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没有读马歇尔？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经济现象的推测上我比今天的主流准很多！不止此也，我对现象或行为的解释从来不管什么微观宏观，不管什么货币不货币，展示的变化与能耐跟分门别类的有大人与小孩之别（一笑）。这是从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通道走出来的学问玩意了。

推测 prediction 与解释 （explanation） 有事前事后之分，科学上是同一回事。推测 （或推断） 要有可以观察到的验证条件 （test conditions），要有约束行为的理论，验证条件有变则作别论。预测 （forecast） 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学们学会了经济解释，不用再学也懂得经济推断。

一九六九年起我决定走自己的路，少读甚至不读他家之作，喜欢独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个好学生，对传统的学得用心，深受师友的影响。古典经济学我重视斯密、李嘉图、密尔；新古典重视马歇尔、鲁宾逊夫人、费雪。六十年代影响我的师友主要是八个，一律重视马氏的传统。母校洛杉矶加大主要影响我的有四个：Armen A. Alchian（阿尔钦）、Robert E. Baldwin（鲍特文）、Karl Brunner（布鲁纳）、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发）。芝加哥大学主要影响我的也有四个，其实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维德）、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从求学际遇那方面看，我算是个天之骄子吧。

上述八位不仅重视斯密与马歇尔，也重视经济解释。事实上，从这本书开头引用的马歇尔的一段话看，马氏是个重视解释的人。根据马氏的回忆，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五年他经常到现场观察工业产出的运作。真实世界的观察，加上无与伦比的天赋，促成了《经济学原理》的诞生。弗里德曼说得对，马氏的经济学有内容！是指真实世界的内容吧。然而，以验证的方法作解释马氏很少尝试。事实上，英国当年的伟大经济学传统，对真实世界的考察很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作假说验证。作为后学，我是纯为验证假说的需要而修改前贤的理论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Arnold Plant 执着于真实世界的调查。此君影响了他的学生科斯。我自己对真实世界调查的执着，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响——认识他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而是来自老师阿尔钦的教诲。指导我写《佃农》时，在事实资料的引用上阿师没有放我一马，理由是他认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里的图书馆是我用过最好的，而任何书籍找不到，他们会很快地替我从其他图书馆借来。我于是在芝大的图书馆玩了几个月注脚追踪游戏，尤其是英国经济大师 A. C. Pigou （庇古）的论著。这游戏是见到某书的注脚说某事实资料来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说是来自哪里，就追溯哪里。得到的结果，是书中所说的所谓事实，大部分没有依凭，有些书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这样的观点：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的君子们。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书，选择某些认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观察，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开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开始跑工厂（主要是调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顶（主要是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这经验不仅使我对真实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认识，而更重要是察觉到自己苦功学得的经济理论，大部分不管用。数之不尽的真实现象找不到解释。怎么可能呢？当时行内的朋友一致认为我的价格理论有独到之处，曾经在芝大的研究院教过价格理论，怎可以连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也找不到解释？自然科学不可能有这样的尴尬。

当时得到的结论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把学得的理论大事修改，而这修改必须有真实世界现象的支持。在街头巷尾跑的收获甚丰，理论与概念逐步改进，只几年对解释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对当时的传统理论学得差不多，要发展自己的思想，继续街头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对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再没有怀疑。世界复杂，我把经济理论简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变化多而深入，因为那些所谓概念，其实是由人类行为的规律主宰的。至于那些分门别类的微观、宏观、货币理论等，原则一样——都是人类在局限下的选择行为的学问。微不足道的街头巷尾所见，扩大后可能是重要的宏观现象。真实世界的现象要知得多，因为理论的简化与概念的掌握，要不断地以不同的现象印证才可以学得怎样用。

说过了，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很麻烦，这种观察为时甚久，年逾古稀我还在继续。但我认为，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可以减少后学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应该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费了很多时间，左淘汰右淘汰，才获得剩下来的今天自己认为是可靠可用的理论及概念。

任何学问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经济解释也如是。有行家认为我的解释不是解释，倒过来，我也认为一些行家的解释不是解释。要选走我的路，还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创立自己的，同学们要自己考虑了。

同学们不要单学我的。在起初的阶段他家之说要跟进，但要快，仿佛落雨收柴。要记着，经济学的主要用场是解释世事，而世事的实情调查是很花时间的工夫，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时我逼着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学沉迷于某些原理或技术上的发展，惊觉到不管用时，可能已经老了。经济解释的困难不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准，大部分的所谓理论是废物。

《经济解释》集中在我个人认为大有用场的理论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笔墨解释一些行内普及的理论及概念为什么给我淘汰了。是一个老人家走过的路，同学们读《经济解释》是跟着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条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这是科学的本质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诺斯（Douglas C. North）、巴泽尔（Yoram Barzel）、麦基（John S. McGee）等同事认为我有本领全面革新经济理论，鼓励我那样做。当时大家对经济学的解释力不满意，但想不到后来行内引进的“解释”工具是六十年代大家放弃了的博弈理论。很不幸，博弈理论是无从以事实验证的。

一九八二年我离开华大，回港任教职，放眼神州的经济改革，转用中文动笔。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写《经济解释》，发表了十二期后母亲在街上跌倒重伤，停笔照顾母亲。二〇〇〇年在《苹果日报》续笔时，母亲谢世八年了。

八十年代起，科斯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愈来愈不满意，屡次要求我把自己的经济学在中国发展起来。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也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影响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出版后，传到网上去，下载装订阅读的内地同学无数。我知道那三卷本还可以大事改进，尤其是卷三《制度的选择》。二〇〇七年为科斯的邀请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初稿，对制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知道中国的发展教我很多。

就是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几年中，我的感受，是科斯希望我能以一夫之勇在中国推出他喜欢的经济学，从而把这学问反传到西方，可不是凭空想象或幻想。在神州大地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读者实在多，聪明的同学无数，而西方的学子也频频学起中文来了。

斯密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国富论》，今天还有读者。读者寿命长生不死的经济学论著只这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读者寿命长约一百一十年，了不起，中国的发展协助了马氏的大作。再数下去应该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一八九〇，一九六五之后读者依稀。那是七十五年。我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要从二〇〇〇年算起，如果到二〇七五年同学们还在读，科斯的愿望有机会实现。

写《经济解释》是追求真理的示范，能带起一些同学的兴趣是锦上添花。能否增加作者的收入，或声名，或传世机会，一律无关宏旨。是难得的际遇：当年结交的师友——从阿尔钦到布鲁纳到赫舒拉发到弗里德曼到施蒂格勒到科斯到戴维德到诺斯到巴泽尔——皆认为研究经济主要是真理追求。

——张五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原序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晚上，午夜思回，忍不住爬起床来，走到书桌前坐下，在稿纸上用英文写呀写的，写了几个小时。早上交给女秘书，隔行打字二十多页。我为这文稿起了一个名目：《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于今回顾，那应该是我今天要写的《经济解释》这本书的前身。

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文稿给几位专于价格理论的同事看。他们读后哗然，不约而同地说：“是这样简单的理论，为什么书本从来不是这样说？”书本怎样说是书本的事，要是我同意书本所说的，就用不着在午夜起来动笔了。历久以来，书本所说的市场供求关系及那所谓均衡点的市价，都是以十九世纪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剪刀”理论为依归的。做学生时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么压力而在“剪”什么，后来为人师表，教学生时自己还是不明白，胡乱地说一下，到后来要自己另寻分析。

华大的同事知道我历来敬仰马歇尔，但那文稿否定马氏的“剪刀”，问我对马氏是否改观了。我说对马氏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我的基础导师，但马氏对世事知得不够深入，理论有时拖泥带水，好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我认为马歇尔伟大，因为他的经济分析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其中有内容。一个顶级大师，综合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天分，创立了一个架构，让我这一辈有一个思想的轮廓。我在这架构的细节及内容上代为修改一下，是应该的吧。

对我影响很大的科斯（R. H. Coase）对马歇尔也是五体投地。马氏的巨著（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的不同版本的小差异，科斯皆了如指掌。然而，科斯反对功用（utility）的概念，反对长线（longrun）与短线（shortrun）的概念，反对均衡（equilibrium）与不均衡（disequilibrium）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经马歇尔发扬而变得家喻户晓的。欣赏、佩服、反对，在科学上是没有矛盾的。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文稿，华大一位同事把它谱入他写的课本中，说明是我的发明。一家美国出版商——Prentice Hall——的经济编辑读后，找到了我“文稿”的原文，带了合约来找我写一本经济学课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该出版商给我的条件优厚，且说明不用看大纲、不用评审，我要怎样写也可以。这是难得的际遇，但我说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因为石油问题及价格管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通胀急剧，而自己又有两个还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赚点钱是人之常情。我于是叫出版商把合约留下来，让我考虑一下。他要我先给他一个书名，我就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Economic Explanation（《经济解释》）。这本书我终于没有动笔。

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在经济学上算不上是一个重镇。奇怪的是，在那研究院里我主要的四位经济学老师——A. A. Alchian, J. Hirshleifer, K. Brunner, R. Baldwin——都着重于以假说（hypothesis）来解释现象或行为。当时，除了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外，只有洛杉矶加大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重点。

求学——学知识——也要论先入为主。当年在加大还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尔纳普（R. Carnap）在该校的哲学系教大学一年级的逻辑学，是关于科学验证的方法的。卡尔纳普是逻辑哲学大师，整个二十世纪无出其右! 我当时不知道，但见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嚷着要去听他的课，我就跟着去凑凑热闹了。一进课室，见到在人头涌涌的大堂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老头子。那是我们经济系的大教授K. Brunner。这使我意识到我是走进了一个金矿，于是用心地听起课来了。那是一九六〇年，当时卡尔纳普六十九岁。

“经济解释”这个名目，是从卡尔纳普的教诲想出来的。他的课替“解释”一词作了明确的阐释，屡次提到“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导，学问就是那样迷人。

顾名思义，“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毋庸讳言，在加大做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花了起码一半的时间研读“福利经济学”，写过一篇获奖但自己讨厌的文章。那是关于“好不好”的问题了。回港任职后，以中文下笔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作过多项建议。那是关于“怎么办”的问题了。明知不自量力，肯定自己半点影响力也没有，但还作点建议，谈谈价值观，是人之常情，用不着耿耿于怀的。引以为慰的，是自己历来都能把不同类的问题分清楚，在思维上没有混淆。

《经济解释》这本书，说的是关于“为什么？”。我认为经济学应该集中在这问题上，始于一九六三年。当时听了几个星期阿尔钦（Alchian）的课，就决定了在经济学术上自己要走的路。我认为只有在“为什么”这话题上可以作出一点贡献。路是选对了的。三十多年来，我对自己建议的“好不好”或“怎么办”的外间回应，漠不关心。要是我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奇怪，“经济解释”这个名目与我结了不解缘。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时的讲座就职演词，我选的题目是《经济解释》。二〇〇〇年北京出版的我的英语论著的中译结集，译者问及，我建议的名目又是《经济解释》。

这里动笔的《经济解释》，起于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上所写的专栏。写了十二期后，遇到当年的北京学运，而母亲又在街上跌倒，受了重伤，就停了下来，之后提不起劲再动笔。虽然只发表了十二期，但读者的反应显出那是我写过的最受欢迎的作品。之后十一年，要求我续笔的数以百计。可能是因为那十二期写得特别好。我衷心希望这次卷土重来，不会令读者失望。

先此声明，《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众所周知的经济学，不用我写出来吧。

不要误会，我绝对不会刻意地与众不同。我是因为要集中在解释世事上下笔，而逼着与众不同的。经济虽然是一门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以解释现象为出发点，但集中地那样下笔的经济学者不多。事实上，我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从朋友及老师那里学回来的。我的贡献是清除废物，然后把剩下来的重新组合。引用的实例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观察所得。我喜欢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世事。我认为世界复杂无比，不用简单的理论，能成功地解释世事的机会是零。

话虽如此，《经济解释》不容易读。这是因为若要真的解释世事，简单的理论往往要用得相当深。比方说，所有在中学选修经济的同学都知道的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整本《经济解释》差不多来来去去都是那样说，虽然“需求定律”这一词我只在“卷一”多用一点。变化多，要懂得很通透才真的可以用。所以读者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显浅不过的理念我可能因为重要而写上几千字。

这本书不容易读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选择题材，我不会见“难”而却步。题材的选择是以趣味性及重要性为依归，是深还是浅，我是不会考虑的。其二是我决定了一幅图表、一条方程式也不用。经济学鼻祖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完全不用图表，我为什么要用？他的书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巨著，仿效他是刻意高攀了。今天的困难是虽然不用图表，但什么曲线等名字还是要提及一下的。读过经济的同学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门外汉呢？没有见过什么曲线就当它们不存在算了。只读文字也会明白。不要因为某一节或某一章看不明白，就认为跟着而来的也不容易明白。某部分看不懂，跳到看得懂的地方吧。

《经济解释》既然发表于香港报摊上的刊物，当然是为一般读者下笔的了。这是斯密的伟大传统。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数学方程式多于文字的经济学，可不可以成功地“复古”。让我试试吧。

——张五常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

卷一：科学说需求

这些争议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这也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知道最鲁莽而又虚伪的，是那些公开声言让事实自作解释的理论家；或者无意识地，自己在幕后操纵事实的选择与组合，然后提出如下的推论：在这之后，所以这就是原因。

——马歇尔

第一章：科学的方法

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

我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想着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科学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很有意思。人为万物之灵，一点不错：我们脑子的发达，与其他生物相比，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感情的表达是艺术，理智的分析却是科学的需要。人的感情往往与理智混淆。这样，科学的推断可能被感情左右，弄得拖泥带水。另一方面，理智的分析可以点缀着一些情感，不混淆。是的，科学可以有艺术的美。

向美追寻是人之常情，所以科学也可以有艺术性，有艺术的美。但科学的本质可不是艺术，前者是以阐释现象为主旨。另一方面，人到底是人，不能冷若冰霜，半点感情也没有。因此，说某篇科学文章是一件艺术作品，是恭维的话了。问题是，仅仅是美而不能解释现象，是美中的不足，失却了科学的功能。科学家既然是人，我们不能期望他们是人类的例外，毫无感情，但感情是不可以在科学上滥用的。原则简单：科学著作可以将客观分析与主观感情结合、并用，但二者要分清楚。只要能这样做，科学文字倒可加上感情之词，点缀一下，减少枯燥，增加其可读性。

以经济学来说，主观感情与客观分析的清楚划分是比较困难的。不是不能做到，而是比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困难。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困难是，经济学者也是人，难免将自己的价值观混在一起，甚至以主观的喜恶作为科学上的结论。优秀的经济学者在分析时有忘我之能；这是一心二用的本领了。天生有所不逮者，是要多加锻炼的。

第一节：现象必有规律

我的书桌在窗旁。是深秋了。纱窗外，风摇翠竹。在人烟稠密的香港，窗外可以见到茂林修竹的环境不容易。杜甫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香港的人见不到这景象也相信，那是为什么？是深秋，这里的竹还绿得可爱，那又是为什么？今年的气温下降得较早，只不过十一月初，已寒气逼人。两个月前我在窗外还见到的蝴蝶，现在不知所终。但我知道，明年六月蝴蝶还会再来。我怎能这样肯定呢？

窗是向东的。我每天在晚间写作，没有在书桌旁见到太阳的上升，有好几年了。但我不用看见，也敢跟任何人打赌，早上我可以在书桌旁的窗外见到太阳。我见到海，知道海水是咸的，也知道潮水的高低与“月有阴晴圆缺”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我是钓鱼能手。见到海，我就想起钓鱼乐事。钓者负鱼，但却知道鱼的品性。月圆之夜，乌云盖天，是钓黄脚魶的大好时机。这是规律。

人的行为也有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是任何识者都会同意的。人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向窗外远眺，香港置地公司所建的置富花园的房屋，与政府所建的廉租的华富村，一左一右。后者比前者人烟稠密，任何人都会同意，不用调查了。在这些住宅区中较近我家的碧瑶湾，人口的密度比置富的还小一点。较高级的住宅，人口密度较低。这是规律。在更近的山坡上，木屋三三两两。这些木屋很简陋，是僭建的。僭建的房子没有地权，比有地权的房子简陋得多了。这也是规律。

是的，不管是大自然或是人为的现象，都有规律可循。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现象是完全没有规律的——虽然有些现象，其规律要深入研究才能发现。现象有规律，自古皆然。我们知其然，但不一定知其所以然。既知其然，就很想知其所以然，这是人的好奇心。我们要作解释，科学也就由此而起。

主观判断要客观认同

科学的形成是基于三个重要的信念，任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都要遵守。第一，凡是现象或行为，其存在是靠主观的判断，而大家不能在这主观上有分歧。我说太阳正在上升，是我个人的主观判断，要是你不同意，认为太阳正在下降，那么我和你就不可能一起科学地解释太阳的现象了。我看见的是花，你看见的也是花；我说下雨，你也同意雨在下着，是科学一般化的第一个条件。当然，世界上有一些人，什么也不同意。这些人非与科学绝缘不可。

奇怪的是，大家对主观现象的认同，是莫名其妙地容易达到一致的。一个现象，就算主观不同，同意这现象的存在也不困难。例如，有色盲的人，会同意某一种自己看不到的颜色的存在；失聪的人，听而不闻，不会否认有声音这回事。

主观的现象受到客观的认同、共信，是科学的一个基础。然而，有些主观的事不能为大众所认同，难以共信，所以这些事是科学以外的了。例如，中国昔日常提及的特异功能，信者言之凿凿，但不相信的更多。我在北京曾看过最有名的特异功能的表演，认为假得离谱，就不相信了。特异功能是科学以外的事，不仅因为我不相信，也不仅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而是因为没有人曾经严格地以考证的方法，使不信者信服。好比一些人相信上帝，另一些人不相信，而从来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存在。这不是说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没有意义，而是说宗教非科学。

现象规律必有原因

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前文提过的：所有被众所认同的现象，都是有迹可寻，有规律的。某些现象的规律，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发现或证实。经验告诉我们，现象的规律一向都是那样恒常不变，所以一个新现象的发现，虽然其规律不易找到，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会坚信这规律的存在，百折不挠地寻求。

为什么现象的规律是这样重要呢？答案是：假若现象的发生毫无规律，完全是随便或偶然（random）的，不可能知道与任何其他现象有联系，那么这现象就不可能被有系统地解释了。无迹可寻的现象，事前既无迹象，事后也没有根据，好像是耶稣升天似的，不能以逻辑推断。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毫无规律的现象。

这就带来第三个必需的信念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坚信任何事情的发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推测（不是预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假若我们推测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现象会产生，那么这现象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例如，苍蝇的飞行速度及不上飞机，但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在机舱内苍蝇可以向前飞。解释苍蝇在机舱内可以向前飞，与推断苍蝇在机舱外飞时不及飞机快，是用同一理论。假若苍蝇与飞机的速度毫无规律，又或是这二者的速度在不同情况下无法比较，那么我们就无从解释机内或机外的飞行现象，科学又从何说起呢？

主观的现象要被众所认同，须有固定的规律，而其发生或出现，是必有原因的。这些是科学的必需条件。

第二节：事实不能解释事实

在科学上，现象（phenomenon）、事实（fact）、行为（behavior）或观察所得（observation）是同一回事——虽然有些现象是不能用肉眼观察到的。

解释现象往往需要非事实的抽象理论。为什么事实的解释要牵涉到抽象的思想那方面去呢？答案是：事实的规律不能不言自明，自我解释。天下雨，天上一定有云——这是现象的规律——但雨的出现不能解释云的存在。小麦在泥土中生长——这是规律——但泥土不能解释小麦。权利界定带来经济繁荣——这也是规律——但繁荣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资产的权利界定；二者倒过来说，也没有解释力。事实的规律只可以使我们知其然，不能使我们知其所以然。

假若甲现象的发生会连带着乙现象的发生，而我们跟着说甲解释了乙，或乙解释了甲，我们会有两个困难。第一，世界上的现象规律何其多也。数之不尽的现象规律，如果真的能自我解释，那么在任何一门科学之内，理论汗牛充栋，各各不同，没有一般性的解释力。如果一个现象能解释另一个现象，那么只要现象的规律发现了，我们以为这规律有了自我解释，那么人的推理思想又有什么用场呢？第二，有规律的现象，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规律的表现可能会改变。例如，羽毛应该下降，但在风中可能上升。如果以风解释羽毛的上升，那么有风而石头不上升又怎样了？我们应该以什么原则来分门别类呢？我们要找的原则，是一个科学的原理或理论。我们可以说，科学的一个用途，是将现象分门别类，作有系统的安排。

布鲁纳（K. Brunner）说：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弗里德曼（M. Friedman）说：事实的规律是要被解释的。在经济学界内，说得最好的还是马歇尔（A. Marshall）：“这些争议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这也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知道最鲁莽而又虚伪的，是那些公开声言让事实自作解释的理论家；或者无意识地，自己在幕后操纵事实的选择与组合，然后提出如下的推论：在这之后，所以这就是原因。”

第三节：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

我们知道，同一件物品，在很高的山上其重量是会减少的。地心吸力的理论解释了这个现象。但在牛顿之前，人们会怎样想呢？我们知道在很高的山上，气温会下降，于是我们说，寒冷的温度，由于某些缘故，会使物体的重量减少。这是理论。要证明这理论是对的，我们把同样的物品拿到平地，把它放在冰冻的房内，衡量其重量，发觉重量没有减少，那么温度与重量之说就被推翻了。

下文将会解释，凡是有解释能力的理论，一定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refutable by facts），但却没有被事实推翻。以温度下降来解释物体重量减少这个理论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应不应该视之为错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假若我们不管其他情况，任何被事实推翻的理论看为是错，那么所有理论都是错了的。那不成。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可以挽救。以物体在高山的重量来说，温度下降之说被推翻了，但我们可以说，在高山上，不仅气温较低，风也较大。于是，我们再作实验，将同样的物品放在冰寒之室后，加上风扇，再衡量其重量。这一衡量，又发现那温度之说是被推翻了。

我们再接再厉，指出高山上的山坡是倾斜的。于是在有风扇的冰室内加上斜板，将物品安置在斜板上衡其重量，又发觉温度之说不可信。绝不气馁，我们继续指出高山的位置海拔上升。于是，我们耗巨资，将冰室高筑至云霄。终于，我们重复了高山上的情况，有冰寒，有风扇，有斜板，有高度，物体的重量果真少了，所以温度的理论是被证实了的。这个理论没有错，但却是一个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特殊理论也是理论，不过因为过于特殊，一般性的解释能力就谈不上。不是因为理论的内容不足，而是内容太多，以致内容稍为一改，理论就被推翻了。

过于特殊代价太大

任何科学理论，即使被事实推翻，我们总可多加条件来挽救的。但挽救理论是须付代价的。过大的代价不应该付。一个特殊得只能解释一个现象而完全不能伸展到其他现象去的理论，毫无一般性的功能，解释力小之又小，其代价是太大了。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可以挽救，也往往应该挽救，但不应该付出过大的代价。代价是否过大的衡量准则，是要基于一般解释力的大小。大小有程度之分。我们不应该见一个理论的解释力不够广泛就放弃它——今天不够广泛的理论，明天可能有较广泛解释力的取而代之，但在此之前，不够广泛的理论可能是最有用途的了。

世界上有真理，但没有不可以被更佳理论替代的理论。科学的进步，不是因为对的理论替代了错的，而是有较广泛解释力的，替代了较狭窄的。人的思想可以进步，今天认为是绝佳的，明天可能被更有用场的替代了。今天，我们还未能为人类的思想能力画上句号。二战以来的科学突飞猛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的思想所及可能永无止境。

一个特殊理论，若是特殊到只能解释一个现象——如上文所述的例子，只能解释某物体在高山上的重量——是站在科学理论的一个极端，完全不能一般化，用场极少。站在另一端，却是一般化得离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是错的“理论”。不可能错，因为没有内容。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套套逻辑（tautology）了。特殊理论内容太多了，而套套逻辑则没有内容。可取的理论，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之间。

套套逻辑可以空洞无物

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错。说得更严谨一点，套套逻辑不可能被想象为错！举一个例，假若我说：“四足动物有四只脚。”这怎可能错呢？句子内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即使我们花很大功夫也不可能想象到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是错的。在地球上、火星上它不会错，在宇宙任何地方它也不会错。这句话的一般性厉害，但内容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想破脑袋也知道是对的，但不知其内容。那是说，套套逻辑的内容是空洞的，半点解释能力也没有。

一般而言，套套逻辑不是“四足动物有四只脚”那么简单，那么一目了然。空泛而没有内容的，而又不可能错的“理论”多的是，很多时大学博士也不易察觉。且让我举些例子吧。

在经济学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然而，一个人抽烟或跳楼，却对自己有害。假若我们说抽烟或跳楼的行为，是因为“争取个人最大利益”，那就是套套逻辑了。在这假设下，任何行为都算在其内，以“争取个人最大利益”来“解释”抽烟或跳楼，不可能错，因为假设的本身是一般地包括了人的所有行为。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定义地、空泛地被解释了，整个经济学就没有什么内容。

举另一个例子。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为该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这位学者所试图考证的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没有内容，因为定义本身不容许有可以减低生产成本而又故意不减低的行为。弗里德曼（Friedman）对这位学者的考证工作，可圈可点地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当然会得到愚蠢的答案！”什么是愚蠢的问题呢？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的问题——或答案不可能是错的问题——就是愚蠢了。

是的，套套逻辑不一定肤浅，往往不是一目了然，有时饱学之士也看不出来。四十多年前，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拿到经济学博士衔，其论文获该校选为最杰出并颁以奖状。后来该论文出版成书，大事宣扬。阿尔钦（A. A. Alchian）读后写的书评更有名。阿氏精辟地指出，获奖的整篇论文都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没有内容。这书评使哈佛尴尬之极。试想，一个博士生的套套逻辑，可以使大名鼎鼎的哈佛经济学系的高手教授也看不出来，我们又怎可以低估这种逻辑的“高深”呢？

套套逻辑可以是重要概念

我说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没有内容，但并没有说这种言论不可能是重要的概念。事实上，很多重要的科学理论，是来自不可能错的套套逻辑提供的观点或概念的。套套逻辑有一点可取特色：它有极大的一般性。假若我们能把范围加以约束、收窄，有时可以促成一个有内容的——可能错的——理论，其解释能力之强，令人拍案。

在经济学内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例如上文所提及的“争取个人最大利益”与抽烟，把这二者天经地义地——好像下定义似的——混为一谈，是套套逻辑，没有内容；但如果我们能加进一些约束条件（即局限条件），使我们能推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多抽烟、少抽烟，或戒烟，那么理论就有内容，可以验证。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从套套逻辑变为大有用场的理论的例子，是货币学说中的币量理论。这理论的起点分明是套套逻辑：货币量（M）乘货币的流通速度（V），等于物品的价格（P）乘物品的成交量（Q）。这个 MV = PQ 的方程式不可能错，是因为前者（MV）与后者（PQ）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数量。既然不可能错，这方程式就成为一个定义，可以写为 MV ≡ PQ 了。很显然，这定义没有解释什么。然而，因为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角度，有启发力，如果能适当地加以约束，就变为重要的币量理论，大有解释力了。费雪（I. Fisher）、弗里德曼等学究天人，成功地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货币的流通速度（V）大致上是固定的，继而指出货币量（M）与价格（P）的连带关系。币量理论搞出千变万化，异彩纷呈，归根究底，还是源于一个套套逻辑的概念。

有人说，四十多年来在经济学大行其道的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是套套逻辑。我认为科斯定律大有用场，是因为识者可以技巧地加上约束，千变万化，推出不少具有解释现象能力的假说。同是套套逻辑，到了本领不同的人手上，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那些批评科斯定律是套套逻辑而置诸度外的人，不知天高地厚。至于科斯定律是什么，我们要到本书的卷四才详尽地分析。

我们可在特殊理论及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下些结论。特殊理论内容过多，只能特殊地解释一个现象，没有一般性的解释力。但特殊理论总要比完全没有理论好。凯塞尔（R. Kessel）说得好：“没有任何理论在手，什么辩论也胜不了。”只能解释一个现象，是比一个现象也解释不了优胜的，虽然可取的科学理论，必定有一般性；不然的话，理论多如现象，岂不是乱七八糟了？

另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广泛之极，不可能错，但如此一来，其内容就变得空洞，不着边际。套套逻辑的解释能力，比特殊理论还有所不如。但套套逻辑可以是重要的概念，可以有启发性，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认为套套逻辑内容空洞而置之不理，可能走了宝。我们不要放弃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要尝试加上约束或局限条件，为套套逻辑增加内容，希望能把“定义”变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

大有可取的、足以解释世事的理论，永远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开始，逐步地向中间发展的。

第四节：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

假若同学问：在整个科学方法的结构中，哪一点最重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理论的推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可以说，所有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主旨，是要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句子或言论来作推测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confirmed）了。前文说过，推测现象的发生与解释现象是同一回事。推测可能被现象推翻，但却没有被推翻，现象的发生证实了推测，那么这现象就算是被解释了。当然，一个现象可以有多个理论解释。我将会在下文谈及不同理论的取舍问题。

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能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既然不可能错，您可以被事实推翻呢？一个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一定要可以在想象中是错的。套套逻辑不可能错，连在想象中是错也不可能，所以没有解释力。除套套逻辑外，我们还可以指出其他四种情况，可使理论不能被事实推翻，因而废了理论的解释力。这些是本章第五节及第六节的内容。

可能被事实推翻是重要的。如果一个理论的推测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理论，找其他的；其二是附加条件以便挽救，但正如前文谈特殊理论时谈及，这挽救要付代价，而代价是不应过大的。今天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的理论，明天可能晚节不保——这是科学进步的过程。但今天还没有被推翻，今天有其用场。解释现象的用场是衡量理论的最重要准则。理论不应该以对或错来衡量。

验证含意的基础原则

以句子或言论作推测，是用可以被验证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为主。这些含意是由理论推出来的。逻辑上，含意的规则简单：假若A的发生含意着B的发生（A→B），那么B的不发生就含意着A的不发生（Not B→Not A）。这是最基本的验证方法。举个例：下雨（A），天上必有云（B），其含意是：没有云（Not B），必定没有雨（Not A）。如果没有云却有雨，那么下雨（A）必有云（B）的假说就被事实推翻了。

验证一个理论含意的方法，是以事实反证。这点重要。要验证下雨必定有云这个含意（验证A→B），是要以没有云就没有雨（Not B→Not A）的事实作反证。以没有雨就没有云（Not A→Not B）来验证，是一个常见的谬误，逻辑学称“否决前事的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A的发生含意着B的发生，A的不发生完全不含意着B会怎样。说没有A就没有B，是谬论，中此计的学者不少。例如，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A），所以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努力工作（B）。有些学者认为人不一定争取最大利益（Not A），所以在同样条件下每个人不一定努力工作（Not B）。这是谬论。

一九四六年，一个名为莱斯特（R. A. Lester）的经济学者，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他调查波士顿的私营运输公司雇用司机（驾驶员）的政策后，直指经济学大有名堂的“边际生产理论”是错了的（“边际”一词，过些时才阐释，这词于此不重要）。根据经济学的假设，每家私营企业会设法争取最高的利润，所以在雇用货车的驾驶员时，在边际上一个驾驶员的生产贡献所值会等于他的工资（这是“边际生产理论”的一个含意）。莱斯特遍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的主事人，发觉他们不知也不管“边际产量”何物，所以这定律是错了：驾驶员的工资，不会等于他们在边际上的生产价值的。这是上文所说的没有雨就没有云的谬误。莱斯特这篇文章触发了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大辩论，历时约二十年。

错的假设可以推出真理

我可以举一个有趣（但非事实）的例子，来说明“A→B，所以 Not A→Not B”这个谬误。话说有一群人，每个都是白痴，对世事茫然不解。经济学者却假设他们每个人明智地争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这些人都是白痴，所以这个经济假设显然是错了。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没有公路汽车经过，油站怎可以生存呢？但他们当中有几个同样的白痴，却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生存。事实上，他们是不知自己所为的。经济学者假设他们懂得怎样争取最大利益，显然是错了，但适者生存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错，却准确地推测了油站建在公路旁，行为于是被解释了。说他们不知所为，所以油站不会建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是谬论。

中国古代的天象学了不起，推测日蚀、月蚀的时刻很准确。这学问究竟为何我没有考究，但中国的孩子听过“天狗吃太阳”这个传说。以“天狗”这个假设来解释日蚀或月蚀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如果推测得准，没有被事实推翻，就不妨接受了。我们今天的日蚀、月蚀理论替代了中国古时的，不是因为今天的对而昨天的错，而是今天的有较大的一般性，可以多解释天体中的其他现象。说不定到了明天，今天的理论可能被证实是错了。套套逻辑是绝对的，但没有解释力。有解释力的理论可能错，更重要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不管是对还是错，有解释力的理论就是有用的理论。说没有天狗吃太阳，所以不能以此推测日蚀的发生，是谬论。我们要将问题分得一清二楚。

第五节：模糊不清与互相矛盾

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必然有被现象（事实）推翻的可能。这是实证科学的座右铭。我在前文不厌其详地提及，像套套逻辑那样的、不可能错的“理论”，因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没有解释力。然而，除了套套逻辑，还有四种情况会使一个理论免于被事实推翻的可能。这里先谈两种；下节谈余下两种。

首先要谈的，是我曾打趣地称之为“科斯第二定律”。在他那篇发表于一九六〇年的石破天惊的鸿文（世称“科斯定律”即源于此）中，科斯提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在此以前没有人明显地提出来的哲理。在千方百计地试行理解庇古（A. C. Pigou）的经济分析但总是不明所指之后，科斯写道：“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清楚证明是错的。”

清楚地可能错才能验证

是的，概念或分析模糊不清，不可能清楚地错，所以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一个先决条件是：理论的本身要清楚地显示有错的可能。“下雨有云”可能错（但从来没有错）；“春天开花”可能错（也从来未曾错过）。但假若我们不清楚什么是云，怎样才算是春天，对或错又从何说起呢？

在经济学上，模糊不清的概念多的是，无法以事实验证的理论——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的——层出不穷。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例子。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资本论》中的“资本”概念也模糊。后者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由费雪解释得清楚（见卷二《收入与成本》）。

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人试将事实加以验证。中国当年不验证不奇怪，但为什么西方的学者也没有将马氏的理论付诸验证呢？答案是：模糊不清的理论，是不能被验证的。很不幸，不可能错的理论，往往被一些盲目附从的人认为“不错就是绝对”。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理论，当然不是马克思独有。马氏之前的天才李嘉图（D. Ricardo）——此公对马氏影响甚大——就搞不清楚资本及成本的概念，以致他的工资与租值分析使后人看得不明不白。近代大师如奈特（F. H. Knight）——他有五个学生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也中了模糊不清之计。奈特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分为二，但我们想来想去也不知有什么分别。

凯恩斯的《通论》也是模糊不清，所以该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没有人敢夸言曾作验证。功用（utility）理论的鼻祖边沁（J. Bentham），主观地以功用为快乐，后人不知所指。近人阿尔钦问：“什么是功用？”也就成了名。边沁的功用理论模糊不清，不能被事实验证；但到了阿尔钦之后，验证功用理论的研究屡见不鲜。（作为阿师的入室弟子，我不用这概念作解释。是后话。）

互相矛盾没有意义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分析，不可能被清楚地证明是错，因而没有解释力。另一种不能被推翻的理论，是没有意义（meaningless）的那一种。没有意义并非空洞（不像套套逻辑），并非模糊不清，而是因为言论互相矛盾，在逻辑上前言不对后语（inconsistent），使人不知所指，无法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因而变得没有意义了。

举一些例子吧。假若我说：“一幅全白的墙壁有黑点。”这句话不空洞，也清楚之极。但“全白”与“黑点”互相矛盾，不能共存，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逻辑学可以证明，全白而又有黑点的墙壁，可以使人指鹿为马，说墙壁是上帝！（这逻辑推理不浅，因为是经济学之外的学问，这里不多花笔墨。）矛盾的言论可以有内容，可以很清楚，但不可能有意义。

在经济学上，矛盾百出的理论多的是。像套套逻辑那样，矛盾不一定轻易发觉。我的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前人的观点，指出前人之见屡有矛盾。例如：艾沙域（C. Issawi）的理论是基于每个人都要争取利益的，但他却写道：“在这文内我并不明显地假设：地主们不会对经济收益作出迅速的反应，不会意图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不是矛盾是什么？又例如，大师马歇尔分析佃农制度时，明知固定租金比佃农分成租金的收益大，却没有容许地主选取固定租金的制度——虽然马氏知道这两个制度是并存的。

诸如此类的矛盾分析，在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中往往见之。包莫尔（W. Baumol）说一个垄断企业并非争取最大利润，而是争取最高销售，但他的理论不容许企业放弃少许销售量来换取很大的利润。希克斯（J. Hicks）指出，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这个人对某些产品的需求可能下降。这没有错。但希氏在分析这问题时，所用的模式是一个只有两种产品的世界，而在这世界中，收入的增加是不会导致两种产品之一的需求量下降的。任何科学皆屡有矛盾的困难；经济学不例外。直接的矛盾不难发现，但间接的——那些经过一重或多重推断的——即使高人也往往避不了。

第六节：非事实与无限制

我重复地申述了“理论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的重要。我也指出套套逻辑，或模糊不清，或互相矛盾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最后还有两种没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其一是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其二是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

不能观察无从验证

假若我说：“天下雨，天上必有云。”在这句话之内，“雨”和“云”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但假若“雨”或“云”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并非事实，那么雨云之说就无从验证了。这其中包含着实证科学的一个不浅的哲理。凡是有解释力的推断，其考证方法必须有如下一类的含义：假若甲发生，乙就会跟着发生——而甲与乙皆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起码在原则上，不管考察费用多大，时日多久，甲与乙的存在是要可以被证实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遗传学里的基因理论，其含意起初难以事实验证，但后来还是证实了的。

问题是，正如前文所述，事实不能解释事实。甲的发生不能解释乙的发生。甲与乙的规律只可以用作证实某一个理论的含意。就算事实的种类再多，可以予取予携，而规律明显之极，它们也不能自作解释。所以，在另一方面，有解释力的理论往往起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申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后者就是云雨之说了。

工程不容易。一个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但事实不能自作解释，而抽象理论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可以说，从抽象推理到事实验证的微妙转折中，高手与庸材的本领会分得很清楚。

要附加条件挽救非事实的需求量

让我举个基本例子吧。在经济学上，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说：假若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对那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价格及其变动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却非事实！需求量是指消费者的欲望或意图的需求，是抽象之物，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需求定律本身不可能用事实验证。然而，这定律在经济学上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低能之辈，往往以市场的成交量做需求量。这是指鹿为马，当然错。正确的处理方法大为不同。我们要说：假若需求定律是对的话，那么依照逻辑推理，在某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而甲与乙都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这就是本身不可以被验证的需求定律所推出来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假若乙的不发生却有甲的发生，那么需求定律就大有问题——或需要附加其他情况，或算是被事实推翻了。假若“非乙”就一定“非甲”，需求定律没有被推翻，可以看为解释了甲与乙的规律。

是的，这样的推论及验证可以搞得高明、巧妙，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学上的美。需求定律的惊人解释力，在本书内我会不厌其详地示范。这里要申述的，是上述的附加的情况可多可少，千变万化。在科学方法上，附加的情况叫作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经济学称局限条件（constraints）。有时我们可以说，假若甲与乙的出现，或甲或乙的出现，会导致丙的出现。我们又或可以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与丙的出现，或乙或丙的出现。这些可变的观察（variables）可多可少，可以同时出现，或在几个或多个可能的观察上，其中之一或二或三会出现。这些都符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的规格。不论验证时所牵涉的现象多或少，一个限制是必需的。

无限制的例子

李俊慧同学要求澄清“无限制”的意思，那就让我举价格管制的例子吧。如果一种物品之价被政府管制在市价之下，传统的分析说排队轮购会出现，或搞人事关系会出现，或以武力决定胜负会出现……。这些可能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如果没有限制，我们不可能解释或推断价格管制会带来什么现象，即是我们无从解释价管带来的现象。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就是用以推断在价管下我们要怎样处理才能把竞争准则从“无限制”约束为“有限制”——见卷四第四章第三节。

均衡的阐释与物理学不同

假若我们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或丙或丁或戊等等的出现，好像永无止境似的，那么这个含意就不能被否定或推翻了。严谨地说，这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所谓不均衡（disequilibrium）的情况。有现象限制因而肯定，从而获得可能被否定的含意，叫作均衡（equilibrium）。

上述的均衡与不均衡的理念，与传统上大谈均衡理论的经济学者所用的不同。我认为在基础上他们错了。经济学传统说的均衡，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物理学的均衡，是指一个钟摆在止动时会停在中间，或一只鸡蛋在地上滚动后达到了一个不动的静止点，又或是一件不停的物体进入了一条轨道，有了规律。这种均衡是一些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经济学的均衡是另一回事。例如，经济学者说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相交点是均衡点。但世上没有需求曲线或供应曲线——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工具。那是说，没有经济学者，这些概念工具不会存在。同样，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或不均衡也只是概念，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不是现象或事实，是不可以观察到的。经济学者把物理学的均衡搬过来，但物理学的均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经济学者的误解往往把他们的分析弄得一团糟。

科斯当年同意我的均衡阐释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科斯和我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旅程中他和我辩论关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他认为均衡与不均衡皆空中楼阁，是废物，应该取缔。我同意空中楼阁这个观点，但认为均衡与不均衡在经济学上既然那样流行，作为概念我倒可以挽救一下。

我向科斯指出不均衡可以解作因为被推断的现象没有限制，理论因而缺少了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均衡则是指因为有限制而达到可以验证的理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无限制”与“有限制”的区别了。科斯当时同意这阐释可以挽救在经济学上应该是废物的均衡与不均衡。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明白而又同意这理念的经济学者，不及两掌之数。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or”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愈简单，就愈有说服力。天才的科学家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得令人折服。

第七节：理论的真实性

因为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以理论解释现象，在某程度上一定是抽象的。抽象的概念非事实。这引起不少人认为理论与真实（reality）脱了节，只是夸夸其谈，空泛之极，是没有用途的。“真实主义”（realism）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今天，这争论已平静下来，但我们还是应该澄清的。

“真实”有多种意义；若不搞清楚是哪方面的，争论就永无止境了。抽象的概念当然不是事实，要说“理论”并非真实是可以的。但有解释力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牵涉到事实的验证或推测那方面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有其真实性的。有好些理论，我们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例如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中的多种理论），所以怎样说也不过是一些游戏，与真实世界无关。

三种非真实我们接受

然而，有解释力的理论的非真实性，起码有四种意义，其中三种很肤浅。第一，理论本身必定有抽象的成分。说它非真实，当然是对的。但说它非真实所以没有解释力，却是错了。因为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没有抽象的起点，世事一般解释不了。第二，所有事实或观察的描述，一定要简化——这简化使事实变得非“真实”了。这是平平无奇的吹毛求疵的观点。以一个苹果为例吧。假若我们真的要详尽而全面地描述一个苹果是怎样的物品，我们穷举世的纸张也不可能办到。单是描述苹果的色素及形状——姑勿论其味道或所含的维生素——就难以丝毫不差！在吹毛求疵的要求下，天下间没有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然而，以这种办法来批评科学的考证——这种人有的是——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种非真实，也是由简化而起。世界很复杂；简化的假设（与思想上的抽象假设不同）是必需的。但这简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处理；取消这简化不会影响效果，无关宏旨，所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说假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其实不止此数，所以非真实），它们互相贸易会带来什么效果，等等。将两个国家改为三个或四个，其效果大致上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将二改为三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样，要研究这些特别的问题，二与三之别就不能置之不理，但另一些简化也是需要的。

验证或局限条件要有其真实性

最后一种“非真实”就不肤浅了。前文提及过的附加的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当然会因简化而变为不真实，但我们决不能视之为空中楼阁，当作是思想上的抽象而与真实的世界脱离了的。验证条件的假设一定要有迹可寻，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例如，作化学实验时需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清洁是一个验证条件），我们不能用一支肮脏的试管而假设它是清洁的。

在经济学上，验证条件通常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经济学并无“没有局限条件”的理论，正如其他科学理论，一定有验证条件的，否则就没有解释力了。假若我们说，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局限条件，可勉强称为一个假设），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要替这个含意作验证，我们一定要在交易费用微不足道的真实情况下入手。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假设不能与真实世界脱离。这也是说，除了无可避免的简化，验证条件一定要有其真实性。

我们于是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以抽象思想或概念为起点的科学理论，“非真实”是需要的，因为事实不能自作解释。“不可能太详尽”与“简化”——这些是容许的。但验证条件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却犯了大忌。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世事如棋局局新，要花上三几年才能在一些局限条件上得到一点基本的认识，是很普通的事。时光只解催人老，所以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往往要肯定问题的重要性，才敢将精力孤注一掷。

理论真实性的问题，经济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方法大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尴尬的谬误。那就是，假若我们说，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我们跟着可以说“没有乙就没有甲”，但却不可以说“没有甲就没有乙”。这后者的谬误，我们在前文谈过了。在那次大辩论中，不少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个逻辑学上的第一课，忘记了没有甲并没有说乙会怎样。那位调查波士顿运输公司的仁兄，认为甲这个假设非真实，就大做文章说乙会怎样。这种低能分析本来是不值得回应的，但科学的进步有点莫名其妙，众多学者的回应引起了大有裨益的辩论。

第八节：经济科学的方法

如果同学认为这一章有些地方不容易明白，不要耿耿于怀。科学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ce）牵涉到哲学上的逻辑学与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这些是近于人类文化历史上最湛深的学问了。虽然我曾拜于高人门下，所知却不多，而要深入浅出地写，词不一定达意。科学方法论本来精辟之极，但逻辑学的高人之间不一定互相同意，而科学的成就往往与此学问无关。不懂科学方法论的科学高人屈指难算；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的专家很少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逻辑学往往走向象牙塔的极端，其高妙处令人拜服，但要达到精辟之境，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障碍

从严谨哲学逻辑的角度看，我知的是粗枝大叶——我钻研这学问是五十年多前的事了。但科学的方法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抽象理论与真实世界的转接中的实证方法。这方面我知得比较多。本章的内容，是合并了哲学逻辑与实证转接，所以与一般书本上所谈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说到底，有实用性的科学，还是要走出象牙塔之外。

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验证的精神，对科学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同学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前文说过，本书是中国同学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西方好些民族更为重要。不要走进方法逻辑的牛角尖去，但大略的掌握是需要的。

经济与自然科学的同与不同处

经济解释是一门验证或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是也。性质上与自然科学相同，所用的科学方法一样。然而，内容的本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颇大的差别，科学方法的重点处理因而有不同之处。起于两方面。一方面，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由经济学者建造的，不能由研究的人操控，观察上的困难自成一家。另一方面，经济学是解释人类的行为，但经济学者也是人，于是无可避免地，某程度是解释自己。客观的判断是比自然科学困难了。

论方法，经济与自然科学的重点不同，主要在如下几方面。首先，我认为经济学不应该受到那么大的物理学的影响。前文提及，那所谓均衡与非均衡，在物理学是一个现象，是真实的，但经济学的均衡与非均衡只是概念，我解释过了。当然，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均衡与非均衡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市场现象。这是大错，很尴尬的。同学要注意，当我在《经济解释》中提到均衡，我的意思是有足够的约束，找到了可以被推翻的假说，不是说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均衡点。

我认为数学用于经济解释不重要，虽然今天的经济专业文章，用上的数学比物理还要多。除了物理，其他自然科学少用数。我不是说数学于经济没有用处，但数学可不是经济学。数学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凡是方程式拆得通的，逻辑一定对。然而，对的逻辑不一定有对的内容。有些人善于用方程式去想，我则认为是多了一个框框，左右着我善用的天马行空的思考方法。不用数，我的推理逻辑很少错。我认为同学们要多学数，但思想时要考虑自己的脑子在哪方面比较优胜。多加操练，不用数的思考比较容易来去纵横，想象力是胜了一筹的。

有一个常见的谬误。好些人认为用上数学或统计的方程式，推理或验证来得比较精确。这是不对的。量度是数字排列，而精确性的衡量是这排列的众所周知性。这是哲学的另一个话题，到分析交易费用时我会示范怎样处理。

其次，我没有从事过自然科学的假说验证，但经济解释的假说及验证，永远是从局限条件的变动入手，也即是从验证条件的变动入手了。说甲的出现含意着乙的出现，其实是说甲的变动会导致乙的变动。

推测与解释之别

说过了，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但有事前与事后之分。推测是先见到局限的变动而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出现；解释是见到现象的出现，而追溯是什么局限变动促成的。逻辑的结构一样，所以推测与解释相同。调查的处理程序不一样，哪一方比较困难不容易说。想想吧。见到一个现象，要解释，我们要追溯促成这现象的局限变动，但天下的局限变动无数，我们要选哪一项或哪几项的合并呢？追溯事前的局限变动需要有理论的指引，不容易。推测呢？我们见到局限变动了，于是用理论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发生。问题是，见到事前的局限变动不一定是稳定的，可以变后再变，推翻了本来是万无一失的推测。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时，是基于一些观察到而又认为是相当稳定的局限变动，但推中了还是要靠上苍保佑，这变动的稳定终于持续。

经济学者不够客观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关的重要话题。上述的事前推断或事后解释，协助的理论与概念的应用，要有足够的掌握。然而，我们见到的说是应用经济学的书，处理的方法是先提出一个理论，然后找真实世界的例子塞进去。基本上这是求对，违反了科学验证的主旨：求错但希望没有被事实推翻。说得再严谨一点，科学验证求的是refutability，即是理论或假说（hypothesis）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内地称“可证伪”是不大正确的。Refutable（可推翻）与testable（可验证）是同一回事。出发点不同，意向不同，我们不容易在这些“应用”书本中学得很多的。

最后要说的，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是简单哲理，今天的经济学频频违反，导致灾难性的发展。说甲的发生会引致乙的发生，要验证，甲与乙一定是要真有其事，起码在原则上可以看得到或摸得着。我们说过，理论的起点往往抽象，就是原则上也无从观察的变量存在。多个香炉多只鬼，无从观察或不是真有其物的变量我们要尽量避免。经过多年的探讨，因为无可避免我不能不接受的非真实的变量只一个：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只这一个，我的处理历尽千山万水。

纵观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无从观察的变量或行为数之不尽：博弈、动机、卸责、勒索、恐吓、隐瞒、偷懒、机会主义等。不是说没有这些事，但只有天晓得，实际上无从观察，无从量度，无从验证。看不到则验不着，但可以说故事，故事可以说得逻辑井然，听来可信。然而，无从验证的科学，是不能在事前作推断的。

结语：公理性科学的奇妙功能

“解释”一词有好几种意思。一个孩子逃学，可以作出一些故事来解释一番。远为严谨是历史学者解释史实，其佳者教我很多，但这些事后的解释通常无从验证。用验证或试行证“伪”的方法作解释，事前的推断与事后的解释，在性质上是同一回事。这种需要用事实验证的实证科学一般属公理性（axiomatic）或用武断的假设（postulate）。这方面与数学相同。跟数学截然不同的，是验证的本身一定是要基于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的转变。看不到则验不着——这是实证科学的座右铭，可惜今天的经济学者是频频忘记了。

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皆属公理性，操作的人不仅可以对现象或行为的发生作事后解释，也可以在事前作推断。这功能是源于事实或现象的发生必有规律，而这些规律容许从事者掌握着一些有惯性的要点，把这些惯性要点一般化，成为公理，引申到无数的行为或现象去。经济学的困难，是从事的人不相信这门学问可以解释自己的行为，更勿论社会整体的复杂现象了。他们于是把公理分为多项，理论无数，术语繁多，复杂离奇。

我坚信解释复杂的世事要用简单的理论处理。数十年来，我不断地作琐碎的世事观察，印证于理论，逐步把理论简化，到今天余下来的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上只有需求定律。这定律可以作为公理看。把这公理深入一点看，成本的概念不可缺。引进社会，复杂的竞争含意不能避免。这些组合起来，经济学的整体，不可或缺的公理或理论只有三项：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这三项，在全五卷的《经济解释》中我会反复地申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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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 Gordon, “Operational Proposi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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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 Hempel,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Prentice-Hall, 1966.

第二章：自私的武断假设

我们知道自私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这个观点中国的老子先于斯密，而资源稀缺需要有制度的约束可见于韩非子的言论。另一方面，分工合作可以增加产量中国的古人早就知道。然而，通过市场来体现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利却是斯密首先以巨著来大论的。这促成西方的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表过两本重要的书：其一是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其二是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前者论博爱，后者说自私。骤眼看二者有点互相矛盾。其实没有，而弄清楚前、后二者的来龙去脉不仅让我们能较为深入地理解为什么近四十年来经济学出现了悲剧性的发展，也让我们意识到西方的科学发展是有着令人拜服的层面。

第一节：从斯密到达尔文到道金斯

《道德》一书论博爱，主要是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这是关于哲学上的伦理问题。整本书，斯前辈是凭个人的细致观察，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增加，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减少。大致上，斯前辈是说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可以靠道德上的博爱或同情心而生存，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博爱会下降，要生存就不能不自私了。

当年读《道德》，我想到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后人写下的《大同与小康》。“小康”是说人类“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致上，斯密的《道德》一书说是可以的。然而，转到孔夫子高举的“大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斯密的观点是人多不成。后者是《国富论》的观点，而斯前辈的伟大贡献，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可以带来国富。从我们孔夫子的角度看，斯前辈是说天下为家可以，天下为公不成。

从自私到看不见的手

在十七年后的《国富论》中，博爱与同情心斯密再不讨论，而是转到自私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他写下这样的名言：

很多时候，一个人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使对方知道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获得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这无疑是至理名言。可惜很少人注意到，更重要是这些话之前斯密说的另一句话：“在文明的社会中，一个人永远需要跟很多人一起合作，但在整个生命中他能得到的友情却寥寥无几。”是的，斯氏认为在社会中，一个人不能依靠他人的仁慈之心来生存，可幸每个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却会给大家带来利益。那有名的“看不见的手”于是存在：

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斯密为何那样看

这就带到本节要说的最重要一点。斯密说的人类自私可不是说天生自私，而是为了生存不能不自私。关键之处是在社会中每个人得到的友情寥寥无几，但为了生存却需要多人一起合作。正如我们在市场购买任何物品，一律是多人分工合作的结果。斯密非常重视分工合作这个现象，认为是国富的主要原因。这可见在《国富论》中，他一起笔就以一间制针工厂为例，指出在针厂内分工合作的产量会比每个人独自制针的产量高出几百倍！工人之间可以互不相识，没有友情，但各为私利而从事，大家皆可获巨利。事实上，不仅是那家工厂，整个市场斯密皆如是看。他有一句名言：“分工产出的程度是被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换言之，斯密说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那是源于分工合作的需要，而一个人不可能跟那么多的人结交为可以互爱互助的朋友。

这就带到本节要说的最重要一点。斯密说的人类自私可不是说天生自私，而是为了生存不能不自私。关键之处是在社会中每个人得到的友情寥寥无几，但为了生存却需要多人一起合作。正如我们在市场购买任何物品，一律是多人分工合作的结果。斯密非常重视分工合作这个现象，认为是国富的主要原因。这可见在《国富论》中，他一起笔就以一间制针工厂为例，指出在针厂内分工合作的产量会比每个人独自制针的产量高出几百倍！工人之间可以互不相识，没有友情，但各为私利而从事，大家皆可获巨利。事实上，不仅是那家工厂，整个市场斯密皆如是看。他有一句名言：“分工产出的程度是被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换言之，斯密说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那是源于分工合作的需要，而一个人不可能跟那么多的人结交为可以互爱互助的朋友。

我们知道自私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这个观点中国的老子先于斯密，而资源稀缺需要有制度的约束可见于韩非子的言论。另一方面，分工合作可以增加产量，中国的古人早就知道。然而，通过市场来体现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利却是斯密首

先以巨著来大论的。这促成西方的经济学的发展。我们要知道斯密生长在欧洲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十八世纪，而中国当时还是以家庭为主要的生产单位，论孝道，讲服从。不是说昔日中国的家庭经济没有分工合作，而是这合作远没有工厂那么夸张。英国昔日的工业革命是指从家庭产出搬到工厂那边去，主要是源于两项重要的纺织机的发明，使该机变为庞大，家庭放不下。工厂跟着出现，而其他产品也跟着工厂化。

斯密当年是凭观察世事而推出他的《国富论》。工厂有那么多的人一起操作，往往互不相识，靠博爱或同情心而生存显然不管用。各自为战而又互相合作不能不基于自私自利，但那是为了生存，不适者淘汰，于是使自私的人成为适者。事实上，整本《国富论》都含蓄地引用着适者生存的思维。尤其是斯前辈在讨论农地的使用制度的演变中，他明确地推测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会逐步替代效率欠佳的制度。虽然在史实上，他的推断因为观察出错而错了，但在逻辑上适者生存的论调是可取的。斯密伟大，因为他的思想是源于世界的观察。

今天回顾人类的经济思想史，我认为经济学没有在中国有系统地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炎黄子孙忽略了分工合作产出然后通过市场交易会带来巨利。中国的古人虽然知道分工合作可以增产，知道市场运作的功能，可惜在家庭产出下这些不够夸张，发展不出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拿开斯密，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经济学水平是明显地高于与斯密同期的在欧洲的重农派与重商派。这可见一个重要思想范畴的发展，可能只源于一些简单的观察。作为炎黄子孙研究经济学

逾半个世纪，我走斯前辈的路，从细心观察世事入手，重视夸张的现象，说不定可以挽回败局！

达尔文的天才与失误

斯密的适者生存的思维明显地影响了后来的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后者在他的多本论著中常常用上“生命的经济”（economy of life）这一词。然而，一九六一年做本科生我选修一科《生命的起源》时，教授说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之见被认为是错，除非适者的定义是从某些基因的顽固存在看。达氏当年不知道有基因这回事。

另一个今天看是相当严重的失误，是达尔文当年没有机会考察过很多的生物遭淘汰的证据，以为遭淘汰的一律是不适者。这也是源于斯密的思维。在斯前辈的《国富论》中，我们见不到制度的安排会转向劣质或无效率那方向走。适者生存不容许人类毁灭自己。然而，单是在我们见到的二十世纪，人类有两次互相残杀的世界大战，有多种祸害民生的宗教与主义，有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的发明，而在中国有死人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适者生存怎可以出现这些悲剧呢？

如果我们把自私看为适者生存的后果——斯密是这样看——人类不会毁灭自己。但如果自私是天生使然，那么人类毁灭自己的可能性存在。《国富论》发表刚好二百年后的一九七六，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题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这本书博大湛深，非常重要。该书说所有动物都天生有自私的基因，从各种动物的行为引用的实例不仅多，而且很有说服力。

我的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教我时就对人类的灾难经济（the economics of disasters）有兴趣，读了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就转向“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那方面去，悲观地看世界。后来在二〇〇一年赫师出版《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那是博弈理论了。

第二节：经济解释的选择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者对自私的看法，以及我这本《经济解释》选用的自私概念。斯前辈看到的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可惜这观点不能推出人类会互相残杀或毁灭自己的行为。然而，阿尔钦一九五〇年发表的《自然淘汰与经济理论》是重要文章，解释市场现象有重要贡献，我不仅常用，而且在卷四把这自然淘汰带到“适者均衡”这个重要概念去。换言之，斯密的自然淘汰不能解释人类互相残杀，但解释市场现象却有其可取处。

道金斯提出的自私基因与新古典经济学今天采用的自私的武断假设，皆容许人类互相残杀，自我毁灭。我选用后者这个武断假设，因为逻辑上后者较为容易地让我们把局限引进分析中。这样处理，我们不需要采用无从验证的博弈理论，但需要在整个经济理论的架构中让出很多空位，好叫我们能把交易或制度费用放进去。为此，我花了数十年时间把经济理论的整体简化为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个基础。成功的，也很好用，虽然这里那里我还会略说一下经济理论的其他细节。换言之，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来解释人类互相残杀的悲剧，可以验证，用不着推到无从验证的博弈理论那边去。

以武断的方法处理自私

经济学有多种。我在《经济解释》处理的是从自然科学引用过来的以事实验证为准则的那一种。这是以一些武断的假设来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或理论。看不到则验不着，无从观察的术语或变量当然是愈少愈好。过后可见，我不能不接受的无从观察的变量只有“需求量”。

“自私”要怎样处理呢？不可或缺，但我不要从斯密的适者生存看，也不要从道金斯的自私基因看。我只是接受李嘉图（D. Ricardo）、密尔（J. S. Mill）等前辈的古典传统，以及马歇尔（A. Marshall）等前辈的新古典传统，把自私作为一个武断的假设（postulate）处理。所谓“武断”，是说在起步的基础上大家不要争论。这是走上自然科学的路。基于这假设，人类的互相残杀或自我毁灭或悲剧性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我的处理是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容易，但可以解释人类的不幸。道理其实简单：如果我们能以交易费用（包括讯息或制度费用）这项局限的转变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欺骗，我们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来解释人类的自私可以带来的其他的不幸。

要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互相残杀或毁灭自己当然不容易，而我不敢说这本书会提供完整的答案。但从我知道的经济学看，除了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这门学问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人类自己弄出来的不幸。再者，巨大的灾难显然不能以我们日常见到的交易费用作解释。我们要引进“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我会把租值消散归纳在广义的交易费用之内。

在我之前，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是我们不容易把交易或制度费用放进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学的传统历来漠视交易费用。我们怎样才能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放进去呢？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思考，我采用的方法是把传统的理论大手简化，余下来不可不用的只有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个基础。因为理论简单，空出来的位置多，交易费用这项复杂的局限可以较为容易地放进去。

从解释行为或现象那方面看，武断的自私与基因的自私相同。另一方面，自然淘汰这个理念依然重要，因为可以看出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结果。在这本书我会频频用上自然淘汰这个理念。以自私——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作为一个武断的假设，重点是要加上其他原则来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然后看看能否通过验证那一关。验证能过关当然重要，而同样重要是这假设要一般性地遵守。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换言之，捐钱、博爱、同情心，以至互相残杀，都是以这个武断的自私假设为出发点。关键是我们要怎样放进局限的转变。是的，我们可以从局限的转变中推断一个自私的人会变得博爱起来。

第三节：经济学的起点

让我们慢下来，从头说经济学理论的大概结构。

任何辩论必然有一个起点，科学不例外。假若我们在起点上有争议，科学就难以成事了。所以在科学发展中，参与的人要遵守一个大家不言自明的规则：凡指明是基础或是武

断性的假设（postulate），或是公理（axiom），大家都不在这基础上争论。不是说每个人要衷心同意这些假设或公理。是否认同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意不在起点上有争议。科学辩证的规则是：“且不要反对我在理论上必须有的起点，让我从这起点以逻辑推出一套理论，有了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有了内容，到那时，你要反对才有所依凭。如果可以验证的含意被事实无情地推翻了，那我就不能不考虑我的基础假设是错了。”

说起来，那些不容许有争议的基础假设或公理，可能近于无稽，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在数学上一个重要假设是这样说的：“假若一加一等于一个数字，这数字叫作二；又假若二加一等于另一个数字，这数字叫作三……”听起来有点傻气。但没有这个基础的假设，我们无从知道一至二之间不可能有另一个数字。要是我们在这基础上有争议，互不让步，那么数学的理论就不能发展起来了。

举另一个例子。在几何学上，一条直线的定义是两点之间的最近距离。有点难以接受，但远不及“一点”的基础假设来得抽象，仿佛是说笑似的。几何学指明：“一点是不可以量度的！”一点既不能量度，怎会有可以量度的直线呢？但基于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起点，几何学使人类在古代建造了金字塔（虽然这些基础假设当时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可以这样看：近于无稽的基础假设，可以导致令人叹为观止的学问。

过后我会把经济学的几个不可或缺的公理或基础假设，综合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即是需求定律，拆开来细看这些基础假设会帮助同学们得到较为正确的理解。

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individual）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是说，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作为起点来分析。说什么宏观经济、社会福利，或什么政府策划，都一定要以个体或个人为分析单位。

经济学没有以集体为起点的理论。无论观点是怎样的“宏”，不管分析的起点有没有提及，不基于个人为起点的，都不是可取的经济理论。这是说，分析宏观经济必然以个人为起点——我这本《经济解释》将会说没有宏观经济学这回事！当然，以集体或整个社会为起点的经济理论是有的，但这些脱离了基础。我们久不久听到什么宏观比微观重要等言论，是一些在经济学上没有基础的人才会说。宏观只不过是以个人为单位加起来的，其组合有或大或小之分。在现代的经济学中，宏观与微观之别，有些学者不按组合的程度，而是以重视货币与否为依归。好些经济现象需要宏观，但不需要有特别处理的宏观经济学。

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是不论男女，无分长幼，也不管某些人的神经是否有毛病。不管某甲是天才，某乙是蠢材，我们一视同仁地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而“个人”者，是任何有观察力的人都可以鉴辨的。同样重要的是，凡是基础上的假设，是不能朝令夕改的。“个人”的假设不例外。我们不可以将一些问题以个人为起点，而另一些问题却以集体为起点。当然，好些问题是关乎集体而非个人的，但分析那集体问题时，还是要由个人为起点。

个人作选择是武断基础

为什么“个人”是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所有取舍或选择都是由个人做主的。集体的取舍，是由个人的取舍集合而成。那是说，即使一个人在极权的政制下失却了自由——被形势所迫而没有自由——这个人还是作了不自由的选择。换句话说，天下间没有绝对的不自由，也没有绝对的自由；选择一定有局限的约束，而这选择是由个人做主的。

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作决定，作取舍。决定就是选择。这其中有一个不浅的哲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我们说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假设人会作选择。究竟在事实上人的任何行为是否因选择而起，抑或是漫无目的、盲目而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贯地遵守这个假设或公理。

“人会作选择”是经济学上的“惯例”（convention）。这惯例与其他自然科学的不同。解释物体的现象时，物理学家不会说物体的行为是物体自己选择的结果。原则上，如果物理学要说物体自作选择，也无不可，但物理学家没有这样做。任何科学都有其固定不变的起点，而这起点是不容争议的。经济学的“个人作选择”的假设，接受的人多了，所有的经济问题就成为选择的问题。经济学最重要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被称为选择理论（choice theory），是有其因。

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推测的。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

行为，都是基于个人作出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这是公理，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第四节：理论要约束行为

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同样重要的是，要推测行为，科学的理论一定要对行为加上约束。假若行为完全没有约束，忽左忽右，像无定向的风那样，任何推测都不会错，那么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推翻了。

行为一定要有约束，比如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向左而不会向右。这样，行为才可以被推断、被解释。当然，指明是向右的，但也可能会向左。有解释力的理论，是可能会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解释过了。约束行为会增加理论被推翻的可能。约束愈多，行为的推断就愈精确，但如此一来，被推翻的可能性就愈大。所以科学是冒险游戏。对行为的约束力愈大愈妙，但绝不可伸展到被推翻的领域中。科学高手会胆大心细，作大胆的假设，细心的体会，把约束行为的武断推到仅仅不被推翻的边沿去。

行为一定要有约束，比如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向左而不会向右。这样，行为才可以被推断、被解释。当然，指明是向右的，但也可能会向左。有解释力的理论，是可能会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解释过了。约束行为会增加理论被推翻的可能。约束愈多，行为的推断就愈精确，但如此一来，被推翻的可能性就愈大。所以科学是冒险游戏。对行为的约束力愈大愈妙，但绝不可伸展到被推翻的领域中。科学高手会胆大心细，作大胆的假设，细心的体会，把约束行为的武断推到仅仅不被推翻的边沿去。

说人会一贯地作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经济学的第一个假设——已是一个约束。这样说还须补充：由于约束力尚嫌不足，我们要加上其他重要的约束。这就带到本章开头两节提到的自私的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这就是前文提出的每个人会

一贯地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过后可见，局限的基本概念就是成本。不肤浅，我们要到卷二才深入地分析。而局限转变人的行为会怎样变，其主要的规律约束是需求定律，也不容易，我们会在本卷第五章分析。

局限转变为何重要

基础假设不容许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却无关宏旨：重要的不是人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问题来了，假若我们说欺骗、捐钱等等都是自私的行为，岂不是任何行为都可被“自私”解释了，以致不能被事实或任何行为推翻？说是约束行为，但到头来却毫无约束，那又怎可以自圆其说呢？这问题问得好。答案是：假若我们随意说任何行为都是自私，像套套逻辑那样不可能错，那么这自私的假设就会变得没有内容，空空如也，没有用场。但假若我能指明一些局限条件，用以指定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因自私而作某种选择，而这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某一种行为的必然转变，那又另作别论了。

例如，无缘无故的捐钱，帮助朋友，与自私扯不上关系，是解释不了的。但假若我们说，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捐钱的成本比较低，或利益比较高，那么捐钱的行为会增加。这样，自私这个假设就变得大有用场。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三十多年前，邓朴方到香港募捐，一举而得捐款港币五千万元。但我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本领。要是捐钱的人纯是为捐钱而捐钱，那么姑且不论我的儿子的不济，他们又何必隆重其事，何不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将支票寄到慈善机构去？或者说，“无名氏”的捐者有的是。但在捐款可免税的情形下，为什么会增加捐钱的行为呢？“恻隐之心”这一词是怎样来的？相信好有好报的“因果”之说从何而起？

不容许例外行为

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人会相信因果报应，会谈仁义道德？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人会有较大的恻隐之心？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为名而乐善好施呢？我很欣赏像邵逸夫那样的人，对教育的捐助不遗余力——将一所大学的建筑物命名为“邵逸夫堂”是应该而适合的。说邵氏的捐钱是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毫无贬低之意；要是我有他的财富，我不会像他那样慷慨。但假若我们放弃了自私的假设，经济学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解释邵逸夫捐钱给大学，不是随便而是有选择性的。行为不是漫无目的，捐钱的行为不例外。

假若我们容许例外的存在，那么任何难以解释的现象都可作例外来处理，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或行为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下来，溃不成军，什么解释力也没有。

困难的所在，不是自私这个假设是对还是错，而是要指出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图私利会引致欺骗与捐钱这两种不同行为的并存。我在第一章内说过，局限条件的审核与界定，是经济学上最费心思的事。很多关于人的行为，我们在今天还没有满意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什么都有好答案的科学是会寿终正寝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局限条件的认识不足。

第五节：结论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争议。而以这假设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否可取，要看这个及其他附带的假设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再客观地以事实验证。在这个科学辩证的游戏中，因为逻辑的规限，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以致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

这样处理，自私的假设确是有惊人的解释力。将来某些天才可能创出另一个假设来代替自私，而又比自私这个假设更有用场。今天，我们未有较好的选择，所以不能不墨守这个自私的假设而成规了。这不是顽固，而是科学方法划定下来的规则。

假若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不能更改，那么一个基于人的自私可以被更改的“主义”，其制度政策会失败。这是昔日中国的经验。今天的世界，相信“无私主义”的人愈来愈少，但还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假若人的自私本质真的可以被更改，而改造者又有上帝之能，会将人改造成怎样的呢？说人可以被改为不自私并没有说人应该是怎样的。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人？我不知道读者有什么高见。我自己的直觉是，即使一个人毫无自私之心而像天使那样，这个人会比自私的人恐怖。

“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一丝可取的含意：挟带私逃、私相授受、自私自利，等等，皆有贬义，而大公无私则是正面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神州大地有了长进，“私”营企业称作“民”营，但“私”字还是不便用。西方呢？“Private”一词受到尊重。为什么跟中国的文化有那么大的分别我没有考究。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除了译作“私”，“private”还有其他译法。说过了，这里说的“自私”是“局限于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简称，是个假设，毫无价值观，是好是坏无关宏旨也。

参考文献

A.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nburgh, 1759.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C. R.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John Murray, 1859.

A.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

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都是竞争形式。道理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必定存在。

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基本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指出一些约束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有变，行为也就随之而变。为了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怎会是“错”或被推翻呢？对这些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令人叹服。

第二章我们谈及两个基础假设：（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二）在局限约束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这些我们将于第四及第五章分析。这里我们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city）与竞争（competition）这两个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

第一节：物品的定义

“物品”一词是从英语“goods”这个词翻过来的。这词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可爱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皆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有胜于无与多胜于少

物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 goods）。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这定义中的“胜”，是客观的。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选的那份是三两，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无关宏旨。因此，“胜”在这里没有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优胜的。

在所有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空气于是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气就变得很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鲜空气再也不是一种免费物品，而是一种经济物品。

第二节：什么是缺乏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那是说，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不足够”从何而定？假若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真的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当然是足够了。这样，清风与明月只能是免费物品——虽然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中，清风难得，明月可贵，这些早已成为经济物品了。说得严格一点，所谓不足够，其供应量的多少不一定有关系。例如，好的鸡蛋比坏的多，但好的不足而坏的却有余。好的鸡蛋人们需求甚殷，故此不足；坏的呢，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没有需求，所以有余。

物品没有需求，天下不会有“有胜于无”这回事；而若非供应有限，多胜于少就谈不上。缺乏是因为在需求下，供应有限而引起的。人的需求量增加，再多（但仍有限）的供应也会愈形缺乏；人的需求量减少，有限的供应可能被认为是不缺乏的。那是说，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

经济物品必有代价

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既然多胜于少，人们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一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不能算是多胜于少——逻辑不容许我们反对这观点。因此，凡是有人愿意付出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那就是经济物品了。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是价格（price）。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或cost）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没有价格的物品也可能是经济物品，它们是缺乏的——既然缺乏（人们需要多一点），代价也就无可避免。

第三节：竞争的本质

在鲁滨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他野兽跟鲁滨逊竞争、抢食，但那里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滨逊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要减少休息；为了多伐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滨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也要在选择中作取舍。不同的是：鲁滨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经济学难于社会有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着实肤浅。我们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鲁滨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试想，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等问题了。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里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滨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的趣味因为有社会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鲁滨逊的一人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随着这推理的演进看吧。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他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僧多粥少，竞争于是无可避免。竞争的定义，是指对一种经济物品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在我们生存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愈来愈少了。

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社会罕有

在社会中，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不容易找到，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而知一二。记得六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取得电影院派出的、有关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众多同学争着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过了几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影踪，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知道的在社会中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的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五十年没有见面，不知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另一个人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里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论及垄断及专利权时，说没有竞争。然而，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了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都是竞争形式。道理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因为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风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风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在卷四我会申述，约束竞争的安排是合约安排，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产权制度。这是后话。

产权与竞争意义相同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辨，这些规则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做到。这是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我会过后才细说。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稍为有别。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品与房地产的共同处，是二者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阿尔钦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词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到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性的竞争概念，学经济不能有大成。

第五节：竞争准则的含意

在田径赛中，速度的快慢决定谁胜谁负。速度是田径赛决定谁是优胜者的准则。假若这赛事没有游戏规则，指明什么行为是犯了规例，那么速度这个准则就不容易成立了。同样，没有游戏规则，举重比赛的力度准则不容易成立。象棋赛以智力高者胜；桌球赛以眼力精、技术高、手力控制自如者胜——这些准则，都是由有关的游戏规则促成的。

经济上的竞赛（竞争）也是如此。自由市场价高者得，市价于是成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科斯与阿尔钦的思想重点了。

规则是为准则而设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着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但价格（price）这个概念到了阿尔钦手上，顿放异彩。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长进。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决定这准则的游戏规则。科斯与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几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决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人们需要有某一个准则才促成这准则的游戏规则出现，还是人们需要有某些游戏规则，才使确定胜负的准则无可避免地产生呢？骤眼看来，这是一个难分先后的问题。

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为什么呢？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速度的快慢是田径赛的重心所在，这项赛事的规则仅是协助判断“快者胜、慢者败”。学校的考试成绩准则，目的是要鉴定学生们有没有在知识或学业上下功夫，而考试的规则只不过是公平地让知识较高者胜（当然，这不一定能达到意图的效果）。市价不仅决定谁胜谁负，也决定生产力高者胜，而私产制度是协助市价的采用。同学们要等到我分析租值消散时才体会到更深入的理解。

本领有别选择不同

我在上文说，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生意，或善于生产，私有产权的竞争准则对他们有助。一些人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在非私产的制度下，他们可大展所长。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运作，但善于墨守成规地工作，以年资作准则，对他们就大有好处了。

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会跟着不同。以价高者得为例吧。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或找寻可以节省费用的讯息，等等。但若物品没有市价，以配给的方法分配，那么竞争者就会选择“走后门”之路，或运用政治手法，争取一官半职，等等。

竞争准则决定行为的实例

我可以用两个在香港分配居住房子的实例，来说明“准则决定社会经济行为”这条格言。我们知道，香港的房产自由市场是以价高者得的办法来决定胜负的。付得起而又出价够高的人，可将自己喜爱的房子买下或租下来，作为已用。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多大，相貌多好，政治手腕怎样了得，学问如何高深，付不出须付之价就没有什么优惠可言。

但在香港大学内，教师的房子是以计分的办法来分配的。作为系主任的有六分，结了婚的六分，一个孩子六分，两个是十二分，工作了一年两分，工作了八年就有十六分了。这些加起来的总分数，是决定争取房子分配先后及面积大小的准则。不管一位教师的学问怎样卓越，研究成绩如何出众，若分数不够高，在房子竞争上就非败不可。

说起来，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与中国内地改革初期给干部分配房子的办法极为相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究其因，港大的局限条件与国营制度大有相同之处。港大的资产并非私产，而是公家或政府的。从产权那方面看，港大的制度是一种“共产”制度，其房子的分配准则与房子的市价无关。港大与昔日内地的主要区别，是港大的“共产”制只限于有关大学的事项，而中国内地昔日的“共产”，是一般性地扩展到整个国家去。

从以上的市场分配房子与港大分配房子的两个例子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因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胜者与负者会是不同类的人。一个有独特生意眼光的人，在港大没有特别的好处；而一个有较多孩子的，在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先权利了。想深一层，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跟着不同，所以生产的效率也就不同了。港大分配房子的准则会鼓励教师多生孩子，鼓励早婚，也鼓励较长久地服务于港大的意向。以价高者得的准则来分配，则会鼓励人们生产赚钱、节省费用及储蓄等等的行为。

在经济学上，“浪费”这个概念不简单。我们要到本卷之后才深入地探讨这个概念。这里，我只介绍一般书本说的、比较容易明白但不大正确的浪费概念。一般而言，浪费是指有其他办法，或用其他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他”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予采用。

从以上的浪费定义衡量，在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准则中，只有一种没有浪费。这种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点。排队轮购，以先到先得为准则，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但时间用在不事生产的呆立等候中，对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时间的价值是浪费了的。

另一例子，让我们回到先前谈及的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去：一个港大的教师多生孩子，或较长久地留任，可多获分数。那么，在踌躇而难以取舍（那所谓“边际”）的情况下，要选择应否多生孩子或另谋高就，争取较佳的“房子”分数会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来不打算多要孩子的将孩子生下来，是“浪费”，因为分数的本身不代表产品的价值，而多生孩子的选择是为了争取分数而“逼”出来的。

以年纪大小做分配的准则，会鼓励人们不惜花费金钱、心力虚报年龄，或增加他们宁愿虚度时光而急待老来的意向。弱肉强食的社会，以武力定胜负，会促使人民在武器上投资。多年前，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出现寻金热潮，当地的竞争者于是定下规例，每天以速度竞赛的方式，较先抵达某个矿地的，就有权在那一天那一处采掘。这样一来，大家就抢着把拖雪车的狗养得又强又壮。这些行为都是有浪费的。

市价的独到之处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促使人们增加生产来换取所需的准则。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较大，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因此，市价这一准则不会引起浪费。

上面说的“浪费”观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我称为租值消散，因为性质与公海捕鱼的租值消散类同。事实上，一九六七写《佃农理论》时，第六章的第四节我就那样看，只是角度略有不同。是复杂、重要而又有趣的分析，前前后后我思考了四十多年，卷四会详尽地说。是的，在无数的经济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虽然市场被贬过无数次，但总是顽固地再出现。在历史有载的无数制度中，只有市场有这样的能耐。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在有关“准则”这话题上，一些是属经济学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要清楚地分开。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各不同。因此，一些人喜欢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出文字题，让他们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选择的行为，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究竟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会出现浪费。然而，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是好的，浪费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并非指经济学家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不是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但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价值观是人之常情，不是科学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是，从事经济分析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扭曲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

以考试分配我可多得美人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却使外人认为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有时我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然而，本书以《经济解释》为名，跟价值观无干。

很多读者认为我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而我也深知市场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因为在竞争下，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方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有过人之处。很可惜，今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或美女的。（天晓得，旧中国考状元，确有分配美女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能判断好坏，那么其范畴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即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复杂问题，处理往往不容易，但学者愿意付出代价，总有办法做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人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要抽选出来简化。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不能妄作判断，或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可以随意得到他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要有约束，而这约束需要理论。这是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卷四分析价格管制时讨论。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为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五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 或 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

传统的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其上品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范围狭窄。私有产权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的世事，范围很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新制度经济学令人失望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不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无能为力。五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试图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去。可惜弄得一团糟，因为从事的众君子用上太多空中楼阁的概念，犯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原则。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应该用同样的理论基础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能手花不上几天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出来，其准确度跟自然科学相同。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当年有租金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是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昔日的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曾经出现人民公社？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认为是浅显之极。后者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滔滔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哈耶克（F. 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五十多年来，政制或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成为经济的一项热门话题，参与的人不少，包括布坎南（J. Buchanan）、施蒂格勒（G. Stigler）、贝克尔（G. Becker）、诺斯（D. North）、德姆塞茨（H. Demsetz）、巴泽尔（Y. Barzel）等人，皆没有重大收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是有收获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只有科斯和巴泽尔。

一九八二年发表，这理论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体制转变。自己更为满意的是二〇〇八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经济解释》综合作者在一门学问的一条路上走了五十多年的所得，而这里说的经济学最困难的第三部分，是作者四十五岁后的集中力所在，迄今三十多年了。二〇〇二年写《制度的选择》是为这部分下笔，二〇一四年再写，有改进。二〇一六年又再写，决定把《制度的选择》分为《合约的一般理论》与《国家理论与经济解释的理论结构》。这样，《经济解释》从二〇〇二年的三卷改为二〇一四年的四卷再改为二〇一七年的五卷了。二〇一八年再修订时，卷四改名为《制度的选择》，卷五简称为《国家的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A. A. Alchian and W.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A. A. Alchian,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Il Politico, 1965.

韩非子，“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五蠹》。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信报财经月刊》，1979。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

我要以数字来排列你的选择，但数字本身没有内容，怎么办？我可以说你选的数字是磅数，但“磅”是指重量，有所混淆。但我怎样也要给这选择排列的数字起一个名字，怎么办？我于是闭着眼睛，胡乱地打开英语字典，手指下按，开眼一读，那个词是 utility 功用。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神州译为“效用”，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关于译词，好些时我迁就内地的译法，但这次不让。“效用”过于真实，仿佛真有其事——例如我们说电力在什么用途上会有什么效能，通常是真有其物，可以观察和量度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 utility 这个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真实世界没有经济学说的 utility 这种东西！在西方，utility 通常是指水、电、煤气之类的供应，皆真有其物。但在经济学上，西方用的 utility 一词是空中楼阁，纯是经济学者的想象，不是真有其事也不是真有其物。

Utility 译得不好不重要，因为曾经有百多年时间，西方的经济学者也不清楚 utility 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 utility 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是不懂 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懂。他们是不愿意懂：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说的“功用”理念，他们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这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与一八〇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 Bentham, 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这个概念。他知道对后人会有深远的影响。当年他写道：“我种下了功用的树。我把该树种得深，散得广。”

边沁的原意有三方面。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后来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会减少。他跟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两位大师否决边沁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会否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富有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〇年，萨缪尔森（P.Samuelson, 1915-2009）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萨氏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做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纳税人的钱给经济学者：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最严重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斯勒茨基（E. E. Slutsky, 1880-1948）——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他谢世后，一九五二年该文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施蒂格勒大发牢骚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不热闹。很不幸，这些理论天才的工作，赢得的是一篇血泪史。一九五〇年，施蒂格勒（G. J. Stigler, 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施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施氏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让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手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登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 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 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 but there was a tendency, 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 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 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George J. Stigler

翻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科斯和我反对功用分析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是关于盲婚及童养媳等现象的。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认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缔。英国的《经济学报》要发表该文，但要求减少五页，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文章发表后，两位行内名家来信抱怨，说我不应该取消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象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不是事实，看不到，摸不着，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科斯（R. H. Coase），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欣赏的人：弗里德曼（M. Friedman）、贝克尔（G. Becker），与老师阿尔钦（A. A. Alchian）。他们要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不可以用金钱量度。他们认为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么。

第二节：功用是数字的定名

一般而言，推断或解释行为或现象是需要量度的。要推断你在某十字街头会向右行而不会向左，是因为向右会较快、较安全，或较舒适，等等，这些都是量度。量度不需要有很多个选择（options），但起码要有两个。说甲比乙大就是量度，而假若我说在某情况下你会取大不取小，就是推断。

量度是排列：大小的排列、多少的排列、重轻的排列，等等。假若排列的选择太多，甲、乙、丙、丁……用尽还不够，我们就要用数字。数字是无限的。量度的定义，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但数字本身是没有内容的。我说十七、二十九，是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但若我说二十九磅你就知我是说某物体的重量，也知道二十九磅比十七磅重。

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

说一个自私的人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我们也可用数字来排列这个人的选择。假如我说在某情况下，这个人会选二十九而不选十七，那你会问，二十九或十七是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我要以数字来排列你的选择，但数字本身没有内容，怎么办？我可以说你选的数字是磅数，但“磅”是指重量，有所混淆。但我怎样也要给这选择排列的数字起一个名字，怎么办？我于是闭着眼睛，胡乱地打开英语字典，手指下按，开眼一读，那个词是 utility——功用。

二十世纪中叶，经过百多年众多学者的耕耘，可取的功用定义就是那样简单：不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也不代表福利，功用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 ranking）。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同样可取。

“功用”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数字是大是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次序：我们若说数字大的功用比数字小的可取，不能在中途反转过来，说小的比大的可取。这是逻辑上的需要了。

基数与序数的分别

大致上，数字有三种用场，而其中两种是量度的。第一种非量度的，是数字可用作鉴辨。例如你到马场赌马，每匹马的身上都有一个数字，如七号、三号等。这些数字不论大小、快慢，而是作为鉴辨之用。买七号马，跑赢了你就去收钱。

数字的其他两个用场，是关于量度的。数字量度可以有两种排列。一种排列的数字是可以加起来的，叫作基数量度（cardinal measure）；另一种数字只可以排列，但不可以加起来，叫作序数量度（ordinal measure）。

一尾鱼是两磅，一只鸡是三磅，二者加起来是五磅。磅是基数。你要找一条八尺长的绳子，找不到八尺的，把三尺的与五尺的加起来，就是八尺。尺也是基数。凡是基数量度，都可以作线性变换（linear transformation）。举个例：温度的华氏是基数量度，摄氏也是基数量度，知道华氏的度数，我们可用方程式求得摄氏的度数，万无一失。磅与公斤，码与公尺，皆可以作线性变换的。

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不一定可以加起来。一磅面包的功用数字是四，一盎司牛油的功用数字也是四，二者同吃，其功用数字会大于八。一杯咖啡的功用数字是四，一杯茶的功用数字也是四，二者同喝，每杯的功用数字会小于四。那所谓可以相加的功用（additive utility），遇到互补物品（complements，如面包与牛油）或替代物品（substitutes，如咖啡与茶）的情况，就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

话虽如此，经济学者曾经下过不少功夫，意图以某种办法来使功用可以用基数量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二十世纪的数学大师诺依曼（J. von Neumann, 1903-1957）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 1902-1977）合作写的《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洛阳纸贵，在第二版（1946）中作者指出，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功用可以用基数量度。但这量度需要四个假设，其中两个有问题。

第三节：费雪的贡献

今天，经济学者用的功用数字，一般是序数量度。序数量度的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但可以排列次序。不能加起来的排列，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差距不能相比。一〇一比九十九大，九十九比八十九大。前者的差数是二，后者的差数是十，但因为不是基数量度，我们不能说后差数是前差数的五倍。

举些例子吧。香港小姐选美，冠军八十八分，亚军八十二，季军七十九，名次是排列了。但我们不可以说，冠亚之别，比亚季之别大一倍。举另一个例，学生考试，老师武断地以分数排列。在加大做学生时，一位同学问老师，考试的积分是怎样算出来的。老师回应道：“考试的积分只是武断排列，不这样做的老师会因为太蠢而不能在加大任教职。”文字题的考试积分是序数量度。

以序数排列功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处理得恰当，某人的行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总功用数字有什么用途。二十多年前一位香港中学生的父亲给我电话。他说儿子考试，老师问及总功用（total utility）的用途，儿子答不出来，因而不及格。这位父亲问答案，我反问：“你的儿子真的不知吗？”“不知。”“那你的儿子比老师知得多了！”

解释行为只需从边际看

二十世纪最伟大经济学者费雪（I. Fisher, 1867-1947）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部分是关于功用理论的。那是一本天才横溢的书，其中一个重点，是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基数排列功用是不需要的。这是因为在边际上，基数排列与序数排列没有什么不同，而解释行为单看边际就足够了。边际功用是指物品多一点或少一点所带来的功用数字转变。从边际上看，没有什么需要加起来，也无须比较功用数字的差距。

解释行为只需从边际的变动入手的论点，始于杰文斯（W. S. Jevons, 1835-1882），费雪重视，而后继有人。一九四六年施蒂格勒指出，要是一个生产过程同时造出两种产品，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我们无法知道，但边际成本的变动我们是知道的。以解释生产的行为来说，我们不需要知道平均成本。

后来我作交易费用的研究，单从边际的变动入手。在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容易量度。可取的解释行为的办法，是判断在不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变高还是变低。变动是“边际”，而假若没有变动，行为是不能被解释的。以边际变动的方法来处理交易费用，其量度是基数还是序数没有分别，而我们不要说基数量度比较精确，因为量度的精确性是基于观察者的认同，而不是数字的详尽。

英雄所见略同

让我再说一次吧。功用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这是我的老师阿尔钦说的。施蒂格勒说：“无论我们假设一个人争取最大的是财富，是宗教虔诚，是消灭唱情歌的人，或是自己的腰围，对严谨的需求理论来说，是毫无分别的。”史托斯（R. H. 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须判断功用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而我们更无须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这些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智慧了。

第四节：替换定理与等优曲线

本卷首两章我们谈及，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在局限下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是一个约束，而有了功用的理念，就变为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了。这约束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但解释不了多少人的行为。说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争取较高的功用数字，是套套逻辑，加以局限条件的变化，我们能推断的只是一种经济物品增加而其他物品没有减少这一类的选择。

愿意替换不可能错

替换定理（postulate of substitution）补加了约束，因而增加了解释行为的范畴。这定理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牺牲任何物品来换取任何其他物品。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碗鱼蛋粉？这定理说你是愿意的。只要你牺牲的够少，而换得的够多，你就愿意。

你走过马路去吃鱼蛋粉，是冒一点点生命之险而去的——车祸的风险不是零。像其他父亲一样，我愿为自己的儿女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爱。但为了工作，我与儿女相聚的时间不多——这是爱与生计的替换。

不要说因为你是个有原则的人，有些原则上的事你半步也不退让。人各有价，我自己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叫价颇高，但假若你给我的好处很大，而我须放弃的原则微不足道，那我就跟你成交了。这是替换。

“等优”是正确译名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既乏文采，也不正确；“等优”是我译的，此译名将会传世）。因为愿意舍甲而取乙，我们在甲乙两种经济物品之间很容易找到一条曲线，在这线上的每一点功用数字相同。“等优”是指功用数字相同，每一点不分彼此地同样可取。以甲为纵轴乙为横轴，这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代表着一个选择者的等优替换。此线于是成为一条分水岭，凡是线之右上的每一点，皆比线上的每一点有较高的功用数字，较为可取，而线之左下每一点却相反。

在约束行为上等优曲线增加了用场。两种经济物品，人的选择不需要甲、乙皆增，或甲增而乙不减，才算是优胜可取：一增一减可能是优胜的。等优曲线有无限多条，每两条线永不相交，而右上的每一线的功用数字必定比左下的每一线为高。在局限约束下，一个人会选择可以达到的功用数字最高的等优曲线。

第五节：内凸定理

我们可以安全地再增加行为的约束。这就是等优曲线一定是内凸（向左下弯曲）的，像《水浒传》中的小李广花荣的“弯弓如满月”地向左下角弯之。（是打趣，不一定很弯，微弯也及格了。）这个约束（等优曲线不是直线也不向外凸）叫作“内凸定理”（convexity postulate）或“边际替换意图下降定理”（postulat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含意明显不过。假若功用数字不变（在同一等优曲线上），一个人拥有甲物品愈多，其愿意以乙物品替换甲物品的意图必定下降。这定理安全可靠，但替换要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要是这个人的财富或收入增加，跳到功用数字较高的等优曲线，边际替换的意图就可能改变了。这是功用分析对行为推断的一个大难题，使理论结构失却了对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约束。这是后话。

空中楼阁用场不大

回头说以同一等优曲线来推断行为，内凸定理有一个结论，可惜用场不大。这结论是，如果某物品的价格下降，在同一等优曲线上这物品的需求量必定增加。这是因为价格永远是相对的，说某物品的价格下降是指需要付出的其他物品的代价下降了。这样，边际上的替换意图下降会促使价格下降了的物品的需求量增加。

困难是等优曲线与其功用数字是空中楼阁，是经济学者想象之物，真实世界没有这曲线，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人的选择是否还在同一曲线上。逻辑的推论是：价格下降，对一个消费的人来说，实质的收入会增加，所以这个消费者会跳到较高的等优曲线上去。更上一层楼，替换的边际意图可能改变了，那怎么办？

第六节：贫穷物品与吉芬反论

经济学上 inferior goods 一词，香港的教育权威译作“次选货品”，错！内地译作“低档物品”或“劣质品”，也错。我译之为“贫穷物品”，虽然不雅，却是对的。

什么是贫穷物品呢？我的收入不高，喝啤酒，但昨天赌马赢了十万元，收入增加，转喝葡萄酒，不喝或少喝啤酒了。穷时喝啤酒，收入增加转喝葡萄酒，是某些人之常情。因为收入增加而需求量减少了的，称为inferior goods（贫穷物品）。但上述的啤酒可不是次货，或是次选，也不是低档。啤酒可能精美绝伦，但我就是赌马输了，或穷时才多喝一点。

这是说，啤酒与葡萄酒的相对价格不变，但我的收入增加或减少时，边际上的替换意图改变了，可能变到因为收入上升而少喝了啤酒。逻辑上，任何物品都可以是贫穷物品，而是或不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三管齐下没有结论

上述的平凡现象及其正确逻辑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在整个功用分析中我们只有三个安全可靠的定理假设：其一是每个人争取局限下最高的功用数字；其二是替换定理；其三是内凸定理。这三个定理都约束行为，但因为功用或等优曲线是抽象之物，无从观察，可以推出来的验证含意不多，所以解释行为的用途也不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约束行为更强的定理，足以解决“功用”不是真有其物所引起的困难。我们问：假若要获取某经济物品的代价减少了，一个人对该物品的需求量是否必定增加呢？这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而直觉的答案似乎是：当然啦！然而，用以上的三个定理，这个代价转变与需求量转变的必然规律我们怎样也得不到。

以价格作为代价吧。某经济物品的价格下降，依照内凸定理，其需求量必定增加，但那是假设停留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功用数字是不变的。某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的人无形中增加了实质收入，其功用数字是会增加的。价格下降的本身会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上升，但收入或功用数字的增加可能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上升或减少——这后者是“贫穷物品”的作用了。

吉芬反论是大麻烦

一种贫穷物品的价格下降，这下降的本身会使该物品的需求量增加，但价格下降引起的实质收入增加，会使贫穷物品的需求量下降。二者相加，一正一负，需求量可能还会上升。然而，在逻辑上这一正一负也可能有需求量下降的效果。后者是有名的吉芬反论（Giffen Paradox）。

是马歇尔（A. Marshall）在他的名著的第三版（1895）写出来的。一位名叫吉芬的爵士（Sir Robert Giffen, 1827-1910）向马歇尔提出如下的一个反论例子。面包是一种主要的粮食，如果面包的价格大幅下降，消费者的购买力上升，多吃了肉类，因而少吃了面包。面包之价下降，但需求量却减少了。这反论使例子中的面包被称为吉芬物品（Giffen goods）。逻辑上，吉芬物品不限于面包——任何物品都可能是吉芬物品。换言之，吉芬物品是贫穷物品推到极端：某物品的价格下降带来的实质收入增加，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下降。这样简单地看，逻辑上是对的。

逻辑容许吉芬物品存在吗？

吉芬物品这回事，任何念经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耳熟能详。然而，经济学最重要的需求定律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或代价下降，其需求量必然增加。吉芬物品的存在否决了这条不可或缺的定律。要怎样处理呢？我们可以在逻辑上否决吉芬物品的存在。有两点。

其一是所有经济学者也奇怪地忽略了的：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逻辑上，吉芬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而在没有市场的制度下，这种物品也不会用作走后门，或私相授受，或用作政治交易，或以论资排辈来分配。这是因为吉芬物品不会有一个成交价（见第九章第一节）。换言之，吉芬物品如果在真实世界中存在，逻辑上它只能存在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鲁滨逊的世界不可能有市场或任何社会制度的分配问题，但鲁滨逊有需求，也要付代价。因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分配，逻辑上，在一人世界中吉芬物品可能存在。但吉芬物品不可能在社会竞争中存在。换言之，人与人的竞争淘汰了吉芬物品。

其二，马歇尔在提出吉芬物品时，举面包为例。但面包显然是生产要素——所有消费品都是生产要素——因而会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因此，吉芬物品的存在是被这定律否决了。

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如阿尔钦、施蒂格勒、科斯等人，用武断的方法来否决吉芬物品的存在。问题是他们不能否决贫穷物品（inferior goods）的存在。否决其一而不否决其二，逻辑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让市场竞争或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来淘汰吉芬物品。本卷第七章与第九章会再解释清楚。

第七节：功用理念不用为上

回头说“功用”这个理念，虽然在经济学行内大行其道二百年，我自己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不用。这是因为“功用”本身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是经济学者想象出来的抽象之物，看不到则验不着，我们无从以之作为假说验证的根据。从经济解释的角度衡量，我的立场是多个香炉多只鬼，无从观察的变量可以不用不要用。“功用”是可以不用的。

当年老师阿尔钦站在贝克尔和弗里德曼那边，认为“功用”要保留，要用。他的理由是好些经济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或无从以金钱量度，例如友情、声誉等。阿师认为这些被称为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的，只能以功用作量度。为这问题我想了好些日子，得到的结论是：没有错，好些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所以其价值不能以市价量度，但经济学有替换定理，那所谓非金钱物品可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我们因而可以用金钱物品的价格变动来推断或解释非金钱物品的选择行为。这是说，没有市价，我们可用代价来处理非金钱物品。例如我正在大兴土木修改《经济解释》，可用金钱量度的时间代价是增加了。为此，我跟子女们问长问短的时间减少了，可以看为我对他们的关怀（非金钱物品）是下降了的，割爱是也。前文提到的我一九七二发表的关于旧中国的子女产权及盲婚、童养媳等现象的文章，全部避开了功用这个理念。

不要中自欺欺人之计

我认为功用理论在行内盛行，主要因为这理论极宜用数学方程式处理，文章写得有专业面目，比较容易发表。贝克尔（Gary Becker）是当代最善用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的人，而他的分析力是我见过最好的。但我不认为他的解释力怎么样：他对世事的推断频频出错。是的，功用因为不是真有其物，其理论要多加手续才能验证，在推理时容易中套套逻辑之计。说一个人跳楼、离婚、杀子等行为，都是为了争取个人功用数字极大化，当然对，因为不可能错。这是套套逻辑。贝克尔当然不是那么低能，但同学们应该体会到功用分析是容易中这种计，而事实上频频中此计的行内君子无数。

阿尔钦当年说，以功用分析来解释或推断人的行为，有两个条件。一、我们要知道怎样以功用数字排列见到的不同选择；二、我们要知道获取这些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我同意，但我的回应是：如果知道这些，我们不需要功用这个理念。

可以验证的假说，其中的变数一定是要真有其物，可以在真实世界观察到。这种验证，如果被事实推翻了，跟着的步骤是要再考察可能有关的局限条件，试行挽救。挽救不了我们就要放弃，另寻假说再作解释。从善用功用函数的高人的作品中我领会到，不管他们的分析如何高明，因为“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功用理论的最大弱点不是以之推出的假说难于挽救，而是过于容易挽救，以致假说其实是废物作者也不知道。说这样功用高那样功用低不困难，但往往是中了自欺欺人之计。说过了，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错但希望没有错。

在我认识的经济学朋友中，分析能力最强的是贝克尔。然而，在贝兄的多篇采用功用函数的文章中，我不认为他对行为或现象的推断或解释能令人信服。我认为他的作品不少近于套套逻辑，而他后期写的专栏文字，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显示着他对世事知得不多。另一方面，贝兄论事客观，分析力强，是值得我们仰慕的。

参考文献

J.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89.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I. Fisher,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 Cosimo,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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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 Hicks,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Clarendon Press, 1939.

M. Friedman and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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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J. Stigler, “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 I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

R. H. Strotz, “Cardinal U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3.

A. A. Alchian, “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3.

S. N. S. Cheung,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Economic Journal, 1972.

第五章：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的价与量可以精细如钻石的瑕疵，可以粗略如西瓜以只计，也可以庞大如整个经济的所有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甚或举世对地产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精细，或粗略，或庞大，其处理手法都是一样。何谓价？何谓量？需求曲线是指哪价？哪量？量是有质的还是委托的？这些问题不能避免。

在经济解释的范畴内，需求定律是我知道唯一不可或缺的理论。此前提及的所有假设及定理，全部或明或暗地包括在这定律的一条曲线之内。经济学的其他理论要不是可有可无，就是可用其他的理论替代。好比产出理论中最重要的边际产出定律，初出道时我用出了名堂，老来却懒得用，因为可以需求定律替代。可不是吗？我们吃的饭是消费物品，也是生产要素。

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他可靠可用的理论替代，起码到目前还没有。一条曲线包含着那么多的内容，变化说之不尽，牵涉到的概念博大湛深。因此，需求定律不容易学得到家。我是集中在经济解释的范畴说，而在这章之前及之后的分析，要不是示范着这定律的内容，就是示范着这定律要怎样用才对。

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这是说，以纵轴为价及横轴为量，其中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好些书本说有例外。这些作者不是把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看。理由简单，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理论必定要有可以被现象或行为推翻的可能。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说清楚了。如果有例外的话，任何被推翻了的理论含意，我们就说是例外，那么验证从何说起呢？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任何经济学论著，我可以单看作者对这定律的操控就知道他的斤两如何。这定律不需要在文字上提到，但内容上这定律要墨守成规——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上就刻意地完全不提需求，向老师表演一下。

第一节：观察与验证

上一章谈及，在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下，因为有吉芬反论，我们无从肯定价格下降与需求量上升的必然规律。这是说，功用分析附带着的等优曲线分析可以推出一条需求曲线，但不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这也是说，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另一方面，需求定律不限于价格或市价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关系。好些物品没有市价，或者在某些制度中市场不存在，但需求定律依然适用。不用市价，我们可用代价或牺牲替代。换言之，任何局限的转变都可以阐释为代价的转变，在没有市场或性质上不能交易的经济物品，需求定律依然可用。处理略为复杂，是后话。

如果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可以推出需求定律，则逻辑井然，极为美观。然而，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只要我们能接受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或接受我提出的在有竞争的社会中，逻辑不容许吉芬物品存在，或接受消费物品也是生产要素，要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那么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是多余的，没有特别用途。这是因为需求定律的本身包括了这些定理的所有行为约束：价格或代价变动引起需求量变动，包括了功用分析中的替换定理，其对行为的约束高于内凸定理，还否决了吉芬物品的存在。再者，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自私的假设——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也是包括在需求定律之内，因为只要选择是沿着需求曲线走，一定是遵守着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换言之，只要接受需求定律，等优曲线的分析是多余的。还有，过后我会解释，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就是供应曲线，而沿着需求曲线的边际用值反过来看就是边际成本。这些变化在本书中我会不厌其烦地解释，同学们在这里不懂过后会懂的。这里我只是要同学们有一个心理准备：需求定律是我知道的经济学的灵魂，是经济学唯一不可或缺的理论或工具。

无从观察的需求量不能不接受和处理

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事实，原则上可以观察到。但需求量是指需求者的意图之量，在真实世界不存在。这样，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我们必须加上其他的验证条件，即是加上可以观察到的局限条件的转变，才可以用需求定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下一章我会用好些实例作示范。我知道好些经济学者以为需求量是真有其物，但正如其他科学那样，经济学也有大人与小孩之分。

这里要说的，是假若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像需求量那样无从观察，非事实，那么需求定律就不可能推出任何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失却了解释行为的功能。只“需求量”这项我们无从观察的变量就够头痛，不易处理，但可以处理。没有选择，我们要接受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的挑战。

抽象的空中楼阁，通常是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说要推到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那方面去。换言之，抽象往往是必需的，但一般来说愈少愈好。关于观察，我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无从观察的，实际上不存在，说观察得到是发神经。需求量是这一类，功用也是这一类。为了验证，这一类当然愈少愈好。经过数十年的验证操作，我不能不接受的无从观察但要处理之物只有需求量。第二类是可以观察到的真有其物。价格是这一类，虽然有时遇上要从代价的角度处理比较困难。第三类是原则上可以观察到，但实际上观察很困难，我们要想办法找寻间接的替代来作验证。经济学上常说的边际产量是这一类，真有其物，但不在人造的实验室操控近于无从观察。如果边际产量只是想象，绝非事实，那么经济学上的边际生产理论就会变得一败涂地了。要记着，需求量属第一类，是经济学者的凭空想象，不是真有其物，但我们不能不接受，不能不面对。

求验证不要门面装修

“功用”（utility）也不是真有其物。功用分析只能推出需求曲线，但因为逻辑上有吉芬物品，推不出需求定律，是很可惜的事。另一方面，本章第五节可见，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这个理念的。需求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等优曲线的分析强，但牵涉到的概念与变化多，需要巧妙处理，不容易学得好。

今天的经济发展确是用上了太多的无从观察的“意图”或“动机”，说出好听而又可信的故事，但无从验证，违反了实证科学的本质。解释行为需要以事实验证假说，真实世界不存在的变量或术语愈少愈好。说故事与科学解释是两回事。

世界复杂。解释世事理论以简单为上。功用分析可用，但增加了理论的复杂性。数之不尽的以功用理论“解释”行为的文章，揭开了数学方程式的面具空空如也。功用分析的好处是在高手处理下来得美观、工整、层次井然，其坏处是容易中套套逻辑之计。需求定律可以完全没有“功用”的内容，中计的机会较少。少了“功用”是少了一重门面装修，迫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行为那方面去。较为简单，可以较为容易地推出变化，而变化层出不穷的简单理论是另一种艺术的美。话得说回来，严谨的功用分析可以解释行为。不能说没有用，但可以不用。需求定律是另一回事。

第二节：弗里德曼的分析

价格是一个变量（variable），需求量也是一个变量。需求定律是说这两个变量的联系是负值或负相关的（需求曲线一定向右下倾斜）。然而，以一种物品来说，除了这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这两种变量之外，可以影响该物品的需求量的其他变量或因素数之不尽。其他可变但假设不变的量（other things unchanged 或 ceteris paribus）称为参数（parameters）。虽然我们否决吉芬物品能在社会竞争中存在，但不要那么快就离开吉芬反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可从挽救这反论中学得很多关于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学问，对理解需求定律重要。

要维护需求定律的解释力，哪些量可变哪些量不可变是大话题。两个原因。其一是经济学者希望以处理其他变量的变或不变，来挽救因为有吉芬反论而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这点于我倒不重要，因为我已经用其他途径否决了吉芬物品，但看看弗里德曼怎样处理同学们可以学得一些可取的经济学。其二是需求定律不可以假设上述的其他变量全部固定不变或全部皆变。那是说，需求定律的成立，除了该物品的价格及需求量之外，我们要放开某些变量可变，约束某些变量不可变。这样，选择什么可变什么不变就成为一门学问了。

先谈第一点：以选择不变量的办法来否决吉芬反论。我要谈的主要是弗里德曼一九四九年发表的文章：《马歇尔的需求曲线》（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我认为弗老说的马歇尔需求曲线不是马歇尔的，而是弗老自己的。我也认为弗老文内的重点虽然精彩，却有问题。此公天才横溢，该文功力非凡，做学生时我读之再三，改变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不相信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其中一个经济学泰斗的人，要拜读该文。我对弗老衷心佩服，也衷心感激他给我的教诲，但有时不同意他。这是西方学术与东方学术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了。

弗老的《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博大湛深，说来话长。这里只评述他文内的一个重点。

从局部均衡看一般均衡

弗老关心的，是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即是推不出需求曲线一定向右下倾斜。这定律不可或缺，而若功用数字不变（或实质收入——real income——不变），内凸定理就与需求定律相等。问题是如果假设金钱收入（money income）不变（一般的假设），价格下降会导致实质收入上升，那么需求定律会有吉芬反论的困扰。弗老问：需求曲线是应该假设金钱收入不变还是实质收入（功用数字）不变呢？他的答案是二者大致相同！这样，需求曲线只可以向右下倾斜，成为定律。

弗老的推论是，在一个没有失业的社会中，某物品的价格下降不会导致人民的实质收入上升。这是因为价格的转变只会导致资源使用的转移，不会导致社会的收入增加。那是说，功用分析中的吉芬反论，只不过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结果。要是我们以社会整体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来看世界，吉芬反论不能成立。这样，需求就有了定律。

一般而言，弗老这分析是对的。困难是还可以有例外。例如，一个农业经济大丰收，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人民的实质收入是增长了的。又例如，政府大事资助教育，学生的学费下降至近于零，虽然社会的整体收入不会增加，但学生的实质收入有增长，因而逻辑上吉芬反论可能在学生阶层中出现。

没有任何有斤两的经济学者不同意，如果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会塌下来，溃不成军。严格来说，上述的弗老大文解决不了吉芬反论，但该文重要，因为他的局部均衡分析有一般均衡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需求分析的变量与不变量的选择这学问上，该文及弗老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教我们很多。

第三节：不变量的选择

需求定律约束着价格或代价（一个变量）与需求量（另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多如天上星，价格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大雨连天，雨伞的价格上升，但其需求量是增加了。这现象没有推翻需求定律：雨伞的需求上升，不是因为其价格上升，而是因为连天大雨。

“需求量”与“需求”不同。前者因为价格变动而变动。后者的变动，是因为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变量）变动而变。连天大雨（是个变量），影响了雨伞需求，使整条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因为这移动，需求量也就增加了，但这增加可不是由价格变动引起的。很明显，要以需求定律来约束雨伞之价与量的关系，我们必须假设天气不变。

正如上文所说，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多如天上星，而价格只是其中一种。例如你跟老婆吵架，食量下降；风水先生说凡是纯蓝天就是你的不吉日子，你深信不疑，一见蓝天就足不出户，减少了你对计程车的需求。诸如此类的例子，我可以写之不尽。

不变因素以少为上

以需求定律而言，你要哪类其他因素不变呢？这是不简单的学问。如果你说，除了价格外，所有其他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都不变，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有其他因素不变，价格又怎会变动？但如果你说所有其他因素皆可变，那么雨伞的例子就推翻了需求定律。很明显，需求定律是要有准则地选择变与不变的因素的。

做学生时我为“其他不变量”的选择问题花了很长时间。因为问题重要，而书本或文章说得不够清楚，或过于复杂，又或可从不同的角度看，我逼着要想出自己的。我定下来的选择准则是：只要需求定律的验证含意不被事实推翻，其他的不变因素愈少愈好，可变量愈多愈好，因为这会增加需求定律的解释现象的广泛性。

在这个准则下，我认为如下的三项“不变”与“变”的界定是安全的——安全者，不被事实推翻也。

（一）凡是直接影响供应的其他因素皆可变。这包括所有供应变动会引起价格变动的因素。农业丰收（供应增加，价格下降）；政府减少土地供应（楼宇价格上升）。这些因素都是可变的。

（二）凡是直接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皆不可变。这包括金钱收入（money income）及所有价格不变或供应不变而需求量也会变的因素。上文提到的连天大雨与雨伞需求量就是例子。飞机失事天天有，机票销量下降；某文学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销量上升等等。这类因素（变量）不可变。

（三）价格转变会导致需求量的转变，这价格转变也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转变，而这些其他因素可能再影响需求量。这些在中间的、间接地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皆可变。举一个例，咖啡的价格下降会导致咖啡本身的需求量增加，但同时也会引起糖的需求增加，这后者的增加会导致糖的价格上升，糖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咖啡的需求减少，而这减少会导致咖啡的需求量减少。在这里，糖的需求与价格是中间因素，可变。那是说，咖啡的价格下降导致其需求量增加，是需求定律，而在二者之间的所有可能影响咖啡需求量的其他因素（变量）皆可变。

这第三项重要。我们要让这些中间或间接因素变动，因为我们要尽可能不考虑这些变量对需求定律的影响。如果我们要作这些考察，就变得夜长梦多，而假若需求定律被事实验证推翻了，我们总可以这些中间因素为借口，挽救该定律，也因而使该定律失却了大部分的解释力。

这第三项可以倒转过来，从需求量的变动导致价格变动看，这二者之间的其他变量（因素）皆可变。这是重复了第三项。第三项开头以价格为独立变量（或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需求量为依变量（或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这里倒转过来，以需求量为自变量，价格为因变量。不倒转或倒转的分析效果相同。二者选其一，今天我们选前者：价格为自变量。昔日马歇尔是选后者的。

我认为最精彩的关于需求定律的其他不变量（ceteris paribus）的分析，是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一书内关于需求理论那一章。但弗老的分析过于复杂，不用方程式不容易说清楚。上文说的得到弗老的启发，虽然角度不同，表面看不一样，但大家的理论含意大致相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第四节：品味不变的假设

在需求的分析中，品味或口味（taste）的转变会影响需求，老生常谈。品味的转变，会使整条需求曲线向右移（需求增加）或向左移（需求减少）。我可能是唯一持不同观点的人。我认为如果要以需求定律解释行为，我们应该假设每个人的品味不变。

在哲理或信念上，我同意有品味这回事，也不能肯定品味不变。困难是我们不是上帝，不能判断一个人的品味是怎样的，也不能判断这个人的品味是否改变了。经济学所说的品味之变是一种游戏：一个人的行为改变了，就说因为这个人的品味有所转变。这是什么科学呢？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品味的转变来解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含意呢？可以这样说吧：凡是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的，皆低能也。

每个人天生下来，其品味是不同的。这点容易同意，所以我不能否认有品味这回事。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看，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是空空如也。

举些例子吧。前文提及如果飞机频频失事，这讯息会使机票的需求下降。但这是否因为需求者的品味变了，还是不利讯息对坐飞机的需求有负面作用？说讯息变会引起品味变可能是对的，但我们看不到品味之变，只看到讯息之变。单举看不到的品味之变，我们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但讯息之变是事实，可以推出机票需求下降的含意。这样，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品味是否改变了的。

举另一个例。不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若花点时间去试行欣赏，过了些时日，这些人会对古典音乐有好感，甚至着了迷。你说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品味变了，我不会反对，但我们无须指出品味之变来解释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需求有所增加。我们只要指出这些人多听了古典音乐，或文化的环境转变了，或新交的朋友都是古典音乐迷，等等，就可推断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需求有所增加。

品味转变是低能借口

我不是说品味真的不会变，而是说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不可能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品味转变的成因。但如果知道成因，我们无须提及品味的转变。

问题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这样做是套套逻辑。要解释需求的转变，我们必须以可以观察到的因素或局限的转变为依归。能做到这一点，品味就不需要提及了。

我不是说没有品味这回事，也不是说品味不会变。一个人可能天生下来品味就固定不变，只是不同的讯息或经验或学问影响了他的需求；一个人也可能因为讯息之变而变了品味。这些是经济学之外的问题了。我坚持的，是经济学不能以品味转变为借口，来解释我们不能解释的行为，或挽救被推翻了的理论含意。要废除这些借口，最简单的办法是假设每个人的品味不变。

第五节：用值与换值的理念

既然功用的理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而理论又以简单为上，我们不用算了。前文提及，需求定律不容许吉芬反论的存在，这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内凸定理来得强，所以，只一条向右下倾斜曲线，其解释力就比整个功用分析来得广泛。

说过了，需求定律是可以完全没有功用（utility）的内容的。我们只要假设边沁（J. Bentham）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没有边沁，我们不妨再复古，对价值的看法回到经济学鼻祖斯密（A. Smith）的巨著（1776）那里去。斯前辈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关于价值的理念，简单而正确，可惜落笔打三更，对这些理念的分析他一开头就想错了，使后之来者漠视这些重要理念。

不要让斯密不小心的错埋没他重要的对

对的理念，可以有错的分析，而假若我们以为分析错了所以理念也错，是错上错。这是整个维也纳逻辑学派的第一课。

斯密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用值（use value），其二是换值（exchange value）。顾名思义，用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换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换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

斯密落笔打三更。一开头他谈到钻石与水的反论（paradox），说一件用值很高之物，其换值可能很低，而换值很高的，其用值可能很低。他举例：水的用值很高，但换值（市价）很低；钻石的换值很高，但用值很低。这个有名的“水与钻石反论”，错了三点。

其一，我们不能以钻石与水相比，因为一克拉钻石与一克拉水是完全两回事。其二是斯前辈没有结过婚（是否谈过恋爱有几个版本），似乎不懂女人的品味。钻石对他这个以心不在焉而知名天下的教授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用值，但对女人，钻石的用值何其高也。从选择的角度看，一个女人自愿地出十万元（换值）买一粒钻石，对她来说其用值必定不低于十万元。除非一个人作了错误的选择，用值是不会低于换值的。

其三——最主要的——是斯前辈当年还没有边际分析的理念。水的用值的确很高；水的换值的确很低。但在边际上，水的用值是很低的。我们今天在家里多喝一杯水（边际之量），其水费（换值）不到一分钱，而这杯水的用值也不到一分钱。这与在沙漠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家里喝水是喝到不想再多喝一口的。钻石呢？女人所好，风光所在，且物以稀为贵，其边际用值是很高的。

错归错，对归对。撇开上述的几点谬误，我十分喜欢斯前辈提出的用值与换值的理念。这些理念简而明，不抽象，对我这个要以理论解释行为的人来说，可谓正中下怀矣！这里要指出一个重点。斯前辈提出的用值与换值并非空中楼阁，不是没有其事，而是在原则上可以从代价或市价的变动来衡量它们的变动，可以观察到，不是“功用”那种凭空想象。我认为以斯前辈的用值理念取代了功用的内容，是需求分析的一项很大的改进。

第六节：何谓价？

何谓价？价是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在边际上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在边际上，他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为何？答曰：是该物品在边际上的最高用值。以市场来说，换值是市价。某物品的边际用值（marginal use value）比市价（换值，exchange value）高，消费者会多购一点；若比市价低，这消费者当然不会购买。这是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使然。如此一来，在均衡上，市价会与边际用值相等。这样，市价就是边际用值。（在本章第八节我们谈到消费者的盈余时，市价可能是平均用值。这是后话。）

掌握变化重要

有了上述关于“价”的理念，我们还有几个重点要澄清。

（一）我们谈及，好些物品没有市场，或属前文提到的非金钱物品，或在某些制度下市场不存在，所以没有市价。没有市价我们就要谈代价了。市价是代价，但代价不一定是市价。以代价（以其他物品替换）来说，人的选择均衡点是代价等于边际用值。没有市价用代价，我们要靠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作判断，也要靠替代定理来谱入需求定律中。这些我们谈过了。

有一个重要问题。代价是成本，是一个湛深的理念，我们要到卷三才作深入的解释。这里分析需求定律，遇到没有市场或要处理非金钱物品（如友情）的情况时，需求定律的运作就要从边际代价或边际成本这些方面看。这样，需求的均衡点是边际成本或代价等于边际用值。科斯和阿尔钦喜欢说，价值与成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要从边际均衡的那一点看。

（二）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因为没有不相对的价格，“相对”一词可以省去。代价也如是。所谓相对价格，是指甲物品之价，永远是乙物品或其他物品要付出来替换的“量”。我们若以金钱作甲物品之价，这金钱是代表着要付出的乙物品或其他物品之量。金钱只是一个替代数字，替代要付出或要放弃的物品的边际用值。

（三）价格通常用现值（present value）量度——将来才付之价要用利率折现（discounted）。这是因为选择的决定通常是现在的：今天决定明天才决定，是今天的决定。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不存在，分析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我们要用上文提到的最高边际代价；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其他的现象来把时间所值作客观的判断。关于时间与利息，本书卷二会作阐释。

（四）价格或代价有动态，有流动（flow）与静止（stock）之分。按期付款（如租金）是流动；一次付款买房子是静止。有时我们不谈流动或静止，而是谈一刹那（one instant of time）。后者很常用，是指不考虑时间问题的。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价的动态必定要与量的动态相同才没有分析的矛盾；其二是只要价与量的动态相同，需求定律没有例外。换言之，从时间与动态这两方面看，同一分析这二者要相同。

第七节：何谓量？

价归价，量归量。二〇一〇年的一个晚上，午夜思回，我无端端地想到在价与量的转接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隔离理论”，跟着用不上两个小时，就解通了困扰经济学者百多年的共用品这个难题。我要到本卷第八章才分析这个隔离理论。这里简要说一句，任何物品在市场成交，出售者选用的量是隔离其他不付费而又希望享用该物品的人。隔离不了就成为共用品，难以收费。

这里谈“量”，我要首先指出，成交量与需求量是两回事。成交量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一种物品的购买量与出售量永远相同：二者是同一回事，是成交量的不同角度罢了。需求量却不是事实，无从观察，是个概念，没有经济学者“需求量”是不存在的。

需求量是指在某价格下一个消费者意图换取的量，而供应量则是出售者的意图，二者皆非事实。因为只是意图，需求量与供应量不一定相等。经济学者提出均衡这个理念，说在均衡上需求量与供应量相等。均衡也非事实，是靠经济学者的思维而存在的。不要把购买量与需求量混而为一，也不要把出售量与供应量画上等号。

概念上，需求量是指在不同的价格（换值）下，消费者意图换取的最高的量。需求曲线于是成为在不同价格下最高的不同需求量的界线。要注意，价是局限，需求曲线是边际用值曲线，沿着该线选择是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这就是我们在第二章说的自私的武断假设了。

量——无论需求量或成交量——颇为复杂，但有趣味。我认为“量”可分“有质”的与“委托”的两大类，也有二者的合并。且先谈有质的量吧。

钻石的例子

你到市场购买黄金，说明是九九金，量以克计。金就是金，一克金就是一克金，比半克多一倍，比两克少一半。此乃有质之量也。

你给女朋友买钻石，买一克拉（carat），此钻石之大小也，量也。然而，除克拉量外，钻石还有其他的“量”被量度了而又算了价的。色泽（九七色、九六色等），瑕疵（VVS1、VVS2等），切工（cutting）都是被量度了的质量，各有各之价。这样，你花十万元买一克拉钻石不是只买一克拉那样简单，而是买四种质量的合并：克拉量、色泽、瑕疵、切工。要是你跑到一间钻石批发商那里购买，他可能把数以百计的钻石放在你的面前，四种质量的组合有多个选择，你选了一粒一克拉的，价十万，但其实四种质量都被量度了，都有价，你付的是四个价的组合。

钻石的需求曲线，所指的量是什么呢？答案是其实有四条曲线，四价与四量。因为克拉量的数字排列可以无数，以克拉为量最普遍，但若单以克拉为量，其他三种质量是要假设不变的。凡是质量被直接量度而算价的，是有质的量。重要的是，如果其他三种质量自由变动，那么单以克拉为量的钻石需求曲线就不一定向右下倾斜了。

我可以举另一个类同的例子。在美国，你到市场买鸡蛋，以“只”为量。农林处定下来的准则，鸡蛋有特大、大、中、小之分，也有AAA、AA、A等级别。这后者是按蛋黄的坚实度而定的，蛋黄愈坚实愈值钱。鸡蛋的例子，“只”是有质的，因为大小与蛋黄的坚实度是质，都被量度了，各自算了价，虽然比不上钻石算得那样吹毛求疵。

委托量是重要思维

转谈“委托”量这个理念吧。委托，英语称 proxy，我以之作为量的一个观点是一九六九年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时想到的。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以之作为重点处理，科斯读后认为重要。其后二〇〇二年写本书卷三的初版时，分析合约的履行定律与合约的一般理论，我再用“委托”这个理念。

举个例，工厂以件工算工资，以每件产品或产品的局部算，属“有质”的，因为是直接地以产品作价。如果工资以时间算，时间只是个委托之量，本身不代表工人操作的贡献，不一定有所值。工作时间只是代表着一个工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产出的大约估计。为什么有时采用件工，有时采用时工，在监管与运作上的差别广泛地牵涉到交易费用这个话题，要到卷四才讨论。我在那里提出一个“履行定律”，其大意是说指定了作价的量，出售者会倾向于履行合约的指定，瞒骗的行为主要源于没有被量度而作价的质或量。关于这点我会提到讯息或交易费用。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大家熟知的产品市场上，委托量的采用也常见。需求定律永远用于价格及其直接联系着的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复杂：某产品以一个委托量算价，也同时以几个有质的量算价，处理就成为上文提到的钻石例子加委托的量与价。同一物品有关的需求曲线可以有好几条，但要记着，需求定律的约束，永远用于价与该价直接联系着的量之间的关系。

在产品市场找委托量的例子，我喜欢举维生素丸的销售。你去买多种维生素合并的丸子，表面算价之量是以“瓶”计的。但瓶子本身与维生素没有关系，是“无质”的。瓶子只是维生素丸的委托（proxy）算价单位。但这里的委托是很清楚的。瓶外说明内里有丸一百粒，而每粒容纳多种维生素的不同分量说得清楚。这些不同分量是量度了的，也算了成本，但我们买的是一瓶瓶的委托瓶子。究竟说明的多种维生素是真是假，又是增加交易费用的问题了。

以无质的委托瓶量而言，维生素丸的例子是我们在市场上最常见的质量被说得最详尽、最明确的例子了。然而，因为价是每瓶计，一个消费者只能追寻边际上一瓶的最高用值与瓶价相等。除非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丸子的边际用值，尤其是每种维生素的边际用值，就不能与它们之价相等了。这与选购钻石的例子是不同的。

在上述的维生素丸的例子中，需求定律只宜用于瓶价及委托的瓶量。虽然丸量与各种维生素的分量都说是量度过，都算进了价中，但这些质量的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某些维生素的某些分量可能被消费者认为太多，少一点他可能愿意付较高之价。但这并没有推翻需求定律，因为这定律的需求曲线只是约束瓶价及瓶量的关系。换言之，多种维生素的量没有直接地以价联系，需求定律用不着。

西瓜与香柏圆件的例子

再让我转到西瓜的例子。西瓜通常是以磅或公斤出售的。这是以重量算价。西瓜的重量与上文的瓶子不同；重量的本身代表着西瓜的某些质量。问题是，购买西瓜，消费者重视的是糖的成分，水的多少，维生素C的分量，与西瓜纤维的可口度。这些质量是完全没有量度过的。购买西瓜的人只能自作估计，试行选择。如此一来，这些重要的质量只能委托于重量那里去。

西瓜在美国加州丰收时，农村路旁的西瓜档往往不算重量，而是以“只”数算价。西瓜的大小不同，但却是同价。以“只”为量，其委托之质又多了一点。

这使我想起美国的cedar round 市场。Cedar 是香柏树，其木质不容易被虫蛀食，市场喜欢把树干横切成大约六英寸厚、十多英寸直径的圆件，作为花园所用的步行垫子。这些香柏圆件大小不一，但往往同价。出售的人喜欢让顾客自行选购可取的，剩下来的减价销售。减价后顾客再选一段日子，剩下来的又再减价。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出售的人要避去亲自挑选、分等级来定不同级价的费用。出售者要让顾客自己分等级。这样一来，在一层一层的减价时，价的下降不一定导致需求量上升。这可没有推翻需求定律，而是因为减价时，香柏圆件的等级质量下降了。

需求定律用于价与量的直接联系

我希望上述的几个例子，能使读者知道，同样的一条需求曲线，在不同的人的手上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威力。一方面理论要简化，另一方面其重心要拿得准，而真实世界的现象要观察入微。一般来说，解释行为绝不是一些政府的统计数字加上几条方程式就可以办到的。

需求定律约束着价与有关的量的规律，其量可能是有质的或委托的，或是二者的合并。重要的是价与量必定要有直接的联系：有关的量是价直接地表达着的量。然而，从钻石的例子可见，买一粒钻石的需求曲线有好几条。维生素丸的例子，一条曲线，多种维生素的组合，量是委托于无质的瓶子。这里，需求曲线只限于瓶价与瓶量，各种维生素的分量是预定的组合，算了的不同分量没有被不同的价表达出来，不能局部成交，所以个别的需求曲线就谈不上。当然，在市场上，我们可以找到单一维生素的独立瓶子，但那是另一条需求曲线的范围了。

西瓜的例子，需求曲线是指价与重量，或价与只数，但糖、水、纤维等质量没有量度出来，只是消费者相信有个大概的组合。香柏圆件的例子，需求曲线是指价与件，虽然件件不同。顾客选购了一遍，次级的减价后再选，是另一条需求曲线的范围了。

需求定律的价与量可以精细如钻石的瑕疵，可以粗略如西瓜以只计，也可以庞大如整个经济的所有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甚或举世对地产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精细，或粗略，或庞大，其处理手法都是一样。何谓价？何谓量？需求曲线是指哪价？哪量？量是有质的还是委托的？这些问题不能避免。

选量作价与履行定律

上文可见，虽然我们日常在市场购买物品，见一价一量，考虑买或不买，我们不会想到该量必定是一个合乎经济原则的选择。是出售者的选择，但也是经过市场竞争而淘汰下来的结果。量的量度有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种，出售者要争取的是量与价带来的利益与量度费用之间能带来最大的差距。在市场竞争下，这些是经过淘汰的选择，是适者生存的结果。

量度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出售者选择了以某量作价，购买的人不需要担心出售者会欺骗这个量的多少。购买者要担心的是没有被量度而作价的其他质或量。好比在市场购买维生素丸，以瓶算量，顾客一般不用担心出售者会骗瓶数，但瓶内究竟是些什么，则往往需要商标的保障或第三者的监管了。

履行定律是说被选择量度了而作价的量，其监管出售者履行的费用会下降。这个定律重要，尤其是用于雇用员工那方面。后者，我会在卷四《制度的选择》的第六章作详尽的分析。

第八节：消费者的盈余

消费者的盈余叫作 consumer’s surplus，是需求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对解释行为大有用场的。一八四四年，法国经济学者度比（J. Dupuit）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十九世纪末期马歇尔定其名而加以发扬。马老的学生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大手地带进他极力倡导的福利经济学那方面去。不幸的是，庇古认为消费者盈余对解释行为没有用场（这个福利大师对解释行为的贡献是零）。从马歇尔到今天，这盈余大都用于与解释行为无关的福利量度上，浪费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行为的工具。

以消费者盈余作为解释行为的工具，昙花一现，限于五六十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该学派当时对价格安排的现象有兴趣，而与连销或捆绑销售现象合并起来的学问，是该学派独有的了。虽然这里的学问十分精彩，有关的文章或论著却甚少。这是因为该学问主要是芝加哥元老戴维德（A. Director, 1901-2004）的口述传统。戴老平生喜欢读，喜欢想，喜欢谈，却不喜欢写。我应该是承受了戴老传统的最后一个人。

盈余是用值与换值的差额

要细说消费者盈余，最好是从斯密的价值理念说起。前文提及，斯前辈认为水的用值甚高，而其换值甚低。简单地说，用值与换值的差额就是消费者的盈余了。

以水为例吧。你在家中很口渴，但没有水或其他饮品、生果之类，又因某些缘故不能出外找水喝，你愿意出多少钱买一杯清洁的水呢？说一千元可能是低估的了。家中有水了，一杯之价只一分钱。你第一杯的最高的用值是一千元，你愿意出这个价，但你只须付一分，其差额就是你的盈余。当然，家中有了水，你喝呀喝的，喝到你不要再多喝时，最后一杯的最高用值只是一分钱。在边际上，水的最高用值与价（换值）相等，消费者的盈余是零。但边际之前的每一杯水，其用值是高于换值的，每杯皆有盈余，这些盈余加起来，就是消费者的总盈余了。

假若一个苹果的市价（换值）是二元，你买五个。第五个（边际）的最高用值当然也是二元，否则你会多买一点或少买一点。这第五个的消费者盈余是零。然而，第一个苹果你愿意出十元之价（你的最高用值），第二个是八元，第三个是六元，第四个是四元，第五个才是二元。你每个须付之价只是二元。这样，你的消费者盈余是八元、六元、四元、二元、零，加起来是二十元。

对你来说，五个苹果的最高总用值是三十元（十加八加六加四加二），总换值是十元（二乘五），消费者盈余是二十元（三十减十）。五个苹果，你最高的平均用值是六元（三十除以五），每个苹果的平均盈余是四元（六减二），总盈余（四乘五）也是二十。

出售者榨取盈余的方法

我是卖苹果的人。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同行的每个卖二元，我只能跟大市要价。但如果我是唯一的出售者，而我又知道五个苹果你最高愿意付三十元，其中二十元的盈余我当然希望可以兼得。那怎么办？我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最困难的。你买第一个苹果我收你十元之价，第二个收八元，第三个六元……这样，你买五个的总付价是三十元而不是十元了。你的消费者盈余（二十元）是给我榨取了。困难是你会骗我，说一个小时前跟我买了四个苹果，现在买的是第五个。

你骗我？我还有两个办法可以榨取你的盈余。其一大方得很。每个苹果收价二元，买多买少随君便（我知道二元一个你会买五个），但你要先给我二十元入场费。这入场费就是你的消费者盈余了。

全部或零是重要思维

最后一个办法是不收入场费的。我说每个苹果收价六元（你五个苹果的最高平均用值），但你一定要一起买五个，不然一个我也不卖。你一起买五个，付我三十元，其中二十元的盈余就给我榨取了。（不要与六瓶啤酒一盒的现象混淆，因为啤酒有竞争，也同时同地有散卖。六瓶一盒是量多节省交易费用，打个折头。）

“全部或零”有个名堂，叫作 all-or-nothing。全部或零之价（上述苹果每个六元）是最高用值的平均价，消费者盈余包括在其中。一般常用的需求曲线，是每价任君买多少。但若每价都规定要买全部，要不然一个也不能买，这条需求曲线就变作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all-or-nothing demand curve）。在这曲线上，消费者的盈余是零。在《何谓价？》那节中我说价是边际用值，但以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来说，价是平均用值。（用值，不管边际或平均，永远是指最高的。）这也是说，常见的任君买多少的需求曲线是边际用值的曲线，而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则是平均用值的曲线。（前者，是否贫穷物品会有少许的差异，不重要。）

以上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分析，有一点小枝节。消费者的盈余被榨取了，他的收入或财富下降了一点，因而可能少购一点。另一方面，如果该物品是“贫穷物品”（inferior goods），消费者会因为穷了一点而多购一点。这里我们假设这些小枝节不存在。

上文可见，一个有专利，或垄断，或所谓寡头的销售者，有意图去榨取消费者的盈余。好些困难可能使他不这样做，这是后话。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一般书本分析的专利或垄断或寡头的定价行为，往往胡说八道。

三个定义其实一样

再回头看苹果的例子，如果每个只卖二元，消费者盈余没有被榨取，那么指定了需求量（例子中说是五个），消费者盈余可以有三个定义，是从不同角度看同样的盈余：

（甲）消费者盈余是一个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最高换值（三十元）与实际换值（十元）的差额。

（乙）消费者盈余是一个消费者的总用值（三十元）与总换值（十元）的差额。

（丙）消费者盈余是一个消费者在全部或零的选择下愿意多付的最高差额（二十元）。

苹果的例子可不是没有真实世界例子对照的空中楼阁。让我先谈一个假设的例子，然后转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会所的解释

假设这样。某地方政府租一个大水塘给我，让我在那里殖鱼供顾客用小艇垂钓。如果每次供应一个钓客的成本是二十元，而我收二十元，该钓客每年会光顾八次。我知道他八次的平均用值是五十元。问题是，如果我每次收他五十元，他每年只光顾三次。我希望他每年光顾八次，又要每次平均收他五十元。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每次收二十元，但每年他要给我二百四十元（三十乘八）的会员费，不是会员不能光顾。这二百四十元是光顾八次的消费者盈余，而每次收费二十元，只要二百四十元的会员费不会影响他的需求下降，他是会每年光顾八次的。这是说，每次收费五十元会大幅地影响这顾客的边际需求量，但每次二十元就没有什么边际影响了。二百四十元的会员费是全来八次或全不来的选择，与全部或零的安排是一样的。

当然，读者会问：每个顾客的需求曲线不同，我们怎可以单为一个顾客定会员费呢？这是个好问题，我要到卷三才作答。

转到真实世界吧。今天的香港及内地有很多会所，什么美国会、马会、高尔夫球会、乡村俱乐部之类，他们都收入会费，另加年费或月费，而内里供应的食品或服务是比外间市场便宜的。这些会费或年费或月费皆从消费者盈余中抽取，不一定抽得很尽，而会场内较为廉价的供应是鼓励多光顾，有多一点消费者盈余可抽。三十年前香港某高尔夫球会的会员资格值六百万港元以上。老会员的消费者盈余何其高也！

美国迪士尼乐园的实例

我认为最有趣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实例，是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昔日的收费安排（不知今天有没有变）。该乐园给予未入园的顾客两种选择。其一是顾客先付一个可观的入场费，进场后顾客要选享哪些项目绝对自由，但每项要另收费。其二是顾客可购买一本有多个项目的册子，有了册子就可免费入场。显而易见，这两种安排都是“全部或零”的化身。

显而易见，因为顾客的需求曲线各各不同，多些不同的收费安排，榨取消费者盈余可以榨得尽一点。难怪迪士尼乐园还对学生呀，老人呀，富有的、不富有的游客呀有种种的不同收费安排了。这些不同的安排牵涉到另一个重要话题，也要到本书卷三我才作分析。那是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第九节：需求的价格弹性

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这是需求定律。但价格下降，购买者对该物品的消费总额可能下降也可能上升。从出售者那边看，减价后的收入可能下降也可能上升。其决定关键是需求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价格弹性是一个系数（coefficient），由一条很简单的方程式算出来。十九世纪后期，好些经济学者要找这简单的方程式，但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一八八一年底，马歇尔和太太在西西里岛度假时，他喜欢在一间小宾馆的天台上工作。一天下午他从天台下来，对太太说：“我刚刚发现了需求弹性系数！”

今天，除价格弹性外，还有数之不尽的其他弹性系数的方程式，可以搞得非常复杂。不幸的是，对解释行为来说，弹性系数的用场不大，所以不重要。（估计社会福利的转变——如果你相信有这回事的话——弹性系数是重要的。）

只谈需求的价格弹性算了。价格下降，本身导致消费减少；需求量上升，本身导致消费增加。结果的消费总额的增或减就要看这二者的分量哪方面比较重了。马歇尔当年“破案”的关键，是二者的分量比对要以百分比处理。价格弹性系数的方程式是把量的百分比转变放在上头，价的百分比转变放在下面。价格下降，上头的量的上升百分比若比下面的价的下降百分比大，那么弹性系数就大于一，说是有弹性（elastic）。这样，价格下降会导致消费增加（出售者的收入增加）。弹性系数若小于一，是无弹性（inelastic），消费会减少。

价格有弹性（系数大于一），价格与总消费背道而驰。价格无弹性（系数小于一），价格与总消费并驾齐驱。要记着，价格弹性系数是从一个价位来算的。一条需求曲线有数之不尽的价位，价格弹性系数可以价价不同：曲线上某部分的弹性系数大于一，某部分小于一。

不能预知用途不大

需求的价格弹性对解释行为帮不到多少忙，是因为我们不容易（其实不能）预知这系数的大约数字。虽然需求量我们看不到，但因为有需求定律，我们知道若价格下降，需求量是会上升的。用价格的弹性系数，我们就没有这种方便了。

举一个例。一九九七年香港新建的西区海底隧道，是私营的，经营者当然要增加收入。该隧道开始收费三十元，生意不好，用几种方法打个折头。后来生意好一点，收费提升到四十元。这提升使收入下降（弹性系数大于一），收费减至三十五元。多一辆车过隧道的服务、维修费用等近于零，所以该隧道主要是争取最高的总收入。说不定收费二十元的总收入会比收三十五元或三十元高得多。

举另一个例。多年以来，香港政府每次加烟、酒税，都先行预测库房的收入会增加多少。但经验是政府这种预测从来不准确，与街上担瓜卖菜的差不多水平。要是香港政府求教于我，要我替他们预测加烟、酒税后的库房收入增加多少，我的本领也只能如担瓜卖菜之辈矣！困难所在，是大家都不知道烟、酒需求的价格弹性。

一错一对的实例

不能预知价格弹性系数，但可以试行自作聪明地猜一下。不久前我为某出版商的刊物作了两次猜测，一错一对，打个平手。

第一次是我替周慧珺老师出版的影碟，是教书法的。我想，周老师的示范神乎其技，市场上没有相近之物可代替，而学书法的人找教师上一课，要百多二百元，周老师的影碟是可以看完再看的，看之不尽，售价若是五十元，其弹性系数应该小于一，售价一百元应该没有问题吧。殊不知大有问题，价是开得过高了，猜错了价格弹性系数。

第二次是几年前自己以旧文重组的关于教育及学术的两本书。这两本书编得很用心，自觉满意的。出版商问我定何价？我细想之后，说一百港元，比通常的高一倍。何也？我认为这两本书在市场上没有相近的替代读物，价格弹性系数应该小于一。这次是猜对了：售价提升一倍，书的销量仍然很不错。

一错一对，但我用的推断方法完全一样。价格弹性系数主要是由替代物品的多或少及其价格决定的。有趣的是，无论怎样看，我认为周老师的书法影碟的替代物品，比我那两本书还要少。但我是猜错了的。

这里的含意是明显的。任何人如果可以在事前准确地猜中市场的需求弹性系数，凡猜必中，必富可敌国。就是猜得大略地对也可赚很多的钱。地球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可见弹性系数是不能未卜先知的。

第十节：需求第二定律不能成立

因为有价格弹性这回事，而我们不能预先知道这弹性系数的大略，阿尔钦（Alchian）与施蒂格勒（Stigler）分别发明了需求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demand），其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关于价格弹性的规律，可以增加一点解释行为的功能。

这第二定律说：弹性系数的大小与时间是正相关的。那是说，若某物品减了价或加了价，价变之后时间愈长，弹性系数愈高。其逻辑是这样的。一种物品的价格弹性，除了该物品本身的性质外，主要是由其他替代物品的多或少及它们的价格决定的。替代物品愈多，愈相近，价愈低，该物品的价格弹性系数会愈高。阿尔钦与施蒂格勒认为，找寻替代物品来替换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愈长，替换的机会愈大，所以该物品的价格弹性系数是与时间正相关的。

先考虑某物品的价格上升吧。价格上升，需求量会立刻减少，但过了一些时日，找到了一些替代物品替换，需求量会再多减一点。这样，需求曲线有关的部分是会向左下移动的。

再考虑某物品的价格下降。价格下降，需求量会立刻增加，但过了一些时日，消费者会再减少其他替代物品的需求，或从整个市场的需求看，其他消费者会逐渐多购买这减了价的物品，局部或全部替代他们此前所购买的。这样，需求曲线有关的部分是会向右上移动的。

逻辑不俗世事无情

上述的逻辑本来不俗，但无情的世界使需求第二定律不能成立，因为被事实推翻了。我细心观察两个在香港发生的现象，使我不能接受这第二定律。

其一是香港的计程车加价，加了不少次了。每次加价，顾客量初时明显大幅下降，但过了几个月就差不多回复到未加前的水平。其二是香港的海底隧道加价，之后的顾客量变动与计程车一样，先减后回升。

得到我的提点，一位港大同事找到了香港好些年前隧道加价的用客数字，明确地显示着用客量是先大跌然后慢慢回升。可惜这位同事捉到鹿不懂得脱角，处理失当，用大量的统计方程式，由电脑搞得一团糟，以致五六十页的长文（起码过长五倍）没有学报愿意刊登。

为什么需求第二定律会被事实推翻呢？我的解释是，阿尔钦与施蒂格勒想对了一半，忘记了一半。他们对的一半是，找寻替代物品需要时间。他们忘记了的是，替代物品有时众所周知，不需要找寻。这样，价格上升，消费者立刻转用已知的替代物品，但用了一段时期，认为不称意，就转回旧物那方面去。

计程车加价，香港有谁不立刻知道哪几种交通工具可以替代？这些替代交通工具是不需要找寻的。隧道加价，就算是只有一条隧道的当年，香港有谁不知道汽车渡海可以用渡轮的？先试用渡轮，不称意，就回头用隧道。这样，需求第二定律就被推翻了。

科学就是这样奇妙。约束行为的定律不需要多，很简单可能威力无穷。需求定律的本身威不可挡，我们不需要第二定律。

参考文献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P. Wickste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1910.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M. Friedman,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9.

G.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Price. Macmillan, 1952.

A. A. Alchian and W.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第六章：小试牛刀

我于是对学生说，在我指定的情况下，钞票会在街上失了影踪。物理学、化学不能解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也不能解释，但经济学是可以解释的。事实上，经济学解释钞票失踪与物理学解释硬币下坠的准确性完全一样。物理学用万有引力解释硬币下坠，经济学以需求定律解释钞票失踪。

好些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not an exact science）。他们认为经济学与物理学或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对解释现象往往模棱两可，十发起码三不中，与自然科学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课堂上面对学生这样的质疑你会怎样回应呢？

当年我在美国教本科生一年级时所举的钞票例子，据说今天美国的大学常采用。我把一枚硬币紧握在手，把手放开，硬币向下坠，然后对学生说：“上面没有强力的磁石，有谁敢跟我打赌，我把手放开硬币会向下坠。”没有学生回应。“十赌一有谁敢下注？”没有回应。“一千赌一怎样？”没有回应。“一万赌一呢？”也没有回应。

我收回硬币，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对学生说：“如果我把这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街上的当眼之处，没有风，也没有警察，这钞票会不翼而飞。要不要跟我赌一手？”没有回应。“一万赌一怎样？”没有回应。

我于是对学生说，在我指定的情况下，钞票会在街上失了影踪。物理学、化学不能解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也不能解释，但经济学是可以解释的。事实上，经济学解释钞票失踪与物理学解释硬币下坠的准确性完全一样。物理学用万有引力解释硬币下坠，经济学以需求定律解释钞票失踪。是的，没有警察，行人不太多，拾取钞票为已有的代价下降，这与指定在什么情况下硬币会下坠是一样的。

如果不能指出有关的局限条件，我们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往往出现问题，但自然科学何尝不是如此呢？科学的精确性从来不是指有多少个数字，而是观察者的认同。你不敢跟我打赌就是认同了。在《功用的理念》那章内，我指出量度只不过是数字的排列与定名，而又谈及不同的量度数字。

要在这里以真实世界的例子示范一下需求定律的用场，我要先指出我们还没有谈到生产，没有谈到市场的不同结构，没有谈到公司的组织，产权的划分，等等，所以需求定律的示范，在这里只能小试牛刀，选一些比较简单的实例。但先让我否决一些书本上认为是推翻了需求定律的例子。

第一节：无知的含意

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他对你说：“老友，我这里有一粒两克拉的钻石，是真的，有证书，质量甚高，市价起码三十万元，现在我急于要钱，五千元卖给你如何？”他跟着把钻石给你看，闪烁夺目。你当然不会买，因为你不相信这个街上的陌生人。就算那钻石的确是真的，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不懂得怎样鉴辨。如果你是专家，看得出是真品，你可能因为该钻石来历不明而不买。你也可能像好些人一样，看也懒得看，因为你认为市值三十万元之物不会卖五千元。你是受到讯息费用的约束了。

同样的钻石，在一间装饰华丽、大名鼎鼎的商店中，你可能乐意付价三十万元。你的行为可没有推翻了需求定律，只是讯息不同，你信商店而不信街上的陌生人。

差不多任何物品，要准确地判断其质量不容易。我们往往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能成为一样物品的鉴别专家。要成为多样物品的专家你要付上整生的时间，而样样皆懂是不可能的事。年轻时我对照相机很有研究，对不同镜头的分色处理下过功夫。但今天买相机，因为科技变了，我要左问右问，请教朋友。

讯息费用影响需求

一般来说，无知，加上自己以往的经验，同类之物，我们往往见到价格较高就会认为质量较好。这样的判断不一定对，但对的机会通常是高过错的。你会像我一样，认为市价较高质量应该较好，因为市场已作了鉴别。

在上述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见价高而买，见价低反而不买。尤其是那些价格低廉、无足轻重的物品，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作什么研究的。举个例，我很少用圆珠笔，但用时我选价格最低的、以透明塑胶造的那一种，因为喜欢见到内里油墨的存量。一天我叫女秘书替我买一支最廉价的圆珠笔。她买回来了，说是港币三元的。我说：“不是这种呀，我要透明的那种。”她说：“透明的只是一元多一支呀！”她显然是认为价高一点质量较高，而我这个大教授靠笔为生，不会用最廉价的笔吧。

因为讯息不足而以价的高低来作质量的判断，当然不违反需求定律。这个以价判质的行为不仅真实，而且重要。经济学者很多时漠视这现象，是说不过去的。我自己对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行为想了很多年，最后的解释是从以价判质及资源空置入手。这现象在古董市场来得最明显：价低就往往被认为是假的。本书卷三我会分析讨价还价的行为，但这是牵涉到交易费用的局限了。在卷三第八章分析讯息费用奇高的收藏品时，我会指出花时间研究真假，是有回报的投资，虽然其回报率不一定高过利息率。

难解现象与局限处理

六七十年代时，美国的石油进口有配额（quota）管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汽车所用的汽油价格有一个怪现象，到今天我还找不到解释。那就是汽油的零售价有周期性的升降，像锯齿那样整齐的。价升是一次过地升，大约升三分之一；价降是逐步下降，大约为时两个星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顾客知道汽油价格变动的规律，见价一开始下降就尽可能不买，等其价多跌一点。

价的变动，可以引起这变动的方向会继续的预期（expectation），因而影响了需求（整条需求曲线移动）。这也是没有推翻需求定律的。

回头说关于六七十年代美国汽油价格升降的锯齿图案现象，以天才知名的凯塞尔（R. Kessel, 七五年谢世）曾经与我辩论了很久。他只同意我提出的一部分解释，那就是如果政府容许汽车用户以大容器在价低时储存汽油（那是犯法的），锯齿图案不会存在。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图案会出现。（据说这锯齿图案在八十年代消失了。）

从上述的几个例子可见，处理那所谓“其他因素不变”（ceteris paribus）可不是简单的事。正相反，从处理“其他因素”的手法，我们往往可以看出一个经济学者的斤两。困难的所在，是我们不能随意地以其他因素为借口，来挽救一个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含意。

在计量（统计）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对其他因素的处理可以帮一点忙。问题是这种分析陷阱太多，不可靠！好些时用这种分析的人中了计也不知道。

最可靠的处理办法，是想、想、想。我们要想出一些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安全地避去“其他因素”的困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想时要集中在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或局限条件（constraints）那方面去：这个条件应该放进去，那个条件应该抽出来，调来调去，务求得到一些验证含意，被推翻了就是推翻了的。这些验证条件或局限条件不能是空中楼阁，可以简化，但必须与真实世界的情况大致吻合。

第二节：验证的条件

其他因素（other things）、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与局限条件（constraints）这三者有相同之处，但在角度上有重要的差别。我们不妨以需求定律来解释清楚。

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定律）约束某物品的价与量的关系，二者皆是变量。其他因素是指这两个变量之外的所有其他变量，有些我们让其变，有些不让其变。变与不变的选择，我们在上一章分析过了。这里要补充的，是好些其他变量与我们要分析的需求物品扯不上关系，这些无关的我们不要管。

“验证条件”这一词，在经济学上很少用，是我从逻辑学中的科学方法论那里借过来的。以需求定律而言，验证条件是其他因素中的一小部分，是那些为了要创造一个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而指定的条件。我在第一章谈及，一个验证含意（implication），或一个假说（hypothesis），若不被事实推翻，就算是解释了事实，也算是推测了事实的发生。但这推测是要有条件的：依照需求定律，以逻辑推出来的假说，在某种情况下，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这里所说的情况，就是验证条件了。

从验证角度看局限是上佳法门

虽然“验证条件”这一词在经济学上很少用——经济学者喜欢说“其他因素”或“局限条件”——但我是喜欢的。衡量理论的含意，三者的角度不同，而我认为验证条件的角度看得最清楚。

在科学验证中有一种叫作关键验证（critical test）。要解释事实或行为，我们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假说。如果在你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假说，你可以先验证一个，然后再验证另一个。但你也可以想呀想，想出一个或几个验证条件，指定了之后，在逻辑上，事实或现象只可以支持两个假说的其中一个。这是说，指定的验证条件如果选得高明，验证可以有如下的结果：一个假说是对另一个假说必定是错。这就是关键验证，是科学验证上最精彩、最令人折服的。调查局限条件来解释人的行为，若从验证条件的角度看，推出关键验证可事半功倍。在第四节我会以例子作示范。

“局限条件”是指约束行为的所有条件，是经济学最常用的了。以需求定律而言，局限条件不仅包括其他的有关因素，包括验证条件，也包括价格。从验证一个假说或含意那方面看，局限条件的角度不及验证条件的角度来得尖锐，但若要把问题放大一点看，局限条件的角度就比较优胜了。阿尔钦（Alchian）喜欢从产权的局限入手，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认为产权的局限与竞争的局限是同一回事，使我茅塞顿开。科斯（Coase）的本领，是把所有局限条件归纳在成本之内。

困难可分类处理

整个经济学的原理或定理其实不多，不可或缺的只是需求定律。如果你有明师指导，你会知道这些原理简单，可以把重点拿得准。问题是运用起来，以这些原理解释世事，其困难程度会大幅上升。大致上，困难是有三方面的。此前我说过了，这里要有系统地再说一次。

（一）世界的局限条件——约束每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局限——非常复杂。局限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可以随意假设。我们需要简化，但简化后的局限条件必须与真实世界的大致吻合。另一方面，局限条件数之不尽，与一个现象有关或无关的要分清楚——此分也，不可以乱来，而是要受到理论的约束。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审查有关局限的困难。在经济学推理上，政府要资助教育，学券制是可取的办法。不少人认为香港要推行学券制。然而，大家认为，推行学券制的机会甚微。那是为什么？说是压力团体反对当然是对的，但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他们的反对会有这样的力量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学券制在香港不被采用，一条需求曲线，加上局限条件，就足够了。需求曲线浅，局限条件深，是以为难。

（二）验证含意——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这里的甲与乙，又或加上丙、丁等的有关变量，必须可以在真实世界中观察到。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一个意图的变量，并非事实。那是说，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可以验证的。我们要以需求定律，加上局限条件的变化，从逻辑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那是说，我们必须推出一些含意，在逻辑上避去了抽象的需求量的困扰。要做到这一点，验证条件的指定就要讲功夫了。

（三）其他因素（变量）的变或不变的选择我们谈过了。如果你假设某些其他变量不变，你怎可以知道它们在实际上真的不变？你可以作大量的调查，然后用统计学控制变与不变。但你也可以想呀想，想出一些验证条件，证实这些条件的存在后，其他因素或变量我们不需要知道。这样做，也要讲一点功夫。

第三节：不管成交量的含意

真实世界没有需求量，只有生产量或成交量。因为需求量看不到，以需求定律来解释世事就多了一重困难。数之不尽的经济学研究，其作者根本不知道需求量只是一个概念，洋洋大观的方程式令人尴尬。专家如是，准专家更加是。

以亚洲人熟知的股票市场为例吧。图表派（我称之为风水派）常用股市成交量的升降来推测股市的走势，其准确性与风水先生的水晶球差不多。然而，此派盛行了那么多年，像风水那样，信者大不乏人。原则上，股市完全没有成交股价也可以大升或大跌。

随意观察定律灵光

无论怎样说，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而这灵魂的重点是要懂得怎样处理需求量这个抽象概念。抽象或非事实的概念其他科学也常见。以需求定律解释行为，我们要不是能以逻辑把需求量与成交量挂钩，就是不管成交量，单以需求量转变的含意来阐释现象。先从这后者举几个例子示范，因为比较浅。

上一章分析消费者的盈余时，我们提到榨取这盈余的一种办法，是收会员费。会所收此费后，里面供应的食品价格比外间低廉。这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含意。若收了可观的会员费，所内的食品价格反而提升，需求定律就被推翻了。

又例如，本章开始时提出的百元钞票在街上不翼而飞，我指出警察或公安人员愈少，钞票失踪的机会愈大。要是有两位警察站在钞票之旁，行人反而蜂拥地去抢拾钞票，需求定律就被否决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街上的商店用大红纸写着：“加价大倾销！”没有见过讨价还价时大打出手，因为顾客坚持多付钱而卖家挥拳相向。没有见过排队轮购是因为价格太高。没有见过手表的保证书上写明：“三个月之内必定不灵！”没有见过女人求偶时把自己的脸涂上黑色……这些都是需求定律的含意。

可以这样说吧：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受到需求定律的约束的。且让我们转到深入一点的现象去：以指定验证条件的办法来使需求量与成交量挂钩。

第四节：单质的需求验证

“单质”是指一种物品只有一种质量。金是金，银是银；一两金是一两金，一两银是一两银（当然，我们是以纯金或纯银算）。这与第五章所说的钻石例子是不同的。钻石多质，但因为几种质都被量度了，各有各的价，就变为多量。一粒钻石的成交价，是几种量与价的组合。我们若说多质而不说多量，是因为好些物品的多质没有被量度，没有每质分别定价。那所谓质（或称质量——quality），只不过是没有直接定价的其他量罢了。

我要先以一个单质的物品为例，来示范需求定律比较深入的用途：怎样指定验证条件而使需求量与成交量挂钩。我选的例子是影印纸张，一张一张地算价。当然，影印也可以有好些不同的“质”，但我们假设这些其他质不存在，或不重要。

影印行为的示范

我举的例子，是世界上好些大学的教授可以申请而获得一些研究金。这研究金不是交给教授，让他为所欲为，而是由大学掌管。指明是某教授才可以用，但也指明是只能用于研究的——教授不能用研究金请情妇花天酒地一番。什么是研究用途说得分明，而影印是其中容许的一项。

现在假设一位教授在大学里影印，每张二毫，自己出钱是二毫一张，用由大学替他掌管的研究金也是二毫一张，后者由校方从研究金中扣取。再假设这教授有两个不同的选择，二者只能得其一。其一是校方一次过地给他加薪十万元，可用作影印，也可以花天酒地。其二是给他研究金十万，由校方掌管作研究用途，可以影印，但不可以花天酒地。在如上的两个指定的不同局限下，你说哪项际遇这教授的影印数量比较多呢？同样是二毫影印一张，加薪十万或研究金十万，哪方面的影印数量提升比较多？答案当然是研究金那项影印比较多。这答案的肯定性是与硬币会下坠一样的。

要解释为什么一个教授获得研究金的影印量增加，肯定会比同样数目的加薪为甚，我们可以有数之不尽的假说。我以需求定律推出来的假说是：可以花天酒地的加薪，一毫值一毫，但只限于某些研究项目的研究金，一毫之所值肯定低于加薪的一毫。如果这后者一毫只值前者的六仙，那么同样是二毫影印一张，加薪之价是二毫，研究金之价是十二仙。价格下降，需求量就增加了。

局限（验证）条件的指定重要

在这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重点。一、从加薪转到研究金是局限转变，而这也是验证条件的转变了。只要我们能适当地选用验证条件，解释世事就如有神助。二、验证条件用得好，需求量与成交量在逻辑上的动向相同，所以这二者算是挂了钩。上述的例子，意图的需求量与事实的成交量的增减动向是相同的。这解决了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的困难。三、我不管你发明任何其他假说，但在我指定的验证条件下，我的假说会被验证为对而你的可能错。如果你的被推翻了，那么同一验证一对一错，就成为关键验证（critical test）。这显然是要靠验证条件选择得好才可以达到的。四、那所谓其他因素的变或不变，在上述的假说中可以置之不理。只要验证条件选得好，能使这条件之变成为重要的边际转变，其他因素就变得无关宏旨了。

第五节：多质的需求验证

不是所有好的需求假说都是我发明的（一笑）。老师阿尔钦发明了一个，精彩而重要，但可惜棋差一着，错了半步，使某些人认为阿师全盘错了。我在这里把阿师的假说略加修改，作点补充，然后一般化地表演一下。

四十多年前，阿师见出产于美国加州的橙（又称金山橙）中，质量最高的牌子是新奇士（Sunkist），而新奇士的橙大都运到外地去，在加州本土反而少见。为什么优质的产品运到外地，而留在产地的反而较差呢？阿师的假说发表后，两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不同意，为文反对。我的一个学生（J. Umbeck）加入笔战，橙就变作苹果。今天行内的老生常谈，是苹果而不是橙了。

阿尔钦的妙着被证为错

美国华盛顿州是盛产苹果之地，品种数以十计，其中红苹果（Red Delicious）的品质最受欢迎，市价也最高。然而，明显的观察所得，上佳的红苹果大都出口，远渡重洋，华盛顿州的本地人多吃较差的或其他品种。是的，今天在香港及内地，市场所见的美国苹果，差不多全部是红苹果，华盛顿州出产的其他品种在亚洲见不到。

阿尔钦的解释，是假设在美国顶级的苹果每个卖二毫，次级每个卖一毫，其相对价格是二比一。如果把苹果运到香港来，每个加运费一毫，到了香港顶级的是三毫，次级的是二毫，其相对价格是三比二。在美国本土，二除以一是二；到了香港，三除以二是一点五。一点五低于二。结论是，苹果运到香港后，虽然顶级与次级的市价都比美国为高，但以相对价格而言，顶级的在香港比较便宜（一点五低于二），所以是红苹果而不是其他的就运到香港来了。不要忘记，经济学说的价永远是相对的，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是也。

阿师这个假说解释本来十分精彩，但芝大的两位仁兄（J. Gould与J. Segall）一九六九年发表文章，以等优曲线的功用分析，证明阿师的分析错了。引起争议的原因，是加州的橙与华盛顿州的苹果，出口的都是上品，这观察不可能错；另一方面，芝大二兄的等优曲线的分析反证，白纸黑字，逻辑井然，也看不出错处。他们错了的是举出的反证实例：龙虾在波士顿原产地最可口，蔬菜在农村原产地比城市的好吃。这两个反证例子不能成立，因为龙虾与蔬菜都是以新鲜为上。波士顿的龙虾运到香港来，其肉会缩减三分之一。

以质算量问题清楚

我今天认为阿师的分析没有错，只是看错了角度；我认为芝大二兄的分析是错了，因为他们的分析图表的纵轴与横轴用错了“量”。他们三个人都忽略了的，是顶级与次级的分析必定要从多质物品的角度入手。以苹果的只数为量入手，不言自明地假设其他重要的质量（如糖分）不同，分析很容易弄错。苹果的糖分本身虽然没有直接地定价，但糖分的高低对价有决定性。如果我们间接地把糖分的价算出来，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我自己当年为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若干年后才想出“有质”量与“委托”量这个分别，才知道苹果的“只”量是“有质”与“委托”的合并。把糖分委托于“只”量，问题就清楚了。此前我没有发表过“委托”量这个概念，今可见于本卷第五章第七节。）

无论一个苹果的糖分是多是少，运费都是一样，因此运到香港来糖分的每个单位的间接之价，必定是糖分愈高愈相宜的。解释香港人要吃上佳的华盛顿州红苹果，阿尔钦加运费这个验证条件加得妙，但以美国的顶级与次级相对价格与香港的相对价格相比，是看错了角度。正确的角度，是因为有了固定的运费，糖分及其他质量上升时，这些质的间接之价在香港跌得很快。我们在香港选吃上佳的苹果或金山橙，是受到需求定律的约束了。

让我说清楚一点。假若苹果的糖分单位被量度定价了，而在华盛顿州这价是不变的话（例如一个单位是五仙，两个单位是十仙，三个是十五仙），加上一个固定的运费。（例如每个苹果运费十仙），那么糖分单位增加，每单位之价会下降，这导致糖分单位增加苹果的相对价格一定会下降。我们要从苹果中的糖分或其他质量看。换言之，芝大的两位仁兄的等优曲线分析，是用单质的物品从事，错了，要以多质处理才对。这是说，他们不应该看苹果优劣之价，而是要看糖分单位之价。阿师当年的看法其实没有错，但没有把糖分单位分开来看，看不清楚。

“爱”也遵守需求定律

一位母亲要给外地的儿子邮寄寒衣，如果运费是以每箱计，不计重量，箱子的大小有限定，那么母亲一定会尽量把箱子装得满满的。母亲的爱，也要遵守需求定律。

朋友，想想吧。要是你穿上西装，带着新相识的女朋友，隆重其事地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吃晚餐，你不会选吃汉堡包。事实上，老板明知你不会选吃汉堡包，他的高级餐厅没有汉堡包供应。这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买了一幅高级的住宅用地，风景如画，你不会建一所简陋的房子在那里。要是你发了神经，以简陋为贵，建造了那样的房子，你的建造费用一定血本无归：建好后把房子卖出，你的所得充其量只是地价而已。上佳的住宅用地，建造的房子必定是较佳的。这也是需求定律的含意。

一个时间宝贵的人，千方百计地抽空去听音乐演奏，不会选购廉价座位。坐飞机去巴黎度假，到那里的餐厅吃晚餐，叫的红酒会比同一个人长居于巴黎的为贵。一个自己出钱请补习老师的学生，上补习课的出现机会，会比这学生进了免费大学，上免费课的出现机会为高。如此种种，都是需求定律约束着的行为，苹果与橙之类也。

第六节：成衣配额的分析示范

说过了，因为还没有谈到生产、市场结构等话题，需求定律的解释威力示范这里只能小试牛刀，不能大展拳脚。但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发表的题为《配额：前车可不鉴乎？》的文章，是很好的需求定律的威力示范，同学们不用读到卷二也可以读得懂，而在该文的后部我引进垄断租值是妙着，同学们也可以读得懂。兹将该文以楷体刊载如下，好叫同学们能体会到需求定律的解释威力：

中国两年前签订世贸协议后，纺织成衣产品进入美国的配额按步取缔，其中一些取消了配额。后者中有三种产品因为取消了配额而导致美国进口急升。美国决定把配额于明年初放回去。中国反对，说美国违反了世贸协议，美国则认为没有违反，吵了起来。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不懂，但谁对谁错不是这里要探讨的话题。

经济学者是屡有分析配额的效果的。他们一般是按照课本的方法，把几条曲线移来移去，看着法例加上一点变化，然后以些什么回归分析计量一下。这种分析不是错，而是因为过于着重方程式与进出口数字，忽略了我认为是制造品配额最重要的含意，也即是说漠视了最重要的内容。让我说说吧。

身在美国看得分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一成衣（纺织品）出口“国”。你道为什么？是因为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及其他先进之邦，以配额约束香港纺织品的进口数量！

那些年头我在美国，亲眼看得分明。六十年代，香港的纺织品只在低档的百货商场的地库（basement）出售，品质奇劣，价格相宜，见不得光，与数之不尽的落后国家的产品排排坐。配额约束实施后，香港成衣的质量急升，几年之间由地库升到最高档次的那一层，而价格也大幅提升了。不少美国的高档牌子惨遭淘汰，或节节败退。是的，七十年代后期，香港富有的太太小姐们，坐飞机到美国的高档商场购买衣服，买回来的都是香港货。

有什么奇怪了？四十年前美国某些州份把香烟税改为以每包算，香烟立刻加长。若干年前西雅图某区政府委任的收垃圾公司发了神经，垃圾按每箱收费。该区的垃圾箱立刻加大，塞得满满的，父母叫孩子在箱中的垃圾上跳，结果是垃圾箱重得拿不起来！

还是需求定律使然

配额是值钱之物。一件成衣要一个配额才可出口，制造商怎会不增加其质量呢？这正如香港进口的美国苹果与金山橙，因为高档的与低档的要加上同样的运费，进口商当然选高档的了。如果我瞒着老婆，偷偷地带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美人到雅谷进晚膳，我不会那样傻，问侍应有没有汉堡包。

经济理论的解释当然还是那条需求定律。香港中六学生懂得的答案，是虽然加上运费后，优质苹果与劣质苹果的价格一起提升了，但从相对价格那方面看，优质苹果的价格是下降了的。需求定律的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同样，提升成衣质量，其价格是上升了，但优质与劣质同样加上一个配额之所值，优质成衣的相对价格下降，所以出口的质量提升。

这分析，中六学生说得出有一百分，但到了博士后只得六十，强可及格，因为只是大略地对。较为正确的分析比较深入，要把“量”来一个颇为复杂的阐释。拙作《科学说需求》的第六章第五节处理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被配额约束了数量，香港当年会成为天下第一纺织成衣出口“国”呢？答案是两个理由的合并。其一是优质使价格上升，而出口总值以价算。其二是优质的成衣远为耐用，减少了他国的出口量。

配额自由转让占了先机

另一个问题来了。当年亚洲的国家或地区都受到同样的配额管制，为什么主要是香港跑了出来呢？答案还是需求定律：整个亚洲只有香港容许配额在市场自由买卖。这自由转让不仅使配额落于善用或适用者的手上，也使配额的价值上升，而这使香港的优质成衣的相对价格下降得更多了。听说内地的纺织品配额也有在市场转让的，但因为法律不容许，市场就发明了一些偷龙转风的转让方法。这增加了交易费用，然而，一般的观察是内地的配额转让盛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应该与香港昔日的相若。

任何制造品都有多个层面的档次。在国际自由贸易的市场中，不同之区会按他们的比较优势成本来选择各适其适的品质档次产出，选错了的制造商会被市场淘汰。不是说在配额引进之前，香港的制造商没有能力产出质优、档次高的成衣，而是在国际自由竞争下，他们认为投资于高档次的产品的成本斗不过先进之邦。

配额租值容许成本上升

配额的引进，是把自由市场的质量档次排列更改了。怎么可能呢？配额之前香港的成衣制造商认为走高档的成本过高，走不过，难道配额之后走高档的成本下降了吗？不是的。答案是：配额引进之后，成衣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受到约束，使配额的每个受配者在某程度上拥有一点垄断权，配额之价代表着垄断租值，而这租值的存在容许持有配额的竞争者提升成本，因而容许成衣质量的大幅提升。在持有配额者的竞争下，均衡点是质量提升的成本增加在边际上与配额的租值相等。成衣质量的大幅提升于是可分两部分看：其一是需求定律强迫质量上升的选择；其二是配额租值给予成本上升的空间。这是经济学。

是愚蠢得不容易想象的保护主义。当年美国与其他先进之邦，为了保护自己的纺织成衣商，把落后而质劣的香港纺织品加上配额限制。然而，到头来，落后的香港成衣商，因为配额保护着他们，给他们有可观的配额租值，让他们有成本空间大展拳脚，提升产品质量，把先进的配额倡导者杀下马来。这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些年来中国内地的纺织成衣，有众多港商的参与，质量广及多个档次，其中不乏高档的。入世之后，面对配额的瓦解，制造成衣的竞争急升。在这样的情况下，配额的重临会使他们精益求精，可能把金缕衣造出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欧洲的什么名牌将会有难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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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Umbeck, “Shipping the Good Apples Out: Some Ambiguit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ixed Char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

第七章：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

百多年来，经济学者往往误解了物品市价的厘定。市价的厘定，绝对不是因为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正相反，这市场二线相交，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应者各自为战，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约而同地争取自己的边际用值与市价相等，从而促成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之价。

只因为世界多过一个人，经济解释的困难上升何止百倍！

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们的社会发明了制度。制度有多种，市场是其中之一，是经济学最常谈及而篇幅又是最大的。从今天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角度看，传统是过于重视市场这个制度了。好些非市场的制度也普及，很有趣味，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不受重视。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和几位师友搞起来的，可惜过了不久就误入歧途，跟着弄得一团糟。在本书的卷四与卷五我会大手清理门户。

第一节：交易是上下交征利

提起交易，我想到经济学鼻祖斯密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国富论》其中的两段至理名言。这两段话我在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翻译了出来，同学们要读后再读，细心揣摩和思考。

是的，以交易而交征利，与没有交易相比，前者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易。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易，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易的利益少很多，近于微不足道。我们还没有分析生产的问题，还没有介绍成本的概念，所以这里分析的交易，是没有生产的交易理论。我们要到本书卷二才把专业生产加入交易来分析。

边际用值相同是均衡要点

没有生产的交易，大家有利可图，主要是因为大家对物品的边际用值（marginal use value）不同。举个例：一个苹果，甲的边际用值是八毫，乙的边际用值是一元三毫，如果苹果在甲的手上，在八毫以上他会卖出，而乙则在一元三毫之下愿意买入。假若双方以一元（换值，exchange value）成交，甲的盈利是二毫，乙的盈利是三毫——后者是乙的消费者盈余了。以一元成交，大家的边际用值都是一元。这是市场均衡的情况。如果边际用值不同他们会再议价。边际用值相同而又等于一元市价，就再没有议价的空间了。那是说，市价（换值）一元，甲乙双方的边际用值也是一元，就成为每个消费者的边际用值与市价相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市场均衡（market equilibrium），也达到了那重要的帕累托条件（Pareto condition）。帕累托条件在本书内将会分几次逐步阐释。

上文以一个苹果为例，对“边际”的处理不够清楚。且让我把苹果的数量加大，重复以上的分析，好叫读者能看得明白，从而带到其他比较重要的小节上去。

假如整个市场只有甲、乙二人，苹果的总供应量只有六个。如下是甲与乙的需求曲线：

苹果数量　　：  1      2      3      4      5      6

甲的边际用值：$1.00  $0.90  $0.80  $0.70  $0.70  $0.60

乙的边际用值：$2.00  $1.60  $1.20  $0.80  $0.80  $0.40

因为每个需求者赚取最大私利要让自己的边际用值与价格看齐，需求定律可以看为边际用值与需求量的负相关——负者，一降一升也。上述的数字是我随意放进去的，除了量愈大边际用值愈低的规律，没有其他刻意的安排。

现在假设六个苹果皆为甲所有，他的边际（第六个）用值是$0.50；乙没有苹果，他第一个的边际用值是$2.00。这样，高于$0.50，甲愿意出售；低于$2.00，乙愿意购买。甲出售苹果，其边际用值上升；乙购入，其边际用值下降。大家边际用值相等之点，是$0.80。

这是甲出售四个——6，5，4，3；乙购买四个——1，2，3，4。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为了简化，其他的买或卖的竞争者只是在旁观望，见有利可图才加入），成交价是$0.80，这等于甲与乙的边际用值了。

交征利的结果，甲所获的总利是$0.60：（$0.80 - $0.50）+（$0.80 - $0.60）+（$0.80 - $0.70）。乙所获的总利是$2.40，他的消费者盈余：（$2.00 - $0.80）+（$1.60 - $0.80）+（$1.20 - $0.80）。在成交价（市价，即换值）$0.80的均衡交易中，乙购买四个，甲留两个为己用，需求总量是六个。

（上述的分析，同学们可以在本卷第九章的几何图表中看得更清楚。）

六个要点顺理成章

在以上的简单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含义。

（一）购买量永远等于出售量等于成交量。上述的例子，此三量都是四个。但$0.80之价，总需求量是甲二乙四，共六个。总供应量也是六个（原来的六个，成交前皆为甲所有）。在均衡的情况下，需求量（六个）与供应量（六个）相同，但成交量（四个）与需求量或供应量是不同的。完全没有成交，需求量或供应量都可以很大。

（二）不谈生产，市场的每一个人都是需求者与供应者兼于一身的。无论我拥有什么，价低我需求，价高我供应。例如，我收藏寿山石成癖。价够低，我买入；价够高，我可以全部卖给你。

（三）在均衡下，市价等于市场每个人的边际用值（上述的例子是$0.80）。若不等，在没有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情况下，买卖双方有利可图，这含意着市场的参与者会再议价，交易增加。要是有利可图而不图，就违反了帕累托条件。

帕累托（V. Pareto, 1848-1923）是个顶级的意大利经济学者。他说：资源的使用及物品的交易可以达到一个情况或条件，满足了这条件，我们不可能改变资源的使用，使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换言之，要是这条件不达到，我们总可以改变资源的使用或市场的交易，使起码有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这也等于可使整个社会的人得益。这是最基本的帕累托条件的说法。自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的分析兴起后，这情况变得博大湛深。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帕累托情况一般被称为帕累托至善点（或最优点）。我认为“至善点”（optimality）一词有主观的好不好成分，以“条件”（condition）代之才合乎科学态度。

（四）从以上的简单例子可见，甲与乙是竞争着多要苹果。市场是一个解决办法：价高者得。任何人对任何物品的边际用值高于市价，会多购买；低于市价，会出售。得者为胜，弃者为负，而胜负双方皆有利。价于是成为一个决定谁胜谁负的准则。阿尔钦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什么决定价格重要。此乃大师之见也。

（五）上述例子也可见，两个竞争者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若其中一人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上升，把苹果作为吉芬物品，违反了需求定律，那么交易就不可能成事。这是因为曲线向右上升的那位仁兄，老早就将所有苹果占为已有，不会出售。原则上，一个人的需求曲线可以某部分向右上升，另一部分向右下倾斜。然而，凡有交易，必定是在向右下倾斜的那部分发生。所以我在前文两次提及，凡有竞争，吉芬物品不存在。

（六）如果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上述的市价等于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的均衡情况不一定可以达到。又如果交易的一方持有物品的专利权，或有垄断权，市价的厘定不会像上述例子那样简单。这些都是后话。

上述的分析牵涉到一个多年前我发明的几何图表。这图表简而明，非常重要，今天被西方好些大学作为教材。今天我是把这图表再改进了，加进了精彩的阐释，放进本卷第九章与卷五的第五章。事实上，整本《经济解释》有不少重复的地方，因为同学们老是要求我重复再说，但我在再说时是略转角度与内容的。

第二节：市场需求否决剪刀分析

市场需求（market demand）与个人需求（individual demand）不一样，前者是众多的后者加起来而成的。一种物品的市场可能由数之不尽的个别需求者组合而成，而市场的供应也往往是数之不尽的个别供应者的组合。

物品有私用品（private goods）与共用品（public goods）之分。前者的分析普及，后者的分析比较少见。我们这里先谈前者，后者要到第八章才讨论。

所谓私用品，是一个享用某量其他的人就不能享用该量了，所以是独用（exclusive use）性质的。苹果是例子：你吃苹果时，我不能吃同一个苹果的全部。私用品不一定是私有；共用品不一定是公有或共有。二者的分别只是享用的性质，与产权或制度扯不上关系。

私用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别需求者的不同需求曲线向右横加而成的：每价加个别需求者的需求量。市场需求曲线于是代表着所有需求者的边际用值与总需求量的关系，这曲线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

市场集中处理讯息不易被超越

让我们假设有庞大的不需要生产的某物品的供应，例如海滩上的贝壳卖得起钱，需求的人数之不尽。在市场上，每个需求者见贝壳之价低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会多购入，见高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会出售一些。每个需求者的买或卖，其量可能微不足道，不能明显地影响市价，但他的买卖行动会对市价有轻微的影响。

好些时，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对某物品有独得之秘，可以静静地在市场图利。然而，无论这个人怎样守口如瓶，只要他在市场交易，他的意图讯息就传了出去，表达在市价上。市价于是成为讯息的接收中心，其升或降无可避免地反映着所有需求者的意图或喜恶讯息。

当然，有时市场的需求者被讯息误导，引起市价的大升大跌，使某些人发达，某些人破产。有时一些人认为自己的独得之秘万无一失，大购或大售，以为有巨利可图，但这些人的破产机会一般比发达的机会为高。这是因为市场的范围不容易估计得准确。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个巨富的美国兄弟以为可以炒银而更上一层楼，殊不知银价暴升后，众多的家庭主妇把家中祖传的银器拿出来卖掉，使这两兄弟破产。

小孩子的玩意是好示范

撇开自以为是的炒家，每个需求的人都以市价与自己的边际用值相比，然后购进或沽出。每个人这样做，其结果是每个人的边际用值皆与市价相等，而人与人之间对这物品的边际用值也因而相等。换言之，如果不同需求者对某物品的边际用值不相等，市场的均衡就达不到，而竞争购入或沽出的行为，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市价，到后来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相等。当然这是假设交易费用不足以左右这选择的情况。

记得童年时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就读，同学们喜欢玩“公仔纸”。是成年人购买香烟时附送的。公仔纸上的公仔往往不同，有些需求比较大，有些比较小。同学们依照自己的需求，大家在课余时间交换公仔纸为乐。那是个完备的市场。有时两张换一张，有时三张换两张，有时同学拿出母亲给予的零用钱购买，也有时少许零用钱加公仔纸成交。这些现象是说，小同学们按照市场的规律，看着不同公仔纸的交换比率（换值），来衡量自己对某公仔纸的边际用值。交换的比率就是价。

我们若不管讯息或其他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的均衡点是市价与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看齐，达到了帕累托条件。如果市价与任何需求者的边际用值有差距，那么为了增加个人利益，市场的交易会增加或减少，市价也会变动，从而使市价与每个人的边际用值相等。数之不尽的需求者都因为争取个人利益而这样做，这些人的需求曲线加起来就成为一条市场对该物品的需求曲线了。

马歇尔的剪刀失之千里

这市场需求曲线与该物品的市场供应曲线的相交点之价，是市价，又称均衡市价，而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与之看齐。那是说，市场需求与市场供应相交之价，可不是受到马歇尔（Marshall）所说的剪刀决定的。市价的决定，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应者，各自争取最高的交易利益，以自己的边际用值与面对的价格相比，或购入，或沽出，而这些行动或使价格上升，或使价格下降。达到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与价格相等时，大家的边际用值相等，而含意着的大家相等的价格就是市价。达到了这一点，市场的需求曲线刚好与市场的供应曲线相交（不谈生产，市场的供应曲线是竖直的）。

百多年来，经济学者往往误解了物品市价的厘定。市价的厘定，绝对不是因为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正相反，这市场二线相交，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应者各自为战，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约而同地争取自己的边际用值与市价相等，从而促成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之价。

这个相反的角度甚为正确，也使我们知道马歇尔提出来的，市场的需求与供应二线的剪刀，二刃相交而定价的说法出现了困难。这困难使我们无从处理边际用值与市价不等而引起的好些重要现象。比方说，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之前，经济学从来没有理论可以解释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的多种行为。

短缺与过剩皆空中楼阁

先不谈价格管制，假设价格莫名其妙地在市价之下，那么依照传统的剪刀观点，市场的需求量就会大于市场的供应量。这二者的差距叫作短缺（shortage）。短缺与缺乏（scarcity）不同，前者是指需求量大于供应量，后者是指某物品的需求使代价或价格高于零。从剪刀的观点看，市场需求量大于供应量，不均衡的情况出现，短缺的压力会使价格上升，达到市价的均衡点而止。然而，压力是些什么？说是需求量大于供应量是说了等于没说。

再者，需求量与供应量都是意图之量，看不到，摸不着，所以那所谓短缺（shortage）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抽象之物，往往是理论起点必需的。但抽象增加了假说验证的困难，可以不用当然不应该用。无端端地发明了抽象的“短缺”，充其量只可以增加经济学的“深奥”，可没有增加可以验证的内容，何利之有？

倒转过来，若价格莫名其妙地高于市价，传统说过剩（surplus，这里不能译作盈余）会出现。供应量大于需求量，也是不均衡，也是空中楼阁，但压力又来了，使价格下降至市价而止。

泡沫理论溃不成军

传统上，经济学者为了故扮高深，发明了稳定的均衡与不稳定的均衡（stable and unstable equilibrium），而后者可带来爆炸（explosive）情况，天快要塌下来，泡沫经济的理念不胫而走，甚至说若不用动态（dynamic）经济的观点，经济学没有用途。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发明这些玩意的。很有趣，但与世事无关。象牙塔者，不知世事之谓也。

我还是喜欢以简单的分析来处理复杂的世事。价格若高于或低于市价，市场需求者的边际用值会低于或高于价格。这些自私自利的人，为了要增加私利，就会沽出而使价格下降，或会购入而使价格上升。市价于是因为人的自私而升降，也因为人的自私而安定下来。读到这里同学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在前文提及，需求定律是包括着“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假设或公理。有了需求定律，用得恰当，我们可以不顾局限下争取极大化的分析，省却不少麻烦。重点是我们不仅要掌握需求定律，更困难是懂得怎样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这是经济解释的重心所在。

短缺概念源于思想短缺

回头说价格管制，单论通常所见到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就足以示范传统的剪刀分析毫无理论可言。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现，不均衡，世界大乱矣！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对任何物品的竞争，必定要解决。说不均衡，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什么压力云云，不可以压出一些假说来。

正确的分析，是如果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需求的一群见到自己的边际用值高于价格，竞争抢购不获，逼着要付出金钱价格之外的其他代价来作补充而争取。这些其他的补充准则可能是排队轮购，可能是论资排辈、武力解决、政治手法、人际关系等等。只要知道哪一种补充金钱价格的准则会被采用，或哪几种准则的合并会被采用，我们就知道这些补充准则的代价，加上金钱之价，会等于边际用值。我们于是会有另一种均衡，不会有短缺，而竞争就会被解决了。“短缺”是因为经济学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产生的。

价格管制的分析困难，不是因为不均衡，而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金钱之外的准则会被采用。一旦知道，均衡分析易如反掌。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是让我们能有系统地推出哪一种其他准则会被采用。这是后话。

第三节：交易的局限条件

分析需求问题时，我们屡次谈及局限条件。但需求的局限条件与交易的局限条件是不同的。提到交易，我们不妨先向鲁滨逊的一人世界那方面想。鲁滨逊有需求，有局限，但不可能有交易。交易的局限条件只能在社会存在。

从权利界定的角度看，一人世界不会有产权（property rights），后者是为社会而设的一种局限。从费用或成本那方面看，一人世界不会有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所以这种费用也是因为有社会而存在的。社会的定义，是多过一个人。本卷过后我会给交易费用多加一个广泛的定义，称为社会费用（institution costs），是指凡有社会才会有的所有费用，而在社会中，没有市场交易也会有这种一人世界没有的费用。也是在本卷过后，我会解释社会费用（包括市场成交的费用），可以看为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费用。这些理念，是源于我跟进中国的发展三十年才得到的。是后话。

跟当年的师友分道扬镳

产权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局限条件对体制的形成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时来风送滕王阁，我适逢其会，做研究生时就参与其事，屈指一算，在这方面我不停地想已有半个世纪了。不幸的是，三十多年来，我在这门学问选走的路，与当年的师友有了分歧。他们有些转向博弈理论发展，有些在近于博弈的卸责、恐吓、机会主义等无从观察验证的角度入手。其实“卸责”由我一九六九年首先提出，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术语含意着的行为无从观察，于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放弃了。一些同事说是我提出的卸责触发了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若如是，很抱歉，是不良影响。

产权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明显。试想，在一人世界中，我们不会有银行，不会有律师，也没有警察或公安、公务员、议员、文员、会计、经纪、商人……这些行业，都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我十分着重从这些费用或成本的局限转变来解释行为，不仅因为这些费用普及，也因为这些局限的转变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是真实的。不容易量度，也不容易处理，但原则及实践上可以做到。

历久以来，经济分析集中在资源（生产要素）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这两大话题上，更为精彩的现象却视若无睹。这后者包括制度的形成、结构的组织、合约的选择、价格的安排，等等。这些现象是由交易或社会费用的存在促成的。漠视了这些现象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缺环，经济学者因而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只能有初步的解释。

回头续前文，每个需求者对一种物品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的均衡点，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多变化。一个重要的困难，是我们不能假设这个天衣无缝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是零——虽然差不多所有经济学者都是那样说。困难是这样的：市场的本身是一种制度，而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产生的。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又怎会有市场呢？

我们可以肯定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某些交易或社会费用，但这些减少了的费用是些什么，是一个大难题。我们要到卷三至卷五才大事问津了。

对我影响很大的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也有同样的困难。简言之，这定律说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市场交易。私有产权于是成为交易的一个先决的局限条件。这观点是对的。但科斯在他的鸿文中加上另一个条件：交易费用是零。这就出现了困难。私有产权是一种制度，也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是零，怎还会有市场及产权制度呢？科斯定律在局限条件的假设上有了冲突，在逻辑上有了矛盾。这也是后话。

附录：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内地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批评我的话，因为被知名刊物转载，网上吵得热闹。一月二十二日我以此文回应，纯从学术的分析下笔，网上吵得更热闹了。这篇回应写得清楚简洁，总结了本卷的理念架构，转刊在这里，同学们会知道他们学得的真理其实是简单的学问。）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内地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该题在某网站出现时被改为《人大教授狼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这篇文章在网上炒得热闹，不少朋友关心这件事，纷纷来邮慰问，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历来不管这类批评，但关注的朋友太多，而香港的《明报》一月十六日以大字标题《党刊转载轰张五常鼓吹私有制文章》作报道，我因而追查周新城教授的原文，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有点莫名其妙，要回应一下。

周教授提到我说的话有不少问号，而其中奇怪的是说在某干部会上，“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我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干部会——历来凡会不参——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一本“结集公开出版”的书。更奇怪的是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有一项是我的作品。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周教授能多读我写的文章，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让我在这里以最简单的文字来澄清我对“私产”这一词的观点。

自私三解

英语 private 这个字译作“私”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了。中国文化对“私”这个字有负面的含义是不幸的，但那是一个伟大文化的传统。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所说的自私（selfish）则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自私是天生的。这是源于一九七六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这本书重要，博大湛深，也很有说服力。但在经济学上，我不采用这个自私的阐释。

第二个看法，是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是源于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人不自私不容易生存。一九五〇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斯密之见伸延，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争议。阿尔钦说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自己用上的自私概念可不是自然淘汰，也不是天生自私。

第三个自私看法，我常用的，是自私源于经济学的一个武断假设。在这假设下，究竟人类是不是天生自私或是不自私不能生存，皆无关宏旨。深入一点地说，这个武断的自私假设是经济学说的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你给一个小孩子两个选择，同样的糖果他可以选一颗也可以选两颗，如果他选二弃一，就是自私了。

自私的一般化是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没有这定律就没有我从事了几十年的经济学。这定律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一个人对这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这里说的价格是局限，其转变导致需求量的转变，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需求定律也是一个自私定律。经济学可以不谈自私，但不可以不用需求定律。那所谓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简化为“自私”这两个字。你要我不说自私，就要让我多用几个字。你要我不说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我就要用需求定律这个外人不知所指的术语了。需求定律的威力不仅替代了“自私”或“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些听来有点价值观味道的说法，更重要的是这定律有远为广泛的变化与用途。可惜的是，对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我应该怎样说呢？要解释需求定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想当年，作研究生时，我为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句话苦学苦思了三年才感到有舒适的掌握。来去纵横的掌握还要多观世事三十年。今天西方的经济学教授不仅不多管这定律，好些甚至不教了。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提出上面的三个自私观，因为我要澄清，当我说人是自私的，我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是遵守着需求定律。

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

远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中，竞争一定会出现。跟任何竞争一样，决定谁胜谁负要有一个衡量胜负的准则。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价高者得，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市价。我曾多次申述，可以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如天上星，但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就是市价。这是因为当你要购买我手上的东西时，你自己一定要有所产出，对社会作了贡献，才可以付出我要求的价。不用一个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采用其他任何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观点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内对北京的朋友解释得清楚。他们重视该文。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好友科斯一九六〇年提出的那个所谓科斯定律的观点。科斯说，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市场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市场出现，市价就不能用作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用上任何其他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英语俗称 private property，法律称 fee simple absolute。

另一方面，界定权利的费用相当高，市场形成的费用也高。这些是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统称交易费用——在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往往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们今天有银行，有商业机构，有律师、公安、法庭等，费用甚巨，为的就是要争取以市价作为竞争的准则，从而减少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然会出现的庞大的租值消散。庞大的租值消散是昔日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我们可以不谈私产，甚至不用“私”这个字，但我们要不要市场呢？市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竞争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必须决定，而采用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然而，采用市价这个准则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斯定律了。

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

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书中，我说得清楚：“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

我跟着说：“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我跟着又说：“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篇长文。我是在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这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不谈私产，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

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朋友鼓励我写文章，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资料，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新城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朋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

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可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私字当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周教授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参考文献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M. Friedman, Price Theory. Aldine Pub. Co., 1962.

A. A. Alchian and W.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H. Demsetz, “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4.

第八章：共用品与隔离理论

因为同时享用共用品的人可以无数，像美人打扮或思想传世那类的收益往往存在，全部隔离不付费的人不会是最佳的选择。

共用品的分析，经济学者认为是大难题，有悠久的历史了。四十多年前，几位师友说我是打通这难题的最佳人选，但谈何容易？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四时，某些事使我睡不着，走到书桌前坐下，把多年想到的关于共用品的要点写下来，随意补加一些，竟然发觉得到的是一个近于完整的分析。澄清传统分析之外，我加进了好些要点，而在二〇一六年五月我想到一个赏罚不对称的有趣问题，再作补充。这就变为完整了。

第一节：共用品的性质

我们在第七章第二节提及：物品可分两类，私用品（private goods）与共用品（public goods）。Public goods 一词是萨缪尔森发明的；他起错了名，误导了后人，使中译 成为“公共品”，大错特错。

先以苹果为例吧。苹果是私用品。如果苹果之价是每个一元，我的需求量是二，你的需求量是三，那么一元之价，你和我加起来的需求量是五。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每价加量，那是向右横加。这是私用品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呢？因为我吃一整个苹果你不能吃同一个。

共用品的市场需求向上直加

如果物品是一个电视节目，你在家中看，我也在家中看同一节目，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互不干扰，那么该电视节目就是共用品了。共用是指多人可以共享而不干扰他人的享用。私用品的性质是独用（exclusive use），共用品的性质是同用（concurrent use）。传统说共用品少有是不对的。除电视节目外，我们还可举一个思想、一项发明、莫扎特的音乐（不是指唱片，而是指音乐的本身）、我写《经济解释》的内容（不是指书，而是书中的内容），等等。过后可见，共用品其实到处皆是，极为普遍。

某经济学者二十多年前在香港报章上做文章，举公厕为 public goods 之例。错了。公厕是政府建造的，不收费，说是为公众所用没有错。但公厕不可以共用，所以是私用品。海滩可以公用，但不可以共用——我躺卧晒太阳，不会让你躺在我上面。私用品可以为公有，共用品可以为私有，不要搞错。

市场需求与价格分歧

共用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以每个需求者的个人需求曲线向上直加起来的：每量加需求者的边际用值。这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电视节目我愿意出二元看，你愿意出三元看，是我们各自的边际用值，加起来是五元。若电视台（有线的电视）收费二元，总收费是四元；若收费三元，你看我不看，总收费只得三元。若要达到总边际用值收费来鼓励节目的产出，电视台要用价格分歧的办法：收我二元，收你三元。但价格分歧的费用奇高：电视台不容易知道你和我的边际用值。价格不分歧，电视节目的产出就要打个折扣。那是说，以共用品而言，除非每个需求者天生一样，否则同价不可以达到帕累托条件。这是旧一套的帕累托条件。新的加上交易费用，看法变了，这是后话。（无线的电视有间接收费：我们看电视广告的时间所值，是费用，价也。）

上述的分析有三个要点。一、因为我用时你也可以用，而收费要把不付费者隔离，共用品有收费的困难。吃苹果是我吃你不能吃，隔离不设而自存，收费当然较易。二、交易或收费的费用够低，共用品的产出及销售会出现价格分歧。三、同一共用品，享用者之间的边际用值不同。

第二节：大师之见有问号

共用品的争议，起于密尔（J. S. Mill）一八四八年提出的灯塔例子，其后参与的名家有西季维克（H. Sidgwick, 1883）、林达尔（E. R. Lindahl, 1919）、庇古（A. C. Pigou, 1938）、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 1953）等人。密尔的例子，是对海上船只大有好处的灯塔有收费的困难，因为在黑夜中，船只以灯塔的指引而避开礁石之后，逃之夭夭。他于是认为私人建造灯塔无利可图，需要政府协助强行收费。跟着的西季维克与庇古之见，是灯塔应由政府建造，免费供船只使用。

林达尔没有分析灯塔，但他以公安服务的例子，首先提出共用品的概念，说市场需求是个人的需求曲线向上直加的。其实公安不是一个好例子，但向上直加提了出来就成了名。说公安服务不是共用品的好例子，可见于二战后不久的香港。当时治安不妥，政府提供的公安服务不足，我父亲的商店与邻近的好些其他商店合资聘请护卫服务，也是公安。然而，有些商店不付费，抢劫行为出现时护卫员对不付费的不护。同样，一九四七年的广州，富有人家一般补贴当时政府提供的保安人员，效果是穷人家没有保护。公安服务于是成为富人的私用品。

萨缪尔森言不成理

共用品的争议的主要人物是萨缪尔森。这个二十世纪的理论天才同意密尔的观点，认为灯塔私营不容易收取费用。但他补加了一个重点：就算灯塔容易收费，也是不应该收费的。这一下奇兵突出，把经济学界搞得团团转。萨氏的论点，是灯塔建成之后，多服务一艘船的费用是零——边际费用是零。在这样的情况下，收费会妨碍一些船只选用灯塔，促使他们改道而行。既然边际费用是零，这改道对社会有害无益，不收费才是上策。萨氏后来拿得诺贝尔奖，这论点的文章被提及。

共用品是指多人可共享同一物品，无数的人可以互不干扰地共用，多供应一个人的边际费用或成本当然是零了。边际成本是零就不应该收费，近于零的也不应该收费吧。跟着的分析是，如果收费低于平均成本或费用，私营一定亏本（这是对的），而如果收费等于或高于平均成本，那么收费会在边际成本之上（平均成本因为产量增加而下降，这也是对的）。收费高于边际成本，对社会有害无益，不收费或由政府资助而又管制价格，才是上策。这是老生常谈了。

这里的要点是：牵涉到收费问题，共用品有互相矛盾的两种看法。其一是要采用价格分歧，收到尽，才可以达到帕累托条件。其二是多供应一个享用者的边际费用或成本是零，应该一律不收费。是有趣的价值观，不可以解释市场现象，但可以解释某些政客及经济学者的行为。

依照萨缪尔森的观点，香港的海底隧道，如果没有挤塞，是不应该收费的——多服务一辆车的边际费用近于零。但若不收费，谁来建造？答案当然是应该由政府建造了。你同意不同意？电灯、煤气、电话等，需求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的行业，都要由政府主理，或起码由政府管制收费。这些也是老生常谈。经济学者的胡说八道，遇上权力欲强的政府，如鱼得水，那所谓公共行业（public utilities）今天大都受到政府的管制。这里的要点是：产量上升而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行业，某方面往往有共用品的性质。这是因为从使用人数这方面看，人数增加，每个人的平均成本是下降了。

要澄清一个错得肤浅的关于共用品的论点：萨缪尔森说多服务一个顾客边际费用是零，不应该收费，应由政府提供服务。单举钢琴演奏家的例子就够了。

隔离收费是关键所在

一个钢琴家在音乐厅演奏，是通过经理人收费的。这收费是演奏家的收入，是他天天勤修苦练的主要原因。他演奏的音乐是共用品。政府应否推出法例，钢琴家应该由政府出钱培养呢？

没有疑问，共用品可以私营产出。也没有疑问，凡有或部分有共用品性质的产品或服务，每个顾客的边际用值不一定相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边际用值不等可不是共用品独有。大家吃苹果，你喜欢吃到核心去，我只吃几口就抛掉——你和我之间对苹果的边际用值不同。政府应该加以干预吗？

回头说萨缪尔森，他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课本当年畅销天下，让他发了达。一本一本的课本是私用品，在书中萨氏的思想却是共用的。他把自己产出的共用品思想与私用品的书本连销——是一种捆绑销售——而发了达，再以反对共用品由私人产出而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诚天才也（一笑）。

这里的要点是：把共用品捆绑着私用品一起销售，是隔离不付费的人不能享用的一个好办法，可以减低交易费用。

第三节：横看成岭侧成峰

以共同享用、互不干扰这原则来界定共用品，市场的需求曲线是不同的个人需求曲线向上直加而成，即是每量加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然而，好些时，共用品是大家可以一起享用，但有挤迫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干扰。这里的要点是：无论怎样挤迫，只要共用品的量不变，不会因为挤迫而变为私用品。挤迫的变动会导致个别享用者的需求曲线上下移动，不会左右移动。这是说，有时因为挤迫而互相干扰，导致个人的边际用值下降；有时挤迫增加了可取的热闹，导致个人的边际用值上升。不管是哪一种，产出共用品的人要考虑的是市场的需求，不是个别人士的需求，而出售收钱一般比私用品困难，因为要把不付钱的隔离——例如要买门票才可进场看演奏。

向上斜加是发神经

记着，不管怎样挤迫，凡是享用人数增加而物品的量不增加，属共用品，市场的需求曲线是个别享用者的需求边际用值向上直加而成。有些学者以为看到皇帝的新衣，把个别享用者的需求曲线向右方斜上而加，以之处理共用品的挤迫情况。这是笑话，因为量没有变，向右上斜加是发神经。凡是享用者增加导致量增加，属私用品，市场的需求曲线是以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即每价加个别的需求量。共用品直加，私用品横加，是清楚的处理。有没有挤迫加法一样，只是挤迫增加个别的需求曲线会下降。

边际用值不同与相同的情况

让我们回到钢琴演奏的例子去，说得复杂一点吧。钢琴演奏的本身可以看为一件物品，听众或多或少皆享用同一物品量，是共用品，而门票的安排是要隔离那些不付费的人。从出售这共用品看，市场（一个演奏厅）的需求曲线是个别曲线向上直加。票价的厘定，如果所有座位的质量相等，是售票老板认为该价可以获得最高的总收入。在这安排下，每个顾客付同价，他们的边际用值不一定相同，而演奏厅不一定坐满。如果交易费用够低，售票老板采用价格分歧，不同顾客付不同的票价，总收入会增加，而只要需求者够多，演奏厅一定坐满。不同顾客的边际用值不会相等。这是共用品与私用品的一处区别，帕累托条件要有不同的阐释——我说过了。要达到不同顾客的边际用值相等，质量相同的座位的票价要相同，而又要有多场同样的演奏，不同的顾客选择享用不同的场数。另一方面，如果座位的质量不同，售票老板的不同票价处理不算是价格分歧。

演奏共用与座位私用要选择处理

再提升复杂层面。一场钢琴演奏的需求可以看为市场需求，但场内的座位可不是共用品：我坐着听，除非你是美女不能坐在我的膝上。从座位的角度看，只一场演奏，座位的需求也是市场的需求，但其需求曲线是个别需求向右横加的，即每价加座位量。质量相同的座位同价，要达到个别顾客的边际用值相等，除非个别碰巧相等，否则不同的顾客要选购数量不同的座位票：有些买三个座位一个人坐在中间。有点怪吗？那当然，但不同质量的座位票价不同，一人一票一座会拉近不同顾客的边际用值。

这里的要点是：享受钢琴演奏，从一个角度看是共用品，从另一角度看是私用品，市场的需求曲线前者是个别需求向上直加，后者是个别需求向右横加。解释行为选用哪种加法，要看是哪种行为或现象才决定。

其他类同的例子

如下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一列火车近于满座，只有一个空位。多容纳一个乘客的边际成本近于零。车票要预售，难以价格分歧，近于零的票价火车要大亏蚀。不亏蚀的票价要远超近于零的边际成本，违反了传统的帕累托条件。好些大师于是认为：政府如果不管制火车票价，这行业要由政府经营。据说这是今天的所谓公共行业（水、电、煤气等）受到政府大事干预的原因。是原因吗？还是借口？

同学要注意，从一场演奏的需求转到演奏厅内个别座位的需求，或从一列火车的需求转到个别座位的需求，我们是从共用品转到私用品那边去，市场的需求曲线是从向上直加转到向右横加。有趣的是，从共用转到私用后，我们看到对个别需求者的边际供应成本下降得很快——火车的例子是边际成本近于零。边际成本不断下降是那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热门话题，是后话，这里我只借着讨论共用品的概念，澄清一些骗人的玩意。

说到共用品，我要再一次提醒同学在本卷第五章写《需求定律》时说过的话：“何谓价？何谓量？需求曲线是指哪价？哪量？量是有质的还是委托的？这些问题不能避免。”从共用品与私用品的讨论中同学们知道，同一物品或服务的享用，这样看是共用品，那样看是私用品：二者量不同，价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为什么市场会用那份、那量？需求定律应该是指哪价、哪量？弄清楚这些问题对解释行为重要。

共用捆绑私用可隔离收费

让我再加一点变化吧。严格地说，差不多所有物品都具有共用品与私用品的性质。例如欣赏钻石是共用，戴钻石是私用。这样看，钻石的成交也是一种捆绑销售。市场一般偏于以私用特质的量度作价及量，因为比较容易隔离不付价的享用者，不像钢琴演奏那样，要用验票员守在门口。这是说，钻石以克拉量作价，欣赏的共用所值是算在该价之内。也有好些情况，因为共用品的性质存在，有价值的物品或服务难以量度，或无从隔离不付费的享用者，市场交易就谈不上。同样，一个苹果可以吃（私用），也可以看（共用）。这里的要点是：除了上文提到的隔离与捆绑这两个协助收费的法门，私用品的需求定律可以不言自明地包含着共用品的利或害，但这些共用的质与量要假设不变。

考考同学吧。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街上走，打扮得像仙女下凡，众人看着，开心过瘾，是共用品的享受了。为什么收不到钱这个美人还要花巨资及时间来打扮呢？这里的要点是：一个打扮得像鬼火似的女人，目的是把共用品捆绑着自己，从而提升身价，跟钻石因为光泽高而升值的道理是一样的。

再加一个要点吧：传统的市场需求曲线，一般是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这是私用品的处理，可不是因为共用品的性质少有，而是因为有隔离费用，市场喜欢以私用品的量作价。换言之，经济学者做对了也不知何解也！

美人懂得隔离收费

一个苹果可吃，是私用；一个苹果可看，是共用。市场选择可吃的作价是因为可以容易地隔离不付价的人，而苹果可看的那方面不值钱，经济学者历来不注意。其实共用品的性质在真实世界随处可见，只是市场一般选取有私用品的隔离功能的特征作价。这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了。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让我拉着她的手一起招摇过市，不让你拉，老人家当然开心过瘾。无奈她的美貌你也可以看，属共用，我和她皆难以把你隔离而收费。然而，她的美貌价值传到我拉着她的手，请她进膳不会是汉堡包。这是她把你隔离来收我的费。说不定明天该美人会拉着你的手，把我隔离来收你的费。这类现象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无处无之，天天有。

第四节：赏罚不对称的隔离理论

我老是喜欢说美人。一个美人打扮得珠光宝气，街上的人看得开心，属共用，该美人可没有收取街上人的钱。但她的身价是提升了，共用品的价值，好一部分是算进了美人的身价那边去。这鼓励她花费打扮。反过来，一间工厂污染邻居，其影响属负值，也属共用，但工厂可没有补偿给邻居，吵起来要求政府干预。美人与工厂这二者衍生出来的共用品效应显然是不对称的：美人打扮有身价升值的补偿；工厂污染却不会自动贬值。这跟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算是私用品的对称效果有别：采蜜的蜂主不付钱，经济学者说政府要抽蜂主的税，补贴给果园的主人；蜜蜂传播花粉蜂主收不到钱，经济学者说要抽果园主人的税，补贴给蜂主。虽然我曾经证实了蜜蜂与果园的例子是神话，但经济逻辑没有错，一方要补贴另一方要抽税。这是对称的。为什么美人与工厂是不对称的呢？答案是美人的打扮提升了自己的身价，她的花费有了补偿，而蜜蜂传播花粉蜂主却没有收费（不是实例，而是在我之前经济学者以为如此）。美人的自愿不收费的供应，要求政府补贴是说笑了。

上述的美人例子与工厂污染的不对称重要，因为示范着共用品与私用品的一个大差别。共用品因为受到影响的人多，可以无数，产出这共用品的人不收费对自己往往有收益。私用品例如一个苹果，一个人独自吃了，没有其他收益，不像美人打扮，因为有外人欣赏而得到一点回报。

思想传世的价值观

美人的例子不是美人独有，而是一般性的。好比我搞思想创作，思想当然也是共用品，欣赏或批评的人也多。我在一九六七年写好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佃农理论》，收到的版税总收入不足以请几位朋友吃一顿饭。然而，当年要价只几美元一本的书，今天网上的叫价愈千美元！这些钱当然不是由我收取，但见到这个价，该论著将会传世逾百年今天近于肯定。我老是幻想着自己有不少文章会传世很久，而对我来说自己的思想能够历久传世值很多钱。当然，我无从把自己的传世思想在市场出售而变为不是我的。上苍有知，如果可以出售，我要求的价格会高到天上去！今天我是个富有的人吗？当然不是，但比起一个大富的人，我选自己那一边。是一个无从比较的财富位置，但如果思想不是共用品，我不会选走思想创作的路。换言之，我没有伯牙那么伟大，高山流水只奏给子期一个人听。

是的，思想创作这回事，往往不能在市场成交，但作者可以自作选择。在社会中，个人的选择往往不能通过市场——就是交易费用是零也不能。说个人可作没有市场的选择是说选择可以替代。这类选择无数，经济学者是过于重视市场了。今天的中国不重视思想创作，从我的价值观看是悲剧！

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写好了他的《赤壁赋》，不敢以之示人，每天晚上在家中后园朗诵，害得邻居老妇背得出来。苏子当然知道该文将会历久传世，而如果上苍有能，我乐意把自己的《佃农》换取他的《赤壁》。这可见一件共用品给产出者的价值，可以高到天上去，虽然不一定可以换得一碗饭吃。对社会整体来说，卖不起钱的共用品可以是无价之宝了。

收费与不收费的选择

回头说共用品的隔离理论，我们不妨先再看私用品的选量作价。私用品选用的量通常是天然地隔离不付价的人。量度有费用，履行的监管也有费用。从出售者的利益看，量的选择可能如珍贵的钻石以几个量加起来作价，或西瓜在丰收时不算重量，以每只为量算价。从购买者的利益看，被瞒骗的行为主要出现在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他质量。后者，一个出售者或商店的声誉就显得重要了。都是交易或讯息费用引起的现象，是后话。

转到共用品，不能隔离不付费的使用者，出售的人无从收费。我们初步的分析，是隔离带来的收入增加在边际上要足以填补隔离的费用（例如出售门票与顾客进场验票）。然而，想深一层，因为同时享用共用品的人可以无数，像美人打扮或思想传世那类的收益往往存在，全部隔离不付费的人不会是最佳的选择。出售共用品的人的选择是某程度隔离收费，某程度放开让不付费的享用。均衡点是在边际上，“量”的选择是隔离的直接收入，减去不隔离的间接收入，与执行的费用相等。

这是为什么某些球赛或歌唱演出，进场收费之外，在场外却有大银幕让不付费的人观看。有些演出选择性地赠送门票，因为是免费，获赠票者的意向事前难以估计，以至不少佳座在演出时空了出来。

二千多年来，中国人有句老话：“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把“同”字改作“共”字，就是本章说的共用品。同不一定是共，但共却一定是同。我们日常见到的共用品大部分都是跟“声”与“色”有关。所以我们可以勉强地说，共用品这回事，炎黄子孙早就知道了。

像我这个老人家搞的思想创作那类共用品要怎样算呢？

我可以补加一句：脑之于思也，有同感焉！

参考文献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 W. Parker, 1848.

E. Lindahl, “Just Taxation-A Positive Solution,” (1919),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Macmillan, 1958.

P.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S.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S. N. S. Cheung,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第九章：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哲学性质

我把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的整体简化为三部分——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为的是要让出很大的空间，让我们能比较容易地把交易费用放进去。漠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解释世事的用场不大，但复杂的理论是很难容纳交易费用的。作学生时我对复杂的理论与技术上的操控学得成绩好，但经过多年探讨认为不管用。世界复杂，我们要用简单的理论结构处理，但如此一来，简单理论的掌握要有很深入的层面。

二〇一四年《经济解释》共四卷的重写快完工时，太太无意间在英语网上看到 Steven Cheung’s Demand Curve（史提芬・张的需求曲线）一词。需求曲线可不是我的发明，怎么会扯到我这边来呢？略查究竟，原来在《科学说需求》的《原序》起笔时提到一九七一年我写下的一篇题为《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的文稿，用上一幅几何图表，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但被美国朋友放进两本甚或更多的教科书内，把我的名字与该大名曲线挂了钩。当年我显然不认为该图表重要，因为自己没有保存该文稿。

该几何图表非常浅，容易记得，我在本卷的第七章大致上以文字申述了。这次见到有人把老人家的旧图重提，自己再画出来，再看再想一下。一九七一是四十三年前——稼轩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有“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之句，怎会那么巧？我不由得细看该图表，想想自己四十多年来在经济理论的思想上有些什么变化，竟然发觉该简单不过的图表是包括着传统经济理论的所有内容！当年不这样看，今天这样看，是反映着自己在一门学问上有了长进。

本来说整套《经济解释》不会用一幅图表——斯密的《国富论》没有用——但补加这章我要自食其言了。两个原因。其一是最近几次给同学们讲话，用上该图表，他们不少要求我要把它放进《经济解释》中。其二是学经济的中国同学多，要是他们看得明白，该图表的传世机会不小：非常简单，但内容广泛，阐释起来变化多，是合乎传世的所有规格了。

第一节：经济学的理论结构

附图以纵轴为价（P），横轴为量（Q）。竖直的S线代表着某物品的供应总量（Q^*），假设固定不变。有A与B两个人，d_A与d_B分别是二者对该物品的需求曲线。先假设在交易之前该物品全部为B所有。这样，该物品给B的边际用值是M。A完全没有该物品，其边际用值是N。在这情况下，如果交易之价高于M，B会出售给A。另一方面，如果购买之价低于N，A会购入。

每量B售出必与A的购入量相同，此乃成交量也。B售出，是沿着他的需求曲线d_B向左上移动；A购入，是沿着他的需求曲线d_A向右下移动。从横线看前后二者的移动量每步相同。只要B的边际用值低于A的边际用值，B会增加出售给A，因为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只要A的边际用值高于B的，前者会增加从B购进，也因为有利可图。均衡点是B的边际用值与A的边际用值相等。从图表可见，B出售到Y点，他的边际用值会跟A购入到X点的边际用值相等，而B的售出量（EY）一定与A的购入量（PX）相等。P是他俩的成交价，也即是市价。

交易互利与市场需求

交易是互相征利。A之利是他的消费者盈余（面积NXP）。他的总用值是面积0NXq_A，但付出给B的总换值是面积0PXq_A，所以面积NXP是A的交易总利。B的交易总利是面积YEM。这是因为他放弃了的总用值是面积YMQ^*q_B，但获取的总换值是面积YEQ^*q_B（即0PXq_A），面积YEM于是成为B出售给A所获的总利。

我们把A的需求曲线d_A与B的需求曲线d_B每价向右横加而得A与B合共的需求曲线。这后者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了。即是每价按着d_A与d_B向右横加，得到的NFED是市场的需求曲线。

不管A与B的个别需求曲线怎样画，只要二者有交易上述的均衡情况会出现。要注意的是在E那一点，市场需求曲线（NFED）与固定的供应总量曲线（竖直的SQ^*）相交。那是市场均衡，而P是交易的市价。重要是这个市场均衡点可不是因为马歇尔提出剪刀二刃相交，也不是因为过剩或短缺的压力，而是因为A与B两人各自为战，自私自利，见价低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购入，见价高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沽出，互不相让，既没有垄断，也没有串谋。在E这个市场均衡点于是出现如下情况：A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等于B的边际用值。

同一物品，扩展到有无数人的市场，分析依旧。无数的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无数还没有交易的竖直供应曲线也向右横加，结果是市场的总需求曲线与总供应曲线相交之处（E）就是市场均衡，而无数的人一起交易之价（P）是在市场需求曲线与总供应曲线的相交点。市价一也，竞争使然，而无数的参与者的各自边际用值一律相等，也等于市价。

如果政府立例管制该物品的市价，当然要作别论，但说什么剩余或短缺会出现，不均衡，是低能之见。正确的处理，是市价作为竞争准则如果被禁止采用，其他竞争准则会出现，局部或全部替代市价。知道什么其他竞争准则会出现，均衡分析是研究生习作。非常困难的是要推断在价管下，哪一种或哪几种市价之外的其他准则会被采用。一九七四年我破此案时巴泽尔说是他平生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章，要到卷四才讨论了。

边际用值与边际成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

以上是老人家四十三年前提出的论点，跟着的发展有长进，陈述如下。

回头看图表，未有交易之前物品全部为B所有，以竖直的S线表达。若价高于M，B会沿着他的需求曲线（d_B）卖给A。B的供应曲线于是成为d_B对着镜子看，即s_B。这B的有交易的供应曲线（s_B）在X那点与A的需求曲线（d_A）相交，代表着B的边际成本与A的边际用值相等，是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看市场均衡。为什么s_B是B供应给A的边际成本曲线呢？因为那是他的需求曲线（d_B）对着镜子看！B的需求曲线代表着他的边际用值，是他愿意付出最高的边际价值，而成本的定义是最高的代价。B放弃或出售给A，该物品的最高代价，是B自己衡量该物品的边际用值。

从上述补充的角度看，市场均衡不仅是每个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相等，再等于市价，更再要等于供应者的边际成本。如此类推，扩展到市场有无数的参与者，所有的人的边际用值等于所有的人的边际成本，再一律等于市场的成交价。

引进生产活动分析大致不变

上述分析是假设市场上某物品有一个整体的存量，没有生产活动，也即是没有制造业。引进生产或制造，其分析基本上没有变。假设在街头有一个卖花生的人，投入自己的劳力种植花生与加工制成可口的食品，在街上应市。没有伙伴，这花生的产出者是个独行侠。这个人的生产要素当然也是经济物品。在竞争下，通过市场与市价这个人把自己的生产要素换取他人的物品。在均衡点上，这个人的边际生产成本会跟花生的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相等。

这里跟没有生产或制造的情况只有一项重要的分别。那就是动用生产要素来制造可口的花生，我们要加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如此一来，制造花生出售的人的边际成本曲线不仅会受到他对自己的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的约束，也要加进产出花生过程中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

我曾经提及，在市场上，需求曲线向右上升的吉芬物品不会在竞争中存在（同学们可从本节的几何图表的简单曲线证实这一点，容易的）。引进生产或制造，有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逻辑上吉芬物品更不可能存在了。提出吉芬物品的马歇尔，举面包为例。面包无疑是消费物品，但绝对也是生产要素，怎会不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呢？

我们可以严谨地大手简化。边际用值是消费者愿意出的最高价值，但从放弃的角度看就成为最高的边际代价，也即是边际成本，对着镜子看就成为s_B那条供应曲线。另一方面，既然面包是消费物品，也是生产要素，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d_B对着镜子看的s_B就是边际产量下降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组合。我们会在本卷过后才给成本与边际产量远为详尽的解释。

自甘为奴与市场分离

我们不妨再提升分析的复杂层面。假设制造花生食品的人，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在街头做小贩，而是参与一家工厂跟其他人一起分工合作，由经理人分派及指导工作。他是自甘为奴，提供自己的劳力跟其他员工合作，从而分享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利。他的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这里，分析的结果跟上文说的一样，但我们要从以件工算工资的角度看。从件工看，这个人的贡献就仿佛把自己产出的花生卖给经理人，然后让经理人把他的件工产出与其他员工的不同部分产出，合并而成另一种产品，然后应市。我不需要再说什么边际等于什么边际等于什么边际而又再加什么边际吧。

上述基本上还是产品市场，虽然产品是由一种变为多种了。严重问题的出现，是工厂员工合作产出时再不用件工，而是以时间算工资，即是以员工的时间作为他们产出贡献的一个委托量度。这是个湛深而又非常有趣的话题，我要到分析公司性质时才作深入讨论。这里只能说，引进时间工资，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会分离，变为两个不同类别的市场。然而，从经济大原则那方面衡量，市场均衡与竞争含意还是一样的。

没有宏观经济学这回事！

上述的分析是说那大名的萨伊定律基本上没有错，虽然萨伊说供应创造需求应该看为供应是为了需求。过后我会解释，凯恩斯学派认为萨伊定律错是基于一个不深的谬误。

上述的图表有一处忽略：没有引进时间对价值的影响。这方面的补充我们要感谢源自奥国学派的美国耶鲁大学的天才费雪的贡献。他提出利息是时间之价，让我们对“现价”或现值有了深入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补充了。再者，费雪之见：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这跟剑桥大师凯恩斯及他的追随者认为投资是“注入”、储蓄是“流失”的看法有着大差别。这方面，过后我会解释为什么费雪对，凯恩斯错。凯恩斯学派的宏观分析因而溃不成军。一九六四年，老师阿尔钦对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宏观经济学吗？没有这回事！”

上述无疑对经济学的整体架构简化得厉害，但我认为该整体既可以也应该如是看，然后让使用的人把复杂的变化自己加上去。不容易，变化是否加得到家，处理是否了当，有大人与小孩之别，但同学们可以按着老人家教的逐步尝试。

理论结构只三部分

如上所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有三部分——只有三部分——都重要。

其一是需求定律，是指那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内容为何我以《科学说需求》整本处理过了。这定律包括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的所有含意，但其中有一个大麻烦：需求量（与供应量）不是真有其物，该定律的本身因而无从验证，要以逻辑推出真有其物的变数的验证含意才可以发挥该定律的解释威力。同样，那所谓“均衡”也非真有其物，不要跟物理学的均衡混为一谈。经济学的均衡是指什么我解释过了。

其二是成本的概念。这概念的定义本科生背得出来，但因为变化多学之者要观察、思考多年才可以有称意的掌握。尤其是也算是成本的租值，因为角度往往转来转去，不容易拿得准。好比我曾经写下“成本的转变决定行为；行为的转变决定租值”这句话，多番考虑之后我有时保留，有时放弃——因为要看选择的角度是什么。要注意，成本是代价，在好些情况下引进需求定律成本与价相同。成本的分析我会在卷二《收入与成本》处理。

其三是竞争的局限。源于有社会，竞争使产权等问题出现，经济分析变得复杂无数倍。全五卷《经济解释》皆涉及竞争这个重要话题，而主要的处理是在卷三至卷五。

以经济理论解释人类的行为，来来去去都是局限转变行为会跟着怎样变。事前推断是先看局限转变；事后解释是追溯局限转变。皆解释也。局限转变之外，解释或推断行为的理论约束，不可或缺的只有需求定律，但我们要把局限转变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才能引用到需求定律那边去。

交易费用最难处理

在整个考察局限转变的范畴中，困难程度最高是考察交易费用的转变。这是因为交易费用一律牵涉到成本的概念与竞争的约束这两方皆不浅的学问。再者，虽然原则上交易费用可以观察量度，但实践起来往往困难。经过多年的耕耘，到今天我还认为有一般性的关于交易费用的函数不存在；或者说，零散的函数关系太多。

我自己深信不疑的，是漠视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转变，经济学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功能不是那么好，往往令从事者失望。我可能只是行内一小撮这样想的人的其中一个，但多年来我引进交易费用的转变而得到令自己满意、痛快的实例解释无数，认为是非常有趣的学问，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样想了。

我把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合约费用、约束竞争费用、租值消散等，一起画上等号！这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交易费用的转变，有时这样看，有时那样看，解释现象或行为可有奇效。在过后几卷我会在不同的层面申述。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我把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的整体简化为本节说的三部分——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为的是要让出很大的空间，让我们能比较容易地把交易费用放进去。漠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解释世事的用场不大，但复杂的理论是很难容纳交易费用的。做学生时我对复杂的理论与技术上的操控学得成绩好，但经过多年的探讨认为不管用。世界复杂，我们要用简单的理论结构处理，但如此一来，简单理论的掌握要有很深入的层面。

第二节：经济学的哲学性质

哲学应该是人类在思想上最艰深的学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大做研究生时，我认识几位读哲学的，知道当时的哲学系分伦理（ethics）与逻辑（logic）两部分。伦理牵涉到价值观，是深是浅很难说；逻辑学是无底深潭，可幸有简化的阐释。

逻辑哲学是科学方法（methodology of science）的重心，验证假说是实证科学的主旨，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研究院是个热门话题。正规的经济课程没有教，但哲学系那边有卡尔纳普（R. Carnap）教本科，同学们都嚷着去听，而经济系本身的布鲁纳（K. Brunner）是个动不动以逻辑为先的人。是的，当年在加大的经济研究院内，科学方法是我和几位同学经常讨论的话题，主要当然是研讨验证含意的规格。离开加大之后我自己的发展，是重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原则，认为经济学用上的无数术语皆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实际用场。

从论文《佃农理论》开始，我的推理习惯是每走一步必以验证为大前提——那刚好是在科学方法上跟同学们吵了几年的时候。在该论文分析合约的选择时我提出“卸责”这个无从观察的理念，耿耿于怀久之，终于放弃。后来凡属变量我皆着重于观察，着重于真有其“量”。今天，在实证上，我对世事的看法跟当年的师友是有着颇大的分离了。在本卷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里我详尽地把自己的验证方法写了下来。

经济学格外重视方法逻辑

经济学者着重于科学方法起自李嘉图，后来的马歇尔执着于验证。可惜这些大师们没有认真地执行过。近代经济学者的方法争议的导火线，源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〇年发表的关于自然淘汰与经济理论的文章。那是阿师的旷世杰作，当年我读后有好几晚睡不着。行内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源自弗里德曼一九五三发表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弗老在文中提到阿师给他的启发，写得不是那么好，可以商榷的地方多。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大辩论持续了二十多年。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平息，但没有大家同意的结论。是不幸的，因为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在经济学卷土重来。博弈理论违反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实证科学的基础原则，也漠视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从解释世事那方面看一律拿零分。

这就带到本节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验证科学中，只有经济学重视探讨科学的方法。那是为什么？虽然今天的经济学者对科学方法似乎失却了兴趣，但曾经有很长的时日他们对科学方法的讨论远超其他需要验证的科学。科学方法是哲学逻辑那方面的学问。专于此道的人一般对实证科学没有染指。他们的兴趣是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natural 或 physical sciences）例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能有那么强的解释或推断功能。尤其是经过维也纳学派的耕耘，可以被推翻的假说（falsifiable hypothesis）就成为实证科学（emirical science）的核心哲理。可以被推翻是指可以被事实推翻——假说不以事实为凭是无从验证的。

另一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很少涉及科学方法这个哲学逻辑上的话题。我曾经拜读过爱因斯坦与哲学大师波普尔在科学方法上的辩论的来往信件，获益良多，但自然科学家中对方法逻辑有兴趣的，爱氏是个少见的例子。我认识不少在自然科学有点成就的朋友，皆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他们天天在实验室操作，是成是败用不着问苍天。

经济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走自然科学的路

经济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中还有政治、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除了经济，其他社会科学很少涉及科学方法的讨论或争议。这些社会科学当然着重事实的考察，也重视解释，但这些其他社会科学不是公理性质（axiomatic）的，即是不以一些公理或定律或武断的假设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绝少用上“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从事，验证的科学方法因而少受注意。

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这是言过其实了。我不懂政治与社会学，但从历史与人类学中学得不少，很佩服这些学问的好些论著。不是公理性，因而不搞假说验证，但往往有令人拜服的学问，其解释力可以自成一家。解释不一定要通过假说的验证。经济学呢？有令人尴尬的一面。就说萨缪尔森吧。他是经济大师，二〇〇九年谢世时举世颂扬，但也有两位行内专家算出，萨氏生平对重要经济发展的推断没有中过一次！萨缪尔森无疑是个创造模型的天才，但他对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约束等的掌握一律不到家。

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公理性是指有武断性的假设与有一般性的定义或定律，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验证是求错或求证伪，要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从事。没有被事实推翻就算是过了关，即是通过假说的验证而作了解释。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以公理性的原则从事解释，但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解释的方法跟经济学用的相同。然而，前文指出，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很少问津哲学逻辑的科学方法，但经济学却频频涉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没有人造实验室却要解释自己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首两个是浅的，只需略说。第三个原因不浅，但有意思，由我自己想出来，要多花一点笔墨了。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人类的行为，也即是经济学者要解释自己。这使不少经济学者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自己认为是理想的世界，不容易置身事外地看问题。然而，置身事外地客观是科学的一个起码要求，经济学者不容易做到。为了约束自己的价值观左右着真理的追求，一些认为需要客观判断的就引进哲学逻辑的方法来约束自己。话虽如此，那毫无解释或推断功能的福利经济学到今天还是驱之不去，问津者大不乏人。当然，加进自己的切身利益，或为利益团体服务，经济学者往往把自己的灵魂贱价出售。

第二个经济学重视科学方法的原因，是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没有自然科学必有的人造的实验或化验室的支持、协助着假说或理论的验证。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天天坐在实验室操作。原则上，经济学者应该天天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但他们没有：要不是坐在办公室推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模型，就是拿着一些没有多少真实细节的数据搞回归统计。任何题材，实情究竟如何，经济学者一般没有足够的掌握。因为这项大不足，科学的方法逻辑就变得重要，好叫经济学者能约束一下胡乱推理的倾向。

漠视变化细节带来失误

这些年有些经济学者尝试“建造”自己的实验室，称“实验经济学”（其中两位主要人物我认识）。他们炮制一些实际的情况，让不知情的外人进入这情况中，然后观察行为。这种“实验”显然是源于考察真实世界过于复杂，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内操控，所以要设计一些特殊或指定的情况来试验那些不知就里的被验者。原则上当然可以，但谈何容易？真实世界非常复杂，以人工调控的简化容易搞出笑话。更为头痛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公理或定律是从人类的行为反推过来而成立，有着多而复杂的变化。以炮制情况来作实验，充其量只能验证一些没有什么变化的行为。

不论炮制情况这项玩意，我可举一个所有经济学者相信、所有学生必读的理论，但因为不知世事而错得离谱。那是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这理论逻辑井然，但因为弹性系数近于无从观察，没有谁见过有说服力的验证。为此我观察了多年，发觉该传统的价格分歧理论推出来的间接含意一般与真实世界的现象有出入。最后我想出资源空置是价格分歧的原因，跟着的考察验证百发百中。其他例子如捆绑销售、全线逼销等，也因为在街头巷尾跑得多，我找到足以跟任何人打赌的解释，皆与书本或他家说的相去甚远。很明显，真实世界的现象细节非常重要，争取这些细节，经济学者别无选择，要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

空中楼阁的处理需要另一种天赋

最后一个经济学重视科学方法的原因，比以上两个多了不少新意，说起来有点冒险，但重要，是本节要说的经济学的哲学性质的重心所在。上文提及，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但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属公理性，而公理性的科学皆着重于假说验证。

这里我观察到的要点，是作为一门属公理性的科学，经济学的公理，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从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武断假设到需求定律到成本定义等，一律是空中楼阁，不加进些什么这些公理的本身难以触摸。自然科学的公理，虽然有时也属空中楼阁，但出发点近于一律是原则上真有其物，有可以观察到的物体的支持。例如物理学讲什么原子，化学有元素，生物学有DNA及基因等。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自然科学十分神奇。好比在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前，生物学家已经肯定有DNA这东西。

让我说清楚一点吧。自然科学的公理的起点，一般是基于真有其物，或从事者相信真有其物。是神奇的学问，因为先前无从观察但认为是有之“物”，若干年后往往被证实为有。爱因斯坦几次推中，其天才近乎神话了。经济学呢？公理的起点一般不是基于真有其物——例如功用、需求量、均衡、极大化等不仅全属虚构，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是空中楼阁，不会愚蠢地试行证实其存在。我不怀疑经济学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爱因斯坦、孟德尔、达尔文那个水平的天才；但我怀疑这些自然科学的天才可以把空中楼阁处理得像一小撮经济学者那么好。半个世纪前老师赫舒拉发对我说：弗里德曼攻物理不会是另一个爱因斯坦。我回应：爱因斯坦攻经济不会是另一个弗里德曼。

回头再看自私的假设或公理

我在本卷第二章提到，经济学用上的自私假设或公理有三种阐释。其一是斯密提出的自然淘汰观，认为人类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行为。这个重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生物学家达尔文。问题是，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适者生存的自私难以解释人类的互相残杀。其二是道金斯一九七六年指出，自私是天生的基因使然。道氏之作很有说服力。其三是把自私处理为一个武断的假设。后二者皆容许人类互相残杀。我选武断的自私，从解释人类行为那方面看与自私基因没有什么不同。互爱互助与互相残杀皆可从局限的转变处理。

另一方面，自然淘汰可不是没有真理的。做本科生选修某科时，老师教：长颈鹿之所以有长颈，因为该鹿以吃树上的叶为生。该鹿原来也有短颈的，其基因分长颈与短颈两种。基因属短颈的吃不到树上的叶，死得早，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有短颈基因的遭淘汰，余下来的只有长颈鹿。这例子当年被引用来证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观是错，因为他提出自然淘汰时不知道有基因这回事。但达尔文真的是错了吗？要看我们怎样算。只看短颈鹿吃不到树上的叶而遭淘汰他没有错，看长颈鹿的生存与吃叶的行为达氏不需要引进基因——只引进自然淘汰足够。由此引申，我认为自然淘汰这个理念用于经济解释依然重要，问题是用于哪方面的行为。我会频频用于解释竞争的行为与效果。

从人类行为与自然淘汰反推过来的公理

这就带到本节要说的核心话题——即是问：经济学的哲学性质究竟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作为一门以武断假设或公理为起点的科学，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些公理不是基于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或真有其物的生理细胞或基因的运作，而是从人类的行为引申回头而获得的定义或规律。不同的公理或武断假设之间没有矛盾，推得出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假说，就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了。因为经济学的公理的非真实性比自然科学的来得普及，科学的方法逻辑就比其他自然科学有较大的监管用场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坚持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重视市场与非市场的现象细节，然后反推过来与经济学的公理、定律或定义印证，看看这些概念或理念在细节上的变化是否需要修改，或在阐释上是否需要补充。换言之，经济学的公理不是事实，而是从人类的行为，经过竞争与自然淘汰的左右，反推过来而求得。使用这些公理的人在细节上要作补充或修改，才可以发挥这些公理的解释功能。

考察细节重要的两个实例

好比需求定律，真实世界没有那条需求曲线，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课本上的解释拖泥带水，说不上有广泛的用场。是我之幸，当年在研究院三位老师教这曲线各各不同，都教得非常好。然而，当我拿着该定律的曲线在香港跑工厂跑市场时，竟然发觉该定律与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有点格格不入。我要经过好些时日，以观察到的细节对价与量的阐释作了大量的补充，保留着该定律的基本原则，才感到该定律的解释威力无穷。换言之，我是从适者生存的市场与非市场的竞争行为来给需求定律的阐释加上变化，对价与量作了多方面的补充，使用该定律时才感到得心应手。

好比成本的定义或概念，也属空中楼阁。一七七六年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得对，显然是源于他的自然淘汰的思维。一八四八年密尔出版他的巨著时也用得对，但一八九〇年马歇尔在他的《原理》中却弄得一团糟。说来尴尬，“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这个不可或缺的定义，要到我做研究生时才算是一般地被经济学者接受了。然而，只背得出这个定义，不懂得引进真实世界的细节与变化，这定义的用途不多。也难怪今天搞博弈理论的众君子对成本概念的掌握令人尴尬。

在成本的理念上我也在真实世界观察了多年，重视细节，提出了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租值消散、合约结构、竞争约束等皆与成本有关的理念。这些变化让我们大幅地增加了对世事的理解，于今回顾，这些补充一律是经过自然淘汰的人类行为而获得的。另一方面，认为没有大用场的经济学公理或概念，我不管也不用，因为以自然淘汰作补充是很麻烦的工作。

结语

人类的行为有规律。要不然，我们不会有社会科学这回事。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后者与自然科学相同。自然科学的公理一般是以真有其物为起点，然后推断行为或现象。经济学的公理一般是空中楼阁，本身无从观察。自然淘汰是伟大的思想，源自斯密，发扬于达尔文，以天才之笔引进现代经济学是阿尔钦。我是阿尔钦的入室弟子，寻寻觅觅五十年，终于明白：自然淘汰的思维，用于经济学，不仅是竞争下的适者生存可以挽救一些非真实的公理，远为重要是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的细节调校与补充，引进自然淘汰会有令人惊喜的好去处。然而，我用的自私假设却是一个武断的公理。

同样是公理性的科学，自然淘汰的思维，用于自然科学要从公理含意着的微小现象的变化入手，但用于经济学则要倒转过来，以人类行为的规律细节把公理或定义作修改或补充，是对还是错，最终的衡量是看这些公理约束着的人类的行为能否经得起自然淘汰的蹂躏。从哲学逻辑的角度看，二者的解释或推断能力一样。世界多么有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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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收入与成本

引言

严格地说，收入等于成本等于利息。如果同学们能融会贯通地掌握着这三者之间有两个等号，对经济学的重要概念的掌握就打通了过半的经脉。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市场还会有收入与成本，但没有利息。另一方面，收入加进消费者盈余会出现变化，而成本引进租值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再者，牵涉到也算是成本的交易费用，其变化与深度要再上几层楼。

不易学，能全面掌握的经济学者不多见。可幸这些概念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我曾经为之废寝忘食好些时日。自己的经验，是不断地观察真实世界的多种现象，持之以恒地以上述的概念作印证，加上一些简单的公理，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到后来高深莫测的现象会变得豁然开朗，而概念的掌握就可以来去纵横了。

今天的同学要学我当年，频频把本卷分析的概念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作印证。有了初步的掌握同学自己会知道。

——张五常

第一章：市场概论

“劳动力”（生产要素）与“珠子带”（产品）是不同之物，但购买劳动力与购买珠子带是同一回事，市场一也，跟擦鞋童与皮鞋光亮的例子一样，只是穿珠子多了一些“中间人”。以件工算工资，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合约形式大致相同，多了中间人的监管与讯息的传达只是为了减少市场顾客需要做的工作，以中间人的专业处理成本较低。

市场是物品或服务交换的地方。一七七六年斯密说得好：“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就可以获得这你需要的，是每项交易的意思。”

交易有不同的形式。单是我们日常的市场交易就有多种变化。除了这些，圣诞节交换礼物是交易，送礼搞关系是交易，走后门是交易，政治交易也是交易。这些不同形式或不同性质的出现可能因为权利结构不同，或交易费用不同，或风俗习惯不同。不是浅学问，详尽的分析要用几本书，而好些交易我没有作过研究。

自愿的交易含意着每个参与者皆获利。此利也，不是平均的。每个交易者都希望能从对方多获一点甜头。决定交易利益分配的是市场竞争与交易费用。讲深一层，约束竞争的费用也就是交易费用。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第一节：交易的两个基本话题

先处理两个话题吧。其一是交易怎么会带来利益呢？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边际用值不同。这可能起于品味不同，或各自拥有的物品之量没有达到人与人之间的边际用值相等的均衡点。市场竞争会带来这边际用值相等，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七章与第九章解释过了。那所谓市场均衡，是指不同的需求者对同一物品的边际用值相等，再等于市价。这均衡要基于某些交易费用不存在，但不是基于所有交易费用不存在。如果所有交易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换言之，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某些交易费用。要减低哪些交易费用呢？我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迟些再说，因为这里还没有解释租值及租值消散。另一方面，如果引进产出活动，交易的利益就更大了。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成本不同，各自专业产出然后交易的利益可以很大。有产出活动的市场均衡，边际成本要加进去。这也是后话。

第二个要在这里先说一下的话题，是科斯定律。也只能略说——这定律的详尽分析是卷四的工程。这里要说的不是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而是早一年他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中的一句话：“权利有清楚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我认为这是科斯定律的几个版本中唯一可以称为“定律”的，只是“清楚”（clear）一词还有待商榷，但不值得花时间争议。

交易要有私产性质

科斯的思维当年有震撼性，因为他说的市场交易不是什么汽车、苹果，而是看不到、摸不着的音波频率。音波频率谁属是可以界定的，事实上可以界定得清楚。好些其他在市场见到的物品或服务，其权利反而没有界定得那么清楚。这里的问题重心，是权利毫无界定的物品或服务，不能在市场成交。

圣诞节交换礼物是一种市场交易，但双方的互“送”大家要打开包装才知是什么。你送给我，不能肯定我也会送给你，但你有我会回送的期待，或在礼物回送之外的另一些“关系”期待。期待，或胡乱地猜测一下将来的回报，某程度也算是有了界定。任何人到市场购买任何物品，都期待着该物品可以带来的权利或好处，不一定很清楚，但总要有某程度的权利预期。买回来是你的，你才会出钱购买。这样看科斯定律，其实是看故老相传的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的一个必需条件，但传统可没有说权利要有界定才可以成交。（交易定理是同学们在大学读到的Edgeworth-Bowley Box的分析，我在《科学说需求》第七章与第九章采用了一个远为简单清楚的方法处理。）从这角度看科斯定律，只不过是指出交易必须有的局限条件，也就是说某程度上，资产权利（不是说私人所有权）的界定是在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了。在卷四我们会再解释，权利界定不够清楚，或交易费用过高，是社会成本问题的重心所在，也是业内认为是科斯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没有产出的市场

最简单的市场交易是没有生产活动的那种，即是《科学说需求》第七章与第九章处理的。没有生产，于是不论产出成本，好比市场上只有旧邮票或古文物等的存在。可以有货币作为媒介或计算单位，交易其实是物品换物品，早就存在的，不是见有价就从事生产活动的情况。

在这简单的市场内，任何人见某物品的价够低，会用自己拥有的其他物品或货币来购买，见某物品价够高会把自己拥有的出售，务求该物品的相对价格跟自己的边际用值看齐。这是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行为，而每个人在竞争下各自为战，上文提到的市场均衡会是结果。

需求曲线也是供给曲线

这里有趣的观点是：价格下降一个人会多购进，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格上升这个人会多卖出，其供应曲线是向右上升的。说有趣，因为在这个简单的市场中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同一回事。在某价之上一个人的供应曲线对着镜子看是需求曲线了（见《科学说需求》第九章）。这样，需求定律也就是供应定律了。

我在《科学说需求》中几次强调，不是真有其物的变量可避则避，愈少愈好。“需求量”是经济学者想象出来的意图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但无法避免。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六章我解释过要怎样处理才能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但可以处理。现在说到供应，供应量也是意图，也不是有其物。可幸供应量与需求量类同，可以说是同一回事，要推出假说作验证，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一个天真的谬误

这里要补充的，是传统的分析有一个天真的谬误。需求定律是说需求曲线一定向右下倾斜，但传统说休息或休闲——无疑也是经济物品——价愈高其需求量愈大，因而推翻了需求定律。有关的分析错得天真。

传统的等优曲线分析是这样的。纵轴为金钱收入，横轴是一个人出售的工作时间，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为极限。从工资为零开始上升。一个人供应的时间量跟着上升，即是说休闲的时间下降。到了某一点，每小时的工资升到高处时，这个人每天工作的时间供应量会下降，也就是休闲时间的需求量会增加。翻过来说，工资上升即是休闲之价上升，到了某一点，休闲的需求量是增加了。休闲之价上升，其需求量也上升，推翻了需求定律。（几何上，工资上升，工作时间的供应曲线先向右上升，跟着转弯向左上升。后者是说工作时间减少，休闲时间的需求量增加，推翻了需求定律。）

说这传统分析错得天真，因为这分析忘记了一个人不可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还活得久！疲倦得不能动而还有雇主是奇迹，但那是雇主需求那方面，这里可以放过。不能放过的是每个人都要顾及自己的生命可能因为工作过度而变得短暂的代价。无论时间工资升得多么高，真实的工资收入是这工资减除了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病痛或一命呜呼的负值。换言之，每天工作到某一点，上升的时间工资，扣除了生命的所值，其实是下降了，代表着休闲之价下降，休闲的需求量因而增加了。这才是需求定律。

第三节：产出市场与合约变化

要通过产出程序的市场的分析是复杂多了。因为生产的成本变化多，我们要处理生产成本与不同的合约安排。二者皆复杂，要向浅中求才可望收获。这是《经济解释》卷二与卷三的主要任务。这里是先略谈大概。同学可能认为这里说的跟课本教的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全部是新古典的传统加上变化。

从一个小故事说起吧。一九八二年我回港工作后几个星期，一位同事申请升职，要通过评审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而作为当时的系主任，我不能一题也不问。我见该同事的研究工作专于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即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成品产出的关系的分析，于是问：“如果你在街上让一个擦鞋童（当时的香港还容许这行业）把你的皮鞋擦亮了，你给他二元做酬报，这二元是购买他的劳力呢，还是购买皮鞋上的光亮？”他答不出来！所有生产函数分析都有这样的尴尬。

答案是二者皆对：产品市场也就是生产要素市场，二者分不开，只是不同角度看同一市场。

穿珠子的例子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发表的《从穿珠子看新劳动法》是旧话重提，但说得详尽一点：

二战后几年，香港西湾河的山头住着些破落户，是贫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于该山头，相比起来是“豪宅”了。贫苦人家不少以穿珠子为生计，一个人从早穿到晚只赚得四口便饭一餐，鱼肉是谈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成为头带或腰带，有点像印第安人的饰物，当时西方有市场。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线与颜色图案的设计，操作者坐在自己家里按图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资，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板了。不知是第几层的代理，他的报酬是抽取一个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说，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竞争，看他们的衣着，整天在山头到处跑——交、收、验货——其收入也是仅足糊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几个绝不平凡的含意。一、从简单的件工角度看，劳动市场就是产品市场，二者分不开，传统的经济分析是错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资，就是管制产品的物价，价管是也。三、没有任何压力团体会对穿珠子这个行业有兴趣，因为作为代理的老板，作出的是时间投资，赚取的只是一点知识的钱，身无长物，没有什么租值可以让外人动手动脚的。四、这些可怜的代理老板，就是经济学吵得热闹的principal-agent这个话题的主角人物。这题材可不是起自一九八三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如上可见，“劳动力”（生产要素）与“珠子带”（产品）是不同之物，但购买劳动力与购买珠子带是同一回事，市场也，跟擦鞋童与皮鞋光亮的例子一样，只是穿珠子多了一些“中间人”。以件工算工资，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合约形式大致相同，多了中间人的监管与讯息的传达只是为了减少市场顾客需要做的工作，以中间人的专业处理成本较低。

时间工资合约有变

让我们跳到以时间算工资的例子。这里合约选择的变化比物品市场与件工合约市场的变化多了不少。严格来说，时间工资市场与物品市场还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形式有别。更重要的是工人的时间本身不是物品，不是顾客要购买之物，虽然原则上市场的任何产品都可以按产品之内的多个不同工人的参与贡献，以及各种原料的采用与机械的租值等加起来算价。这样看，产品市场还是生产要素市场，二者一也，只是因为合约不同可以看为市场的性质不同。不要以为物品的顾客没有那样琐碎地算价，市场就改变了。顾客没有这样算，但通过产出机构的老板或中间人，这些琐碎之价是算了的，跟穿珠子的例子相比较为复杂，但原则还是一样。

因为时间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劳动力对产品的贡献，监管的问题跟件工合约有很大的差别，牵涉到我在卷四提及的“履行定律”。合约的选择是一九六六年我写论文《佃农理论》时提出的研究话题。多年过去，这话题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场不是正确的看法。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责任或权利的界定会跟着变。详尽的讨论要到卷四才处理。这里要指出的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分别是合约的形式不同。

第四节：结语

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强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作为同一市场看。原则上可以这样看。另一方面，因为合约不同可以看为市场的性质不同。传统分开处理往往顾此失彼，失误频频，而漠视了合约的选择与经济整体的合约结构，看少了很多。不同产品当然有不同市场，但同样产品，强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处理可以严重地误导。话虽如此，恐怕同学们跟不上，有时我也逼着要跟传统的说法，其实是说不同的合约安排。

要明白市场交易的运作，我们要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合约选择，其整体要到卷四才处理，但在途中无可避免地会偶尔涉及。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概念的掌握。在卷一我们处理了与需求有关的概念：缺乏、竞争、均衡、功用、用值、换值、价、量等。卷二转到收入、利息、投资、财富、资本、成本、租值、利润、盈利、交易费用等。据我所知，概念的掌握，没有任何其他科学比经济学重要。

可以这样说吧。有解释力的经济理论是浅的，但概念掌握得不够好，这些理论不管用。有实用性的经济学概念是从人类行为的规律引申出来，可以看为是一类经验定律。这些概念是从斯密到今天二百多年的思想与观察的累积所得，是一些重要的思想遗产了。演进过程千山万水，可惜今天的专业文章没有教，一般课本说的要不是不够深入，就是错多对少。经济学的概念掌握要频频用真实世界的观察作印证才能学得到家。古往今来，能全面掌握这些概念的经济学者难有一掌之数。从事经济学的天才那么多，这门学问的发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感情用事与躲避验证

我认为经济学的失败有两个正常的原因。其一是人类的确有斯密说的道德情操，在博爱与同情心的交替中好些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世界之能，什么福利经济、快乐指数之类的无聊学问于是驱之不去。另一方面，经济学者中不乏浑水摸鱼之辈，为利益团体服务。我的老师阿尔钦教我，经济学者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地面上是划着一条清楚的线，参与行动就不是经济学者应该做的事。不是不可以做，但那是另一种工作。

其二是经济学者历来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虽然十九世纪如马歇尔（A. Marshall）、帕累托（V. Pareto）等大师高举以事实验证理论，但他们可没有真的做过。我的好友施蒂格勒一九五〇年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痛骂经济学者历来不重视以事实验证假说。今天我们回视经济学发展的二百多年，只有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那二十年头，在验证假说上热闹过一阵。跟着就是无从验证的文章游戏了。

要多观察世事才有可为

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是经济学的概念发展得非常慢的原因。好比成本是代价这个理念，虽然斯密早就用上，但百多年后马歇尔竟然拿不准。这理念开始来得清晰，要等到我读研究院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而今天能全面地掌握的只是很小的一撮人。成本中的租值与上头成本，要到我在十多年前开始写《经济解释》时才打通经脉。其他概念如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一般而言，经济学者到今天还没有足够的掌握。

是的，我们要不断地观察市场，不断地考察世事，频频引进经济学的概念与原则作印证，才能对这些概念与原则有适当的体会。不少朋友认为我的《经济解释》难读，其实不难。因为世界复杂，简单的概念与原则要用出很多变化才有可为。很多时我重复地再说，是读者朋友的要求，而每次再说，我会刻意地不回头看在同一题材上自己说过了些什么，希望转换一下角度会有帮助。

参考文献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P. Wickste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1910.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第二章：利息理论

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

利息理论（theory of interest）可以搞得淋漓、复杂。这理论是今天在商学院大行其道的金融学（finance）的中流砥柱。金融学是六十年代初期在加州洛杉矶搞起来的。我的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是这门学问的“始作俑者”。他把差不多被遗忘了的费雪（I. Fisher, 1867-1947）创立的利息理论重新介绍，然后加上风险（risks）。作为赫师的入室弟子，我曾经花几个月的时间考虑以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包括今天的金融学）作为博士论文，但解决不了量度风险的困难，放弃了。

不知今天的学者对量度风险有没有突破。当年的困难是，如果风险可以事前被量度，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后来我又意识到，那所谓风险，好些是交易费用的问题。既然可以交易费用处理，风险不谈也罢。今天的金融学，是费雪的利息理论加风险及交易费用，有时加得重复了。

话虽如此，赫师的一位学生（我的师兄）及当时在洛杉矶兰克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因为金融风险研究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该学问不简单。可幸的是，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利息理论可以简化。复杂的是融资与投资组合的“怎么办”的问题。

这里分析的利息理论，主要是费雪的思想。纯从可用的理论衡量费雪的贡献，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无出其右。他是耶鲁大学的人。该校名满天下，主要因为费雪。费雪是经济学中的莫扎特。无论是功用分析、指数（index numbers）分析、货币理论、利息理论，此君皆立竿见影。他平生论著无数，皆天才之作也。费雪是一个超凡的木匠，是文件存档的设计大师，曾经莫名其妙地拿得纽约市的一个医学奖！

我还要指出的，是数世纪一见的经济学天才费雪，料事如神的费雪，竟然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中破了产，由耶鲁大学破例给他居所。（是的，费雪曾经赚过很多很多钱。）可见学经济不要存有幻想。解释行为可以，推断世事也可以。但赚钱要加上经验、个性、运情。原则上，局限的转变拿得准，跟着不再变，经济学老手的赚钱机会应该胜于街上的人。这是说可以验证的、有解释力的经济学。

费雪曾经非常富有，属大富，而他在经济大萧条时破产收场，不应该贬低他的经济学问。事实上，任何经济学大师都可能破产，所谓成败不足以论英雄。然而，我有无限感慨的是，费雪在大萧条时破产使人认为他对该萧条的分析不可信，使经济学行内的人漠视他的伟大思想多年。另一方面，跟费雪同期的凯恩斯虽然曾经近于破产，但谢世时却是大富。这使世人重视凯氏的学说，支持大政府的出现。我个人之见，是费雪对经济学的贡献远超凯恩斯。这观点，我的好友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是不同意的。

第一节：五花八门的利息率

大家知道，利息是资本的回报。以时间算，我们日常见到的利息率有多种：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优惠利率、银行拆息率、长期利率、短期利率，以至香港人称为“大耳窿”的高利贷利率。五花八门，花多眼乱，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通货膨胀，其二是交易费用。

通胀（或通缩）是指来日的货币贬值（或升值），由市场的预期促成。市场有通胀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利率会上升，而长期利率会高于短期的，因为收回来的钱预期会贬值。关于通胀或通缩带来的利率分析，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一、 我们不容易知道通胀或通缩的预期是怎样形成的，或预期的通胀或通缩率究竟是多少。可以见到的通胀或通缩率与预期的不同，而利率是由不可以见到的预期影响的。二、减除了预期的通胀或通缩的实质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因为预期是空中楼阁，我们无从肯定。（逻辑上，实质利率不是金钱利率减通胀率，而是金钱利率减预期通胀率。）这些加上市场的贷款需求常有变动，长期与短期的利率结构（terms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就成为一门复杂的学问了。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如果一个人能准确地推测通胀或通缩的预期对利率的影响，他可以在政府债券下注，买空或卖空赚很多钱。困难跟股票市场一样，需要知道的局限变化太多，所以除了碰巧，赚钱不容易。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长期（三十年）债券的回报率高达年息率十九厘，而通胀的预期有明显迹象下降。较早时，好些经济学大师投资于长期债券上，跟着中了计，洗身去也。看得相当准，但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我在他们输得七零八落之际替母亲下注，跟着也输得七零八落，债券经纪找不到我补钱，过了两个小时债券回升（长期利率下降），几个月后沽出无端端赚了一倍。

交易费用比风险好用

转谈交易费用与利率的关系吧。主要的关系，是在借贷市场上，交易费用好些时候不另外收费，而是加在利率之上。例如，银行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低，其差距是银行要赚的交易费用。当然，有时银行除了利率的差距外，还要收一个贷款费用。

高利贷或“大耳窿”的情况，其年息率往往高达数十厘。钱借出去没有保障可以收回来，“收烂账”的费用不仅高，且往往牵涉到黑社会或非法的行为。高利贷是因为借钱出去不容易收回来，风险大而引起的。说风险大是说交易费用高——如果没有任何执行借贷合约的费用，这种风险不会存在。

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示范例子：要“收烂账”可说为风险大，也可说为交易费用高，但不可以二者皆说，因为是重复了。要解释高利贷及有关的行为，风险大与交易费用高你选哪一项？我选交易费用而不选风险。这是因为风险既不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另一方面，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原则上我们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当然，如果交易费用有变，那所谓风险会跟着变，但我们若知前者，就不用再谈后者了。是的，数之不尽的风险问题是交易费用问题，而在解释行为上，以后者处理远胜。

问题是有些风险我们不容易以交易费用处理。例如，投资的回报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今天不能肯定，所以有风险。这种不知未来的风险我们可以交易费用中的讯息费用来处理，但这比执行合约的费用困难得多。无论怎样说，有交易费用的选择，风险的采用可免则免。一九六九年我发表一篇以风险来解释合约选择的文章，对后人影响颇广。今天我后悔当年这样处理，认为从讯息费用的角度入手较为优胜。

费雪的利息理念，是不管通胀、不管风险，也不管交易费用。费雪之见，是世界如果完全没有这些因素，利息还是会存在的。这样的利息是指纯真的利息了。

第二节：利息的概念

费雪的利息概念不仅不管通胀，不管风险，不管交易费用，更重要的是不管货币。他认为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物品换物品，利息还是存在的。利息的存在不需要有货币，但需要有市场。物品交换就是市场了。

你今天给我五个苹果，一年后要我还你六个，那多出的一个就是利息。这样的借贷可以有多种物品，或借苹果而归还金山橙。我们于是要以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衡量，求出苹果与橙之间的一个可以共通的交换量度单位（numeraire）。说一个苹果值三，一个橙值二，三加二是五，就叫“五”是金钱的量度单位吧。费雪的利息理论不用货币，但要有市场，有相对价格，有一个替代货币的量度单位。

急不及待与投资回报

费雪认为利息率高于零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消费者不耐烦，急于享受，急于消费。他称之为impatience to consume。这好比男人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迫不及待，或一个影迷听到一部好电影上映，要先睹为快也。为什么一个人会不耐烦而急于享受呢？费雪的解释是人要先吃才可以活下去。将来才享受，可能已经一命呜呼，还是早点享受为佳也。

要提前享受，我们愿意出一个价，也是价高者得。这个优先享受之价，就是利息。是的，利息是一个价，不是物品之价，也不是时间之价，而是提早消费之价，优先享受之价是也。

在落后之邦，民不聊生，生命短促，利息率会比较高。即使不管通胀或交易费用，穷人还愿意付较高的利息，是因为前路茫茫，来日无多，愿意付出较高价早一点享受。

费雪认为利息率高于零的第二个原因，是投资的机会（opportunity to invest）。投资是有回报的。你将一桶新酿的葡萄酒放在一个山洞内，过了几年，酒味醇了，价值的增加就是回报。你种下一棵树后完全不管，树还会自己生长，若干年后，木已成材有市价，是投资的回报。

在物品或资源（resource）缺乏的情况下，利息是提前享用或预先投资的价，跟任何价一样，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这个价是因为时间有先后而起，而物品或资源的现值（present value）与期值（future value）之别就是利息。因为时间有长短之分，我们就以一个同期的利息率乘以现值来算出利息。

第三节：收入与财富

费雪的名言：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这是他的旷世杰作起笔的第一句，只这一句就是第一段，可见他重视这句话。他可没有解释。怎样解释呢？我替他作出的解释是：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是的，果树开花是收入，结子是收入，增长也是收入。收入的变动不一定天天一样，可以时高时低；也不一定是正数，可以有时增长，有时下降。

一个果园的果子长大及成熟都有价，是收入，但果园本身之价是永无止境的收入（包括果树再植的收入），减去成本，以利率折现而得的现值。如果一个人只拥有一个果园，其他什么资产也没有，这果园的现值就是这个人的财富（wealth）。收入是川流，有时间性。财富是现值，本身没有时间，是静止的。

年金收入的概念

折现的办法是以未来的收入除以利率，但因为未来的收入有远近之分，高低不同，所以折现的方程式就有了变化。这些方程式任何有关的书本都可以找到，这里不列出来了。同样的收入，经过利率的折现，较远的现值比较低，较近的现值比较高，而财富是所有收入以利率折现后的现值加起来。

未来的收入不仅可以高低不平，而又不一定是永远不停的。这样，说一个人要争取最高的收入会模糊不清。但如果我们把所有未来或预期的收入以利率折现加起来而求得财富，再把这财富乘以利率，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收入，叫做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年金收入不一定是以年算的。只要财富不变及利率不变，年金收入就年年不变，或期期不变。年金收入只是个概念，但好用，因为争取最高年金收入与争取最高财富是相同的。原则上，财富是可以观察到的，所以用增加财富作为个人争取的目的，可取。弗里德曼（M. Friedman）一举成名的《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重视的固定或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与我们这里说的年金收入相同。记着，年金收入与财富的比率是固定的，所以个人争取的是哪一种都一样。

弗里德曼大胜凯恩斯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经济不景，凯恩斯学派主张政府大手花钱，因为会有本科生读过的增加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从而可救经济。然而，受到费雪的影响，芝加哥的弗里德曼认为该效应无关宏旨，因为市民的消费是由财富或固定（年金）收入决定的，而政府花钱只能增加过渡性或暂时性的收入（transitory income）。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是难得一遇的验证机会。国民的财富大跌了，政府跟着大手花钱，两年过去，这花钱效果微不足道。弗老对，凯氏错。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凯恩斯的无妄之灾》中写道：

金融危机出现后，关于凯氏思想的争议主要是乘数效应。认为这效应微不足道的芝加哥学派被迫到防守那边去。二〇〇九年萨缪尔森谢世，传媒的追悼文字比二〇〇六年弗里德曼谢世多出不少，反映着凯恩斯学派抬头。

美国政府要大手花钱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管用吗？众说纷纭，支持的不敢说乘数效应是课本教的那么高。他们说一点五倍。芝加哥学派说多半会低于一，其中一位说可能低于零。我当时怎样看呢？认为该乘数无关宏旨，因为政府花钱只能增加过渡性的收入，救不了经济。

行内认为乘数效应甚微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挤出理论：政府花钱会把甲项产出转到乙项去。大家同意，失业率愈高，挤出效应愈小。我认为远为重要的是政府花钱只能增加过渡性的收入，于事无补。后者是费雪与弗里德曼的学问了。

费雪指出，财富是收入除以利率。这收入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是预期性的，到了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就称做固定或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也是预期性。消费是按财富或预期的固定收入来决定的。因此，不管政府怎样花钱，除非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或增加国民的收入预期，这种花钱救不了经济。我当时不看好，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国民财富暴跌了。那里的一般市民的财富主要是自己住所的市值，他们看着自己拥有的楼房之价来策划退休之计。上升了很多的楼价一下子暴跌——财富一下子暴跌——政府不容易以花钱的方法把国民的财富提升。别无选择，政府要设法把国民的收入预期提升，但美国的经济结构跟其他先进之邦差不多，墨守成规得太久，不容易有弹性地搞出变化。

利息是收入的全部

如果没有市场，利率不存在，财富也就不存在了。这是因为财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现，而利率是一个市价。在没有财富的情况下，解释行为我们或可用“功用”数字来度量个人争取的目的，或用边际的收入转变。二者我喜欢用边际收入转变——因为“功用”是空中楼阁，可以不用我不用。

回头说财富乘以利率是（年金）收入，而倒转过来，这收入除以利率就是财富了。这个简单不过的方程式非常好用。例如，衡量投资，我们可以大略地估计这投资会带来的年金收入，除之以一个大约可靠的利率，求得现值的财富，跟着再与该投资的现值成本相比，就会得到一个大约的投资选择答案。不一定对，但知得快而又比较可靠。

财富乘以利率是（年金）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概念。另一方面，财富乘以利率是利息。于是，利息与收入相等。这就是费雪的有名格言：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income, but the whole of income）。费雪的格言甚多，尽皆精彩。

我们要深入一点地理解“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这句格言。一个人拥有一个果园，有房子，有知识，有劳力，有家庭，等等。如果所有资产都有市场的话，那么果园的收入，房子的租值（是收入），知识与劳力得来的薪酬（是收入），家庭的天伦之乐（也是收入），这些多项连串的收入，折现后加起来，就是这个人的财富；而这财富乘以利率，是他的年金收入，也是他的利息。（当然，天伦之乐一般没有市场，不能折现算进财富。）

资本的概念

资本（capital value）是资产（capital asset）的市值，像财富一样，是现值，也是收入以利率折现而得的。资本与财富的分别小得很。财富是所有收入的折现（income discounted），而资本是所有收入的折现减去现在一时的收入；这样，资本是将来收入的折现（future income discounted）。但“现在一时”可以看为很短，短得现在收入（present income）近于零。这样，资本与财富相同。

费雪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资本的概念一般化。费雪之见：凡是可以产生收入的都是资产，而收入折现后的现值是资本，也是资产的市价。土地是资产，劳力是资产，知识是资产，医生牌照是资产，相貌是资产，家庭是资产……这些都会带来收入，把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是资本了。一个果园是资产，水果的产出所值是收入，收入以利率折现是资本，也是财富。

费雪一般性的资产与资本的概念，不仅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很大的区别，而就是跟今天经济学课本说的也往往不同。例如课本上提到的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往往是劳力归劳力，资产归资产。这是不对的，因为劳力也是资产。在课堂上我问学生：马耕田，马是资产还是劳力呢？学生或答不知，或有分歧。费雪之见，马是资产，因为可以增加收入。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资产。那么作为生产要素，马应该称为什么呢？我的答案是：马就是马。是的，马是马，人是人，地是地，工具是工具，知识是知识，是不同的生产要素，皆资产也。（注：这里说的资产指capital asset，是可以协助生产的要素，不是课本指的capital或capital value。好些教材弄错了。作为生产要素的是资产，其市场价值是资本，前者是 capital asset，后者是 capital value。）

资本的出现要有市场

拙作《科学与文化》第四章指出，一九八四年我利用费雪的“资本”概念来准确地推断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

“资本”的经济内容说什么呢？主要有三点。一、费雪之见，资本是资产使用时带来的预期收入以利息率折现而得的价值。二、没有利率无从折现，所以不会有资本，而利率的存在不需要有货币，也不需要有借贷，但一定要有市场。三、交易或讯息费用要够低，从而促成生产要素有价。有了这些我当时没有写出来的资本理念基础，我只看交易费用的转变就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一个例子可以示范上述的理论架构的推断威力。当一九八四年见到合同工（即是雇主与工人签的工作合约）开始替代拿着铁饭碗的国家职工，我立刻公开说中国的经改不会走回头路……为什么见到合同工的出现我会是那么肯定中国当时的经改不会走回头路呢？因为合同工是说劳动力在市场有价，而这个价带来的劳力收入，以收入的时间先后的不同价值来算利率，可以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而成资本。是的，从费雪的理念衡量，从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劳动的人变为资本的拥有者。走回头路要把这些新兴而又跟着无数的贫困劳动者的小资本废除。怎么可能呢？

投资与储蓄

最后要介绍的是费雪范畴内的投资（investment）概念。投资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Investment is the balancing of consumption over time）。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要回到收入的定义那里去。上文所述，收入是财富乘以利率，于是与利息相同。这个定义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收入是不削减财富的最高可能消费。（Income is potential consumption without trenching on wealth.）

举一个例。如果一个人的财富是一百万元，年息率是八厘，他的收入是每年八万。要维持财富不变，这个人每年的最高可能消费是八万，与收入相同。然而，这个人第一年的最高可能消费是一百零八万（财富加一年的利息），但这样消费他的财富在明年会下降至零，再没有财富或收入了。另一方面，这个人一年的最低消费是零（宁死不消费也）——这样，过了一年，他（名下）的财富会增加到一百零八万。

上述的例子，不削减财富的最高可能消费（收入）是每年八万，但若只消费六万，余下来的二万是储蓄（saving），而从增加以后消费的角度看，这二万是投资。储蓄与投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投资是放弃今天的消费来换取明天的消费。今天晚上你多读几页书（不赶着享受睡觉），将来的收入会增加一点点，是投资。你在后园用两个小时种菜（不看电影享受），是投资。明天有重要的工作，今天晚上早一点睡（不看电视了），也是投资。投资是权衡未来的消费轻重的行为。

你购买了一幅画挂到墙上，认为将来会升值。概念上，你可能一起做了两件事。一、你欣赏该画时，是消费；二、买价低于一个时期的收入但高于欣赏所值那部分，是储蓄或投资。如果买价高于一个时期的收入，你的财富是局部转移到画上去。当然，任何投资都可以血本无归，但那是意外的效果，不是意图。消费高于收入，是负储蓄，也是负投资，将来的财富与收入皆会下降。

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会指出凯恩斯传统的宏观分析对投资与储蓄的严重失误。挂画的例子会更为详尽地分析。

第四节：收藏、消费、职业的选择

在利息理论的范畴内，消费的选择不是物品本身的不同而是时间的先后。实际上同物品但不同时间，可以看为不同物品，因为先后是另一类不同物品的选择。早消费比迟消费来得贵，而这提早之“贵”是相当可观的。举一个例。如果市场的年息率是八厘，以复息算，今天的一元九年升一倍。要是你今天决定不请朋友吃晚餐，节省了一千元，十八年之后，你的财富会增加四千元。

复息的杀伤力

不要以为一些古物之价上升了很多倍就认为是好投资——虽然以中囯为例，从二〇〇〇到二〇一〇年古物之价的上升幅度大有可观。一七七六年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最伟大的论著，后来震撼了西方整个学术界。一七七六年初版时该书是一点八英镑，二〇〇一年（二百二十五年后）的市价大约是十万英镑，上升了五万五千多倍。那是难得一遇的伟大论著的初版的难得一见的升值（后一版差很远）。你道以复息算，每年的回报率是多少？答案是4.856厘。从投资的角度看，这回报率算是不错，但从持久收藏的角度看，这回报率非常高，是难得一见的。且让我列出一些数字，好叫读者能体会一下时间的宝贵。

                        1776年 £1.80的2001年所值

年息率（复息算）        2001年所值          上升倍数
            
2%                      £162               90倍  
4%                      £14,586            8,103倍  
6%                      £1,312,949         729,416倍  
8%                      £118,187,944       65,659,969倍  

是的，二百二十五年前的一点八英镑的二〇〇一 年所值，以年息率八厘复息算，是1.18多亿英镑，上升了六千五百万倍！这可见，只为投资而收藏，不重视享受收藏品本身的消费（consumption）所值，除非时间巧合，不容易是一项好投资。斯密的《国富论》初版是经济学论著中长期收藏最好的投资，扣除通胀的实质复息年率约两厘。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因为有利息的复算，收藏通常是亏本的投资。赚钱的例子是有的。一九九〇年收藏林风眠的画，二〇〇〇年算复息后会亏蚀；但一九九七年收藏，二〇〇一年出售，算上复息，会赚钱。一九八〇年收藏朱屺瞻的画，十多年后沽出，赚钱；一九九〇年收藏，八年后沽出，亏本；一九九八年收藏，二〇〇一年沽出，赚钱。收藏品之价在时间上可以有大幅度波动，不容易看得准。但久藏的赚钱概率不会站在你那一边，因为复息的杀伤力甚大。

有时从长期看，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经得起时间复息的蹂躏，但另一些大名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九五〇年你收藏梵高或塞尚的画，二〇一〇年算上复息也赚大钱，但雷诺阿就不成了。不是碰巧那么简单：有些专家看得相当准。我有两位朋友可以在收藏品的市场中，买卖而谋生计；不是开店经营的方法，而是在市场或拍卖行买卖赚钱。这些朋友要做很多研究调查的工作，赚钱是工作的收入。我佩服这种人的能耐。

大约从二〇〇〇到二〇一〇这十个年头，中国古书画或文物的回报率高到天上去，反映着一个大国有着史无先例的经济增长。我会在第四章分析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时再回头说收藏。

消费图案的选择

纯从消费的角度看，依照费雪的理念，消费的早或迟是两种不同的物品，较早的比较迟的可取。这两种“时间”物品之间可以绘出一条等优曲线，也是内凸的，而其弧度代表着消费者个人的边际时间替换意图（marginal time preference rate）。物品是较早或较迟的选择，二者之间的市价就是市场的利率了。在均衡点上，边际时间替换的意图与利率相等。

在消费与利息的关联上，费雪作了另一项重要贡献。他认为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其消费的意向可有转变，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生消费意欲图案（time shape）不一样。一些人像李太白，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这种人喜欢少壮时花天酒地，大享其乐，老来再作打算。另一些人却像齐白石，少壮时每分钱都要算得准，永不乱花，到老时家藏百万，单是石章的收藏就令外人羡慕了。再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消费上喜欢平平无奇，少年如是，老年如是。可能还有另一种人，费雪没有提及的，喜欢生命的消费享受如波似浪，有上有落，紧张刺激，时而豪奢，时而捉饥。

如上的几种人，他们会选怎样不同的职业呢？费雪的答案：选择整生收入最高的职业——如果不管不能用金钱量度的收入——准则只有一个，那是选财富（wealth）最高的。

消费图案与借贷市场

让我们假设非金钱的收入（non-pecuniary income）不存在，例如声望、名衔、受外人尊敬等不需要考虑。以一个聪明貌美的女孩子为例，假设她的职业选择有如下三项：一、可选歌女生涯，卖歌兼卖笑；二、可选做医生，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求学读书，然后悬壶于市；三、可选做文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读书不用多。

歌女那项职业，年轻貌美时收入特别高，但年纪渐长，收入开始下降，到后来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医生那项职业，求学之际收入是零或负值，跟着做见习医生，收入甚微，三十岁后，悬壶于市，顾客人数慢慢地增长，四十岁后，收入滚滚来。文员呢？收入终生平平，不过不失也。

费雪之见，是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平生消费意欲的图案是选走李太白的路，或是齐白石的路，或是平平稳稳、又或是有上有落，这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不应该受到该职业的平生收入图案所影响的。这是因为有借贷市场，选择职业的人可以先使未来钱，先借用而后归还；又或是先借出去，或投资于什么长期债券上，到老来收入大有可观。

这样看，费雪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选择收入折现后财富是最高的职业，然后在借贷市场调整，选择任何一种平生消费图案，这个人的平生消费都会是最高的。

回头说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吧。选做歌女，但希望年老时才增加消费，她可在收入高时借出去，或作投资，老来有回报。选做医生，可先借钱作知识投资，到有可观的收入时才归还。通过借贷市场调整，平生的消费图案要怎样就怎样，而只要收入折现后的财富是最高的，消费图案怎样也是最高的消费水平。这解释了为什么作为假设，争取最高财富比争取最高收入好用得多。除非是指年金收入，其他收入时高时低，容易出错。

以上的分析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含意，应该细说一下。

歌女生涯的阐释

（一）比较歌女与医生这两个选择吧。早期收入歌女的较高，医生的较低，而因为利息率是正数，同样的收入较早的折现后财富较高。要是歌女一生的总收入与医生的总收入相等，那么财富一定是歌女的较高，选择此职理所当然——这里不管非金钱收入。

要是作为医生的一辈子总收入较高，那么利率够低会使医生职业有较高的财富，而利率够高则会使歌女的财富高于医生的。那就是说，如果医生的总收入是较高的话，有一个利率会使歌女与医生的财富相等。市场利率若高于此利率，歌女生涯可取；低于此利率，医生之职优胜。如果职业的投资有成本，那么减去成本我们还有一个使歌女与医生的财富相等的利率。这利率是费雪发明的，有个名堂，叫做“成本以上的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ver cost），是作为两个投资选择的分界：市场利率高于此选甲，低于此选乙。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贫困之邦，卖笑的少女比较多。利率高，或借不到钱，来得早的高收入会有较高的财富，因而使平生的消费有较高的水平。多年前，台湾的娼业是合法的。后来改法规，娼业非法。改得容易，是因为经济增长有了成就，借贷市场的高息再不普遍，费雪的“成本以上的回报率”变为高于利率，年轻人的求学意向于是变得普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经验也如是。

非金钱收入的处理

（二）非金钱的收入当然是重要的考虑。什么医生呀、教授呀等称呼，世俗之见，是比歌女、侍应等“高尚”；声誉本身是一种资产，有金钱或金钱以外的收入。亚洲人喜欢在名片上大做文章，介绍自己，把名衔印得花多眼乱。好些时，名片上的名衔其实不值钱，但很好看。在香港，你要在名片上印上自己是十间公司的董事长，所费无几，而你是不需要说谎的。这种我个人认为是无聊的行为其实大有道理：非金钱的收入也是收入，而有时可以利用“名片”赚得一点金钱甜头。

我自己也重视非金钱的收入，是另一种。现在我绞尽脑汁，尽可能把《经济解释》修改得好一点。但修得好一点收入不会增加。我抽着烟斗，以慢性自杀的方法来修，其投资可谓大矣。但我为的可不是金钱收入，而是要对自己有点交代，可以自傲一下，博取一点心安理得之快。这些也是非金钱的收入。作为学者，最重要的非金钱收入应该是文章历久传世了。这方面我是得天独厚的，可惜我要等到自己年逼七十，回顾自己数十年前的作品的命运时才知道。要是我早就知道，自己的文章会有历久传世的能耐，当年我会放弃不少其他的工作。

处理非金钱收入不容易，但有两种方法。老师阿尔钦（Alchian）喜欢以功用（utility）来量度（九十年代后期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功用理念的困难我谈过了，而功用是不可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我个人喜欢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在卷一提及过：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可用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在边际上求得非金钱物品的金钱所值。不容易，但在边际上可以做到。非金钱物品虽然可以金钱物品替换，但不可以在市场成交。这样，好比父母对子女的爱，财富的量度不能算进去。解释行为我们只能从收入边际转变的角度入手。说得再清楚一点吧。没有市场不会有利率，没有利率算不出财富；父母的爱不能在市场成交，因而不能以财富量度，虽然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物品，在边际上可用金钱物品替换。

经济增长的一个谬误

（三）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经济发展学说，好些学者建议落后的国家若要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政府要鼓励高收入来得比较迟的行业，放弃高收入来得比较早的。不要急功近利，是当年经济发展学说的一个座右铭，说来是很好听的。

费雪之见，是急功近利如果能带来较高的财富，攻之为上也。这是因为财富较高，再投资会带来长期的较高总收入，而这是代表着较高的经济增长了。百多年前的美国，农地的保护（conservation）主义者有很大的声浪。这些保护英雄认为土地若不停地耕种，过了几年会用尽泥土中的养料，使农业将来的收入减少。可幸当年美国的农民没有听这些英雄的话，他们急功近利，增加财富，再投资。这是美国后来发达的一个原因。

第五节：收成的时间

假如你将一桶新榨的葡萄酒放进山洞内，让它变醇，你要等多久才拿出来应市呢？树是会长大的。植树者要在什么时间把树砍下来，把木材出售？

如果市价不变，酒与树的价值增长是先快而后转慢，达一顶点，之后就转为下降了。这增长的变动是边际性的。费雪称之为“内部回报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简称“回报率”）。费雪的收成时间答案（Fisher Solution）是：要得到最高的财富，砍树收成的时间是树的增长回报率与市场利率相等。若木材之价与利率不变，那么今天植树，收成的时间今天决定或到时才决定都是一样。利率较高，收成的时间会较早。

浮士曼先拔头筹

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有争议，而最精彩的伏笔是早在一八四九年一位德国林业家提出来的。这位专家的名字是浮士曼（M. Faustmann），其答案本来早已失传，但一位我后来认识的朋友加夫尼（M. Gaffney，此君是半天才半怪人，甚有文采，极力主张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只抽地税，近于我们雍正皇帝曾经推行的“摊丁入亩”），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浮士曼的失传秘方，一九五七年在美国一个农林站以劣纸打字复印，出版一书介绍。这本不起眼的近乎自制的书，被人弃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废物箱内，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当时在芝大，从废物箱拾起来，惊为天书，那浮士曼答案（Faustmann Solution）就成了名。

浮士曼答案与上文简述的费雪答案的主要区别，是费雪植树只植一次，收成一次，而浮士曼却是不断轮植，一次又一次地收成。这样，包括着利率的决定性，浮士曼的收成时间来得比较早，或每次植树的时间比较短，而更重要的是财富比费雪答案的高。

浮士曼答案的分析复杂，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我在赫舒拉发的课中见到，心想，那样复杂的分析，一般的业林者不可能明白，又怎可以用浮士曼答案来解释他们收成的时间呢？当然，依照阿尔钦的观点，适者生存可以解释业林者的行为，但我认为答案有好几方面。

假设不同答案有别

一九六三年在课堂上，我对赫师说，如果世界上有无限的林地，植树者无须轮植，要多植，找新地不简单吗？树要轮植，是因为土地有限，而土地若因有限而缺乏，地的本身是有租值的。我于是问：为什么不简单地加上土地租值，得到的答案是否与那复杂的浮士曼答案相同呢？

赫师当时认为我们问得好，但租值要到一九七六年萨缪尔森（P. Samuelson）分析浮士曼答案时才被提出。加上萨氏的分析，收成的时间选择就有更多的可能了。如下的选择是我得到前辈的启发——不尽同意——而想出来的。所有选择都假设收成时砍树及搬运没有费用。

（一）如果林地是无限的，而植树的投资成本（植树费用）是零，那么地租是零，树（木材）的市价也是零。木材于是予取予携，什么时间收成都没有分别。利率是无关的。以树的增长率作回报率没有意思，因为以其他物品作价，木材之价是零。

（二）如果林地无限，地租是零，但植树有费用，这样，费雪的答案是对的。既然地租是零，无须轮植。但因为有植树费用，木材有价，收成时间是树增长的回报率等于利率。在竞争下，因为没有地租，预期的收成折现后的财富会与植树费用的现值相等。

（三）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但植树没有费用，浮士曼的轮植答案是对的。地租是在竞争下，浮士曼的轮植所得的收入。转过来，只要在竞争下地租被市场决定了，植树者不需要懂得浮士曼的分析才知道收成的时间，因为收成不准时他们交不起租金。问题是，植树没有费用的浮士曼答案，收成的时间不一定比费雪的来得早。这是因为费雪的答案不可能没有植树费用。若费雪的有植树费用，没有地租，浮士曼的有地租，没有植树费用，那么收成谁早谁迟就要看地租与植树费用哪方面比较高了。

（四）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而植树有费用，那么浮士曼的轮植收成的时间会比费雪的为早。这是因为浮士曼多了地租。植树费用与地租的并存，回报率一定要较高才可以打个平手。这样，收成会提早了。

（五）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但没有植树费用而利息率又是零的话，收成的时间是树增长的平均回报率最高的那一点。这刚好是鲍尔丁（K. Boulding）提出来的有名答案（Boulding Solution），在五六十年代代吵过好一阵。众人皆说鲍尔丁错了，这里我指出在某些局限条件下，鲍尔丁是对的。

上述可见，在收成时间的选择上，经济学者要不是忘记了地租，就是忽略了植树费用，或漠视了利息率。好些书本只顾利率而忽略了地租与植树费用。这样，木材在市场上一文不值，乱砍可也。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忽略了的，是在竞争下，地租愈高，或植树费用愈高，以其他物品作价，木材之价就愈高。树的增长回报率曲线，若乘之以木材市价，就会因为地租或植树费用的变动而变动——曲线上升或下降。

乳猪的运情

读者若不明白以上的分析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一点：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其他因素不变，利息率愈高收成的时间愈早。

在真实世界中，植树或酿酒往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这时间内产品的市价与利率可能有很大的波动，所以上述的分析不可以墨守成规。若木材之价急升，树的收成会较早。但利率急升却有一个疑问。这是因为利率上升会导致新房屋的建造下降，木材之价会下跌，彼长此消，要提早还是推迟收成就很难说了。酿酒可没有这后者的困难：利率上升，虽然会削弱消费的意图，但因为喝酒只是消费的一小部分，早点把酒从山洞拿出来应市是上策。

其他因素的处理永远不容易。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或现象，我们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因而对世界要知得很多。你拥有一个果园，利率急升，你不一定会提早收成。这是因为水果未熟时收成，你可能破产。要提前水果收成的时间，充其量你只有几天可以考虑。蔬菜是另一回事。提早收成的蔬菜，像乳猪一样，以每公斤算，其市价往往比成长后的为高。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质利率高企之际，蔬菜小而美味，乳猪乳狗的菜式盛行。

第六节：分离定律

分离定律（Separation Theorem）也是费雪发明的，虽然这名称是后人所起。这定律的分析架构被广泛地引用到其他的分析上（例如对外贸易的分析）。

分离定律是说在有市场、交易费用够低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投资与消费可以分开来作决策。这与我们在前文提过的——投资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没有冲突。今天投资多了，明天的消费可以增加。然而，如果有借贷市场的存在，而又只有一个明确的利率，一个人可以借而投资，可以借而先消费，也可以贷款出去而后连本带息收回。

有单一利率的借贷市场，消费的均衡点是利率与个人的“边际时间替换意图”相等（见本章第四节），而投资的均衡是利率与回报率相等（见本章第五节）。这样，在整体的均衡上，边际替换等于利率等于回报率。重要的是，因为投资归投资，消费归消费，今天的投资与今天的消费可以完全没有关联。你可以尽倾所有投资于一个项目上，然后借钱来花天酒地一番。这就是分离定律。

还有两个重点需要补充。其一是在好几个经济学者曾经提出的衡量投资的准则中，只有一个永远对。那就是争取最高的财富。利率等于回报率是一个准则，但那只是必要但非充分的（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这是因为投资的回报曲线可能弯上弯落，有两个或以上的同样回报率。例如建造度假村，投资可大可小；从小加大，有多个选择，其回报曲线往往是波浪形的。有几个与利率相同的回报率的选择，首选是折现后财富最高的。

第二，若借贷市场有可观的交易费用，分离定律不容易成立。例如，借钱的利率若高于存款利率——这是一-般的情况——投资者可能不愿意借钱消费。这样，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就不能分离了。

第七节：结语

关于投资与利息的分析，好些是针对“怎么办？”，而我们这里分析的，主要是“为什么？”。后者是为解释行为或现象而问的。选出对解释“为什么？”有帮助的不容易，但本章选出来了。

关于利息及有关的概念与理论，我选的大部分是费雪不改，而其他是从费雪的思想演变出来。百年难得一见的经济学天才，岂断是应该的吧。奇怪，费雪教书数十年，没有出过一个精彩的学生。一九六八年哈里·约翰逊（H. Johnson）对我说，费雪天分太高，学生怎样也跟不上，是以为难。余生也晚，不能拜费雪为师，是学问生命的不足吧。

我修改了费雪的《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里的一个概念。我选取了在他之后的收入是“可能”（potential）的消费，而否决了他说的收入是“实际”（actual）的消费。要是我选“实际”消费为收入，其他的概念就加不起来。维护费雪的一些朋友，认为他说的是“可能”消费，但当年我读来读去也认为他说的是“实际”消费。同学不妨找费雪这名著的第一章细读，自己判断。

参考文献

I.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Macmillan, 1930.

M. Friedman,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M. M. Gaffney, Concepts of Financial Maturity of Timber and Other Assets. North Carolina State College, 1957.

J. Hirshleifer,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第三章：宏观分析的失误

上世纪六十年代施蒂格勒、阿尔钦等人从讯息费用的角度解释失业。这角度应该对，但我认为他们摸不准，有套套逻辑的味道。讯息费用要放进哪里才对呢？这是大麻烦！我把它放进公司，再在公司的合约中放进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放对了，对得非常对。一子对，整个失业难题变得豁然开朗，得到的多个假说不仅容易验证，支持的事实多得很。

尽管我不同意，经济学有微观与宏观之分。微观是指价格理论，别无其他。传统上，价格理论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其广阔度通常止于市场。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不是指国家或人口的广阔度，而是着重于传统微观分析少注意的项目，例如国民收入、政府债务、调控政策、失业话题等。有些题材，例如国际贸易，是微、宏二观皆涉及的。

二百多年前起自斯密的传统，资源使用属微观，收入分配属宏观，但他没有用上这些术语。凯恩斯重视失业与经济不景，宏观的范畴改变了。货币问题与商业周期的分析一般落在宏观的范围。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今天搞得不称意的，属微观。如果我们不管不称意的一面，回复到六十年代的看法，这门“新”学问了不起。当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从局限转变的角度看世事——我是这样看——其分析牵涉到的局限变化远超传统的微观与宏观分析，原则上这发展可以圆满地处理这二观有所不逮的话题。可惜当年持有这看法的行内朋友不多，而后来还坚持下去的只有几个人。博弈理论与无从观察的行为术语引进得太多，坏了大事。

我自己坚持的路向是清楚明确的，可惜不易走：真实世界的局限要调查得深入。范畴也清楚：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把所有的局限转变阐释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把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安排处理为合约安排。这样，无论宏观、微观、货币观、政治法律观等话题皆可通过这种范畴作分析。局限转变是真实世界的事，要有充分的掌握；需求定律要运用得老到。因为局限转变可以翻为价格或代价转变，这范畴属价格理论。不容易，局限转变的掌握往往是艰巨工程。可幸操作熟习了会容易一点。世事重复，经验可教，有解释力的经济学要讲年岁。

从来不用传统的宏观分析作推断，但回顾一九八一年起，自己写下的“宏观”推断可真不少；也有好些没有写下来，只是对朋友说了。比他家的推断较为准确吗？读者可自行判断。我不走传统宏观分析的路，因为我认为这分析有严重的失误。

凯恩斯——尤其是凯恩斯学派——对世事的解释力弱不是我首先提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少学者注意到。当时他们要发展“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大成，可能因为“微观基础”掌握不足。局限的转变坐在办公室内不容易猜中；需求定律不是简单的学问——读者可参阅卷一《科学说需求》。

让我分点说说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不足处吧。是当年的“宏观”，我没有跟进后来的发展。认识几位新宏观的主将，但没有跟进他们的学问。比我知得多的同学要看看本文提出的“宏观”失误是否还存在。

第一节：储蓄与投资不是两回事

凯恩斯及其学派把储蓄与投资看作两回事：前者是漏失或漏出（leakage），使消费减弱因而导致不景及失业；后者是注入（injection），因而增加经济活力。该理论说，一个经济的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在边际上相等是均衡点。这分析说，虽然可以观察到的储蓄与投资难分，但意图的可不一样，后者只能在均衡点上相等。

跟凯恩斯同期的费雪，在他的经典《利息理论》中，含意着的是储蓄与投资永远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么意图什么不意图。他没有言明，是我反复重读得到的结论。费前辈之见：收入消费后余下的是储蓄；今天不消费改作明天才消费是投资。换言之，费雪的储蓄是今天看收入不消费余下来的，投资是今天余下来的用作明天的消费。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时间的角度不同。因为投资一定要让时间走一程，利息于是出现。利息一方面是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是提前消费之价。

油画与逃难的例子

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少朋友认为深。当时我接受了费雪，加上自己的阐释，认为浅。弗老问：一位仁兄花巨资购买了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是消费呢，是储蓄呢，还是投资？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费那部分通常不大。油画挂在墙上，每次观看或让亲友欣赏是消费。原则上该画作可以租回来，付出的租金是消费。不租，自己买下来，挂在墙上，每天放弃了的租金收入，或放弃了的利息，是消费。余下来的画价所值既是储蓄，也是投资。储蓄与投资皆可赚可蚀，该画价的上涨是投资或储蓄的回报。当然有机会亏缺，但收藏艺术作品的人一律希望其价上升，或希望在通胀下保值，消费只是放弃了的利息。拥有该画作的物权带来的满足感有其所值吗？当然有，但任何储蓄或投资或多或少会带来类似的满足感。我认识一些朋友喜欢天天在家中算身家，或数着自己拥有的钞票为乐。这些行为也算是消费。

把钱存放在银行是储蓄，但也是投资，有利息的回报。银行一定要转贷出去给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才可以不亏缺。银行不付息或负利率的情况出现过，但那是起于货币政策有所失误。把钱藏在家里，放在床底下，不用，称作屯藏（hoarding）。这是最接近凯恩斯学派的“漏失”概念。同样，我的母亲二战逃难时携带着一些黄金，不到危难之际不用。这样的行为是购买安全或购买保障，像上文的购买油画的仁兄那样，利息的放弃属购买保障的消费，屯而不用的属储蓄，也是投资。

不事产出的投资误导

一九六九年前弗里德曼告诉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屯藏着很多钞票。这种行为，如果只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我会说贪污是原因。弗老当年说的是美国，那是四十多年前，不知今天这样的行为是否还普及。我不怀疑有些人不相信银行，有些人以数钞票为乐，但更可能的解释是四十多年前有钞票在手使用时最方便。

我认为凯恩斯及其学派把储蓄与投资作为两回事看，主要因为不同的投资对就业与物品产出往往有着很不相同的效果。购买土地是投资（也是储蓄），但如果购入土地的人不动土，只是持着土地等将来，对就业半点贡献也没有。很多投资（储蓄）事项对就业与产出的贡献不大，这些贡献的大小分歧项项不同，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说之不尽。

引起混淆的关键似乎是：当经济不景，或前景不明朗，或有战乱的恐惧，很多人会避去投资于产出或增加就业的项目。他们会偏于转向不事产出物品的投资，因而减少工人就业的机会。自卫的行为可能被凯恩斯学派视作储蓄的意图增加，投资的意图减少。这看法不对，因为只是改变了投资（储蓄）的性质。另一方面，说“自卫”的行为会导致消费下降却没有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前景不对头时较多的投资者会采取自卫行为，因而增加失业的看法是不大正确的。正确的看法，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投资于物品产出不容易脱身而拿回自己的投资。转向较为容易脱身回本的项目，对就业与国民收入皆不利。这可不是因为投资的意图下降了或储蓄的意图上升了。

更为严重的谬误可见于斯密二百多年前提出的分工合作可使个人的产出收入暴升这个正确观点。如果在某些局限环境的转变下市场的投资者选择减少分工合作的投资，传统说的失业与经济下降会出现，市场的投资会转到分工合作的利益下降的项目去。投资与储蓄永远是同一回事，市场的环境有变，分工合作的取向可能下降，导致经济不景。

我认为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受到上述的误导而得到储蓄与投资不同的谬误。然而，当我说一个经济的前景大势甚佳时，人民会转向增加就业产出的投资，却不是一个有一般性的规律。二〇〇〇年起，中国的通缩终结，收藏品之价急升。是的，北京的拍卖行拍出的古书画之价不少上升了数十倍！这种收藏行为是物品产出为零的投资，我会在第四章深入解释。

如果本文阐释的是对——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相等的均衡观点是错——整个宏观分析的理论架构会塌下来。我认为该均衡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不知还要穿多久。

上述对宏观经济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凯恩斯学派，不一定是凯氏本人的经济学。凯氏的《通论》我读不懂。我有一位朋友说他读懂，大赞凯氏。同学可参阅Axel Leijonhufvud的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一书。

第二节：曲线交叉自欺欺人

前文说了宏观分析的一个基础失误，指出储蓄与投资——不管意图不意图——是同一回事。只这一点，传统的宏观分析难以挽救。还有其他严重失误。自欺欺人的玩意不限于宏观分析，只是宏观比微观远为普遍。让我拿出刀来剖析吧。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学去，是大乡里出城。芝大当时名满天下，是经济学的少林寺。战战兢兢，我把自己作为学生看。两个月后，听到那里有一位明星学生讲述他的博士论文，好奇地去聆听。

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

小室坐着三四十人，讲题是分析某国的汇率波动，说到重点，讲者意气风发，说大幅的波动很快就找到均衡点，平静下来。我听得一头雾水，高声问：“经济学的均衡是个概念，不是事实，真实世界没有经济学说的均衡这回事。到市场去大家见到市价有时多变有时少变，哪个现象算是均衡只有天晓得。我天天望出窗外，永远看不出外间的经济是均衡还是不均衡。你凭什么可以看得出呢？”

室内一时鸦雀无声，听众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阵，在座的经济数学大师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说：“你说得对！经济学的均衡是数学方程式的事，我从来没有说过以数学算出来的均衡是描述真实世界的。你们不要被数学误导。”宇泽弘文是日本人，当时行内举他为数学经济的第一把手。两年后他回到日本去。他的几句话使我对自己的思想增加了信心。

经济学的均衡（equilibrium）与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从物理学借过来的。近于灾难性误导，因为在物理学这术语是描述物体的动态，是事实，但经济学的均衡却是空中楼阁，是概念，真实世界不存在。经济理论中的好些曲线一般描述人的“意图”，不是事实，没有经济学者的想象这些曲线不会存在。今天流行的经济泡沫之说，是从“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概念变化出来，无从观察，也非事实。不是说股市不会暴跌，但我们无从判断那是不稳定均衡引发出来的泡沫。物理学家牛顿曾经在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股市输身家。他说：“我可以算出宇宙物体的运行，但算不出人类发神经。”股市暴跌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经济学的均衡或不均衡是无从观察的。

科斯当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的途中，他向我提出经济学要取消“均衡”这个概念。我当时的回应，是这概念在经济学那么普及，取消不易，但我们可以另作阐释挽救。我说“均衡”可以阐释为有足够的局限界定因而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而“不均衡”是指局限界定不足，验证的假说推不出来。科斯当时对我这个“新”的“均衡”阐释很满意，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是说笑吧。

其实我的均衡观点不是那么新。更早几年，写论文《佃农理论》时，每一步我尝试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发现推不出验证假说一般是因为局限的指定不足，而凡是有了足够的局限指定，皆合乎经济学说的均衡。达到均衡的理论不一定可以验证，还需要的是验证的变量真有其物，但不均衡的理论一定是无从验证的。当时跟老师阿尔钦研讨了几次，他同意我的看法。

可以被验证的假说是指有机会被事实推翻。我们是求被事实推翻但希望不会被推翻。也是在写《佃农理论》时，我发觉马歇尔提出的佃农均衡可以验证，但他的曲线交叉图表是有着一个应该消散却没有消散的“租值”（见《佃农理论》四十三页）。这使我后来想到一个用途极为重要的观点：凡是在边际上有应该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逻辑上一定错。这种错误分析在经济学上屡见不鲜，我的发现一般化后成为一项“绝技”，可以很快地判断理论的经济内容：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这方面，我再花几年时间的思考所得，是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巴泽尔把该文捧到天上去，可惜很不易读。

看不到则验不着。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中最大的一个麻烦，是“意图”之物看不到，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才能把抽象的均衡带到不抽象的验证呢？《经济解释》的前前后后有足够的示范。

马歇尔的剪刀误导

可能是马歇尔惹来的祸。这位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提出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二线相交的剪刀均衡理论，可没有指出这二线的剪刀交叉只是竞争的后果，不是解释行为的理由。在《科学说需求》中我写道：

百多年来，经济学者往往误解了物品市价的厘定。市价的厘定，绝对不是因为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给曲线相交。正相反，这市场二线相交，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给者各自为战，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约而同地争取自己的边际用值与市价相等，从而促成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给曲线相交之价。

这是严重的指责了。想想吧：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皆意图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这二线相交的均衡点是空中楼阁，真实世界也不存在；价格有管制而出现的“剩余”或“短缺”更无稽，不仅观察不到，简直不知所谓。我在《科学说需求》中对“短缺”有如下的评述：

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现，不均衡，世界大乱矣！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对任何物品的竞争，必定要解决。说不均衡，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什么“压力”云云，不可以压出一些假说来……“短缺”是因为经济学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产生的。

这就是麻烦：整个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相交的均衡分析，在真实世界可以观察到的只是价格及其变动，其他皆属子虚乌有。至于“量”，我们见到的只是产量及成交量，意图的需求量与供应量是经济学者的想象，不是实物。然而，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复杂无比的可以观察到的世事，成功的机会不可能只基于一些曲线的交叉。深入的曲线之内的阐释，概念的正确掌握，局限变化的慎重调查，等等，皆不可或缺。很不幸，宏观经济的分析一般漠视了这些应有的步骤，以曲线及方程式掩盖着我们看不到的局限变化与内容。

没有疑问，宏观分析的起点——意图储蓄曲线与意图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是从马歇尔的需求与供应曲线的剪刀交叉的均衡处理搬过来的。这不仅有着上文提到的马氏分析的不幸，更为头痛是我在上节指出的：储蓄与投资，不管意图不意图，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看法不同。把储蓄与投资看作两回事是严重失误，无从挽救。

IS-LM 分析是悲剧

同样不幸是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与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把这糊涂的分析基础带到近于名垂千古的IS-LM的均衡分析去。这分析一九六三年我做研究生时背得出来，今天内地的同学说他们还在背。自欺欺人怎可以欺那么久的？想来是因为希克斯与汉森是大名家，穿起皇帝的新衣有其说服力。

IS 是一条意图投资与意图储蓄永远相等的曲线，即是二者在利率变动时永远达到均衡。在该线上是无数的投资等于储蓄的交叉，内地称为产品市场均衡曲线。LM是一条货币的需求与供应永远均衡的曲线，利率变动该线上也是无数交叉。内地称为货币市场均衡曲线。IS与LM二线相交，来一个大交叉，称一般均衡（这与瓦尔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不同）。

因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IS曲线当然不能成立。LM呢？货币何物与币量应该怎样算到今天还争议不休，而我在《货币战略论》一书内指出的几种不同的货币制度，LM说的不知是哪一种。更为头痛是如果利率受到管制——今天某程度这管制近于无处无之——像马歇尔的曲线相交无从处理价格管制那样，IS-LM的交代也是空空如也。马歇尔的“不均衡”困境我在《价格管制理论》一文中解决了。那是教怎样选取需要补加的局限条件。这补加使不均衡变作均衡，足以推出验证假说，因而可救。然而，IS-LM的不均衡，逻辑上是不可能解决的。不均衡无从处理，均衡没有意思。是败局，无可救药！

经济学者就是喜欢以曲线交叉来解释世事。曲线画得出，方程式就写得出，可以巧妙，也可以美观。然而，解释世事需要的，是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也就是说要推出有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方面，宏观分析的“短缺”令人尴尬。从事宏观分析的众君子就是喜欢把一些在真实世界不存在的意图曲线移来移去，这里一个交叉那里一个交叉，务求移到跟可以观察到的几个变量——例如利率、通胀率、失业率、国际贸易差额、国民收入增长、财政数据、货币量等——大致吻合，就算是解释了。

是事后孔明的“砌”作吧。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我认识的名家到香港大学讲话。他用的是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又是真实世界无从观察之物），解释当时美国的宏观经济。他把多条曲线移来移去，叉来叉去，提供的数据支持着他的结论。重点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强劲。他写文章时美元是强劲的，但到港大讲该文时美元转弱了三个月，不在他分析的数据的期间内。多加三个月他的整篇文章溃不成军！我指出，他无以为应。

第三节：漠视局限推断失灵

我喜欢独自思考，思想上喜欢事不关己，己不劳心。有时想到的跟前人有别，我会拿出“刀”来挥斩几下。这些日子，为了对炎黄子孙的一点关心，事不关己有时也拿出刀来。

这里提出的对宏观经济学的批评，跟我做学生时老师教的没有多大关系。我是基于离开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寻寻觅觅，对均衡概念、租值消散、体制组织、交易费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体会，然后回头看自己当年所学的内容，认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来，我真实世界的例子做解释及验证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见的基础。虽云一士谔谔，但心领神会，自觉舒畅，有点稼轩说的“恨古人不见”之感。

这些年不少同学要求我写一本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书，用以填补《经济解释》——他们认为后者是“微观”。我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有微、宏二观之分，重点是能否解释世事。我也认为复杂的理论不管用，局限转变的调查是关键所在。局限可以简化，也需要简化，但不可以简化得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凡是牵涉到局限转变的分析必定要从个人的选择出发，所以一律是价格理论的范畴。这就带到我要谈的宏观失误的第三点了。

我要举出两个我自己尝试过的，从局限转变的基础来推断“宏观”现象的例子。这类“宏观”性的推断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场现象需要指定的来得复杂。

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

例子一。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的路，条件是我观察到的、刚刚开始出现的局限转变会继续下去。那是我写过的最详尽的关于交易费用局限转变的文章（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六二九至六五〇页）。简言之，我把广泛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与改革制度的履行费用。看清楚了这两项费用的相对转变大势，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这是比一般的宏观现象更为“宏观”的了。

当年文稿寄给朋友，反对这推断的无数：舒尔茨来信谴责，说经济学不能作这种推断；贝克尔直说我错；弗里德曼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只有科斯不骂，但他要到三十多年后才把该推断理论捧到天上去。因为反对的朋友太多，该文延迟了一年才发表。鼓励我发表的是巴泽尔：他不同意我的推断，说是妙想天开，但他认为那写理论的第三节是天才之笔，半点瑕疵也看不到，不发表可惜。这理论今天还没有受到重视，反映着行内的朋友一般对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的分析没有兴趣。

这例子可教同学的是：经济学的推断或推测永远是假说，要指定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就是验证条件了。一定要可以观察到，而又要假设这转变会继续，不会一下子倒转过来。指定了的局限转变，若再变要作别论。我当时认为中国面对的两种交易费用转变的走势是相当稳定的，皆对改革有利。科学上的推断要基于验证条件的稳定性。同学们如果有机会读到我在一九八一年写下的推断中国转走市场经济的文章，会知道我在不少细节的推断上皆准确。

推断地球一体化

例子二。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该年十二月在瑞典与弗里德曼相聚，我对他说地球将会有超过二十亿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如果先进之邦不改革他们的经济结构——例如福利制度、工会权力、劳工规例等不利于国际竞争的约束——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今天回顾，这推断没有错，但不算推得精确。当时困扰着我的是先进之邦有乐观的一面：国际廉价劳力的供应急升，可以赚大钱的，理论上是有资产与有知识的人，所以原则上先进之邦是有大利可图的。是的，原则上，就是先进之邦的穷人也会因为穷国的兴起及参与国际竞争而获利。

这里牵涉到的又是交易费用的问题。有多种交易费用可以严重地妨碍先进之邦在地球一体化的大转变中获得他们应得的甜头，而这些交易费用的结构显然非常复杂。尤其是那极为重要的讯息费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调查与衡量总要花上几年工夫。我没有作这调查，但深信，如果当时全面地考虚重要而又有关的交易费用，我会对今天的国际情况推断得大为可观。

同学们想想吧。中国改革开放后约十年苏联解体，带动了东欧、印度、越南等地区抢着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贫困人口史无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项极为重要的局限转变。这转变明确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头路的可能是零。是那么重要的一项局限转变，摆在眼前，是很大的一个人类前途的局限，也是宏得无可再宏的宏观。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断二十年后的国际形势将会怎样，研究上我们还要经过千山万水，还有很多局限约束——尤其是交易费用的约束——需要考察，就是马虎地猜测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尴尬的是：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明确而重要，先进之邦的经济大师们怎可以视若无睹呢？

这例子可教同学的是：不愿意下重本考察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局限，或猜测错了，不能说经济理论没有用场，只是使用时成本太高罢了。宏观分析的困难，不仅在比较微妙的交易费用的转变没有顾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劳力局限转变，这门学问也奇怪地懒得管。

利益团体坏我大事

多年以来，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断，属“宏观”的，我作过多次。一位朋友说他算过，二十六次全中。这是不对的。凡是牵涉到利益团体的压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我对世事的推断频频出错。这可不是因为我掌握的经济理论不能处理利益团体衍生出来的局限转变，而是我对这些局限的细节近于一无所知。我就是厌恶牵涉到政治的话题。我有两位已故的朋友——布坎南（J. Buchanan）与塔洛克（G. Tullock）——对利益团体的政治局限很有兴趣，花了很长时间考察利益团体带来的局限转变，其中布兄曾经为此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但这两位朋友的作品我很少读。

两个例子可以示范牵涉到利益团体带来的局限转变的处理困难。其一是香港二战后的租金管制，持续了约四十年，期间很明显，如果解除租管让房子重建，增加高度，业主与租户皆可获巨利，而政府的税收也会上升。这租管驱之不去主要是因为律师得益，而协商瓜分巨利的交易费用甚高。很多需要调校的法律不容许。然而，比起重建的巨利，律师的收益微不足道。这租管为什么来得那么容易而解除却是那么困难，有关的几种局限难以鉴定是原因。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二〇〇八年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此法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为祸之大，是我平生仅见。当时我准确地推断了该法将会带来严重的祸害，但不明白为什么一小撮人可以有那么大的破坏整个经济的权力，更想不通为什么该法到今天（二〇一六）仍然存在，因为得益的小律师与一些搞事的人，比起国家的损失，他们所获的微不足道。

没有谁不同意，宏观分析也是以个人在局限下作选择为基础，然后加起来而“宏”之。问题是如果个人选择的局限指定不足够——尤其是漠视了交易费用——加起来的“宏观”对现象的解释力令人尴尬。我有这样的意识：传统的微观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传统的宏观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么！正面而又明确地引进交易费用，微、宏二观的分别不会存在。原则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走这“正面而又明确”的路，但走歪了，歪得离奇，无从验证的博弈游戏与不知何物的术语把整个本来是有希望的发展破坏了。

第四节：失业要从公司看

失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题，绝对是。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的。失业人多是大麻烦，因为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什么是失业不容易下定义：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谓失业今天经济学行内还有争议，还有些有分量的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不能否认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失业率的统计，公布的数字大致上是跟经济增长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业统计方法，其衡量跟经济学者的意识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业定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这个人可以在街头做小贩，是就业，但他见到一些本领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于是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尝试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业的定义，但骑牛揾马不算，政府的统计也不会算。一个人打工，被解雇了，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继续找，是失业，多半会被政府的统计算进去。原则上这样的失业是不会持久的。人总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转做街头小贩不论，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我将在卷四指出种种原因，解释为何不愿意接受，因而失业持续。这就带到我要批评宏观经济分析的第四点。

没有公司组织，失业不会出现

人类在地球存在了逾万年，有可观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只不过是一百年来的事。中国是个古文化，人口数量历来冠天下，但失业成为话题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才听到。要不是未富先骄，二〇〇八年从西方引进新劳动法，之前中国的失业率最高约百分之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不论）。这数字，西方的先进之邦不会认为是需要关心的失业情况。

在一个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国度，物品的产出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艺品，士、农、工、商皆有所业，失业是不存在的。其实家庭也是一种公司组织，只是少有甚至没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资合约这种安排。下文可见，没有工资合约是不会有失业的。讲深一层，失业的出现不是因为有工资合约，而是因这些合约中比较普及的，是以时间算工资。

十八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工厂（factory）开始出现，逐步普及，替代了销售商判给家庭产出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着的“工业革命”有好几种阐释，最重要是雇用员工的大工厂变得时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纺织机有了两大发明，此机庞大，成本不轻，但操作快。这样的机械是不宜用于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个人专业产出，可使整体的产量暴升。一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产量上升多倍。这现象启发了斯密，他以造针工厂的实例起笔，写成了划时代的《国富论》。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些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看得见的手指导及监管的。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然而，抽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牵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广泛，我将在卷四更为详尽地处理。

件工与分红皆没有失业

回头说失业，上文提到的“公司无界”与“市场一也”，皆与失业有关联，但复杂，要用一本书处理。简言之，从公司合约的角度看，说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失业，是说他一时间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公司伙伴合约。这可以是大麻烦，因为上文提及的、参与“公司”的分工合作，个人的收入往往远高于个人独自产出的收入。如果一个经济没有失业，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达到了一个均衡点，个人的独自为战（例如做街头小贩）的收入会跟同样本领的人参与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业率上升，参与独自产出的人口增加，他们的人均收入会下降（以街头小贩为例，其数目上升个别小贩的收入会下降得快）。这会导致独自产出的收入低于参与公司的收入，市场的运作早晚会把参与公司的收入拉下去。这里的含意是，失业率愈高，再增加失业的一个百分点对社会的损害愈大。

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的合约本质对失业的影响吧。件工合约是不容易甚至不会出现失业的。从最简单了当的件工看，那只不过是产品市场通过老板作为中间人。经济不景，产品之价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无怨可言，等经济回升吧。我当年调查所得，一家工厂收到的订单下降，或买家要求制造新产品，老板上头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价。怎会有失业呢？工人知道订单不足，或件价下降，不转工就要认命，要等待经济的好转。

以奖金、佣金或分红等作为工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合约也不容易出现失业，因为这些有自动调整工资的弹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红合约最普及的国家，公司员工分红之巨，每年是国际新闻。当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下降时，失业率不变，只是公司员工的分红跌得厉害。过了十年八载那里的分红跌至近于零，不知今天怎样了。

时间工资是问题所在

无可置疑，失业的大量出现，以时间算工资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难。我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量度时间的费用低，时间是长是短不会有争议，于是相当普及地被采用了。问题是，雇用员工的老板是为了赚钱，员工出售给他的时间本身没有价值。老板要的是员工的时间可以产出什么。换言之，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

我将在卷四里提出一个重要的“履行定律”。这定律说，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低；没有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高。这是说，以时间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履行上班的时间，但工作的产出为何则不能不监管了。这监管无可避免地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剥削工人之说不胫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劳工合约皆以件工算工资，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余价值”。

再回头说失业，为什么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那么容易导致失业呢？答案是这种合约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被量度而算工资的时间只是产出贡献的委托之量，不是贡献的本身。经济不景，或一间公司的生意失利，老板要减时间工资，不容易说服员工他们的产出贡献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样时间工资的员工的本领性质各不相同，工资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断失误，但一旦经济或市场的情况不利，员工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本领的市值可能改变了。老板要怎样处理才对呢？讯息费用存在，把时间工资一律下调，或这里减那里加，不容易有说服力。余下来的办法是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员工。

工会运作蚕食租值

更麻烦的是，因为以时间算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公司里每个员工的产出贡献，他们的时间究竟值多少钱一般是有着可以争议的空间。这空间的存在鼓励利益团体或分子浑水摸鱼，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资，或推出劳动法例，或组织工会，或要求集体协商工资，或以罢工的行为做谈判工具。

我曾经几次解释过，一间有名牌宝号的公司，作了可观的设备投资，或在研发上有成，又或者经营运作有过人之处——这样的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资提升十多个百分点就关门大吉的。这种公司或机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梦寐以求。如果公司发行股票上市，长远一点看，其股价的升降必定反映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为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之量的价，此价也，可以争议，得到上述的利益团体的“协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蚕食。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最庞大的制造工厂，曾经拥有的巨大租值二〇〇九年被蚕食至零！租值这个重要概念我会在第五章详尽解释。

以件工合约算工资是不容易蚕食租值的——原则上不可能。这是因为件工之价是明显的产品市价，左右这个价是明显的价格管制，市场的消费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对，利益团体不容易浑水摸鱼。事实上，工会反对件工合约由来已久，何况这种合约与过高的以时间算的最低工资有冲突。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在工会的大力反对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约！

福利经济也会明显地增加失业人数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则没有，怎会不鼓励“失业”呢？英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失业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详尽的文章指出那里的福利急升是关键。回归中国前的香港，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后来政府综援急升，失业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重要的支持实例

上述的失业解释，尤其是以公司合约的分析作解释，有明确的事实支持。两个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国。那时中国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率急速地下跌至百分之三强的通缩率——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质量急升，通缩率会高于百分之十。楼房之价下跌了三分之二。这样急剧地从高通胀转为高通缩，传统的宏观分析说失业率一定飙升。但中国没有。增长率保八（今天回顾是低估了）。失业率的提升不到一个百分点（也应该没有算国企下岗工人）。究其因，是中国当时的最低工资若有若无，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如果二〇〇八年的新劳动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势。不能否认当时开始形成的县际竞争制度有助，但二〇〇八年开始大家可见，县际竞争斗不过不容许合约自由的新《劳动合同法》。

第二个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二〇〇八年西方的金融危机事发，失业率急升，先进之邦怎样花钱救市，六年后也减不了多少他们的失业率。福利不论，二〇〇九年七月美国提升最低工资约百分之十是帮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进之邦的经济结构是明显地违反了公司合约的自由选择。左右公司合约的政治结构僵化了，是他们的失业率持久高企的原因。这高失业率要到六年之后才开始下降。

源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认为失业起于消费需求不足，是肤浅的表面思维，而该学派主张政府花钱挽救失业，是错上错。从解释失业的角度衡量，这里提出来的公司合约理论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卷四我会较为详尽地再分析失业。

第五节：国民收入的谬误

“国民收入账目”（national income account）是宏观经济的第一课。公认是最沉闷的经济学题材。当年同学之间没有一个有兴趣，可幸大家知道老师不会在这方面出试题。国民收入账目是教政府怎样统计几种不同的国民总收入，国际贸易怎样入账，税收及政府财政怎样算，等等。闷得怕人，当年我无法集中五分钟。

这里要说的是比较有趣的有关话题。国民收入账目用政府的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经济内容，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概念来衡量这些统计数字，会发觉不少地方跟经济理论是合不来的。不幸是“宏观”以这些数字来论经济。

日本的例子

国民收入的统计是为了大概地衡量生活水平。一国之内，这些统计数字的变动误导成分不高，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是另一回事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报道说，中国的总国民收入开始超越日本的，意思是说刚刚超过。这是以美元算。以实质总国民收入算，我认为早就超过，而且超过很多。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三十多倍，好用的土地约二十倍。以美元算，中国的总国民收入要超越日本十倍恐怕是很久的将来的事，但以实质算超越十倍不应该困难。日本的物价比中国高，而日元在国际上不弱，这样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实质收入是高估了。中国与日本的实质收入差别要怎样调校才对不是浅学问，是题外话了。

要说的是比较有趣的三点。其一，我认为日元在国际上强劲是政治压力使然，早期有外来的压力，后期日本人出外投资者众，保持日元的强势有助。国际上有些专家认为日元持久地有强势是因为技术上政府难以减弱。这不对。日本的经济不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二〇〇一年在旧金山跟弗里德曼谈到日本，他关心，说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推不上去，日元过于强劲，是以为难。我认为一只弱币要增强可能不容易，但强币要转弱则容易如反掌。大手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导致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通胀率，日元的国际汇率会下跌，何难之有哉？弗老当时指出日本的国会不通过可以大手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二〇一〇年九月日本某政要说要用直接干预的手法来压制日元的强势，是一种政治言论。一个国家的国际币值弱，要加强可能要推行外汇管制，或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购回自己的货币。但货币在国际上有强势是另一回事，要调校转弱是容易的。一只货币的弱势与强势的调校困难是不对称的。

购买力平价说是蠢理论

第二点。国际上的言论，老是喜欢把国与国之间的国民收入相比。不是以实质收入算。通常以美元算。这种比较源自经济学上的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中译“购买力平价说”）。此说也，指同样的币值，在不同国家其购买力会相同。这里牵涉到的一方面是深学问，说来话长，这里不说；另一方面是浅学问，只几句就说完了。说浅的吧。浅的有两个看法，读者选哪一个都“对”！第一个看法，是阿尔钦提出的：“购买力平价说”是套套逻辑，永远对，因为不可能错。这是说，无论国与国之间有没有汇率管制，或关税各各不同，或有多种贸易约束——在这些及其他局限下，物价不同只不过是反映着局限不同，非不“平”也。扣除这些局限物价会相同；加进局限，物价因而不同，不能说parity不保，所以购买力平价说是套套逻辑，非理论也。阿师之见当然对。好比你走进内地的机场喝一杯咖啡，其价比机场外高五倍，局限不同，价因而有别，你可以不喝，何不平之有哉？另一个看法是以一只货币算物价，漠视局限，国际相比，同价但实质的享用不同，或享用相同但物价不同，所以不平也。这看法当然也对。怎样也不对的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因为根本不是“理论”，也没有说明是哪个看法，属无家可归之类。蒙代尔的弟子鲁迪格·多恩布什（R. Dornbusch）曾经大书特书，萨缪尔森大赞特赞。不知是套套逻辑而试行以之解释世事是令人尴尬的。

中国与日本的财富比较

第三点也有趣。为写此节，我挂个电话给一位对日本楼房市价有认识的朋友，得到的二〇一〇年中期的资料是：日本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楼房市价，以美元算，大致相同，奇怪地近于完全一样。不是历来一样，而是二〇一〇年报道的，中国的总国民收入与日本的打平之际，大家的楼房之价一样。是以每平方米面积算价的。我们知道在这时期中国的高楼大厦林立，多得惊人，而中国的土地面积比日本的大很多。这样，以房地产的总值算财富，中国比日本高出很多是没有疑问的，虽然高出多少倍我手头上没有资料——若有资料，为这倍数作大约的估计不困难。房地产的财富中中国比日本高出那么多，总国民收入怎么会是刚好打平的？

房地产的市值是任何国家的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日本与中国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财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现所得，而收入是将来的收入，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大家看不到的预期。无从观察的预期是经济分析的大麻烦，我们只能从看得到的局限转变衡量。二〇一〇年，中国内地的住宅租金的每年回报率只约楼房之价的百分之二，非住宅约百分之五强，皆低于百分之六以上的银行借贷利率。这显示着中国的预期收入或通胀或二者的合并会上升。这预期上升，加上经济稳定，外资涌进中国不难理解，可能是内地楼价政府总是打不死的一个原因。

当然，楼房之价可以暴升暴跌。这些大幅的波动可能起自牛群直觉的乱闹，也可能起自财富累计的仓库选择有转移。愿赌服输，历史的经验说这二者对经济为害不大，主要是市场把财富再分配一下。然而，这暴升暴跌也可能起自政府的政策失误，或像二〇〇八年美国发生的不幸，金融市场的合约隐瞒着一个大骗局。源自这后二者的楼房之价暴跌对经济会是为害不小的。

人杰地灵也不幸

转看美国吧。二〇〇三年美国的楼房市价高出中国的不止一倍，但二〇一〇年可能不及中国的一半。从楼房之价看财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对出现了大变动。然而，作这种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局限在两方面很不相同。其一是美国的房地产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财富。美国的主要财富是知识与科技资产的所值。论科技知识日本也了不起，二〇一〇年看中国还是远远地落后了。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房地产之价大幅下降，代表着的财富下降是上述的不幸的那一类，对他们的国民收入增长有不容易解决的麻烦。然而，从富裕的比较上，因为美国的知识财富了不起，他们在国际上的优势还会持续。

第二方面，美国不仅地大物博，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以地大而言他们的居住环境可能冠于地球。这样，无论他们的楼房之价怎样下跌，在人均的楼房实质享用上，日本与中国是永远不及美国的。从国际的局面看，楼房的享用收入一般是在总收入享用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样衡量，以人均的实质收入算，中国要超越美国是遥遥无期了。

“宏观”的国际经济比较难以衡量。就是假设美国的地价下降到零，含意着楼房之价再下跌，但那重要的人均楼房享用依旧，实质上远超日本及中国的。问题是国民的财富下降了，那里的市民采用防守策略，对经济的增长不利。

当二〇〇八年雷曼兄弟事发，金融危机震撼地球，我立刻说美国的资源依旧——房地产与知识资产皆依旧——还是人杰地灵也。单以资源论前景，这前景没有变。问题是资源的所值是通过市场来厘定的。金融市场出现了问题，是人为之祸，原则上可用人为的方法修正，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传统上这种修正属宏观的范畴，但我们看不到这门学问作出了什么贡献。是宏观经济学的大考，打个零分的教授恐怕不少吧。

国民收入漠视伊甸园

最后让我转到《圣经》说的伊甸园的例子。那里除了禁果不能吃，其他应有尽有，享之无尽。伊甸园之内没有财富，也没有缺乏，因而没有价，没有钱，传统的国民收入谈不上。亚当与夏娃享受着的全部是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实质收入是价格调整后的收入，在伊甸园不存在，但说到实质享用消费者盈余要算进去。原则上这盈余是可以量度的，但国民收入一般没有算进。

回头看上文提到的美国房地产的例子，跟中国相比远为容易接近一个伊甸园。假设他们的地价下降至零，他们的人均楼房享用依旧，虽然他们的财富及国民收入下降了，但因为楼价也下降，消费者盈余的上升足以抵消有余。如果我们不管这些下降会带来的其他不幸，国民的生计没有下降。另一方面，纯从房地产看，因为消费者盈余没有算进，加上需求弹性系数的考虑，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国民收入上升可能代表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举个例，如果某国把房地产的供应量减半，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房地产的总财富会上升，租金收入的总值也会上升，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会下降。）

地球上不同的国家，某程度上各有各的准伊甸园。以我为例，中国的古文化享之不尽，除了自己的时间其享受之价近于零。曾经提及，购买及移植成长了的桂花树，中国之价只约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这些是消费者盈余很高的享受。国家不同，但每国家都有自己的多个准伊甸园。另一方面，消费者盈余这回事，不同地方的变化可以很大。这些变化，国民收入或国家财富一般没有算进去。从经济科学衡量，人与人之间的财富相比没有多大意思，何况国与国之间。国民收入的相比也如是。可以考虑及有点用场的是财富或国民收入的转变，但要基于某些其他情况不变，也要考虑弹性系数的左右。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伊甸园。好比今天早上我研究古文物，下午写书法，晚上做文章——全部自得其乐，而此乐也，皆消费者盈余。算是富有吗？世俗说不算。上苍有知，如果我的多项玩意本领可以转让排队轮购的人不少吧（笑）。伊甸园的放弃是多赚钱的代价，受到需求定律的左右。这里有另一个有趣定律：一个住在伊甸园的人，或一个近于伊甸园的国家，因为没有钱或钱较少，对外的影响力会下降。

第六节：财赤有害吗？

一个国家的政府财政赤字属宏观话题，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成为大话题。一个国家可以承担得起多大的财政赤字老生常问，传统的答案：政府财政赤的上限是政府税收可以支持得起负债的利息。是浅见。曾经跟弗里德曼谈及，他提出另一个上限，今天我忘记了。

一般的意识，是财政赤字会把债务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浅见。二〇一〇年的春夏之交，欧洲南部的几个国家，尤其是希腊，频传近于破产。一时间国际人士纷纷计算几个“危难”之邦的赤字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风声鹤唳，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券暴跌，要再发行新债券利率飙升。

中国呢？二〇一〇年看，国家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央上头的财赤不是问题。但据说地方政府的财赤或欠债加起来高到天上去，朋友问我意见。无从回应，因为不知实情。我对政府财赤有另一种看法：政府花钱多少无所谓，问题是社会收益的回报是否足以抵偿花去了的钱而有余，即是要问政府花钱的社会回报率是否高于欠债的利率。政府花钱或投资要从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衡量。这些“社会”账目历来不明朗。就是私营的机构，甚至有严谨审查的上市公司，造假账时有所闻，何况政府，更何况牵涉到社会成本及社会收益。

私产的僵化观

刚想好怎样写此节，杨老弟怀康传来一篇贝克尔（Gary Becker）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打断了思路。那就让我以评论贝兄的一个要点作为分析政府财赤的起点吧。贝兄对中国的前景看得不错，但他说的中国与我所知的中国是两回事。最近他造访神州，说跟很多中国的经济学者、商家、干部倾谈过。是谁误导了他？

贝克尔对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批评，是国营企业还是林立，效率欠佳，没有私营企业的活力。他指出现代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靠私营起家，中国的经改到今天虽然大有看头，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国民收入的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谈何容易。另一方面，私产、私营等是经济要发展的唯一出路的观点，显然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思维，今天看是有点僵化了。早在一九七〇年我就说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一九八六年说承包合约可以是私产的替代。大家知道，先进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虽然股权属股民或某些机构所有，跟今天中国的上市国企差别不大。在中国，好些企业的股权全属国有，其运作通常是斩件判出去给私营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赚钱，中国的国企同样要赚钱。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术瞒骗可能被诉之于法，中国国企的可能被双规。今天我还担心的是中国的某些庞大国企的垄断权还被政府维持着，何况处理不善容易导致贪污。

中国制度的启示

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神州版写道：“私产与市场对改进人民的生活无疑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加进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与安排来看问题。”事实上，《制度》的整体小书是分析层层承包的串连与佃农分成的安排，不仅是西方学者高举的私产的替代，其运作远比贝兄认为是以私产为主的落后国家的运作来得有效率。

我们不要管叫什么名称，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认为私有所有权不重要。我从中国的经验学到的，是论产权有点空中楼阁，重要的是以合约结构界定权利与带动竞争。大有效率的合约结构，因为把权利与责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阐释为有私产的本质，但私产不一定能带动中国那种竞争。北京的朋友不喜欢听到那个“私”字，我们大可不说。另一方面，贝兄高举的私产或私营，在国家整体的合约结构不善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例子到处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说得清楚，中国独有的制度，用在一个人口那么多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无疑是天才之笔，但人口稀少而又资源丰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着。中国目前令我忧心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制度，而是从贝克尔高举的先进之邦引进的劳动法例、货币政策、社会医疗、福利制度等项目。

国企不要钱吗？去问有关的干部吧。他们不懂生意之道吗？我没有他们懂那么多。他们不明白市场吗？我没有见过比中国的地区干部更明白什么事项由市场处理得较好，什么事项政府处理优胜。他们知道政府拥有土地征用权（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于是利用此权推出项目，凡是遇到他们认为是私营与市场会办得比较有效率的事项，他们判出去。手续上先进之邦要十多年才能办到的，他们只用几月。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的界外效应（外部性）他们有考虑吗？绝对有。但他们也知道如果项目要亏蚀，奖金与升职免问。认为不会亏蚀的他们会“社会”一番。他们会作出错误的投资吗？当然会，私营与市场也会，哪方比较优胜天晓得，但中国的经验说，让贝兄的思维策划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今天还会是一穷二白。

我对贝克尔及昔日的旧同事没有贬义，只是深信经济学者的天才比不上经济压力逼出来的合约结构制度。是十三亿穷人需要吃饭的压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约，很集中，没有中断过，其后从中国经改的第一天起开始跟进，也没有中断过。然而，抚心自问，我没有本领发明中国制度的合约结构，虽然这里那里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议的有雷同之处。昔日美国的同事主张的私产制度当然比大锅饭好，但更重要是国家整体的合约结构。我将在卷五详述。

资产负债表：国企有，国家没有

现在让我转到政府财赤的话题去。从一家私营公司说起吧。这家私营机构在会计上有一个“资产负债表”。此表的一边是资产，asset value是也。另一边是负债加资产净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后者可称capital。这两边永远相等。香港中学课程有教，虽然会计学教到最高之处还是那张资产负债表。

让我们假设这家公司诚实，其资产负债表算得精确。这公司作投资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负债。衡量这公司的实力与发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资产净值及其变动。公司经营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这净值会增加。到银行借钱银行职员主要是看这资产净值，考虑打个折扣可以借多少。借钱是负债。可以借多少呢？原则上可以借尽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钱。只要资产净值上升得精彩，这家公司无论收入多少或亏蚀多少也不会倒闭。原则上，这家公司的负债甚或财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为预期的未来收入会反映在资产净值这项目上。

一个国家也是一间公司，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可靠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国营企业一般有。让我举一个足以欣赏的实例：成都的“宽窄巷子”。这个文化消闲的商业项目全由政府拥有，用注册公司从银行借钱投资五亿人民币，兴建后所有商店租出去私营。二〇〇四年策划动工，二〇〇八年启业，两年后估值十五亿。假设原先借下的五亿没有清还过，这家国企今天的资产负债表大概是资产十五亿，负债五亿，资产净值十亿。从任何角度衡量宽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资，负债大可再增几个亿来作其他投资去。

这个实例教我们很多。第一，国企投资当然可以亏蚀，但私人企业也可以亏蚀。今天的中国，责任上国企不比外间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间的上市公司，国企干部的职责界定比外间的来得严谨。第二，国企的干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项他们会做得比市场较有效率，什么应该判出去让市场的私营运作从事。后者他们是不会染指的。第三，整个体制的合约组织重要。界定责任就是界定权利。只要这界定的合约组织运作得宜，是否私产是不重要的。

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是关键

让我谈第二类项目：基建如公路、高铁等。由政府策划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费，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余也可以亏缺。这里的问题是收费的进账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应（外部性或所谓社会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准。协助工业发展的利益难以估计之外，公路所及，影响地价上升是利，影响地价下降是损。这些都要算进基建投资的考感。可能因为中国人多，公路等基建项目通常比美国的成功。美国的公共交通设施，单从直接收费衡量，政府投资十次输足十次。

最后一类政府投资最麻烦。摆明有社会效益，但政府不收费，或要补贴，于是以抽税的方法处理。医疗、教育、福利、公安、国防——后者包括战争——属这类。公安与国防的社会成本及社会利益我没有考究过，但医疗、教育与福利的政府补贴，我知道的通常没有可取的社会效果。布坎南等学者作过不少研究，结论一律说是灾难。原因是这些项目由政府处理其成本一律远高于市场处理，而社会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团体容易浑水摸鱼。

这就带到本节要作的结论。政府的财政赤字是指税收（及其他收入）低于支出。究竟这财赤可以容许多大，答案是原则上可以无限大。关键是从社会整体看，政府支出的回报是否有盈余。这盈余的或大或小，甚或负值，难估计。尤其是，社会的成本与社会收益往往无从直接量度。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上苍之能，可以按时算出准确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社会的收益是否高于社会成本，会反映在该表的资产净值的变动。房地产总值的变动，人民的知识资产的变动，扣除有关的社会成本，会反映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净值的变动中。只要这净值有长进，反映着的是国民收入的增长——包括预期的增长——高于有关的社会成本。这样，政府税收不足，有财赤，发行货币填补是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

政府花钱不是祸，大事花钱也不是祸。乱花一通——不管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那种——才是。乱花一通，这一代的财赤会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这一代的财赤会让下一代收成也。

结语

经济学的确没有什么微观与宏观之分。来来去去都是我曾经提出的三方面的理论结构，只是处理或需要解释的现象可以大略地划分。例如失业、通胀、经济增长或不景气等，经济学者喜欢归纳在宏观那边去，但分析还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基础。

很奇怪，从解释现象那方面衡量，我个人对微观的比宏观的有兴趣。例如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中国昔日为什么会有盲婚这风俗，佃农分成的产出效果为什么会跟固定租金的产出一样，等等，行内皆一律看为微观的现象，而我就是偏偏对这些比什么通货膨胀、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等话题有较大的兴趣。我可以容易地为蜜蜂采蜜这种琐碎现象写出一篇好文章，甚至写得历久传世，但要我写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不可以，但不会有兴趣或冲动去写。经济学可以动笔的题材多如天上星，为自己的兴趣动笔是一回事，为改进社会是另一回事。作为经济学者我是个小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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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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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2008;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9.

第四章：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

逻辑上，不引进虚无悖论，财富累积的理论推不出来。以产出为主的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有收入预期以利率折现的上限。如果社会只有这类资产，没有空置，产出的收入消费后余下来的，不容易找到地方累积。虚无悖论说的仓库，本身没有产出，没有收入折现，容纳累积的上限不存在。任何社会，有生产力的资源就是那么多，愈是运用得宜，收入增长愈快，财富的累积愈需要没有上限的仓库的协助。

第二章写《利息理论》，细说了收入与财富的概念；第三章写“宏观”，分析了国民收入。没有花掉的国民收入累积起来是财富的增加。财富累积英语称“资本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第二章解释过，资本与财富（wealth）相同。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称“财富累积”是较为通俗易懂的。

财富累积是大难题。此题涉及的收入与财富的理念应该以费雪的为首。昔日做研究生时大家希望从费雪的思路找到答案。老师赫舒拉发当时是阐释费雪理论的主将，一九六四年我问他财富累积的分析，他直言高深莫测，自己没有答案，说希望有一天我能把这难题摘下来。赫师推荐他说自己读不懂的，弗里德曼一九六二发表的《价格理论》的最后一章，是关于财富累积的。我也读不懂。好些年后弗老对我说那章是他最称意的理论分析，我再读也不懂。当年道听途说，大师如鲁宾逊夫人和哈耶克，因为苦思财富累积这个难题而差不多患上精神病。恨不得赫舒拉发还健在，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角度把财富累积这难题摘下来。

第一节：累积要有仓库

这角度的构思起自二〇〇六年。当时内地的楼价急升，北京出手压制楼市，朋友问我怎么看。我不经意地回应：“人民的收入上升了，消费后余下来的你要他们放到哪里呢？一般而言，买楼作为财富的累积是个好去处，为什么要压制他们那样做呢？”我明白北京担心的所谓泡沫的问题，但多供应建造楼房的土地可以解决，压制楼市是妨碍了财富累积的一个重要选择。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回应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写的书评中，我发挥：

关于经济增长，财富累积是重要话题，我曾经像弗老当年，从费雪的《利息理论》入手，所获不多。年多来得到金融危机与中国房地产的启发，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

新角度有两个相关点。其一起自美国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那些所谓“毒资产”只是一张纸，写着的财富下降至零什么也没有。如果财富的累积是房地产，其价暴跌资产还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机会存在，不会出现绝望之境。股票财富的暴跌差一点，但有机构一日存在，股民有机会收复失地。第二点，有关的，是这些年北京屡次要压制楼市。我明白他们的目的，但在经济增长得好的中国，一般市民要通过投资来累积财富，最安全可能是在房地产打主意。不容许他们这样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无意间令房地产的投资者损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极端的例子，说压制楼市可以把整个经济搞垮。

这就带来以生产函数分析经济增长的困难，也有两点。其一是没有上佳的财富累积理论的支持，生产函数理论是建在浮沙上。其二是把生产要素放进函数，制度不对头产出会失灵。我是懂得生产函数分析的，曾经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数很搞笑。

分析经济增长，多年以来我只着重两点：一、资源的局限；二、竞争的制度。这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增长学说兴起之前的老生常谈，从古典的斯密到新古典的马歇尔都那样看。经济的增长由竞争制度带来的资源使用决定，亦老生常谈。我的贡献，是得到阿尔钦及科斯的启发后，把制度分析改进了。改进的重点是把产权约束竞争逐步发展为以合约约束竞争；把交易费用推广为社会费用，再转一下角度，看为约束竞争的费用；把租值消散与制度费用挂钩，而制度增加效率则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来是头痛万分的财富累积一下子简单起来，因为可从资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带来的资源价值上升就是财富累积了。财富累积的分析，从利息理论的通道发展很难走，从资源租值变动的通道推进顺利得多。

“租值”这个概念有好几种变化（见第五章），处理得高明皆精彩。这里提到的租值可以看为费雪的年金收入或弗里德曼的固定收入（见第二章），以利率折现是财富。一时间那高深莫测的“财富累积”变得豁然开朗。累积财富，跟累积任何物品一样，需要有仓库！忘记了仓库，财富不知放到哪里，是财富累积的思考困难的主要原因。

没有完整无缺的仓库

不止此也。仓库是否广东人说的“有穿有烂”是重要的问题。数百年前荷兰出现的“郁金香危机”（tulip crisis）很有名，从这里提出的角度看是财富累积的仓库破裂的例子。当时那里的市场把郁金香球茎的稀有品种之价炒到天上去，可以看为财富累积上升，跟着举国的人抢着在家中后园尝试培植，不再稀有，这仓库破裂收场。天下间没有完整无缺、永不可破的财富累积的仓库。然而，如果一个经济完全没有累积财富的仓库，不可能发展起来。

说起来，财富累积的仓库可能近于神话，比昔日荷兰的郁金香还要神奇，但可以持久不破，可以是累积财富的好去处。我因而要在下面的第二节用想象力推到尽，介绍自己发明的“虚无悖论”，把乾隆皇帝封为主角，让同学们开心一下。

这里还要先说的，是以货币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看是劣着，可能是这话题历来找不到答案的另一个原因。货币是交易的计算单位，也是财富累积的计算单位，但货币的本身不是仓库。尽管弗里德曼曾经说有些人在家中储藏着很多钞票，但毕竟没有谁会不断地增加钞票的持有。把钱存进银行有些人会不断地累积银码数字，算是仓库，但银行要把钱借出去才可以生存。本质是服务，不是仓库。银行本身是一间公司。公司或企业是仓库。购买银行股票是财富累积的投资，但那只是众多财富累积的仓库的其中一种。没有其他财富仓库的支持，银行要赚钱是不可能的。

第二节：虚无悖论

“悖论”是英文paradox的中译。有几种解法，都有点模糊。用在这里的意思，是一组言辞仿佛互相矛盾，说的却是真理。我以“虚无”来形容这悖论，是说一些累积财富的仓库可以持久地稳固，内里藏着的很值钱，但没有产出，看不到给拥有者带来什么租值或收入。只是市场有足够的人认为值钱，有需求，就值钱了。既然值钱，利息的放弃是拥有的代价。这样的仓库存着之物的市值会变动。这市值的上升是回报，下跌是损失；二者的变动代表着财富累积的变动。财富的变动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某程度带动着经济发展的进或退。当一个人无端端地有了钱，或变得富有，他面对的局限约束是放宽了，行为的选择范围于是增加，为了争取更富有，在制度可取的社会中会多做一些增加国民收入的投资。

上节提及，资产的升值代表着财富累积的增加，因此，所有资产皆可以看为财富累积的仓库。问题是，在费雪的传统中，资产有生产力，带来租值或收入，而这些收入以利率折现是资产的价值，称财富。这也是说，靠预期收入折现的资产财富，收入的上限约束着财富累积的上限。另一方面，本身毫无生产力的资产也是资产，但我们无从以其产出的收入折现。这类资产的主要用场是累积财富，而正因为本身没有产出收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这类资产是没有上限的。这后一类当年费雪没有分析过。以“仓库”来描述这类资产是恰当的，虽然其他有生产力的资产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

古物收藏是仓库

我说的是收藏品：艺术、古玩、文物等收藏。为求一个完整的“虚无”构思，这里我集中在那些数量不会再增加的古物或者已经仙逝的作品上。这些物品不像土地，不是生产要素，本身不会产出。让我再假设这些收藏品不是挂在墙上欣赏的那种——收藏只是为了“藏”，希望升值。好些花巨资购买这些收藏品的君子、仕女们，对这些藏品毫无研究。在神州大地，自二〇〇〇年起，他们一般没有猜错，买中马而大有斩获的可真不少。

上述的收藏品是财富累积的仓库。虽然在第二章我细说了复息利率的杀伤力，持久地收藏不容易斗得过利息代价的踩踏。然而，收藏品的市值上升不是平稳的，可以有大幅的波动，机缘巧合，市值的上升可以有一段长时期高于利息的代价。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的经济不济，法国印象派的画作下跌得急，但十年后回升。今天回顾，六十年前收藏印象派的画，选择得对，其升值高于以复息算的利息。

虽然持久的收藏不容易斗得过利息的放弃，但只为藏而下注的收藏品可以是很好的财富累积的仓库。历史上，这类仓库，只要形成得稳固，没有出现过荷兰郁金香那种破裂现象。然而，没有产出收入的支持，仓库的稳固形成可不容易，要有如下四个条件的支持。

讯息费用惹来赝品

条件一。收藏品之价上升得够高，赝品一定涌现，而中国人的假冒本领了不起。可靠的仓库的形成是市场要有足够而又可信的鉴证专家的存在。讯息费用历来是收藏品的重要话题。一九七五年我调查玉石市场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没有鉴证专家。玉石不会有微小的优劣排列，市场不容易搞起来。这里说的收藏品鉴证跟玉石不同：玉石主要是鉴别优劣，艺术古物主要是鉴别真假——后者的优劣主要是由收藏者自己判断的。

收藏品的真假鉴别远比玉石的优劣鉴别难度高，可靠的专家少很多。这是高档次的收藏品往往由拍卖行处理的原因。基本上，大有名堂的拍卖行靠鉴证生存，虽然一些朋友认为那里的专家不怎么样。不见经传的拍卖行一般卖假货，有时误把真货作假货卖。大名鼎鼎的拍卖行也屡有赝品，而有时顶级专家认为是真他们却说是“传”，指传说，即是打上问号。有时拍卖行说是真的，好些专家也说是开门见山地真，但拍前另一些专家说是假，导致其价暴跌。

总言之，鉴别真假是非常头痛的事。我的观察，是不亲自收藏不容易学得鉴别，而学会了可能秘技自珍。这里的要点是，以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提供讯息的专家费用高，且不一定有确实无误的判断，某程度有怀疑的收藏品有高价成交的实例。可以肯定的，是讯息费用愈高，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的用途愈小。

数量要适当

条件二。收藏品的数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适当。何谓“适当”是有着复杂的层面。二〇〇九年，一小幅宋代曾巩的墨宝在北京拍卖，成交价逾一亿人民币（该作九十年代中期在纽约拍卖四十七万美元成交）。拍出逾亿高价，一个原因该作是孤本。（按：二〇一六年曾巩之作在北京再拍，成交价逾人民币二亿，是很不俗的仓库了。）不能说是数量太少，因为这作品归属的仓库是古书画的整体。二〇〇九年北京的拍卖市场“炒宋”，即是说所有宋代的书画一时间大热。一个庞大的书画仓库之内可以分书画，可以分时代，可以分作者等。是大大小小的不同仓库，一间包一间，有关联，互相协助。任何一件作品的本身是一个小仓库，孤本亦然。因为远为庞大的古书画仓库引来顾客，数得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孤本卖逾亿不夸张。拍卖行喜欢把收藏品分门别类，意图把不同收藏品的仓库分开，使有兴趣的问津者可以分开地集中，务求“成行成市”。

这里顺便一提。在同类的收藏品中，那些所谓“精品”的，在市价一般上升时其升幅的百分率通常比较大，而市价一般下降时其跌幅百分率比较小。不是永远如是，是概率如是。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精品通常不多，其存在市场通常知道。比较平庸的不仅远为量大，其总量究竟有多少市场通常不知道。其二，称得上是精品的，假冒远为困难，出现赝品的机会比较少。其三是精品难求，拥有者卖了出去不容易买回来，所以一般不愿意放手。

问津者要够多

条件三。成行成市重要。有适当的数量之外，有兴趣的问津者愈多帮助愈大。拍卖行是喜欢大搞宣传的。多问津者这个条件，中国九十年代中期起的发展得天独厚。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快，有深厚的文化与收藏传统。另一方面，这些年北京喜欢压制楼市，偶尔又压制股市，但收藏品之市是难以压制的。要在内地压制收藏品的拍卖吗？瘾君子会转到香港的拍卖行去。收藏品的进出口有大麻烦吗？我赌海关的君子们见到曾巩的孤本不会知道是何物。我提到拍卖行是为了示范，他们处理的收藏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跟这里有关的，是某仓库内收藏品的分布重要。例如博物馆的收藏跟民间的收藏，性质不一样，二者的比例如何对市价有影响；又例如要是民间的收藏过于集中在几个人的手上，对仓库不利。

风格或个性重要

条件四。以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有几个层面，大小不齐，然而，一个称得上是健全的仓库，其藏品通常有该仓库的风格或个性，或有自己的派别。外行人可能不知道，拍卖行不一定分得对，但惯于收藏或善于鉴赏的通常可以一看就知道是哪种风格，属哪个年代或哪一类。这些老手不一定是鉴证真假专家，但他们懂得品尝。称得上是健全的收藏仓库，必定有一群这样的品尝专家支持着，然后带动其他未入门的走进门内去。

从上述四个需要的条件看，一个健全的收藏品仓库的形成可真不易，而正因为得之不易，失之也难。一个健全的收藏仓库可以长存不破。

印象画派对乾隆皇帝

要举出收藏仓库的成功例子，西方应该首推法国十九世纪的印象派画作。中国呢？今天看我选十八世纪的乾隆皇帝。乾隆不仅是神州历来最大的收藏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的收藏一哥。此帝也，有点发神经，收藏兴趣广泛，工程之巨属天方夜谭。我个人认为乾隆自己指导炮制的物品有点俗气，但风格明确（他的书画收藏有他的题跋、玺印风格）。不乱来，乾隆凡事苛求：瓷器华丽，玉雕精绝。魄力雄强，这个皇帝写过逾万首诗；手痒，到处题字，遗留下来的墨宝无数。好印章，今天有著录的约两千件，没有著录的更多。别的我没有研究，但有点研究的印章钮雕，我认为乾隆御用的来来去去是同一组人，不仅风格相同，刀法也差不多。这样的皇帝日理万机，六下江南，竟然活到八十八岁。

促成乾隆物品（他的收藏品、炮制品、墨宝等）成为今天收藏品的一个极为成功的财富累积的仓库，量大而又风格明确之外，他的慎重处理也重要。书法有《三希堂法帖》的拓本传世，而三希堂收藏书法之外还有其他；其他著录有《石渠宝笈》、《乾隆宝蕊》等。这些著录重要，因为协助了减低鉴证的讯息费用。其他没有著录的乾隆“物品”无数。我们可以这样看，所有曾经在北京故宫及圆明园的收藏品皆可算进乾隆的范围。

如果中国的人口不是那么多，这些年经济增长不是那么快，今天作为财富累积的收藏仓库，乾隆物品可能因为太多而使这个仓库降为二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吸收了好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然而，九十年代初期，乾隆的书法及其他与他有关的物品不是那么值钱。当时你花一两百万港元可购进多件，今天肯定发了达。这可见一个财富累积的仓库的形成以至达大成之境，要讲时日与几种条件的结合。这些条件，乾隆物品近于拿满分。论收藏，有朝一日这些物品组成的“乾隆仓库”可能雄视地球。回顾人类的收藏历史，从不成气候转为有大成的仓库的例子不少。好些收藏的朋友喜欢猜测哪些艺术作品有大幅升值的前途。我认为他们应该扩大考虑的范围，考虑他们有兴趣收藏的会否打进一个健全的财富累积的仓库。

虚无悖论的主旨

回头说虚无悖论，我要说的主旨是累积财富的仓库不需要是有产出回报的资产，不需要是公司机构，不需要是今天的产品，也不需要是书本说的生产要素。需要的是市民有钱购买，在上文提到的四个条件的维护下，他们的共同兴趣可以促成一个健全的仓库的形成，有持久不破的能耐。

本身没有产出功能的收藏品，可以用作抵押借钱投资，或因为对收藏者的生计给予保障，会鼓励多作有产出的投资。收藏的市场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要我藏的，我要你藏的，在满足上述的四个条件下，累积财富的仓库就坚固起来了。不是说市价不会下跌，而是说不是荷兰昔日的郁金香。

说过了，收入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总要找些地方累积起来。可靠的仓库愈多对经济发展愈有利，因为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原则上，市场对不同仓库或资产的取舍的均衡点，是扣除了拥有者的不同快意、管理的不同麻烦、仓库的破裂有不同的机会等，其预期的回报率应该一样。除了非法行为，政府压制任何一种仓库，对经济发展的整体皆不利。

第三节：有产出的资产

资产的价值是财富；这价值的变动是财富累积的变动。市场有价，社会的财富一律算进资产的价值上。一般而言，在知识与科技发达的今天，社会价值最高的财富是知识资产。然而，没有奴隶买卖，人力（包括知识）不能像房子那样以产权易手之价算财富。我们只能把预期的年金收入或租值以利息率折现来作一些大概的估计。如果政府频频干预利率，财富的估计更为困难。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资产一般没有市场，租值难以估计，加上利率模糊，财富的估计大概地对也办不到。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知识资产是可以买卖的，很复杂，是卷三的话题。

在今天大家熟知的市场经济中，原则上所有资产都是财富累积的仓库。资产升值是财富累积上升了。我们在上节讨论的“虚无悖论”是个重要的理解财富累积的起点。我指出以古物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只是“藏”，没有产出的收入或租值。藏品升值是希望的回报，利息的放弃是代价。这些收藏品不仅值钱，在某段时期——甚至长时期——其升值可能大有可观。历史的经验说这种仓库往往长存不破，可以是上选的财富累积的地方。是市场的参与者的互相需求，愿意出价，促成没有产出的收藏仓库的顽固存在。需要的四个条件我解释过了。

敏感的财富变动

转到今天还可以继续增加的收藏品，例如还健在的艺术家的作品、或钻石、首饰之类，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这里我要补加一个定律：凡是续有供应愈多的收藏品，收藏者对该品的欣赏或享用的需求一定愈大。你可能花巨资购买一件自己不喜欢的古物，但产量还会继续增加的艺术品，你要远为着重自己的欣赏才下注。这定律同学们可以自己想出解释吧。

有产出能力的资产——例如一块土地——是国民收入的根源。虚无悖论所说的资产是没有产出收入的。没有产出的资产仓库不可能独自存在，要靠有生产力的其他仓库的支持。市场的君子，仕女们要购买古物收藏，促成这些没有生产力的财富累积的仓库存在，要靠其他有生产力的资产仓库给他们带来收入。这解释了没有生产力的收藏品的市值，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格外敏感的。日本的经验我说过了。中国呢？自八十年代中期起还健在的艺术家的收入上升得快，而二〇〇〇年通缩终结，数量不会再增加的收藏品的价值上升速度惊人。这样的上升速度可以持续多久很难说，要看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率，也要看利率与人民币值的变动。最困难的估计，是人口十三亿多的中国，今天（二〇一〇年）好收藏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收藏是有传染性的玩意。有钱的人多了，知识与文化的欣赏增加了，收藏的人马会增加多少我不知道。附庸风雅是有钱人的玩意，历史来来去去那样说。（二〇一六年按：近两年中国的经济不妙来得明显，收藏品之价下跌，但精品之价还是高企，只是档次一般的跌得惨，出现了一个小蛮腰现象。）

说到有生产力的财富累积的资产，我们可分三大类。一、土地及房产；二、企业或公司机构；三、知识资产。这里要先说的，是上节提到的收藏仓库的四个必需条件，有生产力的资产仓库近于完全不需要。以有产出的土地为例，我们不需要专家鉴别真假，不需要有适当的土地总量，不需要有够多的问津者，也不需要论什么风格。有产出收入是足够的支持。当然，企业可以做假账，或知识可以弄假名头，但这些有资料可查，用不着苦学多年而还有问号的专家。

财富可以按时增长

先谈土地资产吧。我只用简单的农地说。简化，让我假设没有通胀，人口与收入不变，农产品的每亩产出是永远一样的。这样，减除耕耘费用余下来的 是农地的租值，永远不变。这租值年金除以利率（折现）是农地的价值，也是持有该农地的人的财富，永远一样，不加不减，是增长率为零的累积仓库。租值的年金收入与利息相等，即是租值与地价的百分比与利率相同。

现在假设人口或收入按期增加，预期准确的农地收入按期增加，有一个增长率。这样，农地的租值会按年增加，年金收入是预期的租值折现后乘以利率。因为租值每年增加，迟一年折现的财富会比早一年折现的高。农地的市值或财富于是按时增长。每时期看地价乘利率等于预期的年金收入，但财富的累积在上述的假设下按时上涨，反映着农地之价按时上升。这是说，收入预期的失误可以导致财富的变动，但财富的变动不一定代表着预期失误——因为财富可以跟着准确的收入预期而按时变动。这样看，如果你肯定楼价会按时上涨，但这预期升幅加上可收的租金低于利息，你不会抢着购买。

转谈企业或公司，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其股票之价的上升或下跌代表着财富累积的变动。原则跟农地一样，但这里的问题比农地复杂很多。新产品的销售前景如何，管理问题如何，政府朝令夕改的法例如何，就是状元也不容易拿得准。简单地说，一间上市公司的股票的市盈率（price-earning ratio），是反映着市场对这间公司的前景预期。不同公司或不同行业的市盈率的差距可以很大，而此率的大幅变动有几种不同的阐释，这里不说了。

学问要用生命换取

最后谈知识资产。今天的社会知识资产是最重要的财富累积的仓库。百多年前的马歇尔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费雪早就这样说。知识是共用品，可能错，但死不掉，可以一代传一代，一层一层地累积。知识投资是我初出道时的热门话题。复杂，这里不能多说。可以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在比较现代的家庭中，目光所及之处，不容易看到一件物品不是曾经有多项发明的支持。盘古初开的⼈住在山洞中。我曾经花几年时间，用了一个基金不少钱，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及这些知识资产的租用合约。得到的成果写了一篇长报告，二〇〇五年收进自己的《英语论文选》中。

也要说的是除了专利知识与秘密知识，求学通常是风险低回报高的投资。问题是钱再多也不能把学问知识收购为已有。金钱之外，学问要用生命换取。花时间，要放弃今天的收入来换取明天的收入，而借钱求学不是举手之劳。说实话，求学是苦事，要有成就苦得很。可幸是有趣的玩意，而学问有成带来的骄傲金钱买不到。我在《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那结集中谈到求学的多方面，也在《科学与文化》一书中解释了做学问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第四节：仓库容量没有上限重要

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所有资产的价值加起来的。财富累积历来是经济学的大难题。前辈们没有从“仓库”的角度看，要不是忽略了资产价值的变动，就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资产。虚无悖论说的没有产出收入的资产仓库重要。除了我说的古物收藏之外，一些其他资产某程度有一点收入的“虚无”，协助着财富的累积。不考虑这方面，我们不可能从收入增长的角度找到财富累积的均衡点。在第二节我们指出了一个要点：单靠有产出的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财富的上升不能超过产出的预期收入折现的上限，而如果所有资产皆如是，其价值一律达到上限的顶点，市民赚的但没有用于消费的钱找不到地方安置！财富累积的理论因而需要有没有价值上限约束的资产才能找到均衡点。

引进虚无悖论，财富累积的社会均衡点就变得简单了：扣除了不同的喜好、不同的管理麻烦，等等，均衡是不同资产的回报率相同。没有产出的资产要从升值看回报。回报通常基于预期，后者看不到、摸不着。然而，均衡本身也只是概念，不是事实。找到均衡点是说推理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架构，也是说我们可以从局限的变动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当然，交易费用的存在会使分析变得远为复杂，但毕竟我们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架构。

自二〇〇〇年中国的通缩终结到写此章的二〇一〇这十年间，中国的房地产与收藏品（后者包括还健在的艺术家的作品）的价值上升得非常快，反映财富的累积有着骄人的增长。其他资产的升值数据我们或是没有，或是难明（例如股市）。这就再次带到没有产出收入的收藏品给我们的启示。这个财富累积的仓库是全靠有收入的资产仓库的支持，其升或降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很敏感。可惜我们无从猜测好于收藏的人数是否到了一个饱和点，也不知道还会增加多少。

逻辑上，不引进虚无悖论，即是不引进没有产出因而没有价值上限的资产，财富累积的理论推不出来。虚无悖论说的仓库，本身没有产出，没有收入折现，容纳累积的上限不存在。任何社会，有生产力的资源就是那么多，愈是运用得宜，收入增长愈快，财富的累积愈需要没有上限的仓库的协助。本章第二节解释了，后者仓库的形成及稳固是要讲条件的。

当然，上述只是推理逻辑的需要——在真实世界，科技的发展可使土地的价值不断上升，何况可以产出的土地及其他资源，今天空置着的还有不少。但逻辑上，引进没有产出的资产不仅放宽了财富累积的上限约束，而且在推理时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相等这个均衡理念，运用起来有一个宽松的好去处。

结语

还是以乾隆皇帝收笔吧。二〇一〇年十月，三件乾隆物品在香港拍卖成交。一个玉玺一亿二千多万；一对珐琅瓶一亿四千多万；一个葫芦瓶二亿五千多万。据一个识者提供的资料算，其中一件的市值五十多年上升了四十万倍——平均每年的复息增长逾二十三厘！这可见没有产出收入的资产的财富累积近于没有上限。或者说这上限只是受到其他资产的收入的约束。至于上述的不同资产回报率相等的均衡，没有收入的资产可以随时由市场重估所值，然后以重估后预期的升值看回报。有收入的资产，收入是回报，而我们解释过这样的资产可以按时升值。

这里我要给同学们一些提点。花点时间去研究及欣赏艺术品或古文物是我知道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这主要是因为学习鉴赏艺术品或文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何况在社会交际时可以表现出自己在文化上有点修养。问题是你要找机会拿着一些实物在手观摸才可以真的学，也要有些算得上是懂的人指导一下。书本的资料往往误导。

附录：人才政策的经济观

（按：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我发表此文，写得清晰，示范着知识的价值累积在土地这个仓库内。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土地这个仓库必有上限——收藏品则没有。其二，当一个城市的地价上升，到某一点会扩散到其他城市。）

上世纪六十年代，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是高举私产与自由市场的两间少林寺了。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在那个年代在这两间少林寺求学与任教职的人。当然，那时有其他大学或学派崇尚私产与市场比上述的两间为甚，但有点宗教的味道，不是纯从科学验证的方法支持私产与市场的经济效率的优越性。当年的芝大与洛杉矶加大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作为后学当年我认为他们过于高举市场的优越性。年幼时我经历过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也做过生意，对“主义”上的争议没有兴趣。老师阿尔钦教的只是问为什么。我佩服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人的学问，但总是觉得有点不安。如果政府干预市场永远是错，那为什么会有政府呢？

交易费用与政府的存在

一九六二年我拜读科斯的两篇鸿文，认为他提出的交易费用重要。当年的观点，是引进交易费用政府干预市场更显得是负面了。尤其是，一九六三年我拜读德姆塞茨的一篇文稿，阐释交易费用与帕累托至善点的关系，写得实在好。德兄跟着的多篇文章，一律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

后来轮到我自己写交易或制度费用，把政府作为一家大公司或机构看，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衡量，正面与负面皆出现。最明显的正面，是一九七六年我拿得美国国家基金的资助，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法律与租用合约。这项庞大的研究，因为我和几位助手读不懂购买回来的合约版本——主要因为不懂有关的科技——终于要放弃。我的助手还是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自己发表了两篇，而更重要的是写下一份长报告（今天收录在自己的英语论文选）。这报告的结论说：发明专利的法律，不容易改进！

今天回顾，我认为源自新古典的经济学者偏于批评政府，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假设没有经过深入的考察；其二是政府的错误，因为范围广阔，来得比较大，于是较为明显；其三是责任的问题，政府在决策上的错误没有明显的负责人。上述的第一点是经济学者的忽略；第二点是任何庞大的私营机构都可能出现；第三点则被我分析过的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否决了。

提到上述，因为我在这里要分析不久前在中国几个城市推出的人才政策，是明显地由政府干预市场。这是由政府出手，以金钱补贴或提供居所，局部的，协助民营机构招揽人才。好些年前深圳及一些城市就这样做。年多前武汉、南京等一些城市就摆明补贴，招兵买马，定其名为“人才政策”。其条件及政府出资的细节颇为复杂，网上有载，这里不说了。

知识的价值累积于土地

要说的是七十年代中期，老师阿尔钦和我讨论一个现象——跟着有几位同事也参与讨论。这现象是，回顾二战后欧、美等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价或房产的价格水平上升得特别快，不是人口密度上升可以解释的速度。大家同意的结论，是地产之价上升得格外高是科技的发展在二战后来得快使然。

后来我在同一话题或现象上作了补充。我说：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科技知识增长的回报跑到哪里去呢？发明专利的保障只有若干年，商业秘密一旦外泄就一去不返，商标的保障是很小的局部。人的生命短暂，但知识的创立或发明，只要价值存在，是永久的。答案于是清楚：值钱的知识的价值，累积下来，没有物主收费的那大部分，都跑到土地那边去了。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一个重要仓库，让我在财富累积这个经济学的大难题上，提出今天看来可以历久传世的仓库理论。

是的，中国的经验可教。人多土地可以不值钱。今天中国的土地很值钱——自本世纪初到今天，好些城市的地价上升了逾百倍。同期内，工资上升了不到六倍，资金的回报，以复息算，增加了约两倍；楼房的建筑成本上升不到五倍。只是地价一枝独秀——这是商业与科技知识累积在土地上的效果。

地价高有三项麻烦

这就带来三项比较麻烦的问题。其一是市场有价的知识的引进，其累积会导致地价的上升。然而，在时间上这二者的节奏不一定吻合。地价的变动有多项因素，虽然长远而言有市场价值的知识累积是主要的。可惜节奏不吻合，见到这累积而下注于房地产可能输身家！

第二项麻烦是地价上升带来的楼价上升，代表着市民的财富上升，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衡量。然而，你在网上说楼价上升对经济有利，一定给慎青们骂个半死！是的，楼价上升带来的贫富不均是大麻烦，不是小麻烦。投诉楼价上升的人一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所，而是他们没有买楼，享受不到地价的升值，年老退休因而少了一项重要的保障。这问题需要处理。政府压制楼价或大抽房产税，历来是劳着。香港有他们的居屋办法，新加坡也有他们的居屋办法，办得完善很困难——近乎不可能——但算是处理了。当然，中国内地也有他们的处理方法，我没有跟进细节，不便评述。

第三项麻烦是楼价（包括地价）可以升得很高然后暴跌，对社会的经济可以有多年的不良影响。一九八六年，日本奇高的楼价在短期内插水式地下跌八成，三十多年的今天那里的经济还没有恢复昔日的雄风。香港一九六五年出现过一次。美国一九二九年一次，二〇〇八年一次。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过一次。这些例子一律源于借贷大幅膨胀而后收缩，其中只有中国九十年代那一次避开了经济的衰退。当时朱镕基管经济，反应快，加速改革与大事放宽市场的合约自由。换言之，中国当年能逃一劫，不仅因为有朱镕基这个人，也因为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商业价值最庞大的两项研究

回头说人才政策，这项比较新奇的项目，如果长远一点看这政策不能带动地价的上升，是算失败：这政策要把人才知识的价值累积在地价上，而这地价上升的资金会转过来协助人才的引进。原则上，处理得恰当，这地价上升会高于招揽人才的成本。我跟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写下《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小书，知道在大致上，干部朋友们办得好，创造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的奇迹。今天一些地区引进人才政策，是一项尝试，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发展的伸延，效果如何我们要走着看。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商业价值奇高的研究，皆起自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带来今天孩子们比我知得多的数码科技。数码的商业项目，虽然研发的成本不菲，但研发后供之于市，多服务一个用家的边际成本是零，而中国人多，市场大，发展得头头是道，有朝一日——可能就是今天——会超越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地方。这是指数码的商业用途。

第二项有庞大商业价值的，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带出从基因的方向研发药物。数码服务与基因药物是两项性质很不相同的商业项目。前者以智商为重，没有读过很多书的青年，只要够聪明，可以胜任。基因药物的研发则是深不可测的学问，要苦读很多年才可以有职业性的掌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一位外甥今天是地球上的不出一掌之数的细胞专家，我自己的儿子今天研发基因药物——他们的知识是些什么我半点也不懂！当然，上述两项我选的是商业价值奇高的例子——实际上，人才政策有无数其他的工商业务项目可以选择。

听说西方的药物研究今天引进中国来了。颜有势头。跟我认识的好些西医朋友的观点不同，我认为炎黄子孙的中药也有其可取处。今天退了休的前香港中文大学与科技大学的两位生化系主任是我年轻时认识的朋友，而这两位皆认为中药有其可取处。

我知道南京的大学城有一间中医药大学，而该市又推出本文引为主题的人才政策。这个曾经是六朝之都的城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镇，那里的秦淮河是我认为古往今来七绝写得最好的杜牧流连过的地方，今后的发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I.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Macmillan, 1930.

J. Robins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56.

M. Friedman, Price Theor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第五章：成本、租值与盈利

既非流动，也不静止，盈利是无主孤魂。意外的收入，来无影，去无踪，不可以利率折现。盈利是不能折现的收入。事前不知道会发生，事后也不知何日君再来的盈利，没有理论可以解释。

经济学用的成本（cost）、租值（rent）、盈利（profit）等词的意思，与街上人的共识很不相同。不是经济学者故扮高深，或要标奇立异，而是理论逻辑上的需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般人在茶余饭后所说的，大家都领会。不是用理论解释行为，概念的正确性不重要。我自己对行外朋友所说的“成本”等词的意思，与跟行内朋友说的不一样。

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课本对这些概念往往在行内与行外之间落墨。不一定因为作者自己不明白，而是出版商要求课本有市场，要顾及一般的理解力。写课本的往往明知某些概念有问题，也要放进去。昔日写课本的同事说，好些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你说做生意不会有盈利，课本怎会卖得好的？这样一来，做学生时学坏了，变为教授自己不懂。概念上的谬误历来根深蒂固，不易改正。我在本卷的第一章力陈概念的正确掌握重要，要频频用真实世界的观察印证才可以学得好。同学们要摒除成见，或忘记自己学过的，才考虑别人家的解释。

第一节：何谓成本？

西方经济学所用的cost这个字，中译困难。八十年代初期跟几位懂中文的朋友考虑了一段日子，大家认为把cost译作“成本”不大恰当。这些年以中文下笔，我有时用“成本”，有时用“代价”，有时用“费用”、“耗费”等，都是cost的中译。我想，要是这里能写得读者明白我为什么那样举棋不定，那我的解释就差不多了。

先来一个定义吧：成本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代价”是指放弃了些什么。舍乙取甲，乙是甲的代价。这样，成本是指“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问题是，所有成本都是代价，都是机会成本，“机会”说出来是多余的，应该省去。这好比价格永远是相对的，所以用“相对价格”这一词就多用了两个字。经济学上没有不是“机会成本”的成本，没有成本不是代价。正确的英语定义是：The cost of an event is the highest-valued opportunity necessarily forsaken。

成本起于有选择

成本是因为有选择而起的。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说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也就是说放弃的是最有价值的机会。你考虑选甲，要放弃的有乙或丙或丁……哪一个要放弃的对你有最高的价值，就是你要取甲的成本。如果单放弃最高价值的一项而不能得甲，那你就要加上其他的组合来取甲。这组合也一定是可获取甲的价值最高的放弃。不是最高价值的放弃——不是最高的代价——不是成本。次高或更低的代价对你考虑甲的选择是没有关系的。

朋友请你去看一出电影，你要放弃的可能是两个小时的薪酬，或是休息两个小时，又或是跟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谈心两个小时。哪一项你要放弃的价值最高就是你看那“免费”电影的成本。如果跟美女谈心值五百元、薪酬二百、休息一百，你的成本是五百，而其他两项是不需要考虑的。

最高代价不变成本不变

成本既然是最高的代价，那么最高的代价不变成本就不会变。你去理发，收费八十元，那是你理发成本的一部分。花一个小时理发，那个小时你可以赚一百元，但你放弃了，理发成本是一百八十元。今天是周末，你没有工作，时间的价值下降，于是，你的最高代价下降，理发的成本就下降了。理发店在周末生意特别好，这是原因。需求定律使然也。

这次去理发，理发师不小心，把你的头发剪得太短了，不好看。你的理发成本有变动吗？没有，因为你最高的代价没有变。变动的是理发本身的价值。这次价值大跌，你事前不知，中了计。要是你预先知道，你不会选这次理发。这可不是理发的成本上升，而是预期的理发价值下降了。

要选取的价值有变动，会影响你的行为；要放弃的价值（代价或成本）有变动，也会影响你的行为。科斯说，要获取的价值与要放弃的成本是同一货币的两面。问题是要解释行为，我们要把这二者分清楚。若二者有混淆，比较复杂的推理就变得麻烦了。记着：最高代价不变，成本不变。

泳池的例子：成本永远向前看

如果你是富有人家，考虑在后园建一泳池。你估计未来每个时期该泳池给你的最高用值（use value），以利率折现而求得一个现值，那是你愿意以现金购买该泳池的最高之价了。泳池的成本又怎样算呢？起码有三项你要加起来。一、泳池的建造费用；二、水的费用与清洁水的费用；三、放弃了的花园给你的最高用值。这三项你都要以利率折现加起来而求得一个现值总成本，然后以这现值总成本与预期的最高用值折现相比。

上述的泳池例子，有两个要点我们要澄清。其一是成本可以是流动的，每期皆有，甚至期期不同。但成本也可以是静止的，以利率折现后而得的一个没有时间的现值。一般来说，要与用值相比，最可靠的办法是大家都折现，以现值比现值。以流动比流动是可以的，但远为复杂而出错的机会甚大。若以年金 (annuity) 的算法相比，那就等于以现值相比了（见本卷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个要点，是泳池建成后，你若考虑要不要继续保留该泳池，建造泳池的原来成本与你的考虑无关。这是因为建造成本已成历史陈迹，不能收回来。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这点重要。成本永远是向前看的——初学的同学要每天早上背一次！

如果你考虑保留泳池，是因为将整间房子连泳池卖出去，房子的售价会较高，那又作别论。历史的建造成本不是成本，但因为有泳池而房子售价较高，这较高的那部分是不保留泳池的代价，成本也。要是政府发了神经（政府神经是常常发的），禁止城市再建造私人泳池，那你的房子之价可能因为有了泳池而急速上升。这样，不保留泳池的代价（成本）急升，你的保留意向增加了。

如果泳池建成后，事前可想不到，你的儿子的邻家小朋友天天跑到你家里来享用泳池，喧声震耳，你敢怒不敢言。泳池的成本是否增加了？答案是：成本没有增加，但用值是减少了。

最高代价不变，成本不变。如果泳池建成后，某石油公司来找你，说你的泳池之下有石油，那你要保留泳池的代价（成本）急升，不保留的意向增加了。

决策要从今天看

我说cost译作“成本”有问题，是因为中文“成本”这一词往往有“历史”的含意。以往的，俱往矣，跟你今天要作的决策无关。你买了几部电脑开公司做某些服务生意。事前你当然考虑电脑的成本与其他支出，与预期的收入比较一下。但若购入了电脑，开了档，生意不如所料，考虑应否继续经营时，你不会考虑电脑早些时购入之价，而是今天可以卖出之价。我再说一次：历史成本不是成本。

成本究竟是真是假，是由个人的判断决定的。有时历史成本不应该是成本，但个人所知不足，认为是，就中了计，作了错误的决策。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在美国要出售一个照相机的镜头，登报叫价美元三百。是早几年我以五百美元买回来的，用过，折旧二百，看来是适当了。殊不知广告一出，几个买家一起来抢购，结果我以四百元卖出。后来我才知道，该镜头的新市价是千多美元。讯息不足会影响成本的估计。我当时以“历史”成本开旧镜头之价，是因为自己的讯息不足，被误导了。

每个人的决策都是今天做，或决定将来再作打算。但我们不能回头到昨天补作决策。昨天的决策今天看，对是对，错是错，覆水难收。以成本作为决策的衡量，我们只能从今天看，或今天决定推到明天才看，但时光不可以倒流。历史成本可能误导，但若不是讯息不足，历史成本不会误导。本章第一个附录我节录发表过的《上河定律》，示范成本概念的应用。

说说译名的困难吧。Cost 译作“代价”本来最恰当，但要是我说“生产代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可能过于隆重，令人想入非非。中语“成本”有历史的含意，我说过了，也是文化传统使然。八十年代内地把 transaction cost 译作“交易成本”。我认为不妥，因为可以使人觉得是包括生产成本。英语 transaction cost 是不会使人联想到生产那方面去的。我认为译作“交易费用”比较恰当——今天内地的同学是跟着用的。至于 social cost，有时我称“社会耗费”，有时称“社会成本”，皆看情况而定。

交易费用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本卷第八章我会按层分析。至于社会成本，则属卷四的话题了。

第二节：比较成本

比较成本（comparative cost）是一套理论，又称为“比较优势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用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人，会专业（specialize）生产。其答案是不同的生产单位，生产同样的两种或以上的物品，只要生产成本的比例不同，各自选择在比例上成本较低的来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可以互相得益。

弗里德曼（M. Friedman）认为比较优势定律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理论。我有保留，认为专业生产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七章的话题。然而，从简单、清楚、客观、说服力强等角度看，比较优势定律难得一见，是经济科学值得引以为傲的。

是李嘉图（D. Ricardo）一八一七年创立的，其后参与发展的名家辈出，好不热闹。于今回顾，以解释行为来说，主要还是李嘉图原来的简单分析。他以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为例，让我们用他当年的例子谈谈吧。

两个国家，英国与葡萄牙，各自生产衣料与葡萄酒，情况如下：

           英国         葡萄牙

　　　   劳工   产量     劳工   产量   总产量

衣料 　  100    1       90     1      2

葡萄酒   120    1       80     1      2

如上数字可见，无论生产衣料或葡萄酒，葡国都有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两种产品，产量同样是1，葡国所需的劳工都比英国所需的少。然而，从劳力成本的比例上看，英国一单位衣料的成本是0.833单位葡萄酒（100除以120），而葡国一单位衣料的成本是1.125葡萄酒（90除以80）。这就是说，衣料的成本英国比葡国低。转过来，葡国一单位葡萄酒的成本是0.889衣料（80除以90），而英国的葡萄酒成本是1.20衣料（120除以100）。葡萄酒的成本葡国比英国便宜。

成本不同贸易互利

上述是说，两种同量产品，只要不同的国家所用的生产要素（这里指劳工量）的比例（ratio）不同，国与国之间的成本一定不同。那是说，若甲国的A产品成本比乙国低，那么乙国的B产品成本也一定比甲国低。一个国家可能所有产品所需的生产要素都比较少（都有绝对优势），但如果上述的比例国与国之间不同，在成本上算，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较低，或任何一国必定有些产品成本是比他国低的。这就是比较成本的概念了。

回头再看上述的数字例子，若不专业生产，两国的衣料总产量是二，葡萄酒的总产量也是二。但如果英国专产衣料（成本较低），衣料的总产量是2.20（220劳工除以100）；葡国专产葡萄酒（成本较低），酒的总产量是2.125（170劳工除以80）。两项总产量都比不专业生产为高。李嘉图假设葡国与英国以一对一贸易，可以1.125葡萄酒来换取1.125衣料。贸易后，葡国可得1.125衣料，剩下1.0葡萄酒；英国可得1.125葡萄酒，剩下1.075衣料。二者都比一与一为多，而这就是专业生产、互相贸易带来的利益了。

比较成本的变化

跟着而来的理论发展，重要的有密尔（J. S. Mill, 1848）——此君当年竟然能在有竞争的市场下，推出贸易成交价的厘定（李嘉图的一对一只是假设）；两个瑞典经济学者赫克歇尔（E. Heckscher, 1919）和俄林（B. Ohlin, 1933）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成本不同，是因为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英国的勒纳（A. P. Lerner, 1932）与美国的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 1948）指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在某程度上替代移民或其他生产要素的跨国转移，而且在多个假设下，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价值可以因为有贸易而变为相等。这些都是题外话。

少为人知但比较重要的，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比较成本优势，只能在产品换产品或在同一货币的情况下才可以肯定。要是大家有不同的货币，而汇率受到管制或其他局限的左右，那所谓购买力平价说（purchasing power parity）可能脱了节，需要或短或长的时间作调整，而在这调整期间一个国家可能失却大部分或甚至所有的比较优势产品。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差不多所有亚洲国家货币的汇率皆暴跌，但港元的币值与美元挂钩，因而失去了不少比较成本的优势。跟着而来的香港通缩是调整，而这调整有好几年。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除不同货币外还有关税、劳工法例等障碍。最明显的国与国之间跟一国之内的不同，是后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了。

国际与人际原则一样

一国之内的比较成本理论一样，分析更为容易。一个小市镇内最好的医生也是最好的打字员。做医生的成本是打字员的收入，做打字员的成本是医生的收入，这个人当然会选做医生，因为做打字员的成本比其他打字员高。如果这个人是该市镇最差的医生但却是最佳的打字员，他做打字员的成本也远比其他打字员高，所以还是选做医生。这是比较成本的选择。事实上，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中，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业，就是比较成本较低的职业了。这是专业生产。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优势定律，用之于一国之内、一镇之中，甚至朋友之间，皆畅通无阻。但一定要有自由市场，而市场要有私产的权利界定。市场若受到管制，或私产不存在，以专业生产而互利会有很多问题。中国昔日每个人由政府分派工作，要达到李嘉图的专业互利是纸上谈兵。一个人的比较成本做哪种专业较低，没有市价的指引，靠政府分派工作，讯息费用是太高了。

我自己做了那么多年教授，对学生提出选择职业的问题时，只能对他们说我所知的市场情况，选择最好还是由学生自己判断，因为学生在不同职业上的能力与喜恶，我不能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知子莫若父，我对自己的子女认识多一点，也关心多一点，但也不敢替他们作职业（专业）的选择。这不是因为子女不听我的话；正相反，我是怕他们唯命是从。我怎会不希望子女选上适当的职业呢？他们长大了，受了教育，自己选择职业，一般来说，会比我替他们选的可靠。如果政府替我的子女选择职业，你认为李嘉图会怎样看？

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要生产甲物品，放弃最高价值的乙物品是成本；要选择甲职业，放弃最高收入的乙职业是成本。比较成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或国与国之间的比较——鲁滨逊的一个人世界是没有比较成本这回事的。李嘉图以劳工生产的简单数字分析，再可以简化。生产同一物品，或选同一职业，我比你有优势，不是指本领比你的高，是指我的成本比你的低。这样，你必定有其他产品，或其他职业，其成本比我的低。相当浅，但第一个想出来的是天才。李嘉图是天才。

第三节：租值理念的演变

我常对学生说，要学经济理论，学今天的就可以了。说了这句话之后，我通常作点补充：有些理念，不追溯经济思想史，我们不容易明白今天的。租值的理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要真的明白今天经济学所说的“租值”，了解一下前贤的思想会有帮助。

先说三个要点

租值（rent）这个理念重要，但相当复杂。先入为主，在介绍租值的思想史之前，我要略说今天我对租值的看法。重要的有三点。

（一）租值是收入，可以预期，可以用利息率折现。然而，与一般的收入不同，租值的增减或转变是不会影响供给行为的。这里要小心了。收入转变，不容易想象所有的行为都不会跟着变。收入转变，某些有关供应的行为可能不变。租值是一个角度看世界，是从某些供应行为不变的角度看收入。这样看，收入的转变不影响行为或资源的使用，租值是“多余”的，surplus是也。

（二）租值是成本，可以预期及折现。租值作为成本看不是指资源或生产要素另谋高就的机会成本，而是把生意或资产转让或出售的机会成本。例如，一家企业作了投资，生产要素的使用不变，这家企业或生意若在市场出售，其所得是企业的净值。出售整盘生意也是一个机会，其净值是不出售（继续经营）的成本。这净值可以作为租值看，因为净值变动，生产行为或供应可能不变。从生产行为不变的角度看，这净值也是多余的。本卷第六章第四节分析上头成本时，我会再分析一家企业的租值。

（三）租值这一词来自土地，因为从不变的角度看，地租无论怎样升降，土地的供应量不变。单看不变的土地供应量，地租是多余的。如果考虑土地有不同的用途，随时可变，那么某一用途的土地供应量，会因为不同用途的租金变动而变动。这样看，土地的租金就再不是我们这里分析的租值了。

从土地供应不变的角度转向其他非土地的行为不变的角度，租值这一词就搬过去了。虽然经济学者发明了“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及“准租值”（quasi-rent）等词来描述非土地的供应不变，我们可以单用“租值”一词来代表一切类似的有一般性的情况。今天经济学的行规，是“经济租值”或“准租值”是指土地之外的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不变的收入。 我个人喜欢一般化，不管土地或非土地，简单地以租值一词代表上述的角度看世界。

困难是在应用上租值的角度不容易看。不惯用的一时看到一时看不到，而若看差了推理就容易失误。因此，回顾一下租值理念的思想史是有帮助的。

古典大师的看法

经济学鼻祖斯密（A. Smith）一七六六年发表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定下来的分析架构，今天仍在。他把经济问题分为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两大类。前者是“微观”，后者是“宏观”，虽然他的宏观与今天的不同。其实斯前辈还分析了第三类问题，那是关于劳工与地主的生产制度安排。他认为制度的安排会演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后者提出了重要的进化论。

另一方面，适者生存的观点也影响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遭淘汰。制度既然被视作会被淘汰，不同制度的分析就着重于优劣之分，漠视了解释不同制度的共存。不同合约的安排，不同机构的组织，在经济学课本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而后来搞得一团糟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头的十年八载某程度上有复古的意识——回收到斯密的制度分析再搞起来。

关于租值，斯密当年是指土地的收入。他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微观的资源使用，他认为租值是一项成本，因为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成本是放弃了的代价，这个重要而正确的概念，始于斯密。

其二是宏观的收入分配。斯前辈认为土地是上苍赐予的，给强权抢来占为已有。这样，租值是多余的（surplus）。地主强人不事生产也有租值的收入，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土地还会存在。宏观而言，斯前辈认为土地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地租不是成本。这个观点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到了乔治（H. George, 1839-1897），就建议单一税制（只抽地税）。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搬义过纸，写成了三民主义。

到李嘉图（1817）分析租值时，主要是从斯密的“宏观”的收入分配那方面看。他把生产的总收入分为工资（劳工的收入）、利润（商人或资本家的收入）与租值（土地的收入）。他的租值看法继承了斯密的传统：租值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租值收入土地的供应量不变。但李前辈加上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他认为土地之所以有租值，是因为不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differential rent是也。争议的起因，是李氏既假设土地有限，又假设肥沃不同，重复了租值的成因。正确的看法，是土地若有限（因而缺乏），肥沃相同也有租值；若土地无限，则要有不同肥沃程度才有租值可言。无论怎样说，李嘉图认为租值不是成本：他没有斯密的微观的土地有使用代价的概念。

到密尔（1848）分析租值时，他的重点却又是斯密的微观看法：土地有不同的使用，有放弃其他使用的代价，所以租值是成本，不是多余的。但难倒密尔的，是在观察上不管租值如何，土地的供应量不变。这不变与任何行业的劳工供应可以大变很不相同。

新古典大师的看法

为了解决密尔的困境及其他有关的问题，马歇尔（1890）提出了长期（long run）与短期（short run）的概念。他认为长期而言，什么都可以变，但短期就只是某些生产要素可以变。他认为如果在短期内收入变时而供应行为不变的，收入是租值。因为这种看法不限于土地，马歇尔提出了准租值（quasi-rent）的理念。今天，一般而言，准租值是指土地之外的其他类似地租的收入：收入变而供应不变。准租值后来又称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或简称租值（rent）。那就是说，马歇尔的看法，租值再不限于土地的收入，而是指在短期内任何收入变动而供应不变的收入。可惜马歇尔棋差一着：他认为土地的总供应永远不变，所以地租不是成本。

最后一位在租值的理念上对我有影响的，是女性，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1903-1983）是也。在她一九三三年的名著（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中，有一章题为《租值闲话》（A Digression on Rent），很有意思。夫人承受了马歇尔的准租值传统，但又追溯到斯密的微观与宏观那方面去。

夫人不着重土地，而是一般性地分析收入的租值性。她认为从微观的角度看，因为个人有选择，所以没有租值可言。然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所有收入都是租值。说个人（微观）没有租值，社会（宏观）全是租值，是斯密的传统，但她带到非土地那方面去。

猫王的例子

我做学生时，老师谈租值最常用的例子，是歌星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这个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收入最高的歌星，在卖唱及做明星之前是一位货车驾驶员， 每月的收入只数百美元。工余之暇，他试唱，被发现了，一举成名，过不了多久每年的收入以千万美元计！

问题是这样的。猫王唱歌的收入若大幅度地减少了，他还会继续做歌星。要猫王回复旧职，重操货车驾驶员，他的歌星收入要下降很多、很多。这是说，像土地一样，猫王做歌星不会因为收入下降一个大数字就改变了。这样，成了歌星，要猫王另谋高就——做货车驾驶员——其收入要有很大的变动他才会考虑。因此，猫王做歌星的大部分收入是租值，不是成本。（这是不考虑猫王可以签“卖身契”的机会成本。）

这个传统的看法不对，因为从猫王个人角度看，东家不唱唱西家，东家的收入就是唱西家的成本；不登台演唱而去拍电影，登台的收入就是拍电影的成本。是的，从个人的角度看，选择数之不尽，就算同样登台演唱，改换了一首歌也是选择，“机会”所在皆是，皆成本也，租值从何而来？

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猫王的租值的确很高：把他的歌星或明星的收入大幅度削减，他还不会回头做货车驾驶员。在大幅的收入转变中，他做歌星的职业不变。收入转变而行业或职业不变，其收入可看作租值。

想深一层，货车驾驶员也是工作。猫王若不做歌星，回头做驾驶员，他还是在工作。不论行业，单论工作，他的收入要下降至近于零才会不工作。从社会的角度看：只论工作收入，猫王这个人就像一块土地，工作生产去也。不论行业，猫王怎样也工作，他的收入全是租值，一命呜呼才是他的成本。

如上文所述，租值的理念是指收入有所转变而某些供应行为不变。这是指某些可变的选择，在收入的转变中不存在，所以这部分收入可作为租值看。然而，说有某些选择不存在，可不是说完全没有其他选择存在。事实上，其他选择是永远存在的。因此，从没有选择的不变角度看，收入是租值；从有选择而可变的角度看，放弃了的收入是成本。

教授的例子

多举一个例子吧。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到了六十退休之龄，我续约两年再做下去，薪酬照旧。但六十二岁再续约时，校方有新例，凡逾退休之龄续约的教授，薪酬要减至高级讲师的顶点水平。这样，我的薪酬被减了大约百分之四十五。我续约一年，教授之职不变。从教授之职不变的角度看，我被减去的百分之四十五可以说是薪酬未减时的租值。

有趣的问题来了。减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薪酬，我教授之职不变，那么多年以来，香港的纳税人岂不是给了我太多的钱？从教授之职不变的角度看，是对的。但事实上，我见减了薪酬，就推却了不少可以让同事们做的行政工作，多把时间放于整理自己生平的论著。这是变，而多做行政工作时的较高薪酬，放弃整理论著的代价就是成本。

当然，减了教授薪酬，我可以工作散漫，脱课频频！（天晓得，我可以，但没有那样做。）这些也是变；较高薪时，不散漫是成本。收入变了，不容易想象工作在任何边际上完全不变，虽然有时变得较多，有时变得很少，或微不足道。租值是指收入变了但从某角度看资源使用不变的收入。因为资源使用不变与选择不变相同，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所以这种收入被称为租值，是斯密的传统了。然而，只要我们能真的考虑所有的选择（包括生意转让），不是成本的租值不存在。

专利的例子

举另一个例。假如香港政府送给我经营电视的专利权，没有任何其他人可经营电视，而又假设电视节目及广播时间皆不容有变。这样，广告收入下降我还会完全不变地经营电视。这些广告收入是租值，但也可看为成本，因为我可以将电视台卖出去。卖出整盘生意也是一个选择，而卖出之价是继续经营的成本。

专利所赚到的，在生产要素成本以上的钱，因为不会被竞争者消灭，称为专利或垄断租值（monopoly rent）。弗里德曼称之为非合约成本，也是高见。

专利租值的变化

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G. J. Stigler）和我讨论租值与成本时，他提出了如下的例子。太平洋有某荒岛，只可用作飞机下降加油，没有任何其他用途，其收入是租值。是成本吗？当然也是。可以出售荒岛姑且不论，不同跑道的选择，不同汽油供应商的选择，等等，皆有成本的意念。

说租值不是成本是错的，但那是另一种成本。租值或准租值的用途，是让我们能把可变或不变的边际供应分开来处理。租值是漠视了某些资源使用的可变选择的成本。记着，凡是价格或收入变动而某些行为或供应不变，这些收入是租值，但只能从行为不变的角度看。可以是微小或庞大的不变，要看是为了解释什么。用得好，租值这个理念很好用。

在往后分析生产成本时，同学要注意我喜欢用租值作为一间公司或机构要争取极大化的量度。一间公司有发明专利权，或获政府授予某些垄断权，或有值钱的商标，或是名牌宝号，又或是购置了不容易卖出去的机械设备，是不会在竞争下产品的市价下降了少许就关门倒闭的。本章的第二个附录我节录发表过的工会蚕食租值的分析。

至于“租值消散”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以及这消散跟交易费用的关系，要到第八章才讨论。

第四节：盈利是无主孤魂

西方经济学所用的profit一词，中译为“利润”，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译作“盈利”。利润是回报，或是利息的回报。有些书本把利润分为正常利润（normal profit）与不正常利润（abnormal profit），弄得更糊涂了。Profit译作“盈利”远为恰当，因为“盈”字代表着多了一点。

出于意外的收入

是的，profit不是工资，不是租值，不是专利或垄断的收益，不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不是投资应得的回报。减除这些所有的，但还有一点收入多了出来，怎么可能呢？答案是，盈利是无端端地多了出来的收入。这就是说，盈利是意外的收入。

在《利息理论》一章内，我分析了费雪的格言：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工资是劳工身价现值的利息，租值是房地产的利息或准租值折现后的利息，商人的投资有利息的回报。费雪的格言因而可以补充：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从这个补充的角度看，盈利是意外地高于利息成本的收入。

是的，在竞争无所不在的社会中，考虑到上一节提到的“租值”也是成本，经济逻辑不容许有意料中的盈利。竞争可不是指一般课本说的，有多个出售同一物品的竞争者，而是指本书卷一《科学说需求》的第三章《缺乏与竞争》所说的竞争。是的，只要是多人的社会，竞争无所不在。垄断权或专利权也是要竞争的。值钱之物，怎么会没有竞争呢？专利权带来的收入，高于生产要素成本的差距，是租值，是另一种成本，我解释过了。这样，专利或垄断是没有盈利的。

一个人有独到的生意眼光，其超凡的收入或财富是他的租值，或是他特别天分的回报。不是盈利。

一家企业因为管理得宜，赚钱比同行的企业优胜，这是管理人才的租值回报，而这些回报会反映在较高的管理薪酬、较高的分红、较高的股息等，其总收入与总成本相等，没有盈利。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妇，身无长物，没有其他职业可干，于是在路旁卖咖啡。因为不能找到其他职业，这老妇卖咖啡的机会成本比其他卖咖啡的人低。她赚取到的差距是另一种租值（称为归属租值——imputed rent），不是盈利。

预期回报高于利息的原因

数之不尽的人，作投资或做生意，预期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利息率。这些人所说的可能是衷心话，不是夸夸其谈。他们预期有盈利吗？我的答案是无从肯定。这个怪答案重要，应该解释一下。

在有讯息费用的情况下（或可说有风险），没有人可以肯定投资或做生意的回报率。一个人若真的可以肯定，百发百中，这个人很容易富可敌国。一个人无论怎样客观地估计一项投资的回报，他知道这投资可以血本无归。尤其是做生意，预期只可以赚回利息就下注，亏损的机会高。风险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投资预期的回报率一般会高于利率。一个人说的正数预期，可没有减去负数预期的风险。悲观的人存在，但一般而言，投资下注的喜欢从乐观那方面看。另一方面，做生意的老手明白，要赚回利息不容易，而自己的劳力，总要有一点回报，所以就算是相当肯定的投资，加上自己的工资，其预期的回报率要高于利率。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利率是由投资或做生意的回报率决定的。有人因为意外而发达，也有人因为意外而破产。整体而言，如果真实的回报率与利率有别，借钱投资或会增加，或会减少，从而使这二率相等。

写经济学课本因为要顾及销量，说做生意不会有盈利（profit）不容易卖出去。会计师核数有损益表（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但会计说的 profit 与经济学说的是两回事。一个本科生选修会计，又选修经济，课本要怎样说才对呢？

盈利没有理论

意外的盈利叫作风落盈利（windfall profit）；意外的亏损叫作风落亏损（windfall loss）。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没有非“风落”或非意外的盈利或亏损。如果容许非意外的盈利或亏损，其他的价值理念——利息、成本、租值等——就加不起来，使整个理论架构站不住。

我在前文提及，利息与收入永远是流动的，是川流。资本与财富永远是静止的，是以利率折现后的现值。成本与租值可以是流动的，也可以折现而静止。盈利呢？既非流动，也不静止，盈利是无主孤魂。这是经济学之见。意外的收入，来无影，去无踪，不可以利率折现。让我发明一句格言：盈利是不能折现的收入。

事前不知道会发生，事后也不知何日君再来的盈利，没有理论可以解释。记得做研究生之时，某科考试，教授出一试题：“试述及分析盈利理论。”我只答了一句：“经济学没有盈利理论。”那位教授是师级人物，我知道他要的答案就是这一句。是的，经济学常说的个人争取极大化（maximization），其争取的价值量度可以是功用，可以是财富，是收入，或是租值，但不可以是盈利。“风落”无从预知，怎可以争取呢？

街头卖桔的例子

转谈一些例子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年宵之夜我带着十多个学生一起在街头卖桔，卖过三次年宵，第一次是风落亏损的好例子。二百多盆桔子放在露天的街头空地，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新春时节这是少有的），不到半个小时桔子都掉到地上，全军尽墨。这例子的主要启示，是风落亏损不会影响我或其他人以后的卖桔意向。那是说，卖桔的行为是不会被改变的。过了一年再卖桔，我改选了不露天的场地吗？没有，因为租金比较贵。

假若卖桔的亏损不是因为倾盆大雨，而是因为属门外汉，一无所知，入货成本太高，或经营手法不当，等等，从经济学看，这不是亏损，而是知识投资的“交学费”。如果卖桔亏损是因为这行业不是我有比较优势的，作错了选择，那是讯息不足的问题，要从我个人的知识资本减除。要是我不服气，有亏损还屡败屡战，坚持卖桔，那是我的负租值。

朝鲜战争的例子

转谈一个风落盈利的实例。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抗美援朝，香港的西药需求激增，一下子香港的西药商因为有存货而发了达。当时我父亲的商店在药商众多的永乐街，所以知道。这西药价暴升带来的意外收入属风落，是盈利。

朝鲜战争继续，西药有巨利可图众所周知，要加入这行业的其他商人不计其数。但加入可不容易，因为存在的西药商人都持有代理权，可以维持一段时期的巨利。这巨利再不是风落盈利，而是租值，可以折现。

西药商人因见有巨利（租值）可图，大手输入西药，一手一手地加上去。后来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突然终止，存货量太多，且药物不能久藏，不少西药商破产。这是风落亏损。

盈利与亏损都是“风落”的，皆意外也。然而，本书提到的亏损，不一定是意外的，而是跟一般课本说的。这样下笔，因为不是意外的亏损有好几种，而经济学没有方便的替代用词。“盈利”是另一回事。不是意外的利润，我们可称为利息，或可称为租值。本书用的“盈利”一词，永远是指意外的风落（windfall）。

结语

让我在这里创立一句大致上对的格言：成本的变动影响行为；行为的变动影响租值；盈利与行为无干。说大致上对，因为租值这回事，变化多，有时从一个角度看存在，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存在，同学们要活学活用了。

成本的概念比较容易掌握，因为是经济学常用的局限。不是很容易；使用者要懂得怎样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价或者代价这些方面的转变，然后带到需求定律那边去。租值概念的掌握比较困难，因为变化多，要看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有时租值是利益极大化需要争取的；有时是决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因素；有时是成本或一种特别的上头成本；有时我们要把租值消散作为交易费用看。变化复杂，但可以带到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好用，我常常用。

盈利呢？是无主孤魂，接不上任何理论，什么解释行为的用途也没有。

附录一：从上河定律说成本概念

（这里节录二〇〇三年三月六日发表的《上河定律》，略作修改，示范成本概念的应用。）

去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一个重要的国宝展览，是集中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不远千里而来的雅士云集，加上上海本地人多，排队进场要选人少时间，而进了场后要看北宋张择端绘的《清明上河图》，又要再排队。这后队不是很长的，但要排两个多小时。

那时我和太太刚好到上海几所大学讲话，躲逢其会，要去看看。博物馆的主事人要我们在非繁忙时间去，派一位很有礼貌的女秘书出来招呼，但说明观看《清明上河图》不能插队，要排两个多小时。这是说，作为贵宾，进场可以方便一点，但《上河图》则是贵宾不贵的。

成本高观看得久

《清明上河图》是宋徽宗委任张择端画的，画了三年，而展开的原作真迹的后一段不复存在。排队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排。不排队不能近看，但可从离画八英尺左右看。《上河图》的人物多而小，离画八英尺本已不善，再加上要穿过排队的观者之间的空隙看，更要再打折扣了。

我站着想，人龙只有百多个，为什么要排两个多小时呢？答案是轮到观看的人看得很慢，比一般欣赏名画的慢得多。这又是为什么？灵机一动，想通了。因为排队时间是一个价，也可说是一项成本。成本愈高——即是排队的时间愈长——参观的人是准备久看才作两个多小时的排队投资。这是说，排队的人愈多，不仅等候的时间愈长，每个观者轮到时所花的欣赏时间会增加。以图表曲线分析，纵轴为等候时间，横轴为排队人数，其二者的相关曲线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向右孤上。

让我再说一次。时间成本愈高，每个观者的欣赏时间愈长。如果六十人排队，观者平均欣赏一分钟，第六十个要等一个小时。但如果一百二十人排队，观者平均欣赏会超过一分钟，第一百二十个要等超过两小时。既然是从《清明上河图》的人龙得到启发而想出这个有趣的规律，而“上河”有逆水行舟之意（虽然清明上河不是这个意思），我称之为“上河定律”。

上河定律与需求定律

有两点还要澄清。其一是依据经济学的理念，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既然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是历史，覆水难收，再不是成本，不是代价，为什么我说时间之价或成本高会多花时间欣赏呢？答案是观者多花时间欣赏，其考虑不是已经排队的两个多小时，而是这次不多欣赏此后再欣赏的时间成本预计也会是高的，还要加再到博物馆去的麻烦成本。

举一个例。假若《清明上河图》持久地展出，不用排队，去观看，我欣赏一分钟。但如果我得到方便，可以不用排队欣赏，但说明只此一次，之后我要排队两个小时才能看到。这样，虽然不用排队，我的欣赏时间会超过一分钟。有关系之价是可以选择的代价。不用排队，这次没有时间之价，但真正的代价是这次不多欣赏，之后要排队两个小时，所以这次我要多欣赏了。

第二点要说的，是我曾经说，超级市场的繁忙时间人龙愈长，收钱的员工的动作会被迫而愈快。于是，因为人龙长，每件物品的“过机”时间会较快。这与“上河定律”是相反的。但这里是多了一个收钱的员工，他的动作因为人龙长而较快。与上河定律相同的，是如果一家超级市场没有提供购买少量的快线，繁忙时间需要排长龙，购物者一般会选购买较多物品。这使一个购物者的平均过机时间较长。另一方面，买一包香烟的人通常不会选繁忙时间到超市购买。这也是需求定律的含意。

是的，吃自助餐，同样的食品，每客收费五十与收费一百的食时与食量不同。收费五十，顾客会吃得较少和较快。收费一百，好些食客会因为价高而不光顾，但光顾的会吃得较多和较久。这也是上河定律。

附录二：从蚕食理论说租值概念

（这里节录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十五日发表的《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略作修改，示范租值概念的应用。）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跟着此法为祸明确，为什么网上还有读者支持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入。这里的重点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由政府推出，跟着加进了工会，一个有租值的工厂或企业可以被蚕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一家工厂大手投资购买了机械，转让出去不值钱的那种投资，工资被迫增加也要继续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蚕食了。一间因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业，或有值钱的注册商标，或一间工厂研究有获，在发明及设计上拿得专利注册，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一推出就要关门的。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这是二〇〇九年美国汽车行业的困境。庞大的租值被蚕食了数十年，几殆尽矣，怎还可以经得起金融市场的风风雨雨呢？

蚕食租值要有工会协助

一般而言，蚕食企业的租值，是需要工会的协助才能成事，所以工会有工人的支持。工会操作的关键（先进之邦的工会，不是目前中国的），是阻碍工人自由参与竞争，因为工人自由竞争不容易蚕食企业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国的最低工资与新劳动法是来得太早了。君不见，二〇〇八年纷纷关门大吉的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着什么工会对立老板就失踪了。这是不幸。幸者，是关门关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说服力，好叫有关部门知道容易中先进之邦的劳动法例之计。

可以阻碍工人自由竞争的工会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可能因为大有租值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不多。新《劳动合同法》无疑会鼓励蚕食租值的工会出现，但要等到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有租值的企业无数，这类工会才会借新《劳动合同法》的存在而林立起来。真的吗？可能不会吧。聪明的老板会意识到只要新《劳动合同法》存在，有租值蚕食力的工会早晚会出现，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资下注。

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搞经济转型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所谓转型者，是要鼓励增加租值的行业：研发科技、搞国际名牌，等等。有新劳动法的存在，企业租值上升，蚕食此值的工会随时出现，岂非血本无归乎？新《劳动合同法》来得那么早，一则是悲，一则似喜也。我这个老人家是怎样也笑不出来的。

美国的通用汽车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工业制造厂，产出的汽车量冠于天下，名牌不少，发明专利无数，其曾经累积的租值庞大。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出现，蚕食租值数十年的工会不让步。二〇〇九年该厂的资产净值下降至负值，由政府接管收场。

参考文献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John Murray, 1817.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F.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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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M. Friedman, Price Theor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A. A. Alchian, “Cost,”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J. M. Buchanan, Cost and Choice. Markham Publishing Co., 1969.

第六章：生产的成本

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惹来的祸。这个以马歇尔为首的伟大传统有一个习惯，喜欢把不同的因素或变量分割开来，让某些变某些不变，用以分析每项转变带来的效果。作为理解一个分析的步骤，这习惯有其可取之处。问题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事，把变量分割开来理解可以，但再组合时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就要以解释能力为依归了。懂得分开来，但忘记了更重要的为解释而组合，是数树木而不看森林。

生产成本又是经济学的一个难题。这可不是因为问题本身湛深，而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生产知得不多。世界复杂，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生产程序，有不同的生产方法。经济学博士连一个行业也不需要作研究，这门学问怎可以把多个行业的生产成本规律或其成本曲线一般化呢？一般化是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必需的。

虽然以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在欧洲兴起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开始了一段日子，但古典经济学者对生产的分析，主要是农业。当时，他们的兴趣是劳力与土地的使用及收入分配，皆以农业为主。到了二十世纪，生产成本曲线的分析还是集中在劳力与土地的层次上，转到工业生产就把土地改为资本。这种墨守成规的分析不一定错，问题是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复杂得多。把简单的分析搬上复杂的层面，不是不可以，但在细节上遇到好些问题，使我们不容易理解复杂生产的成本。

复杂的世事是要以简单的理论解释的。简单的农业生产成本理论，解释不了复杂的工业生产成本，可不是因为简单的过于简单，而是因为简单的没有经过复杂的蹂躏，以致简单的或忽略了重点，或用错了假设，或作了错误的判断。我曾说如果要懂得运用简单的理论，我们要先向深处钻，然后深而浅、浅而深地来来回回几次，以至浅的理论有一个深的层面，浅的就变得有用场了。理论要用浅的，愈浅愈好，但要是我们不从深的简化而变浅，除非你是绝顶天才，浅的会因为内涵不足而没有大用场。同一个样子的成本曲线，其内容要怎样阐释对解释行为有决定性。

且让我从浅说起，进深，然后复浅地来分析一下生产成本。

第一节：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又称回报率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这大名鼎鼎的定律万无一失，是一个“实证定律”（empirical law）。“实证”是指定律之内的所有变量（variables）在原则上是可以观察到的，是事实，非抽象之物也。在卷一我们数次提及，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意图之物，是抽象的，真实世界不存在。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却没有这种困扰。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虽然是事实，原则上可以观察到，但一般来说只能在一个可以调控的实验室才可以量度，现实生活中是不容易或不能量度的。有这样的困难，运用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又要讲功夫了。

小孩子的学问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说，如果有两种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土地与劳力，一种要素增加而另一种固定不变，总产量会增加，但这增加会愈来愈小（边际产量下降），然后总产量达一顶点，再其后总产量会因为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继续增加而下降。

四岁时我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十天之内建造一所小房子，那么两个人建造需要多少天？我当时知道老师要的答案是五天，但怎样也不肯答，问来问去我也说不知道。老师认为我太蠢，不可教，要留级。后来我留级的次数成为香港西湾河的典故。

一个人十天， 两个人五天， 十个人一天， 一万个⼈需要多少天？让我告诉你吧。一万个⼈挤在一块小地上建小房子，一亿年也建不出来。这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母亲在生时常说：“人多手脚乱！”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说的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但这定律可不是我不识字的母亲发明的。

要证实这定律的必然性，我们不妨反问：假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不对的话，世界会有些什么现象呢？答案是：如果这定律不对，我们可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断地增加劳力、肥料、水分等，而种出可以供应全世界的米粮。这类现象显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从来没有被推翻。

记着，边际产量下降是基于某些生产要素之量固定不变，或不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量皆自由变动。在这个大前提下，这定律有几方面的变化是重要的。

定律可从比率看

（一）以甲、乙两种生产要素为例，如果甲之量是二，乙之量是一，其比率是二比一。甲增至四，乙增至二，其比率还是二比一，定律无效。甲增至四，乙仍是一，四比一，定律有效，因为乙之量不变。甲增至八，乙增至二，比率也是四比一，但乙之量是增加了，定律如何？

答案有两个。其一是吹毛求疵的。那就是在某种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我很少用）下，在某一段产量中，甲、乙的比率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甲的边际产量下降。其二是不管生产函数怎样，只要这比率不断增加，甲的边际产量迟早会下降。这样，一般而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限于一种要素之量固定不变，而是适用于不同生产要素的比率转变。

（二）如果生产要素不限于甲与乙，而是有更多种的，那么一种要素不变而其他的几种皆变（增加），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否同样有效呢？答案也是两个。其一也是吹毛求疵，某种生产函数下，在某一段产量中，这定律可能无效。其二是只要不变的继续不变，其他的几种要素继续增加，到了某一点边际产量必定下降。

在稍后及第三节较为详尽地分析生产成本时可见，上述两点重要。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限于两种生产要素其中一种固定不变而另一种增加，而是还有上述的两个变化：一、增加生产，要素的比率有所变动，边际产量下降迟早会出现；二、只要有一种要素之量不变，其他的要素不管有多少种，它们的增加迟早会带来边际产量下降。

“固性”不对，变法可解

（三）定律是说两种生产要素之一不变而另一种增加时，总产量（total product）曲线的上升是弧形似山：边际产量的上升率下降，总产量达一顶点，其后曲线下落。这样，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曲线与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曲线皆向右下倾斜。然而，自奈特（F. H. Knight, 1921）之后，经济学者喜欢把总产量曲线画成先驼上然后再驼落——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皆先升而后降。

定律是指边际产量曲线下降的那部分，开头上升那部分是违反了定律的。怎么可能呢？这是个难题。奈特的解释是生产要素有“团性”（lumpiness或indivisibility）。这是说，一个劳工就是一个，不可以把他斩开来解体生产。这也是说，因为要有一个起码的生产要素单位，“团性”存在，所以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升而后降的。这个解释很牵强，因为一个劳工或任何生产要素，不需要用刀解体，而是可工作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分钟或甚至几秒钟。这样，“团性”是不存在的。

我不反对边际产量曲线有上升的那部分，而是反对“团性”的解释。我认为困难所在，是传统的边际产量分析假设生产的方法不变。一般经济学者误解了边际产量曲线，误解了成本曲线，也误解了供应曲线，以为这些曲线像需求曲线那样，需要假设某些因素不变。不对。以产出为核心的供应曲线与需求曲线不同的一个重点，是前者的好些其他因素的转变大可自由。这是后话。

要是我们让生产的方法自由转变，开头一段的边际产量曲线上升就没有问题了。一个人拿着一卷软尺丈量土地，其产量是量度了的土地面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法。多加了一个人，软尺还是一卷，量度的方法一样， 两个人交替用同一软尺，产量的边际上升必然下降。但如果两个人合作，各执软尺的一端来量度，其量度得的土地面积（产量）会比一个人的产量乘以二为高，但生产的方法是改变了。若继续多人入手，软尺还是一卷，无论生产方法怎样变，边际产量是必定会下降的。

三部曲有重要验证用场

（四）奈特以“团性”为理由来解释边际产量曲线开头上升，目的是要支持他认为是重要的生产“三部曲”。甲、乙两种生产要素，在那最常用的线性倍增（linearly homogeneous）的生产函数下，若甲的平均产量达到顶点，乙的边际产量一定是零；倒转过来，乙的平均产量达到顶点，甲的边际产量是零。这个有趣的规律其实是威克斯蒂德（P. Wicksteed）一八九四年发明的，后人称之为the 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

奈特以图表示范的三部曲如下：第一部，甲要素的平均产量上升，乙要素的边际产量是负值；第三部（没有印错，不是第二部），乙要素的平均产量上升，甲要素的边际产量是负值。重要的是中间的第二部：甲与乙的平均产量皆下降，二者的边际产量都一定是正数。这样，生产一定是在一与三之间的第二部从事，因为在第二部之外，必有一种要素的生产贡献是负值，不用胜于用也。

以上的分析有点技术性，读书考试的学生要理解，但对解释行为来说，重要的可不是那三部曲，而是其中的一个含意：不管生产函数怎样，若一种生产要素增加时其平均产量下降，另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必定上升。这含意重要。

想想吧。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永远是以边际之量来推理的。边际产量虽然是事实，但在真实世界不容易观察到。有了Wicksteed的发明，我们可以从甲要素的可以观察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推断乙要素的看不到的边际产量转变。我做学生时写《佃农理论》，用这样方法，加上变化，表演神功，把老师吓了一跳（见该作第八章）！当时我有的是台湾多种农产品的几年数字，很详尽，但都是土地的平均产量。理论推断的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转变，手上有的资料只是一种要素（土地）的不同产品的平均产量转变，但我能以这些“平均”资料证实理论推断了的所有边际产量转变。

技术归技术，含意归含意。解释世事要把含意拿得准，懂得简化，懂得一般化，也要懂得加上变化。只管技术而不管含意内容，是一种游戏，与科学验证是扯不上关系的。

要素需求曲线可以不用

（五）向右下倾斜的某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曲线，若乘之以产品之价，可看为该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factor demand curve），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你若要多玩游戏，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可以有很多种，变化不同，复杂之极，但还是向右下倾斜的。这些复杂变化对解释行为没有帮助，不谈也罢。

这里要提的，是物品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既然二者皆向右下倾斜，要再简化我们大可取消后者。论需求，数十年来我只用一条需求曲线，坚持向右下倾斜，不管是消费物品需求还是生产要素需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你说粥与饭是消费物品还是生产要素？二者皆是也。

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基础的边际产量理论，还有其他重点要说的，但我决定推到卷四分析不同的合约——如分成合约、件工合约——时才讨论。本章要分析的是生产成本，这一节先给读者在生产的规律上打个基础。

无可置疑，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成立，是源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出现了挤迫。没有挤迫边际产量不会下降。这是清楚的。问题是经济学者要从这定律约束着的曲线翻过来而画出边际成本曲线，从而决定产品出售的市场价格。这就带来大问题，因为很多时产出的活动没有挤迫的情况。价格从何而定呢？我要到卷三第六章与卷四第七章才讨论。这里先说传统的分析。

第二节：传统的成本曲线

传统的成本曲线有短期（short run）与长期（long run）之分。短期是指一种生产要素之量可变而其他要素之量不变；长期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量皆变。那是说，短期的成本曲线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而长期的则没有这个约束。

是马歇尔（Marshall）的传统发展出来的。可能初时经济学者以为只调整一种生产要素时间较短，而调整所有要素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个以时间分短、长的概念今天已遭淘汰，不是因为调整不需要时间，而是我们无从肯定调整一种要素所需的时间一定比调整多种要素为短。再者，传统的成本曲线图表，其横轴代表着的产量一般是没有时间的一刹那(one instant of time)，而就算横轴代表一段时期的产量，传统的图表永远是把短期与长期的成本曲线画在同一图表中。因此，时间是相同的。

不变是不让其变

短、长与时间无关，今天的短、长之分是用以示范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与多种要素增加的不同效果。不变是经济学者不让其变，不是不能变。这一点，有些书本说不清楚，引起混淆。更重要的，是有解释力的成本曲线的阐释，要与真实世界的情况大致吻合，因为成本是局限。

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或最高利益）的定理（postulate）下，任何生产者的任何产量，其成本一定是生产者所能控制得到的最低成本。这是套套逻辑的定义，没有可以更改的空间。在真实世界中，一个生产者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某些生产要素之量不变。但这是生产者的选择，不是不能变，也不是经济学者不让之变。对解释生产行为有用场的成本曲线，一定要从生产者的选择入手。经济学者是没有资格教生产的人怎样减低成本的。传统的成本分析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浅显的哲理，但经济学者历来都有些自以为是，在生产成本的分析上没有集中在选择那个角度看。

回头说那传统的短期成本曲线，其形状是由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决定的。事实上，这些成本曲线与上一节所说的产量曲线完全一样，只是将“要素”之轴的名称改为成本，转九十度，然后对着镜子看。即是说，上节提及的产量曲线，是以纵轴为产量，横轴为生产要素量。现在把横轴之量乘以一个要素之价，称为成本。把这成本横轴转九十度成为纵轴，然后对着镜子看，纵轴是成本，横轴是产量。

短期碗形是定律使然

成本曲线有三条：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知一可以知三，总成本曲线可以不用。平均成本是总成本除以总产量，边际成本是总成本的变量除以总产量的变量，二者的量度单位相同，都在纵轴，所以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这两条曲线可以画在一起。这是经济学入门的课程了。

如果我们接受奈特的“三部曲”，让边际产量先升而后降，那么边际成本曲线是先降而后升，而上升的那部分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先降而后升，是碗形（U-shape），而有关的平均成本曲线也跟着是碗形的。平均下降，边际一定在平均之下；平均上升，边际一定在平均之上。这样，在下面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会穿过平均成本曲线的碗底。“短期”的边际成本上升是因为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经济学课本把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上升的某部分向右横加，作为该产品的市场供应曲线。说是“某部分”，因为课本拿不准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要从哪一点开始算才是个别生产者的供应。这不重要，因为只是学生的技术习作，与解释行为扯不上关系。真实世界不会无缘无故地只让一种生产要素转变的。这可不是说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对生产成本没有重要的关系，而是书本把这定律误用了。

长期要碗形是大麻烦

传统的“长期”成本曲线——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的——不受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技术上，长期与短期的曲线关系是好玩意，但不重要，这里不花笔墨了。有趣的是一九三一年，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雅各布·维纳（J. Viner）发明长、短成本曲线时，请一个名叫Y. K. Wong 的中国学生画图表。该学生说教授想错了，技术上画不出来。教授坚持己见，学生于是照画，成了大错。这典故在经济学行内很有名。后来该名满天下的文章重印，老教授故意不改错，以注脚说明当年应该听那位中国学生的话。

内容上，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比短期的有更大的麻烦。问题是这样的。要有多个生产同样物品的人或机构在市场竞争，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一定是要碗形的。若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不断下降，产量愈高售价可以愈低，其他的竞争者不敢问津，垄断是必然的效果。如果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平的，生产者可以是一个或是数之不尽，无从决定。这是说，要有生产竞争，而又要决定竞争者之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必定要是碗形的。

这碗形是说，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平均成本先下降而后上升。怎么可能呢？一般的观察，我们知道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会导致平均成本下降。但怎样解释碗形呢？好些书本走奈特的路，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是因为生产要素有“团性”（lumpiness 或 indivisibility）。我在前文提及，以团性解释短期平均成本下降很牵强。以之解释长期平均成本下降不容易，解释其上升更困难。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当年在课堂上，为了应付我在这“上升”的难题上节节进逼而发明了如下的一个例子：一只小草蛉跳一次高二英尺，跳三次加起来是六英尺，但若草蛉三倍大，跳一次其高度可不及六英尺！

困难是这样的。大量生产如果可以减低平均成本，而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是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没有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那么不断地增加生产，平均成本充其量是平的，不会上升。这样，不会有多个竞争产出者。传统的挽救方法，说若产量不断上升，企业管理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总会出现问题，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个解释不可取，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既然长期是让所有要素增加，增加管理有何不可？

传统惹来的祸

我认为解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整个困难，是经济学者作茧自缚，坚持着一些假设，而在这些假设下，碗形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不能成立。他们或明或暗地用上四个假设。一、生产的方法或技术不变；二、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三、生产要素是以同效率的单位（efficiency unit）来量度（生产效率一半，算半个单位）；四、增加任何要素没有任何困难（交易费用是零）。

都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传统惹来的祸。这个以马歇尔为首的伟大传统有一个习惯，喜欢把不同的因素或变量分割开来，让某些变某些不变，用以分析每项转变带来的效果。作为理解一个分析的步骤，这习惯有其可取之处。问题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事，把变量分割开来理解可以，但再组合时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就要以解释能力为依归了。懂得分开来，但忘记了更重要的为解释而组合，是数树木而不看森林。

我们知道如果容许多个竞争者生产同样物品， 那所谓“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要呈碗形的。但在上文提及的四个假设下，该曲线会是平线一条。以什么“团性”、企业管理困难等来把曲线“碗”起来，不仅牵强，也不容易明白，更谈不上以事实验证了。书本上的含意，是上述的四个假设若取消任何一个，另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就会出现。这是对的。但我们要的只是一条，由生产者自己选择的那一条。

这里我必须带读者回到本书卷一的第五章所分析的需求定律。该定律是指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其实需求曲线可以有很多条，向右下还是向右上要看不同的变或不变因素的假设。但我们要的是一个有解释力的定律，其约束力愈强愈好。该曲线向右下倾斜还不够，我们要尽量减少不变的因素，只要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可变的因素永远是多胜少。但有些因素不能变：我们不能容许连天大雨对雨伞需求作为该定律的一个变量，因为这变量会明显地推翻该定律。连天大雨，就画另一条雨伞需求曲线吧。

成本曲线可没有这种规限。我们有的只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定律容易接受。问题是一个产出者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真实世界可以在市场需求的范围内不断下降，带来垄断。换言之，容许所有生产要素变动，一个产出者产量上升其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会带来“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然而，在真实世界中我们不容易找到这种垄断的实例。另一方面，竞争产出需要有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这后者的推出是传统的大麻烦。

第三节：阿尔钦的贡献

老师阿尔钦（A. A. Alchian）发表过几篇举世知名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Costs and Outputs（成本与产出，1959）——却少见经传。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该文不是发表在正规的学报，而是在一本向哈利（B. F. Haley）致敬而出版的不同作者的文章结集，发行量不多。其二是阿师的分析相当复杂，不容易一般化。其三，最重要的，是该文过于创新，与传统的生产成本分析格格不入。

这里我要把阿师的思维尽量简化，作点补充，然后修改传统。我的结论是，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可以保留，但在阐释上传统之见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阿尔钦的分析有三个基础：

基础一。生产成本没有长期与短期之分，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选择调整。不用传统的“一刹那”，有时间性，而时间对成本的决定十分重要。有时间，不分长期短期，但要看有关的时间程序（the relevant run）。这个基础我完全同意。

基础二。成本永远向前看，而向前看是一个生产计划（output program）。生产计划有三个层面。一、未生产前的准备时间；二、预期的总产量（volume of output）；三、预期的快慢生产率（rate of output）。

基础二我大致同意，但要作两点补充。其一是阿师考虑的生产计划是未投资产出之前的考虑。投资产出开始了，世事变幻无常，再向前看，成本的考虑往往要用上租值的理念。这个重要的变化我会在下一节分析。其二是生产计划，在时间上，往往是不知何日才终止的。你开一家餐馆，不是打算两三年就关闭。

基础三。有了预期的生产计划，所有成本都以利率折现的现值算。这点可取，但不容易处理。有了一个清楚地界定了的生产计划，确定了，现值成本不难算出来。但若开始生产后前景有变，加上有“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就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不容易以一个清楚的生产计划为凭。

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的第二及第三个基础，产品的平均成本只得一点，画不出一条曲线来。从解释生产行为的角度看，一点也已足够。然而，没有成本曲线，就没有供应曲线，对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变化就不容易较为全面地看。阿师的分析在行内不能一般地被接受，是创新的代价。我会以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的补充，加上自己的，用阿师的思维画出成本曲线，比传统的有理得多。

量增平均成本下降

在上述的三个基础上，阿尔钦提出九个生产成本的建议（propositions），太多太复杂了。可幸的是，其中七个建议不重要。重要的有两个，只谈这两个建议吧。

建议一。生产率（rate of output，每段时间的产量）不变，增加总产量（volume of output），平均成本必定下降。这建议容易接受，有四个原因。

一、阿师提出的，总产量愈大，可选用的成本较低的生产方法愈多。有不同方法的选择，生产的方法会因为总产量之变而变。方法成本下降，平均成本就下降了。

二、熟能生巧。这观点可能始于斯密的《国富论》（1776）。量大容许增加分工专业，也容许生产的人有较多的练习机会。我调查过香港与内地的件工生产运作，绝对同意熟能生巧这个观点。凡是订单量愈大的，分工专业（每个工人所做的不同部分）有分得比较多的倾向（其实这也算是改变了生产方法），而专于一种新产品的某部分，开始时不习惯，但几天后生产的速度会因为手熟而增加。

三、这是我补充的。总产量愈大，平均产量的交易费用愈低。例如，以每天算，长租的合约的交易费用不仅可以摊分开来而下降，而租金本身也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减少。聘请员工也类似：短暂性质的工作不容易聘得效率好的员工，就是聘得到其所须付的工资也会比较高。

四、这也是我补充的。以生产的订单算，生产有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而量大摊分，平均成本会下降。第七章会以出版行业示范。

以上四点，解释总产量上升（生产率不变）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是与传统的成本曲线分析截然不同的。传统假设生产方法不变（有变则要画另一曲线），漠视了熟能生巧，不管交易费用的存在，也不管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

赶急平均成本提升

建议二。总产量不变，生产率增加（加速生产，但总产量不变），平均成本必定上升。说“必定”显然有点问题，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率上升，在初段平均成本可能下降。这个小节阿尔钦后来是同意修改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总产量不变，增加生产率到了某一点平均成本是必定会上升的。

英谚云：Haste makes waste（赶急造成浪费）。阿师的观点是：赶急不会造成浪费，但会增加成本（Haste makes a higher cost）。这观点很好，很好。有钱万事通。工可以赶，可以赶得很快，但产品的平均成本会上升，甚至急升。这个生产率升（总产量不变）而平均成本升的建议，也有四个原因。

一、阿师的分析含意着的，是加速生产率，生产要素不容易一起调整，或不容易保持同一的比率，所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会发挥其效能，使边际与平均成本上升。我们日常生活可见，短暂的生产率急升，生产的企业或商店是不会调整所有生产要素的。例如在农历新年的前几天，理发店顾客急升，酒家客似云来，但这些店子只增加临时员工，其他的生产要素大致保持不变。

二、阿师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把他的增加总产量会容许选用成本较低的生产方法倒转过来：增加生产率赶工，可能会迫使生产者采用成本较高的方法。

三、又要再提我的交易费用了。阿尔钦认为若要赶工（提升生产率），聘请职工（或增加其他生产要素）时其价（或工资）会上升。没有错，但这是交易费用上升而引起的。市场有资讯费用，有议定合约的费用等。因为这些（交易）费用的存在，作了“错误”或成本较高的选择，在赶工的情况下是比不赶时远为容易发生的。

四、要赶工，上文所说的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可能要重复。这一点我也会在第七章示范。

以增加生产率（总产量不变）来解释产品平均成本上升（近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手忙脚乱”），与传统的长期成本上升的解释相去甚远。严格地说，传统是什么解释也没有的。

赫舒拉发的贡献

老师赫舒拉发同意阿师上述的两个建议，但把阿师的生产计划更改一下，画成了一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赫师认为一般的、大多数的企业生产，没有预期的终止日期。如果生产是无限期的，那么生产率上升，总产量会同步上升。总产量上升（生产率不变），平均成本会下降；生产率上升（总产量不变），平均成本会上升。以纵轴代表平均成本，横轴代表生产率，因为生产是无限期的，横轴的生产率上升时其含意着的总产量也一起上升。开始时加量的平均成本下降效应会比加率的平均成本上升效应强，所以平均成本下降。继续增加生产率（量也齐升），到了某一点加率的效应会比加量的效应强，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样，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横轴的生产率是有时间的（例如每天产多少），不是“一刹那”。

不分长、短期，不约束生产方法，不固定生产要素之价，不界定要素的效率单位，引进熟能生巧，面对交易费用，加进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让量与率齐升——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的。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穿过碗底，而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横加起来，就是市场的供应曲线了。要把市场需求曲线放进同一图表，其横轴要用同样的有时间内涵的需求率。

第四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

说过了，传统的生产分析着重于农业。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马歇尔开始重视工业。当时的一般看法，是增加生产时，农业的平均成本偏于上升，工业的偏于下降——economies of scale是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工业生产加上了“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马歇尔称之为supplementary costs）。跟着在这题材上耕耘的有克拉克（J. M. Clark, 1923）、科斯（R. H. Coase, 1938）等人。这些名家的分析既不完善，也不到家。是非常可惜的发展，因为今天再没有谁注意的上头成本，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概念。这里我要把这概念从头阐释，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字典把overhead costs译作“经常性支出”，不对，无以名之，直译为“上头成本”最恰当。传统上，上头成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有时与非“上头”的“直接成本”（direct costs或prime costs）起了混淆，二者的划分不清楚。

要理解上头成本的性质，我们不妨回到上一节的阿尔钦对生产成本的分析。很明显，阿师的分析是以工业为主，但完全没有上头成本。不可能有，因为阿师是以一个预期的生产计划来论成本。还没有下任何生产投资的注，预期的成本必定是“直接”的。直接成本是指那些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

上头成本是成本吗？

上头成本必定要在作了生产投资、开了档，才可以存在。这些成本是指开始经营后，有些费用不生产也要支付。例如你买了厂房（利息要算），或租了场地（不能退约，租金要付），购置了工具（有利息），或聘请了经理（有合约的约束，工资要发）。这些费用通常是不管有没有生意，有没有生产也要支付的。只要你继续经营，不生产也要支付的费用，是上头成本。下文我将会解释，这类费用不是传统说的成本。上头成本要从“租值”或“准租值”（quasi-rent）的角度看。

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通常有一片灰色地带。以一间酒家而论，租金、经理等费用是“上头”，食料、煤气等是“直接”，但侍应、厨师等工资，可以在某程度上以生意的多少来调整，属灰色地带。这是吹毛求疵的问题，不重要。

上头成本不能回头看

重要的是上述的上头成本不一定是成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管你投资生产用了多少钱，一旦下注，付出了的成为历史，而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购进了的资产，成本是资产转卖出去的所值，或将整盘生意出售所得的一部分。这样的成本可能比你下注的较高，或可能较低，甚或近于零。其二也类似，那就是在组合生产要素时，你可能签了好些合约，作了承诺，不能反悔。不能更改的支出，因为没有选择而变为不是成本。履行合约的后果可能赚大钱，也可能亏大本，但签了不能反悔的合约，其成本是把该合约转让之价。

向前看无从摊分

传统上，上头成本还有另一个定义。那是指一家生产企业若生产几种或多种产品时，某些成本（上头成本）不能在不同的产品上摊分。例如你租了场地，有六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租金是多少呢？没有经济原则把总租金除以六，也没有经济原则按各产品之价摊分。如果场地的租约是按每种产品之价的一个分成率为租金，那则作别论。然而，签了固定租金的合约，没有生产时租金也要付，摊分就更不可能了。

传统上，经济学者认为，不摊分上头成本不打紧，因为我们知道生产时的直接边际成本，就可以解释行为了。对某些行为来说，这观点是对的，但不能摊分上头成本，会带来另一问题。

传统之见困难重重

以不能摊分的成本来界定上头成本，有三个困难。其一是非上头的直接成本，在同一生产程序中可能出产两种或更多的产品。这样，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是不可能算出来的（边际成本可以）。不能摊分的成本不限于上头成本。

其二是若只生产一种产品，不用摊分，上头成本还会存在 —— 不生产还要支付的费用还会存在。这是说，向前看，不用摊分还要支付，但成本要从合约转让或租值的角度看。

最大的问题是第三点。任何商人作任何投资之前，必然考虑到产品出售之价可以盖过其“成本”。作了投资，开了档，除了那些不生产可以不付的直接费用外，已成历史的投资再不是成本，上头成本就只能从资产转让的角度来衡量。这些转让之价可高可低，而其升降若不影响企业继续经营，上头成本是一个租值。

问题是，若一家企业的所有产品都只算直接成本，那么历史投资就血本无归，企业本身的市值会下降至零。上头成本的租值也要加上直接成本来算出产品之价。然而，如果上头成本不能按不同的产品摊分，产品之价又怎可以算出来呢？

上头成本是由市场厘定的

经济学者把整个问题看错了！先有一个上头成本，有原则地将之摊分在不同的产品上当然不可能。但上头成本是一项租值或准租值，只要企业不关闭，生产或不生产都存在。我们于是要把整个问题倒转换来看：不是先有租值然后将之摊分，而是把每种产品所能赚取到的、高于直接成本的那部分加起来而成租值。企业的市值，是预期的川流租值以利率折为现值，减除那些在合约上不生产也要承担的负债现值。这就是企业的资产净值（equity）了。

上头成本是租值。不是先有上头成本而后摊分，而是倒转过来，从每种产品可以赚取到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加起来而求得的。作了投资，开了档，每种产品之价是指定了产量后，经营者可收尽收，但要受到市场竞争的局限约束，而这约束决定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你去订货、议价时工厂的老板对你说要把厂房的（历史）成本的一部分加进价内，是说谎话。他是可收则收，愈高愈好，多多益善，但他就是不敢明显地超越同行之价。

以上是说，上头成本是先让市场厘定每种产品之价，减除有关的直接成本，然后加起来的租值。换言之，上头成本是先由市场在不同产品上摊分然后组合的租值。因为意图参与竞争的人，要入局，也需要作类同的投资，市场是维护着已经入局的投资者的租值。换言之，上头成本是由市场厘定，由市场维护，由市场摊分。

有好几个变化，使每张订单的租值厘定方法不同。下一章我会以出版行业作实际示范，这里只大略罗列一些供读者参考。

未下注与下注后的看法

（一）未投资生产前没有上头成本，所有成本都是直接的。厂房、场地、工具、经理之类的初步大投资，若只有一种产品，摊分于预期的产量，会有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的效果。投资与否的决策，是按预期产量的平均成本与预期的市价相比。要是有几种产品，不同产品的市价可作为未生产前摊分投资的指引。

投资生产后，投资成了历史，非成本也。上头成本会出现，但那是前文所说的不同产品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加起来的租值。这上头租值是在竞争下按订单算的，以产量而定，不一定有产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的效果。如果投资生产前的预期与事后的一致，指定了量，算进租值其平均成本会前后相同，但事前与事后的平均成本曲线是不同的，因为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而上头成本的租值由市场竞争厘定。

成本曲线天天不同

（二）投资下注前的预期平均成本曲线往往会以量增而下降，因为要算进庞大的入局投资。开始经营后的成本曲线只能以直接成本算，很容易是碗形的。把每个产量的租值加上去，较高的总平均成本曲线的形状与开始经营后的直接成本的相似。成本曲线没有长期与短期之分，但下注入局前与开始经营后的不同。开始经营后向前看，每天的成本曲线都可以变。

从出版行业的经验看（见第七章），传统的看法是直接的平均成本曲线不断地下降。但出版行业，无论是印刷或是出版，都有多个竞争者。这竞争现象与平均成本以量增而不断下降的逻辑有冲突。我在第七章的解释，是出版行业有四个层面，从有关的需求与供应的层面看，不断下降的平均成本曲线在出版行业不存在！

（三）如果一个生产行业的需求稳定，而大家投资生产的预期准确无误，物尽其用，那么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历史成本会与租值的折现相若。下了注后，覆水难收的历史投资，其回报是靠上头成本的租值收入。这租值的或高或低，除了需求变动与直接成本变动的因素外，主要是其他还未参与的可能竞争者的入局投资成本。换言之，租值会受到还未入局的投资成本的保护，也是受到市场的维护了。

合约局限与价格波动

（四）如果生产有季节性的波动，时而生产用尽所能（满负荷，full capacity），时而生产力闲置，那么产品的价格的厘定，大致上有两种。其一是生产企业与顾客有长期合约的安排，或是常客（熟客）与企业有不言而喻的长期关系。这样，产品价格好些时不会因季节的波动而波动。生产企业有闲置时多赚一点钱，满负荷时少赚一点。这是因为价格的波动对买卖双方的经营计划都有不良影响。一个不是常客的光顾，产品的价格就会按季节的波动而波动了。

（五）如果在同一行业之内，某些企业满负荷，而另一些有闲置，那么一位顾客因为讯息不足而跑到满负荷的企业订货议价，或一家企业不能应付过大的订单，又或要赶工，其价会是有闲置之价多加一点交易费用。这是因为“接单”的满负荷企业会把自己不能应付的订货发出去给有闲置的同行生产。这个“发出去”的现象是普遍的习惯，但经济学者是忽略了的。

企业无界说

这第五点有三个重要的含意。其一是企业的大小无从界定。自己的设备小，把接到的订货发出去，可变为大。其二，为了利便行内发来发去，同行者喜欢集中在一起（当然，集中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今天珠江三角洲一带，首饰工业集中在番禺，而塑胶工业则集中在东莞。一位工厂老板对我说：“从生产的角度看，我的工厂是他人的，他人的工厂都是我的。”人尽可夫也。其三，上头成本的租值厘定，不应该从单一家企业看。闲置的生产力，不管是哪家的，对整个行业都有影响。

总结复杂的一节

在上头成本的问题上，我与前辈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传统的分析加不起来。另一方面，前辈所用的上头成本概念，与他们知道的成本概念有矛盾。历史成本或没有选择的费用，不是成本。因此，上头成本要从租值的角度看。租值的厘定不是从上而下，而是从下而上。不同产品或不同机构的租值摊分是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处理的。

企业开始经营后，直接成本是指那些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如果产品的价格厘定是以直接成本为凭，历史投资会血本无归。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作了投资，历史归历史，前途归前途，生产企业会不顾历史。只争取最高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有竞争的约束，但所有同行的竞争者都这样做，互相约束，也互相维护，因为还没有进入的潜在竞争者的直接成本一定较高。产品的市价于是厘定了。厘定了的市价，界定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这些盈余加起来就是上头成本，但因为这些盈余上上落落，企业还存在，我们要把总盈余作为租值看。租值的摊分不是先有租值而后摊分，而是以产品的市价决定产品在直接成本之上的盈余后，加起来而成租值。这就是上头成本了。与历史成本不同，租值是成本。上头成本这个概念是重要的，但不能回头看，要从租值的角度看。因为要入局的竞争者需要付出可观的直接成本，入了局的上头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厘定，由市场维护，由市场摊分。漠视了上头成本这个租值概念，竞争的行为与产品价格的厘定就难以解释了。

参考文献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 W. Parker, 1848.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P. H. Wicksteed, An Essa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ws of Distribution. Macmillan, 1894.

J. Viner,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2.

A. A. Alchian, “Costs and Outputs,” Abramovitz et al.,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第七章：从出版与专业看成本

要注意的是一条平均或边际成本曲线（或经济学上的任何曲线，或任何数学方程式），其阐释要讲内容，要讲含意。曲线的本身只是曲线一条，对解释行为用途不大。要解释行为，我们要加上内容，愈充实愈好。同样的一条曲线，在不同的阐释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所以我强调：理论要简单，但要有复杂的层面；要浅，但要有深入的含意。这样，一条曲线运用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还要处理两个关于生产成本的话题。其一是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对竞争的存在重要。虽然我们在第六章处理过，但还有问题。传统最常用的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的例子，是出版及印刷行业，但这些行业明显地有激烈竞争的存在。本章提供出版与印刷的制作成本，是详尽的真实资料，产量增加平均成本无疑不断下降，但我们推出的平均成本曲线却是碗形的。

其二是探讨专业产出导致成本下降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传统的主要解释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定律无疑重要，但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人天生一样，比较优势的成本一律相同，专业产出的行为不会大幅下降。

第一节：出版行业的实例

原则上，农业与工商业的生产成本分析没有什么不同。经济学者分析上头成本时，不谈农业，但农业也有上头成本。经济学者分析平均成本下降时，也不谈农业，但农业也可以平均成本下降。说过了，理论要以简单为上，但简单的理论，其可用性要经过复杂的蹂躏。农业的生产成本分析比工商业的简单得多，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同，而是在农业上有好些细节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工商业把这些细节放大，不能不理，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有了简单的基础，把之复杂化，然后再回复简单，那么简单的理论就有复杂的层面，有深度，用以解释世事就得心应手了。

世界上的生产行业多如天上星，但无论怎样不同，生产成本必定有一般的规律。我们不可能调查研究所有的行业，才推出有一般性的规律来。选几个行业来一般化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比较可取的办法，是选一个有全面性的、不同成本有清楚划分的行业，然后将之一般化。前思后想，加上要探讨平均成本下降与竞争的共存，我选的是书籍出版这个行业。这行业有四个层面：出版商、印刷商、发行商、零售商——后者书店是也。

我选的产品例子是一本一百九十二页的书，平装，封面四色，纸质良好，设计可人。不是精品，但制作比较认真。这本中文书有九万字，在香港二〇〇一年的零售价四十五元。作者有点号召力，在香港这个小市场估计可卖二千本。要记着，下面的数字是按二〇〇一年的印刷科技看。

出版商的成本

先从出版商说起吧。开始营业后，上头成本的生产要素有场地、货仓、电脑、经理、存货管理员等。第六章第四节说过，上头成本是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租值。出版商这本书的直接成本如下（二〇〇一年港元算）：编辑与修改文字$7,000，打字$2,700，校对$4,000，排版$2,000，设计$3,000，出片$2,000。以上合共港币$20,700。

数量二千本，印制费用是每本 $6.57，总印制费用（连运费）是 $13,149。二千本的零售总收入是 $90,000，六折交给发行商，得 $54,000。作者版税百分之十（$9,000），剩 $45,000。减印制费用（$13,149），再减出版商的直接成本（$20,700），最后余下的是 $11,151。这后者就是该书对上头成本的租值贡献了。

朋友，你要在香港搞出版吗？不容易生存啊！何况上述是假设二千本全部卖出。

印刷商的成本

如下是印刷商提供的真实数字，相当精彩：

                    三十三开内文一九二页平装书成本  
                        （港币，2001年7月）

书本数量    500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6,000   8,000
封面纸　    $292    $454    $616    $778    $1,102  $1,426  $2,138  $2,850
封面印刷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624
封面过胶    $296    $461    $625    $790    $1,119  $1,448  $2,171  $2,895
内文纸　    $1,575  $2,700  $3,825  $4,950  $7,200  $9,450  $14,175 $18,900
内文印刷    $3,000  $3,096  $3,336  $3,576  $4,056  $4,536  $5,544  $6,552
装订　　    $1,200  $1,200  $1,200  $1,280  $1,920  $2,560  $3,840  $5,120
包装　　    $31     $63     $94     $125    $188    $250    $375    $500
运输　　    $150    $150    $188    $250    $375    $500    $750    $1,000
总成本　    $7,944  $9,524  $11,284 $13,149 $17,360 $21,570 $30,393 $39,441
平均成本    $15.89  $9.52   $7.52   $6.57   $5.79   $5.39   $5.07   $4.93

众所周知，印制书籍的平均成本是书量愈大愈低的。上列的数字可见，五百本是平均每本$15.89，一千本是每本$9.52，八千本是每本$4.93，到七万本才跌到平线，每本$4.52（这最后数字没有列出来）。

有行规，不算直接成本

上列数字的印制“成本”，其实是出版商的付价。价与成本相同。这不仅是因为在竞争下价格等于成本，而与第六章的分析有关的，是上述的数字反映着的主要是上头成本带来的租值。提供以上数字的印刷商是不算直接成本的，因为有灰色地带，不容易算。重要的是在印刷行内上述的每项数字都有行规，有行内的市价。一家印刷商可在某些情况下这里加一点，或那里减一点，可收则收，但求在竞争中适者生存。还有的是，上述的项目，每项行内之价分明，是利便行家发来发去给他家制造。不仅是一本书的总量或分量可以发出去，书的每项制作分发出去也是有的。有了行内成本价格的指引，赶工时就用不着花时间讨价还价了。

行内的合作与竞争是没有矛盾的。我反对博弈理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门学问的癖君子不明白市场，不明白市场的竞争与局限条件，喜欢假设竞争者勾心斗角，要把对手杀下马来。他们可能忽略了杀对手不死自己会中计，而同行的对手那么多，杀之不尽，找些相熟的互相分发合作才是生意之道。

上述的金钱数字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意。这些数字包括上头成本的租值，但显然不是先有一个固定租值银码然后按量摊分。封面印刷那一项与装订那一项，开头的几个数量都有一个同样的最低收费。这显示着不是用一个固定租值摊分的。上头成本的租值是以每量的盈余算，不会有使平均成本下降的效果。但究竟该租值是否每量的比例相同，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试产费用与准备费用

书量增加而平均成本下降这个现象，不难明白。纸张的平均成本下降，主要是因为损耗（又称“补纸”）。这是试产的费用了。四色（封面）印制，五百本的纸张损耗率达百分之四十，数万本大约是百分之五。单色（内文）印制，五百本的纸张损耗达百分之三十，数万本大约百分之四。

印刷本身的平均成本下降，主要是直接的准备费用：要洗机，要制铅版。四色的封面要制四件铅版，也要校版，所以一千四百元这个最低费用要到书量六千之后才上升。装订的平均成本下降，主要是要校机。这也是直接的成本了。

以印刷行业与第六章第三节谈及的量大而平均成本下降的理由对证，印制书籍的平均成本下降可不是因为方法有变，或熟能生巧，或有交易费用，而是因为有直接的准备成本及纸张损耗的试产成本。这些都可以明确地以量摊分。

赶工使平均成本上升

阿尔钦所说的同样之量，赶工的平均成本会上升是对的。但理由与第六章第三节说的只有两点相同。同在一家印刷厂赶工可以不谈，因为通常不这样做。通常处理急速赶工的办法（如政府要赶印大量公告，或一家上市企业要在一两天内赶印公司业绩），是分发出去给其他行家。这样，准备费用与试产费用就要重复了。另一方面，交易费用与运输费用也会增加。

从上述的数字可见，印制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4.93，时间大约是两个星期。要赶工，分发出去，四家印刷厂一起做，每家二千的平均成本是$6.57。分两家的平均成本是$5.39。不是分两家就一定快一倍，分四家就减少四分之三的时间，但分量合产是可以减少时间的。

直接成本与平均成本下降

我们不妨在印制的平均成本上加上出版商的$20,700直接成本。是明确的直接成本，印制一本是这个成本，十万本也一样，所以这成本可以量摊分。把这摊分加在印制的平均成本之上，我们得到如下的数字。

                        出版商的直接成本

书本数量    500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6,000   8,000  
平均成本    $57.29  $30.22  $21.32  $16.92  $12.60  $10.57  $8.52   $7.52

平均成本下降得更急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大受市场欢迎的作家，像金庸或琼瑶，是那样富有；解释了为什么作者的版税率通常是累进的；也解释了在书籍市场不够大的地方，人民少看书。这也可以让我们推断，只要中国大事开言论，炎黄子孙的知识会增长得非常快。

第二节：出版行业的成本曲线：碗形的阐释

解释市场的供应行为不一定需要有供应曲线。传统上，分析一个垄断者（monopolist）的供应就不用供应曲线了（不是没有供应，而是曲线画不出来）。成本曲线比较重要，但从阿尔钦的分析可见，这曲线不一定存在。在有多个生产者竞争的市场中，成本曲线的存在是画出市场供应曲线的先决条件，因为后者是竞争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横加而成的。没有长期与短期之分，我们选用的是与真实市场有关的成本曲线。

老问题又来了。要有多个生产者的共存而竞争，在市场的需求范围内，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不可以不断地下降。平均成本若不断下降，市场只可以容许一个生产者存在。我们在上一节分析过了，书籍印刷商的印制与出版商的编辑出版，若不赶急，平均成本是书量愈大而愈低的。然而，观察所得，出版行业有多个印刷商与出版商，单一存在之说不能成立。

经济学者把问题搞错了。对一个行业的分析，他们的惯例是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一边，另一边是生产者的成本曲线——有多个生产者就把他们的边际成本曲线横加起来而成为市场的供应曲线。假若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垄断就是必然的结果。

一本书的成本曲线有四条

结构上，出版行业与其他生产实物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以出版为例，需求书籍的消费者面对的成本曲线，不是印刷商的，不是出版商的，也不是发行商的，而是零售书店的。出版行业有四层成本：印刷、出版、发行、零售；四套不同的成本曲线。

第一层是印刷商的成本，若不赶急，如上述，印制的平均成本是书量愈大而愈低的。这样，一本书的印制会由一家印刷商从事。这方面可看为“垄断”。但出版商通常会向几家印刷商议价，而就是不多方议价，承接印制的也不敢乱开价，因为知道有竞争者的存在。见到的垄断是有形无实的。为什么一家公司印刷商不能垄断整个行业呢？

印刷与出版皆以“书号”为量

平均成本下降，一家印制，不代表真实的垄断。然而，从出版商的需求与印刷商的供应关系看，平均成本是否真的下降呢？答案是：只看一本书（一个书名，内地称一个书号），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是对的。但印刷商面对的印制成本曲线，不应该以一个书号（一个书名）之内的本数为量。印刷商的成本曲线，应该以“书号”为量的单位。一个书号，印二千本，其量是一。虽然印刷商说明每本之价，但他是以一个书号的总成本，除之以一个指定的书本量。一家印刷商印制很多书号，以书号作量度单位，其平均成本是很容易会上升的。那是说，以书号为量，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容易成立。这样，一家公司印刷商不能垄断整个行业。这是说，在好些情况下，平均成本要以“工程”算。一个书号是一项工程；另一书，或同样的书重印，是另一项工程。

边际成本的争议

这就带出一个名重一时的话题：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边际成本的争议。依照传统的看法，要合乎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价格要与边际成本相等。价格代表着最高的边际用值，而边际成本则是增加少许生产的最高代价。边际上用值等于边际成本，产量恰到好处，不能再增加或减少产量来使大家得益。若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用值，减产有利；若边际成本低于边际用值，增产有利。

然而，在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边际成本必定低于平均成本。这样，若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价格会低于平均成本，生产者一定亏本。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会导致“垄断”，而若价格等于或高出平均成本，也就高于边际成本，违反了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有效率情况。这是支持政府管制公共行业（public utilities）的主要理论。

可是，我们在上文提及，因为一本书的印制数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下降，一个书号通常只由一家印刷商“垄断”印制，但这垄断有形无实：印刷商是要在市场竞投的。我们还要作另一个重要的修改。那是上文提到的，以印刷商而言，一个书号之内的印制数量不是有关的平均成本量度。有关的量度要以书号计。出版商不能以二千本议价，然后以其平均价订制五百本。印刷商所开之价，虽然有每本的平均价在其内，但永远是以一个固定了的总印制量为依归。出版商选了一个书号的总书本量，同意了总量之价，是大家同意以书号为量，以书号为价。一家印刷商会为多个书号而生产，而同一书号重印时，是量的另一个单位了。

无效率的谬误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同一书号印制一次，书本量愈大其平均成本愈低，所以从每本看，其平均价是高于边际成本的。上文指出，这不是适当的量度。我们问，要是用这量度而又从传统的角度看，价高于边际成本，无效率（inefficient）之说可以成立吗？答案是不可以的。任何出版商会告诉你，一个书号的书本量太多，免费送给他也不要。我们不妨回头看本书卷一第五章第七节《何谓量？》中关于维生素丸的例子。买一瓶多种维生素丸，除非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一个消费者会认为某些维生素太多，某些太少。消费者的有关衡量，是一整瓶之价与一整瓶给他的边际用值。这好比买一个苹果，你可能认为太甜，糖分太多，糖的边际价格是零你也不想多要，但衡量整个苹果，你明知是太甜也买了下来，何无效率（浪费）之有？

第二个出版行业的成本层面，是出版商的成本。这里，出版商的成本曲线，也要用书号算。理由跟印刷商类同。出版商要出版多个书号。从上文提供的成本数字看，一个出版商的考患是一个书号印制一次的成本与这次书量的预期收益。以书号算，碗形的成本曲线也容易成立。

以本数算量的情况

第三个层面，是发行商以本数为量，其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的。理由是发行商跟出版商取货是以本数算，时多时少，变化频频。发行商生意骤增时车辆不够，人手不足，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发挥其效果，使平均成本上升。存货的成本也受到这定律的约束。既然有本数可多可少的选择，发行商的碗形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每一点是他们可以处理的最低成本。

最后一个层面，是书店的成本曲线，也是以本数为量。这个层面，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效果最明显。一家书店的可用面积不容易随意增加。书量多了，互相挤逼，每本书能卖出去的机会下降，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卖出，其平均成本就上升了。

成本曲线要有真实内容

让我作一个简略的总结吧。一个行业的成本曲线可以有多条，但我们选用的只是那些与真实世界的行为有关的。有关的不多，但要以每个不同的层面划分。需求的组合不同或生产的层面不同，我们要用不同的平均与边际成本曲线来处理。量的单位重要，不可以乱选。以书号为量是因为印制之价是以一个指定的书本量而定的。其后拆散出售，量就要转为以本数为单位了。

要注意的是一条平均或边际成本曲线（或经济学上的任何曲线，或任何数学方程式），其阐释要讲内容，要讲含意。曲线的本身只是曲线一条，对解释行为用途不大。要解释行为，我们要加上内容，愈充实愈好。同样的一条曲线， 在不同的阐释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所以我强调：理论要简单，但要有复杂的层面；要浅，但要有深入的含意。这样，一条曲线运用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第三节：专业生产成本大跌

马尔萨斯（T.R. Malthus, 1766-1834）一七九八年提出有名的“人口论”，很悲观。他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geometric progression）上升，而物品供应只能以算术级数（arithmetic progression）上升，僧多粥少无可避免，最后的人口均衡点，是仅足以糊口的物质享受，以饥饿淘汰不适者。

人口大升生活大进

历史证明马尔萨斯是错了的，大错特错。今天的世界人口，比马氏时代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生活水平却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平均寿命，比二百年前的人大约多活三十年。今天的中上人家，除了大屋与醇酒美人，比三百年前的皇帝还要生活得好。

据说中国在明代初期，人口大约六千万，今天上升了二十多倍。虽然二百年来炎黄子孙多灾多难，但只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今天的一般生活水平比明代初期高得多。是的，虽然今天中国还有很多老百姓贫病交迫，但生活享受还是改进了，平均寿命增长可能不止三十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口大升而物质享受也大升？科技进步当然有关，但正确的阐释是市场容许专业生产，使成本大跌，然后大家交易而互利。

在卷一第七章我说过：

以交易而交征利，与没有交易相比，前者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易。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易，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易的利益少很多，近于微不足道。

圆珠笔的例子

在课堂上我喜欢举圆珠笔的例子。笔的尖端用圆珠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发明。这发明很有名，因为当时非法抄袭制造的人无数，持有发明专利的以法律起诉频频，但抄袭的见有巨利可图，乐意赔偿给专利者。

今天的圆珠笔，比六十多年前的质量高得多了，圆珠再不漏油，其制作牵涉到塑胶的发明、金属的混合、石油工业的油墨，也要论设计等。要是这些发明完全不存在，一百个天才，让他们穷毕生之力，圆珠笔可以制造出来吗？我认为成功机会甚小。今天一支称意的廉价圆珠笔卖多少钱？港币一元多，其中大约八成是市场的交易费用！

一个香港的平凡大学生，替中学生补习，需要用多少时间才可赚取一支圆珠笔呢？答案是：三十秒！一个平凡的大学生工作三十秒时间，可以买得一支一百个天才穷毕生之力也不容易造出来的圆珠笔。交易之利，何其巨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呢？经济学的传统答案，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定律弗里德曼认为是最重要的，我在本卷第五章的第二节分析比较成本时说过了。比较成本的理念，无疑可以解释专业生产的行为，但我认为不是弗老说的那样重要，因为专业生产还有其他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天生一样，每个人的比较成本相同，专业生产还会发生。除比较成本外，专业生产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可能更重要。

比较成本之外的重要因素

（一）分工合作。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是指不同的工人每个专于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然后合并起来。是斯密一七七六年提出的。斯前辈显然认为分工合作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经典巨著《国富论》一起笔就谈这件事。

斯密以制针为例。他调查过一家小型的制针厂，生产只用十个工人，每人造针的一部分而合并。斯前辈说，要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独自造针，每天造出一根针也不容易，二十根绝不可能。但他调查的小型制针厂，十个工人每天可造出十二磅针。那是四万八千根以上，等于每人每天生产四千八百根！这是分工合作的奇迹。我们在前文说过，产量愈大，可以选择的不同生产方法愈多，而分工专业有很多不同的生产方法可以选择。

（二）熟能生巧。前文说过，熟能生巧也是要产量够大才可以促成的。这与分工合作有关联，但理由不一样。我调查过一家玩具厂，差不多全部制作用件工。制造塑胶洋娃娃，我特别欣赏一个以油墨替娃娃涂上眼睛的工人。只涂眼睛，其他的娃娃事项不干。这工人涂上眼睛后随手把娃娃抛进竹筐子内。试想，油墨未干，娃娃抛进筐子，一不小心油墨就会弄污筐中的其他娃娃。我见到的那位工人从不出错，快如闪电，似乎连看也不用看就抛得层次井然。此乃熟能生巧也。

（三）知识累积。这是最重要的，但奇怪地少人提及。有价值的知识或发明，不仅可以改进，而且有比万里长城更顽固的存在性。人类五千年前的好些发明，我们今天还在用。是的，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资产，一旦想了出来，驱之不去。知识资产既可改进，也可增加，积少成多，可以永无止境地累积，以至多得难以想象。

大家都知道，科技的进步既可带来新产品，也可大幅地使生产成本下降，而自二十世纪中期起，科技的进度简直如天方夜谭。我要指出的重点，是知识累积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先决条件，而这累积是非专业处理不行的。累积了的知识的改进，也要由专业处理。

想想吧，天下间的知识那样多，那样广，那样复杂，一个人所能学得或记得的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改进也不容易。知识的累积若由很多的人专业处理，会变得庞大之极，而持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合作研究，相辅相成，改进就容易得多了。今天，先进之邦的私营研究实验室，都是这样安排的。

市场对专业的贡献

市场是协助专业生产的一种安排。不是唯一可行的安排，而是其中一种。历史的经验说，以市场处理专业生产，同样产出水平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其他安排的低很多。由政府分派工作，指导专业生产，不是不可以，但因为缺少了市价的指引，在比例上其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高多了。不是说市场的交易费用低：大约的估计，市场的交易费用占物价的一半以上。但专业生产而交易所得的利益，动不动以千、万倍计，减除了庞大的交易费用，余下来的交易利益也惊人。

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向时，我指出一个社会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但市场的安排是需要有权利界定的。这是科斯定律的主旨，是卷四的话题了。

专业生产不可能自给自足，要以自己的产品换取他人的。市场是一种安排，我们说过了。一市如是，一省如是，一国如是，多国也如是。那些主张生产多元化或支持保护主义的，是自废武功，但可以维护特权利益。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供应，能比让供应者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香港没有农业可言，但香港人没有担心过有钱买不到饭吃。就算是一国被外地制裁，某些物品受到禁运，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有钱赚的走私被杜绝了的。走私的存在，是因为走私的费用低于专业生产的利益。

结语

古典经济学派处理生产活动，主要是集中在远比工业简单的农业，虽然斯密的《国富论》起笔分析的是一家制针工厂。把农业简化，生产要素分劳力与土地，是有悠久的日子了。新古典的处理，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重要的改进，但转到工业那边以资本替代土地不是贡献，而以数学引进生产函数，在内容上也没有增加了什么。

经济学者对工业的生产运作少作实地考察是严重的缺失。本章提到的出版行业算不上是复杂的工业，但我只略作考察就显示着传统之见错误百出。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漠视是难辞其咎的。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重要，但多到真实世界观察，我们会发现工业的生产运作还有不少环绕着该定律的规律，甚至好些时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这些变化一律有趣，考察不易，因为牵涉到合约结构的转变。我会在卷三第六章再作补充。

参考文献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A. A. Alchian, “Costs and Outputs,” Abramovitz et al.,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第八章：制度的费用

市场交易无疑给社会很大的利益，但这利益不足以解释市场的存在！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更大的利益可以不通过市场而获取……市场的出现是证实着社会有交易或制度费用。不会因为要增加这些费用，而是某些费用市场可以协助节省。然而，无论是产权界定的费用，信息传达的费用，市价厘定的费用，量度的费用，合约的费用——还有其他的——皆因市场的存在而存在，那么市场可以协助节省的费用是些什么呢？脑子闭塞，这问题我想了近二十年。

让我先简略地再说一次经济解释的理论架构。

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或公理。这争取要受到局限（constraint）的约束。约束有多种，可以分类，而类与类之间的划分不容易明确，“过界”的混淆往往存在。这些混淆不难处理，也可以容许。要避免的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混淆而重复了局限的引进。

第一节：局限转变与行为解释

解释行为，或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现象，基本的经济学法门只有一个。那是从局限转变推断行为转变，而二者的联系要用简单的理论。这里的重点是“转变”。局限不变行为不会变，而不变的行为是无从推断或解释的。推断一个人走东或走西，吃饭或睡觉，都是转变，而推断得准等于解释得出。这里要注意，凡是局限或行为的转变皆属“边际”性的，而此“际”也，可大可小。数学微积分说是处理小的。其实从宇宙的变化看，小的可以看为大，大的可以看为小。懂得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问题，技术就过了最重要的一关。数学功夫与分析技术是两回事，不要弄错。分析技术重要，因为是逻辑推理的本领。这本领不足，数学或可协助，虽然方程式满纸但内容空空如也的经济学文章可真不少。

以局限转变来解释行为或现象，这转变需要可以观察到，可以量度。简化容许，但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有关局限大致吻合。无从观察的局限转变或现象是实证科学之外的话题，涉及的理论只是描述一些听来可信的故事，但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是对是错只有天晓得。以博弈、勒索、机会主义等看不到的行为或意图推理可以逻辑井然，是说故事，不是从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解释行为，算不上是实证科学。不可能是。

局限的两种分类

所有约束人类行为的因素是局限。局限有多种，有两个方法分类，都对。其一是把价格或代价看为一类，而价格或代价的转变一定是相对性的（见《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六节）。这里，推断行为的理论是需求定律。所有其他局限及其转变——例如收入、资源、产权等——属第二类。这第二类的局限转变通常以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公理来处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衡量，这公理因为约束力不足而用场不大。好比经济学课本的等优曲线分析有一条收入扩张曲线（income expansion path），说一个人的收入增加，这个人选取的物品会增加，但哪些会选增加多一点哪些少一点，甚至某些物品的选择会下降了，都是容许的。肯定的约束不多，解释行为就不容易有可以被行为推翻的验证含意。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价格或代价之外的其他局限转变，在审查下，或多或少会导致价格或代价的相对性转变。这也是说，价格或代价之外的局限变动不一定带来相对性的变动，但细心审查通常有。只要能推出这后者的转变，需求定律又再用得着了。这是说，不管是哪种局限转变，我们要设法找寻价格或代价的变动，然后把需求定律放在面前。

我说“价格或代价”，因为前者通常是指市场之价。数之不尽的行为是没有通过市场的。友情、声誉等非金钱物品一般没有市场，鲁滨逊的一个人世界没有市场，人民公社时代的中国也少论市场。没有市场，需求定律依然可用，但要以代价替代市价或价格。基本上，处理任何局限转变的原则是：设法把这转变翻为代价的转变，然后拿出需求定律。有市场，看市价的变动，需求定律的应用就更为方便了。

第二个把局限分类的方法，我也喜欢用，是有社会与没有社会之分。这是说，有些局限没有社会也存在，而另一些没有社会是不会存在的。社会是指多过一个人的世界。曾经说过，只因为鲁滨逊的世界多了一个人，经济分析的困难上升不止百倍。竞争是局限，产权是局限，市价是局限，政治是局限，合约是局限，风俗、宗教等也是局限，而这些局限在一人世界是不存在的。需求定律在一人世界中，因为可从代价看需求，无疑重要；社会有市场，论市价，需求定律老生常谈。然而，在社会中，市价之外的其他局限复杂，变幻频频。经济学有系统地发展了二百多年，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还是环绕着需求定律。个人的经验，是只这定律足够。问题是应用这定律的人懂不懂得处理局限的变化，能否把这变化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

互动衍生处理困难

因为社会的存在而衍生的局限中，最难处理的是交易费用。广义上，这些应该称为制度费用的局限，不是中间人收取的佣金那么简单。读到本章第三节同学可能感到天旋地转了。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衍生出来，自私的利益极大化行为可以导致这些费用的减少或增加。画不出函数曲线。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以博弈理论的方法处理，是在说故事，是对是错无从验证。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容易处理，但不是无法处理。一九八一年我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是基于我指明当时观察到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会是稳定的。远为细小的基于交易费用转变的推断我作过多次，都准确，但像任何实证科学的推断一样，要基于指定的局限转变会继续稳定。所有实证科学对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大致上经济学称局限条件）都有这个“稳定”的要求。

没有疑问，以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转变来解释或推断世事，对真实世界要知得多，而在有关的要点上要知得深入。这是实证科学要在实验室多操作的要求。一九九八年我以英文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其中一句话受到行内的朋友普遍认同。我写道：“交易费用不是一个需要争取终生雇用合约的年轻助理教授应该尝试研究的。”在该文我提到把交易费用引进传统的经济分析有两项困难：

（一）交易费用的引进不能像分析运输费用或中间人收取佣金那么简单，不能把几何图表的一些曲线移来移去，或在方程式中加进一些函数。换言之，传统引进运输费用或抽税、付佣金之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为生产成本的增加或减少，但交易费用的处理却没有这样的方便。倒转过来，我们不能仿效瓦尔拉斯的传统，认为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与假设运输或佣金费用是零是相若的。是的，交易费用不是运输费用，前者的转变一般会导致合约或制度结构的转变，而市场或社会可以利用合约或制度的转变来减低交易费用。

（二）引进交易费用第二方面的困难，是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内猜测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会是怎样的。牵涉到交易费用的经济学一定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们要到真实世界考察才能知道某些交易费用转变的大概。举些例子吧。我曾经只花三个月的时间在农村实地考察蜜蜂租赁合约及其局限，就写出一篇不少学报要发表的文章。但在房屋租用合约这项目上我花了四年，石油工业的换油合约我花了六年，而在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上，我花了五年时间作研究也近于一无所获。

是的，为了处理上述的两项困难，我花了数十年时间把传统的经济理论大手简化，尽量让出空位，好让我能较为容易地把交易费用放进分析中。放进交易费用有时要这样放，有时要那样放，而有时略转一下角度可以看到新奇的一面。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成本概念不可或缺，竞争含意也不可或缺。我喜欢先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引进交易费用看问题，有了大概的理解才考虑其他细节。

第二节：从交易费用到制度费用

虽然十八世纪的休谟与斯密意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以这些费用作为主题分析迟至一九三七年始见于科斯发表的《公司的本质》。该文说，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有费用，尤其是厘定市价有费用，公司出现替代市场。是有名的文章，但三十年过去注意的人不多。一九六〇年科斯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转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这一词，此词一九五〇年雅各布·马尔沙克（J. Marschak，1898-1977）曾经用上。

六十年代，戴维德、阿尔钦等人认为科斯的公司论调是套套逻辑，反映着新古典学派的不足处。这学派要不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就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高不可攀，而最大的失误是完全漠视交易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马歇尔发明的长期、短期的处理方法是避开了面对交易费用的现实。

戴维德与阿尔钦认为科斯的“公司论”属套套逻辑不是乱来的。市场与公司的运作形式不同，指着交易费用的或有或无、或多或少作解释理所当然，但说了等于没说，属套套逻辑。事实上，在我构思博士论文的六十年代中期，同学之间喜欢把不明白的现象推到交易费用那边去。这当然也是套套逻辑的玩意，因为要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验证了，没有被推翻，才算是解释。我当时重视科斯的“公司”只因为一点——他问得好：市场靠市价这看不见的手指导生产；公司靠经理这看得见的手指导，那是为什么？

佃农合约的启发

我要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肯定理论与事实皆说佃农分成、雇用劳力、固定租金这三种合约安排有相同的生产效果，因而不能不问为什么市场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在引进交易费用与风险来解释合约选择时，我突然意识到科斯的公司文章也是关于合约的选择，虽然他没有那样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认识科斯，对他说他的公司文章其实是说合约的选择。他想了几天说同意。一九六九年我的合约选择文章发表时，直说跟科斯的公司文章属同曲。

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然力陈来自科斯的影响，但分离颇大。有四点重要的不同。一、不是公司替代市场，而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市场一也。二、在生产运作上公司的大小无从界定。三、经过详尽地调查香港的件工合约，我的公司文章示范着真实世界的监管费用。四、提出“委托价”这个新理念，解释了议价与监管的困难。

交易费用的扩张

这就带到一个重要问题。监管费用是交易费用吗？明显地，监管可以没有交易，而交易不一定牵涉到监管。更难处理是监管与交易可以同时执行，二者雇用同一员工。我喜欢举公路收费的实例：守在关口收费是交易，但收费的员工同时“监管”着不付费的车辆不能使用公路。两种服务联合在一起的“生产”活动不是公路独有：同一生产程序有两种或以上的产品同时产出是经济学老生常谈的话题，joint products是也。好比羊毛出在羊身上，宰羊取肉，羊毛与羊皮同时产出。这种联合产出的活动，逻辑上我们无从把每样产品的平均成本算出来。边际成本却可以每样产品算出——羊毛与羊肉的边际产量可以调校。只要知道边际成本的变动，以这转变来解释行为就是够了。

回头说交易费用，其复杂程度远超公路的例子，更远超羊毛出在羊身上。单是市场交易的物品或资产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牵涉到产权的保障，差不多所有律师及法官的收入都要算进去。此外，讯息、防盗等，皆费用也。这就是问题。数之不尽的费用跟交易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如果这些费用不付出，市场交易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更头痛的是，昔日的中国压制市场，导致走后门、搞关系、排队轮购等费用高，而又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背口号、记术语、论思想，甚至无日无之的各种斗争——这些是交易费用吗？当时中国的市场交易很少，但可以阐释为交易费用。有点模糊，加上上文提到的联合性带来问题，交易费用这一词可以误导。

转从社会的角度看

因此，一九六九年我逼着给交易费用来一个广泛的定义：凡是在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这划分很明确：只有社会才存在的费用，跟一人世界也可以存在的费用是容易分开的。但这样看，以“交易费用”一词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衍生出来的所有费用，有颇大的误导成分。凡有社会必有制度，以制度费用（institution costs）来描述我建议的广泛定义比较恰当。然而，传统的术语不容易一下子改过来。我历来不喜欢创造术语，所以有时我称交易费用，有时称制度费用，有时把二者一起称呼。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交易或社会费用很庞大，往往占国民收入一半以上。商人、律师、法庭、银行、公安、经纪、经理、公务员等，都是因为有社会而衍生的。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需要防盗，可以有战乱，但一般而言交易或社会费用在国民收入的比率是较低的。也不一定。在人民公社时代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但政治气候促成很高的制度费用。另一方面，以工商为主的国家，因为专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利益，可以容许很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而人民还可以称得上是富有。我在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指出，只要交易或社会费用能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下降少许，国民的总收入会飙升。二〇一〇年看，这推断是应验了。

量度方法与假说验证

这里我要提出关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另一个问题。认真地尝试过以交易费用的变化来推出假说的同事一般认为，这些费用通常难以观察，往往无从量度，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难于登天。当然不易，但不是那么困难。

首先，同学们要重温《科学说需求》第四章第二节，关于基数量度（cardinal measure）与序数量度（ordinal measure）。原则上，交易费用是可以用基数量度的，即是可以加起来。但如果实际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数据找不到——通常找不到——转用序数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足够。解释行为或现象要从局限的转变（边际）看，也要能成功地排列选择的次序。量度是排列，序数量度是只排列次序，不管不同的选择之间的差别。

不要被数字密密麻麻的回归分析误导。算得上是可读的经济统计文章凤毛麟角。在好些情况下统计分析可以协助，但统计也可以欺骗，而发表的数字往往不尽不实，容易误导。我在一九九八年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中有一段话，弗里德曼读后来信赞赏。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有人说研究交易费用是白费心思，因为这些费用往往无从量度。这观点是错的。基本上，量度是以数字排列次序，而量度的精确性只能从不同观察者的认同性衡量。说成本或费用可以量度，甚或说可以量度得精确，意思不是说可以用金钱来量度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其他情况不变，某种交易费用在甲情况下会比乙情况为高，而不同的观察者会作出同样的排列，交易费用是被量度了——起码在边际上。可以验证的假说于是可以推出。

座位票价的实例

不要以为经济学的假说验证要用很多数字，或可以画出一条好看的曲线。只用两个情况的两点往往足够。我喜欢在一个假说中推出不同的验证，这里两点那里两点。不同的验证愈多愈妙，但同一验证的点数增加通常没有大助。

一九七七年我发表《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当时不同意的行家无数，但今天高举此文的君子愈来愈多，而据说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的思维源自该文（我认为效率工资是谬论）。优座票价偏低的论点简单，而我的假说验证是采用当时香港电影院的资料。当时香港的电影院的座位分等级，有两层。下层分前座、后座，后座较优，票价也较高。上层分超等、特等，特等较优，票价也较高。上层一律界定比下层为优，即是上层较差的超等票价高于下层的后座票价。

说优座票价偏低，是指上层的特等与下层的后座通常先满，而如果不满，座位票沽出的百分率永远是每层的价高座位较高。这是说，每层的优质座位的票价显然是偏低了。我提出的简单解释，是一层之内，如果优质座位不是先满，购买了票价较低的“劣”座票的观众，在开场后会跳到空置的优座那边去。换言之，让优座先满是让顾客保护着自己的座位，从而减少了监管或防止跳座的行为的费用。以查票方式监管的费用是交易费用，略把优座票价调低，先满，利用顾客自己保护座位，会减少电影院的监管或交易费用。至于这减少监管费用会增加票房的总收入，推理分析占了该文的大部分篇幅。

该文作了几项验证，皆用两“点”序数排列的方法，而监管或交易费用我没有用金钱量度。如下是我认为最简单而又有说服力的验证。

上层的座位比下层的为优，但上层与下层有不同的进口，各有员工守在进口验票。进场后，下层的观众要跳座不能跳到上层去。其含意是，下层后座票价偏低，先满；上层特等票价偏低，也先满；然而，上层与下层相比，虽然前者一律价高于后者，但因为不能从下层跳到上层，两层之间的跳座监管费用下降为零，所以跟下层相比，上层一律较优的座位的票价可没有偏低了。验证容易。一九七五年我跑香港的电影院十多晚，没有见过上层先满的现象。

第三节：租值消散是制度费用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可惜重视的人不多。今天一些朋友说，行内久不久传言上世纪曾经在西雅图出现过一个华盛顿经济学派。这应该是指我、巴泽尔、诺斯及其他几位同事及同学的兴趣。处理交易费用是这学派的主要研究，而比较独特之处是重视租值消散。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了华大，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对租值消散的体会更上一层楼。是复杂的学问，我要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过程从头申述，让同学跟着走一趟。

奈特与庇古的分歧

话题起于奈特（F. H. Knight）一九二四年的一篇重要但难读的文章。该文批评庇古（A.C. Pigou）一九二〇年的社会成本分析。奈特之作是后来一九六〇年科斯的大文（科斯定律源于此）的前身。分析社会成本，庇古提出公路使用的例子。两条公路，一好一坏，都是从甲市通到乙市去。好路平坦但狭窄，坏路狭破但宽阔。驾车的人争走好路，互相挤迫，导致堵塞。坏路宽阔车少，永远没有堵塞的情况。好路与坏路的行车时间因而相同。庇古的看法是，好路堵塞，车辆互相妨碍，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了分离。如果政府强行抽好路的使用税，把部分车辆赶到坏路那边走，那么转用坏路的因为没有堵塞，没有损失；付税用好路的因为有车辆少了之利，也没有损失。政府赚了税收，可做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奈特认为庇古的逻辑没有错，但指出好路堵塞是因为该路不是私人产业。他指出如果好路是私产，路主会收使用费，跟政府抽的理想税有完全一样的效果。这批评重要：好路堵塞，导致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无效率，可不是因为市场失败，而是因为好路不是私产，没有市场。

庇古没有回应奈特，只是在他的名著再版时把公路的例子删除。这可能把产权经济学的发展推迟了三十多年。

一九五四年，另一篇有关的重要文章出现，奇怪地没提到庇古与奈特。作者是斯科特·戈登（H. Scott Gordon），分析公海渔业。他把奈特的两条公路的使用成本曲线转为两个渔场的产出曲线。两个渔场也是一好一坏，但因为渔场不是私产，捕鱼者竞争捕钓，总成本增加，导致好渔场应有的租值消散了。“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这一词起自Gordon的文章。

公海捕鱼之谜

一九六九年轮到我被邀请写一篇关于公海渔业的文章，重读Gordon之作，竟然发觉读不懂！

困难是这样的。如果海洋是私产，业主雇用工人捕钓，人数增加，捕钓的边际所获或产出的价值会下降，业主雇用工人的数量或捕钓的时间，达到工资等于产出的边际价值会停下来。时间工资等于边际产出价值是均衡点。在这点上，工人的平均产出所值一定高于边际产出所值。这二者的相差乘以捕钓的人数或时间就是海洋的租值，归海洋业主所有。这个传统的结论我没有异议。

但假如海洋是公有，任何人可以随意捕钓，Gordon之见，是在竞争下，参与捕钓的均衡点是每个捕钓的人的平均所获等于他另谋高就的收入，即是说渔业的工人平均产出所值等于他们的时间工资。达到这一点，海洋的租值是零。换言之，公海没有业主，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下，参与的人数增加，捕钓的成本于是增加，这增加要把海洋的租值全部替代或消散了才达到均衡点。

这个看来是理所当然的零租值的均衡点当年困扰着我。海洋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租值是零的那一点当然是捕钓的总成本或总工资等于捕钓者的总收获，也即是捕钓者的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获。但那是定义性的均衡，说了等于没说。我想了几天也解不通的困难，是不管海洋是私有还是公有，在竞争下，各自为战，争取自利极大化，每个捕钓者都看着自己的时间成本与边际收获，二者相等会停下来。这就是问题：每个捕钓者争取自己边际所获等于时间工资，怎可以导致在整体上每个捕钓者的平均所获等于时间工资呢？

归功古诺算了

我终于推出的答案，是如果海洋公有，自由竞争导致海洋的租值是零，需要有无数个捕钓成本相同的竞争者参与，每个参与者的捕钓时间无限少，才可以有个人边际所获等于时间工资而同时将海洋的租值消散为零。公海捕钓，租值全部消散要有无数个相同的捕钓者，而每个的捕钓时间要近于零。数学方程式及几何都证得清楚，逻辑不会错。

正当沾沾自喜，却发现那是一八三八年法国伟大经济学者古诺（A.A. Cournot）提出的双头垄断（古诺模型）分析加上自由参与的伸延。我于是文内把功劳推到古诺那边去。

（这里要给同学们提点一下。如果当时我不归功于古诺，没有谁会看得出与古诺有关联，我会因而大名远播。外人不应该看得出，因为古诺的图表是说产品，我的是说劳力，而他没有伸延到无限个参与者。再者，我的理论是全由自己想出来的，事前没有想到古诺，不提及他学术道德及格。但当时认为既然古前辈先说了类似的，就说是他的吧。做学问，有恃无恐才是英雄好汉。我那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捕钓的题为《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章也不倒霉。二〇〇九年见到一位来自加州大学的教授，他说该文是今天好些大学的“天然资源”课程的必修读物。）

租值全部消散不容易

在分析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中，我得到一个重要含意：租值全部消散很不容易。海洋公有，如果捕钓者的本领不同，或时间成本不同，只有在边际上的赚取不到租值，在边际内好些捕钓者会获得一点租值甜头。如果捕钓的人数受到约束，参与的会有更多的租值分享。这使我想到公海的渔业会鼓励工会出现，限制会员人数；或通过政府约束渔船的牌照数量。换言之，在非私产的情况下，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或政策会出现。渔船的牌照在市场有价是反映着公海的租值。这是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的一部分思维。

佃农分成的启示

另一个有关的思想来得较早。一九六六年写《佃农理论》时，我已经熟知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台湾一九四九年推出的土地改革，把农业地主的平均分成率从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约束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导致租地农民的劳动力投入增加。我想，难道这是局部的公海捕钓劳力增加而促成某部分的农地租值消散吗？

跟着的推理是，如果台湾的土地改革不是约束佃农的地主分成率，而是把农地的产权以股权处理，然后由政府强迫地主把一部分的股权送给农民，使耕耘成为地主与农民的合股制，耕耘的劳力投入不会增加，租值不会局部消散（见《佃农理论》——一五至一七页）。这带来一个重要的发现：资源使用的权利没有界定，跟资源收入的权利没有界定会有相同的租值消散的效果。

价格管制与租值消散

上述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几个重点的合并，加上用了几年时间考察香港当年的租金管制，带出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只二十多页纸写了一整年，易稿十多次，但还是难读，虽然巴泽尔认为那是关于交易费用的最重要文章。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发表《内地价管山雨欲来乎？》，其中两段简述该价管理论，一位朋友认为简述得清楚：

一九七四年我发表的、今天在行内受到重视的《价格管制理论》，是一篇难读的文章。简化到最简我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件物品的市价值七元，政府管制只准卖五元，那两元的差额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会出现。这消散会通过市价之外的其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出现，例如排队轮购。但排队的时间成本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只在边际上替代了那两元的所值，所以是租值消散的浪费。

我跟着问：可以替代市价的其他准则有多种，市场会采用哪种呢？我的答案是市场会采用在局限约束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竞争准则。巴泽尔认为这是整个交易费用范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重点，行内的朋友读得懂的不多，但北京的朋友应该是专家。他们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价管的普及而引起的倒买倒卖及其他说之不尽的贪污行为，或走后门、搞关系等。这些行为，以我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价管理论看，是用上在台底界定权利的法则来减少租值消散。

要点的总结

说这简述比原文较为清楚是对的，但只是因为好些重点被拨开了。我会在卷四补充。如下罗列同学可以明白的几点。一、价值或收入没有权利界定，导致以排队轮购的时间浪费来取代价值，是租值消散，跟公海捕钓的租值消散完全一样。二、排队轮购的租值消散显然是一种交易费用，也是制度费用。三、本章第四节将会解释，所有租值消散都是交易或社会费用。四、租值消散的行为不限于排队轮购，所有因为权利界定不明确的竞争带来的租值下降都是。五、以排队轮购为例，如果所有排队的人的时间成本相等或相近，总租值的消散会比这些人的时间成本差别大的情况高。时间成本最高的排队者是边际的“排客”，对此客来说，价值权利没有界定的那部分租值是全部消散了。时间成本较低的被成本较高的保护着，可以赚取一点价格管制赐予的租值，但这是假设在价管下产品或服务还会继续出售。

难题的所在

考虑最后第五点吧。在价格管制下，可以局部替代价格的其他竞争准则有多种，排队轮购只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怎么选排队呢？如果排队的人的时间成本有大差别，总租值的消散会比排队的人的时间成本大致相若的为低，所以如果其他局限条件容许，前者的情况会偏于选择排队轮购。价格管制的分析困难不是传统说的不均衡或只有天晓得是什么的“短缺”，而是我们不知道在价管下哪一种竞争准则会局部取代市价。如果知道，例如知道排队轮购会被采用，均衡分析易如反掌。那所谓“不均衡”只不过是说有关的局限为何我们不知道。

我提到的“如果其他局限条件容许”是关键问题，也是大难题。只要我们知道这些有关的“其他局限”，个人争取在局限下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会引导我们推断哪种价格之外的竞争准则会被采用，因为这公理含意着的是选择在局限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其他竞争准则。只要知道这些其他准则是什么，均衡分析是学生习作。价格管制的困难，是在理论上我们要推断哪些其他竞争准则会被采用。这是我那一九七四年的文章难读的原因。有机会我会在卷四分析得再深入一点。

从租值消散看一般均衡

这就带来这节要说的另一个重点。租值消散是指在边际上全部消散，在边际之内一般只是局部消散，局部被边际的消散保护着，得享一点租值的甜头。这是说，像第六章分析上头成本那样，租值享受的权利可以由竞争保护，由竞争厘定，由竞争分配。这里的重点是：任何经济分析，如果在边际上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这分析一定错！这个法门，用熟了，可以在很短时间判断一个分析为错，而这样错的专业分析比比皆是。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对，有则一定错。

我这个七十年代初期想出来的、应该消散的租值在边际不存在的均衡看法，其实是经济学说的一般均衡。跟瓦尔拉斯（L. Walras）的以方程式算出来的一般均衡是两回事。他的一般均衡是方程式“均衡”，没有经济内容。我提出的一般均衡用不着方程式，是经济均衡。后者是经济解释需要的。瓦前辈的均衡是在办公室里算出来的；我的均衡是指找到可以在真实世界验证的假说。

第四节：市场节省了些什么？

中国的甲骨文显示，市场交易盘古初开有之。尽管我们知道今天的“先进”市场麻烦多多，不尽不实的瞒骗行为的因扰不少，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的存在是人类生存及进步的一个主要引擎。分析生产成本时我指出大家知道的：专业生产可以带来数以百倍计的产量增加，或导致平均成本大幅下降。专业生产主要是要由市场交易带动的。一七七六年斯密说：分工产出的程度是被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这句有名的格言，是对是错曾经吵过一阵。结论是小节有错，大体上对。

交易费用是零的失误

奈特一九二四年说没有私产不会有市场，科斯一九六〇年说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私产也），交易费用是零（他这样说），通过市场的运作，不管权利界定属谁会有相同的资源使用的效果。一九八二年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提出异议：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他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工作者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他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而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科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

后来科斯与阿罗（K. Arrow）同意这段文字说的。

脑子闭塞二十年！

这就带来一个难倒了我多年的问题。市场交易无疑给社会很大的利益，但这利益不足以解释市场的存在！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更大的利益可以不通过市场而获取。事实上，二十世纪上半部的经济学文献，不少直指在社会主义下，由中央指导生产及分配会比市场更有效率。这观点，跟着的史实无情地推翻了。

交易费用全部是零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出现是证实着社会有交易或制度费用。明显地，市场的出现不会因为要增加这些费用，而是某些费用市场可以协助节省。然而，无论是产权界定的费用，讯息传达的费用，市价厘定的费用，量度的费用，合约的费用——还有其他的——皆因市场的存在而存在，那么市场可以协助节省的费用是些什么呢？脑子闭塞，这问题我想了近二十年。

草原畜牧的启示

二〇〇一年的一个晚上，我想到一篇只两页纸的文章。作者博顿利（A. Bottomley），一九六三年发表，关于非洲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二〇〇八年我在自己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对该文给我的启发有如下的评述：

作者的论点，是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极宜种植杏仁树，但因为草原公有，于是用作畜牧。有价值的资源毫无约束地让公众使用的现象曾否出现过，我历来怀疑，但假设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么，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发表的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例子，同样的看法比较困难，但在两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发生；另一方面，成本（这里指费用）是最高的代价——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畜牧代价是种植杏仁树的土地租值。定义说，把草原转作种植杏仁树的用途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不会低于租值的消散，否则这用途的转变会出现了。跟着的含意是，如果我们能认定这些费用在哪方面有了转变，制度的转变可以推断。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的方法。

如上可见，租值消散不限于公海捕鱼那类情况：竞争公海捕钓，提升了参与的劳动力成本，局部或全部替代了海洋在有私产界定的约束下可以获得的租值。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例子示范着的，是草原可以植果树，租值较高，但因为畜牧而放弃了租值较高的植树用途。换言之，租值消散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而私产的界定与市场的出现是协助减少租值消散。

租值消散是竞争现象

这就带来租值消散的基本性质。任何资源或资产的用途有多种，要达到最高租值的用途不容易，因为有讯息费用等局限的约束。租值消散的概念不是指最高租值的用途达不到。使用者作出错误的决策而导致租值下降为零，也不是租值消散。租值消散的概念，一定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导致的租值损失看。鲁滨逊的一人世界，算他蠢到饿死，也没有租值消散。鲁滨逊的收入全部是租值，因为没有竞争半点也没有消散。虽然他可以频频作出错误的决策，使良田美池的租值或产出化为乌有。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用作畜牧而不植树，显然是竞争的结果，因而可以看为租值消散。我在一九七〇年的《合约结构》一文提到，牛或羊可以在晚上带回家，但树却不可以搬来搬去，所以除非土地有清楚的界线划分，有产权的保障，植树会被牲畜吃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例子，是畜牧者竞争着使用公有的草原。租值消散但不会全部消散，跟上节分析公海捕鱼的情况一样。把土地划分作为私产有法律费用，有界定及保护费用，也有政治及其他费用，都是制度费用。租值消散也是制度费用，皆从狭窄的交易费用扩大来看。如果植果树的价值急升，或界定土地作为私产的费用下降，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的权利制度会改变，租值消散这种制度费用会下降，但界定私产的制度费用会上升。

制度费用是约束竞争的费用

竞争一定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凡有社会必有竞争，凡有竞争必有制度。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也即是以一种制度费用替代另一种。从乐观的角度看，这替代偏于减低制度费用；从悲观的角度看，这些费用可以因为人的自私而增加了。是后话。在卷四我会带同学们走进更深入的层面：约束竞争的安排是合约安排；约束竞争的费用是交易或制度费用。

回头说市场，是制度，当然也是约束竞争的安排，而市价是约束及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在多种决定经济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本节可见，市场的形成与市价的采用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往往要经过千山万水。中国的经验可教。

市场节省了些什么？节省了租值的消散。在众多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市价的采用与厘定要付出产权界定、讯息传达、量度监管、合约磋商、风俗法律等费用。那是奢侈的竞争准则，只是租值消散往往庞大，为了生存人类的选择是换得过。多么精彩的世界，多么有趣的学问。然而，再推下去，人类可能自取灭亡。

第五节：从帕累托至善到帕累托至悲

意大利大师帕累托（V. Pareto，1848-1923）是施蒂格勒高举为当时唯一的执着于以验证来解释世事的经济学者。帕氏得享大名主要是提出了一个资源使用的情况，我在《科学说需求》第七章简介如下：

帕累托说：资源的使用及物品的交易可以达到一个情况或条件，满足了这条件，我们不可能改变资源的使用，使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换言之，要是这条件不达到，我们总可以改变资源的使用或市场的交易，使社会起码有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这也等于可使整个社会的人得益。

这两句话有略为不同的称呼：客观称帕累托条件（Pareto Condition），价值观称帕累托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这格言重要，因为是最简单的描述一个复杂社会的资源使用的一般均衡。用于社会，不用于一人世界。在社会的资源缺乏与竞争的局限下，经济学的公理说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达到资源使用的最“理想”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指出的情况。历久以来，经济学者以这种情况或条件的达到来形容社会经济有效率，违反了是无效率。然而，当我们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局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的阐释改变了。

一人世界没有无效率这回事

经济本科一年级的课本喜欢先教鲁滨逊的一人世界，提出一条“生产可能性曲线”，鲁滨逊的产出点在线线上称有效率，在该线之内称无效率。落笔打三更，教错了。鲁滨逊的产出点怎么可以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呢？假设的公理说，鲁滨逊在局限下无时无刻不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既然该曲线说“可能”，即是在局限下最高的可能产出，定义上鲁滨逊的产出点一定是在该线之上，逻辑不容许产出在该线之内。

你说鲁滨逊会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又说这极大化有曲线为限，他怎可以走进该曲线之内呢？他的产出在哪一点，曲线一定穿过那一点才没有逻辑上的矛盾。说他选在该曲线之内的是违反了定义，属蠢到死的不可能。就算鲁滨逊自己蠢到死，跌跛了脚，产出下降，那只不过是局限变了，“生产可能性曲线”要重新画过。

社会：从自助餐说起

既然一人世界的资源使用不可能无效率，转到社会看帕累托条件怎么会有无效率呢？我喜欢从自助餐的例子看。吃自助餐要付一个固定的人头价，然后自助，吃多吃少随君便。这样，顾客当然吃到最后一口的边际用值为零，甚至有吃不完的弃于台上。餐馆提供自助餐的食品的边际成本可不是零。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用值是浪费，而所有前者高于后者的每口浪费加起来是总浪费了。这样看，自助餐的供应无效率，违反了帕累托条件。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会有自助餐这种收费安排呢？答案显然是减少了交易费用：量度顾客食量的费用，顾客点菜的麻烦，结账时多了手续，等等，都是交易费用。原则上，餐馆提供自助餐要基于交易费用的节省高于顾客大吃一通的浪费。我们也可以推断，自助餐提供的食品不会是很珍贵或是成本很高的，因为珍贵食品的浪费会容易地超过交易费用的节省。同样，我们可以理解某些自助餐提供珍贵食品时，餐馆会加上限量的约束。这里的要点是：加上交易费用的考虑，食物的边际产出成本高于顾客的边际用值是满足着帕累托条件的要求。

上述自助餐的经济解释，用上的法门又是需求定律与局限转变。但这里带来一个重要的理念：自助餐被视为浪费，无效率，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漠视了交易费用。单是为了理解吃自助餐的顾客狼吞虎咽，我们不需要引进量度及分类算价的交易费用，只提出按人头算价的收费，吃多少没有约束，就是够了。但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自助餐的收费安排会被采用，这些交易费用非引进不可。前者有浪费，后者没有。要点是：解释一个现象不一定需要把足以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局限放进去：“浪费”的行为起于我们无须顾及所有局限来解释狼吞虎咽。如果真实世界所有有关的局限都放进去，浪费算不出来。

这就带到帕累托条件的一个重要用途。解释一个现象，当我们发觉指定的局限有浪费的效果，我们要审查一下没有引进的促成“浪费”的其他局限是否需要引进。

租金管制的实例

自助餐的实例是浅的，示范着无效率与有效率的分别只不过起于局限的引进不同，而足以解释某些行为或现象的局限引进，往往不需要考虑足以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其他局限。在真实世界中，我们不容易找到像自助餐那么显浅地示范着局部或全面性的局限引进。处理的方法其实一样，但好些实例我们要用上几年时间才知大概。结论永远一样：局限是指无可避免的，无论政府的政策如何失败，只要引进所有有关的局限，帕累托条件是满足了的。换言之，无效率这回事，是经济学者有意或无意间把某些局限漠视了。最常被漠视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

我曾经用上几年时间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发表了三篇文章，虽然其中的《价格管制理论》行内的朋友认为重要，但那为祸不浅的租管的出现与持续不易明白。单看该政策的效果，帕累托会立刻昏倒。

一九四七年，香港政府考虑推出租金管制，理由是要让二战逃难后回归的港人有栖身之所。当时的港督委任五个委员决定，是港督事前知道会投租管一票的。其中两位是可从租管赚钱的律师。为该管制写法例的英国律师说明他不懂，对自己写的有怀疑。港督说是暂时性的，但延期两次后转为不暂时，法例后来修改了三十多次，合共管了四十多年。灾难是明显的：当年香港的人口急升，但因为租管旧楼不容易重建加高，租客与业主吵骂甚至大打出手的故事天天有。就是今天，在香港市区重要位置的破落建筑物不少，一般是昔日的不同租管遗留下来的痕迹。

我曾经跟两位专于处理租管案件的香港法官详谈过（一位被邀请到我西雅图的家作客一个星期，天天谈）。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一定要推出租管，香港修改了多次的法例是最可取的，可教，但香港的经验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

我不敢说解通了香港当年坚持租管的局限密码，但认为四个局限是明显的。一、无知——修改了三十多次是无知的证据。二、愚蠢——无知是学问不足，愚蠢则奇哉怪也。一九六二年在修改法例时不小心地加进一个蠢注脚，说一九六五年底前申请立刻重建可以有较大的容积率。重建狂潮出现，导致银行挤提与楼价暴跌。愚蠢是局限，也无可避免，帕累托要笑出声来吧。三、利益团体不易处理。律师的利益姑且不论，业主有业权，租客有住权，而什么议员政客有治权，三者混淆不清。无意为祸可以惹来大祸。四、一项暂时性的法例，惹来的麻烦香港政府初时做梦也想不到。世界复杂，看似可以调控的法例带出其他事前想不到的局限转变。今天回顾，这些其他局限当时是真实的，所以帕累托条件是满足了。

盗窃的帕累托观

经济学者塔洛克（G. Tullock）提出一个问题与一个答案。我认为问题有趣，但答案却是错了。塔兄问：盗窃对社会何害之有？窃贼得物，物主失物，一得一失，何害之有？塔兄的答案，是物主为了防盗，要花钱购买门锁及其他防盗设施，而政府为了提供保安，要抽物主的税，这些加起来的社会费用不少，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违反了帕累托条件。你同意吗？

这里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而这基础假设是帕累托至善点或条件不可忽略的。拿开这假设，帕累托条件不可能在逻辑上成立。斯密说人类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当然对，但《国富论》轻视了人类的自私会容易地增加社会的交易或制度费用。

盗窃、欺骗、打家劫舍、恐怖活动等行为，都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是定义性的，经济学的范畴不容许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说不可能有另一些解释力更强的基础假设，而是在我们今天知道的有解释力的范畴内，这传统假设要墨守成规。你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那么任何行为都可从自私或不自私作解释，不可能推出可以被验证（即有可能被行为推翻）的假说。捐钱协助穷人是自私吗？只有上苍知道，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要坚守这个假设，然后以局限的转变来解释捐钱的行为。

回头看自助餐的例子，那顾客吃到边际用值是零的“浪费”。如果顾客是不自私的，懂得顾及大众的利益，对自己会有利。餐馆的老板只要把每项食物的边际成本贴在墙上，顾客一律知所适从，每位只吃到边际用值等于食物的边际成本，量度与监管的费用是节省了，边际用值低于边际成本的浪费也节省了。这样，餐馆的老板在同行竞争下不能不减自助餐的收费，让顾客们皆大欢迎。可惜人类不是这样的。

如果上帝造出来的人只在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上自私，对社会有害的不自私，社会会比我们知道的富裕得多。然而，《圣经》旧约说摩西从山上带下了“十诫”，都是教人不要自私的。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会有十诫？中国的圣人为什么教仁义道德？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教孩子要诚实，要以礼待人？为什么地球上所有的风俗都有礼节这回事？我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减归减，风俗只不过协助约束着某些增加制度费用的行为，把人类选择的局限在某方面略为改变了。自私的行为还是会增加制度费用的。

博弈理论无济于事

斯密没有重视自私带来的“祸”，是博弈理论三十多年来盛行的原因。对真实世界认识不足，不重视局限的变化，好些行为无从解释，而引进博弈理论只不过是卖弄一些花拳绣腿，说故事，无从验证。

经济学有一个霍特林（H. Hotelling, 1895-1973）悖论（Hotelling Paradox）。这悖论说，有一条很长的从东到西的公路，人口平均分布。为了节省交通费用，要开办一家超市当然选建在公路的中央点。要开办两家，理想的选择是分别建在路的东西两边的四分之一。然而，为了争取顾客，东家与西家都争着向中央移动，最后的均衡点是两家一起建在公路的中央处。这是博弈的行为，而如果有三家，则大家会转来转去，永无止境地转。

有实用性的经济解释可不是这样的。只要知道局限的约束情况，我们可以推断超市的位置会在哪里，或有多少家。一家可以收购另一家，或多家可以合股经营，或有无数小家分布在路上的多处，甚或离开公路可能是较为优胜的选择。但我们对局限的变化要知道很多：地价、人口分布的性质、商业区的位置、超市的连锁性、雇用员工的方便程度等。要知道这些的大概可不容易，但知道了解释超市的分布不困难。

这里我要重复说过的：理论要简单，但要有深入的层面；局限可以简化，但要经得起复杂的蹂躏。

人类灭亡是帕累托至悲

如果我们接受自助餐的浪费是满足着帕累托的条件或至善点，那我们要接受其他因为局限与自私带来的祸也满足着帕累托，甚至人类灭绝也是。局限如斯，自私若此，在定义上逻辑不容许其他选择。算进所有的有关局限，帕累托至善与帕累托至悲是同一回事。

从“至善”的角度看，自助餐这类收费安排是不会灭绝人类的——不管浪费多大也不会。这是因为餐馆的老板有选择：自助餐的浪费如果高过非自助餐的交易费用增加，该老板不会供应自助餐。如果老板生得蠢，坚持提供浪费高于费用节省的自助餐，市场会淘汰他。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个人或个别机构各自为战、各有自己的选择的情况下，会给社会带来进步。经济学鼻祖斯密是个大智大慧的人。他说人类自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他分析农地操作的制度演进，也是适者制度淘汰不适者。虽然在农地制度演变的分析中他严重出错（见拙作《佃农理论》三十二至三十四页），他的适者生存的思维实在好，也实在重要。这思维有说服力，影响了后来可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

可能因为自私自利竞争的淘汰一般给社会带来好效果，斯前辈不重视自私带来的祸。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斯前辈当年没有想到，人类的自私带来的制度费用提升或局限转变，可使个别的人或机构没有退出或不参与的机会，因而可能导致很大的损害。斯前辈当年也没有想到，人类的智慧可以制造出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

想想吧。昔日香港的租金管制只是一小撮人的决策，但推了出去收不回来——业主与租客的选择要弄到一团糟才逐步修改。然而，与当年死人无数的中国人民公社相比，香港的租管属小儿科。单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人为的大灾难出现过多次。一九四五年核弹爆于日本，三十年后核武的研发与制造，据说足以毁灭全人类几次。个别的人或机构没有不参与的选择可以有恐怖的效果。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在一篇文章写道：

人类怎会互相残杀呢？答案只有一个。自私无疑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但自私也可以增加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只要这些费用因为自私而变得够高，人类可以毁灭自己。在这样的局限下，人类因为脑子了得，发明了可以毁灭自己的武器，有不少机会会因为自私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宇宙没有出现过的生物自取灭亡。只有人类可以做到，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足以毁灭自己的“智慧”。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套套逻辑，但非常重要，因为加进内容可以推出无数有解释力的假说。帕累托条件对经济的看法是重要的思想，也属套套逻辑，我们也要把内容放进去才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当我把交易或制度费用放进去，得到的结果是帕累托至善与帕累托至悲相同！

虽属套套逻辑，帕累托条件毕竟提供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角度看世界，协助我们在解释行为的过程中，面对多而复杂的局限转变时，作出清晰的选择。很好用，我常常用。不要忘记帕累托条件的一个重要含意，是在社会的竞争下，可以避免的局限一定避免。我们不要把对解释世事无关的局限放进分析去。

后记：华盛顿学派与租值消散的思想发展

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有一个“华盛顿大学路向”，说我是该路向的创始人。今天在西方听到的“华盛顿经济学派”应该是说这路向。一个学派总要有点独特之处。华盛顿学派的独特之处是些什么呢？众说纷纭。我认为重视租值消散这个话题是华大当年与众不同的思想范畴。

租值消散这个理念起自十九世纪的范杜能。前文我指出：一九二〇年庇古以两条公路的例子示范；一九二四年奈特的一篇天才文章力斥庇古之非。一九五四年戈登把奈特的分析引进公海渔业——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这一词是戈登起的。简言之，租值消散是说，有价值的资源或物品，在某些局限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其价值下降。

一九六九年我重读戈登的名作，发现他说的租值消散的均衡点言不成理，手起刀落，该年我写好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纠正了戈登，提出了一个新的均衡分析。到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我为资源或物品的租值不容易全部消散这个问题继续思考，知道非私产在某些情况下有可取处。跟着意识到，在所有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任何其他竞争准则某程度的租值消散一定会出现。再跟着的思维是，意图减低租值消散是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必然行为。这不仅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价格管制理论》，也让我后来分析中国时知道当时的干部等级排列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

一九八二年离开了华大后我想到，交易费用必须包括所有在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而租值消散只可能在多人的社会出现竞争才会出现，所以租值消散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其中一种。再过大约二十年我想到，市场的出现是源于一个交易费用替代定律：市场采用市价的交易费用替代了因为没有市场而出现的租值消散。在整个思考推理的过程中我想到，如果在经济分析的边际均衡点上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

其实当年的西雅图华大重视假设验证，漠视功用分析，也重要，可能也是源于我的影响，但今天回顾，只有租值消散这个话题是当时华大独有的。明显地，租值消散与减低这消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理念，但华大之外的行内朋友不重视。

附录一：悼诺斯

（华盛顿经济学派这个称呼我在上世纪末开始听到，行内不少朋友认为我是该学派的创始人，我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听说这是源于诺斯一九九〇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注脚，而该书可能是二十世纪的经济论著中被引用最多的。诺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谢世，我写的这篇悼文，简略地回顾当年华盛顿学派兴起时发生着些什么事。）

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自己还要多活几天才八十，诺斯却先走了。他享年九十五。朋友问我会不会为诺斯写悼文，我说会的，因为他欠着我，我欠着他，是两笔不可用金钱量度的账，不能加加减减处理，这里由我说清楚对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有点帮助。深知我和诺斯的以往关系的还有几位健在，说错了他们还有机会纠正。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通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

做学问要搞出一个学派是非常困难的事。哗众取宠或标奇立异的行为不会有作为。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交易费用这思考路向，从事者一致同意的只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其他方面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我在这里发展的交易费用路向，称为华盛顿大学路向可能最恰当，其创始人是史提芬·张。”诺斯是说有这么一个华盛顿学派，而中心人物是区区在下。McGee（麦基）、Barzel（巴泽尔）、Kochin（柯钦）、Silberberg（西尔伯贝）、Umbeck（昂伯克）、Hall（荷尔）等当年的同事也会这样说。我要在这里澄清的是虽然思想主要源于我，但华盛顿经济学派的主要搞手是诺斯。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博士后我正式出道，诺斯还没有见过我这个人，也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却寄给我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职位副教授，年薪一万七千美元。知者哗然——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当时直言是过高了。一万七千究竟是多高呢？当时我在西雅图找到一间自己很满意的独立花园房子，海景无敌，作价四万六千美元。据说今天该房子之价逾百万美元了。可能因为当时西雅图的经济不景，房价相宜，但一万七千年薪当时是高过大部分的正教授。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到了华大，几个月后诺斯找我，说：“正教授们刚才开了会议，其中Vernon Mund（弗农·芒德）建议升你为正教授，大家投票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你要我怎么办？”我回应：“名头你们可以保留，但加薪我乐意接受。”他说：“我要说服院长呀！给我一些你的学术文章吧。”

我早就知道诺斯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写的文章，这次他要我拿出升级本领的证据，就给他一篇十多页的、一九六八年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题为《私产与佃农》的文章。“只这篇吗？”他有点不相信见到的。我回应：“还有其他的，但这篇应该足够。”他不再问，而我在华大工作了十三年，诺斯只这一次跟我谈及升职或加薪的事。

从今天的经济学衡量，诺斯是个很古的人。一九五二年获博士，主攻欧洲的经济史，今天经济学的曲线或方程式他是没有学过的。说实话，我认为他对历史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他对中国的史实不关心。诺斯的长处，是他重视思想，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喜欢鼓励与维护一个思想的发展。他也喜欢把他人的思想搬进自己的文章，用另一个角度表达，如有问及，他从来不隐瞒思想来自何方。

我为做学问用心地工作了五十多年，认识的天下高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诺斯那样，遇到认为是他可以用的思想，就立刻求教。科斯的助手王宁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提到十多年前他第一次见到诺斯，诺斯对他说在西雅图华大作经济系主任时，要花一半时间和精力伺候史提芬！无疑有点夸张。但不久前读到John Umbeck（约翰·昂伯克）回顾西雅图华大经济系的往事，与听到杨怀康七十年代后期造访华大经济系见到的情况，这夸张不严重。王宁又提到诺斯离开西雅图华大是因为诺斯过于偏袒我，开罪了不少人。这应该不对。诺斯离开西雅图是因为华大的经济系换了一位仇视芝加哥学派的人作系主任。诺斯是名家，当时只六十出头，不愁没有其他名校招手。

科斯曾经说要是当年我留在芝大，对经济学的贡献会大很多。这观点应该不对。当年在诺斯的保护下我写出的一系列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中常见。

想当年，到了西雅图华大不久美国的大学出现了数文章多少与论学报排名这些无聊玩意。诺斯与当时的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算文章数量这种玩意与我无干，我的工作只是搞自己的思想。后来我为一家石油公司作顾问，做了几年，写下的两份厚厚的报告，阿尔钦认为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经济实证研究，但不能发表，诺斯与贝克曼都不反对我这样做。

不久前萧满章对我说他的发现，西雅图华盛顿学派的重要与众不同处，是件工合约的分析常见。说件工合约其他大学很少提及或不重视，是对的。但我认为如果华盛顿学派真的存在——或存在过——其思想与他家不同处，最重要的可不是萧满章说的件工合约，不是巴泽尔说的产权理论，也不是诺斯说的交易费用路向，而是租值消散的理论结构与精彩变化。

租值消散这个理念起自十九世纪的范杜能，一九二〇年由庇古以两条公路示范，一九二四年奈特力斥庇古之非，一九五四年戈登把奈特的分析引进公海渔业。租值消散（the dissipation of rent）这一词是戈登起的（他只在文章中提到一次）。上述的三件作品我作研究生时熟读，但当一九六九年初我再读戈登的大作时，竟然发觉他分析的均衡点言不成理！手起刀落，我一九六九年写好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给租值消散的均衡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分析。这些是我转到西雅图之前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学问，到了西雅图这个话题就变得热门了。

租值消散在西雅图有些什么新发展呢？有如下数点，都重要。一、租值全部消散是很困难的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非私产有其可取处。二、不用市价作为竞争准则，其他替代的准则会出现，而任何非市价的竞争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三、减少租值消散是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行为，所以任何政府管制法例的后果，要从减少租值消散的角度处理。这样看，中国当年的干部等级排列有减低租值消散的效果。离开了西雅图后我再想到：四、交易费用是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租值消散在一人世界不会出现，即是要有竞争才会出现，所以租值消散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一种。我要再过约二十年才想到最后的第五点：市场的出现带来多种交易费用，采用市价作为竞争准则的交易费用甚高，但市价这个竞争准则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所以市场的出现是以提升某些交易费用的方法来减低另一些交易或制度费用——租值消散。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第一篇中文文章，由我口述，侯运辉与杨怀康执笔，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只一条》，内容是说在所有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采用市价是需要有私产或权利有清楚界定的制度。后来我知道北京好些朋友重视这篇文章，也有人说一石激起千重浪，该文对中国的经改有重要的影响。今天回顾，那篇文章是西雅图华大学派的典范。

诺斯当年没有跟我们日吵夜吵租值消散这个话题，但他不断地在旁拍手、鼓励。有时他提出一些中世纪时期在欧洲的农地分配处理，天晓得是真的假的，害得我和几位同事与一些研究生吵个不休。今天回顾与衡量，尽管无数的中国学者崇拜西方的历史学者，我认为在历史的治学上中国是胜于西方的。

我也认为今天中国大学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完全没有诺斯这种人。只要你的脑子够好，天天用，久不久表达一下自己的思想，诺斯不会让外人干扰你，或要求你去做一些跟思想创作无关的事。不仅今天中国的大学没有诺斯这种人，当年在美国也不多见。在我当年认识的经济学者中，单从维护思想发展这方面衡量，林毅夫的老师约翰逊与诺斯最相近。约翰逊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胜于诺斯；诺斯推销思想的本领高于约翰逊——因而一九九三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已矣，何处觅诺斯？

附录二：从淘金热看华盛顿经济学派

（按：这附录是我替一个旧学生出版的一本关于美国加州淘金热的书的中译本写的序言，其中牵涉到竞争惹来的租值消散与以合约约束竞争因而减低租值消散，是一个难得的明确实例。

我是第一个经济学者把租值消散算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之内，因为没有社会不会有租值消散。这个广义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远比科斯、德姆塞茨等人所指的来得广泛，因而概括着的可以解释的现象远比他们多。这是我在交易或制度费用的钻研过程中做出的其中一项贡献。）

本书作者约翰·昂伯克（John Umbeck）是我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教书生涯三十八年，我在五所层面很不相同的大学教过。纯从天赋的高下衡量，昂伯克是我教过的不出一掌之数的优质学生了。当年名满天下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大师施蒂格勒与贝克尔曾邀请昂伯克到芝大的经济系任教职，但他婉拒了。可见昂伯克的天赋当年是行内公认的，而本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很有说服力。当年在华大我有另一位天赋不亚于昂伯克的学生，荷尔（Chris Hall），也推却了芝大的邀请。施蒂格勒写信责骂我不鼓励他们去。今天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华大的经济学实力不弱于芝大——从验证假说这方面衡量，华大当年是超越芝大的，超相当多。

正如作者昂伯克在引言中提及，选择加州淘金热这个论文题材是我的建议，而当年他跑到加州去找寻资料的费用是由我拿得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基金分一点给他。昂伯克不孚众望，他的“淘金热”论文，解释产权怎样界定与促成，是高于德姆塞茨等人的解释的。高多了，因为昂伯克是基于实地考察与多份真实的合约版本。坐在办公室内猜测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不是经济学应走的路。

美国加州当年出现的淘金热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关于私产怎样形成的实例，因为当时的加州墨西哥不再管，美国当局主要在东部，也管不着，近于无法无天，但价值不菲的黄金一八四八年在加州中部发现了。无数美国东部的流民涌到加州去，牛仔抢手与拐女赌徒闻风而至，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看来是一个竞争淘金导致租值大幅消散的好实例。然而，淘金的权利还是通过合约的安排与约束而界定了！淘金的租值因而消散得少。这是经济制度的运作会在局限下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思维，由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提出，后来华大的同事巴泽尔认为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昂伯克在书中可没有指出，当时跑到加州去作为劳役掘金的不少是买出生纸远渡重洋而去的炎黄子孙。主要是台山一带的人。他们没有分得什么金，但在加州修桥补路，替人家煮食洗衣，不懂英语，聚居而成“唐人街”，而“旧金山”这个令人向往的经典名字是他们起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约十年后，经济学行内出现了“华盛顿经济学派”一词，可能是源于诺奖得主诺斯在一本名著中提出。诺斯直言我是该学派的首要人物，也即是“始作俑者”了。

不少人问以我为首的“华盛顿经济学派”是搞什么的。我回应说你们读我写下的文章就知道。有点强词夺理，有理说不清。昂伯克这本书可以协助澄清。要知道什么是华盛顿经济学派吗？昂伯克这本书就是该学派的其中一件代表作。

重视真实世界的事实或史实，通透地掌握着简单的经济概念与原则，然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频频验证。这是我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唯一应该走的路，可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经济学走上了歧途：术语多多，方程式与回归统计频频，装模作样，有威有势，但说到有用途的解释世事，拆开了西洋镜，却是空空如也。我希望昂伯克这本书的中译能给神州大地对世事有兴趣的同学一点重要的启示：经济学要这样处理才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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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寻价与觅价

引言

卷一与卷二介绍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与理论，简单的，但有着复杂的变化。复杂的理论不容易再有复杂的变化，因为变化少，难以解释复杂的世事。做学生时我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后来试用于解释世事，发觉不管用，才转到集中于简单的概念与理论，用出变化，处理世界的复杂现象才感到得心应手。

简单的理论用出变化是深学问，同学们要不断地试用于解释复杂的世事，经过好些时日，才可以逐步地感到得心应手。过程中失望的日子无数，但每有所获则有难以形容的满足感。没有好奇心不宜从事科学，经济学也如是，只是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别无选择，同学们要不断地到真实世界跑。

本卷处理经济学老生常谈的两个话题：受价(pricetaking)与觅价(price searching)传统糊里糊涂地称为“竞争市场”与“垄断市场”。说是糊涂，因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竞争永远存在，只是市价有时不能不接受，有时则要寻寻觅觅才能决定。因为概念与理论用出的变化多了，这两个话题在这里的处理跟同学们学过的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真理追求的结果。

——张五常

第一章：市价的性质

市价决定在竞争下谁胜谁负，即是一个约束竞争的准则。愿意出价购买是赢家，不愿意出是输了。是否富有是另一回事。一个富人可能不购买上佳的牛奶给孩子喝；一个穷人可能购买上佳的牛奶养狗。富有的人有较多的选择是事实。

本卷分析市场交易，我要简略地再说卷一说过的，然后带到新的比较深入的层面。市场的运作不是简单的学问，可幸一律有趣。因为我考察过很多不同地方的市场，知道的现象细节跟行内的朋友知道的有相当大的差别，我要回头再说才可以比较容易地带同学们走进新的领域去。

“价”一词有几个意思。这里要分析的是“市价”，即是在市场交换物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今天的社会，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交换一般以货币或金钱做媒介，但在思考市价问题时同学们还是要从货币之外的物品或服务的交换想，想着实质交易的比率——相对价格是也。不要让货币的引进左右这想法。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是说货币与实质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有了变动，是另一个话题，我要到卷五分析货币制度时才处理。

美丽的均衡是小骗

老师阿尔钦说过一句我曾经几次提及的话：“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在《科学说需求》中我分析了在竞争下市价或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那不是圆满的分析。我是从一个逻辑上不可能错的均衡点出发，回头以堆砌的方法推理，骗一下同学。不是骗很多，骗一点。不能不骗，因为在那里深入地分析市价同学们不会读得懂。

该均衡点是竞争下的均衡，说不同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相等，而这相等的边际用值再等于市价。逻辑上这老生常谈的均衡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引进生产，这相等要再加上边际产出成本，也美丽。困难起于我们问：是什么样的局限会导致这美丽均衡的出现呢？要是我们假设交易费用不是零，这均衡说的“边际”相等当然不会出现。要是我们假设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不会出现，更勿论市价了。我在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四节——《市场节省了些什么？》——探讨了这个问题。再深入的分析要从科斯定律说起，那是卷四的话题。这里只能说，上述的美丽均衡点可以用作一个思想的憩息处，加进交易费用会有另一个不同的均衡；从另一端看，我们可采用卷二第八章第四节的方法，把交易或制度费用从高处减下来，找到另一些均衡。

解释经济现象永远是把局限条件或加或减，务求这些局限的变动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均衡不是事实，无从观察，不同的均衡点是让我们在这里那里憩息一下，站住了脚再想下去。

第一节：市价约束竞争

阿师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一九六三年我听到时如中电击。是在课堂上听到的。这句话影响了我后来在经济学上的发展，使我在“租值消散”的思维上走得比其他人远（见《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二与第三节及《收入与成本》第八章）。卖花当然赞花香，我今天认为不深入地理解租值消散的多种含意，经济体制的运作不容易全面掌握。

市价决定什么？阿师之见，是市价决定在竞争下谁胜谁负，即是一个约束竞争的准则。愿意出价购买是赢家，不愿意出是输了。是否富有是另一回事。一个富人可能不购买上佳的牛奶给孩子喝；一个穷人可能购买上佳的牛奶养狗。富有的人有较多的选择是事实。不是说笑，我今天还拥有的、不容易买到胶卷的名牌照相机，可能多过地球上的首富；我拥有名贵墨水笔七支，稿纸的讲究可能冠绝天下。但我用的手机九年前以三百大元人民币购得，不坏不换，一位朋友看不过眼，要送我一部有神奇功能的，我婉却了。我是个对先进科技有抗拒感的古人。

唯一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

这就是市场。你在早上多吃一只鸡蛋，地球上总有另一个人少吃一只——在竞争吃鸡蛋这玩意上你把这个人杀下马来。市价是决定竞争胜负的一个准则。《科学说需求》第三章解释过，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有多种，市价只是其中之一。后者是个很特别的准则，因为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一七七六年斯密说得好：“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获这你需要的，是每次交易的意思。”你要拿出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来换取另一些，而这换取的比率称市价。盗窃不论，打家劫舍不谈，你拿出来交换的要不是自己的产出，就是他人的产出到了你手上（例如亲友送给你的礼物或金钱），而这产出代表着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换取他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行为，交换的比率是市价。

阿尔钦当年可没有带到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去。但他提到，如果以市价来决定竞争胜负这个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一九六六年我研究佃农的分成率受到政府管制时，看到类似公海捕鱼那种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跟着研究香港的租金管制，发觉租值消散的现象来得明显。再跟着研究一般的价格管制，同事巴泽尔和我达到的共识，是政府管制着市价，其他会出现的竞争准则——例如排队轮购——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出现租值消散：排队的时间成本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这里牵涉到的学问不浅，因为市价受到压制，会出现的其他竞争准则可以有多种，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们要推断哪种准则会出现。这是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三节作了初步介绍，跟着在卷四《制度的选择》会再深入地讨论。这里详述是近于题外话了。不要忘记，本章写的不是市场，而是市价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ice 是也。

简言之，在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是《价格管制理论》的主旨，这理论不仅让我在一九八一年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也让我明白昔日中国的体制运作，知道以等级界定权利与走后门等行为都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

产权经济学之父

我认为阿尔钦被行内朋友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是源于他的“价格决定什么”的思维。价格既然被视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那么有关的游戏规则是些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产权制度。一九六五年跟阿师研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得到的共识是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早些时，科斯提出的角度略为不同：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其实是一样，一九二四年奈特说的也是一样——英雄所见略同也。这些思维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个老问题：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一时间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不能不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这项极不容易处理的局限。本章开头说的美丽均衡变得肤浅了，不到位。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问：市场节省了些什么？答案是节省了租值的消散。租值消散是一组交易费用，市场的形成与运作有另一组交易费用。市场的出现，基于前一组高于后一组。不久前我对沃因（Lars Werin）及巴泽尔说，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为什么有市场这个基础问题要到区区在下才找到圆满的答案呢？

第二节：看不见的手的阐释

经济学鼻祖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说个人各自争取私利，通过市场的运作，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自己也不知道。没有意图改进社会，但社会却被改进了，比有意图改进的效果还要好。斯前辈于是说，这个人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改进了他毫无意图改进的社会。是数世纪一见的大师想出来的真理，我们今天高山仰止。

新古典的贡献

后来的学者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理念上作出了几方面的补充。首先，源于斯密的思维，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推出较为严谨的需求与供应的分析，有系统地指出市价的变动会引导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的变动。即是说，某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生产者就转到该产品去。这个市价引导资源使用的观点是对的，支持的事实多得很，其中最明显是农业的运作。

在神州大地，除了轮植需要的约束，农民对农产品物价变动的反应非常快。猪价急升，养猪的农户立刻增加；哪些蔬菜叫价好，培植增加是立刻的选择。养淡水鱼的选择同样明确：渔农是不断地跟进不同类别之价及饲料之价。

这其中有一个经济学不容易处理的麻烦。农产品的市价变动不能全部以成本及需求的变化来解释。显然地，农民的取舍选择往往是基于不准确的市价预期：因为市价变动而促成的一窝蜂行为有时导致某些物品产出太多，或某些产出太少。有期货市场的物品不多，而期市的运作是把未来的讯息预期提早集中运用，原则上会减少市价的波动，但其效应不是那么明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货市场集中预期讯息的处理能否减小市价的波幅，是大有争议的话题，实证研究的报告多，但结论不明显。阿尔钦和我的共识，是期市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小市价变动的波幅，但除了期市合约可以协助保障投资产出的人，拉平市价的波幅期市办不到。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讯息不足的局限，就是不牵涉到时间也不容易处理，何况产出投入的调整需要时间。然而，市价变动带动资源使用的变动是无可置疑的。见到市价变动而管制市价是蠢政策，或是利益团体喜欢做的浑水摸鱼的行为。历史的经验，满是价管导致灾难的例子，而放弃市场会导致民不聊生是人类历史的规律。

科斯问得好

后来的学者给看不见的手的第二项补充，起自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科斯当时二十岁出头，分析不够老到，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市场由市价引导资源使用，公司由经理人指导资源使用，这是为什么？这是问为什么资源使用的引导有时从看不见的手转到看得见的手那边去。他的解释，是某些生产活动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这观点有争议，大师如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不同意，但我认为大致上对。后来我在件工合约的运作上作了深入的调查，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把科斯之见作了大幅的修改与补充。属卷四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看不见的手，市价的引导其实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要经得起相当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才会出现：产权界定的费用、量度的费用、讯息的费用、法律及合约的费用，等等。另一方面，经得起这些费用而出现的市价还可以误导。科斯和我认为，公司的看得见的手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性质上是类同的，我们因而反不反对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甚或计划经济。我们不同意的是一个逻辑上的要点：分明可以由市价引导的经济活动，因为愚蠢或谋取私利或权力，好些人提出逻辑欠通的反对市场或市价的建议。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再要提到的对看不见的手的补充，是哈耶克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哈氏之见，是科学知识是集中的，集中在一小撮研究者，但市场运作需要的知识却是分散的，市价的厘定与市场的运作需要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及产出者提供自己拥有的知识或需求的取舍。哈氏之作针对的，是当时兰格（Oskar Lange）等人反对市场，支持政府策划，但哈氏认为政府不可能搜集那么多的分散了的讯息。这观点当然对。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跟弗里德曼研讨市场及市价时，他在哈耶克的思路上作了两点补充。弗老之见，是不管市场的人对自己的所知怎样守秘自珍，只要他们通过市场购入或沽出，某程度市价会被影响了，反映着他们的知识传到市场上去。弗老提出的第二点，是一个人最怕做的事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在市场亏蚀是惩罚，获利是奖赏，而市价的或升或降是有着奖赏与惩罚的效能。换言之，从市价变动那方面看，惩罚与奖赏皆出自看不见的手。

讯息麻烦假说有趣

不要以为市价的变动是万无一失的。上文提到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市价的变动往往不准确地反映成本与需求的变化，而尽管如此，市场对人民生活的贡献极为庞大可以肯定。

论及市价，讯息费用惹来很大的麻烦。这项局限极不容易处理，但奇怪，我们可以不大困难地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有趣假说。这是本卷第八章的话题，从玉石市场到艺术收藏到讨价还价到冒牌货到炒黄牛到寻花问柳，等等，皆过瘾精彩。我认为施蒂格勒一九六一年发表的、后来获诺贝尔奖的《讯息经济学》不到位。施兄认为同样物品，其市价有变差（即方差，variance），市场的人于是到处搜寻。然而，市价的变差是市民搜寻的结果，不是原因。购买物品的市民喜欢打价或议价是事实，也牵涉到我在本卷第八章分析的、不容易解释的讨价还价的行为，但他们一般不会知道物价的变差之数为几也。

第三节：造势与造价

关于市价或价格的行为或现象，经济学传统分受价（price taking）与觅价（price searching）两类。没有谁注意到造价（price making）。造价不罕有，也有趣。这是出售的人刻意地把价格造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成果。一般人的意识是价高代表着质量好，而有些顾客以讨价还价的方法把高价压至低价购入，喜上眉梢，其实不相宜。

价高反映需求高

从市场的一般现象看，价高代表着质量高，不一定对，但通常对。我曾经叫女秘书购买一元一支的圆珠笔，她买回来的是三元一支，认为教授不应该用一元的劣品。其实我偏偏是要一元那种。一般而言，在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下，价高不仅代表着质量高，也协助炮制有市场需求的形象。这就带到一个问题：价高一方面给顾客的印象是质量高，另一方面给顾客的印象是需求高，是哪一方较为重要地促成把价造高的行为呢？

二者皆造高价的因素，但相比之下，我认为把需求形象造高那方面有较大的决定性。原因是这样的。在低档次市场往往见到的开天杀价的行为不论——算不上是这里要分析的造价——造价的行为一般只出现于那些耐用、购买后可以再沽出去的物品。楼房是一例，艺术收藏品也是一例。这两类物品（楼房也是物品）造价的行为最常见，理由是购买的人希望这些物品“保值”，有需要时可以卖出去，尤其是卖出去时有机会赚价。把价造高，出售者是要炮制成行成市的形象，或市场的需求大，容易再卖出去。这解释了为什么造价 的行为好些时连带着造势。

转谈造势吧。香港与内地的房地产市场造势常见。建筑商卖楼花时喜欢制造出众多买家要抢购的情况，手法不一。有时出钱请人排队看楼，装模作样，有时说只出售多个单位的一小部分，话犹未了又加销；有时把红点贴在多间楼宇单位的号数上，还未卖出也说是卖出了。股票市场也有造势的现象。新股发售，代销商可能制造万人轮购的大场面，无知的妇孺排队通宵达旦，根本不知买的是些什么。

造势不限于容易转售、有机会赚价的物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需求。上世纪七十年代，芝加哥某银行启业，只登一小广告，说先到先得，首二千名每人可获美元二十。结果是排队的无业游民数以千计，搞得交通大乱。派出去的钱合共四万美元，换得报章头条，是否明智很难说。

讯息费用有决定性

读到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需求”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变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需求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后者是指需求曲线不动，只是价格变动时需求量按着需求定律而变。换言之，原则上，说某物品的“需求”变动，是指该物品的需求量变动起于价格变动之外的因素。

我在上文说造高价会炮制需求上升的形象，是违反了经济学的基础原则吗？没有，因为讯息的局限转变了。在《科学说需求》第六章我提及，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他以很低之价向你出售一粒两克拉的钻石，你不会买，甚至连看也懒得看。在一间名贵的商店，你可能以十倍之价购买。天晓得，虽然那街上人向你推销的属真货的机会甚微，但就算是真货甚或是精品你也不会买。讯息费用存在，你不懂得鉴别钻石，就是懂得也有太多的疑问。

上述的钻石例子是刻意地夸张了。某程度讯息费用的存在对物品需求的影响有其一般性。减价推销是市场的惯例——这是需求定律——但一个推销的人不会那样傻，在大事造势、高呼市场需求甚殷的情况下，会加进割价销售的矛盾。炮制市场需求大的形象要把价造高。

上文提到，造价最常见于那些耐用的、购入的人可以再卖出去的物品——例如楼房与艺术收藏品。成行成市的形象重要。那所谓“行头窄”的物品不容易造价，因为有成本，造不过。上文谈及地产商造势的手法，造价呢？他们喜欢先把一部分单位给有关的人士“认购”，然后选一些较佳的单位以高价卖给有关系的人，而此价也，有多少水分不公开。

最常见造价的地方是艺术品的拍卖行，因为拍卖的成交价会公告天下。是力度不凡的宣传，虽然对拍卖深有认识的老手不难知道哪件物品牵涉到造价。已故的艺术家的作品被人造价的机会较少。拍卖造价的行为我会在第八章第六节较为详细地讨论。

第四节：价格偏差的压力

一九七五年我从西雅图到香港度假长假时，要看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委托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购票。该友奔跑了半天后，说上佳座位的门票销售一空，他无能为力，认为档次低的我不会有兴趣。我早就意识到优质的座位有先满的惯性，含意着优座票价虽然比劣座的为高，但先满是显示着偏低了。

优座票价偏低带来的灵感

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票价划一，顾客先到先选，于是优座先满。我说的是座位与票价分级别，优座价较高，但先售罄。我也察觉到当黄牛票的炒卖出现时，优座票价提升的百分率通常高于劣座的——而事实上，炒黄牛通常只炒优座之票。座位分级别而定不同之价，其交易费用会比票价划一的安排为高，但既然票价分了级别，把优座之价再提升不会增加交易费用。难道票房的老板不要多赚一点钱吗？

优座票价偏低这个现象可不是先由我发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喜欢听音乐演奏的朋友都有优座票难求的共识。也是那时，老师阿尔钦察觉到一年一度的“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最佳座位的票价因为偏低而难求。他的解释是非牟利的运作使然。当时芝加哥的音乐演奏也往往是非牟利性质，阿师的假说被引用到课本上去。但非牟利的优座票价可以偏高，因为购票的人以之作为慈善捐助可以减税，票价提升有助。非牟利之说不容易成立，因为优座票价偏低在香港出现。在香港，非牟利的行为是不容易想象的。

跳座假说一般化

我当时想到的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防止跳座。买了廉价劣座票的人，可以开场后偷偷地转到优座那里去。如果优座票价偏低，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座位，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一九七五年香港电影院的座位以优劣分级别，票价不同。楼下分三级，楼上分两级。我花了十多个晚上跑多家电影院，主要是查察在售票处很容易见到的不同座位级别的销售情况，想好了如何验证防止跳座这个假说，方法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二节谈及，这里不再说。

一九七六年，阿师退休，为他举办研讨会议的朋友求文，我花了两个晚上写好了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是反对阿师之见而动笔的。阿师后来把该文捧到天上去，显示着大师的风度。在该文的结尾处我是这样说的：

面对竞争时，一个人的行为往往要依靠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而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回应，无疑是重要的。但那不是唯一的回应。所有参与合约的人可能获利——如果减低价格可以促长约束竞争的行为。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竞争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有效地以减价的方法引进。

香港茶楼与香港置地

该文还提到其他例子，例如当时香港的茶楼在午餐时喜欢让等位的顾客站在正在进食者的旁边，使进食者吃得不舒服，早点结账（不这样处理可收较高价）。可能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一九六八年香港置地公司的一宗官司。该公司是香港中环的商业楼宇的最大业主，只租不卖。在法庭陈词中，置地公司的经理直认他们收的租金比同级的商业楼宇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排队等位的租客，现存的租客会较为遵守公司定下来的规则，交租金会比较准时。置地公司是英资的，提供的商业楼宇档次高，由老外经营管理其费用比华资的高，调低租金，让“健康的排队”施压于租用者是比较容易管理的。

效率工资的赶驴子故事

一些行内朋友认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一文触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我的主旨，是出售者把价定得偏低，给购买者施压；效率工资的主旨，是购买者（雇主）把价（工资）定得偏高，给出售者（员工）施压。

效率工资理论是一个赶驴子的故事。要驴子跑得快，我们在它前面挂着红萝卜，在它后面拿着棍子。该理论说，雇用员工，把工资提升至高于可以聘请到之价，使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工作，是萝卜。另一方面，因为市场有其他求职的人，较高的工资求职者众，对被雇者来说是棍子的压力了。效率工资理论被用作解释失业的现象。因为雇主主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雇主恐怕拿开了萝卜与棍子员工会散漫起来，生产力因而下降。

五点难以自圆其说

奇怪效率工资这个谬论可以大行其道。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雇主提升工资员工当然高兴，但把工资下调一定有怨声。不管什么萝卜、棍子，工资下调远比上调困难是事实，而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四节解释过，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量之价，时间本身不是产品。解释失业这“委托”性质是重点，是效率工资以外的话题。

二、如果刊物大幅提升我的稿酬，我的文章会写得格外用心。刊物老板会打自己的算盘，要购买哪个档次的文稿他 会自作打算。原则上，任何工资皆萝卜，而在竞争市场下，竞争的本身是压力，棍子是也。提出萝卜与棍子是毫无新意的。

三、效率工资不仅没有提供线索指出哪部分工资是萝卜哪部分是棍子，也没有指出哪部分是高于市场工资的。只说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员工之价，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因为不同员工的质量千变万化，这观点永远对。不要忘记，我提出的香港置地及座位票价的例子，其价格的偏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真有其差，但说效率工资偏高则无从观察，正如一个写手的稿酬是否偏高只有天晓得。

四、效率工资理论说经济不景，工资顽固难下，所以失业增加。摆明互相矛盾。萝卜与棍子的成本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工资不减，萝卜与棍子的成本代表着的监管费用是上升了。怎么可能呢？香港置地使用的棍子可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五、二〇〇〇年，曾获诺奖的牛津大学主将 J. A. Mirrlees 到香港大学讲述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我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正在盛行的合约是件工或基本工资加奖金或分红。这些其他合约你的理论不管用吧。”他同意奖金或分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肯定件工合约是否否决了他的理论。（当然是否决了，见拙作《收入与成本》第一章。）

经济学者不重视真实世界的市场运作，由来已久，对不同的合约安排近于一无所知。他们喜欢坐在办公室内，以数学方程式试图解释他们想象着的世界。这是可悲的学问了。

第五节：泡沫的阐释

二〇一〇年某媒体问中国的楼市有没有泡沫，我说不知道。他们翻出来的大字标题是：张五常说楼市没有泡沫。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吧。不知为不知。二〇一一年北京推出的压制楼价政策，吵得厉害，要求我分析的四方君子无数。知之为知之，我把自己知道的说说吧。

当时北京推出压制楼价的政策是严厉的，此前我没有听过这种压法，人类历史可能没有出现过。北京本市的最严厉，上海次之。重庆也推出，详情我没有跟进；其他楼价上升得快的城市据说会接着推出，严厉程度各各不同。考虑征收物业税之外，阻吓力更强的，是在北京市买楼要拿出在该市工作满五年的证据，本市的人最多限拥有两间住宅单位，外来的限一间。住宅之外的楼宇不管。

原则上，北京推出的政策可以很严重，而如果全国推行可以是灾难性。手头上资料不足，无从肯定，一个猜测是楼市的中介公司容易纷纷关门，建筑工人容易纷纷失业。从经济原则的角度看，北京推出的政策是违反了市场引导土地使用的规律。另一方面，我明白北京忧心楼价不断上升的原因，但认为有较佳的处理方法。

少林寺叛徒的看法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出自两间自由市场少林寺的叛徒。是的，我认为市价可以误导。市价指导资源的有效使用，老生常谈，一般对，但可以错。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个不可能错的原则：人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积蓄要放进一些仓库去，作为财富累积。一般而言，比较可取的仓库是房地产。我在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四章提出的仓库理论重要。前人分析财富累积忽略了仓库的考虑。

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冠于地球，市民要把他们花不掉的钱放到哪里去呢？股市我真的不明白。早一年中国的股市表现全球最差或近于包尾。收藏品的表现好，但好于收藏的瘾君子只是一小撮。楼市的表现也好，而北京当时显然认为是好过头了。

读到的言论，是北京的朋友担心楼价升得太快，因而要打压，出于两点。其一是楼市的不断上升可能出现泡沫，一下子暴跌会是灾难。其二是楼价的急升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穷人没有买楼，楼价上升他们无缘享受，有所不公也。

楼市泡沫及贫富分化是两个大难题。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两大难题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北京没有理由压制楼市。楼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如果没有泡沫，穷人也买了楼，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这假设下，压制楼市是压制财富，而如果这压制全面生效，经济的增长率一定会大幅下降。

假设楼市没有泡沫是假设楼价没有过高。经济学的困难是很难判断楼价是否过高。这是因为楼价不是现有租金或租值的折现，而是预期租值的折现。另一方面，有些人买楼不管什么租值不租值，也不管折现不折现，只是见人买就跟着买，希望升值。这是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的行为，是另一种“泡沫”。这里不论了。

二〇一一年的中国，市场的迹象显示有通胀预期，但不严重，而北京要压制通胀的决心明显。见到的情况，是住宅楼宇的每年租金约楼价的百分之二强，商业及工业楼宇约百分之五六。这样衡量，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验比较，中国的楼价不算高得脱了节的。

日本与美国的不幸经验

经济学的“泡沫理论”多得很，没有可靠的。市场之价可以暴升暴跌，称之为“泡沫”可以接受，但怎样解释呢？如果经济学者真的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他们早就发了达。我敢打赌，经济学的泡沫大师们一般是输多赢少。

这里先谈两个很可能是当时北京的朋友恐惧的例子。恐惧，因为这些例子示范着的，是楼市暴跌不仅拖垮经济整体，而且复苏不易。其一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楼市暴跌后，到今天经济整体没有真的复苏过来。其二是二〇〇八年的美国，时日不是那么久，楼市暴跌后复苏约六年。

日本的楼市一九八六年底开始暴跌，之后四分一个世纪没有真的上升过。二〇一三年我向一位跟进日本楼市的朋友问价，得到的数据是二〇一二年日本楼价与中国的刚好打平。这是以美元算。四分一个世纪，其间有通胀，可见当年日本的楼价是高得多么惊人。当年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在东京，平民老百姓睡的床，不是双层的那种，而是像抽屉，层层叠叠，要拉开来，钻进去，像把信装入封似的。那是经济雄极一时的日本，其人均收入冠天下，值得炎黄子孙羡慕吗？

日本楼市悲剧的起因，是当年严禁农产品进口，使农产品之价飞到天上去。一九七五年在东京，我见到高档次的番茄零售五美元一只，温室葡萄一美元一粒，而大阪市中心的小空地竟然用作种植，不可谓不奇。禁止农产品进口有大幅提升地价之效，楼房之价因而高升。更大的不幸，是水涨船高了，工资跟着也高。本地的楼价与工资皆高，促使日资到外地下注或设厂。这资金的需要促使八十年代初期起日本银行的借贷急速膨胀，到一九八六年那里银行纷纷出事。楼价，尤其是商业楼价，急速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可以看为泡沫。

美国的压力不论，日本出外投资的大户重视日元在国际上有强势，国会因而反对以通胀之法来拆解因为楼市暴跌带来的困境。楼市暴跌是财富暴跌，依照费雪（Irving Fisher）与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市民的消费永远跟着财富的升降走。支持这理论的证据多得很。

这些年新兴的泡沫理论必定连带着货币问题，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的借贷膨胀。从观察上看，这关系是对的，尤其是货币的借贷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楼价的泡沫出现只是首当其冲的悲剧。经验的规律说楼价的急升与泡沫性地暴跌，跟借贷膨胀有肯定的关系，但不是说经济学者有可靠的泡沫理论。把市场暴跌作为泡沫看，到今天经济学者还是事后孔明，什么理论云云有点搞笑。

因为货币借贷膨胀得厉害而出现的市场“泡沫”对经济整体可以有广泛的不良影响，但这不是几百年前荷兰出现的郁金香危机那种泡沫。借贷膨胀导致楼价急升及暴跌，到今天经济学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规律是这种泡沫一定先有借贷膨胀，但借贷膨胀不一定带来市场暴跌的泡沫。昔日国民党的经验可教。另一个规律，是源于借贷膨胀然后破裂，楼市或资产之价泡沫性下跌，导致经济整体下跌后， 复苏很困难。这规律，人类历史的经验不多，不易理解，我会在结语时试做解释。

美国二〇〇八年（其实较早）出现的金融危机是另一个借贷泡沫的例子。那里的政府希望居者有其屋，联储局鼓励低息借贷，格林斯潘说中国货进口相宜，稳定着美国物价。不到十年美国的总借贷额上升了约三倍。格老可没有想到，通过金融工具衍生出来的是毒资产。二〇一一年初某机构估计说，泡沫破裂美国的总财富下降了约百分之三十，楼价平均下跌了约一半。

中国的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楼价下跌得厉害。上海比较高级的楼价从人民币二万六千元一平方米下降至八千，有更为极端的例子，其他大城市的跌幅比率类同。理由明确：朱镕基大手调控，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控到负百分之三的通缩。这样导致的楼价跌幅不能说是泡沫：政府是明知故“犯”的。那次楼价暴跌，把财富再分配，而经济增长持续强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其理由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解释过了。

问题是，上海等热门城市跟着的发展，是八年间楼价上升了约六倍！会带来泡沫吗？很难说。记得二〇〇八年，当内地的楼价从低位上升了约四倍多时，北京推出调控政策，经过大半年的调控，楼价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大家又嚷着要救楼市。

牛群直觉引起的泡沫

二〇〇八年北京推出压制楼市的政策之前，我不担心中国会出现上文提到的跟借贷膨胀有关的泡沫，因为央行紧收银根已有好几个月，楼市的走势看不到有泡沫的先兆。是牛群直觉促成的泡沫吗？应该不是。牛群直觉促成的市场泡沫通常与货币无关：市民盲目地闯，见人买就买，一窝蜂地买，跟着是一窝蜂地沽出。这种群起现象属牛群直觉的行为，高举自由市场的弗里德曼当年也同意市场可以有这样的泡沫。

历史上，牛群直觉促成的市场泡沫的例子有昔日荷兰的郁金香，有导致牛顿输身家的南海股市泡沫，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中国内地的君子兰，也有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被炒高至一千七百点后，暴跌至一百二十！这些发神经的例子跟货币政策没有明显的关系，而对经济整体没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好些历史书说荷兰的郁金香危机严重地损害了当时荷兰的经济，但五十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 Warren Scoville 作过深入详尽的考察，结论是郁金香球茎发神经地大升大跌是事实，但经济危机没有出现过。没有因为借贷膨胀而出现的泡沫，永远是经济整体的局部，为祸不大。

跟货币无关的市场泡沫的经济理论，起自一八七九年马歇尔出版的那本今天少人知道的小书（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这本书提出“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分析，可以有爆炸性的泡沫，是从物理学借过来的玩意。我不同意这种均衡理念，因为经济学的均衡不是真有其事，在真实世界无从观察。这是科学方法上的话题，我在《科学说需求》一书内手起刀落，解释过了。

牛群泡沫源自讯息不足

我认为像牛群直觉那种盲目地一窝蜂地走而导致的市场泡沫现象可以出现。尤其是股市，我认识太多的股民根本不知股票何物，更勿论什么市盈率、资产净值之类的学问了。见人买就买，见人赚钱就以为有钱可赚，而跟着一窝蜂地沽出可能促成泡沫现象的出现。楼市不会像股市那么容易地促成一窝蜂的行为，因为一间房子是什么不可能不知道。昔日荷兰的市民也知道郁金香是什么，一窝蜂地炒出泡沫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稀有品种的培植不是那么困难。

第六节：借贷泡沫与经济大萧条

二〇一四年在深圳的一次讲话中，我指出经济大萧条不应该从经济下降多少看，而是要从经济不景持续多久的角度看。经济下滑后历久不振的情况很少见，近代历史显示世界只出现过三次。其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自美国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其不景气候持续了二十多年，要到二战才把这萧条打散。其二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的因为楼市暴跌而带来的萧条，距今逾三十年还是没有见到明显的起色。其三是二〇〇八年出现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把欧洲也拖了下去。美国七年后见起色。那么快就脱难，是因为那里的联邦储备局处理得好。

在上述的三次不幸的发展中，大家久不久会听到经济复苏之说，说来说去，但还是不景依旧，政治人物的乐观言论令我们听得讨厌了。好比日本，年年都说经济有好转，但过了二十九年的二〇一六，他们竟然推出负利率意图挽救经济。这害得日本的居民纷纷购买保险箱，把钞票放在家中锁起来，不要存入银行补贴利息。钞票是最重要的货币，那里的央行当然赶着印制钞票，在此期间日元的币值逼着要在国际上升值。

我们当然不要幸灾乐祸，但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不景会持续那么久。近代历史我们只有上述的三次经验。为什么历久不景呢？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这三次经验发生之前皆出现了好一段时日的借贷膨胀，导致资产（尤其是房产）之价大升了一段时日，然后借贷的泡沫出现，导致资产之价大跌。资产或财富大跌的现象不罕有，但经济因而历久不振很少见。源于借贷膨胀了一段时日然后泡沫性地破裂，出现过三次而三次的效果也带来我说的历久不振的萧条。

真的是有着这么的一个规律吗？只三次的经验不足够，难以肯定。如果真的是一个规律，我们要怎样解释呢？我没有肯定的解释，但可以尝试。要记着，我说的经济大萧条不是指经济暴跌，而是指经济下跌后历久不振。

我要首先指出的，是借贷膨胀不是货币量膨胀，而是在债务文件的纸面上的借贷大升。考虑二〇〇八年出现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吧。这借贷膨胀不仅是多人把资产按出去借钱，再加上的是资产按出去后，拿着该债权纸的人又再把该纸（其实是一种债券）按出去。这是合法的，而据说同一贷款转按多次。如果每个借钱的人一定还钱，一项借贷转按多次没有问题，但其中一个不还钱整条债线会出现困难。借贷市场出现了很多人这样做当然会导致借贷的总量大升，但不需要有货币的供应量大升，因而没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胀。然而，资产的价值会因为借贷之量大升而大升，这借贷膨胀的破裂当然会导致资产的价值大跌。

让我转到天才费雪的基础方程式，试行解释上述的借贷泡沫带来的经济持久不景。这方程式说一个人的财富是预期的收入折现而得的：如果利率不变，预期的收入上升财富会跟着上升。这是一个“引出”的概念（a derivative concept），即是先有预期收入然后有财富。当然对。但费雪可没有说如果财富无端端地大升，预期的收入会怎样。这是大麻烦！

这样看吧。如果我拥有的房子的市价无端端地上升了一倍，那房子给我的收入预期会跟着上升一倍，因为我可以把房子卖出，把钱按市场利率借出增加自己的预期收入。问题是我的房子市值的大升（我的财富的一部分）不是基于自己的本领带来的收入，也不是基于社会的预期收入增加，而是基于市场有人愿意这样出价。经济整体的收入预期真的是上升了那么多吗？通常是，应该是，但房子的市值如果受到借贷膨胀的误导，可以一律上升一倍，而实际的生产收入预期可没有增加得那么快。

这就是经济下跌后历久不振（我称之为大萧条）的原因。假设我是个五十岁出头的人，有太太也有两个孩子，计划退休后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见到自己的房子的市值大升了好一段时日，我会为这个财富大升而计划孩子的大学费用与退休后带太太游历的享受。房子我不忙着卖出去了。然而，因为借贷膨胀而带来的泡沫，我的房子的市值跌了一半，我的计划要从头再算，生活在很多方面需要调整，而这调整需要很长时日，甚至永远不可能回复到房子价高时的乐观预期 了。

当然，我以房子为例只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其他资产也是社会的财富。因为借贷的膨胀而导致社会的财富的急升，收入的预期急升，从个人看应该对，因为他可以把资产出售而把钱借出去，但从社会的整体看是不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可以一起这样做。

借贷膨胀可以误导！我们要客观地衡量一个经济的财富是否与该经济的预期收入出现了脱节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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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信报财经月刊》，1979。

第二章：受价的行为

这些变化的蹂躏不可以埋没供应是为了需求，不能忘记需求定律界定的从镜子看的以边际用值约束着的边际成本曲线仍然是供应曲线的主要内容。

尽管当年诺斯、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的新意层出不穷，我是个不喜欢标新立异的人。重视传统，我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来源表达得明确，好让同学们能较易跟进。大家要知道的是真理，是谁先想出来不重要——这是李嘉图的传统了。然而，有点奇怪，自一九六五年在长滩任教职开始，我对经济学的看法跟传统的有分离，而这分离与日俱增，到七十年代变得我想我的，他说他的。诺斯与巴泽尔之外，对我影响很大的前辈如阿尔钦、赫舒拉发、科斯、戴维德、施蒂格勒、弗里德曼等人，一律鼓励我走自己的路。今天回顾，那是不容易想象的求学际遇了。

第一节：公司理论是重灾区

提到上述，因为这章要转到价格理论中最热门的话题：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不是科斯和我分析的关于公司何物的 nature of the firm，而是产出与在市场销售的分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钦及科斯等价格理论大师认为传统的公司理论是重灾区。受价的分析如是，觅价的分析更如是。他们当然尝试改进。我也尝试改进，但走的是自己的路。

跟马歇尔走不同的路

我跟传统的公司理论有几个地方过不去。其一是该传统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运作不重视。虽然马歇尔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跑了几年工厂，但他重视的是工资与产品价格的厘定，我认为是表面性的。一九六九年我自己开始跑厂考察时，注意力是落在合约结构那方面。自小从父亲那里听到不少关于做厂的事，而一九六九年我已经发表了《佃农理论》与《合约的选择》，写好了《合约的结构》，知道这些是经济学的重要缺环。

少了沙石再看问题

其二，从本科起我不清楚传统的公司理论假设的局限是些什么，而进了研究院，老师们回答不了我的提问：公司理论假设的交易费用局限是些什么？一九八一年，当我构思如何为伦敦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突然惊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不会出现！跟着的大难题是：市场的出现是节省了些什么交易费用呢？从一个广泛的制度费用的角度看交易费用，我要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市场协助节省的是租值的消散，而这看法要到二〇〇七年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才感到肯定。如果同学们发觉我今天的《经济解释》与十多年前写下的有好些不同之处，那主要是今天我能更深入地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交易费用。这让我把有解释力的经济理论结构从头再想，这里那里有了新的变化。思想上少了一点沙石，很多老问题有了一点不同的看法。

成本不向前看一团糟

其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司理论被阿尔钦等人认为是重灾区，主要因为传统的分析把生产成本搞得一团糟。长线短线、可变不变、自然垄断等话题大家不能接受。经济学者不是从解释世事的角度入手，而是着重于什么是无效率，什么是有效率，什么情况政府要管或不要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他们画不出来。这些麻烦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及第七章处理得满意。我坚持成本永远要向前看，大手引进租值的概念，把上头成本作了一个新阐释。同学们要回头再读这两章才能容易地跟进我对受价与觅价的分析。

第二节：受价的概念

受价一词是从英语 price taking 译过来的，是老师阿尔钦的发明，今天在行内被接受了。传统称 perfect competition（完善竞争），是一个乌托邦的思维，局限究竟是些什么要不是说得吞吞吐吐，就是没有顾及。跟受价相对的是觅价，即 price searching，也是阿师的发明。后者指垄断价格，即 monopoly pricing。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

所谓受价，是说一个生产者出售产品时不会找寻一个价格——他只是跟着该产品的市价出售。竞争市场决定了市价，他就跟着市价出售自己的产出。如果他要求之价高于市价，一件也卖不出去。低于市价他不会选择，因为只要接受市价他可以无限量地销售。他的产量为何只是受到他的边际产出成本约束着。边际成本因为增产而上升，高于市价他会亏蚀，要减产，低于市价增产有利可图。于是，边际成本等于市价是这个出售者的产出均衡点了。这里同学们要注意，如果一个生产者使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有空置，边际成本曲线不一定画得出来。这是第六章的话题。本章还是接受传统，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厘定市价。

六线相交的均衡

受价含意着的是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产量多少其平均收入与边际收入是一样，是同一平线，也跟市价相等。达到上述的均衡点，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含意着利润极大化。市价代表着市场消费者的边际用值（见《科学说需求》），所以边际用值跟边际成本看齐，代表着帕累托条件是满足了。这是经济学传统高举自由竞争市场的原因。那所谓完善的竞争市场就是受价市场了。

我们还要多把一个相等的价值放进上述的均衡点。那是平均成本。假设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这里的麻烦同学要再读《收入与成本》第六与第七章），在竞争下每个产出销售者的“碗底”接触着该销售者面对的需求平线，也即是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入等于边际收入等于市价。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于是风云际会，达到了六线（平线包括着四条线，即平均收入、边际收入、边际用值、市价）相交的市场竞争均衡，决定了每个生产者的产量。

没有盈利的两句格言

在上述的均衡点中，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入，即是总成本等于总收入，没有盈利（profit），但有利润。利润是成本投资的利息回报——要记着是向前看的成本——也即是市场给予的收入，遵守着费雪（Irving Fisher）的格言：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同样要注意的是这均衡显示着成本与收入看齐，遵守着我提出的另一句格言：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

同学们不要忘记，成本不仅永远要向前看，也是最高的代价。收入等于成本，是说生产者面对的成本等于另谋高就的回报。没有风落，盈利不会在竞争中存在。继续经营需要有利润，但不需要有盈利。在第六节我会分析归属租值，那是另谋高就的收入（成本也）之外的另一种成本，有趣的。

第三节：漠视局限人数不符

以纵轴为价横轴为量，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这是个别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对同一物品的需求，由个别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向右横加，即是每价加个别消费者的需求量。市场的需求曲线因而也向右下倾斜，遵守着需求定律。

传统的分析及格吗？

然而，受价的行为是指一个产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线。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个别出售者面对的却是平线，因而要受价。传统的解释，是受价市场有数之不尽的消费者与出售者，而个别的出售者只占同一产品的市场总量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只看横轴，好比市场需求量的一公分代表着十万件物品，而个别出售者的横轴一公分只代表着五件，相比起来后者微不足道。这样看，五件只代表着市场需求曲线上的一小点，把这小点向横拉开，转换了横轴的尺度，个别产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就近于平线一条了。近于平线但不是真的平线，推到尽头市场的量无限大而个别出售者的量无限小，后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愈推愈近于平线。大约是平出售者就要受价。

上述是传统说的竞争市场。觅价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所以要自己决定或找寻一个价，而推到尽头该产品的整个市场只有一个供应者。一个出售者供应整个市场，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市场的需求，向右下倾斜，可以加价减产或减价增产，要觅价。那是垄断，觅价因而又称垄断价格。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上述的传统分析差强人意，但从解释世事的角度看，就大有问题。在第八章我会引进讯息费用，得到的效能与传统的有很大的分离。

寡头竞争的处理

在社会中竞争永远存在，无日无之。市场的销售竞争也如是。第三章会指出，有垄断权利的机构竞争也存在，只是竞争的地带及方向有所不同。传统上，经济分析最麻烦的地方不是受价的竞争，也不是觅价的垄断，而是只有几个竞争者的寡头竞争，oligopoly 是也。可惜经济学没有出现过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寡头竞争的理论，虽然一八三八年处理双头竞争的法国大师古诺（A. A. Cournot, 1801-1877）是个顶级人物，我拜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以博弈理论处理寡头竞争再盛行。这玩意五十年代热闹过约十年，跟着销声匿迹，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卷土重来。说过了，博弈理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推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对解释行为没有用处。 我自己处理那所谓寡头竞争的法门，是从微小之别看垄断或从个别例子的局限变化衡量。例如两间店子在街头街尾卖同样的咖啡，因为地点略为不同市场有别，各自面对的需求曲线不会是平线，某程度有觅价的选择。从一般市场看，同类的产品细看有别，严格来说可以看为不同的产品，出售者可以跟着行家的价格走，也可以觅价。竞争无所不在，产品的质量有别或地区不同可以作为垄断看。一般而言，替代物品愈多面对一个出售者的需求弹性愈高，即需求曲线愈平坦。我们要看问题及需要解释的现象作取舍。同样的市场我们有时以受价处理，有时以觅价处理，要看需要解释的是些什么。有时某些局限来得特别——例如某些政府法例管制——处理的方法也跟着不同。

哈佛大师不及剑桥夫人

产品有微小之别可以作为垄断看是一九三三年哈佛的张伯伦（E. Chamberlin）发表的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垄断性的竞争理论》）的主题。那是一本红极一时的书，写得好，可惜没有经济内容。作者提供的均衡是一个几何曲线的巧合，而我认为他最大的缺失是对租值理念的掌握不到家，因而整个分析来得空洞，是定义性的玩意了。

要对同学们说的，是这里牵涉到的是很少经济学者注意，但我认为是重要的哈佛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环绕着张伯伦之作究竟有没有经济内容。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跟进这争议的后学，当年花了不少时间思考，得到启发，后来走通了自己的路。

当年在芝加哥，认为张伯伦的理论没有经济内容的主要有四个人：奈特、戴维德、施蒂格勒、弗里德曼。他们认为除了风落，市场不会有盈利（profit）——竞争受价或垄断觅价都没有盈利。他们也认为，算进租值，平均成本曲线永远会落在没有盈利的地方。弗里德曼在他的《价格理论》说得清楚：面对一个垄断者的需求曲线是该垄断者的平均成本曲线。说得有点怪，但重要。可惜弗老跟着说的不容易明白。他说一个生产者要争取极大化的是非合约的成本。其实他应该说要争取的是最高的租值。

这里也要提及，同在一九三三年，英国剑桥的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发表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同样分析张伯伦的话题。芝加哥学派与我的老师阿尔钦皆重视夫人之作，贬低张伯伦，我自己细心衡量后，意识到租值的处理是夫人胜出的地方。在《收入与成本》第五章第三节追溯租值理念的演变时我提到夫人的思想，说了感谢夫人的话。

租值变化与经济内容

受到上述的影响，我花了长时日想出自己的、今天同学们应该重读的《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尤其是关于上头成本那部分。在该章的最后我写道：

租值的摊分不是先有租值而后摊分，而是以产品的市价决定产品在直接成本之上的盈余后，加起来而成租值。这就是上头成本了。与历史成本不同，租值是成本。上头成本这个概念是重要的，但不能回头看，要从租值的角度看。因为要入局的竞争者需要付出可观的直接成本，入了局的上头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厘定，由市场维护，由市场摊分。漠视了上头成本这个租值概念，竞争的行为与产品价格的厘定就难以解释了。

受价与觅价皆如是。同学读懂这一段，再找机会读张伯伦的名著，会明白什么才算是经济内容。

第四节：潜在竞争者不能不算

回头说受价，生产成本分析之外，我与传统之见过不去的地方还有生产人数或单位多少的问题。有两点。

第一点是生产的单位数量不应该指可以观察到的。潜在的竞争者不能漠视，要算进去，虽然潜在的往往看不到，不容易算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下的故事：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吧。我从赌城拉斯维加斯驾车到旧金山去，路经之地全是沙漠。天大热，摄氏四十多度，汽车没有冷气，口渴之极。车行了很远都四顾无人。后来到了一个地方，见有五六户人家，其中一家门前挂着可口可乐的招牌。我急忙跑进去，买了一瓶冰冻的可乐，只二十五美分。我想，要是卖者叫价五美元也相宜之极，为什么只售二十五美分呢？离开时，我见到有几个邻家的孩子在地上游玩，恍然而悟。我想，要是卖可乐的人把价格提升，这些孩子会叫父母替他们购置冰箱，大做可口可乐的生意。

从上述及其他很多例子的观察中，我得到的含意是凡是物品可以持久保留，是真是假容易鉴别（讯息费用低），而出售者可以容易地进入市场的，受价的行为容易出现，潜在的竞争出售者不需要很多。

第五节：讨价还价是觅价

这就带到我要说的第二点。有很多市场，尤其是在那些所谓落后的国家，讨价还价的行为普及。讨价还价显然是觅价，购买者与出售者皆觅，面对个别出售者的需求曲线显然是向右下倾斜的了。讨价还价的行为本来是琐事，但解释非常困难，因为常在有激烈竞争的市场出现。我想了二十多年才找到答案，要到本卷最后一章提供解释。

是很久以前发现的难题了。一九六四年，我对老师阿尔钦说，香港的一些小街满布小贩，比比相连，大家出售类同甚至相同的物品，但顾客讨价还价，结果是一些顾客的成交价可能与另一一些的成交价相差几倍。为什么没有一个出售者高举“不二价”之牌，强迫他家跟着不二价，从而减低讨价还价及顾客到处议价的费用呢？

今天在中国内地，讨价还价的行为随处可见，往往出现在竞争出售者众多的市场。这显然跟经济学者历来分析的市场大有差别。真货也讨价还价，但冒牌货的叫价与成交价的差距一般较大。这可不是因为顾客不知是冒牌货（没有人那么蠢），而是冒牌货的讯息费用较真货的为高。例如在同一商场，出售冒牌劳力士手表的比比皆是，四百元开价识途老马有机会一百五十元购得。事实上，你到一个摊档要求劳力士的某型号，该摊档可能叫你等一下，然后到另一家摊档拿该型号给你。竞争者众，互相合作，但讨价还价还是觅价行为，跟传统说的竞争受价大有出入。讯息费用的局限当然重要，但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不同顾客的成交价不同，是价格分歧，但跟传统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之见不合，传统错在哪里呢？都是后话，按下不表。

第六节：能否退货有决定性

老师阿尔钦当年不大相信我提出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出现的讨价还价的行为，但他欣赏我的观察力，研讨了几次大家想不出解释。阿师不大相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买卖双方会大觅其价，可能因为讨价还价的行为在美国不多见。然而，过了美国南部的国界，到了墨西哥境内，讨价还价普及。一界之别，市场恍若隔世。

为什么在美国少见讨价还价的行为呢？一个解释是文化有别，但这解释显然不足够。更为重要的解释，是在保护消费者的声浪中，美国的商店一般容许顾客退货——购买后不满意可以退货拿钱，一分不减。不能持久保留之物——例如汉堡包——当然不能退货，而事实上不能保留之物少见讨价还价的行为。可以退货拿钱，讨价还价的行为当然难以出现：你花三百元买了一只冒牌劳力士，事后知道一百五十可以购得，会拿回去换钱，讨价还价于是少见——但在中国不容易这样做。近十多年来，美国好些商店逼着大方一点，担保顾客如果能在他店找到更低之价，会奉还价格的差额。这样，讨价还价更不会出现了。不要以为美国的商店较为合理：容许退货，成本较高，他们会定较高之价。不要以为讨价还价会给出售者较大的利润：在竞争下他们的平均价会低于容许退货的。

第七节：讯息费用与摊数定律

讨价还价是觅价，买卖双方皆觅；“不二价”可能是觅价的后果，也可能是受价。逻辑上，觅价需要出售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是传统的垄断定义。这样看，上述 的每家跟顾客讨价还价的摊档看来有垄断性质，但有大问号，要到本卷第八章第七节我才提供详尽的分析。另一方面，受价需要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是平线，传统之见是出售者要近于无数这平线才会出现。然而，从孩子出售可口可乐及其他实例可见，潜在的竞争者要算进去，而不管潜在不潜在，竞争出售的人数不需要很多。

讯息费用的变化有趣。我曾经推出类聚定律与欺骗定律（见本卷第八章的附录）。这里可再推出“摊数定律”吧。这定律说，物品的讯息费用上升，在竞争市场出售的摊档数量会增加，但讯息费用升到某一点摊档的数量会下降。这是说，以纵轴为摊档数量横轴为讯息费用，二者之间的曲线是先弧上后弧落。解释是，如果讯息费用足够低，顾客无须多觅，在同一市场或商场只一个摊档可能足够。好比在杭州，某名牌皮包整个城市只一家店子卖真货，卖该名牌假货的则无数。顾客当然知道孰真孰假，但假的他们知道讯息不尽不实，要多觅。另一方面，讯息费用过高问津者会减少。

讯息及其他交易费用的存在对受价与觅价的行为无疑有决定性，而我提到的美国的例子，风俗及政府法例的局限也有决定性。我的投诉是传统的分析没有说明有关的局限。不要告诉我传统的分析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因为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说过了，怎样处理交易费用（包括制度及讯息费用）要从可以观察到的边际转变入手。我将会用很多的不同例子给同学们示范。

我喜欢先掌握了真实世界的现象才以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不喜欢先以理论推出假说然后到真实世界找现象印证。前者要多花时间，也要找可能推翻假说的实例作验证。后者靠想象，好此道者在找到实例印证时通常不会再找反证的实例。这算不上是验证，不是科学的本质。

第四节：供应曲线与萨伊定律

说过了，物品或服务的供应是不需要画出一条曲线的；传统对垄断的分析就不画供应曲线。不是画不出，而是不需要画——只提出供应的价与量，以点处理，足够。供应牵涉到产出，技术及局限的变化多，供应曲线可以有多条，花多眼乱，违反了理论以简单为上的原则。另一方面，在《科学说需求》第九章与《收入与成本》第一章我解释过，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同一回事。这是最简单的看法，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想出来，老师阿尔钦同意，后来我用几何分析证实（见卷一第九章）。画出曲线容易，阐释其内容可不简单。本节再解释，是因为同学们要求比较重要的话题我最好从不同的角度再说。

从萨伊定律说起

从一个此前提及的例子说起吧。我收藏印章石，一方一方的，收了数十年，数量不少。今天，价够低我还会多购；价升呢，我会考虑沽出。事实上，只要你出够高的价，我会把自己拥有的全部卖给你。为什么我会出售自己心爱的印章石呢？因为我有其他物品的需求。我供应是为了自己的需求，我需求是因为市场有人供应。

是简单的道理，不可能错。这里旧话重提，我突然想到那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起自一八〇三年的萨伊定律（Say’s Law）的最浅版本，于是挂个电话给才子张滔（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经济学百科全书），请他替我重温一下萨伊定律的旧课。张滔说萨伊定律有多个版本，而他举的第一个版本是他昔日在伦敦经济学院时老师 Lionel Robbins 提出的。我叫他不要再说第二个，因为 Robbins 的版本跟我的印章石例子完全一样。我对此公心仪已久，相信他，不想受到其他版本的污染。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

我跟着想到两个有关的问题。其一是二十世纪价格理论高人弗里德曼曾经写下，价格之外，决定需求的因素与决定供应的因素不同，然而，除了生产活动有技术上的不同处，需求与供应还有什么不同呢？弗老是很熟的朋友，早就想问他有什么不同，可能认为不是那么重要而忘记问。今天认为重要，但弗老不在了。希望本节能解释得同学们明白，除了生产技术带出的变化，需求与供应只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选择。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萨伊定律被后人认为只能在没有货币或限于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下才对。其观点是：货币只协助交易，如果被贮藏，藏而不用对生产没有贡献，所以在有货币的情况下该定律不能成立。这跟凯恩斯的思维一脉相承，认为储蓄是漏失，不鼓励产出，导致经济不景。

我不同意，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一节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我写道：

弗老问：一位仁兄花巨资购买了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是消费呢，是储蓄呢，还是投资？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费那部分通常不大。油画挂在墙上，每次观看或让亲友欣赏是消费。原则上该画作可以租回来，付出的租金是消费。不租，自己买下来，挂在墙上，每天放弃了的租金收入，或放弃了的利息，是消费。余下来的画价所值既是储蓄，也是投资……把钱存放在银行是储蓄，但也是投资，有利息的回报。银行一定要转贷出去给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才可以不亏蚀。银行不付息或负利率的情况出现过，但那是起于货币政策有所失误。把钱藏在家里，放在床底下，不用，称作贮藏（hoarding）。这是最接近凯恩斯学派的“漏失”概念。同样，我的母亲二战逃难时携带着一些黄金，不到危难之际不用。这样的行为是购买安全或购买保障，像上文的购买油画的仁兄那样，利息的放弃属购买保障的消费，贮而不用的属储蓄，也是投资。

贮藏有其用场

说货币协助交易是对的，但交易不需要贮藏货币。贮藏货币不可能没有其他用途：有些人喜欢闲时数钞票自娱，有些人以货币作为安全的保障，皆有所用。储蓄与投资是同一回事，但我曾经指出，凯恩斯及其学派受到误导的，是有些投资不事产出活动，对工人的就业没有帮助，但不是漏失的效果。例如投资于不打算动土的土地，或购买古文物，皆不事产出。在好些前景大有问号的情况下，市民偏于采取不事产出的投资，于是误导经济学者。

我也曾指出，财富的累积需要有仓库，而重要的是需要有些仓库像古物收藏品那样，没有产出，其价值因而没有上限。在《收入与成本》第四章的结语中我写道：

逻辑上，不引进虚无悖论，财富累积的理论推不出来。以产出为主的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有收入预期以利率折现的上限。如果社会只有这类资产，没有空置，产出的收入消费后余下来的，不容易找到地方累积。虚无悖论说的仓库，本身没有产出，没有收入折现，容纳累积的上限不存在。任何社会，有生产力的资源就是那么多，愈是运用得宜，收入增长愈快，财富的累积愈需要没有上限的仓库的协助。

不要以不事产出的投资来否定萨伊定律。今天看，依照张滔的老师的版本，我认为这定律永远对，只是听来有点空洞，有点套套逻辑的味道。但我们可以加进内容而使这定律丰富起来。

需求曲线也是供应曲线

回头说我的印章石吧。选之为例因为足够简单。让我假设方方一样，长存不变，暂且不牵涉到产出那边去。如果市价六百一方我拥有一千，高于六百，我会逐步卖出去，到市价一千六百我一方不留。我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纵轴为价，横轴为量，市价一千六百我的需求量是零，市价六百需求量是一千。这曲线的每一点代表着我的最高边际用值（见《科学说需求》第五章）。

从市价六百上升到市价一千六百，我出售之量是按着我对石章的边际用值走，即是价高于边际用值我会沽出，低于边际用值我会留为己有。这样看，我的印章石的供应曲线是在市价六百元以上的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即是从六百元上升起画出一条向右上升的曲线。这是我的印章石的供应曲线了。跟我对石章的需求曲线完全一样，只是对着镜子看。

边际用值是边际成本

读下去同学要认真了。从市价六百向右上升的供应曲线反映着我对印章石的边际用值，一分不差。这曲线向右上升是代表着我要放弃的印章石的边际用值。边际用值是指最高的边际所值，成本是指最高的代价，所以我的印章石供应曲线也是我的边际成本曲线——不是印章石的边际生产成本，而是放弃印章石来求取其他物品的成本。是的，供应曲线是代表着物品的边际用值的放弃，最高的，而成本是最高的代价。

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需求（或边际用值）曲线是他对其他物品需求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就是他的供应曲线了。当然，以印章石为例我只论一种物品的放弃，而事实上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需求往往要考虑放弃多种其他物品，每种放弃一点。这样，他对某物品的需求所需要放弃的可能是多种物品的组合，选择性地每种一小点，而这样一篮子物品组合而成的边际用值曲线，对着镜子看，就是他对该物品需求的边际成本曲线了。这也是他的供应曲线。

引进生产活动

上面没有提到生产活动。引进生产活动其分析类同，但多了变化。从一个独行侠在街头卖花生说起吧。此公产出需要放弃的是自己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对他来说，每项生产要素都是经济物品，有自己的需求，有其边际用值与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约束。这些边际用值的放弃是他的供应的边际成本，供应花生是为了其他物品的需求。需求定律之外，生产活动牵涉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也有不同产量会有不同生产方法的选择。这些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作了详尽的讨论。然而，这些变化的蹂躏不可以埋没供应是为了需求，不能忘记需求定律界定的从镜子看的以边际用值约束着的边际成本曲线仍然是供应曲线的主要内容。

更为复杂的问题起于多人合作产出。以专业而分工合作有巨利可图。斯密提出的造针工厂的例子不仅没有夸张，更可能低估了分工合作之利。套入本节要阐释的供应曲线，最简单是把所有合作活动以件工处理看，虽然时间工资也普及。件工是一种合约，时间工资是另一种，还有其他合约形式可以选择。合约的选择是卷四的话题，阐释供应曲线的原则哪种合约都一样！斯密描述的造针产出的过程，原则上，每部分可用件工处理。

件工的角度让我们看得清楚：每个参与分工合作的人是个独行侠，投入自己的生产要素加上租用其他的。整件产品由很多的局部或零件组合，每个合作的产出者的供应曲线就像卖花生那个独行侠那样画出来，然后把所有合作的产出者的个别供应曲线组合。

当然，如果我们引进不同的合约安排，分析的复杂程度会上升。这是公司性质的话题。这里要指出的是，不管生产活动如何复杂，先化为件工合约看问题，弄清楚来龙去脉，才转到其他形式的合约去，不仅推理快捷明确，更重要是引进交易费用时会协助我们怎样放进去。科斯说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公司替代市场，但从合约的角度看，这二者是不同合约的替代，市场一也。这重要话题我们要到卷四才讨论。

分享利益的变化

这里出现的复杂问题，起于分工合作带来的收入往往远超街头卖花生。难题出现，因为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需要分享。由竞争处理怎样分，经济分析没有困难，但牵涉到工会及政治的左右难度甚高。

分工合作带来的利益是租值，要摊分。原则上，租值的出现只会影响平均成本，不会影响边际成本，所以供应曲线不变。然而，加上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与不同生产方法的变化，上述租值的分布可以随产量之变而变。供应曲线会再有变化，重要的是边际成本可以先下降而后上升。这不是指传统的不让某些生产要素变动的效果，我也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讨论过。

无论怎样说，画出曲线容易，放进经济内容困难。何谓经济内容有争议。我个人认为，经济内容是指需求定律的含意与成本概念的变化。供应曲线永远环绕着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萨伊定律是对是错要看怎样阐释。本节提出的阐释说这定律永远对。我不怀疑有些行内朋友会认为我给萨伊定律的阐释不对，因为萨伊说的是供应会创造需求，我说供应是为了需求。其实还有其他版本，我不要多花笔墨了。

结论的重点

上述给萨伊定律的阐释重要。至于这阐释是否萨伊的正确版本我不要争论。几个要点综合如下：

（一）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是供应曲线，边际用值反过来看是边际成本。

（二）供应是为了需求，不是创造需求。

（三）分工合作可以带来巨利，是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四）从件工合约的角度看，个人独自产出与跟他人分工合作是同一回事，只是前者加起来而成为后者。

（五）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分工合作选用时间工资只是量度贡献的方法不同，合约的性质不同，但还是同一市场。说件工是市场时工是公司——科斯之见——不对。

第五节：剪刀比喻误导

做学生时我老是不大明白为什么那完善竞争市场（即受价市场）的分析有供应曲线，而垄断市场（即觅价市场）却没有。老师们无法解释得我满意。说一个垄断销售的市场画不出供应曲线是不对的。有人画过出来，只是没有人用。说分析垄断觅价可以只用成本曲线，不需要供应曲线，有道理，但竞争市场也可只用成本曲线。较有说服力的是竞争市场的供应曲线是由多个竞争者的多条边际成本曲线向横加起来，而垄断只有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不用加。这是我做学生时能接受的最佳答案，但总是觉得有点不妥，好像欠缺了些什么。复杂吗？属小儿科吧，因为到本卷第六章我会指出在好些情况下边际成本曲线根本画不出来。

二刃相交比喻模糊

我要到一九七三年构思《价格管制理论》时才恍然而悟：竞争市场有供应曲线是因为传统要保留马歇尔的那把剪刀。这是指市场供应与市场需求的两线相交作为均衡点的，仿佛二刃相交的剪刀了。马氏一八九〇年的巨著的卷五第三章，题为《正常需求与供应的均衡》，其中一段这样说：

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质疑，当我们用一把剪刀剪一张纸，究竟是上面的刀刃还是下面的刀刃在把纸剪开，正如我们问价值究竟是由功用还是由生产成本主宰着的。当一刃固定不动，另一刃把纸剪开，我们可能不小心而又简单地说纸是由后者剪开的。这样说其实不正确，但如果只是作为一个通俗的说法而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论证，是可以原谅的。

上面说的功用指需求，生产成本指供应。伟大如马歇尔，我认为这段很有名的话说得似是而非，没有真的解释什么，误导了后人。是的，自马氏之后的百多年来，经济学第一课教的一定是供应与需求二线相交的那把剪刀，说在竞争市场这交叉是均衡点，决定了市价及成交量。价高于这点供过于求，有剩余，市场压力会使价下降；价低于这点求过于供，有短缺，市场压力会使价上升。

结果不是理由

我曾经指出，供应量与需求量皆意图之量，无从观察，不是真有其物，而均衡是说有足以推出验证假说的局限指定。局限要与世事相符，要可以观察到，但均衡只是概念，不是真有其事，无从观察。更重要是在市场上，在某些交易费用容许的局限下，供应与需求的二线相交的均衡只是竞争带来的结果，不是决定市价与成交量的理由，没有解释什么。我在《科学说需求》第七章第二节作了如下的申述：

市场需求与市场供应相交之价，可不是受到马歇尔所说的剪刀决定的。市价的决定，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 应者，各自争取最高的交易利益，以自己的边际用值与面对的价格相比，或购入，或沽出，而这些行动或使价格上升，或使价格下降。达到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与价格相等时，大家的边际用值相等，而含意着的大家相等的价格就是市价。达到了这一点，市场的需求曲线刚好与市场的供应曲线相交。

这段说的是有一个固定的供应量、没有生产的情况。加进生产，边际生产成本要放进去，逻辑推理一样，只是市场的均衡变作每个参与的人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市场的任何参与者可以是需求者或是供应者，又或者同一个人是二者的合并：卖花之人插竹叶，但也可以插花，自己有花的需求也。

让我再说一次。市场的需求与供应二线相交的均衡，是市场参与的人各自为战、各自争取最大利益的结果，不是决定市价与成交量的理由。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传统把需求或供应曲线移来移去来解释现象的分析不一定错，但往往是灾难性的思维。

两个示范例子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传统对配额的分析是把需求或供应曲线移来移去，或二者皆移。我对配额的分析可见于《科学说需求》第六章的第六节——《成衣配额的分析示范》——得到的结论与现象的解释跟传统的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是从个人面对局限转变而参与竞争的基础入手，得到的解释可以在事后以移动曲线的方法处理，但质、量与价皆有变，曲线图表要更换几个了。数学方程式也可以用，但要有解释内容还是要从个人面对局限的竞争入手。斯密的传统没有其他法门。

我还可举另一个例子。最常见的把需求或供应曲线移来移去的分析，是政府抽税。这是我知道最可信的从一把剪刀转到另一把剪刀的分析，也最有说服力。例如政府抽香烟的从量税（unit tax，即每包抽一个固定的税额），香烟之价会上升。这是最顺理成章的曲线移动了。然而，一九七〇年，巴泽尔和我研讨香烟从量税时，大家得到的结论是此税也，会有增加香烟长度的效果。美国当时有些州份抽香烟从量税，有些不抽。他追查资料，果然证实抽从量税的州份出售的香烟较长。是有趣的现象，有趣的话题，浅显的分析，有解释力，但传统的剪刀是剪不出来的。

大师之见可以改进

话得说回来，细读马歇尔的卷五第三章，不管他的剪刀比喻，他的需求与供应分析是大师级，虽然我认为他的成本与均衡概念皆可改进。他没有后之来者提出的剩余与短缺的分析那么低能。张滔说马歇尔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家，我同意，但伟大还是可以改进的。马歇尔的剪刀均衡是一个市场运作的总结，好的，重要的，教我很多，作为后学我只是补充了应该怎样用。我认为这均衡的主要用场，是如果观察到的现象与这均衡合不来——例如有人排队轮购——我们知道局限一定有变，要调查其变，然后从个人竞争的角度入手再推出另一个均衡。只把曲线移来移去的命中率不高，就是命中也不会有多少经济内容。

第六节：租值含量主宰撤退

尽管传统的竞争或受价市场的分析这里那里有问号，从弗里德曼一九六二（Price Theory）那个水平的分析看，大致上我们可以接受。弗氏的分析源自马歇尔的传统，对成本概念的掌握比马氏高明，有了改进。可惜弗氏没有在马氏提出的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那方面发挥，表演一下。马氏对上头成本（他又称非直接成本，indirect cost）的分析，因为没有坚持成本要向前看，是错了。错的分析可能是重要的思维。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为上头成本大兴土木，作出自己称意的贡献。

我认为弗里德曼及阿尔钦等前辈对受价的分析我们大致上可以接受，因为大致上有市场现象的支持。在同一市场，同类及同质的制造品的市价大致相同。同一市场，农产品的市价一般比制造品的来得一致，显示着农产品的交易更为接近受价的行为。最清晰明确的受价行为见于期货市场，我会在第八节讨论。

平均成本一样租值不同

这里要分析的，是那所谓完善的竞争市场在推理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是关于竞争者的撤退问题。此市也，面对一个竞争产出者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是价，也是平均及边际收入。边际成本向右上升，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假设没有风落（windfall），因而没有盈利，而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这样，平均成本的碗底是贴着市价或平均收入。每个竞争者的产量有别，但平均成本相同，达到市场竞争的均衡。麻烦是如果市场的需求下降，市价稍为下跌，所有竞争者面对的产品平均收入会低于他们每个原来的平均成本。难道他们要一起关门大吉吗？我们很少见到竞争市场出现一起关门的现象。那是为什么？

答案是虽然在竞争下大家的平均成本一样，但这成本包含着的租值结构彼此不同。经济不景，或市价下降，首先关门的是那些在成本内的租值含量最小的竞争者。在《收入与成本》第五章我解释过，租值是指收入变动而某些行为不变的收入。市价下降会使竞争者的租值下降，但只要租值存在，某些竞争者会继续经营。一般而言，竞争者的租值各各不同，所以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退出竞争的先后次序是按着他们的租值排列走，租值小的先退。

入局投资是直接成本

租值有好几类。跟竞争市场有关的主要是两类。其一是上头成本，其二是归属租值（imputed rent）。上头成本我曾作详尽的分析，不是那么易读，这里让我借题再发挥吧。

上头成本是那些因为入局需要作出的投资，或入局之后还需要补充的投资，但下了注后覆水难收的那部分。这是指已经付出了，或签了不能反悔的合约而要继续支付的费用，覆水难收或不产出也要支付的。上头成本可以作为成本看，因为可以把生意卖出去而有所获，或以股票出售股权。此获也，可以高于或低于曾经付出的或不能解约而要继续付出的。有价，因为想入局者也要付出类似的成本，也可能要签类似的合约。还未入局的竞争者的入局成本全部是直接成本（direct cost），不入局不需要支付。是这些还未入局的直接成本约束着意图入局的竞争者，使入了局的竞争者的产品可在市场获较高之价。这较高之价，减除了入局之后要产出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所获的总和，就是上头成本了。

记着成本要向前看，曾经付出的再不是成本，但有把生意或股份出售的选择。出售生意或股份的收入是不出售的成本，但这不是基于曾经投入多少，而是基于可收则收减除直接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决定，由市场保护，由市场为众多竞争者一起摊分。上头成本可以有灰色地带，增加了从这成本看退出问题的困难。别的不说，有些老板就是不喜欢动不动解雇员工，或动不动解约，而另一些则喜欢这样做，不管会否打起官司来。上头成本的灰色地带第六章处理。

上头成本的变化

第二类对撤退有影响的租值，称归属租值。归属租值与上头成本那类租值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上头成本虽然不是直接成本（后者指不生产不需要支付），但其存在一定要有直接成本曾经支付过。这是说，一盘生意未入局之前，打算入局的投资全部是直接成本。作了投资，入了局，历史归历史，前途归前途，原来的投资总有一部分成为覆水，带来的收入可以很大也可以是零，由市场决定，成为租值，但这租值的变动，只要还是正数，是不会影响生意关门的决策的。

我们要小心处理上头成本的变化。上文提及的灰色地带不论，如果一家工厂的机械是租回来的，可以随时不租，这租金的付出是直接成本。如果这机械是买回来的，付清了账，租出去没有人要，卖出去不值钱，但可以为工厂带来收入，这收入的高低由市场决定，就成为我说的上头成本了，是租值，除非下降至零其变动不会影响生意关门的决策。 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一间工厂的机械只为这家工厂而设，地球上只这家可以用，为这家带来很大的收入，是庞大的上头成本，也是租值。这特殊的机械卖出去没有人要，但有收入可以按给银行借钱，而整盘生意出售可以很值钱——那是租值以利率折现。这机械带来的租值是上头成本。略为简化，这机械没有任何费用需要支付，其带来的巨大收入全是租值。略为复杂化，这机械需要维修保养，不维修不能产出，维修保养的费用于是成为直接成本。

归属租值的来由

归属租值是另一回事。跟上头成本的主要不同处，是归属租值的存在与入局之前作出任何直接成本的投资无关。逻辑推理是只要讯息费用足够低，一个竞争者的参进，在入局之际其归属租值是零，因为如果不是零他早就参进了。换言之，归属租值是在入了局之后，整个行业的发展有了势头，某些入了局的竞争者会有归属租值的存在及累积。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妇人在街头卖小食，不容易找到其他工作，逻辑上是首先做小食生意的人。小食之价上升，入局者众，这些后来者的生产成本会较高，老妇人的归属租值于是增加。如果小食之价下降，放弃小食生意的竞争者该妇人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有归属租值保护着她。不是因为无能而有归属租值，而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的比较成本优势。你可以是个有多方本领的人，但在某一方你有特别的天赋，例如格外懂得怎样管理某类生意，使生产的直接成本比行家的为低，你会享有归属租值。但归属租值可不是垄断租值，后者的出现需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服务。

退出次序的排列

入了局，租值的存在愈大，撤退的意向愈小。上头成本是租值，归属租值也是租值，二者之间哪一种对撤退会有较大的排列决定性呢？我认为是归属租值。理由是在同一行业内，产量相近的竞争者入局时需要投入的直接成本大致相若，发展下去大家的上头成本也相近，所以在撤退的选择上没有归属租值那么大的分歧。

一九九九年香港制造录影光盘的回报甚高，涌进这行业者众，产量相近作出的机械投资相若。当时光盘出口大热，其价高达六美元一张。跟着价跌，二〇〇五年暴跌至出口美元一元五角（今天只数角），不少工厂纷纷关门。向银行贷款入局、还欠债的首先关门，早就付清了债的关门押后，有些运作到今天。公司申请破产可以不还钱，欠债按期供款于是成为直接成本，上头成本的租值因而较低，是关门较快之由也。

第七节：生产的边际成本

以科学方法解释现象是以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世事复杂，理论的另一个用途是有系统地协助我们把复杂的现象简化。有理论约束而简化的世界，要与真实世界的情况没有冲突，要不然，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没有什么解释力。今天回顾，我恐怕这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实况了。

从事经济解释半个世纪，过程中我不怕难题，认为有趣，但很怕复杂的世事。复杂的事很难想。弗里德曼健在时几次劝导：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吧！有理说不清。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观察，也曾涉足于多种不同的生意，知道好些世事就是那么复杂，以理论简化谈何容易哉。

跑厂胜档案

在我知道的复杂世事中，除了自己毫无兴趣因而从不涉足的政治课题，最复杂莫如生产的组织与运作。农业的运作不难掌握，但转到工商业——尤其是工业——其复杂程度真的不易处理。同学不妨重读我在《收入与成本》分析出版行业的第七章。复杂吗？那是我知道的最不复杂而对生产成本有整体代表性的行业。

美国的经济学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热门课题，称“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发展这课题的重镇是芝加哥大学，主要由戴维德与施蒂格勒搞起来，六十年代加进科斯。这课题美国的所有大学都教。教什么呢？教反托拉斯！源自芝大的工业组织传统是从反托拉斯案例的档案学习。我曾经花了六年当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知道有关的档案资料往往误导，不及跑厂调查那么可靠。困难是工业的组织与运作一般复杂，不同行业各有各的不同，就算你要求什么资料皆唾手可得，怎样在其中掌握那些不可或缺的经济原则是大难题。

要理解市场的三方面

经过多年的调查与综合复杂的工商业世界，我得到的原则有三方面，都不浅。其一是公司的合约组织。是卷四的话题，这里不详述。本节要指出的是在财务责任上公司之间的界线可以划分，但产出运作不能。后者是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提出的一个观点，杨小凯说行内称之为“企业无界说”，究竟对行内有没有真影响我没有跟进。

其二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区别。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我分析过，不易读，本章第六节再借题发挥。前者分析这话语主要是生产成本的讨论，这里带进市场，其复杂性要多加一个层面了。

其三是生产的边际成本。尽管同学们做本科生时熟读，其实相当湛深。边际成本曲线是个别生产者的供应曲线，加起来是市场的供应曲线，但边际成本究竟何物不是浅学问，理解不当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本节以之为题，因为我要把生产的边际成本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而到第六章我会分析画不出边际成本曲线的情况。

边际成本要从转变看

同学们知道，生产的边际成本是产量转变带来的成本转变，也即是微小的成本转变除以有关的微小产量转变。推理思考时，同学们不要想到数学微积分那边去，而是要从两个不同的情况（转变也）比较，有需要时把其他不同的情况逐个加上去。边际成本是情况转变带来的成本转变，只两点串连可成线。

我不反对经济分析用数学方程式思考，但反对数树木而不看森林。我也反对漠视做生意的人面对的真实局限。分析生产现象，我们是分析做生意的人的行为。虽然萨缪尔森等大师认为解释人的行为不需要知道人自己怎样想，但这样推理需要猜测人面对的是哪些局限，命中率低。做生意的人面对的局限，为了生存他要知道。原则上每个生产决策者是从成本的转变带来的收入转变那方面想。不需要懂得数学，但他的想法是数学逻辑。我们可以再引进阿尔钦的高见：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做生意的白痴，只要能生存，就是依照着边际收入不低于边际成本的数学方程式走。这是说，生产供应按着市价等于边际成本走是简单的选择，只是转到垄断市场时增加了变化，因为需要觅价，是后话。

真实世界的局限千变万化，做生意的人于是左盘算右盘算，每一变的考虑都牵涉到成本与收入。边际成本的变化于是繁多，我们要怎样取舍来解释行为呢？

我在本章第四节说过，供应曲线其实是需求曲线代表着的边际用值曲线对着镜子看。这内容重要，而转到生产需要补充的变化我解释过了。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分析出版行业时，我指出产量有书“本”量与书“号”量的变化，分析用错了是严重的错失。本卷第七章分析价格分歧与捆绑销售时，我会指出这种错失比比皆是，显示着经济学的传统不重视假说的验证。

边际转变只能从直接成本看

我认为边际成本是市场产出的重心话题，因为边际代表着变动，成本代表着局限。边际成本是局限的变化。引进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边际成本只能以直接成本算，与上头成本无干。说过了，直接成本是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即是说只有直接成本可以塞进或放进生产的边际成本曲线。上头成本或归属租值可以放进平均成本，但不可以放进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因为产量之变而变；直接成本不生产不需要支付，也只能因为产量变而变。 二者于是相同。上头成本是入局之后覆水难收的那部分，或不生产也要支付的费用，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不回头看，向前看，是不会因为产量之变而变的。归属租值也如是，只是没有上头成本的在入局之前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同学们不要忘记，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往往有灰色地带，是难题，本卷第六章处理。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然后推到比较复杂的层面去。

单一产品的例子

假设我购买了一间厂房，付清了账，不租出去，自己购买原料及聘请工人生产，只一种产品，简单的。原料费用及不生产不需要支付的工资是我的直接成本，产量上升成本上升，边际成本可能先向下走，生产率上升早晚会使边际成本上升。画出的边际成本曲线不能算进厂房之价或租值，因为不产出或产量不变，厂房的租值代价也要支付，而入局之前把厂房买下来，是当时作出的直接投资成本，今天回顾是历史，向前看，我的产品以市价出售，可收尽收，高于直接成本（即上述的原料费用及工资）那部分是我的生意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这租值可以高于或低于投资买厂房的资金的利息回报。

直接成本有边际成本曲线，也有平均成本曲线。上头成本没有边际成本曲线，只有平均成本曲线。包括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曲线是事后兴兵，租值是多少就加在直接成本的平均成本之上，也即是产品可以出售之价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就为何。在受价市场我面对的需求是平线，也是价，争取最大利益的均衡是价与边际成本看齐，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线的碗底于是贴在价线之上，只算直接成本的边际成本曲线穿过直接平均成本的碗底，继续上升，也穿过包括租值或上头成本的碗底。

施蒂格勒曾经说平均成本曲线没有用途，那不对。用途不大，但只凭边际成本曲线我无从知道应否关门。原则上，撤退或关门的决定是基于市价低于直接平均成本。这里有些麻烦：市价不单是现有的市价，预期市价的考虑可能更重要，而直接成本也有预期的考虑，因为熟能生巧，生意做下去有机会减低成本。预期的问题永远不容易处理，但同学们可在这里的讨论中知道，传统以可变成本及不变成本的区别来分析撤退问题是不对的。

多种产品的例子

提升一个复杂层面，如果一间工厂要产出多项产品，或有时产这种有时产那种，多了变化，会有两方面的问题出现。较为简单的一面是撤退问题再不应该从整盘生意看，而是要从不同产品的撤退看。停产任何产品都是撤退，而整盘生意还可以赚大钱，不用关门。较为复杂的一面是同一工厂，产出甲要用的场地需要放弃产出乙的利益。这利益的放弃是产出甲的直接成本。这是说，虽然厂房是买了下来，历史归历史，厂房的成本只能从上头成本的租值看，但厂房内的场地怎样分配使用会不断地有直接成本的考虑：放弃乙的利益是产出甲的直接成本。原则上厂房之内的同样场地，每部分的租值回报要争取相同。这样安排是争取上头成本或总租值极大化需要的。

我曾经给香港的学子出如下的一道试题：“酒家出售食品，食料成本昂贵的菜式，例如海鲜、燕窝之类，其毛利的百分率永远比廉价食料的为低。那是为什么？”毛利是菜式的售价减除食料及燃料的直接成本。答案是不同菜式的进食时间大致相同，而每张餐桌都有租值，如果不同菜式的毛利百分率一样，那么进食昂贵食料菜式的会付高很多的桌租，进食廉价的会付很低的桌租，使桌与桌之间的租值有大分离，二者相加酒家的总租值会下降。当然不容易把每桌的租值一律拉平，但减低昂贵食料的毛利百分率，或提升廉价食料的毛利百分率，有拉平每桌租值之效。拉平桌与桌之间的租值是争取总租值极大化需要的。放弃乙的进食毛利是招待甲的直接成本，可以从边际成本的角度看，但上头成本或总租值是在竞争下得到的收获，不是直接成本，塞不进边际成本那里去。

产出互放的例子

再提升一个复杂层面吧。这是关于公司产出无界的问题。财务的责任有界，但产出活动无界。后者在中国的工业常见。一家工厂接了订单，往往把局部、有时甚至全部发放出去给其他工厂造，接订单者对购买者负责。转过来，这家工厂有闲置的房地、机械或员工时，往往乐意接他家的制造要求。

经济学传统对竞争市场的分析，“长线”看有所谓“数目效应”（number effect）。这是说短线只考虑现有的某行业的机构或公司的数目，长线则要考虑公司数目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决定市场供应曲线的弹性系数会有怎样的转变。从财务责任有界定的角度数公司，其数目可以数得出来，然而，市场对某产品的需求上升，参与产出的资源当然增加，但公司的数目会否增加不容易肯定。产出活动公司无界，财务责任公司有界。在香港，成立有界的法定公司费用相宜，有些人一个拥有数十家，把名片印得像本小册子。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的需求上升，这行业的生产要素或资源的投入会上升。其他因素不变，产品的市价上升是因为整个行业的边际成本上升。这上升的或大或小跟竞争产出者互相把订单发放的普及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一个竞争者的边际成本怎样看呢？

你为我产出，我也为你产出，大家互相支付的都是直接成本，跟酒家内的桌与桌之间的竞争使用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重点是互相发放可以减低生产要素的闲置率，从而减低边际成本的上升幅度，使整个行业的供应弹性系数增加，上头成本的总租值因而上升。说过，竞争与合作不一定有冲突。同行如敌国的情况是指抢客或抢员工，有时也出现我还没有机会写出来的“埋堆”竞争。一般的观察，是除了那些很小或产品很特别的工厂，全不发放在中国很少见。

工厂之间互相发放工作的情况不是中国独有，但中国的特别夸张。这种生产互放的运作需要竞争者在地区上集中，例如阳江产刀、温州产打火机等，数起来不止一百个例子吧。这是家常日用品的制造中国雄视天下的一个原因。

传统曲线不可教

今天同学们在课本上读到的生产成本曲线的分析，还是基于 Jacob Viner 一九三一年发表的《成本曲线与供应曲线》。此君大名，先在芝大后在普林斯顿任教。该文的一处几何失误很有名，但不重要。重要是该文说的没有什么经济内容，今天八十年过去，同学要背的还是那一套。是悲剧。我很怀疑 Viner 教授当年有进过工厂。

可能也是该教授带起的话题，是那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对生产成本的影响。这是关于一个行业因为市场需求上升而扩张，竞争者之间互相影响，大家的产出成本会是上升还是下降呢？传统的答案是二者皆可能，上升是因为外部效应，下降也是因为外部效应。

简单的真理

我的看法比较简单。不管什么外部内部，只管资源供应量的约束足够。我认为如果土地的使用是某行业需要的主要生产要素，需求上升其产品之价一定上升。楼房的建造也是工业，中国的经验可教。石油、金属等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例子也类同。另一方面，如果知识资源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该工业的扩张发展会有产品之价下降的效果。这是因为人类脑子多而弹性高，科技知识是共用品，持久地维护专利不容易，加上有了新知识可以赚大钱，参与研究的人无数。这些年数码科技的产品之价不断下降不是很经典吗？科技工业开始有成时其租值很高，跟着在竞争下跌得很快。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为一家出版社订购一部电脑，左议价右议价，选好了，付了钱，货还没有送到其价就跌了一半。吵得一团糟，结果怎样我没有跟进。

第八节：交易速度与期货市场

奇怪经济学的传统没有分析甚至提及交易的速度。速度 问题重要，但因为牵涉到讯息或交易费用，处理不易。让我从市场交易的不同速度看交易费用的问题。

要出售一间房子吗？找专业人士估价，按此价而沽，你可能一年也卖不出去。有时倒转过来，按估价出售不到一天就卖出去，甚至可能出现几个买家竞争抢购，结果是成交价高于你要求的。

不知价是大麻烦

不能肯定市价为何是问题，市场的供求常有变动是问题，而不容易遇上刚好对你的房子大合心意的买家也是问题。减价当然可以提升房子出售的速度，但减到哪个价位你认为可以接受而立刻会有买家呢？不容易知道。这些困难解释了楼房出售的广告特别多。

有趣的现象是楼市极淡之际广告一般少（一九六七年的香港，楼房广告下降至近于零），楼市大旺时也不多。在西方，楼市遇劣势会多见出售之牌竖在洋房前的草地上。这种广告的费用近于零也。我指出的规律可没有错。不久前一位美国朋友说，那里楼市的重灾区很多要出售的房子不竖牌，可能因为明知不会有问津者，或欠银行钱让银行处理算了。

不知价是讯息费用带来的大麻烦。说什么有价无市其实是说不知价。拍卖是一种“强迫”顾客出价的方法。其实，凡是多过一个顾客竞争的交易皆属拍卖。这里说的拍卖是宾客云集于一堂，由拍卖官叫价然后下锤的大家熟知的那种。造价与欺骗的行为不论，拍卖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交易的速度快。

英式与荷式拍卖

拍卖的形式有多种，这里只谈两种。其一是我们常见的拍卖艺术品和收藏品的那种英式拍卖（English auction）。那是由一个低的估价叫上去，价高者得。土地或楼房等拍卖不论，几年前我算过，一件艺术品的平均拍卖时间约一分钟。这是很高的速度，但除非没有底价，拍不出去的（称流标）要另寻去路。另一种有趣的是荷兰拍卖（Dutch auction），快很多。那是从上面高价叫下来，第一个举手接价的是成交者。因为没有底价，荷式拍卖一般是全部成交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什么会有荷式拍卖行家朋友们吵过一阵，我接受的解释是因为快。有不同意的高人。我的证据是荷式拍卖主要用于鲜花。荷兰盛产鲜花，天还未亮分堆拍出，赶着应市。逾千堆要在两个小时清货。鲜花不鲜其价值跌得快，不吉不利也。

期货合约与预订合约

这就带到更为有趣的期货市场（futures market）。那是一个非常湛深的市场，可幸其基本的原则还算直截了当。期市的学问是深在同学们不需要知道的细节上。期货（commodity futures）合约是现在买卖双方同意将来某日某货某量在某地交收的合约。原则上这跟预订合约（forward contract）的性质相同。后者内地称远期合约。不对，因为预订合约可以为期甚短。

预订合约普及。买楼花是一例；结婚订酒席是一例。任何订货皆例子。你答应明天请我吃午餐也是预订合约了。期货合约（简称期市）当然也是预订合约，但有三处不同。其一是像拍卖那样，期市通常在一堂之内集中由仲裁者或庄家执行，虽然这些日子互联网兴起庄家的操作有什么改变我没有跟进。

其二是期市在到期时很少真的用实物交收。买楼花（预订合约）到期时卖家要交楼，但期市有百分之一需要交货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会报道，算是新闻。这是说，绝大部分的期货合约到期结算时需要交收的，是期货之价的前后差数，有赢家，有输家。有赌博性质吗？当然有，但不管期货不期货，市场的任何交易都有赌博性质：购买一个苹果你赌是可口的，虽然不一定是。

期货合约与预订合约第三项的分别主要是概念上的，难以观察到。这是期市容许物品市价变动带来的风险承担者与物品的使用者分离。这是说，有期市处理的物品，使用物品的人可以借该市的存在而把市价变动的风险推到希望从市价变动而获利的人那边去。

价知得快交易也快

任何物品，没有预期的市价变动期市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差不多市场的所有物品都有预期的价变。在数以千计的市场物品中，能有期货市场处理的历来只二三十种。这可见能成期市很不容易。

理解期市的形成与出现对我们这章的分析重要，因为期货之价市场知得快，交易的速度比荷式拍卖更快。另一方面，有期市处理的物品的市价清楚明确，众所周知，增加了不参与期市的人在其他市场运作的方便。从价格取舍的角度看，期市是我知道最明确的受价市场：买卖双方皆受价，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不是出自看不见的手，因为要有作仲裁的公证人，也有众多的庄家在竞争，处理合约。当然，股票市场也有类同的交易速度与安排，但股票不是物品，好些股民不知购买的是什么，有点像购买彩票。期市交易的是物品，虽然少有实物交收，但物品的用途为何大家知道。然而，正如上文提到，能成期市的物品历来不过二三十种。这可见期市的形成远比市场的一般物品困难。

价变惹投机

期市难成，因为要满足四个条件。其一，前文提及过，一种物品能成期市要有足够的价格变动的预期。这里要补充的，是价格的预期变动要足以引进够多的讯息不同的投机者。投机（speculate）与投资（invest）是两回事。投资是为了有产出或有租金或利息的收入回报；投机是希望从价格的变动中获利。有些行为，例如购买房子，投资与投机往往并存。投机是纯从价变而获利的行为。你购买黄金，不管战乱逃难时可作防身带来的无形收入，只希望金价上升而获利，是投机。

期市的存在鼓励对某些物品的前景讯息掌握不同的人，或那些认为自己对某物价的前景有独得之秘的，集中地在期市买空或卖空，或获利，或亏蚀，但多方面的讯息是在期市集中起来了。买空、卖空是浅学问，但有深变化。我答应以某价出售一幅书法给你，但还没有写，是卖空或沽空。成交是双方的事，你是在买空。期市是今朝约定他朝以某价成交，买空卖空是例行的了。然而，我要在期市沽空某物品时，不一定立刻有该物品的买空客。庄家于是出现，按市价接受我的沽空合约，然后等买空客。这些庄家很专业，掌握的买卖合约讯息多，要竞争，虽然他们有机会亏蚀，但一般是收入可观的。期货市场常有沽空与买空的合约量不等的情况，到期前市价的变动会处理。

把不同的讯息集中运用于期市，有可靠的效果吗？这即是问，期市的存在，会否准确地让今天的市场推断他朝的市价呢？原则上，如果讯息运用集中得宜，期市的存在会使今朝之价与他朝之价的差距减低至利息费用加仓库存货的费用。经过多方的实证研究，经济学者得到的结论可不是那么理想。有季节性的物品——例如农产品——期市的存在一般会拉平今天与明天之价。然而，农产品的季节性众所周知，不需要期市的存在总会有人用仓库存货，待价而沽，把不同日期的价格加以拉平。另一方面，没有季节性的物品，例如金属、石油之类，这些年的价格大幅波动不免显得期市对拉平不同日期的市价没有大作为。这可见国际上的政治，或战争的出现与终结，其讯息是不容易由市场掌握的。好些经济学者相信政府可以在期市赚到钱：秘密地准备出兵可先在期市下注。

原则上——也只是原则上——期市可以在完全没有物品交收的情况下出现。毫无物品交收的期市像赌足球，期市只是赌价变，到期时只看货价的变动算输赢。虽然我在前文提及期货到期时需要真的交收货物的机会甚微，但合约指明到期时买家有权要求按价收货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市价可能不尽不实，而出术瞒骗的行为不罕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盛产咖啡的巴西，其政府涉嫌假报咖啡豆失收，意图在期市获利而闹出丑闻。

物品质量规格重要

第二个条件，是能成期市的物品一定要有清楚明确的质量或规格。制造品历来难成期市。有指明纯度的金属最容易，农产品与木材次之。比起制造品，这些物品的质量规格远为容易划定。石油有期市，但不容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为一间石油公司调查为什么石油期市那么难成，得到的一个原因是石油的质量变化大，而市场的人不容易明白石油的多方面质量的量度与变化的含意。

要有仓库存货

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存货专家的参与或有足够的存货仓库。金属或石油可存在地下，有需要时可加速开采，但农产品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期市的一个功能是稳定物价，但存货的仓库不足则难以稳定。昔日的鸡蛋期市是最明显的需要仓库协助的例子。上世纪三十年代，鸡蛋期市在美国风行。当时的母鸡主要在春季产蛋，有季节性，以冷仓存货，高峰期时达一千万箱。后来养鸡产蛋的知识大有长进，产蛋逐渐季节平均化，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冷仓存蛋只约二十万箱，鸡蛋的期货合约跟着大幅下降。今天还有没有鸡蛋期市我没有跟进。

这里我要回头再说石油期市难成的话题。当年我对石油公司指出，鸡蛋期市大幅下降是因为知识的长进促使产蛋没有季节性，让鸡蛋直接由母鸡生出送到市场，而石油也是从地下抽出直接运到炼油厂，一般不停顿，是石油期市不易成立的另一个原因。为了国防而贮石油是另一回事。石油价的大幅波动主要源于政治，而我们的观察显示市场难以处理政治的讯息。

交收地点约束出术

最后一个需要的条件，是期货合约到期时要有一个明确的交收地点。虽然需要交货的机会甚微，但指明地点不仅重要，而地点的选择一定要有关物品成行成市的地方。这是因为虽然到期时一般不用交货，但不成行成市容易造价，而更重要是投机的期市客可以用囤积的方法在期市“逼仓”，所谓 corner the market 是也。

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个美国的大富兄弟大手购入白银的期货合约，据说准备在合约到期时一律要求收货，市场交不出白银之价会暴升。这对兄弟开头赚了很多钱，最后破产收场，因为算错了一着。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的家庭主妇收藏了不少以纯银制成的餐具，见到银价升得那么高她们纷纷把结婚时收到的银器礼物出售，整个银市跟着狂沽，导致急升后的银价暴跌。

投机协助对冲

最后让我转到期货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对冲，hedge 是也。投机与对冲是同一钱币的两面，不一定要在期货市场操作，但期市无疑是这对孪生兄弟的天堂。说过，投机是赌将来的物价，希望从价变中获利。对冲是投机钱币的另一面：与其要从价变中获利，对冲是要保护一个赚了的价，或要避免价变可能带来的损失。基本的原则说，对冲是放弃市价波动可能带来之利，来避免同样的市价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

对冲的方法是简单地采用与投机对立的位置。一个购进了或持有麦的人，可以在麦的期市沽空，称出售对冲（selling hedge）。另一方面，一个沽空了麦的人（他答应了以某价在某日出售麦），可以在麦的期市购进，称购入对冲（buying hedge）。出售对冲与购入对冲皆可协助上述的麦农或麦商做安定的生意，让投机者承担价格变动的风险。这是投机者给市场的主要贡献了。

基准的稳定性是问题

对冲容易做，但要成功地通过对冲来争取安定的效果不容易，因为需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准（basis）。Basis 不是浅学问，这里只能从最浅的角度说一下。那所谓“基准”是指一种物品的现价与期价的关系。如果今天某物的现价升二元，半年后的期价也跟着升二元，那么基准就是稳定了，可以安全地对冲。绝对稳定的基准难求，不得已而求其次，对冲客要求够高的现价与期价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如果现价与期价的变动是毫无关连的，对冲不会有半点意图的效果。

另一方面，对冲不一定需要用同样的物品。上文提到的麦商购进了或沽空了麦，不一定要用麦来作对冲。任何与麦价有关连的物品，例如米，也可以作为对冲的选择。问题是上述的基准是否稳定，或不同物品之间的现价与期价是否有足够高的相关系数。

结语

这章可能写得太长了。我是因为很不满意传统的受价分析（那所谓完善竞争）而大事发挥一番。我认为传统的分析没有多少经济内容，把市价、租值、成本等重要概念搞得一团糟，因而对解释现象或行为作不出什么贡献。我是只为解释现象而从事经济研究的。纯真的受价现象不是随处可见。期货市场是最接近的，但本节指出，需要的条件多而复杂，也需要有多只有形之手。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真的见到受价才论受价市场。竞争无市无之，无日无之，无处无之，不同的问题与不同的现象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处理，有时假设受价是觅价，有时假设觅价是受价。可不是吗？买卖双方皆受价的期货市场，其幕后的众多庄家不停地觅价。世事复杂，理论以简单为上，希望同学们能在本章见到，简单的理论可以是非常湛深的。 不管邓丽君是怎么样的一个垄断者，只要她的垄断权利来自她个人的天赋，加上个人的勤奋，这权利是由她个人自己选择争取的结果，价值观上我们难以反对。她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替她约束其他的竞争者。她的存在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杀了她是社会的重要损失。

第三章：垄断的诅咒与成因

垄断（monopoly）一词的直解是某产品在某市场只有一个生产或销售者。市场可以大如整个地球，或小如街头的小食档。我几岁大的孙女儿，每次到我家，出售她的爱，绝对是个垄断者。天伦市场就是那么奇特：无论她怎样榨取，我还有很大的消费者盈余。

第一节：垄断的阐释

垄断的直解是字典的解法，经济学应该怎样阐释呢？众说纷纭，我接受的，垄断是指一个生产或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此线向右下倾斜，把价提升会卖得少一点，调低会卖得多一点，所以这个垄断者要觅价（price searching）。觅价的行为变化多，有趣，是我当年着迷的学问了。

同学们会问：以生产或销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所以觅价，来给垄断下定义，但我们见到的市场一般有多个竞争者，每个都在觅价，包括我曾经提及的卖冒牌劳力士手表的比比相邻的讨价还价的摊档，难道这些摊档也算是垄断者吗？又例如食肆或酒家林立，基本上每家都在觅价，难道每家都是垄断者？应该是。有几个原因。

其一是任何市场竞争一定存在，就是政府授予专利也会有替代品的竞争。其二是从细节或微小的变化看，任何产品或销售者都有其独特之处，与众不同。其三是讯息或交易费用的存在，加上刻意隐瞒或瞒骗的行为，可以误导顾客，使后者以相同为不同。其四是市场的大小划分变化多，这样看某店是同一市场的一部分，那样看该店是另一个市场了。还可以想出其他的，但正如我在上章最后提及：竞争无市无之，无日无之，无处无之，不同的问题与不同的现象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处理，有时假设受价是觅价，有时假设觅价是受价。

做学问我们有时要执着严谨，有时不要在术语上争议。字典归字典，真理归真理，而真理说，何谓垄断要看我们处理的是些什么问题。以一个生产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作为垄断的界定可以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这看法直接带到觅价这话语上，引来很多需要解释的有趣现象或行为。另一方面，严格地说，天下间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与众不同。从独特之处看，每人都是垄断者，说垄断是说了等于没有说。但从生产出售面对的需求曲线看却是说了一句有经济内容的话。

第二节：乱来的价值观诅咒

垄断被社会责骂、诅咒，有悠久的历史了，中外皆然，虽然感受上是外多于中。不容易肯定起自何因。价值观的否定可能起自垄断导致贫富分化，也有以大欺小的意识。逻辑上，这些社会不接受的现象不能与垄断挂钩。我认为客观反对垄断的看法主要是一处：产出竞争的激烈程度通常是与社会的收入增长速度正面联系着的。这观察虽然有事实经验的支持，但有不少麻烦。不是所有产出竞争都对社会有利。那有名的公海捕鱼导致租值消散的例子是源于产权没有清楚界定的竞争产出。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大事改进，往往源于有很大垄断性质的竞争产出。半个世纪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大幅地增加了人民的收入，竞争无疑激烈，但每一项都是基于有垄断性的发明。竞争发明专利是争取垄断，不维护这种垄断我们今天不会有数码科技。明显地，竞争与垄断不一定有冲突，而经济学者历来反对的主要时政府以牌照约束竞争人数，又或者是政府因为要维护国营的生存而阻止私营的参与。

其实经济学者反对垄断从来没有解释得清楚。发明或科研应否受到专利的保护他们说得吞吞吐吐，下一章我会详加分析。我也曾经提及，国营偏于无效率，但可以有效率，而国营与国企是两回事。这些年中国的经验是国企可以判出去作私营，有大成的例子。挂羊头可以卖狗肉，挂狗头可以卖羊肉，经济学者的困难是他们通常只看头而不吃肉。

热情胜理智的分析

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学问的传统对垄断有两方面比较清楚的投诉，严格来说都过不了逻辑的关，或多或少反映着经济学者对改进社会的热情高于理智。首当其冲的投诉是垄断者觅价后所定之价高于产出的边际成本。起自英国的传统，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今天的学子从本科一年级开始背，究竟老师有没有想清楚只有天晓得。

分析是这样的。面对垄断者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 斜，这曲线代表平均收入，边际收入在这曲线之下。垄断者为了争取租值或财富极大化，他的产出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但他定的价等于平均收入，所以价是在边际成本之上。另一方面，价也代表着消费者的边际用值。于是，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会使社会得益，但垄断者为了争取私利极大化不会那样做，其产量因而低于完善的竞争市场，后者的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收入等于边际用值等于价。

死三角有沙石

经济学者于是推出后来萨缪尔森称为“死三角”（deadweight loss）的浪费。价（即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对社会有利。这增产会使价或边际用值下降，边际成本上升，到价等于边际成本时，这“死三角”会消失，也即是跟那完善的竞争市场相同。社会的最大利益是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但垄断者的产出均衡点是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是以为祸也。

逻辑有沙石。做本科生时老师答不了我的问题。我问，有死三角存在，增加产量消费者会得益，垄断者也会得益，增产可以大家得益，何乐不为哉？进了研究院，老师比较高明，说不增产是因为有交易费用。但当我问是什么交易费用，老师通常忙顾左右而言他。还是阿尔钦高明，他报以一笑。正确的答案，是垄断产出不一定有死三角，但这是本卷第六章——《成本定律与觅价行为》——的话题，好玩的。

剩余容量之见

另一项经济分析的垄断投诉，源自哈佛张伯伦的《垄断性的竞争理论》。这理论我曾经评为空洞。价格或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的浪费之外，张伯伦指出另一项浪费。他说：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在竞争下平均成本的碗形曲线会贴在那倾斜的需求曲线上，贴点之价是均衡价，高于边际成本，因为正在下面的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入曲线的相交点是垄断者的利润极大化的均衡。张伯伦于是指出，因为面对的需求曲线不是平线，有斜度，生产的平均成本不像完善竞争那样在该线的碗底产出，而是在平均成本正在下降的一个斜点上。这样，垄断者的产出点不是最低的平均成本，增加产量平均成本会下降。增产可以减低平均成本，不增产是浪费。张伯伦于是说这浪费源自“剩余容量”（excess capacity）的存在。平均成本还可以下降，但产量达不到最低的平均成本，还有平均成本下降的容量，是剩余的浪费。

大名如哈佛，我认为张伯伦在概念上的掌握不到家。不管一个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还是倾斜，他考虑了价格及边际收入，有了策划产出的量，无论是一次产出还是分期交货，他选择的生产方法及生产要素的调动安排一定是他算来平均成本最低的。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不容许其他选择。

产出均衡要从直接成本看

这里的要点，是最低的平均成本只可以是指直接成本，即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的。这平均成本曲线也是碗形。边际成本曲线穿过碗底是定义性的，因为略为增产或略为减产的成本变动都要从这一点画出去。如果增产或减产会导致生产的方法不同，直接平均成本曲线要再画。

这里的问题是直接成本之外，上头成本是租值，垄断租值也是租值。我解释过，这些租值的变化不会影响边际成本，而二者租值皆由市场决定。租值也是成本，加在直接平均成本的曲线之上可得另一条碗形的总平均成本曲线。向上加，加到哪里呢？加到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线贴着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弗里德曼之见：一个垄断者面对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弗老当年应该说得清楚一点：租值是成本，但不是产出的直接成本，而产出的均衡点是与租值成本无干的。

回头说张伯伦的“剩余容量”，其有关的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指直接平均成本。但他说的贴着需求曲线的碗形平均成本曲线显然是包括租值的，即是包括上头成本的租值及垄断租值。包括租值的碗形平均成本曲线没有意思，因为租值的或大或小由市场决定，有意思的只是贴着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那一点。要是张伯伦说的贴着需求曲线的平均成本曲线全是直接成本，没有租值，一大箩问题会出现。

梁惠王胜孟子

同学们可以在这节体会到，对真实世界有基础性的认识是学经济的起码要求。同学们找机会跑工厂后，会知道问生产成本是否最低的是个蠢问题。生意老板日算夜算都在算怎样节省成本，问他成本是否最低不是显得很无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学经济，同学们不要问什么好什么不好。分析用上价值观容易闯祸。同学们要学梁惠王问孟子，问利何在。经济学传统把垄断分析弄得一团糟，主要因为学者们重于问好坏而不重于问利害。那所谓无效率的意思，是指有利而不图。这是萨缪尔森说的死三角，也是张伯伦说的剩余容量。问利，问为何有利而不图，会直接地带到有关的交易费用局限那边去。做研究生时我这样问，问出了佃农理论。

第三节：邓丽君现象的延伸

严格来说，每个人在某方面都是个垄断者。绝大多数的垄断者是可怜人物：他们的垄断之技换不到饭吃。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写道：

天生特别的供应，外人无从绝对地仿效，是垄断。然而，以歌声而言，算得上是特别的何止邓丽君？其他招徕有道、大名鼎鼎的歌星不在话下，张五常的歌声又怎样算了？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歌声也很特别；可惜的是，当我一曲高歌，听者愿意给我钱要求我不唱！我也是个垄断者，我的歌声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整条曲线是在左下的负值范围内。

垄断不一定可以赚钱。绝大部分的垄断一文不值，所以没有经济学者为我的歌声费心。天生下来，每个人各各不同，在某方面都有可以大垄断其产的产品。无奈市场无价，天才自古空余恨。电影明星的相貌特别；你和我的相貌也特别，只是没有观众出价。明星的演技特别；你和我的演技也特别，可惜也没有观众出价。你和我于是成为无价之宝，使经济学者漠视了。

邓丽君是社会的一部分

这就带到我认为是重要的歌星邓丽君的例子。一九八四年初我有机会在香港看过她的一场演出，横看直看都认为是一百分，是炎黄子孙中数世纪一见的演唱天才了。长得好看，唱得悦耳，举手投足潇洒利落，反应快，多种语言流水行云，听众用什么语言提问她就用什么语言回应。北京当年不容许她到内地演唱是人类的损失。

说邓丽君是个现象，可不单是说她的登台演技尽入化境，还要加上去的是这个歌星对金钱收入不重视。同级的歌星动不动要唱数十场，她只唱一场。那么庞大的道具、备演成本，多唱一场的个人收入可获港元数百万，但她不唱。我也察觉到她绝少在电视或传媒替产品卖广告，或做什么机构的代言人。对她来说，休闲的价值是演出的成本，而不演出是因为她认为这成本高于演出的收入，是定义性，我们应否尊重她的选择呢？

邓丽君无疑是演唱的垄断者——从她的独特演技看绝对是。反对垄断的人应否建议把她杀了？昔日的中国赞同把她杀了恐怕不乏人。今天不会再有这种人，但可能还有不少人认为政府要强迫邓丽君多演出、多唱——如果这个天才不早逝。

问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邓丽君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休闲给她的所值也是社会的收入，不尊重她的选择社会会受到损失。反对垄断我们要反对邓丽君，然而，从社会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想出有哪种约束邓丽君的政策或方法可以使社会整体得益——除非我们不认为她是社会的一部分，或认为她自己的损失与社会无干。

竞争垄断的真理

上述的邓丽君现象重要，因为包含着一个社会利益的真理。这真理说，不管邓丽君是怎么样的一个垄断者，只要她的垄断权利来自她个人的天赋，加上个人的勤奋，这权利是由她个人自己选择争取的结果，价值观上我们难以反对。她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替她约束其他的竞争者。她的存在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杀了她是社会的重要损失。她选择不多演出在定义上是她的切身休闲利益高于多演出社会听众愿意出之价。她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强迫她多演出社会会受损，而如果因为她是垄断者而多抽她一个垄断税，对社会有同样的不良效果。至于传统说的、邓丽君演出给社会带来的边际用值高于她的边际成本，导致萨缪尔森说的死三角，如果真的存在，是她自己的选择，要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外人是不应该加以左右的。

让我们回顾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的经济发展，其速度使举世哗然。少人注意的是在这史无前例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禁止邓丽君演唱到今天把她捧到天上去。是的，很少人注意到，中国的骄人经济增长是包括着一个鼓励个人争取垄断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我推断，在内地，收入增长最快的那组人会是有天赋的艺术家。果然，跟着的二十年，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市值上升了不止百倍。这是邓丽君现象的延伸：成功争取市场喜爱的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是争取到市场有价的垄断权益带来的垄断租值。

经济学传统反对垄断的分析是浅见。这分析忽略了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协助的个人争取垄断带来的私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

学术思想收费困难

像我这种搞学术思想为生计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不幸，是思想是一种共用品，一个有垄断性的绝妙思想不容易像邓丽君那样，演出时出售门票杜绝不付票价的人，或出售唱碟及影碟，也没有像画家那样有私用品性质的画作在市场出售。学术版权的维护所获甚微，而可以卖点钱的课本通常不是思想创作。这些年流行的以学报文章数量为准则来决定大学教师的升职，更是悲剧，因为一般是鼓励产出废物，不是这里说的有垄断性质的重要思想。

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是维护有垄断性质的思想的法门，可以带来巨利。不是浅学问，深得很，我会在下一章以整章处理。在大学里，自然科学的某些思想可以申请发明专利。做生意的名牌宝号或注册商标是为维护产品质量的垄断而设，没有期限，可以很值钱，对社会也只有利，没有害，因为除了注册的名称先注先得，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商标。

让我再说一次。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维护的垄断，或在自由竞争下获得的垄断权利，或像邓丽君那样，才华由上苍赐予，加上勤修苦练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这是不管垄断产品的售价是多高，又或者像邓丽君那样，重视休闲而懒得多唱。

不要相信经济学者的胡说八道。

第四节：阻止竞争的垄断

阻止的意思是约束，但这里我选用“阻止”而不用“约束”，因为竞争的行为一定要受到约束，否则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权利界定是约束，成本、市价、天赋、财富、法律、风俗等，都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本节要分析的，是政府或利益团体“阻止”竞争，因而把垄断权利炮制出来。阻止当然是约束，为恐引起混淆，我用“阻止”来描述由政府或团体炮制出来的垄断。

受价与觅价的经济内容

争取垄断希望增加收入是社会每个成员都会做的事。我在上节指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在街头卖花生的小贩希望自己出售的好吃一点，与众不同，是争取垄断。要成为另一个邓丽君当然不易，但我指出，一个人凭自己的天赋与努力而争取到有垄断性的产品，没有要求政府或团体的协助，纯是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邓丽君如是，设厂产出也如是。至于传统历来诅咒的因为垄断产出不足，导致顾客的边际用值高于产出的边际成本而出现的死三角，如果真的存在，对社会也一定是利大于害：有这垄断产品附带着死三角总要比没有这产品有利，强迫多产出只能如强迫邓丽君多唱耳。

这里有一个重要提点。西方经济学传统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那销售或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因而受价，没有死三角。然而，逻辑与事实皆说，这样的市场只能限于期货市场那类产品：米是米，麦是麦，金是金，银是银。是的，经济学者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的产品不可能有创意，不可能标奇立异，社会因而不可能有进步。

换言之，一个历来只有完善竞争的经济社会，会停顿在中国四千多年前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水平。我的价值观可以接受，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略同。离开了桃花源，人类的进步或知识的增长要基于创新，即是说要基于垄断的争取及尝试。那所谓觅价，讲深一层是说找寻新意。

旧报告再推出

通过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出现的垄断是另一回事。但有一个问题：本来是黑白分明的看法，因为发明专利的存在而变得有点模糊了。发明专利（patent rights）是通过政府法例来约束或阻止竞争，拥有这专利权的或大或小是个垄断者。发明是竞争的果实，但专利是政府以阻止的方法来维护胜出的人。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衡量，研究所得的发明应否有专利的保护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行内到今天还没有一致同意的答案。我自己是有答案的——大概上有，细节上没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动用了美国的一个基金不少钱，花了四年多时间，调查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以及这两者的租用合约（license）。所获艰深。当时（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个长报告给资助的基金作为一个交代。二十多年后找到该文全稿，二〇〇五年刊于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中，行内的朋友读到一致认为重要。该报告其中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曾经抽出为独立二文发表，但最重要的主要部分因为太难，当时打算过些日子才处理，但终于没有动工。发表了的关于商业秘密的那部分受到法律学界注意。我会把当年的长报告的内容全盘推出。这是本卷第四章的话题。

发明是知识资产，以专利保护是产权保护，应不应该有此保护奇怪地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从社会的利益看应保护多久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商业秘密呢？原则上也是资产，可以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是外人不知是些什么，要怎样保护呢？问题有趣，但深不可测，也在第四章讨论。

无功受禄与偷龙转凤

转到那些主要靠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存在的垄断，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说对社会的整体只有害，没有利。对个人或个别机构当然有利，但对社会整体没有。理由不少，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只有一点：凭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带来的垄断利益，是中国传统说的无功受禄！你的产出贡献不足以在市场生存，但因为政府为你阻止竞争而获利，是无功受禄。或者你的产出贡献足以生存，但政府授予垄断权使你的收入增加，也是无功受禄。好些时，因为政府或团体的左右而出现的垄断权利，获益者主要是政府或团体，也算是无功受禄了。

还有另一个有关的话题。政府往往授予自己垄断权，增加政府的收入，因而可以减少抽市民的税。政府为服务社会需要有收入，因而算不上是无功受禄。这是偷龙转凤，误导市民。偷龙转凤香港政府是专家。计程车牌照的垄断权在政府之手，土地使用的垄断权在政府之手，货运码头的海域垄断权在政府之手，汽油供应抽高税，也可看为政府垄断，还有不少其他的。这些垄断带来的收入可观，容许香港政府以低税率知名于世，但我曾经算过，把这些政府的垄断收入化为税看，香港中层人士的税率比美国的高。这是偷龙转凤。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验

作为一个经济研究的题材，由政府阻止竞争、授予垄断给社会带来的害处，最精彩莫如中国改革的经验了。这是人类历史可歌可泣的一页——先泣而后歌——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分析过。只要中国的发展能继续下去，将来的学者不会漠视该书。复旦的张军看出了玄机，知道我的灵感从哪里来。

那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相对发展的经验。大约一九八一年起珠三角首先发难，三年后该区的几个乡镇的年增长率达百分之五十。珠三角是庞大国企不多的地方，香港的商人跑去投资私营，申请牌照只需几天，虽然损手者众，但在压力下国家职工制败退，合同工制抬头。长三角呢？庞大的国企林立，申请私营或民营牌照要过关无数，近于不可能，而职工制无从瓦解。长三角的林立国企是靠政府阻止竞争、靠政府维护垄断而存在的，而这局限在珠三角是弱很多了。

长三角的崛起是邓小平先生一九九二年春天南方谈话之后的事，一九九三开始有看头，而一九九四年初引进全国划一的增值税后，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形成了。奇迹的出现，是八年之后，在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多年而还是发展得快的珠三角。撤销大部分的国企垄断是主要原因，而如果这些垄断不撤销——即是不大放宽民企的经营牌照——中国的神奇地区竞争制度是无从发挥的。后发而胜出，因为在中国独有的地区竞争制度下，长三角的土地使用比珠三角有高很多的弹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有详述。

牌照限量阻止竞争

政府发牌照有好些原因，而发牌不一定有限量。只为鉴定谁是负责人，或作为减低讯息费用的资历陈述，是不需要有限量的。鉴定谁是负责人重要，但能否减低持牌者的资历的讯息费用有问号。牌照传达的讯息不一定可靠，可以误导。我认为经济学衡量斤两，博士名衔（也属牌照）比不上两页纸的好文章。弗里德曼当年差不多反对所有职业牌照。阿尔钦和我同意，持牌执业的医生及律师，他们的能力及知识的差距很大。

讯息是一回事，牌照限量是另一回事。好些时，限量是通过提升资历或条件的要求，以保护顾客利益为借口，掩盖着以牌照的限量来增加持牌垄断的收益。美国在药房卖药的药剂师，多年来资历的要求不断提升，到今天需要的学历要有跟博士相若的水平。每小时工资约七十美元，也是规定的。

计程车（内地称出租车）的牌照，以车算，好些城市有限量，而一个牌照的转让市价可能高达港元数百万。这是阻止竞争带来的垄断效果。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支持这牌照限量的理由不少，逻辑一律错得离奇。香港的例子，是发计程车牌照的政府有可观的收益。

在西方，狩猎野生动物有牌照及猎物的限量，但没有协助垄断的意识。不限量猎者可能把野鹿杀清光。多年前在美国读到一份报告，说限季节及限猎量的牌照收费不高，但能有所获的只是一小撮懂得狩猎的人。不限猎量，这一小撮人可以把野鹿杀清光。我的一位朋友专于此道，说绝对可以。

医生应否以牌照限量大有争议。没有明确的限量，但有经济学者认为有欠效率的条件的苛求。一九五八年，说得上是经济学天才的凯塞尔（R. Kessel，是我的好友，一九七五年早逝）发表精彩的《医疗的价格分歧》，分析当时在美国加州行医执照难求，因而导致垄断及价格分歧的出现。他的解释，是医生执业要有医院提供病房与医疗设备的协助，而这些设备的资金主要来自见习医生的低薪贡献，所以要到加州行医要先在那里见习两年。今天，这指明地区见习的局限在美国不再存在，但类似的要求在香港还有——外来的顶级医师是不能在香港挂牌的。奇怪我当年没有问凯塞尔一个资历足够的外地医生，为什么不可以付一个使用设备之价来购买加州的行医权。不管怎样说，凯塞尔一九五八年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同学们不要错过。

结语

西方有一句戏言，说一条狗吠错了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不知典出何方，但可以想象，一个小偷躲到树上去，一条狗向树上吠，但吠错了树！

经济学者有吠错树的习惯。当年我读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后人称为科斯定律的鸿文，该文批评传统的社会成本又称外部性的分析，不由得拍案而起，说庇古吠错了树。后来轮到自己写文章，指出传统吠错树的例子，到今天屈指难算了。本章以《垄断的诅咒与成因》为题，指出的吠错树是严重的，而老实说，热情归热情，我认为那是一条相当蠢的狗。

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经济学者应该诅咒的，要吠的，不是垄断的本身，而是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垄断的成因数之不尽，但除了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带来的那一类，其他所有因由归纳起来只有一个：人类要不断创新才可以活得好一点。

第五节：自然垄断之谜

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是有争议的话题，曾经吵得热闹，主要是关于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ies，例如水、电、煤气等）的供应，尤其是这些事业的成本分析。要点是这样的：如果一种物品的产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在同一市场内不会有多过一个生产供应商，这是因为只要一个生产者的产量愈大，其平均成本愈低，其他生产者参进会遭淘汰。只有一个可以生存，是垄断，但因为产品没有独特之处，只是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会淘汰或杜绝其他竞争者，所以称为自然垄断。

边际成本的争议

自然垄断带来一个大麻烦。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边际成本永远是在平均成本之下。资源的有效率使用或要满足帕累托条件，产出点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要满足这条件，自然垄断的价格一定是在平均成本之下，因而要亏蚀。如果政府强迫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个自然垄断者要关门，但如果不强迫，其价会高于边际成本，因而无效率（或有浪费）。于是，经济学者的建议有二。其一是政府补贴自然垄断者；其二是索性由政府经营公用事业或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

针对上述的分析，科斯一九四六年发表《边际成本的争议》（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该文的要点是如果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需要政府补贴及管制，惹来的管制费用很大，得不偿失，所以应该以平均成本定价。一九六八年德姆塞茨发表《何必管制公用事业？》（Why Regulate Utilities?），提出了自然垄断其实不是垄断的观点。他以铁造的汽车牌为例，其制造是产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他跟着指出，如果汽车铁牌需要招标竞投制造，每牌之价会等于平均成本，怎会有垄断这回事呢？

科斯与德姆塞茨这两篇文章是批评自然垄断的传统分析最有名的，但我将指出，他们都吠错了树。

小食店的例子

让我从一家小食店说起吧。该食店在街坊邻里，市场小，只此一家，而这家只产出一种食品。比较优势成本不论，在考虑进入该市场投产时，小店老板会计算一下入局的投资成本：装修、购置器具等。假设这入局投资要五万元，入局之后这资金的利息需要放弃——这是入局成本从川流的角度看。入局之后，投资下了注，除非老板把生意出售，这入局成本通常是覆水难收。开业后高于直接成本的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

也是在未入局之前，老板会考虑或猜测入局之后的生意情况，可收之价是多高。有了这些资料的大概，他打的算盘要选择小店子的规模有多大，档次有多高，每天每期的产量及进账有多少。凭这些资料他选择用哪种生产方法及器具来经营。他选用的是产出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的方法，争 取的是可收尽收的最高租值，希望这租值（这里的简单例子也是上头成本）能盖过入局成本的利息。

直接成本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上述的小食店是食料、水电、工资等。这里假设没有灰色地带的麻烦（这麻烦我会在第六章再讨论），直接平均成本的曲线很容易是碗形，而直接边际成本从下而上，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包括上头成本的总平均成本是把租值加上去，加到出售价为止。换言之，不管是受价还是觅价，出售之价是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要注意的是包括租值或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曲线的本身是没有边际成本曲线的，我在第二章第七节解释过了。

一个街坊市场只有上述的一家小食店，可以看为垄断，潜在的竞争者无数，但跟我曾经提及的小孩子卖可口可乐不同，竞争者要参进也要付那几万元的入局投资。这家小食店因而受到市场的保护，他的租值收入要高于入局投资的利息，潜在的竞争者才会考虑参进。

说垄断是对，因为街坊市场只此一家。说觅价也对，因为租值的存在在此家可以提升价格而卖得少一点，或调低价格而卖得多一点。是个自然垄断者吗？从直接成本看是，因为这家的直接成本比还未入局的为低——还未入局所有成本皆直接。从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准则看不是，因为这小食店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

海底隧道与小食店的成本曲线相同

让我转到一个行内认为是明显的自然垄断的例子：建造海底隧道，车辆使用收费。投资数十亿建该隧道，每辆车使用通过收费只二十元。以总投资及经营费用除以车辆使用数量，每辆车的平均成本当然是车量愈大愈低，而这平均成本下跌近于永无止境。

然而，以这隧道作为自然垄断的经典例子，其实与上述的街坊小食店没有两样：隧道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车量上升，管理的员工增加，而到了近于堵塞之境，互相干扰，车辆驶慢了，等于我说过的餐馆的桌子竞争使用，这车辆的时间增加是那辆车的直接成本。服务每辆车的直接平均成本会上升，而如果车辆堵塞不动，直接平均成本会飙升——这是不论庇古的公路使用的社会成本，只论隧道老板服务每辆车的直接平均成本。

经济学传统以这隧道作为自然垄断的经典例子，是吠错了树。这传统把入局的数十亿元投资作为直接成本看。未入局之前当然是，街坊小食店的五万元也是。但自然垄断，我把逻辑让你让到尽，只能从入局后的直接成本看。以包括上头成本或包括入局投资的总成本除以车辆数量而求得的平均成本曲线来论自然垄断是吠错树。更为严重的，是这传统不断地吠的那条低于平均成本的边际成本曲线，基于上述的包括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变动，根本画不出来——根本没有树！

办公室里的经济学

回头说德姆塞茨的汽车铁牌例子，有两个问题，一小一大。小问题是他以每块铁牌作为产量单位，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很可能是看错了。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分析出版行业时，指出从印刷商的角度看，以每册书作为单位算量不对：印刷商是以书号为单位算量的。以一个书号的册数算量，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不断地下降，但以书号为量这曲线会是碗形的。

我没有调查过德姆塞茨说的制造汽车铁牌这个行业，但很怀疑这制造商会以牌数算量作为他的直接成本考虑。很可能他以开机的次数算。另一方面，我知道好些与制造汽车铁牌类同的行业，量大通常由好几家工厂处理，显示着直接平均成本不是不断下降的。制造汽车铁牌究竟由多少家从事，或是否由一家发放出去给几家，又或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指定一家工厂造，不准发放——德姆塞茨没有深入调查过。这是办公室里的经济学了。

地役权是公用事业的因由

大问题是以制造汽车铁牌的例子来比喻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这是明显地吠错了树。我认为水、电、煤气等事业一般受到政府的管制或插手，可不是起于经济学者历来相信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而是因为有地役权（easement）的困扰，政府非插手不可。既然插手，无可避免地要管制一下。

我说的地役权，起于水、电、煤气等的供应与安置，要通过很多不同用途的土地及有不同业主的楼宇，其中只三几处不让通过就难以成事。政府的存在不是毫无经济效率理由的。公用事业需要使用地役权，没有政府处理很麻烦，而就是所有人同意通过，之后某些人反口也头痛。生产供应可由私营操作，也往往是，但地役权没有政府处理难以成事。至于政府应否管制公用事业的收费是另一个话题，而我在第五章会指出，牵涉到地役权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件中最头痛的经济分析。

垄断不要从成本看

在自然垄断与边际成本这两个有关的话题上，我认为科斯的失误是他漠视了上头成本。虽然他发表过关于上头成本的文章，其分析跟我在《收入与成本》提出的很不一样。大家都从马歇尔得到灵感，但我不同意马歇尔，因为他没有坚持成本永远要向前看。德姆塞茨以批评政府知名天下，但他漠视地役权的公用事业分析是吠错了树。

垄断，不管自然不自然，是不应该从成本的角度看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比较成本优势，说每个人因而是个垄断者说了等于没有说。其二是上苍有知，如果天赋成本是零，每个美丽的女人都可以是邓丽君。说邓丽君是个垄断者因为她的天赋成本够低也是说了等于没有说。我们还是以邓丽君的绝代风华来界定她的垄断本领吧。

参考文献

E. H. 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R. H. Coase,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Economica, 1946.

R. A. Kessel,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58.

H. Demsetz, “Why Regulate Utilitie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8.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 Economic Inquiry, 1982.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ntion,” 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 2005.

张五常，《邓家天下》，《卖桔者言》，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4。

第四章：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

因为发明专利只提供一个奖，也因为一项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用，再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低，所以只要研发的竞争者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有足够的讯息，发明专利的界定是含意着研发权利的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不会出现。

思想是人类进步的主要资源，虽然到处战乱是说人类其实是愚蠢的。没有思想，我们今天还会住在山洞中。有点奇怪，以发明专利（patent rights）的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姗姗来迟，首出于意大利。那是一四七一年。其后的发展复杂无比。我曾经花了几年研究，劳师动众，所获甚微，虽然在经济学行内算是知得比较多的。是深不可测的学问，尽量简化同学们还要读得很小心才能知大概。

发明专利的法律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那是中国的明代，而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与文化发展的光芒是没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中国有发明专利法律是很近代的事，不到一百年，而有点看头可能不到二十年吧。不要以为西方的发明专利法律一定可教。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西方的知识保护法律有很大的麻烦。美国的国家研究基金曾经资助我研究，希望我能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我写了一份长报告，学者朋友认为重要，但对该基金的要求是交白卷。把我知道的困难说说吧。

第一节：知识保护的变化

知识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所以知识的权利是一种产权，原则上要有界定及保护才可以发展得好。但要怎样保护才对呢？在发明专利法律引进之前，人类以知识来增加收入早有可观。纯为自己所需的发明，让他人免费采用的例子无数，是没有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只要能守秘，可以是非常有效的保护。守秘当然不易，但传统上中国的厨艺、艺术、医疗等，皆以守秘的法门发展起来。商业秘密可以很值钱。美国的可口可乐是有名的例子；中国云南白药股票之价这些年不是上升得很有看头吗？

名牌宝号保护知识

版权或商标是保护知识资产的另一些法门，有法律，但常有官司。中国对名牌宝号的维护有数千年历史，不一定有法律：印章的发明在商代或更早就出现了。当时没有什么数码科技，假冒印章不容易。就是今天，鉴定古书画的专家们通常能把数百年来收藏家的众多印章背出来。不是说笑，一幅不怎么样的清代书法，因为有一个没有疑问的乾隆皇帝的印章，市值增加了人民币数千万。好收藏的朋友知道，卖古书画有时其实是卖印章，也即是卖名牌宝号的保障。

也没有疑问，因为人的知识得来不易，知识投资的成本往往是知识产权的保障，有时相当可观。例如中国艺术品或古文物的收藏，这些年市价上升得急，好此道或素有研究的君子们因为鉴证的知识得来不易而大有斩获。不单是他们持有的收藏品升了值，还要加上去的是他们的知识变得很值钱。今天内地的拍卖行业有求物品容易求专家困难的说法。一般而言，收藏市场的假货远比真货多，而市场之价是先论真假然后讲优劣。懂得鉴别怎会不值钱呢？同学们可以羡慕，但不要眼红，因为鉴证收藏品的知识得来不易，动不动 需要十多年的研究投资。没有大好的收藏品市场，投资于读书识字的学问的回报率比较高。

沉闷与有趣之别

经济学者一般怎样看呢？马歇尔可能是第一人说知识投资最重要；跟着费雪说同样的话。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投资这个话题在经济学行内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我的投诉，是这项大搞特搞了约二十年的学问，虽然参与的能人无数，但过于着重读书求学或知识增加带来收入回报的调查与统计分析，发表的文章读来味同嚼蜡。不是说不重要——知识投资当然重要——但沉闷，没有令人拍案而起的惊奇。我认为知识投资搞出趣味要向讯息费用那方向走，但研究讯息费用的朋友可没有强调减少讯息费用的投资是知识投资的另一个看法。他们老是关注着讯息费用给社会带来的浪费或祸害，过于重视改进社会而漠视了解释现象是科学的真谛。

一士谔谔，一九七五年我开始在香港的玉器市场研究讯息费用。是自己擅长的街头巷尾的实地调查，以琐碎的真实现象为出发点，管趣味，管解释，不管的是好或不好，更不问政府应否管制。后来我转向多种收藏品的调查研究。收藏品不仅一律有很高的讯息费用，而且样样不同，开阔了自己看讯息费用的眼界。这些费用导致的现象无奇不有，过瘾好玩。做学问是应该为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而做的吧。我会在第八章以一整章处理讯息费用，但只能简略地处理。详尽的分析要用好几本书。

三个难关要过

本章分析的主要建议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尤其是前者。说过了，同学们要准备进入一个天旋地转之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法律保护知识资产有三个难关要过。其一是知识属思想，而思想是抽象之物，法律怎可以保护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呢？其二是思想或知识属共用品（public goods）。我在《科学说需求》第八章解释得清楚，经济学传统对共用品的分析差不多从头错到尾。其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的专利必定有垄断性质，而经济学传统历来是诅咒垄断的。科研带来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吗？法律应该维护垄断吗？这些是价值观的问题。客观地问，发明专利的保护——这种垄断的保护——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是否高于垄断的无效率或浪费的害处呢？

第二节：发明专利的传统观

可能因为“思想”有点虚无缥缈，不易触摸，经济学者对知识资产应否受到保护这个话题比其他资产的保护更有兴趣。纷争历久不息，要把所有的不同观点写下来会是洋洋巨著，不值得的。今天尘埃稍定，回顾一下，大概的观点分歧倒可说说。

有四个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的是第五个。其一起自边沁（J. Bentham, 1795）、萨伊（J. B. Say, 1803）、密尔（J. S. Mill, 1848）与克拉克（J. B. Clark, 1907）。这四君子认为以发明专利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是必需的。其二来自陶西格（W. Taussig, 1915）与庇古（A. C. Pigou, 1920）。这两位认为发明专利的保护是多余的。其三是普朗特（A. Plant, 1934）与巴泽尔（Y. Barzel, 1968）。这两位认为没有发明专利比有的好。其四是阿罗（K. Arrow, 1962）。基于霍特林（H. Hotelling, 1938）与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 1954）的理论，阿罗认为发明专利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政府直接投资鼓励发明研究。阿罗与巴泽尔都是朋友，跟我不同辈，我把他们的“专利”思想留在第三与第五节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对发明专利的研究止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是四十年前。

我知道后来有不少其他经济学者问津这题材，但没有跟进。当年走自己的路，有几位助手，考察的法律文件及发明的租用合约无数，而此路也，走的没有其他人。

无中生有之见

先谈上述的第一组吧。边沁说知识没有保护不会有发明。他认为发明专利制度的成本是零。萨伊支持这看法，说发明专利不会影响社会的其他经济事项。密尔说发明专利有成本，但甚微。到克拉克，“无中生有”的观点就说得清楚了。他说：“如果一件物品因为有发明专利的保护而出现——没有这保护不会出现——发明者的专利不会损害任何人，但他自己得益。”

这里有些严重的问题。就算保护发明的成本真的是零，我们要保护哪些发明才对呢？从一端看，太阳之下没新事——所有发明都是旧知识再组合。从另一端看，同样知识的不同组合或不同用途都是新思想。在实践上，大自然规律的发现是不能注册专利的——边沁可能不同意。另一方面，在美国，一件没有专利的产品的不通用途可能获得专利，例如某化学药物用作杀某种野草曾经获得发明专利的保护。

就算一项发明是没有疑问地可以获得专利，其保护范围应该多广呢？应该保护多久呢？什么才算是发明呢？众人皆说轮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轮子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想出来的玩意。要是轮子受到发明专利的永久保护，人类的进步会有一个大难关要过。发明的界定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边沁等四君子不应该没有想清楚就武断。至于发明专利的年期规限，昔日的西方一般是十七年。为何十七年只有天晓得，而不同种类的发明应否有不同年期的保护，三十多年前资助研究的基金要求分析，但我和几位助手参考了无数文件也交白卷。

自发没有成本之见

转谈陶西格与庇古的看法，他们认为发明专利毫无用处，因为发明是某些人的天生自发本质。陶西格说：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从事发明的那种人会顺从他们天生的无可抗拒的冲动。他们自小就开始设计与实验，而只要有生命活力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对这些人来说，大增财富或终身贫困皆不会影响他们的发明意图。

庇古同意陶西格的看法，但他把发明的收入带到他专长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分离的话题上去。他认为虽然发明主要来自人类自发的本能，发明专利的保护不会明显地增加发明的意图，但专利的保护会减少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也会导致发明被用到较有价值的用途上去。

虽是大师，庇古的推理逻辑历来不可靠。如果把他说的阐释为发明专利鼓励使用，那么发明既然自发地出现了，任何使用费的收取都会压制使用。如果把他说的阐释为发明专利会鼓励价值较高的使用，那么他是忘记了发明是共用品，任何使用费的收取会压制有价值的使用。没有专利，不收费，多人可以共用，使用者当然包括产品价值较高的了。

严格来说，自发性的发明是指没有成本的发明，其分析因而不在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范围内。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衡量，我们不要管发明究竟是不是自发。作分析我们大可武断地否决这种发明，把成本加进去然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发明真的是自发的吗？一个经济学者会无端端地想出相对论吗？爱因斯坦可以想出科斯定律吗？机会不是零，但一个学者走自己学问的路，永远希望一脚踏中些什么。说发明可以是意外的收获我同意，但为争取这意外出现的机会投资成本一般高昂。陶西格与庇古不是很久以前的人。他们写作时期美国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如日方中，他们怎会不知道爱氏凡事讲钱，雇用员工刻薄，任何怀疑外人盗用爱氏必诉之于法，以致有后人估计爱氏有好些官司付出的费用高于有关的发明的收入。陶西格与庇古也应该知道，雇用发明研究专才的市场合约在发明专利法律存在之前早就出现了。

科斯的老师激烈反对

跟着而来的在发明专利上大花笔墨的普朗特是科斯的老师。普氏是我知道的经济学者中反对发明专利最激烈的人。他的反对有几方面，让我分点说吧。

首先，普朗特不同意萨伊与克拉克说的发明主要是自发的。他认为自发性的发明存在，但在比例上很小。他认为发明有成本，所以市场有价对鼓励发明重要。在这个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上，普氏的结论——没有发明专利的保护比有这 保护对经济有利——不容易明白。

普氏的出发点是发明专利的产权跟其他资源的产权不同。他写道：

发明专利与版权的保护，在性质上与其他资产的保护是不同的。前者不是资源缺乏带来的效果，而是由成文法律刻意地创造出来的缺乏。其他资源会因为有产权的保护而转向较有价值的用途，但发明专利与版权只是创造了缺乏，增加了产品的收入，但这些缺乏没有保护是不会出现的。

这观点当然错。一块荒山野岭之地不值钱，有人花巨资开采，找到了金矿，是创造了缺乏吗？一块荒地无人问津，有人投资改为农地，政府因而授予地权是创造了缺乏吗？缺乏的可不是还没有被发现的金矿，或是那些无人问津的荒地，而是那些找寻金矿或开垦荒地需要的投资。

我在本章第一节提到，读书识字的那种知识投资，其成本是对那些有了知识的人的保护。好比一个学子花了金钱及时间学好英文，他的收入增加，其他学子要竞争也要花类同的成本，所以成本是知识的保护。这里的问题是某些知识投资可能带来一些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公开了，外人可以一见就免费地抄袭，害得原先的知识投资者血本无归，或起码大幅地减少了该新产品的收入。这新产品应该受到发明专利的保护吗？

发明专利是歧视性质

普朗特可没有错得那么浅。他认为好些可以注册专利的发明是没有专利的保护也会被发明的。他同意有些发明研究成本高，也要花长时日，但认为这些属少数，所以一个有一个一般性保护的发明专利制度是说不通的。这里普氏的困难，是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一般性的发明专利制度！

无可置疑，人类的好些发明是没有专利保护的。普朗特认为这些发明属大多数，而不同的发明往往有很不相同的投资回报率。有些有专利保护的发明，其回报率高得离奇，但投资成本却微不足道。问题是，在市场竞争下，考虑到风险或讯息费用，不同的研究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应该大致相若。好比在赌场下赌注，可以发达也可以输身家，但不同的赌注在市场竞争下其预期的回报率应该大致相等。投资永远是赌博，研究发明的风险大，一项幸运的高回报命中可能要算进无数的失败尝试甚至无数失败者加起来的高成本。有人发达，有人破产，但在市场竞争下研究发明的回报率会与其他投资大致相同——研究的风险较大只会增加一点风险回报。

发明专利的保护不可能是一般性的。牛顿的三大定律不会受到专利的保护。普朗特用上“可以注册专利的发明”（patentable inventions）这一词，是说发明专利有歧视性。大致上这是今天的发明专利制度，只是这歧视的准则常有争议，也屡有变动。如果交易费用是零，我们可以设计一套准则而使普氏之见全盘错了。批评或衡量一个发明专利制度但没有提出保护发明的歧视准则，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空泛言论。

只有一个奖金是难题

普朗特提出的最后一个反对发明专利的重点，是这专利带来垄断。不单是传统诅咒垄断的看法。他指出多个研究者为了争取某专利而投资，但胜出的最终只有一个，其他多个失败者的投资是全部浪费了。这个无数竞争者只有一个奖金是否带来浪费的话题是难题，我的好友巴泽尔一九六八年发表的有名文章说会有浪费。巴兄认为只有一个奖金，发明的竞争者会争先恐后，在时间上抢先的成本过高，违反了经济效率。我不同意，但要到本章稍后才讨论。

第三节：阿罗的想象与世界的现实

阿罗（K. J. Arrow, 1921-2017）是个天才。精于数学经济，但却少用数。他和十九世纪法国的古诺（A. A. Cournot, 1801-1877）是两位我佩服的喜欢用数学思考的经济学者。我认识阿罗。他不走验证工作的路，但客观，想象力强。我自己少用数，但认为经济学需要有古诺及阿罗这种人。凤毛麟角，一百年一个，考虑走数学经济的路的同学要三思而后行了。

三个特征的意思

阿罗一九六二发表的《发明的经济福利与资源运用》是重要文章，虽然好些地方我不苟同，但他提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我们不能漠视。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但他综合起来发挥，思路纵横，牵涉到的范围甚广。他指出发明研究有三个特征带来困难：uncertainty、indivisibility、inappropriability。

Uncertainty指风险。基本上风险无从量度，我喜欢代之以讯息费用，但大家接受的是发明的成果事前难以预料的因素大。阿罗认为人有规避风险的倾向，不利研究发明的投资。Indivisibility是说不可分割，有点像传统分析成本曲线所说的“团性”，但阿罗是指一项发明或思想不容易分割或切开出售。这就带到他关心的不容易把不同的使用者隔离的问题。我认为他其实要说的是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用，把他们隔离收费不容易。Inappropriability直译“不能拨款”，在阿罗的内容上应该解作“不能界定付款的分配”。更简单地看，indivisibility与inappropriability相加，阿罗是说发明的成果不容易收取回报——incapturability是也。比起大家知道的市场物品，思想或发明有销售收钱的困难。这一点，我的考察支持阿罗的看法。加上科研的风险大，他的结论是市场的发明投资是偏低了，经济效率不足，需要政府资助。

不要把专利与秘密混淆

投资发明有成本，在市场出售使用的权利需要收费，但在上述的特征下，阿罗提出三个收费困难，都有争议。他对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喜欢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但自己从来不做实证研究。我要把他提出的三个收费困难以我知道的现实世界的运作比对一下。

阿罗指出的收费困难的第一点，是“任何人使用一项发明会知道是什么。要购买该发明的人要知道是什么，但知道了这个人是没有付钱就先获取”。不知何物，知识资产的维护当然困难。然而，发明专利的要点，是注册时需要公开占有的是些什么，要以实物表达。换言之，以公开是何物的方法来注册专利会减少收费的困难。阿罗这第一点用于商业秘密是对的，但用于发明专利不对。

私人与社会利益不一定有冲突

阿罗提出的第二个困难，源自他说的“不可分割”——我认为其实是共用品——的看法。受到霍特林与萨缪尔森的影响，他认为既然增加使用人数的边际成本是零，不应该收费，但不收费就不会有人投资于发明研究了。他写道：

在自由市场中，发明研究的行为受到创立产权（即发明专利）的支持。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了，发明知识的使用会被压制。困难于是成为：在自由市场中有利可图的发明会带来无效率的资源使用。

一个思想或发明可以让无数人一起使用，是共用品的特征。多让一个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不应该收费，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不收费难道要靠陶西格说的自发性的发明吗？至于共用品应否收费这话题，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当年我考察过不少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那些合约的条款不支持阿罗的看法，或起码提出重要的问号。

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一般有一个放在前头的较大额的一次性收费（lump-sum），跟着以每件产品算的收费下降，显示着专利的持有者鼓励租用者增加产量的意图。考虑到消费者盈余的榨取，原则上最理想的收费方法是一次性地收取一个大金额，然后每件产品不再收。不同的使用者可以收不同的一次性的金额。这样看，原则上，发明者的最高收入是所有使用者的边际收费是零。只要能这样处理，源自霍特林及萨缪尔森的阿罗说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不应该收费的观点是推翻了。他们可没有说完全不应该收费，只是说收费不应该左右边际的使用。发明专利的持有者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其意图跟阿罗的社会利益意图是没有冲突的。要是交易费用容许，发明专利的持有者可以找到不同使用者的不同一 次性收费，也可以按时把这些一次性的收费一次又一次地调校。这样，专利的持有者的最高财富是使用量的边际收费永远是零。

当年考察功亏一篑

问题是市场的交易或讯息费用往往不容许这样做。当年考察了不少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我的直觉认为发明专利的持有者按产品件数收取使用费的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按件收费来获取市场需求的讯息。租用发明的人不会乐意或诚实地提供产量的数字，按件数收费专利的持有者有权查察，知道生意有多好才考虑调校续约时的一次性收取的金额。当年我花了不少时间追查专利租用合约两三年后一般要续约的新合约，要看看同一发明专利租给同一使用者的续约条款的变动是否一次性收费与按件收费的比重不断地上升，可惜怎样也找不到前后同样合约与同一租用者的续约延伸。一个基金给了一笔不小的经费，我从美国某机构购进了几百份专利租用合约，其中找不到连续性或续约的。发明不同，公司不同，是以为难也。

基础研究的争议

最复杂是阿罗提出的第三个收费困难，传统上不少人关心过。那是关于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是指那些本身没有市场产品的研究，其所得只可以作为他朝带来产品的基础，或希望他朝会发展出新产品。阿罗认为有产品的发明收费困难，没有产品的基础研究所得的收费是难上加难，所以市场对基础研究的鼓励是更为失败了。他也认为，基础研究本身不会带来收入，但其他竞争者知道后可以得到启发而发挥，有捷足先登的可能，这会使原先的基础研究者更不乐意投资下注了。

阿罗的《发明》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一九二一年，奈特（F. H. Knight）之见是发明专利的主要受益者是最后制出产品的人，可能是最后轻轻一触的finishing toucher。还没有产品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注册发明专利大家知道。但一九三四年，普朗特反对发明专利时，提出的却是基础研究不是启发他人“盗用”思想，而是基础研究获得的专利保护会妨碍其他研究者的发展。换言之，在基础研究这个话题上，怎样的看法都可从经济学的大师中找到。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阻挡专利的阐释

我要在这里向同学们介绍“阻挡专利”（blocking patent）这一词。原则上，所有发明的专利保护都有阻挡性，因为要有“阻挡权”才可以收费。但“阻挡专利”这称呼主要是为基础发明的保护而用的。我有了三项可以清楚界定的发明，有产品出售，专利注了册，你要发明同样的被我阻挡着——但这不是“阻挡专利”的意思。基础发明的专利，阻挡他人研究，才是。问题是，我有一项基础性的发明，注了册，内容因而公开，但没有产品面市，我是无法阻止你私下采用我这专利作研究发展的。这是说，他人基于我的基础发明作研究我无从阻止。我要等他人研发出一件产品，在市场出现，才考虑有否侵犯了我的基础发明，才考虑应否诉之于法。换言之，一项有市场产品的发明专利可以阻挡他人研究，但基础发明的专利注册是不能阻挡他人的研发权利的。当年我和几位助手跟进了几件因为有了市场产品而打的侵犯基础发明的官司，法庭的判决往往有武断成分。发明的界定一般是复杂话题。

不用其实是用了

从上述我们也可以知道，那无数的对发明专利注册的实践用途的统计研究是无聊之举。这些研究说百分之四十到八十的发明专利没有市场产品，因而认为这些专利是废物，浪费了金钱。我同意有些专利的注册是某些人幻想有利可图的玩意，其实没有市场，浪费了专利注册的不低成本。然而，我们不容易判断这些注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产品的基础性研究往往牵涉到一组被雇用的研究专才。这些专才要互相合作，而偶有较为重要的发现，因为有一组人的参与守秘不容易，而法律是雇主不能禁止被雇的辞职转工。法律可以约束被雇者转工后不能把原职获得的研究秘密外泄，但监管很困难，而秘密这回事，一旦外泄是难以收回的。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今天的研发机构每有所获，会考虑先注册专利，究竟最终有没有实际的市场产品不是今天要管的事。

一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是十七年，在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有关的发明出现，或者原有的发明可以改进。事实上，就是那些有了市场产品的发明专利，十七年的保护是足够的时间让该专利的持有者继续研究改进。如果没有可以守秘的考虑，每一步改进往往有每一步的专利注册行为。一般是法律手续成本高昂的玩意，但从事研发的机构选择这样做，较大的机构有他们自己的专于发明注册的律师。

性质不同保护有别

我认为那些没有市场产品的基础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不是阿罗说的偏于投资不足，也不是普朗特说的阻挡过甚，而是发明专利的保护需要把发明表达在一些可以看到的物品或操作的程序上。不需要在市场出售，但要有看得到的表达。思想的本身，就算天才绝顶，如果不能凭一些物品或程序公开说明，是不能注册专利的。当然还有商业秘密、商标、版权等其他保护方法。

无可置疑，学术上的研究，虽然有些成果可以注册专利，但通常没有这种保障。这可能解释了学术研究有较多的政府及私人非营利机构的资助。以我熟知的经济学而言，外间对研究的资助不重要。但我知道今天的生物学研究，纯学术性的，没有资助不成。然而，从事生物研究的朋友一律同意，重要的生物学发现一般是出自没有政府或外间资助的时代，只是今天的研究变得太复杂，要劳师动众，且仪器昂贵，没有资助不成。

最后不妨以我这个老人家为例：今天既不能升职，也无法失业，但还是天天在学术那方面打转，想着些没有人到过的思想领域去。这可能就是陶西格说的自发性的本能吧。

第四节：商业秘密

好奇心或金钱之外的兴趣可以解释不少研究发明的行为。然而，为了金钱或职位而研究总要有一点知识的保护，即是要有权利选择拒绝某些要使用这知识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这拒绝权利可以源自一些特殊情况，或紧守秘密，或依靠风俗或法律。

好些情况，自我保护不需要用上守秘的途径。个人的天赋或独特的风格会增加仿效者的成本。某些有垄断性的产品可以维护与该产品有特殊关系的发明。然而，这些情况不能一般性地提供知识资产的保护。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是重要的另一回事。

法律不需要协助，不能不协助，无从协助

有大成的商业守秘例子不少。我提及过可口可乐与云南白药。制造最好的钹（一种乐器）的金属的提炼方法的秘密在一个家族中保存了几百年。古往今来最贵重的小提琴，由意大利的斯特拉第瓦里制造，其处理木材所用的油究竟是什么被他带进坟墓而失传。这些神奇的守秘效果是不需要法律协助的。人的脑子可以是那么牢固的保险箱，就是武力也不易打破。从可以安全守秘的角度看，法律不需要协助。

不需要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否决了普朗特的反对垄断价格，也否决了阿罗的反对边际使用收费。在自由经济中，压制私人的秘密自守会对社会整体为祸。西方的先进之邦，维护商业秘密的法律牵涉到普通法的几方面，否决商业秘密会使整个法治架构倒塌下来。从法律可以协助商业秘密的角度看，为了维护法治的整体法律不能不协助。

当然，守秘不容易。如果“倒推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能使外人见到产品可以复制出来，法律无从维护商业秘密。在西方，公平的倒推工程是法律容许的。因此，在一端商业秘密根本不需要法律维护，在另一端法律维护不了。两端之间有一个发明活动的层面法律对秘密的维护 有助，但因为外人不知秘密是什么，产权无从界定，西方只能采用普通法中关于合约、侵犯、信托、代理、归还等法律处理，而其中合约法律最重要。

一般而言，经过化学作用的变化而制成的产品，以倒推工程追溯做法很困难。可口可乐与云南白药是例子，酿制美酒的秘方与烹饪的食谱也类同。外人见到物品但不知其做法是最佳的秘密保护，中国的传统满是这种例子。然而，转到以设计或机械为主的发明，倒推工程远为容易，守秘失灵，发明专利的保障就有用场了。可以这样看吧：如果我们不管普朗特与阿罗的投诉，发明专利对工业的发展远比旧中国的手工艺传统重要。从倒推工程容易的角度看，法律是无从协助商业秘密的。

法律协助的两方面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秘密的两端，一端是秘密用不着法律保护，另一端是法律无从保护，那么我提到的普通法的几项用于商业秘密的法理是保护着些什么商业秘密呢？有两方面。其一是那些根本不需要法律保护的秘密，如果要租出去或卖出去给外人使用，没有法律的协助不容易收到钱。没有发明专利的注册，购买者或租用者知道了秘密可以立刻占为己有，卖家怎可以收钱呢？好些发明者可以安全地守秘的发明，尤其是比较琐碎的，自己或者没有能力制造产品，或者秘密只是某产品的一小部分，发明的人会考虑租出或卖出。他可以先注册发明专利，有了明确的保护才出售，但这注册往往手续复杂，要写下明确的占有困难，好些时甚至写不出来。

一九五七年，一件有名的美国官司案牵涉到一个家庭主妇想出把一种蓝色的粉末加进洗衣粉内，值钱，把这想法提供给一个制造商，但收不到钱，打起官司该主妇胜了。这是很难得的胜仗，所以有名，但主妇胜出可不是因为有合约的维护，而是因为普通法中有一项称为“不公平致富”（unjust enrichment）的法理。也有另一件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官司，更为神奇。一位顾客进入一家餐馆进食，欣赏某菜式，问食谱为何，餐馆奉告，这顾客跟着在自己的餐馆照谱出售，打起官司，提供食谱的餐馆也胜。

另一个法律可以维护秘密的用场，是在研发的过程中需要防止秘密外泄。上节我们提到，研发往往需要有一组人合作，而人数愈多外泄的机会愈大。虽然中途有成果，远没有市场产品也可先注册发明专利，但很多琐碎知识或小发现难以频频注册，需要互相守秘。可以协助这种守秘的法律是合约法律。

推销秘密困难的证据

不管怎样说，一个秘密公开了就再不是秘密，而任何泄漏要收回很困难。要证明有人盗窃，或非法地外泄，或证明不是他人自己想出来的知识——一律困难。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学者估计举国每年花掉的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及其防止的费用，加起来是天文数字。因为上述种种，要把一个商业秘密卖出或租出远比一个发明专利困难。有两项证据，一弱一强，显示着以市场合约扩散发明知识，商业秘密的确困难。较弱的证据，是当年我和助手调查了数百份知识租用合约（license agreements），商业秘密的不到发明专利的十分之一。说这证据较弱，因为秘密数不出来，也因为搜集到的合约版本数量可能有偏差。但商业秘密的租用通常有抵押的要求或指定，而发明专利的租用则没有，加强了证据。

较强的一项证据，很强的，是商业秘密的交易洽商，开始时秘密的拥有者一般要先签下一份权利放弃协议（submission agreement，可称弃权书）。一九七五年我嘱助手去信一千五百家机构，要求提供这协议的样本，获三百二十份。还没有详细审阅，两位仁兄一九七六年发表一篇关于这协议的文章，基于一百零五份样本。是什么协议呢？一个商业秘密的持有者找一家机构接洽，说有秘密出租或出售，该接见机构会要求来者先签这份协议才让他说秘密是些什么。该协议或说明机构接受或考虑一个秘密不代表答应守秘；或说明除非来者正在申请发明专利，否则要放弃所有关于该秘密的权利；或说明考虑秘密的机构什么责任都没有。有些协议把这几个弃权条件一起放进去。换言之，商业秘密的持有者找机构觅知音，希望赚点钱，接见的机构会说：“你不要开口，除非先答应什么我也不用负责。”这是指在西方普通法约束下的情况。不先要求来者签这一份弃权书，接见的机构可能惹祸上身，也可能机构本身已经有类同的商业秘密。还有另一个要点需要提及。那是在上述的弃权书中接见的机构往往写明提供秘密给考虑的要全部说出，不可有局部的隐瞒。这一切，可见商业秘密的推销有很大的困难。

租值消散无从估计

商业秘密，就是某程度有法律的维护，算不算是一种产权可以争议。虽然原则上一个秘密的持有者可以杜绝他人免费使用，他无法禁止他人用公平或自我研究的手法发掘出来。好比一间房子是我的，内里有珍贵之物，只要你能猜中是些什么可以进去予取予携！这就带到一个重要的有趣观察：商业秘密容易引起租值消散——逻辑上，这租值消散可以使一项商业秘密的社会价值变为负值！

我在上文提到工业间谍活动的社会成本庞大。又好比上文提到的猜房子内的珍贵物品，猜中是你的，你和他人加起来的猜测成本可能高于物品所值。历史上不少大有市场价值的靠保密发达的产品，仿效或假冒的人无数，法律费用不论，这些行为牵涉到的总租值消散我们无从估计。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说仿效或假冒的成本对社会的贡献一般是负值。好些仿效品不仅本身有价值，而优于原来保密产品的也屡见不鲜。商业秘密只要其产品或服务面市，外人不能施展倒推工程也会因为见到而得到启发，什么蛛丝马迹或多或少是提点，研究找寻的人够多会有新产品出现。好比你发明一种可治愈癌症的生草药，天下独有，关上门在密室行医，十治九愈，消息传开了，外间肯定你是神医，患者会说你用的是生草药。只靠这些提点，外人能找到类似的治法的机会一定大升。

我们因此无从判断商业秘密惹来的租值消散是否高于大家见到产品或服务得到的提点给社会带来的贡献。另一方面，守秘是人类天生的权利，压制这权利的祸害明显。从西方普通法的经验看，不尊重守秘会影响法治的几方面。以普通法维护秘密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因为几方面的法律不能分割。这观点一九八二年我以英文发表，行内的朋友接受。

成功专利可以夜不闭户

在同一文章中行内朋友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发明专利的成立需要有一个可以观察的转移（observability conversion），即是我在前文提到的专利注册需要把一个思想表达在可以观察到的物品或程序上，加上要用文字表达着发明者要占有的是些什么。困难明显：好些思想不能作上述的转移，而就算能够，要写下占有的是些什么很不容易，尤其是不少其他人可能注册了相近的说法。发明的人不懂法律；注册的律师需要有关科技的准专家。专利注册处需要有各行各业的科技人才。满足了这些，同一法官可能今天审判电子科技明天审判汽车零件。一个算得上是成功的发明专利制度是成本高昂的制度。

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成功的发明专利有神奇的功能。一个富有大家不会把他的珍宝留在家中，家中无人时不把大门关上。但成功的发明专利却可以这样做！这是因为任何人盗用专利早晚会在市场产品见到。跟商业秘密不同，发明专利用途的扩散远为容易：其租用合约是远为简单及直截了当的。重复一项有了明确专利注册的发明我们很少听到。

合伙合约协助守秘传达

在实践上，一个发明的人得到有价值的成果喜欢双管齐下，或者律师会这样教他。这是尽可能把不容易守秘或外人可以作倒推工程的那部分注册发明专利，可以守秘的那部分继续守秘。不容易，因为发明专利的注册处一般要求全部公开。这不等于一个注册者不会在这里那里把一些知识隐瞒着。 中国改革开放以还，中外合资的发展大有可观。我认为这成就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带进科技时，因为合资有伙伴关系，有专人长驻，琐碎的秘密提供可以监管。商业秘密通过伙伴合约守秘传达，其交易费用是远比租用合约或买卖合约为低的。

第五节：发明专利界定研发权利

关于知识资产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参与研究的学者无数，但一般不到位，其中一个困难是漠视了知识或发明属共用品——即是无数的人可以一起共用的。共用品的分析困难自成一家，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提供了自己满意的分析。本章讨论的发明可不是读书求学那种知识，其难度更上一层楼，好比半导体或电灯、电话那些科技意念。

一项发明是共用品，不把使用的人隔离难以收取费用，正如电影院要以门票隔离那些不付费的人。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性质不一样，但持有者皆有隔离的权利，不付费不能使用。如果我们不管那些自发性的发明，或那些由政府资助的，那么没有专利或秘密的维护，发明收不到钱，除了自用所需的自创，大有市场价值的发明不会出现。研发的投资成本往往高昂，私人或企业下注要有点保护，但因为成果是共用品，某程度的专利是需要的保护了。

公海捕钓的比喻

在上节我提到商业秘密会导致租值消散，但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外人的偷师或猜测这里有害那里有利，我们难以估计这消散带来的整体效果。我是行内唯一的指出商业秘密会导致租值消散的人。另一方面，发明专利却有不少行家说会导致租值消散，其中主要是前文提到的普朗特与巴泽尔。普朗特说多人参与研发，胜出只有一个，发明研究于是重复了，是浪费。普氏之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巴兄之文发表于一九六七，显然是受到戈登（H. S. Gordon）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渔业的分析的影响。戈登是第一个采用“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的人，但他的文章的思维是源自奈特一九二四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阐释的谬误》。二者皆有错，不是小错（见拙作《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一九七〇年），但都是重要文章。

戈登分析公海渔业的要点，是海洋非私有，任何人可以随意捕钓，参与捕钓的人会比海洋的捕钓权利是私产的情况为多，以致捕钓的均衡点是捕钓的成本等于鱼获的所值，海洋的捕钓租值于是下降为零。这是说，要是海洋的捕钓权是私产，业主约束捕钓会有租值，但作为公海没有约束的捕钓，人数的增加导致的成本增加会取代海洋的捕钓权利作为私产应有的租值——这租值是因为公海捕钓的总成本增加而消散了。

说公海捕钓会导致租值消散是对的：没有业主收租，在竞争下应有的租值因而消散是定义性的结果。我在上文提到这分析有错而且不是小错，不是指这消散的结论，而是促成这消散的机制运作被漠视了，得到的经济含意有大差别。不是浅学问，因为原则上每个参与竞争捕钓的人都有意图减少这租值的消散。这话题我曾经在《收入与成本》详述过，也会在卷四讨论价格管制时再作补充。

耕耘权利是研发权利

公海捕钓，所获的鱼是私产，租值的消散起于捕钓权非私有，没有业主为了争取租金极大化而约束捕钓的人数及行为。要是捕钓权属私产，租值消散不会出现。这好比一块农地有两项权利：其一是耕耘的权利，其二是种植收获的权利。租值消散的出现是指耕耘的权利非私有，其使用没有业主的约束，会导致荒废农地或使用时出现纠纷等租值消散的现象。

转到发明专利那方面，一项发明是共用品，专利的批准是私产的维护，协助收取使用费或租值。普朗特及巴泽尔分析的是这专利只提供一个奖金，多人竞争会导致重复了研发及争先恐后等行为，使一个发明专利的租值在竞争下消散了。他们的分析含意着的是研发的权利非私有，等于海洋的捕钓权或农地的耕耘权非私有。以这逻辑推理，多人争取发明专利惹来的社会租值消散可以高于发明专利带来的私人租值。

这个看来是浅显的结论，当年我不同意，因为我想到耕耘的权利与收获的权利这两方面去。发明专利是收获的权利，由政府界定为发明者所有，而发明的耕耘权利无疑是发明的研究权利——即研发权利——我问，这后者是像公海捕钓那样，属公有的权利吗？想了几天，答案竟然是：不一定！这奇怪的答案当年在西雅图华大大吵了起来，最后巴泽尔同意我对、他错。

邮轮大雾遇难的例子

同学们可以考虑如下的例子。一艘满载富人的巨大邮轮在大海遇难，快要沉到海底去。雾很大，什么也看不到。有关当局公布找到该邮轮可获巨奖，谁先找到会获天高的奖金。假设还不是科技发达的时代，没有什么雷达之类的仪器，只能用小艇去找寻该邮轮。只有一个大奖，会有很多小艇去找寻，或起码去碰一下运气吗？那唯一的大奖是租值，会被众多小艇找寻的合共成本替代甚至超于替代了吗？

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只要小艇的主事人大家知己知彼，互相知道大家的比较成本优势，认为自己斗不过的不会冒险出海找寻。拥有快艇的会去尝试，拥有慢艇的不会。有指南针的会偏于尝试，没有的不会。如果只有一两只小艇刚好有先进的仪器，其他艇主知道，出海找寻的只会有一两只，其他的会知难而退。

普朗特与巴泽尔认为因为发明专利只有一个奖会导致多人重复研发或大家争先恐后，研发总成本的增加会导致租值消散。我的想法相反：正因为只有一个奖，不认为自己有某程度的比较成本优势的不会参与竞争，另谋高就的考虑重要。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不是因为有大奖就不管成本的。这只有一个奖的情况与公海捕钓的情况很不一样。公海捕钓，所获是多是少，是大鱼还是小鱼，皆奖赏也。

租值消散不容易的原因

我曾经用自己发明的数学方程式证出（数学专家认为难看之极，但奇怪地对，行内传为佳话），公海捕钓要把租值全部消散，不仅捕钓者的自由参与要毫无政策约束，也要他们的捕钓成本与技术本领一律相同，以及捕钓的人数要达到无限多之境。租值消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原则上减少这消散会使社会整体得益。

现在的问题是，一项发明专利只提供一个奖，而这专利的本身是共用品，即是无数的人可以一起互不干扰地共用，只为一项专利而投资研发的败军之将会血本无归。因此，只要研发的竞争者彼此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的讯息费用够低，只会有一很小的一撮人参与一项专利的发明研究。换言之，在比较成本优势的讯息费用够低的情况下，发明所得的专利权的设立是含意着发明研究权利（即研发权）的私有界定，这不是我的幻想，在本节的最后可见，事实的考察与验证支持着我的假说。

观点重要，让我再说一次。因为发明专利只提供一个奖，也因为一项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用，再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低，所以只要研发的竞争者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有足够的讯息，发明专利的界定是含意着研发权利的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不会出现。

级差租值的看法

这里说起理论，不妨多说几句。先不要管发明专利的奖金，有了界定的研发权利值多少钱呢？这是问一幅耕地值多少租金呢？我们要指定该耕地是用来种植什么的。这样看研发权利，其所值是级差租值（differential rent）。这概念来自十九世纪天才李嘉图（D. Ricardo）提出的级差地租。众人皆说李前辈错了，我认为是小错大对。前辈当年问：农地为何有地租？他的答案是因为不同农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有小错，因为只要农地供不应求，即使肥沃程度一样也会有地租。是大对，因为只要肥沃程度不同，即使农地的供应无 限较为肥沃的也会有地租。农地无限，地租之所值是同样耕耘成本较为肥沃的产量增加的那部分，一层一层地算下去，最不肥沃但还有人耕耘的地租是零。

从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看研发权利的所值，我们可以说级差租值是发明的天赋之价，在竞争下等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差距。因为研发所得的专利只有一个奖，不同的竞争者会按各自的成本优势而选走不同的研发的路，可以很相近但不相同。如果研发的成果在事前有难以确定的因素，争取同一发明的情况存在，但不会是很多的人。又因为成果事前难以确定，有血本无归的失败也有意外的惊喜发现带来的高回报，但这些可没有推翻级差租值是研发权利的所值。

真实世界的印证

现在我们可以转看真实世界的情况了。以科技发达的美国经验为例是适当的。有两项相当普及的安排支持着本节的分析。其一是发明专利集用（patent pool）的安排。这是不同的机构一起签下集合协议，把大家研发所得的专利集合共用。在有反托拉斯（政府反对串谋垄断）的顾忌下，这种专利集用还普及，显示着研发的机构重视要避免有意或无意间重复了可以节省的研发成本，也即是要减少租值消散。第二种普及的安排也类同。那是专利交叉使用合约（cross licensing），即是你的发明专利给我用时我的发明专利也给你用。不一定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但有这样的效果。

上述两种安排之外，我们还要提到研发外判合约的普及，也要提到专利注册的搜查（patent search）是例行的研发程序，往往由专业人士处理。这些当然是要避免重复研发或争先恐后的租值消散的浪费了。

可能最有说服力的发明专利带来租值消散甚微的证据，是美国发明专利局的干扰记录档案（interference proceedings）。这些记录，起于两项或更多的发明同时申请专利注册，但有相同之处，因而互相干扰，需要仲裁而存案。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助手们考察发明专利时，得到的资料是只有约百分之一的发明申请专利时出现互相干扰，需要仲裁。考虑到当时从申请到批准平均要三年半的长时日，这百分之一的互相干扰是很低的数字了。

第六节：交易费用促成专利制度

没有谁不同意人类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他们的脑子。虽然我说过人类到最后可能因为自己的脑子了得而毁灭自己，但回顾历史，尽管互相残杀的蠢行为无数，人类因为脑子可以思想带来的进步是宇宙的一个奇迹。

在人类称得上是有价值的资源中，只有脑子不可能不是私产。就是劳动力也可以被强迫作为非私有，但脑子怎样想外人无从知道。可以被破坏或被毁灭，但脑子怎样想原则上外人无从干预。在这个上苍主宰的运程中，脑子的产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经济学者吵了近两个世纪的共用品，即是无数人可以一起共用的。始于一八四八年密尔提出的灯塔例子吧。没有隔离使用者的权利，共用品收不到钱。建议共用品的使用不收钱曾经是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今天可能还是，但历史的经验说，以隔离权利来收取费用是人类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版权、商标、名牌宝号、商业秘密、发明专利等，都是隔离收费的例子。

发明是共用品，专利法律协助隔离那些不付使用费的人。垄断是效果，虽然期限一般在十五至二十年之间（美国是十七年）。发明专利能保护的只是知识资产的一小部分，但因为有明确的法律，多而复杂，专家不少，然而，深入考察的经济学者则属稀有。

没有利益团体左右的法律

我信奉经济学的主旨是从局限条件的转变来解释行为的科学，因而在多项政策性的法例上下过功夫。每项法例知得不是律师打官司那个水平，但知得多而杂，希望从中能找到一些局限条件的转变引用到需求定律那边去。

可以说，在我考察过的属于政策性的法律或规例中，只有发明专利的我找不到任何对社会整体有明显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发明专利法律有些我不能肯定对社会有贡献，有些官司的裁判我不认同，但法例的本身我没有批评过，而历史上每次修改我总认为有合乎经济原则的道理。比起什么最低工资、劳动法例、租金管制、价格管制、楼房政策、环保条例等——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衡量我容易摇头叹息——但发明专利的法律我没有批评过半句。考虑到设立或修改发明专利法律的人不知共用品为何物，也不是什么交易或讯息费用的专家，我的衷心欣赏应该解释一下。

范围虽小，发明专利的法律及档案洋洋大观，而且往往牵涉到价值连城的知识产品。经济分析为什么那样难以批评呢？我找到的答案，是这组法律的兴起与修改从来没有受到压力或利益团体的左右——我个人看不到。上文提到的劳动法例、楼房政策之类的法例，利益团体的压力明显得像太阳普照，但发明专利的法例我们不容易看到哪些团体或明或暗地在压着些什么。只此一项政策性的法例能在我面前独善其身。这观察教我们，凡是政策法例牵涉到把财富或收入再分配，不容易达到意图的效果。真正获益的通常是一些混水摸鱼的人。

发明专利维护研发者的收入，是收入原创的保护，没有把收入再分配的意图，利益团体的左右一般不存在。法庭的判断有时偏袒，有时说不通，但长远地看这些判断带来的法例修改，都是朝着对经济整体有利的方向走。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进美国的经验得到的启示，当时我对助手们说很佩服发明专利法例的发展。

广义交易费用的节省

从我曾经提出的广义性的交易费用（即社会制度费用）角度看有关的问题吧。有了产出之后以法例把财富再分配，必会大幅地增加这些交易费用。我也曾经指出，要是广义的交易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出现的。转到发明专利制度那边，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不存在，不会有这专利制度，因为不需要有。发明专利制度的出现及持久存在与修改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的。

想想吧。没有交易费用，不同研发的人在不同项目上的比较成本优势大家知道，研发合约的外判毫无困难，所有发明的租用合约可以预先安排，共用性质的困扰可以先用预定合约处理，按期的一次性租金可以预先约定而使边际使用的收费为零，风险的存在可用变化多端的保险合约处理。人类脑子的价值因而受到多种不同的合约保护着。

但交易费用不仅存在，牵涉到知识这些费用一般高昂。发明专利针对某类知识，保护的不是抽象的脑子思想而是具体的脑子产品。因为脑子的产品往往属共用品，这制度以专利的授予来让发明专利的持有者隔离不付费用的人。为恐这专利保护过甚，年期的约束出现。我从来没有在发明专利的资料上读到关于共用品的言论，但这专利说明不保护技术是显示着主事者知道关键问题：技术不是共用品。

法例演变的证据

发明专利首次出现是一四七一年，在意大利，一七九三年美国引进。重要的发展是美国一八七〇年加进了占有权（patent claim）这个重要概念。个人认为在占有权引进之前发明专利的保护有点糊涂，引进了占有权变得远为清楚，交易及讯息费用是大幅地减少了。我对占有权的阐释，是前文提到的把抽象的发明转移到可以观察的物体或程序上，然后以图片及文字表达清楚发明者要占有的是些什么。这解决了很多因为模糊不清而引起的困难，但同时把可以注册专利的范围收窄了。大自然规律的发现因为范围太广不能注册，引进了占有权这概念之后再没有是否大自然规律的官司。

衡量占有权的申请应否受到保护的准则，在美国出现过几次重要的修改，都有减少交易费用的效果。例如一个曾经普及的功用（utility）准则逐渐消逝，因为何谓“功用”模糊不清。一九五二年美国的有关当局提出了一项重要改革：发明专利的申请不会因为发明是怎样研发出来的而否决。这准则的引进推翻了之前的两个主张：其一，是否灵机一触的天才发现不再管；其二，研发者的研究设备为何不再管。

新奇的准则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要明确地以实物或程序表达占有权之外，余下的重要准则是发明要够新奇，novelty是也。怎样才算是新奇呢？同学不妨考虑如下有名的官司。一八六二年，一个名为Reckendorfer的人想出了把擦胶镶在铅笔上。这发明的商业价值甚大，获得专利，但后来被人抄袭，打起官司，该仁兄输了。法官的理由是擦胶及铅笔都不是新奇之物，合并在一起算不上是一个发明。这判断后来不同意的学者甚众，因为所有物品的发明都是以旧物合并而成的。

可能因为要澄清类似案件引起的混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奇的定义变得远为清楚了。所谓新奇只有两点。其一，如果合并的旧物皆曾获专利保护，其合并使用是普通人见到旧物不会想出这新的合并方法。其二，不管旧物曾否注册专利，合并了的用途要与不合并的用途不同。当年考察美国发明专利的新奇准则，发觉注册当局的仲裁者考虑到我在上节提出的级差租值。虽然级差租值会在竞争下由市场决定，批准专利的范围有弹性，这里可以大一点那里可以小一点，有关当局对新奇的衡量是考虑到其他可能作出同样发明的人的成本或机会相差多远。

羡慕古人也支持

在自己家内游目四顾，我发觉没有什么物品不是曾经有过一项甚至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我是现代的古人，对新潮没有兴趣，但家中用的可不是什么明清家具那么富有。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有了长时日，我说过，发明专利制度对工业远比对以手工艺为主的经济重要。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不少经济学者反对发明专利制度的存在。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跟进过这制度的性质及其演进的史实。我跟进过，认为这专利的存在及其演进主要是为了减少脑子产品出售时近于高不可攀的交易费用。那是我还年轻的三十多年前，既可持久拼搏，也可过目不忘。今天我有点后悔昔日下重注的考察，因为其他题材会有远为可观的收获。我不建议同学们投资于发明专利或商业秘密的研究。但我希望同学们能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要解释世事，我们首先要知道世事为何。不知世事而作分析的经济学者无数，在研发与专利的话题上，他们的分析近于一无所知。

不能否认，我羡慕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恨不得有机会仿效李白说的古人秉烛夜游，或能达到苏东坡那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既没有商业秘密，也没有发明专利，连什么版权也没有。苏子昔日写《赤壁赋》只是为了自娱，写好后不敢给外人读，是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的。

弗里德曼曾经问：人是为了要活着而工作吗？还是为了要工作而活着呢？我没有答案。经济学分析的重点是：局限不同，行为于是有别。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要增加国民总收入，今天的局限说是需要的。

参考文献

K.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Y. Barzel, “Optimal Timing of Innov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8.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 Economic Inquiry, 1982.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ntion,” 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 2005.

第五章：反托拉斯的谬误

美国某反托拉斯案，辩方律师向法官要求休假，因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后，同一律师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为律师的儿子生了孩子，有亲友庆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说道：“我希望你的孙儿生孩子时，这案件已经完结了。”

反托拉斯（antitrust）直译是反信托，俗解是反垄断。其实不是：本卷第三及第四章提到的所有垄断，反托拉斯皆不反。在美国任教职时我做过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专于此道的行家朋友不少，但说实话，友侪间没有谁肯定反托拉斯要反的是些什么。

反托拉斯算是一种法律，因为有法庭审案，但没有明确的界定。起自美国，西方其他的先进之邦及日本也有，但喜欢采用的主要是美国，那里的本科课程有教，研究院也教。其实是反什么呢？我的感受有时是反对以大欺小，有时是反对看来是意图垄断的行为，即是反垄断的动词（seeking to monopolize）而不是反垄断的名词（monopoly）。严格地说是反对某些被认为是压制竞争的行为，但不一致，难以捉摸。

莫名其妙的法律

在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可以按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之间可以互相起诉，有些案件属刑事。有两个明显的规律。其一是没有见过小企业或不富有的被起诉；其二是不同政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不同：在美国，共和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明显地比民主党执政为低。换言之，在较为信奉市场的气氛下反托拉斯的案件较少。

我可以举两个有点莫名其妙的例子来示范反托拉斯究竟要反的是什么不容易明白，二者皆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民主党卡特执政时期。那时美国经济不景，反托拉斯案件频频出现，帮补一下经济学者的生计——做顾问的薪酬远比教书的为高。

案例一：美国最大的制造罐头汤的企业被一家小的竞争者起诉，理由是大的卖广告太多，霸占了市场顾客看广告的眼睛时间，使小的受损，要求赔偿。我的一位朋友当该大企业的顾问，结果如何我没有跟进。

案例二：比较复杂。美国最大的摄影胶卷生产商被起诉，因为该大企业停产某型号的销量甚少的胶卷。那胶卷刚好是另一家工厂制造的某型号照相机必须用的。被起诉的大企业产出几个型号的照相机，他们停产有关胶卷的相机，胶卷也跟着停产了，害得只用该胶卷造相机的小企业有相机无胶卷。结果是小企业胜出，获赔偿。合理吗？再也买不到配件的产品常有，而不容易明白的是为何该小企业制造的照相机需要用的胶卷整个地球只有那大企业一家产出，而且是很少摄影者会用的胶卷。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反托拉斯

一八八二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 D. Rockefeller）把与他有关的四十家企业合并，由一家信托公司集中管理，成为有名的标准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仿效这种信托安排的人甚众，有以大欺小之嫌，一八九〇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大名鼎鼎的Sherman Act这个反托拉斯法例。二十年后，标准石油被怀疑施行掠夺性减价（predatory price cutting），以本伤人，政府起诉，标准石油一九一一年被瓦解，反垄断的法例被称为反托拉斯是那时开始的。一九一四年美国国会通过Clayton Antitrust Act，一九三六年通过Robinson Patman Act，三管齐下，反垄断的法例在美国变得复杂繁多，案件数量虽然时旺时静，但历久不衰。

戴维德是开山鼻祖

经济学者怎样看反托拉斯有争议。弗里德曼、科斯、阿尔钦等人反对所有反托拉斯法例。萨缪尔森、A. C. Harberger、O. Williamson等人认为反托拉斯偶尔有可取的效果。我怎样看呢？认为反托拉斯协助促成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下节节败退，因为这些法例左右着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

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德（A. Director）应该是研究反托拉斯案例的开山鼻祖。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跟进了官司打了二十年的万国商业机器（IBM）的关于捆绑销售的反托拉斯大案。那是精彩绝伦的案例，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阿尔钦说得对，那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独特之处，可不是支持自由市场，也不是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而是捆绑销售（tie-in sales）的分析：只有跟芝大有关的人发表过关于捆绑销售及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的文章。我也算是芝大一员——一九六七至六九年我在那里。我没有用英语发表过关于捆绑销售的文章，但离开芝大十多年后，有机会向戴老解释我的分析，他很高兴，认为难题终于解决了。

捆绑销售之外，戴老鼓励学生及同事写的关于反托拉斯的掠夺性减价及零售价管制（retail price maintenance）等文章都是一时经典。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反托拉斯案例研究出来而加以整理的“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成为美国多所大学的正规科目，本科有教，博士试有考。

旁观者清街头可教

当年我是旁观者，但研究反托拉斯的朋友多，而自己后来也当过两件大案的顾问。在工业组织这重要研究上，我选走自己的路。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我认为反托拉斯的法庭档案提供的资料不尽不实。打官司的文件，起诉与被诉双方各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可能没有偏差。其二是在美国作实地工业调查，工厂要守秘是一般倾向，远没有我当时熟知的香港工业那么公开。这可能因为美国的工业机构远为庞大，部门多，不容易找到乐意提供资料的负责人，何况还有反托拉斯虎视眈眈。我喜欢作实地调查，重视跑市跑厂。这方面，今天中国内地与昔日工厂林立的香港是远为容易获得可靠的资料的。其三是自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起，我认为合约的结构是理解工业组织的重心所在，所以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十四年后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

话得说回来，昔日读美国的关于反托拉斯的文章给我的启发不少。其中最重要是那些被认为是非法的行为，有趣精彩，而法庭的档案一般提供细节。我不同意法庭的解释， 也不同意经济学者的解释，要自己另辟蹊径。这是跑厂调查合约带来的不同解释了。

反托拉斯认为是罪的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老话题，我会在第七章分析。反托拉斯认为是罪的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是精彩话题，我也会在那里分析。反托拉斯认为是罪的零售价管制不怎么精彩，我会在第八章分析讨价还价时顺便带过。我不是个喜欢刻意地创新的人，但街头巷尾的观察多了，对交易费用局限的认识多了，我对这些市场现象的解释与传统不同是自然的事。三十岁做教授时我可没有想到，六十岁我全盘推翻了传统对这些现象的解释。

第二节：以本伤人

经济学研究要找有趣而又有启发性的现象入手。新奇的现象开头是一个谜，要拆解，即是说要解释。这也是说要找寻可以验证的假说了。跟着我们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广到很多其他不同的现象去。不要管要解释的现象牵涉到的经济价值是多少。市值微不足道的现象可能推出精彩的假说，成功地一般化可以协助解释远为重要的现象。是的，街头巷尾的琐碎现象，解释了可能推广到经济大局的一些重要事项，但那琐碎的现象要有一点新奇的趣味。是否有趣是品味的判断。智商高下可以不论，但品味凡俗的人不宜研究经济。

趣味的排列

转到反托拉斯要反的行为或现象，市场价值最高的莫如收购或合并，机构变得庞大，反托拉斯说要瓦解（divestiture）。我认为合并现象的趣味尘下，解释不难，但解释了不怎么样，所以这里不谈。

价格分歧的趣味性是高的，经济学者注意这现象起自反托拉斯之前。反托拉斯带来的最有趣的现象是捆绑销售与算是类同的全线逼销，过瘾精彩，芝加哥的传统喜欢把这两者与价格分歧相提并论，我因而也会在第七章分析。我认为经济科学欠反托拉斯一个情，因为这法律的档案提出了经济学者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

余下来要讨论的是以本伤人、拒绝与串谋这三项，趣味性中等，但不借反托拉斯讨论没有其他适当的地方。

财雄势大的故事

“以本伤人”是我从英语predatory price cutting（掠夺性减价）翻译过来的中国成语代词，顾词知义，是说一家机构可以凭割价而把竞争者逐出市场。但减价是竞争的一种行为，历来被认为对社会有利。反托拉斯认为不利的是一个垄断者可以利用割价来杀退竞争者，维护垄断，霸占市场。这种对社会不利的行为是指价格被减至在生产成本之下，以本伤人是也。经济学传统说完善竞争的均衡点是市价等于平均成本，没有盈利，掠夺性减价是指价减到在平均成本之下。另一方面，一个垄断者往往有垄断租值，经济学传统认为这租值的存在含意着边际价值（即市价）高于边际成本，对社会不利，引进竞争使价格下降可取。反托拉斯不能接受的掠夺性减价，应该是指垄断者把价减到在直接平均成本之下。

掠夺性减价是一个普通人容易相信的故事：我是个垄断者，拥有的垄断权所获甚丰。你要参进同一市场跟我过不去吗？我会把价减到你血本无归，败走麦城，从而维护我的垄断丰利。又或者你已经进入了同一市场，竞争逼我减价，我财雄势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幅割价，逼你破产收场，从而独享一个垄断者的利润。

是可信的故事吧，但经济学应该怎样分析呢？前文提到，一九一〇年美国的标准石油被反托拉斯起诉掠夺性减价，以本伤人，结果该庞大的托拉斯（信托组织）一九一一年被瓦解。我的一位好友John McGee五十多年前深查此案，得到的结论是标准石油没有掠夺性减价，指出如果标准把竞争者收购，其成本会比减价对自己的损害为低。

从上头成本的租值看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我持另一个看法。我认为问题要从我在《收入与成本》中提到的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分别看。不管灰色地带而简化，上头成本是入局时的投资，入局之后覆水难收，但因为其他竞争者要参进也有入局成本，我的入局投资会因为有市场的保护而成为租值，可能比入局时的投资较高或较低。把生意出售我可以获取这租值的折现，因为有这个选择，这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另一方面，直接成本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可以转作其他用途，所以是另谋高就的代价。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有外人参进竞争，我的上头成本的租值会下降，要减价阻吓外人参进，我要从租值那部分减。我是因为没有打算另谋高就才这样做。另一方面，如果我要以减价的方法来把一个存在的竞争者逐出市场，我会考虑我的租值比竞争者的为高才出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胜出的机会。如果我的租值比竞争者的为低，首先割进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的是我。这样，以减价作持久战，不管多富有，只要竞争者还有租值，早晚要败下阵来的是我。

简化了看，租值是产品市价高于直接平均成本的那部分。竞争减价，谁的租值低谁先出局。要以本伤人的掠夺性减价是指割进自己的直接成本。上头成本的租值是入了局之后由市场的竞争决定，竞争者要参进的考虑，是存在的生产者的租值是否够高，或自己的入局成本是否够低，有点油水。如果我先存在，你可能见到我的租值高于你的入局成本而尝试，或见到我的租值低于你的入局成本而却步。如果你和我一起存在，我可能见到你的租值比我的为低而考虑减价把你逐出市场，希望增加自己的租值。我这样看你，他人也这样看我。这是那所谓完善竞争的一个含意：边际产出者的租值为零是均衡点。原则上，考虑入局但还未入局的可以看为边际竞争者，入局需要付出的投资还是直接成本，不是租值。因此，参进了的竞争者可能每个或多或少有点租值。换言之，经济学说的边际公司（marginal firm）可以在边际之内或边际之外，分析的选择要看是什么问题，而处理是否到家有大人与小孩之别。

上述的竞争行为不是反托拉斯要反的。割价割进自己的直接成本，把你逐出市场后希望你永不回头，然后加价提升自己的租值才是。说过了，直接成本不生产不需要支付，是另谋高就的代价，浪费了可惜。

《苹果日报》与“苹果速销”的经典示范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割价割到低于直接成本的行为，算是掠夺性减价，但是否为了要淘汰对手还是只希望打进市场呢？《苹果日报》与“苹果速销”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两次以低于直接成本的法门进攻，相当经典，而据说后者一度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材。

《苹果日报》一九九五年六月发行，每份售价二港元，当时香港的类同报章售价五元。主要竞争者《东方日报》的回应有点迟，五个多月后才把价每份减到二元，其他报章也跟着减到同样的价。这减价战持续了大半年，之后回升，其间本来就亏蚀的《快报》和《香港联合报》宣布结业。

二元一份之价大约是当时要付给发行及零售的直接成本，纸钱是三元以上，上头成本不算，灰色地带不论，加进必需的采访、编辑、稿酬等费用，每份《苹果日报》的直接成本应该在八元以上。卖二元，算是掠夺性的低价吗？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有广告收入。是的，读者看广告的眼睛时间是他们付的价，间接地由广告客户交给广告商人交给《苹果》。原则上这广告收入加每份二元的报章价的总收入可以高过《苹果》的总直接成本，因而卖二元不一定是“掠夺性”。但不怀疑在出道初期，《苹果日报》的总收入是低于总直接成本的。

为了争取市场而先蚀头注不是少见的商业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一律被认为是掠夺性减价，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知道《苹果日报》后来是成功了，收入不仅高过直接成本，其上头成本的租值可观。然而，我们无从 肯定这成功是源于长达近一年的大出血。《苹果日报》的老板认为读报章的人有惯性，大减价一段时日是惯性的培养。说读者惯性的争取重要应该对，但从争取租值收入的角度衡量，我们难以肯定大出血只几个星期不是较佳的策略，或者应该把出血的成本投资在增加报章的内容质量那方面。

互联网惹来灾难

说割价可以协助抢占一部分市场是对的，而创业之际，把价割入直接成本不难明白。灾难的出现，是一九九九年六月《苹果日报》的老板推出“苹果速销”，推行了十八个月，亏蚀近十亿港元而惨淡收场。

没有疑问，“苹果速销”这玩意是一刀切入直接成本，切得既深且久。没有广告收入，但有广告支出。这速销无疑是受到当时互联网的疯狂的影响，中计的不止《苹果日报》一家，但他们中得比较快比较大，说句老实话（《苹果日报》的老板不要杀我），也比较精彩。

“苹果速销”凭互联网销售，用多部小型货车，每辆两个穿得整齐的员工，送货。销售的是超级市场出售的食品及一些日用品。《苹果日报》的老板是聪明人，不可能不知道以财雄势大论英雄，他斗不过惠康连锁超市背后的怡和及百佳连锁超市背后的李嘉诚。但他显然认为，互联网销售是新奇的玩意，老前辈们可能忽略了，何况从网上接单然后送货不需付香港的昂贵地铺租金。抢先尝试可能先拔头筹。

两家大连锁超市急起应战，也割价及设法约束批发商供应“苹果速销”。后者倒闭关门之后我才知道那两家大连锁超市其实也中了计。这是因为一位朋友提供的资料显示，“苹果速销”的总收入上升与总亏蚀上升是成正比的——即是销售金额上升百分之十亏蚀也上升百分之十，是直线一条，看不到弯曲！这是说，如果超市的老前辈当时大方一点，多把生意推到“苹果速销”那边，后者会亏蚀较大，关门会因而较快。

为什么“苹果速销”的销量与亏蚀比率会是直线一条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送货与管理的成本在货价的比例上很高，其二是香港当时用互联网的人不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地理分布过于零散。事后孔明，《苹果日报》的老板当年对市场的调查是不够详尽深入了。“苹果速销”的做法要成功，市场要大得惊人才有机会。

割价割进上头成本的租值是市场竞争的一般含意，但割进直接成本是无情的代价，销量愈多亏蚀愈大。为了打进市场短暂的出血可以理解，但以本杀人于死地的掠夺性减价恐怕是某些人的想象玩意了。

鸡蛋减价的故事

最后，我要重复二〇〇三年发表过的故事，是很久之前听到的，应该是虚构，但有点真理吧：

一家卖鸡蛋的商店，老板财雄势大，要把街上面对的另一家鸡蛋商店杀下马来，唯我独尊，垄断而后升价。老板听说对手本钱有限，于是把鸡蛋大减价，低于成本出售，以本伤人，以为不数天对手就要关门了。殊不知蛋价一减再减，减了长时期，对手依然存在。最后大老板因为减价太多太久而破产了。他禁不住跑到对手蛋店查问究竟：“我的蛋店关门了，想不到你们的资本比我还雄厚，是从哪里找那么多钱跟着我减价呢？”对手听得莫名其妙，回应道：“我们本小利薄，鸡蛋是从你们那里买回来转售的。”

第三节：拒绝与串谋

最近读刚出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可能是最精彩的把乔布斯与盖茨相提并论的那一章，我想到美国反托拉斯的一个问题。盖茨的微软拥有独步天下的某些软件，乔布斯的苹果电脑需要用，前者的重要性威胁着后者的前途。两位大师是朋友，也敌对。多番谈判的结果，苹果终于获得使用微软某些重要软件的权利。

我是软件及数码科技的门外汉，读不懂他们争吵的细节，但有点奇怪反托拉斯这一词没有提及。原则上，拒绝（foreclose）销售给竞争者是违反反托拉斯法例的。问题是，只要价够高没有谁会拒绝销售，而一个拒绝销售的人可以凭价不够高为借口。何谓“合理”价格只有天晓得吧。

一九七六年，我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美国电讯（AT and T）与加州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前者的总部在纽约，离我居住的西雅图很远，我只做了几个月。后者的总部在旧金山，我时疏时密地做了六年，到我回港任职才终止。都是有名的大案，前者牵涉到拒绝，后者牵涉到串谋，刚好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以趣味排列，串谋高于拒绝。

美国电讯的拒绝原因

美国电讯当年是一家很成功的企业，非常庞大，赚很多钱，科技了得，管理一流。无数市民当时持有美国电讯的股票，这企业的巨利是与股民分享的。当时有一句笑话，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美国电讯，法庭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没有该企业股票的陪审员。

司法部起诉，要把美国电讯瓦解，“拒绝”是主要原因。这企业拒绝销售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任何外人，更遑论竞争者。他们的电话是租赁给用户的。整份租用合约长达五百页，存放在各市的总部，没有顾客会读。我认为只租而不卖给用户是合理的。有两点。其一美国电讯不想用户把电话拆开作什么研究；其二是当时长途电话收费高，他们不让懂科技的把电话拆开，做些手脚，扰乱他们收费的方程式。

但美国电讯当时不卖电话给不用他们的线路的其他入比较难以辩护。不像早期万国商业机器的巨型电脑，只租不卖，因为有科技秘密要维护，只租可以禁止外人把电脑拆开。我当年的意识，是美国电讯不卖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不用他们线路的外人，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市场的大部分，其他线路有其他电话，余下来的市场很小，他们不做这小生意。

该反托拉斯案的主要麻烦，是美国电讯拒绝其他竞争者接入他们的线路。这里牵涉到我在第三章第五节谈到的地役权（easement）的问题，但美国电讯的立场是他们有权不协助竞争者。根据他们的典故，半导体（semi-conductor）是由他们的研发部门（Bell Lab）发明的。今天回顾这发明的价值不止连城，但政府当时不容许他们进军电脑行业。凭半导体进军电脑无疑是绝对优势，但政府要他们放弃，换来是电讯的专利权。以为自己有这持久专利，所以在行为上拒绝协助竞争者。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讯科技突飞猛进，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美国电讯，否认答应过这专利的授予！美国电讯深入搜查自己的文件档案，找不到足够的专利证据，是以为难。美国电讯终于跟司法部和解，以瓦解机构（divestiture）换取进军电脑行业，后来产出的个人电脑斗不过苹果及无数的其他竞争者。

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一个无情的故事。美国电讯曾经伟大，对人类的贡献要叫我们站起来。但科技是年轻人的玩意，科技不同经营的手法有别，老一辈的应对不易，何况有政府的误导。二〇一四年听到美国制造摄影器材的柯达（Kodak）面临破产。柯达也曾经伟大，但要被数码科技淘汰。不知万国商业机器的命运会如何？

串谋是真的吗？

转谈串谋（conspiracy或collusion），通常是指串谋定价，但有多种变化。变化多是因外人不知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只凭自己的观察而妄作判断。经济学说的完善竞争有价格一致的效果，但价格一致可以被判为串谋的效应。另一方面，串谋既然是反托拉斯的大罪，美国的大机构出现过如下的例子。某职员跟另一家机构的职员是朋友，在来往的书信上一厢情愿地说希望大家能联手做一些事，其实没有做，但这些信件可以被用作串谋的罪证。也有一些不满意上头对待的职员，或面临解雇，可能刻意地在公司的档案内留下一些仿佛是跟其他公司串谋的文件，嫁祸上头。

其实在商业行为中，任何人要跟任何其他人串谋，明知是罪，可以容易地避免留下足以为罪的证据。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几家石油公司被控串谋压低购入价，辩方律师在法庭上有如下的精彩陈辞：“法官大人呀，我们定价是在会 议洽商，灯火通明，有详尽记录，怎么可以说是串谋呢？你听过串谋是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吗？”

我要在这里特别地介绍另一件反托拉斯大案，也是关于石油的。要特别介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此案趣味性高，其二是此案的串谋重点或证据是一种称为“斩三刀”的合约，而我刚好是这合约的主要调查研究者。说来也巧，“斩三刀”是我年轻时在香港熟知的一种价值最高的海鱼。作为石油反托拉斯官司的重点合约称three-cut，直译过来是斩三刀。

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阐释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诉七家石油公司，说他们串谋压低重石油（heavy crude oil）的购买价格。这些石油公司在政府拥有的油田开采，也在私人拥有的油田开采，以他们标价的一个百分率乘以产油量交给油田的主人。控方没有说加州的石油标价一律偏低，而是重石油之价偏低，而加州是多产重油的。

控方的主要证据有两部分。其一是加州的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太高，与世界各地的倾斜度分离过甚。石油是以轻、重标价的，轻的价值较高，重的较低，因为汽车用的汽油是石油中较轻的那部分。石油在油田开采，不同深度的油井的重度不同——深的较轻。重度是以API Gravity量度，十度与水的重量相同。沙特阿拉伯产出的是轻石油，重度为API三十四。加州产出的有轻有重，不少是十六度，算是很重的。在加州，同一及邻近油田有一个石油标价表（称posted prices，因为石油产出初期是以支柱示价，每桶四十二加仑算，因为当时以马车运载，五十加仑的油桶，没有盖，路不平，油会溅出，只能容纳大约四十二加仑）。

标价表以石油的轻、重算价，每桶算，也以油重的每度算。我参与研究的官司案发时，加州石油一般是每度相差六至七美分，即是每高一度（轻一度）价高六至七美分。当时美国中、南部的石油标价一般是每度仅两美分，斜度远为平坦。

回应政府起诉以石油的标价表斜度高为压低重石油之采购价的证据，一些石油公司以加州的重油比率远比美国其他地区为高作辩。我不那样看，认为斜度不同是因为加州与其他地区的标价方法不同：加州以每个地区的油田算价，油井深浅之价列在同一标价表上，而其他地区则分地层标价。我从一家机构找到美国不同地区的数以千计的石油重量数据，以经济理论及回归统计分析，老师阿尔钦见而喜之，说没有见过那么巧妙的经济实证研究。但标价表的斜度不是石油公司串谋的证据。

换油的原因

串谋的证据是第二部分，主要是石油公司之间的交换石油合约，其中前文提到的斩三刀合约是重心祸首。换油的行为全世界都有，但以斩三刀合约从事则是加州独有的！世间独有是大麻烦：为什么他人不这样做？不是你们刻意串谋是什么？斩三刀合约是完全不用石油市价的！

为什么石油公司之间要换油呢？他们竞投石油的开采及以标价表的一个百分率购买的权利，在哪里投得就在哪里开采。石油在地下其储存成本是零，但一旦开采出来，在地上的储存成本甚高，以少存在地上为正着，所以石油在地下抽出，不停地操作重要，如果久不久要停产，次数多了地下压力的减弱会导致油量流失。最上算的法门，是石油出土后不停地以油管输送到炼油厂，输到汽油出售站，再输到汽车的油箱去。这个石油出土后最好不停地流动的要求难度高，一家公司之内牵涉到多个部门处理，部门之间的职员互不相识，对彼此做什么的细节毫不不知情。是这样的一个庞大而又复杂无比的工业，我到现场考察几天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串谋行动不可思议。

换油的原因，是甲公司在某油田开发得石油，但没有输油管送到自己的炼油厂去。乙公司刚好有输油管在该油田，可以方便地炼甲公司的油，然后在其他油田把石油归还给甲公司。这个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而换油的原因，看似道理明确，但要证实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换油一般不是甲给乙、乙给甲那么简单，而是多家石油公司把石油转来转去：甲给乙，乙给丙，丙给丁，往往转了好几重甲才能收回自己应得的油量。最终是否每家公司都节省了石油的运输费用因而有个大问号。为此我在油田搜集了几箱石油的流动票据（称run tickets）。这些票据是每次地下出油输到哪里及油量多少，都在油井的出口处打出一张票据说明。石油公司出钱给我聘请助手，花了几星期作拼图游戏，一路跟踪，最后是明确地证实运输费用是节省了。

斩三刀的解释

石油公司之间为了节省运费而换油，有时用标价表算价格的差距，但在加州主要是用斩三刀合约，尤其是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换油交易。把石油的小量样本加热到华氏四百度是第一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汽车用油。从四百到五百五十度是第二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柴油。华氏五百五十以上的是第三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洋船用油。轻油是第一刀的分量比较多，而重油当然是第三刀的分量比较多了。以斩三刀量度比以gravity（重量）量度精确，虽然量度费用比较高（gravity的量度费用近于零）。我给你一万桶油，其中斩三刀的油量每刀为几，你要把这三刀的比率及油量归还给我。不需要在短期内结算，你欠我哪一刀的油量，我欠你哪一刀的油量，可能互相拖欠一段长时期，但因为换油的公司串连起来有好几家，怎样结算总有足够的不同重量的石油足以解拆互相所欠。但这样的做法细小的石油公司是没有足够的石油变化量来参与斩三刀的换油交易的。从反托拉斯的角度看，小公司不能参与斩三刀，大公司当然是罪加一等了。

我对采用斩三刀换油合约的解释，是参与的公司完全不需要议价。中东石油之价有变，加州的石油标价表会跟着变，但后者的变动可不是自动或即时的。考虑总要一点时间，但石油的流动却不能停顿，以斩三刀的合约处理是石油继续流动的保障，何串谋之有哉？但控方说不用市价是串谋隐瞒价格的证据。

上述的斩三刀成为典故，是源于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以加州标准石油为首的七间石油公司。我做加州标准的顾问是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回港任教职为止。这顾问工作是调查研究石油标价表的定价与换油合约的安排，要什么资料加州标准皆全力协助，没有半点隐瞒，加上有助手费用的资助，我写下了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一些石油行内的朋友称之为“圣经”，可惜是卖断了，作者没有发表权利。然而，今天回顾，那几年的调查研究牵涉到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业，获得的资料不仅详尽而且可靠，使我对市场与合约结构的认识更上一层楼，让我后来在经济学走进了自己独有的天地。作为学者那算是奇遇了。

回港后我听到该官司的结果，是加州标准先胜一仗，其后对方上诉反胜，再其后的大概是，七家石油公司有六家妥协和解，即是要赔钱。最后一家是埃克森（Exxon）石油，不妥协，打到底，到一九九二年四月，经过七十五天的审讯，六十多个证人，三千多份文件，陪审团研讨了八天，终于判埃克森胜。

第四节：结语

有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美国某反托拉斯案，辩方律师向法官要求休假，因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后，同一律师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为律师的儿子生了孩子，有亲友庆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说道：“我希望你的孙儿生孩子时，这案件已经完结了。”

反托拉斯案件以持久斗法知名，官司只打几年算是罕有，打数十年不奇怪。费用奇高：我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件大案，辩方准备以十亿美元对抗。那是四十年前的十亿美元。我也知道有些反托拉斯官司，辩方希望打到美国政府更换党派而有转机。

法例模糊不清，加上牵涉到的银码庞大，应该是官司打得时间长、费用高的根源。有谁得益呢？律师与作为顾问的经济学者有明显的收入增加，政治人物或可增加一点政治本 钱。但永远是以维护消费者挂帅的反托拉斯，消费者怎样了？我深知的加州标准大案，消费者获得的是负值：加州的石油产品没有因为这官司而减过一分钱，但官司的费用早晚要间接地由消费者支付。美国电讯的反托拉斯官司对消费者又怎样了？长途电话费用跟着的急速下降，有人认为是美国电讯瓦解的贡献。然而，刚好在那时，手提电话开始盛行，跟着数码科技当道，举世的讯息传播费用插水式下跌。美国电讯有没有瓦解也会这样跌，但我不能排除该瓦解促使电话费用跌得早一点。问题仍在：为什么司法部当年不容许美国电讯进军电脑行业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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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成本定律、觅价行为与挤迫理论

经济学者假设的公司或工厂可能要到火星去找。这假设对某些问题可以接受，但要解释死三角的存在与教怎样改进社会是开玩笑了。根本没有病，经济学者胡乱下药做什么？

觅价（price searching）是指一个出售者所定的价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出售者或买卖双方决定，所以要觅价。减价卖得多一点，升价卖得少一点，含意着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绝大多数的市场是这样。反过来，受价（price taking）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按此价他可以无限量地销售，把价提升少许他一点也卖不出去。在真实的世界，除了期货市场或农产品市场，受价的行为不普及。

觅价是因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他要决定售价，不能不觅。经济学是以出售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界定垄断的：这门学问提不出更为可取的垄断定义。垄断不表示没有竞争，只是程度不同。我们这里关注的是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一个产出出售者会怎样选择定价与产量。不是问应该怎样，而是问会怎样。

觅价分析麻烦有趣

西方的经济学者要不是对市场认识不足，就是认识的市场变化不多。一九六四年我向老师阿尔钦提出在香港某些小街上，众多小贩摊子出售相近甚至相同的物品，但出售者不断地跟顾客讨价还价。阿师有点不相信，跟我研讨了好些时日。销售同样物品，在同一市场的激烈竞争下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我想了三十年才找到解释。这是本卷第八章的话题。

讨价还价含意着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竞争者无数，这出售者算是个垄断者吗？可以算是，因为他面对的顾客被讯息费用左右着，不知道其他出售同样物品的最低售价为何。讨价还价当然是觅价，出售者与购买者皆觅。结果是同样物品，不同的购买者往往付出不同的价。属价格分歧。

解释觅价的行为或现象是经济学比较麻烦的部分，从这里开始我分三章处理。不容易，但有趣，也示范着经济理论的解释力。牵涉到的理论不深，但概念要掌握得好。传统的分析不着重真实世界的考察，因而漠视了理论与概念的变化。这不幸的发展源自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传统。马前辈对概念的掌握弱于他推理的超凡本领，而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简化错了。

第一节：马歇尔的失误

从重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那方面衡量，马歇尔是古往今来天赋最高的理论家。高不可攀，他跑了几年工厂才动笔写他的《经济学原理》。百多年前跑厂应该没有我们今天那么方便，变化不像今天那么多，而更重要是马氏忽略了工业的合约结构。解释觅价的行为，牵涉到的理论当然离不开需求与供应，前者重要的是需求定律，后者重要的是成本概念。马歇尔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混杂着重要的失误。

在需求那方面，弹性系数是马氏的发明。虽然消费者盈余不是他首先提出，却是由他定其名而加以发扬。弹性系数对解释行为的用场不大，但消费者盈余则非常重要。马氏不重视后者的解释用场，而他的学生庇古对解释行为没有兴趣，把消费者盈余带到福利经济那边去。

吉芬物品否决定律

马歇尔处理需求的最大失误，是在他的一八九五年《经济学原理》的第三版引进了吉芬物品。这引进否决了需求定律！严格地说，没有这定律经济理论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马氏重视经济解释，深知科学不容许以事实解释事实。他是科学方法走在前头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但要数十年后西方才发展好我信奉的科学方法：解释行为有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不可能被推翻是无从验证的。吉芬物品的存在——即是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上升——使我们无从肯定物价之变人的行为会跟着怎样变，因而没有可以验证的假说。我知道吉芬物品今天的经济学课程还在教，但那不是教经济解释。我也知道近二十年有了些新潮的科学方法，算不上是什么贡献，因为验证假说还是基本的要求。

在卷一《科学说需求》我对需求定律的各方面作了详尽的解释，但怎样用则要练习得很熟，熟能生巧也。从《经济解释》的卷一到卷五我都示范怎样用，而示范得最多是本卷。我说过，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把这定律用出变化是解释行为的主要法门。

经济学难在掌握概念

转到供应那方面，主要的理论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由马歇尔高举的范杜能（von Thünen, 1783-1850）首先提出。这定律可用成本的变化取代（见《收入与成本》第六章）。供应的重心所在，是成本概念的变化与掌握。凯恩斯曾经说经济是浅学问，但有大成的人甚少。这看法应该对。但凯氏认为经济学要有大成需要多方面的学问集于一身，不一定对。我认为经济学之难，是难在成本概念及也属成本的租值概念的掌握，而交易或制度费用也属成本。换言之，经济解释的困难主要是局限处理的变化。

伟大如马歇尔，我认为他对概念的掌握是较弱的。尤其是成本的概念，马前辈的掌握不到家。不容易明白为何这样。直接成本、上头成本（他也称间接成本）、准租值（quasi-rent，可简称租值），基本上来自马氏的创意，但他自己掌握得不够好。

今天同学们背得出的成本（指机会成本）定义，马歇尔奇怪地没有掌握得好，屡有失误。成本是最高的代价，经济学鼻祖斯密知道，跟着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定理清楚地以逻辑证实，但李氏本人在应用上也常有失误。跟着的密尔用得对，再跟着马歇尔则用得不对。不是简单的发展。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猛攻时，那所谓机会成本只限于那条“生产可能曲线”的阐释。后来反复重读阿尔钦、弗里德曼与科斯这三位的作品我才对成本概念的掌握开始有舒适感，但还要过若干年，等到每次看成本皆向前看，等到懂得处理租值消散，才感到真的舒适。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成本永远要向前看，本科早就教了，但运用起来懂得贯彻地这样看的凤毛麟角。同学们要记住，一秒钟之前的选择也是历史，覆水难收的支出，不管多大再不是成本。

天才思想用得不对

马歇尔对成本概念掌握不足惹来不少麻烦。那所谓准租值（quasi-rent）是他首先提出的，无疑是天才之笔，可以简称租值。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他又称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也由他提出，也属天才。可惜马前辈当年因为成本概念的掌握不足，不知道他说的准租值或租值与他说的上头成本是同一回事。不是浅话题：二〇〇一年我发表《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见《供应的行为》旧版第三章第四节），懂经济学的朋友读到皆站起来。然而，我知道问题还没有圆满地解决，因为“灰色地带”还没有处理好。这灰色地带可以很小或很大，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这个问题我一拖再拖，不断推迟，拖到今天，走投无路，于是决定在本章第二节以《合约结构主宰成本定律》为题处理。

另一个麻烦，是马歇尔提出长线与短线的分割处理。把不同的因素或变量分割开来，让某些变某些不变，可以示范每项转变带来的效果，作为一个分析的步骤有其可取之处。但这样处理是数树木而不看森林。解释现象要问为什么某些量变某些量不变。受到马氏的影响，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好几项长线与短线的分析，科斯与阿尔钦等人都认为这些发展对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其实是分析市场，不是分析公司的性质）有灾难性的影响。

避开交易费用的麻烦

我认为马歇尔提出长线、短线的分析是有着一个不言自 明的含意：他要避开处理交易或讯息费用这些局限。他没有说明，但显然认为某些调整短线有困难，长线则没有，其含意是短线调整会较为容易地受到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左右。避开处理交易费用带来的麻烦比当年马氏想象的严重得多。交易费用（也是成本）是很难处理的局限。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时没有几个人重视，或认为是套套逻辑。经济学者重视交易费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转变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跟马歇尔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离。很不幸，因为交易费用的处理不易，演变出来的是卸责、恐吓、勒索、敲竹杠等无从验证的假说，而最盛行的是博弈理论，皆无从验证。

回头说生产成本这个重要话题，马歇尔之后成本曲线也有长线与短线之分，也属灾难，而更头痛是好些课本把马氏的上头成本处理为固定成本，直接成本处理为可变成本——真的弄得一团糟了。同学们要记住：成本永远要向前看，计划产出什么，量为何，要多快，用哪种方法，各有各的成本，没有什么长线短线的。也要记住，那所谓上头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而直接成本是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我在卷二处理过，本章第二节会再处理，但集中在上头成本的“灰色地带”。

漠视交易费用带来的困难不少，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带来的困难更多。马歇尔的传统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如果交易费用是零（马氏没有说明），这两个市场不可能分开，而我在一九八二年指出如果所有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以一般均衡分析知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 1834-1910）以N种产品及N减一的相对价格为分析的起点。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瓦氏说明是零），品种之数（N）无从决定。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我还是拜服马歇尔。他跑厂的经验让他的作品有真实世界的内容，而上苍赐予他的天赋使他创立的理论架构既完整又清晰，当年我读来仿佛拿着一件实物在手，看得到，摸得着，因而后来可以逐步改进。一九六一年我开始读马歇尔，因为父亲的事业，我是在商店与工厂的环境中长大的。

第二节：合约结构主宰成本定律

掌握经济学概念的困难源于变化多。这些概念是从人类的行为规律演变出来的。概念的变化是复杂理论的替代。概念变化少要多用复杂的理论；概念变化多理论可以大手地简化。我选走后者的路，认为复杂的理论对解释行为很困难。

做研究生时我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后来为人师表，在研究院教理论时，那些没有什么解释用场的复杂理论可以应酬学生的提问。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发展，有解释力的作品永远是那些能把简单理论用出变化的。说简单理论用出变化其实是说概念用出变化。概念的变化可以很复杂。世界本来就复杂。基于复杂世事的观察，以简单理论处理，概念的复杂变化无可避免。我们只希望能把概念的复杂变化再简化。

成本与租值的另一个分别

论到经济概念的变化，最复杂莫如成本，尤其是要加进也算是成本的租值、租值消散、交易费用等。这些方面我在《收入与成本》花了不少笔墨，还要继续补充。这里我要再说关于成本与租值的不同看法：成本的变动决定行为，而租值的变动是被行为决定的。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跟合约的选择有关，也要看我们需要处理的是些什么问题。

马歇尔提出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他又称间接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分别，很有意思。跟马前辈有别，我把上头成本阐释为覆水难收的投资或签了不能反悔的合约，但因为竞争者要参进也面对类同的局限，覆水难收的投资会带来一种租值收入，由市场厘定，也由市场保护。这租值是上头成本，其所值跟覆水难收的投资不一样，可以较高或较低，也可以是零。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因为入了局的人可以把生意卖出去，有这机会的选择。这些我解释过了。

马歇尔提出的直接成本，是不生产不需要支付的。应该对。不生产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带来的一个含意，是面对需求这种成本决定是否要生产及产出之量为何。除非是为了卖广告，或应酬，或乐善好施，或预期看好，市价低于直接成本从事的人是不会生产的。直接成本于是成为这里要说的非租值成本，决定行为而不是被行为决定。

直接成本的定律

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定律，称“成本定律”，是只为直接成本而用的。这定律说，直接成本是按量度产量而支付的费用。无论是以时间算工资，以件工算工资，以分成算工资，凡是直接或间接以产品的量算成本的，皆直接成本。租用机械或厂房，只要可以算出有关的产量，而不产出不需要支付，这租金也是直接成本。为什么要用上“定律”这样隆重其事呢？因为这定律可以方便地带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不是定义，而是定律。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定义不可能错，但定律则可能错，所以有解释力。其二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成本定律”有不少变化，可以推得很远。

同学应该记得，我在《经济解释》旧版提出过的“履行定律”跟这里提出的“成本定律”有相同之处。履行定律说凡是量度而作价的特质，提供服务者履行合约的意向增加，使监管费用减少。换言之，卸责或瞒骗的行为主要出现在没有量度作价的特质上。履行定律与本节提出的成本定律的用处不同。相同的是量度与作价的关系。在经济学这关系到处都重要，好比在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等话题上，传统的错误分析往往错在这关系处理失当。是后话。（这里，同学们不妨重温《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七节《何谓量？》。）

购买厂房与件工合约的例子

让我从曾经说过的说起吧。还未入局，考虑投资设厂，购置厂房等投资是直接成本。作这考虑时你一定盘算过要产出什么及产量的概括是多少。这样，你是按量度产量而支付购买厂房等投资，没有违反我提出的成本定律。

现在假设你下了注，投资购买了一间小厂房，付清了账，只产出一种产品，只定一个出售价。让我再假设你以件工聘请工人，即是工资以每件产品算。厂房、水、电、材料等皆由你提供。这里，厂房的投资再不是你的直接成本。你不是把厂房租回来，也不打算租出或卖出去。只为自用生产，厂房本身的市价变动不会影响你的直接成本。但其他费用如水、电、材料、工资等是你的直接成本。产品每件算工资，当然是按产量支付。材料的成本也是按产量支付。至于水与电，是按水表与电表支付，而产量如何水与电的费用会如何你心里有数。这是说，工资、材料、水、电等皆按产量支付费用，皆直接成本，而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怎样变它们的组合会跟着怎样变，课本有教，这里从略了。

觅价与受价之别

这里关注的，是所有直接成本的合并会算出一件产品的直接平均成本与产量变动的边际成本。如果生产率增加或厂房出现挤迫，边际成本会上升。你是个觅价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争取财富或租值极大化你的产量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因为边际成本在出售价之下，会出现一个所谓无效率的“死三角”。但售价会在平均成本之上，得到的差距总和是租值的回报，也即是厂房所获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如果你从事这项生产有过人之处，或是什么名牌宝号，还有另一些租值要加上去。换言之，租值是由市场决定的，把生意出售可获租值的折现，但产量多少，卖何价，则由直接成本及市场需求决定。还有一个重点，因为租值是上文说过（机会）成本，而出售之价包括这租值的折现，所以价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就为何——你面对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就是你的平均成本曲线，也即是平均收入与平均成本相同。不是我的发明，是弗里德曼先说的。要补充：假设产品只卖一个价。

如果你是个受价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上述的租值算法没有变，只是卖价不由你决定。因为你面对的边际收入曲线也是平线一条，跟面对的需求曲线一样，你的产量会较高。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均衡点是提升了产量，死三角不复存在。这是传统的完善竞争增加经济效率的看法。接下来第三节可见，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觅价 行为，死三角的出现是限于一种产品只卖一个价与不约束顾客购买量的均衡效果。这里也要补充：受价者面对的需求是平线一条，课本教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是从碗形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直加上去。其实也是价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也为何，有关的只是曲线中的一点。

转换合约直接成本会变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变化去吧。如果上述的厂房你不是买下来，而是租下来，每天算租金，随时可以迁出，那么你会以每天的产量来打你的租金算盘。这厂房租金于是成为你的直接成本。加上水、电、材料、工资等，你的产品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上升。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加进租金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移动上升，但边际成本曲线不会移动，所以产量与售价也跟着不变。会变的是你自己的租值或上头成本：会下降。

我说在一般情况下你的边际成本不会变，是因为你要支付的厂房租金没有跟着你的产量变动而变。这后者的变动是可能的，所以把厂房的上头成本改为每天算租金的直接成本，你的产量与售价有变动的可能。机会不大，因为租厂房给你的业主通常不会管你的产量变动。如果业主知道你的生意好，加租，你接受，这也只会使你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移动上升，不会影响你的边际成本曲线。

合约选择与成本定律的关系

不管怎样说，如果一个生产者的所有成本都是直接的，都是按着产量来支付费用，决定价格及产量一般而言会较为精确。问题是交易（包括讯息）费用会增加。你买厂房，不租，是为了增加一点稳定性。你要求长期租约，不要每天算，理由也类同。租厂房给你的业主也有你随时不交租的顾忌。选择以哪种合约安排来处理你的生产活动，交易或讯息费用是重要的考虑。合约选择，经济学的分析困难永远是交易费用带来的麻烦。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会容易地走进套套逻辑的框框去，即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处理不易，但可以处理——这是卷四《制度的选择》的话题了。

上述的重点，是合约的结构有变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分配会跟着变。我提出的成本定律的主要用场，是照亮着一条路，教我们怎样看生产的合约结构的变化。这变化要从租值与直接成本之间的替代看：这样安排是量度产量算成本，那样安排上头成本由市场决定。有市场重要，分受价与觅价，产量为何由直接成本决定，而直接成本是由合约结构主宰着的。换言之，要明白市场的运作，依照我提出的成本定律，重要的一步是问费用的支付是否按产量算。

转移算价怎样看

让我在这里向旁走一步，先谈另一个有关的话题。那是转移算价（transfer pricing），很多大机构采用，尤其是西方的。转移算价是指同一机构之内（或母子公司之间），不同部门使用机构提供的物资的调动要算量与价。例如甲部门多用楼房面积要多算租金，乙部门用少了面积要减租金。机构提供的笔、墨、纸张等，每个部门要记录下来，算价。部门各自的工资当然更要算了。这些是一家机构或公司之内每个部门算所用的物资或场地之价，会计部有清楚的记录，而会计部本身用了些什么也要算。这些算价不是算机构产出的物品之价，而是算机构之内不同部门的物资使用的量与价，所以称为转移算价。甲部门要求多点楼房面积吗？可以，但要加租金，而乙部门少了面积当然要减租金了。你要多用一张纸，我比你少用一张，大家算清楚吧。部门之间通常不需要真的付价，但部门之间的各项支出为何要算清楚。

有趣，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时机构只有一个大老板，为什么要还要这样算？解释有三，应该是三者的合并吧。其一是在年尾分红时，不同部门的贡献要看他们各自使用物资的支出，滥用的行为于是受到约束与监管。其二是不同部门各自算清楚，机构的运作增加了讯息，例如机构要增产或削减开支，不同部门要怎样调整有了依凭。最重要可能是第三点：上头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决定，机构老板不能不接受，但这租值提供的讯息没有直接成本那样清晰明确。清晰的成本有助生意决策，所以老板要以“转移算价”来看看如果上头成本是直接成本他应该怎么办。这样看，转移算价是假设的直接成本了。

没有灰色地带的两端

让我转到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吧。先从两个没有灰色的极端看：上头是上头，直接是直接，没有问号。第一个极端起于交易费用的阻碍性太强，合约的安排无从以产量算支出。有共用品性质的资源是好例子。一家公司的名牌宝号可以很值钱，往往是曾经花了庞大投资才获取的租值，但拥有者无从按产量算使用宝号的费用。发明专利或商业秘密，虽然租用合约不易处理，但存在，你按产量租用是你的直接成本。如果秘密或专利是你自己拥有，因为是共用品性质你无从计算每件产品的费用为何。自己拥有，自己使用，有共用品性质的资产带来的租值是上头成本，没有灰色地带。（关于共用品，同学们要读《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

另一个极端，是上文提到的以件工算工资，是直接成本无疑，没有灰色地带。分红或分成合约也可以从量的变动看直接成本的变动，也无疑问。这里有一个麻烦：分成如果没有其他约束会出现抽税带来的效果，所以分成合约的结构会比件工合约来得复杂。这里同学们要读我一九六八年发表的《佃农理论》。

两端之间可有灰色

在上述的两个极端之间，灰色地带是比较容易出现了。例如以时间算工资，不是每天算的短约而是一年的长约，灰色地带容易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量度时间只是一个委托的量，不是产品本身，监管产量有较大的困难（见一九八三年拙作《公司的合约性质》）。其二是时间工资合约为期愈长，生意的变化带来的产量波动可以很大。你聘请了一位经理，约定了年薪，每月发工资，生意大跌你怎么办？你可以毁约打官司，可以关门说破产，但也可能期待生意有转机，守得云开见月明。跟聘请的经理说明生意好有分红，所以工资调低一点有助。但除此之外，生意下跌，你不关门、不毁约，你发给经理的工资要切进上头成本的租值去。你希望生意有转机，这租值下降至负值你可能还要坚守。这里的问题是在好些情况下，你发给该经理的工资再不能以产量算——委托之量也不能——不是直接成本，而是上头成本的租值下降。这租值下降至零甚至负值，你还因为预期可有转机而继续支付工资，可以关门但不关，是赌博。我曾经读到的统计数字说，这种赌博胜出的或然率不高。

结语

灰色地带惹来的麻烦，是在好些情况下我们难以判断只能由直接成本决定的边际成本为何。这判断是解释生产与觅价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做生意的人可能不知道，而假设他们知道虽然有科学方法论的支持，但经济学者历来没有说明他们假设的是什么。漠视交易费用是灾难，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也是灾难。

本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教我们怎样看问题，同时指出，合约结构的安排有变成本的性质会跟着变。直接成本是否清晰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还有的是，不管是觅价还是受价，只要市场有竞争，合约的选择够自由，生产者是否知道边际成本何物可以是无关宏旨的：只要竞争市场有选择合约的自由，懂得数钞票，左尝试右尝试，生意乱做一通不会是大错。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运作重要，一九六六年构思佃农理论时我已经看得清楚。可惜到今天经济学者还漠视合约的分析。

经济学者要解释做生意的人的行为，做生意的人听到经济学者的解释以为是发神经。这是经济学者的咎由自取了。经济学者通常不懂生意之道。不需要懂，但为了研究，我曾涉及的生意有多种，因而深信经济学可以解释商人的行为。我不是懂生意之道，而是知道市场发生着些什么事。说什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商人听来哈哈大笑。他们笑经济学者不知世事。我认为那是起于经济学者不从观察世事作为起点才用他们的理论及概念作解释，然后推出验证假说。 我希望从这节同学们可以知道，边际分析要用得有弹性，要懂得怎样容许灰色地带的存在，也要知道做生意的人在灰色地带的选择往往举棋不定。有些是独行侠，可以一博；有些家中有孩子要照顾，认为博不过。知道局限及其转变，经济学推断人类行为的准确性与牛顿推断苹果会掉到地上的准确性是一致的。

灰色地带有灰色地带的处理方法，跟没有灰色地带的处理方法不同。不知世事，以为没有灰色地带，是怪不得做生意的人嘲笑经济学者的。

第三节：榨取盈余提升效率

依照传统的分析，一个垄断觅价者面对的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收入曲线。假设没有上节提到的灰色地带，清晰的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在平均收入曲线之下与边际收入曲线相交。这是均衡点，产量与售价这样决定含意着觅价者的租值极大化，也是财富极大化。售价是在上述二线相交之上遇到需求曲线的地方，也即是售价等于产品的平均收入。这分析只有一种产品，卖一个价，而任何价消费者可以随意购买多少。另一方面，作为平均收入的需求曲线是消费或需求者的边际用值曲线，即是说，售价是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最高边际用值。

无效率的传统阐释

依照这分析，边际用值等于价，但因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这个价是高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的相交点。从社会的角度看，边际成本是社会要放弃资源来产出多一点的代价，而边际用值是消费者愿意付出购买多一点的最高所值。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社会得益，因为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高于产出多一点的代价。然而，一个垄断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价等于边际用值但高于边际成本，是浪费。如果增加产量，边际用值会下降，边际成本会上升。社会的最高利益是产量增加到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这跟完善竞争或受价的理想世界相同，因为受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与边际收入曲线相同，等于价，产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也等于边际用值。受价的均衡点因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高处。

在资源的使用上，竞争受价与垄断觅价对社会的贡献因而有别。觅价，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受价，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从前者到后者之间，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那部分，逐步收窄到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时，在几何曲线上会出现一个三角形的社会浪费所值，萨缪尔森称之为deadweight loss，我译为“死三角”。这是垄断觅价历来受到经济学者诅咒的原因，而铲除这死三角是福利经济学的重心所在。

虽然“死三角”一词是萨缪尔森起的，分析“三角”的天下第一高人是我的好友哈伯格。源自剑桥的马歇尔，发扬推广是剑桥的庇古与鲁宾逊夫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经济学院崛起，带来死三角的另一个热潮——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争议——我在本卷第三章第五节处理过了。今天老人家回头看，跑厂跑市多年，发觉前辈之见属纸上谈兵，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逻辑上，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这是本章与下章几次提到的话题了。

有利不图不成立

这里先说一个大麻烦。死三角的出现是因为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而增产逐步收窄至二者相等的三角总和是增产对社会的贡献，但垄断者可没有增产，于是浪费了。问题是，如果增产消除了这死三角，垄断者与消费者可以分享这死三角的利益，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奇怪经济学者很少注意到这个尴尬的问题。有时我的感受是他们希望社会无效率，正如某些无良医生希望多人生病，好叫自己能多赚点钱。据说医生乱开药方的不少——经济学者也如是吧。

为什么大家有利可图而不图呢？说因为有交易费用，那当然，但没有交易费用连市场也没有。是什么交易费用促成上述死三角的存在呢？同学们想不出答案不要难过，因为经济学教授也想不出。我自己的答案，是除非政府诸多管制，上述的死三角根本不存在。

消费者盈余的解释用场

这里我要引进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这个概念，在《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八节我提供了三个看法不同但其实一样的定义。

简单地说，这盈余是决定了购买量，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最高用值与他需要付出之价的差别。好比你口渴得要命，最高愿意出一千元喝一瓶水，但在竞争市场五角钱可以买到，二者的差额就是你的消费者盈余了。你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你的边际用值曲线。物品卖一个价，你需求最后的量是价等于你的边际用值。在此价之上与需求曲线之下有另一个三角，那是你的消费者盈余，因为你愿意付出这盈余三角之所值，但不需要付。出售者如果有垄断权利，当然希望能榨取这个你愿意付出的三角盈余，要怎么办呢？

让我假设你是市场的代表人物，很多个你的需求曲线向右横加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这样，处理你跟处理市场的方法一样。界定你的消费盈余三角的需求曲线是你的边际用值曲线。

你的平均用值曲线是在这边际用值曲线之上，二者的关系跟平均收入与边际收入的关系相同。如果出售者要以你的平均用值定价，高于你的边际用值，你按此价购买之量不会是你平均用值之量，而是价等于你边际用值之量，你还会有消费者盈余。即是说，八个苹果你的最高平均用值是五元一个，但定价五元你只会买三个（五元是你的边际用值），有消费者盈余。但如果垄断出售者知道，他会定价五元一个，硬性规定你一定要买八个，否则一个也不卖。这样，你的消费者盈余会全被榨取了。用这种“全部或零”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出售，出售者的最高利益是产出的边际成本等于你的边际用值，死三角消失。

因为我发觉内地的同学奇怪地没有学过“全部或零”这条需求曲线（其实西方也少教，但昔日香港的中学高考生应该熟识，因为他们的老师曾经是我的学生），我要再解释一次。同学们知道的需求曲线是消费者的边际用值曲线，也是出售者的平均收入曲线，是每价任由消费者购买多少的。售价之上与这需求曲线之下的三角面积是消费者盈余。假设我是垄断觅价者，要榨取你的消费者盈余，一个方法是沿着你的需求曲线（也是你的边际用值曲线）每量收不同的价，从高价逐渐把价下调。这样，你的盈余会转到我的手上，即是被我榨取了。这样“沿线”收价，你的需求曲线就变作我的边际收入曲线。只要你愿意出的边际用值高于我的边际成本，或只要有死三角的存在，我会继续增产，出售给你的每量减价，直至边际的价等于你的边际用值等于我的边际成本。死三角消失。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很少见到每小量逐量减价的行为，因而以为这种榨取盈余的方法行不通，尤其是消费者会反对开头价高的那部分。但觅价者可用另一种不同的销售方式，效果一样。那就是用你愿意出的平均用值定价，但你要买一个指定的量，否则完全不卖。你的平均用值也有一条曲线，称全部或零需求曲线（all-or-nothing demand curve），即是每价你一定要买按此价指定的量的全部。沿这全部或零曲线购买你半点消费者盈余也没有。这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是你的平均用值曲线，也是出售者面对的平均收入曲线，而你原来的每价任买多少的需求曲线则成为出售者的边际收入曲线了。

真实世界的例子

倡导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知道原则上一个垄断出售者可以这样做，但实际上市场见不到“全部或零”的销售安排，所以不能成事，死三角驱之不去。真的那么困难吗？五十年前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收五元进场费，顾客进场后每项玩意再收费，是全部或零的安排。你不进场是“零”，进场是“全部”，进场费从你的消费者盈余榨取，而进场后每项玩意的收费当然要比不收进场费为低，即是较为接近玩意产出的边际成本了。 同样，算得上是高档次的俱乐部或会所收一个可观的入会费，每月再收会员费，但会员在会所内享用食品其价会比同样级别的食肆为低。入会费及月费皆属榨取消费者盈余，不容易榨到尽，但属全部或零的安排。

上述收进场费或入会费是全部或零的变化。如果太多的顾客选零——不进场或不入会——怎么办？出售者可以分组别处理，例如昔日的迪士尼乐园的进场费学生或旅游团较低，而今天的名贵会所或高尔夫球会一律是机构的入会费较高，私人较低。入场费不同是价格分歧，入会费不同可能是，不一定是，我没有足够的资料作判断。价格分歧是过后第七章的话题。

从边际看不需要榨取很多

这里要注意：说售价或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等于产出的边际成本是不需要限于一种产品的。我们要从使用资源或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一家卖小食的垄断觅价店子产出多种不同的小食，只要其中一种“边际产品”的成交价等于边际成本，死三角的浪费不存在。其他售价高于边际成本的小食不代表着浪费，因为该小店的资源使用对社会的边际贡献等于这些资源的边际成本。当然，这里要假设该店子不是贱价卖货尾或是割价卖广告。另一方面，垄断觅价的亏蚀者无数，如果不管讯息或交易费用带来这些亏蚀，其损失是社会的浪费，是另一个死三角。一般而言，不管是觅价还是受价，一家机构会有租值回报不同的产品，从而赚取边际产品之内的其他产品的租值。

以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带到售价或边际用值等于或接近于边际成本的安排是不需要全部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榨取大部分也不需要。因为只要有死三角存在，或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产可使买卖双方得益，生产出售者会试图增产。例如到食肆进膳，正规菜谱之外有套餐，或有特价菜式。其他产品的量大折价可能因为成本较低，也可能是按量折价推近边际成本的手法。

结语

同学们常见的一个觅价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之下的边际收入曲线是限于一种产品，任何价皆让顾客随意选购多少的。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家略有规模的工厂只制造一种没有变化的产品及任由顾客购买多少的。批发商没有见过，零售商店也没有，虽然零售是指拆散了的。经济学者假设的公司或工厂可能要到火星去找。这假设对某些问题可以接受，但要解释死三角的存在与教怎样改进社会是开玩笑了。根本没有病，经济学者胡乱下药做什么？

传统的死三角的存在是说生产者面对之价高于他的边际成本。如果你是生产者，会不会那样傻，见价高于边际成本但不多产出呢？多产一件赚一件，不需要全部榨取消费者盈余，你会设法多产一件吗？当然会。很小的一个死三角你也会试图增产来榨取多一点。另一方面，如果一家机构产出多种产品，我们要从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的角度看经济效率。只要其中某产品的某量达到边际成本等于顾客的边际用值，死三角不存在。

世界复杂，我们不应该先以理论推断世事为何，然后把世事简化来迁就理论。我们要倒转过来，先知世事，找到有趣的，提出理论假说作解释，然后在理论的约束下试图把复杂的世事一般化。昔日弗里德曼和我的共识是：说世界复杂无疑对，说世界简单无疑也对，从前者到后者之间的关键是理论对世事的解释能成功地一般化。理论以简单为上，但用简单的理论复杂的概念变化无可避免。

消费者盈余是一个概念，有了不起的解释力，所以重要。困难是要懂得怎样用出变化。

第四节：边际成本与挤迫效应

上节分析一个生产觅价者可以通过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来减低甚至铲除那因为消费者的边际用值高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而出现的无效率死三角。觅价者是从消费者的需求那方面找寻有利可图的门径。有前人分析过，但不够全面，变化也不够多。同学们细读上节后可以多想出其他变化。

本节提出前人没有说过的挤迫理论，是从觅价者的供应那方面铲除无效率的死三角。即是说，一方面觅价者可从顾客需求那方面出术，另一方面可从自己供应那方面出术，二者只用其一死三角可去，虽然二者合并使用的双管齐下在真实世界常有。

左出术右出术，都是觅价者出的术，消费者岂不是被欺骗了？不是的。在市场，生杀大权永远在消费者之手：不买是市场中最大的权力。生产者要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不出术不容易生存。尤其是做厂，可以生存的我一律佩服。

我从一个造锦盒的朋友的例子想出一个挤迫理论。首先，我历来不清楚传统的公司理论假设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空置或闲置是什么，又或者这传统暗地里假设满负荷（full capacity），即是没有空置资源。但这满负荷的定义是什么呢？传统没有说，是不知道吧。跟着是我在本章第二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有了这定律，我提出的上头成本概念在实际用场上可以操作了。一个晚上，半睡半醒中我把资源空置与成本定律合并起来，翻来覆去，突然想起一九七七年自己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加进去后一个完整的挤迫理论冒出来了。

挤迫理论是座位票价的延伸

回头说那位制造小锦盒的朋友。他制造的锦盒是为印章或花瓶之类用的。造得特别好，所以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他要顾客排队等候。说明是赶急的他可能加点价，但一般而言他要顾客排队。他说加价顾客会流失，当然对，但他认为顾客排队重要。制造商一般如是，希望有顾客排队，所以生意好时一般不加价。

制造锦盒的朋友无疑是个觅价者。解释他希望顾客排队因而不加价，我们要注意他拥有或雇用的生产要素之量怎样算。

经济学有两种算法。其一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即是一平方厂房就是一平方，一个工人就是一个。这是传统的算法。其二是鲁宾逊夫人提出的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以同样生产效率算生产要素的单位，很少人用，而在卷四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夫人是用错了。这两种算法皆忽略了另一个去处。以传统的天然单位量度生产要素，其量不变，运作的挤迫度增加在某阶段可以增加产量，跟着总产量达到一个顶峰，再挤迫产量会下降，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使然也。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挤迫理论，可不是边际产量下降那么简单，而是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空置或闲置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传统的分析没有处理好。我因而想到一个生产的老板可以用价格的调控来调控生产的挤迫程度，让顾客施压。这是把我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及成本变化这三者合并的理论了。

边际成本的挤迫效应

上述造锦盒的朋友只有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厂房，挤迫，但还可以增加产量。工具可以用得较为频密；小厂房可以多挤进一两个人；工人可以提升拼搏，密不停手。换言之，挤迫虽然会使边际产出下降，但有一个阶段总产量与总租值会增加。我跑过工厂无数，知道工开三更的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通常还有某程度的空置，或多或少挤迫可以挤出一点产量增加。不是说产量要增加到最高点，而是老板要争取的租值升到最高点。后者比前者先到。

再看造锦盒这个简单例子吧。因为不同的盒子变化多，不能以件工算工资。本章第二节说过，时间工资，不是短暂的，容易出现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愈大，直接成本愈难界定，边际成本曲线愈是画不出来。然而，挤迫出现这灰色地带开始消失。挤迫愈甚，直接成本愈清楚，边际成本于是变得清楚了。这是因为有挤迫容易衡量工人的时间产量。我在第二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成立：虽然时间是委托之量，有挤迫可以容易地按产量算时间工资。

跟着的观察，是挤迫会导致边际成本上升——边际产量 下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边际产量转变之外，一般的情况是挤迫会导致工资在边际上升：赶工及加班等会提升边际工资，或要加点分红或奖金，而在中国，老板提供的膳食会丰富一点。这些增加也是直接成本，促使边际成本上升得更快。然而，因为生产要素有一定程度的空置，在一个阶段挤迫导致边际成本的上升会带来上头成本的总租值上升。那是厂房、工具、老板名头等租值。也是直接成本的水、电、材料等的平均成本通常不会变。如果再增加挤迫边际成本的上升使总租值下降，老板会加价。

在资源或生产要素空置的话题上，我不知传统的分析究竟怎样看，也不肯定该分析是否假设没有空置。我在这里提出的要点是清楚的：满负荷或没有空置的定义，是挤迫程度使总租值达到最高点。换言之，资源的负荷有弹性，而满负荷的定义只能从经济收益那方面看。

挤迫程度是选择的结果。造锦盒的老板是个觅价者，知道他定的价可以高一点或低一点，或生产要素可增可减。调校挤迫的方法主要是调校价格。挤迫的程度跟价格的变动反方向走。老板会定哪个价呢？会定与边际成本会合之价——价就是他的边际收入。可收之价高于边际成本，没有理由不增加产量，减一点价，顾客施压，挤迫度上升，边际成本上升得快。

换言之，挤迫的一个效果，是把边际成本挤到售价或顾客的边际用值那里去。是的，只一种产品挤迫也会挤出这样的效果。价等于边际成本，厂房、工具等的租值会达到最高点，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价等于顾客的边际用值。租值的边际升幅是零，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总租值会比没有挤迫为高。这租值增加是上升得快的边际成本曲线之上与售价之下的另一个三角。无效率的死三角不存在。这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收入的均衡。

让我们再转一下角度看。资源或生产要素有空置，直接成本有灰色地带，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生产的觅价者于是要先选一个自己足以生存而有余的价，下调的空间由上头成本的租值决定，而上调则要看挤迫程度了。先选价或以价调校挤迫度，价是边际收入，也是平均收入。因此，虽然生产觅价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先选价或调校价来让挤迫把边际成本变得明确然后挤到价那个位置去，价是边际收入，而挤到那一点租值会是最高的。

是的，在生产行为的分析上，我认为传统是本末倒置了。资源空置是常有的事，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于是无从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来“觅”出这均衡点上头之价。先选一个价，然后把价上下移动来调校挤迫，价的本身是边际收入。我认为厂家们一般是这样处理的。

有利可图双管齐下

有挤迫，代表供应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上升，代表顾客需求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二线相交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的均衡，满足了帕累托。上节提到的榨取消费者盈余是生产供应者以价格调校需求量，沿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出术，可以有几种变化。本节提出的挤迫理论是生产供应者以价格调校挤迫，沿着自己的边际成本曲线出术，减一点价会提升挤迫。边际成本上升得快是因为边际产量下降之外其他直接成本（例如加班工资、分红或奖金等）会在边际上升。生产出售者所获的最高租值是把边际成本挤到与价格会合那点去。

沿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榨取盈余或沿着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提升挤迫，二者只满足其一整个死三角消失。前者卖家的利益较大；后者买家的利益较大。二者的混合使用常见。前者可让消费者保留大部分盈余——要点是在边际上榨取；后者可让员工分享租值。无效率的三角消失会使老板、员工、消费者三方面得益。这分析容许交易或监管费用存在，但通过价格调校的安排这些费用是被压下去了。

以调校价格来调校挤迫度是我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的延伸。昔日不少行内朋友质疑，今天尽皆喝彩。不知他们对老人家新发明的挤迫理论怎样看。不是挤到无可再挤，也不是挤到产量最高，而是挤到租值最高的边际成本等于售价。一种产品如是，一家机构多种产品会有一种或以上的产品如是。这里的困难，是交易费用的存在往往导致合约的安排锁住了资源或生产要素调动的灵活性，例如签了长期合约，租金与工资不能下调。这样，当生意不景，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空置，产品的售价没有以下调来提升挤迫与租值的空间！我认为这是生意亏蚀需要关门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

挤迫调校与工作发放

离开了造锦盒的小老板，跑到较有规模的制造厂去，本节提出的分析依然适用，只是略为复杂。制造厂通常有多种产品，原则上价高于边际成本老板会争取制造，有时见过过于挤迫导致边际成本过高，不接单，有时因为有空置或不够挤迫而求客。同样的产品在不同挤迫度之下可有不同的价。有时赶工要立刻砌出生产线，协助舒缓挤迫，员工辛苦，不补贴一点中国的小厂要多买几只鸡做菜了。一厂之内，不同的产品有些租值可观，有些租值是零。说某产品在边际上有零租值是说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满足了帕累托，而厂商要争取的是边际之内其他产品的租值总和达到最高点。

我也要提出工厂之间互相发放工作的现象。中国的工业以地区集中知名，除了原料及专才因为集中易得之外，互相发放工作对调校挤迫有助，是价格之外的另一种调校，可以减少挤迫度的大幅波动。更要提及的是那些所谓山寨小厂的出现，是跟着大厂揾食的。不是嗟来之食，而是好些琐碎工作大厂不胜其烦，要发给山寨小厂造。这种发放由大厂监管质量，但山寨小厂无疑是协助着大厂的挤迫调校。

引进榨取消费者盈余与挤迫效应，传统的垄断觅价无效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我要问的可不是什么好什么不好，也无意改进社会。重要是这里提出的分析可以解释大家观察到的市场现象。这才是经济科学。从有解释力的角度看，边际用值等于价等于边际成本根本不重要，真实世界是否有这种均衡无关宏旨。重要是这分析提供了一个推理架构，教我们怎样想与怎样观察才对。

第五节：挤迫减低调校资源的讯息费用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基于生产运作时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出现了挤迫。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只增加劳力不增加土地，挤迫的出现会导致边际产量下降。这下降是边际成本上升的原因。但如果土地的投入与劳力的投入一起以同样的比率上升，边际产量不会下降，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一样，是平线一条。这样，经济学无从解释同样的产品会有多过一家生产的机构或公司的出现。这是老生常谈，我在卷二解释过了。

从阿师之见说起

问题是，要在同样或相近的产品中出现多过一家的竞争者，产出者的运作要有一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容许所有生产要素一起增加，经济学者给碗形平均成本曲线的解释历来糊涂，只有阿尔钦的解释强可接受。阿师的解释是赶急使然。一九六四年我跟阿师详谈过这个问题，大家同意的结论是赶急时调校不同的生产要素总会遇到一点沙石，免不了会受到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当年大家同意的结论，是赶急时不是不能调校所有的生产要素，而是没有不需要赶急那样可以选择较低成本的要素组合。换言之，阿师之见，是赶急会无可避免地赶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那边去。引进交易或讯息费用看问题，阿师和我当年之见是赶急会提升交易费用。

把问题倒转来看

然而，转到本章提到的那位造锦盒的朋友的例子，我得到的新启发，是把交易或讯息费用倒转过来看，而我跟着考察一些其他制造业，得到的结论是把交易费用倒转过来看才对。

事情是这样的。那家造锦盒的小厂不是因为赶急而出现挤迫，而是老板刻意地减价或不加可加之价而促成的。换言之，挤迫是老板刻意地炮制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挤迫可以减低调校生产要素的讯息费用！不是要逼使员 工增加勤奋——加薪才是鼓励勤奋之道——但挤迫可以比较容易地知道需要调校的生产要素是在哪些方面，减少调校可能带来的错失。

活动复杂讯息重要

想想吧，一家工厂，生产要素的类别多得很，从厂房到员工到机械到材料，加起来是一幅复杂的图画。老板当然知道需要的生产要素组合的大概，知道什么需要预先准备。但他不容易知得精确。稍有差池，人手可能太多，员工合约是长工还是短工，机械应否加速维修或多加购置，材料的准备是否恰当，等等，要处理得恰到好处很不容易。以上文提到的制造锦盒为例，单是锦料的色彩与图案的准备就麻烦：不同的顾客各有各的选择，要怎样准备才不会出现存料过多或不足够呢？挤迫可以大幅地减低需要预先知道的困难。

合约选择影响调校

我们要注意，合约的选择会影响生产要素的调校困难，所以挤迫给这调校的协助要看合约的选择。一般而言，厂房要不是老板拥有就是订下长期租约，下了注或签了约，挤迫对急需知道厂房的面积应否调校的协助不大；员工合约的为期可长可短，又或者可用件工算；机械可自置或租用；材料或原料可以预备或临时购置。是的，在合约的安排上，愈是容易调校的生产要素，挤迫提供的讯息帮助愈大。倒过来，任何生产要素的合约选择，其程度会受到挤迫的可能性或大或小的影响。

租值变动一正一负

以减价的方法来提升挤迫减到顾客排队，是切进了上头成本的租值去。另一方面，这挤迫会减低调校资源的讯息费用，从而使上头成本的租值上升。均衡点是二者在边际上相等。一负一正，正高于负，挤迫的总效果是上头成本的租值增加了。

挤迫问题有一般性

为了证实锦盒小厂的不加价、鼓励顾客排队的选择不是此家独有，我跟三位在东莞设厂的老板查询。一家产玩具，一家产餐具，一家产展示商品的座架。三位老板皆认为订单排期约一年是健康的，而这排期下降到三个月就很头痛，因为要考虑减少员工或选择比较灵活的合约安排。要是排期挤迫，他们会考虑发放工作出去给人家造，而支持本节的重点，是这些老板一致认为，在挤迫上升得快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考虑不接单而不考虑加价。熟客会受到优先处理。

是的，我认为政府以工人就业或工业产出的增减来衡量经济的情况不是聪明的观察。他们应该从工厂的订单排期的长短看，因为可以预先知道。原则上，政府也可从工作互相发放的频密度看，或从那些所谓“山寨”的盛衰看，或从合约选择的转变看。这些都有预先通知经济情况的效能。

挤迫挤出边际成本

我曾经指出，一个面对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垄断者，可能因为挤迫的出现，传统说的无效率的“死三角”会被挤掉，变为有效率。那是从需求曲线那方面看。本章分析的挤迫理论，我们的注意力是转到供应那方面，而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重点，是资源使用的挤迫可以挤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来。不难理解，边际成本只能从直接成本——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成本——的变动看，考虑到一家产出机构有多种生产要素的存在，老板与要素之间的合约安排变化多，要增加某产品的一点小量其直接成本的增加为几可不是那么容易算出来。生产要素多闲置老板当然会接单，而挤迫的出现他会远为容易地算出最低的要价是多少，会较为容易地知道生产要素在哪些方面要调校。

价格领导源于挤迫

这就带到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在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科是关于工业组织的，其中有教“价格领导”（price leader）这个话题。内容是说在一个行业内，产出的物品的市价转变往往有一个领导者，同行的厂家会跟着这领导者定出的价为依凭，或调校自己的要价。这领导者通常是指行内最大的厂家。这看法显然不对。我的观察所得，是如果有定价的领导者出现，一般是生产出现了挤迫情况的那些通常是规模较小的厂家。理由明确：挤迫挤出远为明确的边际成本。这好比我在卷二分析出版行业时提到，印刷商之间把书本的局部制作，因为挤迫而互相发放时，根本不需要问价。

经济学者不知世事

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生产情况下，一家工厂的一项产品的边际成本为几往往不易算出，更勿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了。同一产出机构，产品一般有多项，牵涉到的生产要素与材料无数，而最大的麻烦是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使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出现了一片灰色地带。再者，一家工厂的一项产品的定价为几往往是今天预期将来之价。这些复杂变化是真实的世界，说一个从事生产的人会凭着自己面对的直接边际成本来定价是把真实世界的市场简化得过于离谱了。

本节我只是凭着一些简单的物品，把挤迫的情况引进，挤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真实世界有这么一回事，但不一致的，而在经济情况欠佳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可能推不出或挤不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但市价还是被决定了的。在卷四的第七章讨论适者均衡与四二均衡时，我会提出另一个市场定价的理论。不管怎样说，西方经济学的失败主要是源于从事者对真实世界近于一无所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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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捆绑销售可能是反托拉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因为指出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市场现象，行内一直吵到今天。得益最大的应该是我：得到该官司的启发，思考佃农理论时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跟着是一系列约十二篇关于合约的英语文章，最后一篇是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数十年前发表的今天还活着。

第七章：价格分歧与捆绑销售

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科与研究院必教，可惜到今天还满是问号。有关的分析起自度比（J. Dupuit, 1844），经过陶西格（F. W. Taussig, 1891）与庇古（A. C. Pigou, 1920）的耕耘，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 1933）全面分析，再由施蒂格勒（G. J. Stigler, 1946）推广普及。来头可真不小。

第一节：价格分歧不易辨识

传统的定义，价格分歧是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要把市场隔离是重要条件，因为价格不同，在同一市场没有谁会购买价高的，或者以低价购得的可转售而获利。浅显吗？一九六七年施蒂格勒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敢打赌，你们不可以在地球上见到在一间店子之内，同时出售同样的物品但价格不同。”一位在座的学生举手回应：“就在校园隔邻的电影院，同时同片同店，门票成年人收二元，学生收一元二角五分。”施大师在讲台上行来行去，行了良久，突然说：“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会把那电影院烧掉！”

当然，学生要出示证件是隔离非学生的方法，正如香港的地铁学生收半价也要拿出证件。真的需要吗？一九八四年农历年宵之夜，我带十多个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同一场地，桔子盆盆一样，我教学生跟顾客讨价还价时不要说得那么大声，尽可能把顾客带到少人的角落去。结果是同样桔子的成交价很不相同。为此我发表了今天还有不少人记得的《卖桔者言》，该文会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录。是的，在同一商场，不同摊档出售同样的名牌假货，有时甚至同一摊档出售同样的物品，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不同的顾客付出很不相同之价。讨价还价不可能没有价格分歧的出现——没有价格分歧不会讨价还价——我会在第八章处理。

包装与成本惹来武断

辨识一种物品出现不同售价是否价格分歧不是那么容易，往往困难。产品当然要相同，但有些制造商把基本上是相同的产品用上不同的包装，或加上“豪华”的型号，而把价大幅提升。是价格分歧吗？不容易判断。一九六四年赫舒拉发和我尝试以同类物品的产出成本与售价的比率的不同作为价格分歧的鉴别，没有成功，因为成本与售价的比率不同是任何制造商都会用上的经营手法。

另一方面，绝对相同的产品，成本不同因而价格不同不算是价格分歧，但成本要相差多远才算是不同呢？数码科技盛行之前，国际长途电话在繁忙时间高出不少。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繁忙时间有挤迫，电话公司的机会成本比不繁忙时间高出很多。同样一只手表，型号一样，不是假货，在租金很不相同的商店出售，租金高的可能卖较高的价，应该不是价格分歧。然而，好些时价格之别与租金之别是脱了节的，是否价格分歧难判也。跑市跑厂跑了那么多年，好些价 格有别的情况是否价格分歧我不敢肯定。有时肯定是同样物品，也肯定成本较高，但售价却较低，有这样的现象，不是没有解释，但是否价格分歧很难判。

武断成分有时免不了。多年前我读到某课本说长程飞机的头等票价是普通票价的三倍是价格分歧。应该不是，因为头等舱每座位的空间是普通舱的两倍多，而服务也远为优胜。同样，医院的头等病房收费约普通房四倍，也不是价格分歧。然而，香港及好些城市的医院，医生收费是按着病房收费的升降比率变动：同样的病，住头等房的病人的诊金约普通房的四倍。虽然不怀疑医生看头等病房的病人会多花几分钟，我的武断是价格分歧。一位好友（R. Kessel, 一九七五年谢世）一九五八年发表的《医疗的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是精彩文章，同学们要找机会细读。

苹果每口算价的谬误

关于价格分歧最重要的一点，是售价一定要是直接地与量联系着的价才算。两个同样同价的苹果，你一个我一个。你吃三口就丢掉，我吃五口，每口之价你比我高。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苹果是同价。浅吗？不一定。阿尔钦说银行发信用卡是价格分歧，因为不同的用户付钱的时间不同，有些早付，有些推到要交利息的前一天才付，二者赚取的利息不同；有些过期的被罚款加利息。这不是价格分歧：不同用户的付息与罚款条件一样。到餐馆进膳，餐馆送顾客优待券，再光顾的可获优待，阿师会说是价格分歧：你回头再光顾我不回头，餐价因而有别。不是价格分歧，因为你和我受到同样优待，只是我不领情而已。

昔日美国的超级市场及好些其他商店，通过发行印花的机构，按顾客的消费赠送印花（称saving stamps）。顾客把这些印花积蓄起来，贴在一本规定的册子上。贴满了，一本一本的，可以拿到印花机构的店子换取物品。以印花换取的物品一般实用，质量好。阿师之见，是赠送印花属价格分歧，因为有些人贴册子换物品，有些人把印花随手扔掉，所以大家在超市购物的真实价格不同。我说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超市对所有顾客同样收费：售价一样，按消费赠送的印花量也一样。你扔掉印花是你的自由，正如上述的苹果你只吃三口也是你的自由。

为了解决阿师之见跟我有别，当年我派助手去搜查购物印花回赎（换领）的数据，即是印花公司发放了出去的印花有多少回头回赎物品。得到的数据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印花回赎，不支持价格分歧之说。然而，就算有高的百分率不回赎，我也不认同价格分歧之说，因为购买同样物品，不同顾客的买价与按价收到的印花量是一样。

印花现象深不可测

我到今天对赠送印花这现象还想不到解释。这种印花当年在美国普及，不限于超市，而发行印花的机构显然是赚着不少钱：他们设立的印花回赎物品的店子的地点租金贵，装饰华丽，雇用人手不少。为什么超市要搞这些麻烦呢？简单地折价不是远为方便吗？我不怀疑有些家庭主妇认为把印花贴在册子上是好玩意，但好些朋友认为麻烦：贴之无趣，弃之可惜。为什么这些朋友不到不送印花价格应该较相宜的超市购买呢？因为差不多所有超市皆送印花，含意着不送印花的超市会在竞争下败退。顾客不要印花当然可以，但物品不折价。

不是小玩意，也不是短暂的时兴。始于一八九六年，后来有两家庞大机构从事，一家的印花绿色，一家蓝色。在全盛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其中一家发行的印花总量是美国邮票总量的三倍！七十年代美国经济不景印花生意下降，九十年代中期起不再普及了。我想不出解释，但听过的解释无数，皆不成立。

类似上述的印花现象，出现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不奇怪，但九十年是另一回事，那么普及也是另一回事。

重点还是价与量的联系

我要再说一次：售价是直接地与量联系着的价；价格分歧是指同样物品同样的量，其价有别。苹果之价一样，不同的人的每口价不同不是价格分歧。看似浅白：以每口价不同算，所有物品必可算出价格分歧。你和我买回家的电视机同价，但你看得比我多，算是价格分歧吗？如果是，所有物品都是，价格分歧再不是个需要特别处理的现象了。浅吗？信用卡、餐馆优待券、赠送印花等你怎么看呢？

同学们要记住价与量的直接关系重要。在过后第三节可见，对我影响很大而又非常有趣的捆绑销售的分析，是我历来敬仰的芝大元老戴维德的口述传统。老师阿尔钦曾经说戴老的捆绑销售传统是芝加哥学派的唯一独特之处。然而，芝大的朋友提供的捆绑分析，却严重地犯了价与量没有直接联系的失误。八十年代初期，我有机会向戴老解释为什么芝大的捆绑分析是错了。他不仅立刻同意，而且说当年他总是觉得有些什么不对，但想不到困难在哪里。不少人认为我的佃农理论是受到科斯定律的影响，但其实主要的影响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科斯对我的影响无疑重要，但捆绑销售把我带到合约结构与合约选择这些重要话题去。

重要的思想不需要是对的。

第二节：价格分歧的原因

价格分歧有三等之别。第一等（first degree）又称无瑕价格分歧（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这是上章第三节提到的榨取消费者盈余，但所有消费者的所有盈余全部被榨取了。这里要注意，不同的消费者同样地被榨取不是价格分歧。无瑕价格分歧是指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曲线，每个要付的沿着该线下降的价格排列跟着不同，或每个消费者要按他们各自的需求曲线而付不同的“全部或零”之价。生产觅价者当然难以估计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所以在真实世界无瑕价格分歧难以执行。最接近的实例，是我曾经提到的昔日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收不同组别的游客不同的入场费。是价格分歧。因为不同组别的顾客被榨取不同的消费者盈余，很有点“无瑕”的味道。

明显地，无瑕价格分歧在真实世界近于不存在。经济学者对这话题感兴趣，主要是以之示范那无效率的死三角可以怎样铲除。他们要示范铲除死三角的困难吧。可惜我扫了他们的兴，在上章解释了为什么该三角根本不存在。

第二等（second degree）价格分歧有点无聊，同学们不学算了。这是无瑕的第一等加上一点瑕疵：不是沿着不同顾客的需求曲线每小量降价（第一等），而是按量部降价，例如量单位一至一百单位是一个价，一百零一至二百每单位是较低的另一个价。价格分歧是指不同顾客的同量部分的单位价格不同。有些国家的工业用电这样算，而不同工业的量部单位之价不同。

三等分歧的理论逻辑

经济学最常见的是第三等——thir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是也。这是上节提到的那类：同样物品，不同市场或不同顾客付不同的价，任由顾客购买多少的。传统提供的解释是因为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所以价格不同，弹性系数较低的付较高的价。是逻辑井然的推理，清楚明确，这理论被行内毫无疑问地接受不止一百年了。让我们看看这理论的结构吧。

假设一个觅价者产出的一种产品有两个分隔着的市场，售价一样两个市场都有顾客，但如果这两个市场的价格需求弹性系数（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不同，价格分歧可让这觅价者获得较高的总租值。推论如下。两个市场有两条不同的需求曲线，因而有两条不同的边际收入曲线。把后二者向右横加，得到的是两个市场的总边际收入曲线，生产觅价者的产量是边际成本等于总边际收入。然而，要赚取最高的总租值，两个不同市场的边际收入要相同。这样，觅价者给每个市场的供应量是按着彼此的相同边际收入而供应的两个市场的量，在各自上头遇到的需求曲线那一点就是各自的价。如果二者的需求弹性系数一样，两个市场的价会相同，没有分歧，但如果弹性系数不同，弹性系数较低的价会较高，弹性系数较高的价会较低。这就是价格分歧了。

逻辑对不等于真理对

这里有一个科学上的麻烦：逻辑推理对不一定代表着解释对，而头痛是错的解释可能因为逻辑推理对而被认为是对了。以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来解释价格分歧这个现象，在逻辑推理上不仅对，而且经济学不容易见到那么清晰地对的逻辑。可惜还有最重要的一关要过：要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验证。凡是牵涉到弹性系数的理论皆难以验证：不是真实世界没有弹性系数这回事，而是难以观察及量度。一般而言，我们只能大略地猜测弹性系数是高还是低，而有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甲情况的弹性系数比乙情况的为高或为低。

严格来说，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是一个没有验证过的理论假说。随意的观察到处都是问号。入住头等病房的富人的医生诊金是入住普通病房的穷人的四倍，是因为富人的需求弹性系数较低吗？还是富人的需求弹性较高，需求曲线近于平线，但高到天上去？香港的地铁收学生半价是政府及纳税人的仁慈，但昔日芝大校园邻近的电影院收学生近于半价不是仁慈之举，我们怎么可以肯定学生对电影的需求弹性是比较高呢？

倾销的解释

一般之见，是以需求弹性系数解释价格分歧，最具说服力是一个国家的出口货往往比产出国之内的价格为低，理由是出口货要面对国际竞争，所以需求弹性系数较高。应该对吧。是吗？这些日子中国内地的产品出口到香港市场，质量较高价格较低是事实。质量较高是因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六章解释过了。价格较低呢？我考察所得是因为中国内地有出口退税这优待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发觉同是日本产出的一些照相机，同品牌同型号，在日本市场比香港市场价高。但当时日本的租金与工资比香港的高很多。更为明显是香港屡有日产照相机的水货出现。水货相宜不少但不是假货，也不是次货，而是没有通过正规代理进口的真货。虽然没有香港代理的保证书，但质量一样，很少失灵，而偶尔失灵厂方也是照“保”的。我当年考察所得，水货是倾销货，dumping是也。

一个牌子的照相机快要出新型号，但日本的厂家发现旧型号存货太多，怎么办？他们不要在本土市场贱价推出这些货尾，以免影响形象及本土市场的大局，于是推到国外去。因为价低，有时低于历史成本，日本的厂商不会明目张胆地倾销于香港市场，以免代理的商人投诉。有隐瞒性的倾销是水货，其实往往也是通过作为代理的商人，有时代理的老板明知却漠视，让员工赚取一些外快。水货久不久出现，但同样的水货不会持久。

水货之价通常远比同样的正货为低。算是价格分歧，但用不着需求弹性系数作解释。大手割价卖货尾最好卖到国外去不难明白，老外称倾销，炎黄子孙称水货，后者比较生动过瘾，而反倾销的西方君子的学问欠奉，不知道真正的倾销是不会持久的。当然，政客或竞争生产的败军之将会见人家价低就大呼倾销，要求法律协助。

不敢打赌等于没有解释

除了上述，我们要注意有些国家的出口货是专为进口的国家设计的，有小量留在本土销售，但进口国家因为量大其价较低。我们也要注意瑞士的名牌手表在瑞士本土市场往往比竞争激烈的香港相宜。更为起眼是德国制造的天下第一名牌的施坦威钢琴，在德国本土之价比没有进口关税的香港相宜很多——其差距远超运输费用。这些观察皆不支持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这个传统接受了逾百年的理论假说。

我在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大花笔墨，因为传统老是喜欢以这两个市场来示范价格分歧。我没有说这两个市场没有价格分歧，而是找不到支持不同弹性系数这个假说的证据。我也没有说弹性系数较低价格会较高没有出现过。当然出现过，但偶尔的出现算是什么推断或解释呢？牛顿说苹果会掉到地上，你敢打赌不会吗？但如果你以逻辑推出需求弹性系数是这样那样，所以价格分歧会是这样那样，以实证为凭，我赌你错。

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

我要在这里介绍自己对价格分歧的解释，其赢面跟赌牛顿的苹果会下跌是一致的。这解释说，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下，有讯息费用，加上有资源空置，价格分歧会出现。这是局限转变导致行为转变的理论，简单的，虽然在下章分析讨价还价时一些小节还要加进去。

在附录的《卖桔者言》中我提到讯息费用的存在导致同时同地同样的桔子不同的顾客可能付出很不相同的价。这是价格分歧。一般而言，讯息较差的顾客要付出较高的价是近于定义性的了。当年我试图挽救传统的弹性系数假说，问：讯息费用较低的顾客会有较高的需求弹性系数吗？答案是可能，但不一定。当时我用简单的时间成本来代替讯息费用，时间宝贵的顾客大致上会付出较高的价，也是近于定义性。困难是我们怎可以肯定时间宝贵需求弹性系数较低呢？这关系应该对，但不容易有一般性的结论。

无论怎样说，我们不需要用上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讯息费用的引进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这种费用不容易处理，我会在第八章以整章分析。我认为资源空置是更为重要的解释价格分歧的局限转变，通常需要，但也有不需要的例外，因而要补加讯息费用。

房间与座位空置

从卖桔的经验可见，资源空置对价格分歧有重要的决定性。当年我带着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如果客似云来，要排队轮购，价格分歧会急速下降甚至消失。上文提到的水货或倾销的例子也类同。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宾馆的房价，有很多空置房间时价格分歧常用，尤其是高档次的。二千多元一天的房间，被誉为贵宾的可能只付数百元。然而，当宾馆近于全满，则改为贵宾不贵。空置导致飞机座位票价的分歧也明显。二〇〇二年之前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写道：

凡是空置常出现而又有办法瞒天过海的行业，价格分歧司空见惯。二十多年前我坐飞机回港，坐普通位。因为“关系”非凡，买到半价之下的机票。在机舱内我好奇地向前后左右的乘客查询，竟然发觉票价最高是我！

机票价是海鲜价，容易出现价格分歧，中国内地的处理更为明确：普通客位可从没有折扣减到一折。同机的打折变化通常没有那么大，也不小，是价格分歧。我没有作过深入的考察，随意的观察是二〇〇五年左右，内地机票的折价幅度比二〇一一年为大。也是随意观察，二〇一一年取消班次的频率比二〇〇五年为高。如果这些不严谨的观察是对的话，那么取消乘客人数太少的航班，把乘客挤进其他班次去，是减少座位空置的另一个法门。这支持座位空置导致价格分歧：取消班次的频率上升与票价打折幅度下降的联系是证据。好些西方国家，乘客有法例保护，没有故障取消班次航空公司要赔钱给顾客。不知同学们认为哪种处理对社会整体有较大的利益呢？

说到机票折价，我又要给同学出个试题。二〇一〇年之前，中国内地的机票打折只限于普通客位，头等或商务舱永不打折，就是空空如也也不打折。那是为什么？昔日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天老人家有朋友作证，用不着七步想出答案（一笑）！

成本定律再显神通

为什么资源空置会促成价格分歧的行为呢？答案是上章提出的成本定律：直接成本是可以按量支付的成本。资源的空置量增加，上章提到的灰色地带扩大，直接成本算不出来，边际成本曲线于是画不出，生产销售的觅价者无从以边际成本的指示定价。好比飞机座位的例子，有空置，传统的分析说服务多一个顾客的边际成本近于零。这看法不对：一张机票一千五百元，说多招待一个顾客的边际成本只二十元有什么意思呢？正确的看法是空置座位多我们无从算出边际成本，但当挤迫开始出现，甲愿意出的票价就是供应座位给乙的成本，而当挤迫度上升，座位的机会成本也上升，是直 接成本，而这就是边际成本曲线了。

现在的问题，是当飞机有大量座位空置，招待顾客的边际成本变得模糊，或无从算出，主理的航空公司要怎么办呢？可以选择停飞，但如果要飞，公司的选择是可收尽收。如果公司只定一个价——整班机的需求弹性系数等于一之价——有两个困难。其一，该弹性系数之价为何难以估计；其二，就是容易估计只定一个价的总收入会比采用价格分歧的为低。换言之，从九折减到一折而使机舱全满的总收入，会比任何单收一个价的总收入为高。中国内地的航空公司显然很懂得利用挤迫度的变化来调校折头的变动：普通舱座位通常是全满的。

宾馆有大量房间空置的分析类同。不同之处是宾馆不可以关一天开一天，但飞机有偶尔停飞的选择。停飞一班改作其他用途，或改作与其他客机合并挤迫，一班机的飞与不飞的直接成本之别大致上可以算出来。采用可以停飞跟他家合并的处理会提升起飞的挤迫度，而这提升会使打折的范围缩小，也即是价格分歧下降。

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不能二者皆缺

我恨不得能只用讯息费用或只用资源空置来解释价格分歧这个现象，但不成。昔日芝大邻近的电影院收学生近于非学生的半价，是价格分歧，但标价明显清楚，讯息费用不存在。是因为有座位空置吗？那当然：昔日的美国不少次级的电影院有这样的分歧标价，用小链把两个价牌挂在售票的窗口，但当演出的电影是大热门，他们会把学生的价牌取下来。

只用资源空置可以解释所有价格分歧吗？也不成。英国伦敦的音乐剧场场爆满，同剧不改可以爆几年，但通过黄牛党的精明处理，价格分歧的普及是结果。我在《炒黄牛的经济分析》写过，此文会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录。伦敦的黄牛老兄们手法高明，我拜服。他们是利用喜欢看音乐剧的外来游客有讯息费用的困扰，推出价格分歧而为生计的。

第三节：捆绑销售变化多

经济解释的一个困难，是要对需要解释的现象观察入微。细节重要。虽然把现象简化是无可避免的程序，但我们要先知得相当详尽才有机会选出这简化不能漠视的重点。看错了，指鹿为马，拿不准重点，出来的理论假说会是白费心思。我们可以修改理论，但不可以修改事实。能正确地掌握细节的重点是分析捆绑销售（tie-in sales）的大麻烦，有些到今天我还没有足够的掌握。

严格来说，市场的所有物品皆捆绑销售。购买汽车，轮胎与电池是与车捆绑着的。我在分析公司性质时指出，只要交易费用容许，任何物品中的任何一小部分都可以分部独立成交，而把所有部分组合起来的“工程”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成交价。为什么我们在市场见到的物品会是这样或那样的捆绑组合一般是浅常识，但这里要分析的是奇哉怪也的捆绑：普通常识说应该分开销售，却被捆绑着一起销售。本节分析的是两奇，下节分析的全线逼销也是捆绑销售，也有两奇，合共起来是四奇了。

捆绑纸卡第一奇

第一奇是捆绑销售这个话题的“始作俑者”：一九三六年万国商业机器（IBM）被美国反托拉斯起诉。该机构出租他们持有专利的电脑时，规定租用者一定要购买他们供应的电脑使用的纸卡。但纸卡他们可没有专利，于是被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诉。官司打了二十多年，万国商业败诉，不能再捆绑。

捆绑销售可能是反托拉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因为指出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市场现象，行内一直吵到今天。得益最大的应该是我：得到该官司的启发，思考佃农理论时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跟着是一系列约十二篇关于合约的英语文章，最后一篇是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数十年前发表的今天还活着。

当年万国商业机器租出电脑规定用户一定要购买他们供应的使用电脑时必需的纸卡。电脑是捆绑之物（tying good），纸卡是被绑之物（tied good）。细节上有两点重要。其一是这二物的比率不固定，常有变动——即是说同样一部电脑，不同的用户使用的卡量不同。其二是电脑有多项专利，是有垄断性的物品，但纸卡则毫无专利可言，天下所有造纸卡的厂商皆可以提供。把电脑的租赁捆绑着纸卡，美国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万国商业，主要是指控后者把电脑的垄断专利伸展到没有专利的纸卡去。

垄断伸展不成立

那所谓“打孔纸卡”（punch card）在西方的工业有悠久的历史，初时主要用于纺织业。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万国商业推出七点五英寸乘三点二五英寸的纸卡，每卡有八十行可以用打孔机打穿小孔，让电波通过，而电脑要计算或要整理的资料是存在这些小孔的位置上。记载说，同样的纸卡，万国商业提供的比竞争市场的价高百分之十强。在聆讯中万国商业说他们的纸卡比市场的质量好。显然不成立：任何人见到那些纸卡都知道容易制造，而万国提供的也是从竞争市场买回来。

把电脑的垄断专利伸展到纸卡去言不成立！有三点。一、那么容易制造而又有悠久竞争历史的纸卡，供应者无数，要伸展垄断是伸之不尽的。二、如果垄断可以那么容易地伸展到其他竞争产品去，天下所有产品会被垄断产品捆绑着。三、拥有垄断产品的人要赚取最高的垄断租值，单凭垄断产品争取会比捆绑着任何其他自己没有垄断权利的产品为高。这第三点芝加哥学派在分析全线逼销时似乎持着不同的看法，是后话。

戴维德的巧妙思想

既然以电脑捆绑着纸卡不会多赚垄断租值，为什么万国商业要捆绑呢？芝大戴维德的口述传统答案是两方面的合并，有趣精彩。一方面，戴老认为这捆绑是利用纸卡的使用量来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是神来之见吧。当年量度使用密度的计量器不先进，用之于电脑不易，而据说当时的计量器容易被外人倒拨调校。以捆绑纸卡替代计量器想得巧妙潇洒，我拜服。但为什么要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呢？戴老的传统说是为了价格分歧。这第二方面我不同意，因为同样型号的电脑，不同用户的租金相同，而纸卡之价也相同，何分歧之有哉？我在第一节指出：售价要是直接地与量联系着的价。脱离了这直接联系，间接地算，所有市场物品皆可算出价格分歧。

间接地算，万国商业当年的捆绑销售起码可算出两种价格分歧。电脑的租金很高，纸卡的价格很低，如果以每个计算（per calculation）论价，用纸卡愈多“计算”的平均价愈低。这显然不是戴老传统的算法。其二是如果每张纸卡赚取一分钱，加进电脑的租金去，那么月用十万纸卡的等于多付电脑月租一千，而月用一千纸卡的只多付电脑月租十元。后者是戴老传统的算法。我不认为是价格分歧，问题是万国商业为什么要把纸卡捆绑呢？

当年困扰着我的，是如果要凭这捆绑多赚钱，把电脑廉价租出去，大幅提升纸卡之价，万国商业赚取的总租金会较高。或者万国可以不收电脑租金，收更高的纸卡之价，但规定每月要有一个最低的纸卡使用量。然而，事实上，当年万国商业收取的电脑租金很高，而纸卡之价微不足道，高出市价百分之十强是微乎其微的收入增加。庞大如万国商业这个层面的机构，为什么要采用捆绑纸卡的麻烦来增加一小点租值呢？为什么纸卡之价不提升？换言之，电脑租金与纸卡收费的比例不合情理。过后分析今天的打印机、喷绘机等捆绑销售时，所有实例显示生产出售者皆把赚钱的重点推到被绑的墨盒或碳粉那边去！

维修保养的解释

当年我想到的万国商业的捆绑销售的解释——今天还认为是对，不需要改——是捆绑纸卡赚取不多的钱是维修保养 的费用。当年万国的电脑体积庞大，需要占用一整间房子。只租不卖，因为发明专利之外还有商业秘密，不让外人拆开来研究。他们也不让外人维修，要用自己训练出来的。于是，把电脑租出时万国担保凡有故障必免费修理。这里有点像宾馆收每天房租或酒店式公寓收月租时，很多琐碎的事项或服务皆由业主负责，而昔日万国的庞大电脑不是他们的专业技术人才不懂得保养维修。

这里的问题是同样的电脑不同的用户可以有很不相同的使用频密度，租金相同不能处理使用频密度不同带来的维修保养的不同需要。如果万国商业按期出售维修保养的合约，认为自己使用频密度大幅偏低的客户会投诉。如果万国按修理员工的时间收费，究竟时间用了多少、零件之价是否合理等可有争议。捆绑纸卡，在纸卡之价上赚取一点来帮补租金之外的保养费用，可以解决不同用户的使用频密度有大差别的困难。

当年我尝试找寻支持万国是为了维修保养而捆绑纸卡的证据，参考过一些该反托拉斯的档案，也跟一位熟知该案的同事研讨过，得不到肯定的结论。维修的问题在案中虽然有提及，但反托拉斯这回事，牵涉到“扩张”是辩方的大忌：你要把电脑的垄断扩张到修理那边去吗？你有什么秘密需要保护呀？

被绑之物是纯竞争物品可能天下独有

一九六二年我开始跟进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写这话题时，竟然想到昔日万国商业的著名纸卡捆绑可能是历史上独有的现象，之前之后可能没有出现过性质一样的。捆绑之物与被绑之物，二者之量的比率自由变动是常有的现象，但被绑之物像纸卡那样纯属竞争市场物品——没有专利，没有秘密，也没有特殊品味或过人之处——可能是万国当年的电脑独有。下节可见，全线逼销往往捆绑着竞争市场的物品，但互相绑着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换言之，比率自由变动的捆绑，其中一物毫无垄断性质，可能只是昔日的万国商业独有。

当年与同事们研讨万国的纸卡捆绑，提到其他两个大家认为是相同的例子。例一是为了皮鞋穿带的打孔机，有专利，捆绑着看来没有专利的鞋孔用的小铜圈。这里要注意：该打孔机是打孔与镶上铜圈一起完成的。例二是有专利但今天不再用的油印机，捆绑着看来没有专利的蜡纸。今天老人家有了下文打印机及喷绘机的新观察，回头看，上述的小铜圈及蜡纸可能有专利，更有可能是小铜圈与蜡纸刻意地造得不宜用于其他有类同功能的机器。也要注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美国写文稿时，用油印机蜡纸再不捆绑，用家可在市场自由购买其他牌子的。

第二奇被绑之物价高

这就带到捆绑销售的第二奇，没有纸卡那么奇。我想到故老的打孔机与油印机可能是捆绑与被绑的皆有专利或有点垄断性，跟万国商业的纸卡不同，是因为最近考察了先进的小型打印机（包括三或四合一的）与大型喷绘机，一律是有着物品量比率可变的捆绑。所有的实例都是机器之价相宜，近于产出的直接平均成本，但绑着的碳粉、彩墨、感光鼓等，不同用家的用量变化大，价格高，是这些机器赚取租值的主要来源了。

激光打印机用的碳粉本身显然没有什么专利，感光鼓据说也不一定有，但装载碳粉与感光鼓的盒子则专利满布。不止此也，这些打印机频频更换型号，几个月一次，每次换型号装载碳粉及感光鼓的设计不同，略有变动，务求新型号一定要用新盒子。纸张由用家自己自由购买，不论感光鼓，只论碳粉，顾客的打印或复印成本约人民币十二分一张。相比之下，“非法”地把碳粉加进旧盒内的成本约十分之一。装载碳粉的盒子的制造成本显然远比碳粉高，据说有些空盒子从外地以货柜运到中国内地去。打印机赚钱主要是赚我这种人，懒得处理可以弄得一团糟的旧盒，只用原装有碳粉的新盒。另一方面，旧盒只可再用两次。

多少通吃与捆绑定律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打印机的制造商要把租值的赚取全部推到碳粉那边去。答案有相关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如果把两种或更多的有专利的垄断物品捆绑，全部收垄断之价会流失顾客。要先有顾客才可以捆绑出术的。只要顾客用得够多，免费送机出去也无所谓。但没有这保证打印机的本身不能不以近于平均成本出售。第二方面是集中于数量自由变动的被绑之物赚取租值，定价之后顾客多用多收，少用少收，是通吃的处理。

这就带到老人家要提出的捆绑定律。这定律说：母体、子体二物相绑，通过被绑的量可自由变动的子体物品来赚取母体的垄断租值，会赚得比单凭母体定价出售为高，但被绑的子体物品一定要有专利或特性，否则把子体之价提升不仅竞争者会杀进，而母体的顾客不会管什么捆绑不捆绑。

但我推断这种捆绑不可以持久。科技会老化，过了一些时日只要有一家制造商能提供水平足够的母体物品，容许甚至鼓励顾客自由地在竞争市场选购子体物品——例如一间有水平的打印机制造商设计碳粉容易加进的法门，鼓励顾客在竞争市场购买碳粉——这制造商可以把母体物品之价大幅提升而还可以把其他施行捆绑的制造商杀下来。今天先进难明的科技，到了明天小孩子会认为是浅玩意。我也推断虽然这边厢打印机的捆绑早晚会瓦解，那边厢另一些物品的类同捆绑会出现。换言之，这里提出的捆绑定律是不会成为历史的。

昔日万国商业的纸卡无疑是冤案，而与今天的打印机及喷绘机的捆绑安排互相辉映，照亮着问题，教我们很多。

先觅价然后出术的效率观

第二个问题是捆绑或被绑的物品既然皆有专利垄断性，无效率的死三角会出现吗？答案是不会的。传统的死三角出现源于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先决定产量才找上头的需求曲线之价。我考察打印机所得，是制造商倒转过来，先问打印或复印一张应该收何价才决定怎样捆绑及产出多少的。市场不同类别的打印机无数，不计纸张，用家的成本一律环绕着人民币十二分一张，加感光鼓久用后要更换。虽说有专利垄断，价可变而使出售量或增或减，但制造商的心目中是先有一个每张打印的大约之价才决定在下面怎样出术。先觅了价才调校下面的出术，价是边际收入，制造商会调校他们在制造上哪方面可以加哪方面可以减，务求边际成本最后等于价。不谋而合，先觅了价然后出术这个商业法门跟我在第六章提出的挤迫理论大有雷同之处。

转到大型的打印机（又称复印机），不是家庭用的，我得到的香港资料如下。制造商免费提供机器给客户，每月收费港元一千三百，有外人无法倒拨调校的计量表，每月印一万张不收费，超过一万张每张之价减半。纸张顾客自理，算起来又是环绕着人民币十二分一张。供应商提供所有维修及碳粉、感光鼓等。大机复印得快，耐用。每月用不足一万张，每张之价当然高于十二分。但这种大型机主要是为做复印生意的商店用的。超过一万张每张之价减半是意图鼓励多用了。六分一张制造商也有可观的租值进账。

喷绘机的捆绑类同

转谈喷绘机，今天神乎其技，上佳的微喷效果比正规的彩色摄影相纸冲洗出来的效果还要好。这些庞大的喷绘机只约人民币五万，但彩墨价高，喷绘出来的作品，同样大小，比摄影的彩色相纸作品价高约一倍。但喷绘的作品可以很大，而且可以喷在多种不同纸料或布料上。

我细看装载喷绘彩墨的墨盒，远比打印机的碳粉盒简单易造。喷绘机的制造商当然说他们捆绑的彩墨超凡入圣，有独到之处，但我的考察所得不是这样。他们独到之处不在彩墨，而是在喷绘机的软件设计。这软件是为他们提供的彩墨而设计的。用家在市场购买他家供应的彩墨，不管质量如何色彩有少许差别喷绘出来的作品差很远。

赌同学猜不中

过瘾的捆绑销售变化多，不限于上述的例子。香港的酒家卖一元一只鸡是捆绑销售，因为顾客不能只吃鸡不吃其他，也不能购买多只带回家。我认为这是噱头，不是生意之 道：没有见过可以持久地这样做的。昔日西方的租金管制带来钥匙的捆绑。政府法例说我要廉价租公寓给你，你给我数千元购买该公寓的钥匙吧。还是香港人的想象力比较潇洒。二战前香港的租金管制，业主收鞋金，因为行来行去找租客行破了多双鞋子。二战后，香港的租金管制带来另一个层面的想象力。市租与管租差距太大，不可能行破那么多的鞋子，业主于是转收租客建筑费：政府指明我要收廉租，那是指房子还没有建造好的租金吧！同学们可以想出为什么打起官司业主必胜吗？我赌同学猜不中。

第四节：隐瞒讯息与全线逼销

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是美国市场文化的一个称呼，其他西方国家怎样称呼我没有考究。香港也有类同的市场运作，一九七五年我考察过，但没有听到有什么名称。经济学者对这话题的兴趣也是来自反托拉斯的案例。

我的朋友 G. Hilton 一九五八年发表的《Tying Sales and Full-Line Forcing》是第一篇关于全线逼销的经济文章，而最受广泛注意的是 M. L. Burstein 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全线逼销理论》（A Theory of Full-Line Forcing）。都是有斤两的文章，后者湛深难明，当年读得懂的主要部分我不同意。老师阿尔钦认为重要，我不大懂也读之再三。后来在华大跟巴泽尔研讨过几次，没有得到什么。一九七五年回港度假假，无意间在朋友的商店听到他对全线逼销的投诉，我只问几句清晰的答案就冒出来了。跟着考察了香港的另一个行业，再后来想到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商店也施行全线逼销，性质有同也有别。

全线逼销的特征

全线逼销也是一种捆绑销售，跟上节分析的很不相同。我考察所得，全线逼销的要点如下。一、捆绑着的不同物品的种类可多可少，也可以是垄断或是竞争物品。二、不同物品之间的物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没有捆绑的母体与被绑的子体的分别。三、捆绑着的不同物品在使用上可以没有关联，例如盐可能捆绑着咖啡。四、可能由厂商或批发商把物品捆绑着卖给零售商或工厂，但零售商不会同样地捆绑着卖给消费者。五、捆绑的物品中必有一种是市场的热卖品，这热潮一过，捆绑会瓦解，所以全线逼销一般不持久——再有热卖货再捆绑是另一项全线逼销了。

榨取消费者盈余问号多

回头说 Burstein 的文章，作者著作等身，以想象力与深度知名行内，但我认为在细节上他对真实世界的全线逼销的要点掌握不足。我不肯定的理解，Burstein 的湛深理论说全线逼销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他认为如果甲是垄断物品，以没有垄断性的乙物品捆绑逼销，甲物品能获得的垄断租值往往比单售甲物品为高。这捆绑把甲物品之价减低，减到边际成本，然后把甲的垄断租值加在乙物品之价上。

不是浅思维。有点像昔日万国商业的电脑捆绑纸卡，不同的是纸卡收低价，而纸卡的用量自由变动。有点像我在上节讨论的打印机捆绑着碳粉，但碳粉（或盛载碳粉的盒）一定要有垄断性或特性，而碳粉之量也自由变动。有点像昔日迪士尼乐园收入场费，但入场费出售的只是一张“许可证”，本身不是一种可以享用的物品，而入场之后再收费的玩意多少可以自由选择而变动的。最接近 Burstein 的想法可能是昔日的迪士尼乐园还给顾客另一个选择：购买一小本有二十多张可选择二十多项玩意的票，要全本买，然后进场免费。这是另一种全部或零的安排，与收进场费异曲同工，但除非进场后只是行来行去也算享受，进场的本身不是可以享用的物品。

当年困扰着我的有如下数点。一、全线逼销捆绑着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我认为不管不同物品如何各自定价，只要捆绑着的比率固定，顾客一定要一起购买，那只能算是一种物品。好比一双鞋子售价五百，出售者可定左鞋四百右鞋一百，但一定要一整双买；或者出售者定价左鞋五百，买一送一，右鞋免费。这些与五百买一双是没有分别的。二、以固定的量来榨取消费者盈余是可以的——这是全部或零的安排。然而，单以垄断物品作全部或零的安排来作这榨取足够，用不着把其他物品捆绑着。三、以进场费或入会费之类榨取消费者盈余，不是什么物品，顾客付这些费用只是为了进入后可以享用项目的权利。但如果一个顾客要买甲物品，你把他不要买的乙物品捆绑着，逼他一起买，不是不可以，但你要从甲物品榨取的消费者盈余一定较小。四、全线逼销捆绑着的，很多时全是竞争物品，没有什么专利或独特之处。换言之，在算得上是全线逼销的实例中，观察到的细节要点不支持榨取消费者盈余这个假说。

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解释

回头说机缘巧合，在朋友的商店中只问几句就找到完整的全线逼销的解释，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有如下的回忆：

一九六二年我开始推敲全线逼销的现象，一九七五年破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该年我从美回港度假，到朋友的零售店聊天，老板朋友提出一个他面对的全线逼销的现象，我如获至宝，只问了几句，不到五分钟，就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可见真实世界的启发无与伦比，经济学者是不应该把自己关在斗室之内而揣测外间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还记得当日与该店老板倾谈的几句话。我问：“老板，生意很好吧？”“有什么好的？一只名牌打火机的批发商发神经。他们的打火机款式一样，一金一银，历来我们要金造的取金，要银造的取银，大家相安无事。但最近他们规定取一金必定要取一银，一绑一逼销，否则不卖。”“是金的好卖还是银的好卖呢？”“当然是金的，供不应求。”“是因为最近金价急升吧。”“应该是的，日本仔最近只要金的，不要银的。”

我再问：“你可以从批发那里只取银的吧？”“那当然，但银的我们要亏蚀，不强迫我们不要。”“你卖金的给日本仔赚很多钱吧？”老板笑了，笑得很开心。我继续问：“银的你大减价总可以卖出去吧？”“我们要亏蚀！”最后我说：“你不会那么蠢，告诉那批发商金打火机赚多少钱。”他哈哈大笑。

如上可见，全线逼销起于隐瞒讯息——这里是指打火机的零售商对批发商隐瞒着金与银打火机的零售价。一九七五年金价大升，位于热闹商场的零售商面对众多的日本游客。这些游客一般只买金的，不买银的。零售商知道金与银打火机的相对价格大约应该为何，但他不会热心地通知批发商——就是坦诚相告批发商也不会相信，更何况不同的零售地点顾客的选择不同。

热卖捆绑滞销的理论

这就是问题。金、银打火机一热一冷，市场的相对价格应该大约为何零售商比批发商知得清楚，但前者不会通知后者。这是市价讯息的隐瞒。另一方面，批发商知得比零售商清楚的，是两种打火机的存货及散货给多个零售商的速度。批发商知道金的存货下降得快，银的存货下降得慢，也知道零售商要不是隐瞒着市价的讯息，就是提供讯息也不可靠。批发商知道金的要加批发价，银的要减批发价，但要尝试改价多少次才能命中呢？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批发商以一个固定的比率把金的捆绑着银的——当年见到的实例是一对一，但有需要可用其他比率——以金的拉快银的去货速度，以银的拖慢金的去货速度。只要金与银捆绑着的去货速度回复到经验上的正常速度，市场零售的金与银打火机的相对价格一定对！

这里同学们还要注意几点。其一，零售商购进了捆绑着的金、银打火机后，会分拆开来卖给消费者。因此，市价讯息的隐瞒不会持续很久。另一方面，因为不同地区的零售店有不同的金与银的比率需求，这捆绑的撤销会被拖慢了，尤其是全线逼销的捆绑给批发商提供着可以替代市价讯息的去货速度的指引。其二，如果市价的讯息费用不存在，不捆绑比捆绑对批发商有利，因为有些档次高的零售店只卖金的打火机。金、银捆绑不一定会流失这些高档次零售，因为不同档次的零售店之间互相发放货物是常有的行规。

其三，批发商捆绑逼销通常会保留着物品各自的价，虽然像左鞋、右鞋那样，对零售商而言，在捆绑下这各自的价没有意思。批发商保持各自的价是为了方便算出捆绑着的总价，也为了需要撤销捆绑时不需要再印价单。其四，捆绑逼销的总价可以随时改，而捆绑的物品比率也可以改，但这些更改会因为捆绑逼销带来的讯息费用下降而改得比较少也比较肯定。其四，打火机的例子，金的是热卖品，银的是滞销品。全线逼销的捆绑一定有热卖品，但逻辑上不一定需要有滞销品。然而，我知道的这种逼销实例一律是热卖的捆绑着滞销的。理由明确。只有热卖品没有滞销品，调校批发价只调热卖的，远为容易，但如果碰巧有滞销的，而同一零售商两种皆销售，那么把热卖的与滞销的一起捆绑逼销是一石二鸟，讯息费用的节省是增加了。

其他全线逼销的例子

一九七五年的暑期，得到打火机捆绑逼销的启发，我转到认识朋友多的摄影器材这个行业去考察。当时香港的商业结构没有今天那么专业，而远在数码科技之前，摄影器材多而杂，单是一个名牌的相纸就有多种类别。批发商捆绑逼销的出现，通常起于某照相机推出一个热卖的新型号，或一个市场抢购的新镜头。一时间供不应求，批发商喜欢把滞销的胶卷或近于过期的相纸一起捆绑着，推给零售商。滞销闪光灯的陈年旧货也是捆绑的好对象。这些逼销通常为期短暂，到了热卖品的供应足够就不再捆绑了。

据说金属产品最容易出现全线逼销，与 Burstein 提出的例子类同。若如是，这逼销起于不同金属原料的相对价格常有大幅波动，从而导致金属产品常有热卖与滞销的情况。但金属原料永远是竞争性的物品，因而不支持全线逼销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这个假说。

施蒂格勒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关于美国电影批发商例行地推出block-booking。这是指次等货色的影片，批发商喜欢把不同影片组合捆绑着，逼销给次等的电影院。我不记得施兄的解释，但当年不同意，认为也是热卖与滞销影片的组合逼销。跟上述的打火机、摄影器材、金属物品等的不同之处，是影片的捆绑逼销当年是例行的安排，每次有次等影片出现批发商皆捆绑。不难明白，这些影片的票房反应为何批发商难作判断，捆绑着推给零售的电影院处理好了。

朝鲜战争带出第四奇

上述的全线逼销是捆绑销售的第三奇，主要起于批发商有热、冷物品在手，一时间对市价的所知不及零售商，但后者隐瞒着市价的讯息，所以批发商以捆绑逼销解拆。

最后要说的是捆绑销售的第四奇，也是全线逼销：捆绑着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也是固定的。理由也是要隐瞒价格的讯息，但此奇也，要隐瞒讯息的可不是零售商，而是批发商。批发商要隐瞒入货价的讯息自古皆然，不奇，这里要说之奇是批发商要隐瞒批发的出售价，因而把其他物品捆绑逼销。这现象少见，但我有一手的可靠资料。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施压下，香港实行“禁运”。多年后一位退了休的港英高官告诉我，香港当时靠自由进出口为生计，当然反对禁运，但美国施压也无可奈何。这解释了为什么这禁运虽然严厉，但不是全面的，一些有足够资历的进口商被放一马，但进口要证明只卖给香港本土的用家。话虽如此，偷运到中国内地去是理所必然的了。有特许进口权的商人因而赚大钱。我父亲在香港永乐街经营电镀原料，因为是老字号，容易拿得本土厂家的专用证，是个获益者。

当时父亲商店遇到进口被禁运的物品只有一种，那是镍，一种电镀必用的金属，一条条的，称镍条。入口价港币三元多一磅，在禁运下，市价高于三十，有时达五十。当时父亲有病在身，我帮忙跑香港工商署申请进口批文。镍条是卖给工厂用的，他们是否真的自己用我们管不着。镍价愈升愈高，父亲的店子就仿效永乐街的西药进口商店，推出捆绑逼销，把其他同样工厂可以用得着的电镀原料与镍条捆绑着一起销售。理由明确，父亲的商店不要让外人知道镍条的进口可以赚那么多钱，以免外人也想办法进口，于是捆绑着其他原料，把镍之真实市价隐瞒着。这里要注意，镍是热卖品，但其他原料可不是滞销的。把其他原料提升一小点价，捆绑着镍条逼销，可以把没有进口镍条批文的行内竞争者杀下马来。

当时香港的永乐街是西药进口批发的集中地，小小的商店生意庞大。西药是当时运禁最严厉的物品，尤其是盘尼西林。这些西药进口商为了隐瞒盘尼西林及其他救伤药物的价格讯息，推出捆绑逼销。也是没有滞销物品捆绑着。

全线逼销的捆绑是为了隐瞒价格讯息，与上节分析的捆绑不同，被绑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不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也不是要把垄断租值的赚取推到被绑的量可变的物品那边去。你要骗我，我捆绑着物品逼你购买。我要骗你，捆绑逼销你不会知道物品分开的批发价。全线逼销不会持久，只是电影片的捆绑不断地重复。批发商隐瞒入货价千篇一律，自古皆然，但用上全线逼销来隐瞒批发价不多见。比较多见的是零售商隐瞒市价，批发商以全线逼销解而拆之。

同学们明白吗？经济解释的推论要先在真实世界观察入微，要掌握着事实细节中的要点才可以把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用出威力。不容易，但有趣，而整体掌握得到家经济学的推断或解释力是大可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的。

附录一：卖桔者言

（按：本文写第二次年宵卖桔的经验，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这经验促使我把传统的价格分歧分析从头再想。）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经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石油价格时，我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市场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无意间我成为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某些行业上成为准专家的经济学者不少。理论经不起实证的考验，很难站得住脚。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

跟一般行家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观点起于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是我的兴趣只在乎调查研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写不出来的文章很失望。他们如果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会写信来查询所得。

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化是极快、极大的。变动的方向大致上大家预先知道。一千块钱一棵桃花可在几个小时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出错，上好的桃花哪会有弃于街头的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什么分别呢？同样一枝花，有人用二百元买也有人用五十元买，是为什么？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既困难又重要。

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决定在年宵那一晚亲自卖桔。这是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因为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五元清货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

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二百多盆，每盆成本四十，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八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几倍。我和两个朋友与几位学生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了。 全部卖出不一定有钱赚；赚钱与否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二百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每盆五十五元（最高八十元，最低二十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领悟到的经济含意，却大有所值。

九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一般顾客知道年宵市场要讨价还价，实行不二价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的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不同，讨价还价的技能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八十元，最低六十出售。十一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七十元。这小时顾客最多，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讲价较繁。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三十。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几个人独立作战，尽量把顾客分开，也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如果没有价格分歧，生意很难不亏蚀。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意。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说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定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意图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较低。这条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没有一定的关系。以需求弹性不同解释价格分歧不难找到反证的实例。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施蒂格勒不同意这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施兄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格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存在，不同的边际价值总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施兄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带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这里要向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材的困难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附录二：炒黄牛的经济分析

（按：本文发表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日，分析价格分歧的几种变化。）

同样的现象或行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采取同样的政策或法例来处理同样的现象或行为，可以闯祸。

不久前我发表的《打假货是蠢行为吗？》是个例子。一些假货无疑对真货有害，但名牌手表、手袋之类，假货的普及宣传可以帮真货一个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货杜绝，不仅会损害真货的老板，数以十万计的制造假货的工人也会受到损害，无数的消费者少了享受也。

同样，排队轮购这现象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传统的解释是因为有价格管制，售价被约束在市价之下。价管无疑可能导致排队轮购，然而，没有价管的超级市场，在繁忙时间一般有排队轮购的现象。后者的可能解释有好几个：超市频频调整价格的费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乱的代价可能太高；在短暂的繁忙时间增加收钱的服务可能不划算，顾客宁愿多等几分钟；有人龙出现，收钱的服务员会见形势而提升工作的速度。这些及其他的解释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可教如何取舍解释，如何决定是哪几个解释的合并，也教怎样从几个有关的合并中衡量彼此之间的轻重。

炒“黄牛”一词据说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现的“黄牛党”，以“黄牛群之骚然”来描述该现象。其中那个“党”字近于不可或缺，因为下文可见，要炒得有利可图，联群结党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见，是“炒黄牛”通常是把原定的物价或票价炒上去而图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经验说，把原价炒下去也时有所遇。炒黄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时炒上有时炒落。我曾经说中国的市场比西方先进之邦的来得自由、来得精彩，黄牛之价往往炒落是西方经济学者不容易想象的玩意了。

不成气候的课本说的炒黄牛，其实是指炒黑市。这是要在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黑市的存在可以减少在价管下因为要排队轮购或花时间搞关系等行为必会导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为，破坏了价管的目的。其实价管的目的为何是深不可测的学问。我认为在私营运作下政府推出价格管制，主要是满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历史的经验，很难找到劳苦大众能因价管而获益的证据。

跟八十年代的中国相比，西方的价格管制属小儿科了。当年神州大地的价管，主要用于国营企业的产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为有国营干部的支持。当时在价管下的炒黑市称为倒买倒卖，谁是获益者清楚明确。今天回顾，国企的大事价管帮助了经济改革。这是因为价管无可避免地带来的国企财政损失，要政府上头负担。上头负担不起，是促成要亏蚀的国企加速私有化或民营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世纪转换时地价开始上升，国企因而卖得出去，有足够的资金遣散国家职工。是的，当年卖要亏蚀的国企其实是卖地产。

转谈大家熟知的炒黄牛，其实主要是炒票：戏票、球票、车票、粮票、剧票、音乐会票、运动比赛票等。黄牛党卖的称黄牛票。炒黄牛门票有两个特点，增加其生动性与过瘾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纸张，黄牛老兄携带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随身带很多。其二是门票的使用一般有时间性，过了开场或开车的时间，票的使用权一般作废。炒票的繁忙时间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暂时刻。要急切地推销，否则作废，这样的局限逼使黄牛老兄们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赚钱。他们要联群结党，互相呼应。黄牛“党”于是成立，大家互传信息的法门是个现象了。今天手提电话普及，使中国内地黄牛党的运作快若闪电，令人叹为观止。

国企或公立的服务的票价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间的火车票价——黄牛当然大炒特炒，而我们不用怀疑这偏低的票价会使有权发票的人获利。公立出售的车票或门票鼓励炒黄牛容易解释，不用细说了。困难是私营牟利的企业也屡见炒黄牛的现象。为什么呢？有几种原因。

想想吧，一间私营的电影院，老板不可能不知道怎样定价才对，或起码知道价位大概应该为几。黄牛老兄要从中取利，谈何容易？大手购入一批电影票，猜错了市场的需求，只卖出其中一小部分岂不是血本无归？这就带来黄牛老兄们要与电影院的售票员串谋行动之举：卖不出去的可以静静地退回给票房。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经验，导致电影院的老板们到警署投诉，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黄牛行动。这可能是炒黄牛一般属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电影院一律以电脑处理票房操作，炒黄牛近于绝迹了。

今天，中国内地的音乐演奏会、体育比赛等项目，皆有黄牛党的存在。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这些项目的票价够高，炒上炒落都有点油水。另一个原因，是这类演出，在内地通常有免费的赠票送给达官贵人，而这些君子们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许人也，黄牛老兄于是把这些懒得出现的君子的门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总有些购买了门票的人因为某些事故而不能参与，于是通过黄牛老兄放出 阿尔钦提出在密集竞争下有讨价还价的行为，他不相信，我要几次申述。是的，好些市场现象，美国不是调查研究的好地方。法例的局限可以误导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我不是说消费者不应该受到保护——这类问题我没有兴趣——而是要考察讯息费用导致的行为现象，政府法例的影响愈小愈好。我认为施蒂格勒对觅价与价格分歧的处理屡有失误，是因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被交易或讯息费用之外的法例局限扰乱了。

一九六九年我对美国的同事说要到香港研究件工合约，他们认为我的主要目的是度假。我没有向他们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因为法定的最低工资够高，跟件工工资有冲突，在工会压力下，件工合约在多个行业被政府定为非法。我们怎可以在美国调查件工合约呢？有几位美国行家发表过件工合约的文章，但我认为他们因为不知细节而作出令人尴尬的分析。今天的美国，在保护消费者法例的影响下，好些商店说明顾客购买了某物品后，如果能在其他商店发现同样物品价格较低，拿出证据，原先的商店会退还价差。这样，同样物品的市价变数会下降，但不是因为讯息费用下降了。

第三节：以人为本的讯息不对称理论

讯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是小孩子也知何解的大术语：解作每个人各自知道的讯息不同。某些事你知得比我多，某些事我知得比你多，就是讯息不对称了。这是以人为本作为研究分析的出发点，然后带到市场物品或生产要素那边去。不容易有收获：以人为本跟市场物品有了分离，不容易考察讯息费用的局限转变。

讯息费用是讯息传达费用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说讯息不对称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皆不会影响人的行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无所不知的天才，即是说讯息费用是零，我们是无从以其转变来推断或解释行为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无所知的蠢才，即是说所有人的所有讯息费用皆高不可攀，那么在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生存的适者不会被讯息费用左右着他们的行为。如果所有的人既非天才也非蠢才，只是大家知道的每个人都一样，于是没有人会隐瞒，没有人会行骗，每个人会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成本生产，按着自己的需求购买，知识一样，学问相同，讯息有变大家一起知道——这样的世界可能是个乌托邦，但人类知识或讯息的转变只是代表着生产资源的局限有变：本章分析的讯息费用可没有变，因为那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所有人掌握着的知识或讯息一样，是没有什么讯息还需要传达的！

经济学要处理的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种，只在社会存在，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然而，说过了一，以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既不容易知道也不容易理解这种讯息费用起自何因。我的取向是以物为本入手。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也有趣，牵涉到不少名重一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应该漠视。

柠檬市场与葛氏定律

起自阿罗一九六三年的思维，第一篇关于讯息不对称的大名文章是 G. Akerlof 一九七〇年发表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柠檬的表皮光泽可爱，但内里酸得不能入口。这好比我们明朝的刘伯温写《卖柑者言》提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西方的文化以柠檬代表着外表好看但其实是质量低劣的物品，购买的人容易上当或中计。

作者提出的主要例子，是旧汽车市场。出售二手旧车，车主对车况比考虑购买的人知得多，这就是讯息不对称了。跟着的推论是：旧车市场柠檬货多，皆金玉其外，顾客一般知道，所以一般卖不起钱，于是，明知自己的旧车性能上佳的车主，除非要离乡别井，不想把珠混鱼目，不会把优质旧车混合在满是柠檬货的旧车市场以贱价出售。另一方面，柠檬货充斥旧车市场，顾客愿意出的价可能愈弄愈低，原则上可以推到旧车市场不存在。

奇怪没有人指出，Akerlof 的柠檬市场分析其实是故老相传的英国十六世纪货币观中的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新版本：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变作劣旧车把良旧车逐出市场。我曾经指出葛氏定律是谬论。理由如下：虽然葛氏没有说明，但后人指出劣币驱逐良币需要劣币与良币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兑换率，否则兑换率的变动会让优、劣二币共存。我说固定的兑换率不足够，因为在市场购物可以讨价还价，提供劣币的要付固定兑换率之外较高之价，而提供良币的则可大手压价。这是说，不管兑换率怎样固定，市场的同样物品，使用良币与使用劣币的相对价格才是真正的良、劣二币的兑换率。我曾对希克斯（J. Hicks）解释，如果十六世纪英国真的出现过劣币驱逐良币，那么当时的英国人一定是很蠢的。但英国是个大智大慧的民族，所以劣币驱逐良币应该没有出现过。正相反，良币驱逐劣币人类历史屡见不鲜。

一九四八年在广州，市场的取向是收港币，不收当年贬值得快的金圆券。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名牌宾馆指明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这是说在有讯息费用的市场波动下，劣币会被良币淘汰，推翻了葛氏定律。这也是说，在物价比率上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不能成市，而货币是所有物品中对讯息费用最敏感的。

起点不同结论相反

说讯息不对称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有不尽不实的困难。细微地看，金玉其外的柠檬市场所在皆是：包装粉饰是市场的一般取向，而广告一般信不过小孩子也知道。说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顾客知得清楚是对的，而说顾客不容易相信旧车主的夸夸其谈也对——瞒骗是讯息费用不菲的一个原因。这些行为会把旧车之价压下去，但问题是，旧车市场真的像 Akerlof 说的，劣质旧车会把优质旧车逐出市场吗？不会的：原则是，哪种旧车的质量的讯息费用在市价的比重上愈高，愈会先遭淘汰。这样排列，新车会淘汰旧车，而旧车中优质的会淘汰劣质的。

观察所见，旧车市场举世皆是。没有遭淘汰是因为旧车的市值够高。瞒骗归瞒骗，因为提供旧车的可靠讯息有利可图，专家会出现：旧车的代理商在检查车况后，稍作修理会提供担保，而懂车的修理专才会收费提供意见。另一方面，如果旧车卖不出去，新车卖不起价，因此汽车的制造商重视耐用与容易维修保养——即是说制造商会设计减少柠檬的酸度。

鉴证旧物的专家的出现要讲旧物值钱。你和我家中的无数旧物，一般不值多少钱：讯息费用在比重上高，没有专家鉴证，所以没有市场。但称得上是收藏品的旧物，例如旧书画、古瓷器之类，因为成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很值钱，讯息费用奇高也有专家鉴证。

我们难以明白为什么 Akerlof 选择以人为本作为分析柠檬市场的起点——即是以买家、卖家的讯息不同出发。如果不这样，讯息不对称理论不会那样名盛一时。但柠檬与汽车皆物品，我会选择以物为本，从而直接地带到专家与市场应对这些方面去。有趣的是，以人为本跟以物为本的分别，逻辑上竟然推出相反的结论。以人为本，劣旧车把良旧车逐出市场——是葛氏定律的新版本。以物为本则倒转过来：因为劣旧车的讯息费用在市价的比重上较高，会先遭淘汰。

阿罗的有趣观察

其实，讯息不对称这个理念起自阿罗（K. Arrow）一九六三年发表的《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福利经济学》，虽然他没有用上“不对称”这一词。阿罗的数学天赋冠于行内，但自己少用数。我认识他，很多时不同意他的分析，但衷心拜服这个人。从纯理论的变化衡量，整个二十世纪只有费雪比得上他。

阿罗的医疗文章很长，变化多，复杂无比。任何牵涉到保险的话题皆复杂，何况牵涉到有关人命的医疗市场。这里我只能就阿罗提出的两项讯息不对称说几句。其一是身体健康这回事，冷暖自知，购买保险的人比出售保险者知得清楚。这会导致不利的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是说出售医疗保险者遇到的顾客是偏于身体欠佳的。效果如何，市场

选夸张实例是上策

因而我喜欢找夸张的实例作为研究考察的材料。好比四十多年前要考察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我到香港从事。当时租金管制很多地方都有，但管制着的租金只比市值租金低十多个百分点，不够夸张，效果如何靠统计分析容易中计。另一方面，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租管下，香港二战前旧楼的市值租金比管制着的租金高出十倍以上。夸张的管制会导致夸张的现象，有说服力的推理验证容易多了。该租管带来的夸张现象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今天看有机会传世很久的《价格管制理论》。

以物为本考察讯息费用对行为与市场的影响，我当然选讯息费用高得夸张的例子。一九七五年我选中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跟着到香港九龙的广东道考察——那是当时举世最大的翡翠市场了。翡翠产品是现代之物，讯息费用奇高，后来知道古文物及古书画等的讯息费用更高，八十年代中期起转到古物的考察。本节说玉石，第六节说古物。

翡翠的特征

翡翠是独石，不是从一个石矿切出来，而是一块一块挖掘出来的石头。在泥土中埋藏了无数个世纪，必有石皮。独石不罕有，翡翠的石皮比较厚，一般不通透，每块从数两到数百斤不等，而以市价高低论质量这种独石的或大或小没有决定性。

翡翠独石有个性：独石无数，内里的玉质特征没有两块相同。举个例：你随意选十块翡翠独石，每块取出二十粒同样大小的玉珠，把合共二百粒玉珠胡乱混杂，一个懂翡翠的专家可以把十份二十粒玉珠分开，各归各的，跟原来的十块独石的出处吻合，不会出错。太多的独石这样切碎后各归各地再组合会有困难，但不同的玉件是否出自同一翡翠独石专家不难判断。有个性是翡翠值钱的其中一个原因：某女士拥有的翡翠手镯不仅好看，除非同一独石还造出其他相似的手镯，该女士拥有的是天下独有。

翡翠独石多如天上星，重量以吨数计，但指环镶着的一粒蛋面精品，以重量算其市价可以高于上佳的钻石。跟着推下去的色泽、玉质、瑕疵等变化无数，到最低质的一粒同样大小的蛋面之价跟一个汉堡包差不多。后者算是有市价，不俗，而绝大部分的翡翠不值钱。只看值钱的，同样大小，超过十万倍的价格差距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谁决定的呢？说是由市场决定，那当然，但市场是凭什么作这决定呢？

专家与市场

一九七五年调查玉器市场时，我尝试拿着十只不同的翡翠玉镯，普通货式，找五个专家各自替我排列市值的高下。他们的估价有差别，同一玉镯最大的差距约一倍，但十只的价值高下排列五个专家近于完全一样！可见翡翠的个性与特征专家可以鉴别，而每个特征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市价转变，大致上专家之间互相认同。没有专家，翡翠玉石难以成市。

同学们不妨考虑如下的观察。美观的石料有多种，没有哪种比得上翡翠那么值钱，虽然这些年和田白玉之价也上升得急。和田玉的特征变化远没有翡翠那么多而复杂，讯息费用没有那么高，因而远为容易学得懂。有些准宝石，例如玛瑙，非常漂亮，但不值多少钱。翡翠玉石可以入色，即是玉真色假，而入色的很好看。我看不出，赌你也看不出，但专家可以一望而知，用不着拿到什么化验室去。因为有专家的存在，真色与假色之价相差约二百倍。

要成为翡翠专家是大投资。这些专家通常出自家族传统，从小天天看，下过赌注，输过钱。专家有多个层面。最低层应该是街上的翡翠小贩，而最高的是频频赌石有斩获的人。赌石是指购买独石原件，因为有不透的石皮，看不到石内的玉质，只凭几个小小的浅“水口”与电筒观察来下注。指导原石要在哪些位置开水口的人也是顶级专家，收费不菲也。当然是选专家认为是最可观的位置。

翡翠是清代中叶才从缅甸传入中国的。炎黄子孙有数千年的爱玉传统。从乾隆到今天的二百多年，中国的翡翠市场雄视天下。玉石之价急升时专家一般赚不少钱。

翡翠值钱是因为有专家鉴别特征与质量，而特征与质量的孰优孰劣却是市场消费者或收藏者的取舍使然。从个别例子看，专家的推荐有影响力，但专家的判断是受到市场需求的指引。有两点足以示范市场需求的影响力。其一是不通地区有不同的取舍：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翡翠的色泽喜好跟中国的有别，不同色泽的相对价格因而不同。其二是同样在神州大地，不同年代选择有变。论翡翠，中国人爱绿色，但我母亲那一代爱的绿是明显地比今天仕女爱的绿为深。中国人爱翡翠通透，但我母亲那一代远没有今天那样重视通透：一种毫不通透的“绿豆青”翡翠，其相对价格我母亲那一代比今天高很多。

市场提供消费者的需求讯息，专家们把这些讯息引申到翡翠玉石千变万化的特征去，按市场的需求把这些特征变化导致的价格变化加以厘定。一般而言，石以黄为贵，但翡翠中国人喜欢绿，是独石之内的矿脉，不多见，而绿得适度、通透、抢眼、无瑕等合并极为稀有。不是以稀为贵那么简单：黑色也少见，但有小黑点或略呈黑色，价必暴跌。四十年前，通常是近于石皮的黄色不值钱，但今天黄色配合得宜也有可观之价。

讯息投资与隐瞒讯息

专家能鉴别特征的微小变化与互相认同是翡翠产品有庞大市场的主要原因。顶级的专家不仅要讲一点天赋，日夕地操作二三十年是惯例。这些专家所知的远超翡翠小贩，主要是因为前者频频见到高档次的翡翠，而小贩从事多年不一定有机会拿到一件珍品细看。专家因而有多个层面。我在上文提到专家给玉镯估价可以相差一倍，主要是因为五个之中有四个不专于玉镯生意。是的，玉镯、玉珠、蛋面、挂件、摆件等，专业不同对市价的判断有出入，但玉质孰高孰低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动不动十年以上的时间投资，专家知道的翡翠知识值钱。投资要有回报。我是专家，你不懂，为什么我要免费教你呢？有好些方面我可以免费传授，但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会保留，甚至对你说假话。你是没有生意关系的朋友，或是我的顾客，或是要供应玉石给我，又或者是行内的竞争购买翡翠原石的人，我给你的关于翡翠的讯息传达会不同。

欺骗与夸张常有，但我重视的是隐瞒的行为。当年在广东道，议价购买翡翠玉件，价值较高的，见有别人在旁，购买者喜欢用毛巾把手掩盖着，在巾下与出售者用手指相交讨价还价，因为购买者不要让外人知道他出的价是多少。

广东道的拍卖

最精彩莫如当年的翡翠原石拍卖。原石有不通透的石皮，只有几个卖家选择磨出显露少许玉质、以蜡抛亮得美观的水口。卖家刻意地隐瞒讯息：水口的位置是专家认为玉质表现最佳的地方。一个水口选错，原石之价可能大跌，不要再多开水口是卖家付钱给专家的选择。把整块原石切开才出售会真相大白，但通常原石的卖家不会那样做，因为他认为只提供几个小水口卖价会较高。有些人认为把原石切开会破坏其后的产品制作，但我的调查否决了这观点：任何翡翠产品都有专家，知道怎样切开才对。

与今天相比，昔日广东道的原石拍卖是小拍卖，出价与还价皆在毛巾下以手指从事，是买家的要求，因为不同的买家专于不同的玉件产品，而不同的原石有不同的产品用途，买家不要让他的知识在出价中给竞争者知道。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有如下的描述：

广东道的玉石原件拍卖令人叹为观止。是四百平方英尺左右的小室，中央方桌一张，没有椅子。地上放着二三十个篮子，每篮之内载着一至五六件原石，每件都有少量水口。室内有几只吊灯，让顾客在拍卖前以灯光照射来猜测石内之质。大约有两天的时间给顾客这样审查，拍卖时是以每篮之内所有的原石算一价。

在拍卖官的身后有一间仅可容身的小房子，有布帘，卖主藏身其内。一轮出价后，拍卖官转身把巾下的手伸向小房子。布帘伸出卖主之手在巾下与拍卖官的相触。大家不说什么，但触手的时间比较长。拍卖官在巾下传达给卖主的讯息，是顾客所出的高价为几，不同顾客出价的差距大小，以及拍卖官认为应该卖或再作第二轮竞投的意见。卖主的回应也在巾下传达了。要是决定出售，拍卖官叫出价高者的名字，这价高者不能反悔。

一般来说，如果第一轮竞投有几位高价的价格相近，第二轮竞投同一篮子是必然的。凡起一轮重投，旧一轮的出价皆作废。那是说，只要拍卖官没有叫你的名字，你在重投时所出之价可以低于早轮的。第二轮的巾下出价比较慢，拍卖官常叫触手者出高一点，是有议价的性质了。第二轮过后，拍卖官又再转身与卖主的手在巾下相触。

在我参观过的两次上述的玉石原件拍卖中，每篮平均大约有三轮巾下触手。任何一轮之后，一叫人名就卖出，卖出后之价是要公布的。卖不出就把篮子搬开。拍卖完毕后卖主请所有在场的人晚宴，是惯例。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晚宴我鱼目混珠地吃过一次。

今天，翡翠原石的拍卖，因为参与的人太多，再不能用以毛巾掩手之法了。转为用填表投标，投暗标。

第五节：隐瞒讯息与玉石定律

选择翡翠考察讯息费用是选一个夸张例子。选对了。在那复杂无比的微小变化导致的讯息费用奇高的情况下，以物为本入手让我们看清楚市场是怎样形成、怎样运作的。翡翠品种变化多、量大，其价从高于钻石下降至与汉堡包看齐，而大部分的翡翠是一文不值的。市场出现了一群大家互相认同的专家，是翡翠成市的需要条件了。

讯息费用，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一方面，市场的竞争会减低讯息费用；另一方面，隐瞒讯息或欺骗的行为会增加讯息费用。以翡翠为例，不隐瞒讯息专家的出现不需要那么大的知识投资。例如把翡翠原石切开才出售，不需要看石皮猜石内之质，要成为一个顶级翡翠专家可以节省十年八载。

我们要明白没有大量专家的存在不会有今天大家见到的庞大翡翠玉石市场，不会有那么多太太小姐盛装招摇过市，也没有那么多的君子看得那么开心。然而，没有回报不会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与精力投资于翡翠学问。隐瞒讯息有利可图，是翡翠专家出现的一个原因。

一九七五年从西雅图到香港考察翡翠市场之前，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有机会推出一个玉石定律（Jade Theorem）。二〇一一年巴兄的一位朋友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在上海与我相聚，竟然问：玉石定律找到了没有？他们还记得，是多么尴尬的事。是四十三年前我开始找寻这定律的，不是不停地想，而是久不久想一下。因为玉石市场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这些市场当然会出现一些没有讯息费用不会出现的规律。我的困难不是找不到这些规律，而是找到的规律太多，不容易简化为一些有综合性的。再者，我要把这综合起来的定律增加其一般性，带到所有艺术及文物收藏品那些方面去。二〇一六年六月我苦思几天，终于想出三个有一般性的规律，然后再把这些有趣的规律综合而求得一个重要的玉石定律。这里说的玉石是指产自缅甸的翡翠。三个规律如下：

玉石市场三规律

规律一：有独特个性是翡翠值钱的一个原因。地球上美观可爱的石料无数，翡翠玉石是每件原石有其独特之处，而石与石之间变化多。说独特，是指有个性。一位女士戴上一小翡翠饰物，除非是遇上出自同一石件，她不需要担心有另一位女士戴着另一件相同的。从艺术收藏品的角度衡量，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有个性是说有独特的风格。翡翠有个性，加上每件原石各各不同，其变化于是无穷无尽。收藏艺术品的老手一律知道，美观之外，有个性及变化多是收藏艺术品值钱的一个黄金定律。这是人类的选择，究竟是天生使然还是后天培养我不管。翡翠受宠和一个有大成的艺术家的作品受宠是有着同样的规律。换言之，所有收藏品都要有独特个性才值钱。

规律二：隐瞒有价值的讯息会增加讯息费用。翡翠玉石变化多，因而提升鉴证的困难，也即是提升讯息费用。重要相关问题，是能够掌握玉石的市场讯息值钱，而有了这掌握的专家，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选择性地隐瞒讯息。例如出售翡翠原石的人选择不把石块切开，而购买者选择在毛巾掩盖之下用手指议价。这些为了自利而隐瞒讯息的行为会增加本来已经是远比其他市场物品为高的讯息费用。在不同程度上，其他艺术收藏品的市场也如是，何况造假这回事，艺术作品比玉石容易。造假是隐瞒讯息的一种替代手法。

规律三：翡翠价值是讯息投资累积的结果。没有鉴证专家翡翠玉石不值钱。逻辑说，从昔日翡翠市场起步的一段短时日看，翡翠的市值全部是专家花时间投资于鉴别翡翠的真假与优劣的费用。即是说翡翠的市值等于鉴别的费用。这鉴别当然是以市场的取舍为依归。发展下来，一代一代的讯息知识的传授，以往的讯息考察投资再不是成本，而是前人留存下来的讯息给今天的翡翠玉石带来的租值。今天学鉴别的虽然不容易，但传统的讯息或知识的累积会给今天的翡翠玉石带来市值高于专家的讯息投资，而二者的差距就是翡翠的租值了。换言之，今天的玉石讯息投资只是在边际上与玉石的升值相等。

这第三个规律有其他收藏品的支持。中国的旧书画等艺术或文物收藏品的讯息与鉴证，我们可以见到前人的讯息投资增加了今天的旧书画的市值。这古老相传的租值增加可见于书画中的前人收藏或鉴赏印章，明显地协助了增加旧书画的今天市值。虽然假印章不罕见，但专家可以分辨。

玉石定律（The Jade Theorem）

从上述的三个规律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有综合性的玉石定律。这定律说，在市场值钱的讯息会导致隐瞒讯息的行为，增加了玉石专家的研究成本，但如果没有这些专家存在，翡翠玉石不值钱。换言之，翡翠值钱是因为有懂得鉴别优劣的专家存在。因此，翡翠玉石的市场价值，大部分是源于专家们付出了研究或学习的投资。如果讯息费用微不足道，翡翠玉石不会那么值钱。

上述只是我提出的玉石定律的大概，再深入地看其变化复杂无比，要用另一本书处理。这里大略地提出，是要同学们知道，某程度上，所有艺术或文物收藏品的价值皆受到这定律的约束。

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同样或类同之物，其市价的差距或方差往往大得惊人，不容易相信。翡翠玉石，大小与质量相若的，其市价方差虽然不小，但与旧书画及古文物收藏品的市价方差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好比一件在拍卖行成交逾一亿港元的中国古瓷器，看似一样的地摊货三百港元可以买到。你信不信该地摊货是真的呢？我为这个问题考察了好几年，得到的结论是可以是真的。

一个顶级的鉴别讯息费用高的收藏品的专家可以因此而大发其达吗？我知道的答案是：专家要赚一点钱不困难，但大发其达不容易。这是因为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的市场，变化莫测，观察到的所谓市价跟该物品一样，是真是假是另一项专家学问，何况这类物品的市场有多种，不同地区因为供者与求者的类别不同，各有各的变化。假专家无数，因为物品的讯息费用高，专家是真是假也难以鉴别！如果有很多的真专家参与这些市场，市场的安排与运作会改变，而市价的方差会大幅下降。

不管怎样说，我在上文提出的玉石定律是整个话题的核心。当年我选考察翡翠玉石入手，是因为明显的隐瞒讯息的行为有趣，也因为玉石市场的资料不难获取。但讯息费用远比翡翠玉石为高的文物市场就要花多年时间去考察了。

第六节：艺术收藏与拍卖现象

元代画家黄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老年时画的长手卷《富春山居图》，我今天给该画的估值约五十亿元人民币（以五厘折现率及看一眼的入场费算出）。西方的画作没有见过相近之价，不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出来拍卖值多少。上苍有知，入场观看收费，我赌《蒙娜丽莎》斗不过《富春山居图》——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也。

画了三年，完工时黄公已逾八十，不可能再多画一卷同样的吧。三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竟然收藏了两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不奇，奇就奇在乾隆认为是真的那卷今天的专家认为是假，乾隆认为是假的那卷今天的专家认为是真。我同意今人认为是真的那卷画得比较好，但较好是真的证据吗？今天认为是真的一六五〇年被烧过，之后分为长、短两卷，但被烧过可不是真的证据。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今天的人贬低乾隆皇帝的鉴证能力。乾隆当然可能错，但此君凡事苛求，魄力雄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而且他可以起用的鉴证专家无数。我没有详细地跟进今天的专家认为乾隆把《富春山居图》看错的理由，而如果上苍作判断，我要赌的钱会押在今天的专家那一边。这里我只是要指出鉴证艺术作品不容易达到一致的共识。

专家判断常有分歧

《富春山居图》只是名作中的一个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怀素的《食鱼帖》，米芾的《研山铭》——皆著录无数的名作，但今天皆有鉴证名家说不是献之，不是怀素，不是米芾。古书画当然比近代的较难鉴证，但近代的也绝不容易。二十多年前一套十六幅的傅抱石画作在香港某拍卖行推出，有专家为文说是国宝级的真品，跟着该专家再写文章说假得离谱。我有两位深懂傅大师作品的朋友，一说是真一说是假。当时拍卖行收回不拍。我不懂，但纯从逻辑推理看，认为是真的机会不小：如果多如十六幅可以假得连一些专家也看不出，傅大师的画作今天不会那么值钱。齐白石的画比较容易假，也很值钱，可能因为齐老写的字难假。我因而推理，买齐老的画不要选字数少的。三年前某君出版一本自己收藏的林风眠画作的结集，有多张，大部分画得马虎，两位专家说大部分是假，也有懂的说全部是真。我不是专家，但认为全部是真。

这些及无数其他类同的例子证实我要再说的观察：艺术收藏品的或真或假不容易有一致认同的专家。西方的画作比较容易，因为油彩有厚度，一个作者的笔触比较容易鉴别，而他们的艺术发展时日比较短，也较为重视整理作品与存案。另一方面，上节提到的翡翠玉石专家对孰真孰假的判断很一致，对玉质的高下排列也很一致，虽然在市价的判断上专家之间可有相当大的差别。中国的艺术收藏传统以真、精、新排列重要性，其实那所谓“精”也是说“真”，因为一个作者的精品比较难假。

概率取舍与价变规律

为什么艺术品的专家鉴证会远比变化复杂的翡翠来得困难呢？两个原因。其一是鉴证人为之物一般比鉴证天然之物困难。艺术作品的价值主要是作者的思考与手艺，但翡翠的价值主要是天然的石头。人为之物远为容易复制，因而远为容易假冒。其二，任何需要专家鉴证的物品，善其道者一定要看得多，最好是能亲自买卖或收藏，赚钱或亏蚀皆会对物品有较为深入的体会。翡翠玉石无数，市场成交也无数。然而，大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尤其是属于某一作者的，不容易多见，更勿论亲自买卖了。进入了新世纪，艺术品在神州大地的拍卖市场升得急，主理拍卖生意的要提供鉴证——虽然次等拍卖行出售的很多是假。也是这些日子，拍卖行业的一般意识，是求物品易，求鉴证专家难。

因为艺术收藏品难有一致性的专家认同，购买这些物品的真伪之辨只能是一个概率上的选择。称得上是精品的比较难假冒，数量甚少，收藏者知道沽出不容易买回来，所以在市上升时精品之价升得比较多，大市下降时精品之价跌得比较少。这样，假以时日，同一作者同样大小的作品，精品与一般之作相比，前者的相对价格会上升。这规律好些收藏老手知道，加上市场有竞争，投资的利息成本不菲，除非遇上这些年中国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初入门的要收藏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利息率是很困难的事。学习是漫长的过程，不容易，但有趣。经济不论，幸运不算，投资于艺术收藏赚的是讯息费用的功夫钱。

名堂效应影响市价

是真是假的概率不一定对，所以市场出现了其他准则的协助。例如作品有没有著录是重要的考虑，而著录是何方神圣，出版的日期是否够老等，市场皆重视。以国画或书法而论，收藏家或鉴赏家的印章称得上是专家的可以背得出来。虽然电脑可以容易地复制印章，但今天懂的可以辨别，而印泥颜色的考究也是一门学问。因为是真是假的概率可变，用心的收藏家会花时间去考察资料，希望在市场购得他人不知道证据的作品，或增加自己拥有的作品的证据。

来源重要，这方面的处理西方比中国远为有系统。名堂也重要：是谁收藏过或今天是谁放出来。最有说服力的名堂效应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瓷器。一家在欧洲称为某某堂的中国瓷器收藏，其价高出同样水平的很多。可能我知得太少，认为鉴证旧瓷器没有鉴证旧书画那么困难，但从名堂效应作判断，旧瓷器的鉴证是比旧书画困难的。

我有一个不严谨的观察：愈是初级的鉴证家愈会偏于说一件艺术作品是假。如果这观察是对的话，可不是因为说假、假、假会提升自己的身价，而是说假的代价比较小。说是真，人家依你说的买下来后，发现是假，你的声名代价会下降很多。说是假，害得人家走了宝，你是不用付多少代价的。

明拍与暗拍的选择

这就带到今天收藏市场中最热门的名堂：拍卖行。次等的不说，大有名堂的无疑给问津者有提供“真品”的讯息，虽然孰真孰假常有争议，而今天的拍卖行一般不敢保证。另一方面，有疑问的作品也往往往拍卖——可以肯定的是太少了。拍卖行的专家有他们的专业水平，但免不了也有问号。他们自己很少收藏，也不是专于某时期或某作者。大师如吴冠中曾经几次看错了自己的画，何况我们没有听说过拍卖行有吴冠中专家。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从个别作者的角度衡量，拍卖行之外的收藏家往往比一般性的专业鉴证家高明。

艺术品拍卖是公开举手的。这跟翡翠原石下暗标或在巾下以手指出价不同。有趣的问题是明拍与暗拍这二者哪方会带来较高的成交价。答案是清楚的：虽然有时明拍价高，有时暗拍价高，但选择明或暗的最终权力是在出售者的手上，所以一般而言，哪种拍法被选中就是成交价较高的。

翡翠原石拍卖，物主只在石皮上开几个浅而小的水口，由专家选择最佳玉质的示范位置。主要是买家要求暗拍，因为他们要保护苦学多年看赌石的知识。这要求物主接受，因为一般而言愿意出高价的人对该原石的产品市场有专业认识。倒过来，代理众多艺术品出售者的拍卖行要买家举手明拍，是希望后者能集中表达拍卖行之外的众多收藏家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的集中，一件艺术品的拍卖成交价往往高出估价多倍。是的，艺术品拍卖，举手的人是谁或是代表着哪位买家不少人知道。有些初入门的人会跟着朋友说是大收藏家的举手。

造价的行为

瞒骗的行为当然存在，一般没有趣味，不好说。拍卖行的声誉值钱，属下的职员混水摸鱼常有，中外皆然，也不好说。但造价的行为是要分析一下的。公开拍卖鼓励造价，因为拍卖的成交价不仅会公布，而且传遍天下。这公布之价不一定是真的。价高是不凡的象征，造不实的高价对好几方面的人有好处。在几种情况下造价的行为会出现，这里要谈的是艺术品的作者刻意地把自己作品的拍卖成交价造高。要付的两头佣金加起来约下锤价百分之二十五。有时请朋友把价叫上去，其实是自己间接地买回来；有时预先约好买家，暗地里答应会附送些什么。算是不老实的行为，但下文解释，算不上是不道德。是的，今天不少朋友恨不得二十年前曾协助艺术家造价。

西方的艺术市场也有造价的行为，可能比中国为早。十九世纪，两大绘画天才——梵高与高庚——就有不造与造的比对。梵高不为自己的画作造价，平生只出售过一幅画，整生贫困；记载说高庚有造，也怀疑他喜欢用别名写文章称赞自己的画。二十多年来，中国画家的收入上升得快，其中有造与不造价的。造的不公布，但不是大秘密。

这里的有趣问题，是造价会否增加一个艺术家的财富呢？答案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造价失败可以是灾难。有家境富裕的艺术家造价造足整生也没有什么作为。长远地看，市场对艺术品的判断很少出错。足以传世的艺术作品早晚在市场有可观的真价，但像梵高的作品那样，要等到死后一年才有人抢着要，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成功的造价行为是协助基本上在市场有可为的艺术家提早增加收入，因而增加财富。我也认为有些很不俗的艺术家，因为不造价永远在市场消失。造价因而可以挽救这些不足以传世但应该有可观收入的准天才。问题是造价要成功可能要不断地造一段日子，成本不菲，而最头痛是不知造哪个价才对。把价造得太高，吸引不到买家，减价带来的形象是艺术家的大忌。把价造得太低，要加价很困难。原则上，一个有真实本领可以打进市场的艺术家，造价可以协助提早入市，但选错了价会是灾难。

在讯息费用奇高的艺术收藏市场，造价的行为是作者对收藏者说：你们看看这边吧，我是天才，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呢？从负面看造价是欺骗的行为，但从正面看作者是意图降低市场的讯息费用。中国诗人中天赋最高的李白也有造价之嫌。在《与韩荆州书》中他写道：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第七节：竞争市场的觅价行为

讨价还价是觅价，绝对是。买者觅，卖者也觅。既然是觅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必然向右下倾斜。受价行为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无从觅价，不能不受。

购买或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说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怎可以自圆其说呢？传统的解释，是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无数购买者的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的组合——即是每价加个别购买者的需求量。这样加起来的市场需求曲线当然也向右下倾斜。然而，市场有无数个出售者，每个只占市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把这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一小点放大，横向拉开，就变为平线一条了——永远不会绝对是平，但近于平。于是，只要我们不吹毛求疵，个别出售或供应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所以不能不受价。

尊重传统但不同意

上述的受价解释经济学接受了不止百年了。基本上我不同意，但或明或暗地我的《经济解释》写到这里还是接受着这传统之见。我是刻意地等到这里（卷三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才提出异议。太早提出同学们会读得天旋地转。重要的一点是真实世界的确认有受价这回事，即是一个出售物品的人不能自己定与众不同之价而在市场生存——他要接受被市场决定了的价，否则会遭淘汰。真有受价这回事，也即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这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线。我不同意的是传统对这平线的解释。在《经济解释》写到这里之前，这点相当重要的不同意对我的分析完全没有影响，所以接受传统的“平线”解释不会误导同学。然而，这里要分析的是在激烈的竞争市场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即是出现觅价——传统的平线解释就不中用了。

我是个十分尊重传统的人，从来没有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然而，虽然从前辈的论著学得很多，我认为经济学的传统不重视解释行为，对现象的细节知得不多，也往往指鹿为马。我在经济学的兴趣只是解释现象，别无其他。面对自己知道的现象细节，认为死死板板的经济学解释不了。我不能更改现象，只能修改理论与概念。是不容易的琐碎工程，一点一滴地修改，今天回顾逾半个世纪，也感到自己在一门学问上可以做的做得差不多了。科学永远可以改进，也需要永远地这样做。我把自己走过的路写下来，清楚的，同学们可以选择继续走下去，也可以选走自己的。

需求平线再阐释

处理竞争市场与觅价行为的并存，我对受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的解释是市场的集中。多个需求者与供应者皆集中于一室之内，或通过电讯把讯息集中起来，大家各自见价购入或见价沽出。人数不用很多，总成交量也不需要很大，但二者要足够地使个别的买或卖不影响市价。这是期货或股票市场的一般情况。价可以波动，但如醉酒步行（random walk），即是没有谁可以肯定下一个价会向哪方走。是的，说受价，醉酒步行可以作为平线看，这样，个别购买者或出售者只是看着市价来决定买入或沽出。我在第二章指出，期货市场是最清晰的受价市场。

现在让我转到一间出售黄金的店子。这店子不代表整个金市，面对的顾客不集中，通常只有一个。这顾客对金的需求曲线本来向右下倾斜，但因为金有期市，其价为何该店子或会以告示说明，或顾客可以方便地打开报章一看，知道不可以讨价还价，买还是不买只看着价来决定，而购买多少是按着他的需求。换言之，买金的顾客的需求曲线是按着金价为平线，到了他要购买之量以外才向右下倾斜。店子老板面对这顾客的需求曲线，即是顾客按该价购买的量那部分，也是平线。不是由一条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一点向横拉开至近于平——不用拉，绝对是平，因为价是平线。

收费庄家替代免费拍卖官

让我再解释一次。我提出的集中市场是把瓦尔拉斯（L. Walras）的免费拍卖官转为事实看。瓦氏之见，是无数的购买与供应者表达着他们对某物品在不同价格下的供或求，一个义务的拍卖官整理供求双方表达着的意欲，找到一个可以清货的市价就是均衡点了。我说的期货是一个集中市场，免费的拍卖官由多个庄家替代。跟瓦氏有别，这集中市场的交易费用不是零，因为庄家的服务不是免费的。他们的收入一方面从出售价与购入价的差距获取，另一方面他们掌握着买卖双方的落单资料，可以私下沽出或购入而获利。庄家的收入是在他们互相竞争下决定的。

买价与卖价有差别不会左右受价的行为：上述的情况是二者皆平线。这里的关键是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可成期市的物品只限于品类不多的质量有严格量度准则的二三十种。这关键我在第二章解释过了。回头再说出售黄金的小店子，老板与顾客单对单地交易，什么都可以谈，只是价格由集中的期货市场决定了，其变动也跟着期市变，是没有空间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受价。

没有预先决定了的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见的市场顾客与出售者的交易并没有期货那种厘定了买卖双方不能不接受的成交价。出售者面对购买者的个别需求曲线因而向右下倾斜，于是要觅价，买卖双方皆觅。这样，在好些情况下讨价还价的行为会出现。

我曾经提及，经济学传统说的垄断或专利，是指一个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然而，这里分析的竞争市场，不是什么垄断或专利物品，只是因为没有庄家集中处理，没有一个预先决定了的价，出售者面对一个购买者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面对不同购买者也如是，这竞争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了。重点是有讯息费用存在，尤其是物品质量的讯息与其他出售者的售价讯息，顾客知得不足够，半点与众不同的特征也没有的物品也可能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事实上，出售同样物品的小店子往往彼此相连，竞争激烈，但出售者与购买者互相觅价，开头的叫价与最后的成交价可以相差几倍！

没有疑问，这种在激烈竞争下的觅价行为起于出售者面对的顾客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推上去，不像黄金那样，这曲线倾斜起于没有一个集中的市场预先决定了一个价——一个买卖双方不能不接受的价。理由明显：物品质量的讯息不足与市场没有庄家清货带来的不知价的讯息困难，顾客要觅价，而这觅价的简单方法是先出低价，投石问路。顾客觅价，出售者衡量一下顾客的来头，也觅顾客愿意出的最高价。

价格分歧再阐释

这里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推理：一个顾客的讯息费用愈低，或这顾客的时间成本愈低，在上述觅价的情况下，他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会较小，也即是说他的需求弹性系数会较高。这观点支持传统的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的假说。我不反对，但认为是次等货色。在第七章第二节我指出，以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容易找到反证的例子，而我提出的以讯息费用及资源空置来解释价格分歧，不容易找到反证。既然引进了讯息费用，我们不再需要考虑需求弹性系数。再者，弹性系数难以观察，事前更难猜测，但从以物为本看讯息费用的或高或低是不难排列的。

这里要补一个注脚。如果上述的讯息费用够低，市场的传言会促成买卖双方一起认同的价，而价有变大家知道得快。这是另一种集中市场，不需要有很多的出售者及购买者，也不需要有期货市场的庄家专业清货。农产品在很多乡镇市场出现这种大家随时知价的情况，在神州大地应该有悠久的历史了。常见的农产品一般可以，某些金属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还没有期市引导的香港也如是，但制造品期市历来无能为力。只要大家知价而又认同，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传统提供的需求平线解释怎样看也不对。这传统漠视讯息费用，更没有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交易或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

我为在激烈竞争下制造品出现讨价还价行为的解释想了很长的时日，十多年前找到大致上可取的答案。这次重写《经济解释》，在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有深入的体会，提出了挤迫效应，让我以讯息费用及资源空置这二者的合并，给价格分歧作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讨价还价的解释就变得远为清楚了。讨价还价带来的效果是同样物品不同顾客付不同的价，是价格分歧。

不二价先遭淘汰

让我假设有多间小店子一起零售相同或很相近的物品，每店按期付租金，有两三个销售员工，而购进物品所有店子皆付同样的批发价。店子购进的物品卖不出可以退货，付出的批发价因而是直接成本。租金是上头成本，而员工的工资在空闲时属灰色地带，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这样，在员工闲置的情况下，物品的零售价只高于入货的直接成本少许，小店子偏于出售，但收那么低的价这小店不够交租及发工资，所以要可收尽收，价当然愈高愈好——这是争取租值的方法。在竞争下生存，众多店子的平均售价要足以弥补货价、工资、租金等成本，但在竞争下店子的平均售价不会高出足以生存的平均价多少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一九六四年困扰着老师阿尔钦和我的。我们问：如果在相同的多家店子中有一家的老板选择一个可以生存的平均价，决定打死也不减，其他的店子会为了生存而跟着同样施行不二价吗？后来我想到的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有闲置员工存在，先被市场淘汰的会是打死也不减价的店子。

想想吧。零售行业，店子一时水尽鹅飞，一时挤迫爆满，而不同的店子可有不同的冷热。你实行不二价，其他有员工闲置的竞争店子会把价减至低于你的，而只要生意够多，生存没有问题。这样，生意好时大家好，生意不好时你独自凄凉，怎会不先遭淘汰呢？

讨价还价的规律

另一个关键是讯息费用存在，顾客无从肯定物品质量及市价为何。因为价高通常代表着质量高，出售者偏于夸张地先开高价，希望偶尔碰中一些不知就里的。这样，同样足以生存的平均成交价，其变差系数（即方差，variance）会上升。一般而言，讯息费用愈高成交价的变差系数愈大。市场的观察支持这点：名牌皮包、手表之类，从百分率看，讨价还价的空间一般远比冒牌货为小；游客多的市场会有较大的成交价变差系数；凡是顾客需要重复购买之物，讯息费用比较低。在深圳有多间店子比比相连的文具中心与电子用品中心，同样物品的成交价变差系数远比卖冒牌货的为低。

还有三个规律。其一是以上述的竞争店子为例，生意兴旺时物品成交价的变差系数会下降。这是因为挤迫使边际成本变得明确：流失甲顾客是招待乙顾客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上升。其二是生意兴旺时，出售者的开价不是较高，而是较低。理由也是边际成本变得明确，速战速决需要开较低的价。其三是生意出现挤迫时，店子开的价变得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消失。

不是凡有不菲的讯息费用及闲置员工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到餐馆进食，顾客看着餐牌价叫菜，不议价，因为压价可使送来的食品减量。订婚礼酒席有议价的行为，但跟餐馆定出的价差别不大。这也是因为食品还没有产出，大手压价对后来产出的食品会有不良影响。

诗中密码

在大商场或百货公司之内购物，久不久有折价的现象，但通常不讨价还价。这是因为老板不在现场，同样物品容许讨价还价，带来的成交价有变差数，会鼓励销售员出术，“落格”也。

有趣的是在香港某些档次不低的商店，就是在大商场之内的，只要老板或其亲属在场，讨价还价的行为往往出现。说有趣，因为这些商店老板之外有多个销售员，分头作战，各自跟顾客讨价还价。他们的设计是在物品上用线挂着一个小纸牌。纸牌的一面写上物品的销售价，其实是该物品的开价。纸牌的另一面写着几个顾客读不成理的中文字。这几个字是从一首耳熟能详的五言诗的两句抽出来的，每个字代表一个数字。例如诗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小纸牌的一面写着“晚后秋”就是说八百五十元了。这代表着最低的出售价，顾客不知道，但三十多年前我跟一位老板赌猜得中，胜了。我很佩服这些商店的销售员。一个陌生客进门，只几秒钟销售员会知道此客是否意图购物，应酬几句知道该客是哪一类，价应减多少有了打算。有导游带顾客进店是另一回事。导游把两个指头轻轻地按在柜台上，是说他要分成成交价的两成，销售员要打进售价去。导游知道他带着的游客是哪种人物，我见过一位导游把整个手掌放在柜台上。

没有疑问，价格分歧是资源有空置加讯息费用的效果，传统说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通不过事实的验证。

老友的好文章

讯息费用导致讨价还价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所有销售同样物品的商店一律不二价，交易费用的节省可使几方面得益。我认为这是某些名牌商品的厂商或批发商试图管制零售价的原因。一九六〇年芝加哥的 Lester Telser 发表的关于厂商管制零售价的文章，老师阿尔钦和我皆认为是精彩之作，但不同意。Telser 之见，厂商管制零售，不准低于某价出售，是希望能借此强迫销售员多花时间示范产品的优越性。该文逻辑严谨，考虑到厂商有多方面的选择，佳作也。

然而，上佳之见不一定对。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香港的名牌手表管制零售价，但手表是没有什么需要销售员多时间示范的——跟 Telser 提出的吸尘机例子不同也。零售价管不容易，香港的名表批发推出这种管制经不起时日的蹂躏。虽然今天还有管制零售折头的名表，但商店的职员可有较大的折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托职员购买。

名牌手表是有垄断性的物品，觅价理所当然，但物品相同的竞争市场出现讨价还价则要靠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来解释了。

回头说老友 Telser 的好文章，说因为厂家或批发商要鼓励零售的员工多花时间示范或解释产品，所以他们约束零售价，不准零售商减价销售，当年阿尔钦和我皆认为是错。我提出不需要怎样示范或解释的手表为例，阿师同意是否决了 Telser 之说。当年的我的考察结果，是手表的零售价虽然由批发商约束，但却是零售商的要求。然而，多年后的二〇〇六年，朋友在深圳要购买一部汽车，我跟着去看看，察觉到零售价被批发商管得严，不准零售商下调。我追查了几次，得到的结论是批发商严厉管制零售价。这显然是支持着 Telser 的假说。

我终于明白了。汽车是需要销售员多花时间解释与示范的，而如果零售商之间可以自由减价，顾客会到一间解释得清楚的店子听取讯息，然后转到一间不提供讯息服务但价格较低的店子购买。为了防止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批发商于是管制零售价，强迫零售商在服务上竞争。

结语

本章分析讯息费用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从以物为本入手，我们看到讯息费用如何导致专家的出现，如何导致隐瞒讯息与造价的行为，以及如何导致讨价还价与价格分歧。这些现象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往往被归纳为垄断或需求弹性系数的不同，但从讯息费用的角度看，这些行为是竞争市场在讯息不完全情况下的自然应对。

经济解释的工程是漫长的。从卷一的科学方法与需求定律，到卷二的供应行为与承包契约，再到卷三的受价与觅价，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真实世界。讯息费用是真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它，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品牌，为什么会有专家，为什么会有讨价还价。

（全书完） 知道多加水是为了增加重量，但怎会有中计的可能呢？所有菜贩都多加水，竞争下没有谁有甜头；这与所有的菜贩都不多加水、菜价提升后的回报率完全一样。问题是你不多加水而竞争者多加，蔬菜卖同价，你就会遭淘汰。入乡随俗，要生存，你照加可也。

欺骗而能获甜头的行为，是要你骗而其他竞争者不骗，而你又可以成功地瞒天过海的。如果你卖成本较低的假蟹，竞争的同行卖真的，顾客不知道，你可获甜头。通常是暂时性的，但你可能认为骗得一时且一时，若被揭穿转行去也。但如果你以为多加水在蔬菜上是行骗，没有人发觉，沾沾自喜，以为有甜头，那么卖菜的竞争者中最蠢是你，因为长久下去，你不会比他们赚得多。

我最不明白是买鱼吃的现象。到香港酒家叫贵价的鲜鱼吃，以每两算，斤两永远不足。顾客可能不知道，“受骗”了，但与买蔬菜一样，足秤与不足秤你要付的价不同，事实上是打个平手。我不明白的是在香港，酒楼向批发商买鲜鱼，斤两也是永远不足的。酒楼的买手不是吃饭的顾客，当然知道斤两不足。既然买卖双方都知道，为什么还是斤两不足呢？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在竞争下，卖家一律欺骗与一律不骗会有同样的效果。我称之为欺骗定律。

附录三：打假与收藏第一定律

（按：本文发表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朋友说，因为明年上海大搞世界博览会，估计游客八千万，该市不久前开始对冒牌货、盗版之类进行封杀——罚款奇高、吊销牌照，甚至刑事处理。是所谓“打假”也。我不怀疑中国的假货市场庞大，但衷心说实话，也欣赏中国的假货假得精彩。

纵观地球的经济演进，假货的盛行永远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的发展有点看头时出现，无可避免。因此，客观地看是个好现象。不是赞成或同意假货应该存在，而是当我见到一个贫困的落后之邦产出的假货来得有头有势，会替他们高兴，因为这代表着的是该国的经济有前途，比政府公布的任何数字来得可靠。曾经说过，衡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断是到该国的假货市场考察一下。

二十年前韩国的假货质量明显地高于中国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远远地落后了。这几年中国迎头赶上，是好现象。两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购买了一个名牌皮包，是假货，拉链坏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员真假不分，免费给她换一个数千元真的。几天前一位女士在内地购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看似白金镶着一圈小钻石，钢造的表带精美。三百五十开价，一百二十成交，当然是假货。一位珠宝专家朋友拿着细看，摇头叹息，说：“这么便宜，怎么可以把假钻石镶得那样完美呀？”我自己也是个准专家。先父当年从事电镀原料及抛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厂家有密切联系，所以从小我对表壳、表带的制作过程有深入的认识。看着那一百二十元购得的假欧米茄，翻来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发只不过是五六十元，物价调整后，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单是表带也造不出来！在物质享受上，炎黄子孙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转谈本文正题，问：上海的政府应该打假吗？答曰：无可厚非，因为假货可能被认为有辱国体。再问：明年光临世博大典的众多游客，一般会反对上海假货多多吗？答曰：不知情的游客一般会反对。然而，若再问：如果外来的贵宾们事前知道哪些货是真，哪些货是假，他们会反对价廉物美的假货存在吗？答曰：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没有理由反对假货的存在。有真货、假货的两种选择，当然比只有真没有假的市场可取。换言之，反对假货存在的贵宾们，主要是恐怕中计，把假货当作真货买。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货的低廉之价，他们不会反对。君不见，在上海的专于出售假货的市场，老外云集是常见的现象。我的太太见到一个长得美丽、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货店内用很不俗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如果上海杜绝假货，这个讨人喜爱的西方女孩是不会出现的。父母给她的零用钱无疑是为买假货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为愚蠢无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货当作真货买的故事。在中国市场，顾客一般不会中这种计。假货虽然往往可以乱真，但顾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计。市场的竞争给顾客提供保护。真货与假货的开价一般相去甚远：数万元一只的名牌手表，假货开价只数百，顺口压一下价可减半，大压可减三分之二。手表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这类货品在店铺出售，以假当真卖的店铺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家具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湾，我察觉到一个妙绝的欺骗手法。一间有空调的高档手表商店，把钢造的真的名牌手表镀上金，以金表定价。机缘巧合，我刚好知道该名牌的该型号是没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这种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骗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内地对这类骗术的惩罚重而快。不是说中国内地没有行骗（其实不少），也不是说中国内地的法治有过人之处（其实要大改进），但某些事、某些情，他们的打杀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调的手表商店的老板要吃了豹子胆才敢把真的名牌钢表镀金作金表出售。

没有店子的独行侠出售假货怎样了？到上海的外滩走走，你不难遇上一些满身是名牌手表假货的独行侠，开价也是数百元一只，大手压价后一般比店子的略为相宜。我做过试验，知道独行侠开价的差数比店子的高相当多。不难理解：不怕顾客回头算账，他们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材。但他们不会把假货作真货卖：就是真的是真货也不会有人相信，何必浪费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顾客在外滩跟一位独行侠以天价购买了一只他认为是真的假名牌，会是上海奇闻，蠢到死，跳进黄浦江算了。

大略地说了政府怎样看，游客怎样看，顾客怎样看，店子怎样看，独行侠怎样看。现在轮到名牌真货的老板们怎样看冒牌货或假货这个问题。曾经写过，假货的出现对某些名牌老板是大吉大利的。当然，如果你问名牌老板应不应该打假，他们多半会抢着说应该。一般来说，这不是由衷之言，因为赞成不打假有机会害了真货的市价。不出声，不参与打假行动，是名牌老板们的默许做法。

我曾指出，劳力士手表的假货在中国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赌，该名表的真货这些年的销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货的存在替真货免费卖广告。只出得起钱购买假货的人根本不会问津真货，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买真货来过瘾一下是很自然的事。这些日子我见到欧米茄手表的假货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里购买欧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种大名鼎鼎的瑞士手表，内地有假货，但不多，于是想，这名牌还没有打进神州吧。到几间大商场视察，果然不见。手表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

君不见，不懂外语的神州女士们，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说得朗朗上口，把我这个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杀下马来。她们无疑是从假货中受到教育，学会了。有效果吗？杭州有一家店子，卖一个假货满布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货，平均每天销售进账逾人民币五十万。可能是世界纪录。没有听过该名牌的老板参与或建议打假。

我没有说所有假货皆对真货有利。影碟、唱碟、书籍之类，假货为害真货一般无疑问。重视使用功能的产品，例如照相机，假之不易，市场不见假的。但好些年前还盛行的摄影胶卷，在神州假货多得很。质量略差，但不俗，因为是从某国以大卷进口后重新包装的。听说名牌香口胶也有假货，我没有吃过。胶卷与香口胶的例子示范着的，是真假难分、价格不高的产品，不容易处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开说明希望自己的产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几年前见到市场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师的书法出售，见到周老师时对她说了，她不怒反喜。一时间我自已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在艺术市场随处可见，真迹写得一团糟也有价！

读者要考虑收藏艺术作品吗？衡量选择的准则多多，可靠的无几。只有一项准则差不多肯定可靠：见到某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时，下注真货。当年多被假冒的林风眠、齐白石、傅抱石、吴冠中等画家，今天他们的真货之价飞到天上去。多人假冒的艺术家作品，是反映着该艺术家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见某艺术家的假货涌现，抢先购买他的真货，是可靠的收藏投资。我称之为收藏第一定律。

附录四：文物收藏的两个经济理论

（按：这是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我为一位同学的关于收藏品的书写的序言，略作修改刊在这里。）

我对文物或艺术品的收藏有很久的历史了。第一次收藏贵重的物品是一九五二年，我十六岁。当时母亲每星期只给我几块港元零用钱。我积蓄了很久，才拿得出七十元来购买一件宋拓的汉代《娄寿碑》。二十四年后我才知道该拓本是孤本，价值不菲，今天要考虑放进博物馆了。

事情是这样的。二战时广西平南县的县长叫欧阳拔英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隶书高人。解放后欧阳先生逃到香港，我的父亲照顾他。当时我频频逃学，但喜欢到欧阳先生那里听他谈书法、说古文。一九五二年我在香港上环一家破旧的书店见到一本《娄寿碑》的拓本，带欧阳先生去看。他看后认为那是他见过最重要的汉碑拓本，很大名，听说早已失传，但为什么会在香港的一家破旧小书店出现，是一件怪事。小书店的老板对我说，该拓本是从日本回流的。

我开始重视收藏是一九七五年到香港度假长假，到那里的广东道的玉石市场考察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我解释过了，这选择是因为翡翠玉石的讯息费用非常高。虽然当时有不少玉石专家朋友指导，到今天我还不懂得怎样鉴别翡翠玉石的优劣。再其后，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一九八三年到福建一行，我就注意到那讯息费用也是极高的寿山田黄石。今天我算是一个田黄石的专家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对讯息费用的研究转到书画、古玉、青铜、瓷器那些方面去。

我对中国文物的考察与研究是纯从经济研究为出发点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讯息费用是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我当时认为行内盛行的以人为本或以市场为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是错的。我认为要以物为本才对。这是说，要研究不同物品，因为有讯息费用的存在，在市场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我们要从物品本身的特征去考察为什么市场的运作有时会是这样有时会是那样。经过三十多年的考察，我终于推出了一个“玉石定律”与一个“仓库理论”。不是浅学问，今天看这二者将会历久传世。

“玉石定律”是说，没有专家的鉴别真伪与优劣，翡翠玉石不值钱，所以翡翠的市价大部分是专家的操作成本。“仓库理论”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重要。这是牵涉到经济学上关于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个非常困难的话题，大师如费雪、鲁宾逊夫人、弗里德曼等皆尝试过分析，都失败。我提出的“仓库理论”容易地解决了财富累积这个难题，主要是因为收藏品或艺术品的价值没有受到这些物品会否带来收入的约束，所以没有上限。这么简单就解决了经济学上财富累积这个大难题，可算是神来之笔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因为讯息费用奇高的缘故，同样收藏品的市价的方差可以大得离奇。又因为讯息费用奇高，欺骗的行为普遍。欺骗可以赚钱，不骗也可赚钱，二者相加不同的市场安排纷纷出现。单是拍卖行这个行业，孰真孰假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有文凭证书的专家对某些文物的认识与判断不一定比得上一个地摊小贩！

世事本来复杂，牵涉到讯息费用就复杂得令从事者有天旋地转之感。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有趣，更为重要是有点认识而搞收藏的朋友，在有趣的操作过程中赚了不少钱。英谚有云：知识就是力量。牵涉到收藏文物或艺术品，知识就是金钱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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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L.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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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74.

Y. Barzel, “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2.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卷四：制度的选择

引言

合同的经济学分析源于一九六六年写博士论文时我解通了债权理论的密码。债权是一种分成合同，地主与农户把农产品的收获以一个百分率分享，没有固定的租金或固定的工资。我提出的理论与事实的引证皆支持着债农分成、固定租金、固定工资与地主自主耕作四者是有着相同的产出效果，跟传统之见有别。既然产出的效果相同，我不能问在同样的产权局限下，为什么市场会出现很不相同的合同安排。

这就带到合同选择的分析，而博士后我跟着发表合同结构、婚姻合同、蜜蜂租约、价格管制对合同的影响、座位票价、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中国改革的合同转变、公司的合同安排、石油交换合同等。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研究全部跟合同有关。当年我是非常幸运地踏进了一大无比的金矿，或是走进了一个新天地，于是不停地往下去。

我要到二〇〇三年考察中国的经济制度时，试行解通这制度的密码，才肯我想了多年的一个问题：人的行为可以没有约束，在社会中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局限是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可以看为合同安排。盼然开朗、风俗、宗教等皆可看为是有约束性的合同安排。产权与合同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二者选其一来解释在社会中因为人类竞争需要约束而出现的行为，从合约那方面处理较为优胜。通过产权的角度处理好一些时候来得过于抽象，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比较困难。

产权的界定决定制度，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合约的选择。从合约的角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我知道最便方便推出验证假说的方法。漠视产权或漠视合同、重要的交易或制度费用这项局限不知放到哪里，可以验证的解释行为的假说不容易推出。

——张五常

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而这些约束可以看作合同的安排。私有产权、论资排辈、控制规例、风俗宗教等，皆可以看作广义的合同安排，因为这些约束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遵守的规则，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接受的。合同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场成交。从合同的角度看，约束竞争重要，因为产权的理念往往来得抽象，相比起来，合同的角度是比较直接地带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

第一章 经济学的缺环

从新古典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又称选择理论（theory of choice），即是人的行为或行为促成的现象——一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结果，包括自取灭亡的行为，而这种选择是受到局限条件的约束。局限的转变可以翻为成本或代价的转变。代价也是价，所以不管有没有市场，需求定律同样得着。

复杂无数倍的分析是我们的社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老师阿尔钦说因为竞争出现了产权：我改了一下，说约束竞争出现了合约，进一步称约束竞争的合约费用为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费用是成本，或者代价，也即是价，其变动引起的行为又再要求到需求定律的约束。

合约是制度，合约的选择就是制度的选择。经济科学不问观察到的合约或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实际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是人类选择的结果。我们因此问为什么会有这种那种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安排。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思考《佃农理论》时，我把佃农作为合约看，问：为什么会有佃农分成这种合约呢？一九六七年初我考虑合约的选择，一九六八在芝加哥大学找到新资料，作了补充，《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一九六九年四月发表。那是我知道的第一篇开门见山地处理合同的经济学文章。

然而，虽然合同也是制度，但比起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市场的合同选择属小儿科。我要到十年之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开始苦思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结果是一九八一年写好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篇长文，因为行内朋友反对的无数，该文要到一九八二年才发表。推断肯定，理论清晰，而跟着中国的发展仿佛是拿着该文对着镜子看。这个毫无瑕疵成分的准确推断使我对自己关于制度选择的分析充满信心，今天回顾这信心来得不易，因为曾经有四位获诺奖的经济学朋友当年反对该文的推断。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从那时到今天我在合同与制度的思考上没有中断过。二〇一二年从头再写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制度的选择》，在没有其他重要工作的干扰下用了十个月。思想集中，应该有很大的改进。二〇一六年再修，我把《制度的选择》分为两卷，即是《经济解释》从四卷变为五卷了。

第一节：缺坏的阐释

二〇〇七年五月至八月间，我以《经济学的缺坏》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十一期文章，目的是做一些“热身”运动，让自己的脑子进入状态，因为回答了科斯写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自二〇〇二年旧版《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结尾后，严谨的学术论著我没有继续，恐怕脑子不中用了，所以先写那十一期操练一下。当时觉得还可以。然而，二〇〇八年的春天《中国的经济制度》完稿后，反复重读，察觉得在合约的思维上自己进入了一个此前没有到过的层面。尤其是《中国》的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科斯后认为重要。这新层面的出现使我认识到制度的选择不应该修改，而是要从头再写。事实上，这重写在卷二《收入与成本》修改了一小部分后就开始了。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关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称“微观”。失业、货币、通胀等话题称“宏观”。合约的安排这组现象被忽视了，成为一个重要的缺环。不引进合约分析，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被处理得淋淋尽致。我们无人深入地分析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以及失业、通胀等现象。例如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我从公司合约的角度分析失业，卷三《受价与见价》的第六章我提出合约结构的变化主宰着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所到之处不见古人，传统的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严格来说，横视合约这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容易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解释些什么。

局限条件要从事实看

我们可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成功地解释鲁滨逊在他的一个人世界的行为，因为他的世界交易费用的确是零。但转到我们大家活着的社会，我们要怎样假设交易费用才对呢？我说过，在实验室做实验，说明要用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肮脏管而假设是清洁的。试管是洁还是脏是一个需要指定的条件，自然科学称验证条件，经济学称局限条件。交易或社会费用是局限条件的一种，要解释行为这条件的假设不容许与事实不符。不幸的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现实世界，我们不能像在人造的实验室那样，把脏试管清洗一番。我们要在实地考察那些有关的验证条件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种考察永远不易，而牵涉到交易或制度费用一般困难。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一定错，但如此这般地假设真实世界的局限是近于无聊的玩意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先以交易费用解釋合约的选择，然后从合约的局限的束缚再解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不是那么容易，但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来，因为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缺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釋就有了一条可走的通道。

选择问局限，不问好不好

合约与制度是同一回事，只是后来通常牵涉到较广阔的范围。同学们要注意，我说的制度选择不是问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而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制度，即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合约。问为什么工业会有什工合约跟问昔日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二者的性质相同，虽然后来者没有深入研究过，想来远是难于处理。至于人民公社带来荒则远易解释，是公社合约带来的效果。解释公社合约是制度选择的分析，不容易，但经济学不问饥荒是好还是不好。

饥荒往往是合约或制度的后果。没有谁会选择自取灭亡，但我走的经济学范畴，解释或拒断行为只能从选择这个基础假设入手，局限有变其选择会跟着变。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人类不幸的理论，而以经济理论混合着博弈理论来解释自取灭亡的分析，三十多年来颇为时尚。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验证，从个人信奉的科学方法看这些理论不是有解释力的学问。说过了，我选走的路是以考察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推断行为的转变。自己肯定走得对，但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或经济现象的方法。

制度是合约的安排。这安排是选择的结果，是好还是坏是伦理道德的话题，不是科学可以帮助找到答案，我管不着。令人遗憾的是绝少经济学者从合约安排的角度看制度。说 reeks视合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严重缺环，也是说对制度的理解是一个缺环了。不能说这缺环今天还存在：事实上“合约” 一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下变得朗上口。然而，我不认为这新发展的路向得对，是后话。

第二节：自然淘汰的思维

一些行内朋友说关于合约的经济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应该不对。瑞典的沃因（Lars Werin）说合约牵涉到一个结构起自我的《供求理论》，可能对。合约（contract）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一般只用于描述帕累托善的合约曲线（contract curve）。回顾经济思想的历史，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各种使用的制度安排的演进，也即是农业合约安排的演进了。

斯前辈之见，是原始的奴隶制度是最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因为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他因而推论，但农分成逐步替代了奴隶；然而，因为分成要分一部分产给地主，有政府抽税的效果，经济效率也不善。他于是认为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比做农分成优胜。再推下去，斯密认为固定租金的安排往为期短暂，耕耘的农民没有安全感，在生产效率上还有问题。他于是认为，最有效率的农地使用制度是一个有长久多年制度的固定租金制度，但这制度是英国的农业独有。这个英国农地制度优越的看法在经济学传统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D·凯教授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才提出有别之见，而逻辑上证明斯密错误可见于一九七六年我写好的《供给理论》。

断章取义误解前辈

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演变的主题，可不是有没有经济效率那么简单。他以一整章示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重要思想。斯密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次数：“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单看这句话会断章取义地理解。如果细读这些话之前的文理，我们会察觉到斯密说的是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人类自私是因为不能不自私！这样看，跟他早一本小书《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论点加起来就变得没有矛盾：早一本说人类天生有同情心，后来一本说可惜不自私不能存在。

真巧，动笔写这章时我读到林行止的《信报》专栏，题为《现代经济学奥基者——达尔文取代斯密》，内容提到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一百年后，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经济学的智性奥基者，是达尔文而不是斯密！”有点奇怪。五十年前我读斯密与达尔文，认为后者的“适者生存”意识源自前者。當時科斯、施蒂格勒等前辈皆这样看，怎么今天徒弟变作师傅传了？

达尔文是数世纪一见的科学天才，精彩的论著无数，其中倡提及生命的经济原则（the economy of life）。他是富家子弟，用不着打工为生计，正规的生物学训练不是那么好。天才绝顶无疑问，受到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也无疑问。今天，衡量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不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思想。这思想源自斯密：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

适者生存要限局有限转变看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制度演变那一章，以事实衡量，近乎全盘错了！奴隶制度不是那么无效率，佃农分成没有追淘汰，而斯氏高举的英国独有的长期固定租约制度，在中国宋代起有记载，称佃制，生产效率不是那么高，明清之后被遗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中国八个省份，得到的结果是—一九三四年永佃制占所有农地使用租约百分之十一。相比起来，百分之二十九的租约无限期——每季 收成后可以终止；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五至二十年。同地区与土地，每亩的产量大致相同。这些数字虽然不支持斯密之见。

原则上，适者生存这个论点可能错，因为可以阐释为套套逻辑（tautology）。我们要怎样才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的转变源于局限条件的转变，尤其是交易或制度费用这种局限。这样，适者生存要从某些局限的存在或不存在看。源于局限转变而变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可以很微小，不容易察觉，有时近于式微又再盛行，正如有些生物类近于灭绝又再兴盛。这后者现象达尔文当年可能不知道。像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大发展，牵涉到的局限转变当然是惊世骇俗的了。

我跟踪过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制转用工分制，继而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再继而到包产到组、到户、承包合同、层层承包，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县际竞争制度、等等，皆可以看为合同或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中的局限转变是明确的。不得自己还年轻，可以从详尽地考虑与分析中国六十多年的局限转变带来的制度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相当清晰的。人类历史很少见到这么精彩而又明确连贯的经验。

回头说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二〇一一年我致函沃因说，我搞不清楚是理论还是套套逻辑。他相信说欧洲有不少学者也这样问，但得不到肯定的答案。问题其实不重要，因为套套逻辑可以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提供着一个范畴约束及引领着我们怎样想。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引出了达尔文的思想而得到正确天惊的贡献，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〇年发表的《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该文回答当时行内的一个大争议：前景无从确定，我们怎么可以用拿财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来解释行为呢？阿师答得简单精彩：在资源缺乏的竞争下，适者生存是收入极大化的证据！人的意图为何大可不论，结果是支持着个人争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如此类推，合同或制度的选择也是局限转变约束着的适者存活了。

马歇尔与约翰逊皆中计

斯密之后，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西方学者不少（见摘作《佃农理论》第三章，可惜他们的分析没有从合约结构的角度入手，这说的经济学缺环因为没有被填补了。最令我惋惜的是马歇尔。比君知道伽农成是一种合同，认为变化多，知道深入研究重要。一八九四年，马氏做英国《经济学报》的主编时，把一位名为Henry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伽农分成》放在首位，高举这篇文章。可惜该作者调查了一个农户，因此户的伽农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一。马歇尔听到这分成率可以变，但Higgs误导了他，使他同意歧尔提出的伽农分成比例是由风俗决定的说法。如果马氏知道伽农分成的比率有大变化是实情，以他的天赋，找到多年后我分析的答案用不着三十分钟吧！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的约翰逊（D. Gale Johnson）告诉我，这个伽农分成五十、五十的“风俗”传真真的害死人！他那一九五氧年发表的关于伽农的文章也被这风俗之见约束着，跟阿罗一起以方程式证出来也得到无效率的结果。

缺环依旧，主要是因为经济学者没有深入地考察合约结构。约翰逊当年知道我是正在填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环，不断地鼓励，我终生感激。

第三节：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词是威廉姆森（O. Williamson）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今天，不少行内朋友喜欢称我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不一定错。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他的论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今天认为，一九六九年史提朱来到西亚图时，他已经是经济学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是一夫之见。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而巴兄后来也是这范畴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九九〇年，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有一个华盛顿大学处理交易费用的路向，举我国该路向的创始人。这路向今天被称为华盛顿学派。一九八二年我离开华大可能是离得太早了。

今天回顾，六十年代时，从事产权及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是四个人：阿尔钦、科斯、德姆塞茨和我。在此之前，在类同范畴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奈特（一九二四）、科斯（一九三七）、哈耶克（一九四五）、戴维德（五十年代口述）、H. S. Gordon（戈登，一九五四）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重要，但过于零散，没有凝聚力，带不起一个思想范畴（paradigm）的发展。六十年代初期，有关交易费用的三篇文章差不多同时出现：科斯写社会成本问题（一九六〇，其实世是一九六一）、施蒂格勒写讯息费用（一九六一）、阿罗写发明的收钱困难（一九六二）。这三位皆大师人物，但我不能把后二者算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分析产权，没有进入制度的范畴内。

“旧“与“新“的分别

有“新“不可以没有“旧“。旧制度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呢?有两部分。其一是“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systems)，主要是问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什么好什么不好，概念模糊，内容空洞。那些是二战后的“冷战“学问，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争。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学的胡说八道盛极一时。弗里德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一颗亮星掠空而过，让大家看清楚一个好去处:经济学可以解释现象。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大辩论从那时开始，持续了约二十年。

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历史。我很喜欢这部分，因为其中的表象考查史实严谨详尽，而历史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一般是有趣的话题。经济历史搞得深入的都是学问的人，吸引着我。很不幸，当时的经济历史专家一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欠缺充分的掌握，对假说验证的法门赶不上潮流，因此被操控方程式的小看了。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制度经济学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其出现是为了理解现象，是为了验证假说，历史与事实的考查受到重视，从事者对边际分析有充分的掌握。要点是引进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这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期的发展，跟着的我失望。

合约结构的思维源自搪销销售

我是一九六一年进入洛杉矶加大研究院的。六二年开始细读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三年。六七年的秋天我才有机会认识科斯，那是我写好《俤农理论》之后了。起码有三本书介绍科斯定律之后以我的俤农理论作为应用该定律的示范，可见科斯对我的影响隐晦不了。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下章才说。其实戴维德的拥绑销售口述传统对我的俤农理论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拥绑销售显然是一种结构性的合约——只有一个价而没有其他条款的交易合约没有结构。俤农分成的合约没有一个价，所以我懂着要从结构性的合约那方面想。俤农理论动笔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舒拉发与阿尔钦。我重复地听他们的课听了三年，而俤农理论是在他俩指导下写成的。

德姆塞茨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德姆塞茨也在洛杉矶加大。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竟完全记不起我替他改过卷！在加大时他的著作不怎么样，但六三年转到芝大，受到施蒂格勒与科斯的影响，一下子聪明起来。六四年初阿尔软偷偷地给我一份说明不可示人的厚文稿，德姆塞茨写的（后来分为两篇文章发表），对我有影响。德彻是难得一见的文笔表达得清晰绝伦的人。受到科斯的影响，他把交易费用的考虑وأشار到阐释帕累托善点那边去。（可惜德凡对解释此事不走假说验证的路。）得到他的启发，我后来把问题推到尽，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所有局限条件都放进分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得到满足，无效率或浪费的出现，是源于某些局限没有放进分析，而解释行为所需要指定的局限不一定满足帕累托。换言之，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引进的局限，不需要满足帕累托，而无效率的出现永远是源于不需要指定的局限被忽视了。这教我后来分析问题时应用如下法门：凡是足以解释行为但没有满足帕累托的假说，我必定下来考虑是哪些局限条件我没有放进去，衡量这些被排除的局限与要解释的现象是否没有关系的。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转述阿尔钦的贡献吧。两年前某媒体问我对他的影响最大，是弗里德曼还是科斯？我回答都不是，是阿尔钦。我历来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但我有我的理由。

阿尔钦当年算不上是名满天下（今天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但过于分散，没有主题。其二是他的伟大思想主要是授课时的自言自语，以及跟他研讨时听得到的启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懂。他有些了不起的思想写进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去，没有像在正规的学报发表那样有系统地发挥。例如今天在中国好些同学欣赏的一句话——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我只是从阿师的口述听到，发展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主要是由我发展的：我推到租值消散及减少租值消散那边去。阿尔钦历来高兴我拿着他的口述用文字发挥——我当然不会忘记说来源是他的。

一个例子可以让同学们知道阿尔钦思想的惊人深度。在课堂上教需要定律，他不画曲线，不用方程式，不教弹性系数，不教消费者盈余，不谈等优曲线，不管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只读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的含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五个星期！天下没有谁可以做到。我重复地听了他的课，次次不同，加上凭自己的一个点本领、作修改、加补充，推出无限变化，就成为我今天教同学的洋洋大观的需求定律了。

我认为阿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可不是他七十年代跟他人合著的两篇大名文章，而是他口述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传统。这传统在《科学认识》三章我写过。今天阿尔钦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的学生传开来的。

第四节：无从观察的不幸发展

我今天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幸发展，源于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推敲合约的选择时，举棋不定，引进了“卸责”（或侥幸）这个无从观察的变量。后来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同选择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写来大致意思：

任何合同组合着不同物主，牵涉到合理费用之外，还有监管投入与分配收入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交易费用，分成合同的交易费用看起来要比固定租金合同或工资合同的为高。佣农分成，除了分成率的设定及履行的监管，还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需要决定，种植的选择需要洽商。……固定租金或工资合同呢？租金或工资决定了，只需合同的中一方就可以决定土地或非土地的投入与种植的选择。还有，佣农分成是基于产出的真实性，地主必须监管实际的产量为何。这样，议合同条款与监管行为，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会比固定租金或工资合约的为高。

固定租金与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排列则显得不明晰。土地或大或小的监管费用应该比劳动的监管费用低。这是说，抑责（shirking）或侥幸的行为，在工资合同及分成合同均存在，监管费用不菲。另一方面，在固定租金合同下，虽然劳动抑责的行为不严重，但土地与其他土地附带的资产的维护，地主的监管费用会比工资合约为高。这样，衡量，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分成合约永远不会被采用户？为什么会有分成合约呢？

简言之，我是说，如果农地以固定租金合约租给农户，地主要监管土地不被滥用或损害；如果地主要工资合约雇用农工，为恐农工侥幸地主要监管农工的操作，也要考虑种植什么。他农分成合约呢？地主既要监管土地，要防止侥幸要考虑与洒商种植什么，也要注意收获分成时农户不会出术行骗。农分成既然有那么多的处理麻烦，为什么会被采用呢？这样简单地提问，就问出经济学的一片新天地来。

当年我用分担风险来解释佣农分成的采用，在注脚十二提出了一个其实是错误的几何分析证明。后来斯蒂格利茨不仅重复了我的几何错误，加上用数学方程式再证，害得他拿了个经济学诺贝尔奖！我自己过了不久就放弃了分担风险这个想法，认为风险无从量度，因此无从验证。再过一段时日我转用不能预先知道收成时的农产品的量来解释佣农分成的采用。在卷五我会较为详尽地中述。（是有趣的观察：时间工资合同的出现是因为不知产品的价，佣农分成合同的出现是因为不知收成的量。都是后话。）

卸责观点的起源

今天经济学常见的卸责或偷懒等话题，也是上述的文章首先提出的，而我在该文补加了一个长注脚（注脚十），把sharking带到件工合同、餐馆的小费等合约去。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触发了代理处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发展。

一九六八年阿尔戴访达茜大，师徒墓地相逢，倾谈的时候当然多了。午餐时我跟阿师讨论卸责这个问题，提出当时困扰着我的拍石下山的例子：两个人拍石下山，合作一起拍每次的量大于两个人分开拍加起来的量，但合作拍石，甲会把重重推到乙那边去，乙会把重推到甲那边，结果是每次二人合作指得的总量会高于二人分开的总量（因为不这样他们不会合作），但会低于二人合作不卸责的总量。有卸责行为，二人合作的总量从何而定呢？

广西纺夫愁来麻烦

一九七O年，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他正在用我的卸责思维写公司理论，我向他提出二战逃难时在广西见到的纺夫在岸上拉船，有人持着鞭子监管纺夫的例子。 当时母亲对我说，持着鞭子的人是纺夫们雇用的。一九七一年，我的想法改变了，认为卸责无从观察， 以之提出的假说无从验证。跟着科斯问我对卸责任怎么样看。我说想法改变了，认为这个概念不管用。我可不知道，McManus的公司文章寄到科斯主编的学报。后来该文延迟到一九七五年才在《加拿大经济学报》发表。其实不管作者是谁，我不会反对发表该文。

广西纺夫的例子后来在新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McManus说是我的，M. Jensen与W. Meckling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公司理论说是McManus的，再后来一位澳大利亚教授竟然用我的名字为题，批评纺夫雇用持鞭者之说不对。其实麻烦的地方不是错，而是不可能错，于是无从验证，没有解释用场：卸责或偷懒无从观察，而法律的定义不论，究竟是谁雇用谁只有天晓得。当年香港大学要聘请新校长，同事问我意见，我说希望新来的知道是我们雇用他，不是他雇用我们。是说笑，但有人可以证实我说的不对呢？

卸责、欺诈、机会主义

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合作，以卸责为主题发表的一篇关于经济组织或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说合作大家有利，但卸责的行为需要监管，有监管功能的公司组织于是出现。该文是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过的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我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卸责无从观察，以之作为基础的假设因而无从验证。—十九七八年，B. Klein、R. G. Crawford 和阿尔钦三位合作发表了一篇也是大红大紫的关于公司合并（vertical integration，中译纵向一体化）的文章，卸责之外加进了欺蒙、敲诈等理念，我认为也是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

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也红极一时，在卸责等行为上提出了机会主义（opportunism）等多项术语。以“机会主义”为首的术语其实是说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但他把大家知道的基础假设分类组合，可惜无从观察，推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是说威廉姆森的分析没有道理，而是他没有作过任何验证——无从观察的术语是无从验证的。同样，我不否认人会卸责、勒索、恐吓或敲诈，但我们可以怎样在观察上鉴定呢？这些理念促使六十年代变得微的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卷土重来，其普及兴趣远超早一浪的五十年代。也同样，我们不能否认人会博弈——我不认为自己也出博弈——但怎样用观察到的行为或现象来验证博弈说是一个我解不开的难题。我们读到的无数博弈例子只是说故事，不是不是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假说。

石油运输推理与事实不符

让我回头说上文提到的Klein-Crawford-Alchian合著的关于纵向一体化的文章。该文的主旨是在一家公司机构之内，如用人于产出的资产对该机构有特殊的，不可分割的用途，不把这种资产合并使该机构一体化会遇到卸责、敲诈、敲诈等干扰，使机构拥有的投资租值（即我说的上头成本）被榨取了。在初稿中他们举出两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石油企业倾向于建造自己的输油管，但租用运输石油的船。理由是运输船不同的企业皆可以用，租用因而普及，但输油管是专为石油出处与炼油之间的运输而设，企业不自己建造，靠租用输油管，岂不会容易地被油管的拥有者勒索或敲诈了吗？是可信的故事，也是以物为本的推理，比威廉姆森及博弈理论等以人为本的推理高明多了。

我当时做加州标准石油的顾问，对石油运输的事实是专家，知道事实不对，于是去信阿尔钦，说：所有有规模的石油企业都自拥有他们的运油船队。三位作者因此把运输船倾向于租用的例子删除。当时我被雇用为换油合同的反托拉斯顾问，知道一家石油机构可以容易地通过石油交易合约用另一家的输油管，可以容易地租用油管，也不采油不炼油，只建造输油管租给石油企业的机构。可惜当时作为反托拉斯顾问，合约指明我不能跟外人谈换油这个话题。阿师三位推理的逻辑对，但事实错误得一团糟，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两方面的困难

我认为困难起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卸责任或勒索等行为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在观察上我们无从肯定是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观察上排列某些费用的增加或减少，例如我们可以从排队轮购的人数增加而说购买的时间费用会增加，从而以这样的局限转变解释行为。但勒索无从观察：某甲对我笑得有点怪，或者直说要勒索我，我怎样可以知道他的真实性呢？我们要从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解释合约安排的转变，然后再以之解释行为。

第二方面，不管是诈骗还是敲诈、交易费用的局限干变万化，我们不容易猜测这些局限转变带来的合同安排会是怎样的。一个上佳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石油交换合同。一九七六年加州标准石油请我做顾问，因为石油交换恳来反托拉斯官司，要求我解释是发生着什么事。我很快就意识到，石油工业的专家们根本不知细节，不清楚石油交换是什么一回事。甲公司问乙公司：我有油，可以在某地交给你，你可否从某地还给我呢？大家同意，换油合同就签订了。因为换油往往要换几次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我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弄清楚地理论及事实证明石油交换是为了节省运输费用。 简单吗？有关的反托拉斯官司打了不止二十年！

这里的问题是上文提到的写竖向一体化的三君子，说输油管不租用，要自己建造，因为有敲诈、敲诈等行为，但事实上当时石油公司之间以换油合同处理了不止半个世纪，而这些交换是输油管租用的替代，也可以看为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输油管租用安排。不作地考虑打死你也想不到！经济学者不应该坐在办公室猜测外面的世界。他们要从考察真实世界出发，然后从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解释。

布鲁纳的影响 今天回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非常强劲。一九六七年我到了承认是经济学少林寺的芝加哥大学，觉得跟洛杉矶加大互有长短，差不多。六十年代初期加大有一个布鲁纳（Karl Brunner）。我可以容易地推出加大的阿尔钦与芝大的弗里德曼抗衡，但芝大没有一个布鲁纳。

布老师跟我合不来。我喜欢先以预感魂游四方的思考方式，他不接受。而我凭想象语惊四座的行为，在布老师的课上我不敢开口。布鲁纳是我知道的最重视逻辑规范的经济学者，每一个关系他要搞到尽来看，每一个字的意思他不放过。初时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任何问题推理推到尽头，答案一定要通得过布鲁纳制定下来的逻辑规范那一关。

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我开始上布鲁纳的课，学宏观。来得震撼是他指出凯恩斯提出的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点，可是不是传统说的意图不意图，也不是事前或事后等胡说八道，而是可以观察及无人观察的分别。可以观察到的投资与储蓄永远一样，但意图的投资与意图的储蓄则从观察，不是真的其物。这就带到凯恩斯说的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只可能是思想上的推论，不是真有其事，跟物理学说的真有其事的均衡是两回事。若去年后，我认为什么恩斯学院派的均衡分析全盘错了：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只是在好些情况下市民偏向投资不事产出的项目，导致经济不景，不是因为市民增加了储蓄的意图（见《收入与成本》第二章第一节）。

无从观察可免则免

跟物理学不同，经济学的均衡是一个概念，不是事实。一九六年的春天，我驾车和科斯从温哥华到巴雅图，途中他说“均衡”没有用处，应该取缔。我应该说经济学的均衡跟物理学不同，前者不是事实，但应该保留，因为经济学的均衡是指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逻辑上可以推出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假说，而不均衡是指局限指定不足，于是无从验证。科斯的回答，是我可能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可不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 37
知道，我对经济学的均衡阈解释源自布鲁纳，也跟阿钦讨论过。从来不否认我的思想全部是偷来的——我的本领不过是搞出变化。
这就带到一个远为严重的问题。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交叉那个均衡点也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需求量与供应量其实是同类的量，因为供应是为了需求（见《受价与兑价》第二章第四节），这里的麻烦，是经济学不可能缺的需求定律，说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但需求量是指意图之量，不是真实其物，需求定律的本身是无从验证。
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说如果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必须可以在真实世界观察到才可以验证。现在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不是其实其物，而这一定律不可能缺，我们要怎样凭这一定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是大费思量的难题。单是处理一个无从观察的“需求量”变量，我们要把这个意图变量转到一个事实变量那边去，因此我想了很长日（见《科学说需求》第六章），而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及博弈理论的发展，悉来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或变量，不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现。
在《科学说需求》第四章写《功用的理念》时，我说“功用”是边沁想出来的，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为恐搞出套套逻辑，我不用。贝克及不少大师喜欢用，是他们的取向，但他们应该知道，要以功用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一定要推出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量的联系才可以验证。他们怎样处理是他们的选择，但我可以完全不用“功用”这个理念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老实说，简单得多，力量得多，准确得多。

我不怀疑自己的经济解释可以从纵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每一步避开了无从观察的变量。在经济学上，我不能接受因而要心处理的无从观察的变量只是需求量，其他无从观察的变量我避如蛇蜘也。

第五节：合同理论的基础

我在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交易费用与合同理论，算不算是新制度经济学是无关宏旨的。从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佣农》到二〇〇八年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己比较称意的作品全部是以交易费用与合同为主题。没有刻意这样做，只是走上了一条通道就继续走下去。可幸福变化多自己认为有趣，有满足感。走这条路的行家奇怪少，只我一士认为，新鲜的题材俏拾即是。要说的是，《经济解释》的前三卷到的主要是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我把这些传统之见修改了不少，没有解释力的或者可以被较简单理论替代的给淘汰了。我喜欢简单的理论，但要搞出变化。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免不了在这里那里加进合约与交易费用的思维，跟传统范畴的分离因而增加了。

需要补加一个理论架构

我认为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方面，马歇尔传统提供的架构相当完整，只是在收入分配这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不能不加进去。马氏传统对成本与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漠视了交易费用，对假说验证兴趣不足——这些缺失大致上我作了修改与补充。还有的是，马氏的传统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我认为不对，略地说过，本卷分析公司的合同性质时会再澄清。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 39 本章写经济学的缺环， reportage 统 漠视了合同安排这重要现象，其实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约的一般理论，即是说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关于合同安排的理论架构。可惜为了一个头痛问题我迟迟不敢动笔。真的很难。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是我接受的假设，没有意图偏离或发明新的。然而，单是二十世纪的史实，有好几次人类差不多毁灭自己。我不怀疑人类自我毁灭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怎么可以导致这样的悲剧呢？老师赫舒拉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以星球大战的一个续集之名为题，称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力量的暗面》），我对他说这名曰起得好！这是以博弈理论处理人类的自我毁灭。师徒皆认为大悲剧可能出现，但徒弟认为博弈理论无从验证，因此不是好去处。 人类自我毁灭的合约安排 这就是问题。斯密的古典传统看不到悲剧，马歌尔的新古典传统也看不到悲剧。萨缪尔森说得好：“上帝铸造了什么？帕荣托至善点！”原则上，一般而言，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只会改善社会，何来人类灭绝了？在马歌尔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个理论架构下，无论局限怎样转变，除非遇上考古说的灭绝恐龙的天灾，大悲剧不会发生。换言之，逻辑上，斯密与马歌尔的传统不许大悲剧出现。然而，二十世纪的经验说人类自我毁灭是可以出现的。 我终于想到的答案，是大悲剧只可能源于制度出现了问题，也即是合约的安排出现了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合约或制度可能带来大悲剧主要源于某些安排是众多的人不能一起来参与的，而参与后不能退出。你跟另一个人合伙做生意，

破产收场，对社会不利，但为祸不大。数万人购买一间公司的股票，破产对社会更不利，但每个股民随时可把股票出售、退出，对社会整体的不利影响有明确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要参与一个组织的合约安排，不能选择不参与，也不能在中途退出——好比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大灾难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合约安排，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国民要一起参与，退出走投无路，大家因而被束缚在一起，是大灾难出现的一个必然条件。不是大灾难的足够条件，而是必要的。

我不要在这里分析那些不贤有的走投无路而又不能退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因为这类安排必然牵涉到政治，我不懂。然后，要提出一个有一般性的合约理论架构，漠视不能不参与也不能退出那部分是美中不足。我会在卷五从三方面猛烈一下行内朋友期待我已久的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走投无路”会是其中的一个含意。

阿师之见提供架构基础 我要从阿尔钦的思维说起。阿师之见，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必有竞争，而界定竞争胜负的游戏规则是资产制度。阿师也认为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决定谁胜谁负的准则是市价。价格决定什么原因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的重要：通过竞争的胜负选择，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就被市场决定了。

从这个简单而又清晰的角度看产权没有科斯定律那样看产权来得那么震撼，但阿尔钦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架构的基础，比科斯的远为容易发挥。作为后学我二者皆用。这里先从阿师教的发挥，从科斯定律发挥的是第二章的话题。我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坏 41

是唯一得到阿尔钦及科斯亲自传授的后学——他们的主要学问大致上我都吸收了。是运情，天下只我一个。阿尔钦比我年龄三十二岁；科斯比我年龄二十五岁——前者教了我四年，后者是我的深交。没有一个同学或行内朋友有我的际遇。

只一种准则没有租值消散

发挥阿师的思想，我的延伸主要是三点。第一点，当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市价是唯一不令致租值消散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易，要获取他人的物品你必须自己先有产生，对社会有贡献，才能在市场通过市价交换。当时在西雅图华大我跟巴泽尔研讨了多次，想不出不会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的任何其他准则——从排队轮购买到论资排辈到人际关系等等的可以决定胜负的准则，某程度必有租值消散出现。你建议市价之外的任何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我可以告诉你租值消散会在哪出现——这是当年巴兄和我的共识——只有市场的交换价格推不出租值消散。

这就带到后来看我写公司性质时的一个认识：市价的采用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产权的界定、合同的履行等的社会或交易费用不菲。在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中，能通过市价决定胜负的只是——小部分。这也使我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时，采用的简单要点，是只是社会或交易费用略为减少，增加了一点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经济活动，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租值消散会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可以一日千里。当时舒尔茨、贝克尔、弗里德曼等大师不同意我对中国的推断，我无从向他们解释我用的是他们不熟识的思想范腾，是

的，一九八一年我清楚地看到减低租值消散或减低社会费用的局限转变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又认为这种转变会持续。

竞争不可以没有约束

第二点，源于阿尔钦及杰特的思维，是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我跟着想到毫无约束的竞争必会导致庞大的租值消散，足以导致人类灭亡，因此想到减少租值消散是社会的一般取向。

竞争一定要有约束这个观点，中国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发。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一行，看到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与干部的等级排列，示范着差距很大的收入享受，让我耳目一新。我当时的意识，是生下来人的天赋就不平等，在一个废除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可能达到社会的均衡。过了不久，这观点得到明显的改进：以人的等级排列权益，是在没有产权约束竞争的情况下的一个需要的安排，因为可以协助减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以_LEVEL排列权益转到资产排列权益那边去，租值消散因而下降了。为何会成功地转换了竞争准则，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本书内有详尽的解释。

所有竞争约束可以合约看

最后一点，算全部是我自己吧：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而这些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安排。私有产权、论资排辈、管制规例、风俗宗教等，皆可以看为广义的合约安排，因为这些约束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遵守的规则，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接受的。合约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场成交。从合约的角度看，约束竞争重要，因为产权的理念在往来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 43

得抽象，相比起来，合同的角度是比较直接也带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不是说所有竞争的约束都要从合同的角度看，而是说可以这样看，好些时候这角度看得比较快，也比较清楚。

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约束人类行为的局限，合同安排的约束也是局限。后者的变化源于前者的变化。有时我喜欢用前者，有时喜欢用后者，但不能二者一起用，因为是重复了。

一人世界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产权的问题因而谈不上。没有社会不会有交易费用，也没有租值散。在哪些情况下，把社会或交易费用作为租值散看可以把问题看得清楚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约束竞争的费用看作制度或交易费用，也即可以看作是合同安排与监管的费用了。上文说过，合同是为约束竞争而出现的。

本章以《经济学的缺环》为题，其主题是说传统经济学对合同的漠视，带来的不幸福果是人类因为竞争而出现的多种行为我们理解不了。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困境。今天我们有了长进，虽然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

如果同学们能用心细读《经济解释》的前三卷，会察觉到我对市场与生产行为的解释跟传统的解释有很多地方不同。这是因为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以合同及交易费用的思维来填补传统的互相矛盾或者一片空白的地方。

同学们也会察觉，本卷读下面有一些题材我是真更再更说的。这是同学们的要求。虽然我已经尽己所能写得浅白，但

今天不少行内的朋友认为，对于合约的经济学分析是由我首先提出的。当年老师阿尔钦教竞合与产权的关系，对我影响很大。构思俞农分时，我从阿尔钦的竞合理念与戴维德的拥绑销售想到合约结构那方法。没有结构性的合约，只一个价一个量的市场交易，合约一词不需要提及。 从结构的角度看合约，我们不难推断到所有在社会中的约束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制度安排，不仅包括产权制度，就是风俗与伦理皆可看为合约的约束，而约束竟争的费用就是广义的交易或制度费用了。今天我认为产权的理念过于抽象，要以之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转从合约的角度看竞争，提出假说验证远为容易。漠视合约的安排因而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学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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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败，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误。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持续推敲，这小错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碑的“科斯定律”中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个定律对，而是因为这个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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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一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芝加哥的施蒂格勒起的。今天在中国多称“定理”，我称“定律”只是为了读得比较顺口。其实二者皆不是：科斯说他没有提出什么 theorem，我也认为没有。他提出的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严格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施蒂格勒发明Coase Theorem一词后，行内叫得朗朗上口，执到宝，当然不更正了（笑）。是的，“科斯定律”一词会传世，非常难得，对一个大名的是十九世纪初出现的萨伊定律（Say’s Law）。

施蒂格勒一九九九年谢世。他曾经对我说，科斯定律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施只是古往今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最有成就的人，由他高举当然够厉两。我自己没有像施兄那样想，只是当年读科斯一九六〇年的大文，得到的感受是前所未遇的思想震撼。六十年代初期，从鹿古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学说演变出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y）分析很热闹，老师与同学之间天天说。科斯之见的出现如当头棒喝，使我觉得那么多的文章是读得憋死了。

科斯是个幸运的人：他完全没有读过鹿古之后的关于外

第一节：科斯的故事 科斯生于一九一〇，认识的朋友一致说他的——举一动皆合乎英国绅士的礼仪。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因为课程修完早于规定的毕业时间，一九三二年他到美国去，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儿课，不同意，有所悟，写下了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的初稿。这是后来一九九一年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被提到的两篇文章之一了。 科斯读很多书，翻阅文件无数，但正规的经济学著他背得出来的只有三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与利润》、Philip Wicksteed的《政治经济的普通常识》。从我六十年代初期苦攻的水平衡量，科斯的分析技术差一点，但他出自斯密与英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受到今天内识者无不向往的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老师与同学皆一时才俊，什么技术云云是无足轻重的了。 以读书考试算，科斯没有拿过学士以上的衔头。一九五一年要转到美国任教职，没有博士不成，他拿几篇发表了的文章申请D. Sc.这个荣誉博士衔，获取，而为他写推荐信到美国布法罗大学去的是戴维德。戴维德自己也只有一个学士，但为哈耶克写过推荐信。这可见西方学术传统的至

第二章·科斯定律 51

高处，跟今天中国的很不一样。

科斯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人。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或这里里要说得清楚一点，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是不能移动的。他没有兴趣的话题，对他是白费心思。他坚持经济研究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反对黑板经济学，而选了一个题材不走到尽头他不会罢休。

《公司的性质》之后，科斯的另一篇有名文章是《边际成本的争议》，而在英国的日子，他研究的主要是垄断。奇怪，他选上了广播行业作为垄断的研究题材。到美国后，他继续研究广播或传播行业，但从英国的转到美国的那边去。这就答到他一195年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那篇我认为是他平生写得最精彩的文章。

千载难逢的实例

科斯要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因为看到该会控制着整个美国的所有传播行业，是一家垄断权力非常庞大的机构，他要问这权从何而起。找到的答案，是该委员会的前身是一个备案委员会组织，起于美国的东北部——波士顿一带。二十世纪初期，东北部的渔民出海捕鱼，靠收音机与家人联系，问天气、报平安。收音机的音波有频率，这频率应该每艘渔船各自不同。但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不同渔船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传达假讯息，当然是非管不可了。科斯问：音波频率究竟是谁拥有的呢？为什么不界定为私产然后让市场决定谁有使用权呢？

他人，其效果有好有坏，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出现了分离的重要话题，不仅老正常谈，而且带来的无效率需要政府干预之说在经济学内大致上是被接受了的。

最有名的例子是庇古提出的一家工厂污染邻居。邻居受损是工厂产生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但工厂只算自家的生产成本，不管他人受到的污染。工厂生产的自家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社会成本是工厂的私人成本再加邻居受损的那部分。二者有分离、无效率，政府要多抽工厂的税，促使其减产，或政府要强迫工厂赔偿邻居的损失。工厂为祸，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好人。大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类似的例子无数。

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带来良好效果的例子比较少。最有名的是蜜蜂采蜜，蜂果树传播花粉，果实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可没有给养蜂者补偿，也无效率，经济学者之见是政府应补贴蜜蜂的饲养。园主是坏人，蜂主是好人。其实没有补偿或没有以市价成交的有良好外部性效果的例子不是那么少。一个美女招摇过市，大家看得开心，可没有给她钱。你跟一个有学问的人倾谈，学得一点，但没有给他钱。给钱他会多说几句，而经济效率是指给钱之价跟多说一句的边际成本相等。

回头说吉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例子。我说干扰难逢，因为那是唯 的没有好人坏人之别的实例。我干扰你，你也同时同样地干扰我，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再不是问题，经济学者可以容易地顾观地看。科斯因为看到一个问题：工厂污染邻居，对邻居有损害，但如果不准工厂污染，岂不是邻居损害了工厂？究竟是哪方需要负责任赔偿呢？

泊车损害种植来争议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中，科斯提出一个慈来大争的例子，最后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足以传世的科斯定律，奇怪当时没有谁注意。该例子说：一个人在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泊车，是谁损害了谁呢？泊车损害种植，但如果为了种植而不准泊车，则是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跟着的推理是：只要土地的使用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种植或泊车哪个用途价值较高，会通过市场的运作决定。科斯于是说：权益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联邦》的文稿投到芝大由戴维德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芝大的多位大师一律不同意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戴维德是要求科斯删除种植与泊车那部分。科斯坚持不删，说明如果有错，那是有趣的错，应该刊登。戴维德说不删也可以，但刊后科斯要到芝大讲话，回应芝大同事的质疑。科斯的回应，是不公开讲话，但可以与几位反对的坐下来研讨。

以一对九十年代的春天在戴维德家中晚餐后的大辩论，在场的人都说应该是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该辩论有十个人，全国家也：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Arnold Harberger、Reuben Kessel、Gregg Lewis、John McGee、Lloyd Mints、George Stigler、当然还有Ronald Coase与Aaron Director。（因为十君子我认识其中八位，跟他们谈过当晚大辩论的细节，瑞典的一个经济学诺贝奖委员会曾

经要求我提供详请，据说他们考虑建造一栋像室描述这辩论。我的困难是McGee曾经告诉我，当晚Harberger在戴维德的家搬家具建造备的栏杆，但Harberger却记不起曾经这样做。

辩论吵了三个小时。起于晚餐后科斯问：“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邻居赔偿给工厂要求减产呢？”施蒂格勒的回忆，是吵到中途，弗里德曼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倒下，只有科斯还站着。科斯的回忆，是既然当时自己肯定没有错，但米尔顿分析得那么清晰，他知道自己可以安慰无忧了。这些传言使一些外人认为科斯定律源自米尔顿的天才。 나는同意，因为《联盟》一文发表在戴维德家中晚餐之前，而科斯定律已清楚地在该文表达了。后来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贝尔奖，发表演说时米尔顿坐在我旁边。我轻声地问米尔顿：“这个人应该获诺奖吗？”米尔顿指着台上，说：“他吗？早应得了。”

施蒂格勒认为，当晚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巨大损失。McGee的回忆，是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维德的家时，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历史作了见证。芝大的Harry Johnson当时在伦敦，过了一天他给芝大经济系一封电报，说：“听说又有一个英国人发现了新大陆。”十多年后，曾经反对科斯最激烈的Kessel对说，说地球上我们要到斯密才能找到一个像科斯那样对市场有那么深入感受的人！

晚餐辩论后，科斯回到自己的弗吉尼亚大学，动笔写今天同学们都知道的《社会成本问题》。说是一九六一年发表，实际上是一九六年一年。科斯以为赶印，写一节寄一节给戴维德，所以该文读来每节有明确的独立性，在连贯上没

第二章：科斯定律 有一般文章那么一体，后来科斯对我说，他当时不知道戴维德根本不在乎什么时候发表，等多长时间也无所谓。当时《法律经济学报》有稿酬。我曾问戴维德：“你给科斯那篇文章的稿酬是多少呢？”他回答：“当时校方规定每篇文章的稿酬以页数计算。要不是这样，我会把所有的钱给科斯算了。”

第二节：科斯定律的阐释 经济学者都认为“科斯定律”源于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可以商榷，因为该定律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而最接近定律或定理的源于科斯一九五九年发表于《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 最常被引用的科斯定律又称“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源于一九六〇年的大文提出详细分析的养牛与种麦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有两块相连的土地，二者地主不同，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问题出现，因为牛群跑到麦地去吃麦，造成损害，怎么办呢？ 牛群的行动可用栏杆约束，科斯假设栏杆的建造有费用，但这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基本上对问题没有影响。为了简化，让我假设建造栏杆的费用是零。 倒转过来效果一样 科斯首先假设养牛的人对麦的损害要负责，须以市价赔偿麦主的损失。牛吃麦造成损害，但牛肉的产量会增加。如果肉的升值高于麦的损失，牛主乐意赔偿，皆大欢喜，让牛多吃麦去也。不管两个地主的土地划分的界线在哪里，栏杆

的建造，会在牛多吃麦的边际收益等于麦的边际损害那个位置。是的，只要在边际上肉的升值高于麦的损害，肉与麦皆由市价指引，麦主会于多种饲给牛吃。

来得震撼是科斯跟着把例子倒转过来，假设牛群有吃麦的权限，不需要贪偿。说震撼是因为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栏杆会建在同样的位置——不变是也。牛主有权让牛吃麦，如果在边际上麦的损害高于肉的升值，麦主会给牛主钱，以栏杆的束牛群的走动。这栏杆建造之处，还是肉的边际升值等于麦的边际损害的那个位置。

结论是，只要权益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使栏杆的位置不变，也就是土地的使用不变。当然，界定牛主要贪偿麦主，后者会较富有，倒转过来牛主较富有。但这是权益属性谁较富有的话题，不是土地或资源使用的效率话题。资源使用的效率话题的要点落在权益的界定：只要有界定，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而这效果是不管权益谁属的。

小题大做与大问题 这不变定律惠来一些人大做文章，说权益谁属的界定不同导致财富分配有别，资源的使用因而会跟着不同，所以科斯是错了。这些人说的是小儿科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本科有教，科斯当然知道，只是认为屠毛求疵，不值一提。何谓财富效应呢？以养牛及种麦这例子看，两个地主要喜欢吃麦或吃肉的取舍不同，哪方较为富有某程度会影响麦与肉的相对市价，栏杆的位置因而会略为不同。也有些人批评科斯的例子是畸断市场，不是竞争市场。多加麦场与

第二章：科斯定律 57

牛场这些人就没有话说，跟科斯要说的何干哉？

我感到有困难的，是科斯几次提出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大问题。一九八二年我指出，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见《收入与成本》第八章）。这点科斯不仅同意，而且在某书内写明同意我的看法。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同意”带来的麻烦不仅复杂，而且重要。我写过，本卷第三章会深入地发挥。

帕累托的新解释

科斯定律的第二个阐释，是权利的界，与市场没有交易费用的运作会满足帕累托善点。这是定义性的，虽然真正的理解不简单。科斯一九六O的大文很长，读者很少注意到从第五节起他引进交易费用的讨论。我认为该节及跟着的长篇大论才是科斯对社会成本的主要贡献。同行们要知道什么是学问，找该文章从第五节读起吧。

，说话话长，这里不说。概括而言，科斯考查法院档案，尤其是侵权（tort）案件的例子，示范着那所谓“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法院怎样处理。皆实例，一律有趣：一栋高楼阻挡邻近泳池的阳光，一个牙医操作的声浪吵着邻居；没有出售炸鱼及票案的店子就不是英国，但有人觉得气味难受……这些例子显示着犯罪的利益与损害的程度有变化，而在不同的情况下解决纠纷的交易费用不同。法院的处理往往权衡轻重，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利益。

德姆塞茨受到科斯分案例的影响，把交易费用的局限引进帕累托善点的阐释，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交易费用无可避免，无效率之说不能成立。后来我多走一步，指出足以推

假说的局限界不一定可以满足帕累托，但如果所有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违反帕累托是不可的。无效率的出现因而永远起于一些与假说无关的局限没有算进去。这话题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八章有述，本卷第一章第二节再略说了。

这个第二个角度看科斯定律其实不是什么定律。科斯一九六〇年的文章的主要内容不是什么养牛种麦，而是引进交易费用看问题。无疑是重要贡献。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也以交易费用为主题，但分析不够深入，有点套套逻辑的味道，引不起广泛的注意。该《公司》文章要到一九六九年我发表了《合同的选择》才再受到内重视。一九三七年科斯二十多岁，对交易费用的处理不到位。《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时他五十岁，对交易费用的处理深人多了。

这里顺便一提，斯蒂格利茨曾经在一篇文章内批评科斯定律，说科斯漠视交易费用。这使科斯不高兴。看来斯蒂格利茨没有读过科斯一九六〇年的大文——我认为把“科斯定律”说得朗朗上口的人很少读过《科斯定律》的第四章翻为方程式，获得诺贝尔奖，但却称赞《俾农理论》的第三章，后来又称赞第二章——老是忘记第四章。)

交易定义漠视科斯条件 最后谈科斯定律的第三个阐释。这是他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合传播委员会》说出的那句话：“权利界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可以看为一个定律，但经济学早就有一个

第二章：科斯定律 59

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由古典经济学的几位大师推得逻辑并然的问题是这些大师只是暗地里假设交易的物品是私产，没有言明。更为重要的分歧是科斯认为物品的交易不要从物品本身看，而是要从物品有什么使用权益及权益谁属的角度看。这是说，科斯指出的，是传统的交易定理忘记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市场交易不是物品交换那么简单，而是权益的买卖，而如果这些权益没有界定、物品或资产不能在市场成交。

严格来说，科斯定律应该称为科斯条件。很可惜，到今天经济学者分析市场通常还是把这条件漠视了。科斯是说，买卖一个苹果不要只看一个苹果，而是要看苹果的拥有包含着的什么权益。属多此一举吗？到第三章第二节时我会示范不从权益的角度看交易会出现很多问题。

科斯的观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重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以中文对北京的朋友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但私产他们怎样也不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市场，但不接受私产。没有私产怎么可以在市场呢？我因此推出权益要有界定之说，他们接受了。

第三节：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203年九月二日科斯谢世，神州哀之。他和我在学术上的交往，行内的朋友认为特殊，为此我一中一英地写了两篇追忆文字。科斯比我年龄长二十五岁，辈分分明。人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互相讨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大家一致而又坚持的是经济学应走的路：重视真实世界，漠视黑板经济。一九六八年初我向他解释分析合同的重要性时，他立刻

同意这将会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对我来说，那所调新制度经济学不过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科斯当年同意要这样发展，可惜今天分析制度的朋友一般不是那样看。

君子和不同，对经济学问的处理科斯和我有三处不同，一样，主要是在重点上的。这些分离不是源于各持己见，而是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芝大后，没有机会跟他说日研讨，逐步分离，经过了长时间就变为颇大的分离了。一 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交易费用的贡献以科斯为首

先说科斯和我不同的第一方面，我认为他在经济学最大 的贡献是坚持交易费用重要。这些费用的存在不是他首先提出，但他坚持，在几篇论文里把交易费用放在中心位置。那 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但科斯有力地示范着因为交易费用 的存在重要的现象改变了。

我不认为在引进交易费用而提出验证假说说这方面科斯做 得很好。但他开了头，让我继续拼搏，想出了怎样高度交易 费用的转变，怎样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上下等号，很多可 以验证的假说是推出来了。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以交易费用 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或现象——这个在新古典之后的最重要发 展——主要的贡献者是科斯。

假设为零是严重错误

我认为科斯在理论逻辑上的最大错误，是一九六〇年他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的今天被称为“科斯定律”

第二章：科斯定律 61

的讨论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该文的重点不是交易费用是零，而是交易费用不是零。 然而，他清楚地说：权益有了界定，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管权益谁属资源使用的效果会是一 样。我在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时指出，如果交易费用真的的是零，权益界是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市场资源使用的效果都一样。这点科斯同意，阿罗也同 意。

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误，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继续推敲，这小错 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碑的“科斯定律”中学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一定律 对，而是因为这一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严格来说该 定律是错了。同学们想想吧。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 制度费用而出现的。(按：科斯谢世前同意他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是大错！）

终于想到租值消散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不少，加上一些老百姓不熟知的法治费 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 或理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情况下，获 取利益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 了降低其他非市场的安排而需要付出的另外一些交易或制度费 用。

这即是说，无论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有多高，其出现

一定是为了降低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更高的制度费用。这些更高的非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什么呢？我为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多年，得到的答案是市场的存在减低了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想法允许我们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虽然我们有时要转换一下角度才能把这个等号看得清楚。另一方面，我曾经指出，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没有错，但促进这准则的采用需要付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代价，也就是说资源的租值在某程度是不可避免地消散了。是的，有些问题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较为清楚，有些问题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较为清楚。世界复杂，但有趣，我喜欢把角度转来转去看世界。

是多么神奇的世界！参与者要付出那么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市场才出现，为的只是要争取一个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是的，界定权益也有费用，是市场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为的也是要争取采用天下独有的，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规则：市价。

从无到有变化精彩

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的含意多而精彩。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而在我信奉的经济学范畴中没有局限的指定是不是能解释现象或行为的。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主要是用干解释制度或合约的选择，而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有了这些选择才处理。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无人知道制度或合约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另一方面，我认为马克尔的伟大传统不会因为漠视交易费用而全盘废了。挽救马克尔的市场分析，我们要假设交易费用其实存在，但固定不变，有了市场，然后分析

第二章：科斯定律

市场引导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假设不能让我们解释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选择，加上无数的市场现象我们无从解释。从提出假说的角度看，说交易费用存在或不存在一般是说空话，因为提出假说需要指明交易费用怎么样转变——即是要说明从甲Situation到乙Situation什么交易费用是怎么样转变了。

是的，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一律要基于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局限的转变。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以风险规避来解释分合约。今天我再不这样看，转用讯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作解释。当然，该文提出的卸责、偷懒等思维更不成气候，导致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是悲剧。

利益团体是解释制度的大利麻烦

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可不单是为了降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用那么简单。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这简单的处理应该对。但利益团体存在，左右着收入分配，交易费用会容易地上升；分析的麻烦就变得头痛了。我认为社会上有好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利润，会不顾社会的整体。是的，我愚来愚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自私会减低交易费用，也会提升交易费用，哪方面胜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了。

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解释社会整体的制度转变、或解释政府政策的采用，远比解释市场中的合约选择困难的原因。制度与合约是同类的现象，解释皆要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变化入手，但利益团体往往多而复杂，处理非常困难。好比要

解释为何农主义长成合同是远比解释有工会左右的劳工合同容易的。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签合同或制度的选择，后来如何是更难推断了。

解释或推断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变当然也要选择的角度入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法门。这个层面的解释当然困难，而事后的解释一般比事前的推断容易，虽然在原则上二者的方法相同。事后解释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追溯有关的局限变是远比事前选择有关的局限转变容易。后来我平生只中过一次大奖：只推断过一次，命中不是幸运的。

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那是一一九八八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的！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这推断，劝我不要发表，有些甚至认为我会为此弄得身败名裂。我不是个要博取声名的人，但当时提出的推断理论那么完整——同事泽尔说半点瑕疵也没有——而推断如果肯定不能被事实推翻，即是没有假说，所以决定发表，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今天回顾，当年我能准确地推断中国改变走市场经济，原因主要是一个。那是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那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干部集团。如果当时还有一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团体，我不会那么幸福，想来也不会有胆写什么推断中国的文章。今天看，中国的改制及跟着的震撼发展，将会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章，而我竟然能在一九八八年推断一道一些细节也推中——免不了有点高傲之情，要夸夸其谈一下。

如果同们能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发表的《中国走向资本

第二章：科斯定律 65

本主义的道路吗？》，会发现写理论的第三节很完整，而指出局限转变的第四节是有着足够的观察的。同学也会发现，在该文我提出的制度转变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科斯一九六Ｏ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即是后来认为是科斯定律的出处。

科斯之错比他的对重要 科斯当年推出不管资源使用的权利归属但要有明确的界定，是神来之笔，但跟着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却是误。然后，上的分析显示，我从他的失误推出的理论或假说的含意却是重要的收获。科斯常说，今天被认为是对的理论，到明天会被认为是错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从科斯错的地方学得的比对的地方多。这可见思想的重要性不能以对或错作衡量。科斯的思想有创意，有深度，而更为重要是与真实世界有关。这些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的条件，但要这三者合并才作得准，所以非常罕有。

不久前在芝加哥写的科斯领词中，我提到交易费用与权限界定是有着正数的关系，即是说交易费用愈高，愈需要有权限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巴泽尔读到，爱之，建议交易费用与权限界定可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巴兄可能对，但我不敢同意，因为交易费用是非常复杂的学问。钱币两面之说有趣，可惜是深学问，而巴兄和我皆老了，要让年轻的同学想下去吧。

科斯与弗里德曼之争 转谈科斯与我和而不同的第二方面，是跟科学方法有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科斯与弗里德曼在科学方法上出现了

争议，我在中间作了一些调解，但问题复杂，而他们互不相让，就不多说。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依稀记得，弗里德曼在他的上一篇大名的，一九五三年发表的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中，说了类似如下的一句话：理论是用以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科斯的立场：不知道是什么，经济理论无从解释。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对，但彼此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科学方法上有一个“否决前事的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ce），中学生也应该知道，但可以变得很复杂。说在雨天上一定有云，含义是没有云一定没有雨。这是“有雨”是“前事”，说没有雨一定没有云是错的，称“否决前事的谬误”。经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起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Ｏ年发表的一篇引自自然淘汰的文章，十分精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该这还是经济科学方法最好的作品。阿师的要点是：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否真实无关重要，因为淘汰下来的生存适者是证明着该假设是对的。阿师是说，认为该假设不对所以结果也不对是犯了“否决前事的谬误”。 “假设”是否需要真是实是当年经济学的大争议。受到阿尔钦的影响，弗里德曼显然认为假设不需要真实。然后，一九二四年奈特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却重视假设的真实性。科斯究竟怎样看这个问题我拿不准，但受到奈特的影响 history看来是明显的。 局限转变需要真实 我自己找到假设应否真实的答案，源于哲学大师Ernest

第二章：科斯定律 67 Nagel 一九六三年发表的《经济理论的假设》。作者指出，经济学称为“假设”的有凡种不同的类别，解释得很清楚。这使我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在实验室作实验，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一支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推到经济理论或假说验证那边，我用的主要法门是考察局限的转变，然后引进需求定律。局限转变的假设需要是真实的吗？通常需要的简化可以看为不真实。这是 Nagel 说的吹毛求疵，正如试管是否清洁可以吹毛求疵也不决。然而，大致上，经济假说的验证，局限的转变是否与实情相非常重要。换言之，在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中，指定的局限转变，在大致上一旦要是真实的，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立场。科斯的立场应该我相若，只是他出自伦敦经济学院，对局限的处理没有我后学三十年来得那么一瓣性。 题材选择要讲战略 我与科斯而不同的第三方面，是大家对真实世界的处理。我绝对同意科斯反对黑板经济学，重视真实世界。我也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行为或现象。科斯说的真实世界可不是些统计数字或归纳分析，而是行为或现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这里牵涉到的考察程序科斯和我没有两样。 我不同意科斯的地方，是认为他花太多时间考察一个题材，顾及太多无关重要的细节，以致很多他开了头着手研究的题材，过了几十年也写不出文章。当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少，但他坚持考察实情的题材，往往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太多

而把重点埋没了。

我也曾写过科斯那类文章。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在租管厂香港战后楼宇重建的就是。该文考察了好几年，法院档案数千份，得到的是什么呢？被誉为最有学问的租金管制研究，获得美国一份法律学报的首奖，但除了这些什么也没有。如果科斯曾年没有一脚踏中波频率这个罕见的有趣现象，发挥了他的天才，今天没有谁会注意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考察当然重要，细节当然也重要，但我认为不要学科斯的考察方法或我考租金管制的方法。我也认为从书籍、文件或档案找寻资料不是上选的途径，因为人为了记录，经过主观的判断，往往与事实有分离。实际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我们要多到街头巷尾跑。

回报率高的研究实例

让我举两个自己已经历过的成功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农场与果园，调查蜜蜂蜜与传播花粉的市场安排，从开始调查到写出去只用了三个月。读了这些关于饲养蜜蜂的书，拜访了十三家农户与养蜂者，拿到他们的蜂箱租约与收费数据，用了一个月，整理资料与动笔用了两个月。今天该文还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上，而时间在了约二十倍的租金管制，给人赞了几句之后就再没有谁管了。

第二个例子的回报率更高。那是一九七五年香港度假时，我发现重要足球赛事的优质座位门票一定先售罄，显示着优座票价格偏低，想到优座先满可以防止持有劣座票的入场后跳到优座那边去，因此想到优座票价偏低是为了减少监袭

第二章：科斯定律 69

跳座行为的方法。我于是跑了三晚香港当时还分几个座位级别的电影院，观察他们售票处一眼可见的座位销售情况，看到有炒黄牛的仁兄必须上前倾谈几句，写下了资料数据，回美后只一个周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一共只用了一个多星期，该文章今天还被引用。据说那所谓效率工资论是从该文得到启发的。我认为“效率工资”不成气候，是错的。

集中零散说得大场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知道研究租金管制、专利租用合同等大题材去了十年的时间是中了计，再不走那些要经过千万山水才能知道有没有重要收获的路。我转向多个题材一起考察，这里那感到可能可以验证的假说入手多找细节。走这样的路有趣的题材多，而假说往彼此相连，为个别动笔是太麻烦了。二〇〇〇年我花两年写三卷的《经济解释》，把多个假说一起放进去。二〇〇九年起我在四多重写《经济解释》，变为四卷，文字多了一倍，而可以验证的假说到处都是。今天再修，变为五卷。无论价格分歧、隔离收费、捆绑销售、全线通销、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玉石定律、履行定律、类聚定律、欺骗定律，四二均衡、仓库理论、等等，都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到过的地方，皆有趣，差不多全部牵涉到交易费用！加起来应该近百篇像座位票价或蜜蜂神话那个水平的文章，只是每个题材的处理是比发表学报文章灰愧简略了。

经济学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我们要以推出有趣假说的方法从事，考察有趣的观察，然后试图把不同的假说以一般性的理论架构集中起来，才有机会变得洋洋大观。深入的调查当然重要，但我们要看得准，要有很大的把握能得到收获才

走进去，或大兴土木。好比二ＯＯ七年我写《中国的制度》，大博一手是因为我事前知道会有一篇大文。另一方面，犹碎的现象与假说的考察及推理，这里一点那些一点，到了某一个层面从事者会发觉这些现象与假说有关联，可以一般化，一个大场面的整体可能会出来。在自己的感受上，今天的《经济解释》有这样的大场面！

读科斯向深处钻

回头说科斯，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经济学者，其思想不可以简化！读科斯不要向浅处想。他的文字清晰，但有代价：那些图浅释科斯的公司性质或社会成本的言论，一律失之千里。是我之幸，当年读科斯从第一天起我向深处想，想几年停一阵，又再向深处钻。想想停记不起多少次了。 一九七四年我把交易费用与广义的制度费用用画上等号，后来把制度费用与值消散画上等号，因此可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三者的角度略有不同，转换看问题既有奇效。这发展让我终于推出自己称为“四二均衡”这个理念，一个完整的、全面引进交易费用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理论架构于是冒出来了。那是二〇三年，而我拜读科斯的论文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我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

第四节：交易费用替代定律

（The Law of Transaction-Cost Substitution）

这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定律，在此前我曾提及，在此之后也会再提。问题是在重修这第五版之前，我拿不准怎样发挥，以及要推多远才收笔。本章分析科斯定律，回头再

第二章：科斯定律 71
读时，知道我提出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的基础思想是源于科斯定律的错误，前思后想，认为这里是适当的解释这替代定律的地方，遂决定以一整节处理。这定律有五个重要的基础。
基础五则
基础一。一九八一年我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肯定地写下：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这一重点否决了科斯定律。为什么市场出现是一个大难题，我二十多年前才想出答案。
基础二。一九九六年我写《交易费用的范畴》（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讲辞），把交易费用广泛地定为一个世界可能出现的所有成本或费用。这定义当时弗里德曼叫好，后来阿罗与科斯都同意。
基础三。租值消散是有竞争才会出现，所以租值消散是广义交易费用其中一种。这是整个交易费用范畴的关键：漠视租值消散，交易费用理论不会有一般性的均衡！
基础四。凡有社会——即是多一个人的世界——必有竞争。竞争一定要有决胜负的准则。在无数的决策谁胜谁负的准则中，只有市场的价格——价格高者得——这个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在市场，甲要获取乙的物品，必要先有产生，对社会做出贡献，才可以支付乙要求的价。漠视租值消散不能解释市场的出现！
基础五。履行定律——无论市场的消费物品或从事产生的生产要素——凡是量度了而作价或定价的特质或量，监管出售价是否履行承诺的费用会下降。좋比雇用员工，以时间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为什么有市场呢？答案明确：市场的出现，是通过界定产权——其中牵涉到公安、律师、法院等费用的付出——再加上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讯息与监管等的庞大费用，从而争取采用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换言之，虽然市场的种种交易费用加起来相当庞大，但不采用市价这个决定胜负的准则，在竞争下，社会必定会出现更为庞大的费用——租值消散！市场的种种交易费用，替代了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而后来也是交易或制度费用。ここ就是我在本节要解释的交易费用替代准律了。同样重要的是这替代准律不仅可以解释市场的出现。事实上，在社会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皆按着这一定律。举个例子，市场交易选择量度的特质或量，是要基于量度及其他交易费用与成交利益之间能获取最大利益—— this 选择一定是替代着其他选择的交易费用。不是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而是选择最高的利益。这收益是在竞争下不会消散的租值！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交易费用的替代，替代定律带来的收益上升，不一定含着交易费用下降了。替代后的交易费用可能高于被替代的，因为这替代导致的收益增加可能很大。比如上文说的引进市场的种种交易费用，替代了没有市场的租值消散，前者可能高于后者——甚至远高于后者——因为市场带来的收益增加可以大得惊人。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经典示范。

替代失灵，人类自我毁灭
人类的不幸，是社会的运作不一定是朝着降低交易费用（包括租值消散）的方向走。我说过，人类的悲剧性发展，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我也说过不能排除人类有一天可能毁灭自己。这自我毁灭一定是源于庞大租值消散的出现。如果所有上文提到的约束人类竞争——或促成合约——等费用的支付都减低了不少因为竞争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是我在这里提出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的效果。

最后，还要指出一个我推理时常用的重点。这是：如果在一个理论或假说的均衡点中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存在，但没有消散，该理论或假说一定错！
上述的不同交易费用互相替代的理论，不是深学问。然后，上文可见，这替代牵涉到的范围广泛，变化多，需要反复推敲。整个话题的关键，是要把租值消散算进广义的交易或制度费用中。换言之，不引进租值消散这个要有社会才会出现的理念，我们不能全面地掌握交易或社会费用。这也是交易费用替代定律的一个关键了。

子错满盘皆落索 不少朋友认为，分析合同的经济学源于一九六九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合同选择的文章。我跟着的一系列作品皆涉及合约。今天深感遗憾的是在那篇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我提出 shirking（兜责或偷懒）这个无从观察的术语。 子错，满盘皆落索。一九七二年，阿尔钦及德姆塞茨以 shirking 为主题，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一篇大红大紫的文章。跟着的发展是无从观察的行为术语大量涌现，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的巅土重来了。不能观察，于是无从验证，是经济学的艰难发展。 提到这些，是要指出，如果当年我想到这里提出的，从交易费用替代这个角度看合同的选择，经济学的发展可能有另一番景象。 参考文献 F. H. Knight, 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F.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R. H. Coase,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Economica, 1946. M.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1953. R. H.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第二章. 科斯定律 75

of Law & Economics, 1959.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H. Demsetz, “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4.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H.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S. N. S.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S.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S. N. S. Cheung, The Myth of Social Co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tract Economics, 1992. S. N. S. Cheu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 1998 Presidential Address,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Economic Inquiry, 1998.

抱歉，该页没有提取到任何文字内容。

租值消散不局于有或曾经有的租值的消散，而是包括应有的租值。约束竞争的方法不同因而得到不同的效果是一层一层的考虑，从伦理风俗到政治制度到市场运作到政府管制——每层都有关租值消散的困扰，也即是有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困扰了。只是作为竞争准则的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理想的世界不存在。

抱歉，第85页没有提取到任何文字内容。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租值消散（the dissipation of rent）是指有价值的资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资源的价值局部或全部消散了。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没有这竞争不会有租值消散。换言之，一定要有社会才会有租值消散的出现，所以我们可称之为社会或制度费用，属广义的交易费用的其中一种，虽然不一定有交易。我解释过，不同类别的因为有社会才出现的费用往往无从划分，综合为制度或交易费用是一个广义的选择。

明显地，因为有社会而出现的竞争可以导致资源的价值上升，促成斯密说的国富。斯密没有说，是这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可以带来国贫，推到尽头可以灭绝人类。我不怀疑有朝一日人类会灭自己。这白我毁灭的倾向不要从博弈理论的无验证的方法处理，而是要从租值消散那方面看，虽然我的《经济解释》不会推到那么远。

第一节：交易费用可以从租值消散看

作为解释行为的局限，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不容易夸张：漠视交易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不多。令人遗憾是这项局限很难处理。我曾经写过一句行内朋友认为是经典的话：

交易费用这题材料不是一个在大学要升职的助理教授应该试的。是实际上世界的局限，复杂无比，不作实地考察容易猜错。当写博士论文，老师阿尔钦规劝不要尝试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因为是太难了。我没有依他。很幸运，《体农理论》的确是走通了一点，跟着一路走下去，匀匀五十年，不可能没有增加收益。

一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在网上征求同学意见，说要写交易费用了，不知道几部分写还是一次全面地写出来。同学们近乎一致地希望我一次全面地写，然后到另一卷时重复再写。依他们的，我写了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八章，题为《制度的费用》，感觉满意。现在是到了需要重复的时候。不会全部重复，不能毫无新意。我处理方法，是不参阅该第八章过什么，略为转换角度，以科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的麻烦入手。免不了有重复的地方，但我是个每次细想多少多少有点新意的人。同学们跟不上要找该第八章重温一下。

科斯的假设出错

说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初稿时，为了在逻辑上要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我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二者的运作的交易费用的比较作了深入的思考。过程中突然想到，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政府的策划——즉是由中央指导生产及分配——会毫无困难地满足帕累托善点。我因此想到科斯定律示范着的养牛与种麦的例子，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是假设了答案，也是多此一举，因为交易费用是零政府的策划会容易满足帕累托，不需要市场。这也使我认识到经济学者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

第三章. 租值消散的变化

只不过是源于暗地里大家对交易费用的假设不同——只要假设交易费用够低，计划经济的效率优于市场是容易推出来的。

科斯是当时唯一没有笑我推断中国走的路的人——他读后沉默，是唯一没有反对我的推断的。本章第二节提到，他来自白纸黑字地写下同意我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也即是同意科斯定律的假设是错了。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酒会上遇到阿罗，他很热情地要跟我研讨，为的是要我澄清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之说。阿罗显然认为新奇有趣，要从原创者的口中证实。酒会人多，不便多谈，而我想着的是另一件事：作为百年一见的数学经济天才，阿罗怎么有闲情去读我论中国的小册子呢？

弗老给我一个位置

一九九八年，作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我的讲题是《交易费用的范畴》，综合自己多年的思维发展所得，提出如下几点：一，不同类别的交易费用在往不能分开，但在边际的转变上可以分开，可幸运得假设我们只要从边际的转变看，也一定要在观察上可以鉴定。二，假说验证不需要用基数量度交易费用，以序数排列高低足够。即是说我们只需要排列不同情况下的交易费用就高就低，不需要管高与低之间的差距比较。三，porque不同类别的交易费用往往分不开，所以要用上一个宽义的阐释：交易费用包括所有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能出现的费用。——一人世界没有社会，也没有经济制度，交易费用于是成为所有因为有社会而出现的费用了——可以称为制度费用。四，科斯定律说如果权利谁属有界定与交易费用是零，市场的运作会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交易费

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不用有市场，就是私人产权也不需要。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有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

我把《交易费用的范畴》的稿寄给几位朋友先读，意见，其中我最重视的是弗里德曼——不是因为他大名，而是他从来没有在交易费用这个话题上过 für 憎，我 要知道他怎样想。弗老得用心，在英文文字上建议一些修改，文章的内容他不仅同意，而且说我有的是一家之言。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你站着的位置，是你的，我明白。”经济学有人满之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想来不易。然而，这门学问被搞得一团糟，空出来的位置无数！

梦中想到租值消散

故人已矣！弗老给我一个“位置”的当年，我知道有一个难题还没有解决。市场的存在不可能没有交易费用，是些什么费用做生意的人可以如数家珍。然而，市场的存在不可能是为了增加制度费用——应该是为了减低制度费用。真正的判断是这样，但逻辑不肤浅。这是因地球上出现过很多合同或制度安排是明显地提升了制度费用的，尤其是在牵涉到政府的左右。

我想到两个原因说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制度费用。——一是人类历史说，增加费用的制度合约安排不能持久。可以持续几十年——例如香港的租金管制——但不可以永止境地存在。另一方面，市场出现在人类有文化之前，不止五千年了，是一种永远打不死的制度安排。第二个市场会减少制度费用的原因，是决定竞争胜负的无数准则中，市场是唯一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83

不会导致租值消散。人类追求市场的出现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行为，虽然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惹来多种干预—后者要到下一卷写国家理论才处理。
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少制度费用，这减少了的是什么费用呢？是个难题，因为大家知道的市场的交易费用包罗万有，哪种费用可以减少呢？我要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晚上，才在半睡半醒中（往往这样）突然想到租值消散是制度费用，可以作为广义的交易费用看，而市场协助减少的是租值消散。上一层楼，看清楚一点，所有交易费用皆可作为租值消散看。
有社会竞争才出现的费用
租值消散是指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下，竞争的人多多，有价值的资源或物品会因为竞争的费用或成本的提升，或因为资源或物品得不到善用，其价值会因为竞争而下降，原则上可以下降零。毫无约束的竞争不容易想象，所以在真实世界的社会有价值的资源的租值下降至零的实例绝无仅有，但租值局部消散是说有交易费用，近于全部消散的实例不难找。这里说的资源不仅包括土地、海洋、矿物，也包括人力与任何有稀缺性质的物品。
租值消散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出现，所以只能在社会才有机会出现。这消散是社会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是成本，也是费用。租值消散与生产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 这些性质与交易费用完全一样，但没有交易也可能出现，广义地称之为制度费用较为恰当。广义地看，其他很多交易费用也可以在

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跟租值消散一样，只能在社会出现。

三个角度各有胜场

交易费用、制度费用、租值消散是三个不同的角度看社会费用，逻辑及概念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三者看世界的角度略为不同，遇到种种需要解释的现象此时我们要换角度看。有时同一现象我三者皆尝试。这样的换尝试比较容易找到解释世事的答案，而如果三个角度的看法带来不同的结论，或有冲突，那么答案是出现了问题，要再考虑。一年来而言，以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市场运作的合同最适当，因为是直接的。以制度费用的角度看市场之外的问题，例如风俗、宗教、论资排辈等，比 হয়适当，因为这些是一般性的约束，很少牵涉到市场讨价还价的行为。租值消散呢？解释竞争行为最适用，因为市场与非市场的竞争皆可以容易地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

人类的追求与贫富的区别

土地、矿物、树木、人力等皆资源，由上苍赐予。这些资源不通过人的脑子发展起来不值钱。资源的升值就是租值，是我从绅逐夫人一九三三年的“租值话”变化出来的。มน历的经验说，资源的局限条件相近的地方，财富或收入可以有很大的区别。对这现象的解释经济学不是没有，而是无数，在人类文化历史少了数千年了。本节的讨论含意者的解释，是不同地区对约束竞争的合同安排不同，因此导致不同的租值升幅与租值消散。

租值消散不限制于有或者曾经有的租值的消散，而是包括应

第三章 租值消散的变化 85

该有的租值。约束竞争的方法不同因此得到不同的效果是 一层一层的考虑，从伦理风俗到政治制度到市场运作到政府管 制——每层都有租值消散的困扰，也即是有交易或制度费用 的困扰了。只是作为竞争准则的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 散。理想的世界不存在。
人类追求减少租值消散，以市价作为竞争准则是目标， 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我说过，市场 是奢侈的玩意，不可能没有可观的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代 价，赢得的是减少了另一 些社会或制度费用：租值的消散。
从本卷起，尤其是本章的本节，我较多地以叙述自己思 想的发展过程来解释我要对同学们申述的理论或概念。这是 因为从卷一到卷三难读程度不断上升——不少学这样说。 我于是想，加入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作解释，让同学们知道 来龙去脉，可能有点帮助。

第二节：外部性理论的胡闹与世界的现实
社会成本问题是指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分离的问题， 也可从社会产值与私人产值有分离的角度看——二者相同 也。撒开庙占与科斯不论，这话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 发展学说兴起时，变为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的讨论 和争论，很热闹，而导火线是米德（J. E. Meade）——一九五二 年发表的关于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文章。
这热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社会的产出或投资会对从事 者之外有影响。落后之邦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要鼓励 哪种投资的外部效应是话题。其二是经济效率：外部效应应

比较有趣是当年（今天还存在）外部效应分技术外部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 effects）与钱外部效应（pecuniary external effects）两类。前者是指工厂污染邻居那类——这影响没有市场处理，没有价，因此无效率。后者是指某行业扩张或收缩，影响了生产要素之价，因此影响了其他生产人的成本。违反帕累托的无效率起于前者。科斯的贡献是指出前者起于权益没有界定，澄清了什么技术不技术的混乱思想。

杀手的思维

灾难的出现，是六十年代中期起外部效应的分析转为外部性（externality）的流行发展。外部效应的阐释本来就有不少问号，外部性是把外部效应再分门别类，术语层出不穷，单是公海捕鱼就有好几种——例如政府规定渔网的孔过大出现了“网外部性”（mesh externality）。

我认为外部性的理论胡说八道，一九六九年写好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同结构与非私产理论》，手起刀落。该文不易读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原本分两篇的，但科斯说合为一篇较好。他是我要发表的学报的编辑，依他的建议。其二是一九六九年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去，搬迁琐事多，没有机会坐下来多修几次。本节澄清该文说的第一部分，关于公海捕鱼与租值消散的第二部分过去才处理。

虽然我恨不得《合同结构》一文能多よ数稿才发表，该文可不是毫无建树：四十九年前的今天还在美国研究院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87

的读物表出现。读不懂的有微词，但说是天才之作的也不乏人（—笑）。杨凯读这后来竟然说我是外部性理论的其中一个创始人——他显然认为杀也是创。

推论如下——同学们要小心跟进。在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会容易地影响他人。这些影响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先谋有害的影响吧。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员工在工厂操作，对社会的贡献是他每天的平均（不是边际）产出值减少他每天的工资。然而，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影响，工厂内的每个其他员工的边际产量会因为多了一个人的参与而轻微下降。这些轻微下降加起来是社会的损失。社会的最大利益或叠累托善点，是在边际上参与的人对社会的贡献等于其他员工加起来的损失。

先从一条公路看

第四节我会转到庖古的两条公路的讨论，这里先用一条公路来示范一个员工参与操作对社会的利害问题。一条公路，多一辆车参进，假设该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若干公里，其他车辆在略有拥堵的情况下大家的时速会大致相同。这辆参进的车的私人利益是节省了的时间的所值。另一方面，多了这辆车的参进，公路的其他车辆会缓慢了一点。这些很多的一点点的时间损失加起来所值是一辆车参进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不忘记参进去的那辆也是社会的成员，他赢得的时间节省所值是社会的利益。争取这公路对社会的贡献极大化，在边际上一辆车的参进获得的利益要与其他车辆每辆的轻微损失加起来的总损失相等。

要怎样通过市场来达到上述的帕累托均衡呢？有两方

为什么想到合同结构

转到外部性的题上，提出的例子提出三个要点。第一，凡有社会必有竞争，而凡有竞争必有外部性的困扰——员工参与影响其他员工，车辆参与影响其他车辆，皆外部性也。第二，说明通过市场运作可把外部性“内部化”，满足帕累托，但要找到最高租值之价谈何容易？市场对社会当然有贡献，但我们只能说在资源使用的竞争下，适者生存会淘汰那些与最高租值大分离的竞争者。要求毫无分离是乌托邦的思维，而以这分离的或大或小衡量外部性的存在或不存在属满足问题的玩意。第三，把外部性部分门别类是分之不尽的。癞君子们既然在海捕鱼提出“网扎外部性”等类别，公路的使用、工厂的运作等我们也可以各有各大类。以老人家的想象力，几块钱一类可以赚很多钱。外部性理论是胡闹的玩意。

想深一层，我们想到合同结构那方面去。年轻的同学不会知道，三十年前美国租用电话，有一份没有多少人知道的长达数百页的租约，什么顾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说来真的话长了。每项合同的约束皆外部性的约束。同学们知道的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89

房子租用合同呢？可长可短，而短的一般不言自明的约束，因为有普通法及其他法律的协助。例如在墙上挂面许可，但拆墙不成，这些通常不会写进合同去。不写进不等于合同结构不存在。合同结构的晦暗或明或暗，每一项约束使用的条款都有关联的问题，没有每项以价值定，打起官司很头痛。这是市场，何完善之有战？换言之，吹毛求疵地看，任何有或可以有合同结构的市场成交，要分外部性的类别是分之不尽的。

狗吠之声音市场

经济学者是喜欢改进社会，老是认为自己聪明人家愚蠢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國的 A. Walters 造访西雅图华大（此君后来依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改革了英国），跟我在学校的饭堂进早餐时，另一位也造访的经济教授坐下来共膳。这位不速之客不说就批评斯定律，说狗吠之声扰人清梦，但从未有在市场成交过，科斯是胡说八道。我心中有气，也句话不说地立刻回应：“狗吠之声天天在庞大的市场成交，作为经济学教授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住在花园的房子可以养狗，但住公寓则说明不准，狗吠之价早就算进所之价或租金之内。”Walters在旁听着，大声叫对。

说过了，市场是奢侈的玩意。我们不能期望每声狗吠都算价，或声大声小用仪器量度然后统计。就是上述提到的公路，车辆互相干扰，要厘定一个公路租值最高之价不容易。理想的市场不存在，而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不含有市场。这是真实的世界，说这里那些级政府干预的外部性出现是说之不尽的。我们知道的是，是因为有众多的利益团体存在，外部性的言论可以提供借口，要求政府干预而便了混水摸鱼的

市场与礼仪的分界不明显 政治不论，人类毕竟要生存，要活得好一点。那所以外部性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无所不在。大家熟知的市场之外，社会的发展重视风俗、宗教、礼仪、伦理——这些是处理在竞争下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局限约束了。可以作为合同的约束看。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对我妈然一笑，价值千金，但我不会给她钱那么没礼貌，而动手脚非君子所为也。这些是礼仪。老人家会怎样回答这里不说。可以说的是当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对我妈然一笑，有糖果在手我一定给她。这是市场，只是没有硬性的规定，惹不起官司。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见到我一定笑，显示着她们对市场的认识比政府高明（——笑）。 过年过节亲友之间送礼物也是一种市场，也没有硬性规定的市价。收礼者不一定用得着，换来友情上的温馨是另一种消费者盈余了。西方，好些地区的商店，圣诞节过后许许多多礼物去换取其他的，而礼物的包装一般显示着物品的来处。于是，互相送礼以市价成交逐渐明显，但友情所在，风俗使然，这成交价没有通过洽商。 当今之世——历史说自古皆然——赠送物品的风俗不一定是为了情感的表达。今天的神州，以“礼物”换取“好处”的行为常有。当然也是市场，但不是明买明卖，可以拖饰着些什么。 我希望同学们能从这节读得明白：在竞争的社会中一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91
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是无可避免的事。不可能没有利害的冲突。通过市场来解决这冲突是古今常见的方法。因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市场的形式变化多，而在好些风俗或礼仪的处理下，市价不明确，合约若有若无，称之为市场在语言上一段人不容易接受。分界不明显，但我们可以把风俗与礼仪作为市场的替代者。

不管怎样，动不动说“外部性”，违反了帕托，要 政府干预，是跟可以解释行为的经济学扛不上关系的。真实 世界的有趣现象无数，经济学可以问的是“为什么”——只 此而已。
结语
在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这些影响通常有 很多方面，每项算价是算之不足的。是竞争带来的冲突，而 市场的运作是处理这些冲突的一个方法。有结构性的合约的 出现是为了处理在同一交易中牵涉到的不止一项的互相影 响。明确与监督合约的多方面约束的交易费用不菲，好些约 束没有写进合约，因为社会有普通法或不成文法的协助。此 外，社会也有风俗、宗教、礼仪、道德、伦理等，皆合约性 质的约束。细心地看，我们不容易说这些众人认为是非市场 的约束不是市场。同学们不要问理想的世界那方面想。
拟作《合约结构》——一九七O年发表后，行内出现了不少 关于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s）的文章，皆尘下的 折叠，方法式多过文字的分析揣摩不在这些作者对真实世界 的无知。说过了，几块钱发明一项“外部性”我可以赚很多钱。

我不认同贝克尔等人以功用函数的分析处理社会的风俗现象，认为他们提出出来的假说难以验证。我也认为在观察上他们不重视细节，靠数字的回归统计没有说服力。我自己的取向是以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变化来处理社会的风俗现象。本节范了一点，过后分析中国的旧礼教家庭时我会较为深入地范交易费用对解释风俗伦理等现象的威力。

不管小节难成大文

经济学报很少见到像《蜂巢》、《优座》那类纯为解释小现象而作的小品。经济学者对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现象没有兴趣。他们信奉由机构发表的数字，以回归统计及数学方程式建立学术形象——但现象的细节付之阙如，读来味同嚼蜡。我《蜂巢》文章也用了些统计方程式，而科学则说该运上几何图表是美中的缺失。那时我出道不久，对学问的认识没有今天这么老到。

重视细节是《蜂巢》一文能流传到今天的主要原因。有细节让我们看到变化，变化多可以验证的假说多，思路容易由纵横，这里验证那里验证，验个不停，加起来有钩之力。当时文稿写好后，传了开去，美国最大名的学报的编辑索稿，我说是否应给科斯的。该编辑在来信中要求我取消描述蜂巢怎样养怎样飞的相当长的第一节，反映着经济学盛开的品味正下。今天回顾，没有该节《蜂巢》一文不会流传到今天。

同学们想想吧。米德一九五二年发表一篇关于外部效应与市场失灵的文章，举蜂巢蜜蜜与传花粉为例，说没有市场，蜜糖与果实的产量因而下降，于是效率，需要政府补贴果树的种植与蜂巢的饲养。可能因为蜂巢在花间翻飞着迷人，这例子立刻走红，有关的外部效应理论成为经济发展学说的一块基石。问题是，花中的蜜浆与蜂巢传播花粉的服务在真实世界有市场，蜜浆有价，租用蜂巢也有价。这对米德提出的外部效应毫疑是当头一棒。要提供确实的证据很容易：美国的农村乡镇的电话责任可以找到。问题是找到证据又怎样了？米德提出的神话说没有市场，实际上，算是

什么学问了？

这就带到细节考察的不可或缺，因为可以从细节的变化推出多方面的可以验证的合理，示范着蜜浆的采集与蜜蜂的服务不仅有市场，不仅有价，而且蜜蜂、蜜浆、花粉等微不足道的资源市场是处理得那么精细与巧妙，足以令人拍案的。

——一个女人电话教我 ——一九七二年的盛期，我在盛产苹果的华盛顿州访问了十三个农户与养蜂人家，他们共同拥有大约一万箱蜂。我从他们那里拿得传播花粉服务的合约与租用蜂浆的场地租约，要求他们让我录他们的收费进账及租地支出的记录，也向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他们的协助使我大为感谢。后来在文章的第一个注脚他们每个的名字我无一写漏，一律感谢。最重要的帮忙是一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女人。她是一位养蜂者的太太，我跟她通过三次电话。

该女士的帮忙重要，因为我读了不少关于蜂的读物，研究了上述的合约与九位养蜂者的解释，但还有些问题不明白。这是因为一个养蜂者只跟我说自己 的生意，自己的专业，不知道或不愿意讨论为什么其他养蜂者的处理有不同之处。那位名为 Gerald Weddle 的女士虽然说自己不懂，但知道得多，思想清楚，有问必答，解释了我不明白的地方，而她的解释全部有我手上拿着的证据支持者。

我考察的细节变化与大自然的因果关系牵涉到如下几点：天气的变化导致蜜蜂数量的增减，果熟的先后、蜜浆的盛衰：植物种类不同有蜜浆的存量不同与传播花粉的需求不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95

同：蜜蜂飞翔的习惯、风力的左右、蜂箱搬运的费用、杀虫药物的威胁；农民的护蜂风俗、政府法规的左右、土地产权与地主的性质等。这些考察年来是大工程，实实不是：几天工夫可以掌握相当详尽的资料，只是好些细节难明，要问上文提到的女士。

同学们可以想象，有了上述的变化资料，采集蜜浆与传播花粉服务的价格变动不难推出，验证也容易，而最有趣是蜂巢蜜时一起传播花粉。后者的服务之价当然要依蜜浆的多少而调整了。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上述的女士给我的提出重点重要。植物如首蕊盛产蜜浆，也需要传播花粉，但同样的首蕊，蜂箱租用之价有很大的差别。我百不得其解。女士的解释，是首蕊的培植时候是为了养牛，有时是为了结籽，而为后者蜂蜜所获的蜜基甚少。只为养牛不结籽，传播花粉的服务没有价值，但首蕊蜜浆多，蜂主要给农民钱把蜂箱放进农场去。

利他的理论 不难推论，如果一箱纯为传播花粉服务的蜜蜂的租用市 值是十元，而该箱预计的蜜浆收获也同值十元，租用蜜蜂服务是不用付费的。当年我跟着想到，如果一个果园主人租用蜜蜂服务，其箱子数量准确地调校为每箱的租金等于预计的果实的边际产增加的值，满足了传统视交易费用的帕累托条件，但其中一些蜜蜂无可避免地飞到邻邻的果园去，为邻邻做了传播花粉的服务。蜜蜂不请自来，邻邻的园主可能没有付费，传统的帕累托观察会怎样看呢？这是有趣的免费“利他”的行为或现象了。

我想到了答案有点新意，把同事巴泽尔吓了一跳。这答案是：如果果园租用蜂箱的数量满足了帕累托，蜜蜂乱飞到乙果园去利益，他乙不付费，只要乙果园的果实收获增加因此达到最高点——即是乙果园的边际产量刚好下降至零——帕累托条件会一起满足了。这里同学们可以假设乙果园的果树品种跟甲果园的不同，前者不需要很多的花粉传播服务。 我跟着提出了一个钢琴好手在家中弹琴的例子。好手弹得悦耳，琴声传到邻居去，后者免费欣赏，分享邻居之乐。这里的问题是琴手每天弹琴的考虑，是自己在边际上的享受与自己的时间在边际上的成本。二者相等他不会再多弹。假设他的选择是每天弹三个小时。免费地给邻居听怎样看了？答案是：邻居虽然喜欢音乐，但听得太多会讨厌。如果邻居的最高享受——琴声给他的边际利益达到零——的时间长短刚好也是三个小时，一分钱不给邻居的琴手也刚好满足了帕累托！这是因为付钱与否，听琴者的最佳选择是邻居琴手弹三个小时。 这个利他能不收费能满足帕累托善点的情况显然有趣。一九七二年的秋天我写好了一篇文稿（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十二篇），当时没有发表是因为写好后才察觉到，一九六二年J. Buchanan 与 W. C. Stubblebine 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同样的情况，而过了几个星期A. Harberger 造访西雅图，读到我的文稿，说他也有一篇文章说过同样的话。英雄所见，何其略同也。

没有发表，但当时的打算是把该论点发挥到真实世界的现象去，多表现一下才发表。文稿堆堆下来后，转到研究其他题材，忘了再回来。后来出版《英语论文选》时从一位旧同事那里找回该稿，一字不改地放了进去。
我当年打算怎样发挥呢？首先是从上节提到的英国A. Walters对我说的一件事。他是研究建立新机场的，对我说一个新机场的建设，其邻近的地产物业之价一定上升。反对建机场的吆闹一般是为了索取多点补偿。想想吧，飞机升降的噪音很难受，单看这不良影响机场邻近的物业之价不能不下降。另一方面，机场带来不少商机与就业，邻近物业之价会被带起。一落一上，二者相加的效果是机场导致邻近的物业之价上升。跟蜜蜂乱飞与琴音传达邻居一样，如果机场的建造导致有关的物业之价升到顶峰，不需要任何干预，传统的帕累托条件是达到了。近日无从估计，因为飞机飞到很远的地方，一个新机场建立带来的利益与害，或大或小波及整个地球，而这边商机提升，那边商机可能因此下降了。
我们不能只要机场带来的商机与就业而推却飞机升降产生的噪音。伸展开来，在社会中，不止一个人的行为会有外部效应，不让这些效应对外人可能有利或有害，而最普通的情况是像建机场那样，利益害二者皆出现。我们不能只取其利益而否决其害。正确的处理是利与害合并在一起考虑。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是羊毛不能先剪下，要肉不要毛我们也要整只羊算价。
所谓“外部性”是社会无所不在的现象，有理论的胡

闷我说了。日常生活中我们交朋友，每个都给我们带来利与害的影响。我看人家，人家也我；交朋友只求利，不要害，你会是个很孤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类行为是没有通过明显的市场处理的。利益与害的外部效应互相拥绑着，二者大致打平没有市场也近于满足着帕累托，而二者拥绑带来的外部利益上升高对社会是有利。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对他人有影响的行为没有通过大家熟知的市场，而加进可以看为准市场的风俗、宗教、礼仪等约束， 人类的生活会逐步改进。只是利益团体与政治的存在，人类自发性的“自己生存”也让他人生命。

回头说工厂污染邻居，像机场那样，工厂的存在也给邻居带来就业与商机。政治不论，利益团体不谈，本章说的经济逻辑直指市场的安排会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适当的地方，不需要政府或环保团体的左右。一个上佳的住宅地区，工厂不会出现得起价在那里买地。原则上，考虑到上文说的利益与害的外部效应应合并出现的情况，帕累托条件的要求是一个地区的总地价能达到最高点。需要的是权利有界定，而这是回到科斯之见了。需要政府策划，左管右管，只不过是利益团体的操作，而政府官员也是一个利益团体。

我从来没有说过不需要政府管治，也没有说过不需要政府策划。没有利益团体的左右，政府的策划一般是顺着市场的取向。这点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学得的。在抽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见，新《劳动合同法》推出与北京调控失当之前，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发展得最好的那段时期（我看是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七）是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县政府有决定土地用途的权限，他们当然有策划。 然而，无论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99

一块策略划着的用途是什么，只要投资的人能说服管治者有较佳的用途，能给 District 带来较高的收入，原定的策略可以更改。重点是县竞争压力制作者和益团体的涌现。

最后我要提一所加州大学分校的例子。美国加州南部有一所加大分校，五十多年前建在一个荒芜地带。这是源于一个大地主把最上选的那部分免费提出，要求大学光临。大学建成后，该地主还拥有的邻近的土地之价值急升。发了达。中国的成话说是抑砖引玉，本节的分析就是购买外交效果。

第四节：租值消散理论的起源与失误 租值消散是指竞争使用资源导致资源的价值下降或消失了。是严重的问题：新古典的传统说竞争使用资源会导致资源的价值上升，怎么一下子倒转过来了？我们今天看是竞争的约束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合约的安排出现了问题。虽然租值消散的意识起自新古典，但这传统并没有开门见山地从约束竞争或合约安排的角度看。

我可能是经济学者中最喜欢提及租值消散的人，或者说有关的理念我最常用。这习惯源于一九六六年写《仲裁理论》的初稿时，我开始察觉到一个规律，后来把这个规律清晰地一般化：任何经济分析，如果在边际上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但这值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

老人家发明的——一般均衡我可以明确指出这规律的出处。那是一一九六九年出版“

的《侮农理论》第四十三页的一个几何图表中的MEA那个三角面积，应该消散但没有消散。那是马歇尔一八九〇年的错误，他自己可是没有注意到。马氏当时没有画出图表，一九六六年我跟踪他的几个注脚画出，肯定该面积是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所以肯定传统的侮农分析是错了。《侮农理论》的原作今天在中国内地再版了，该“三角”还在那第四十三页。同学们找来细读，会察觉只要能一脚踏中，理论的重要突破可以很容易的事。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的理论一定错这个理念，后来成为我自己常用的一般均衡：考虑一个有解释力的假说时，我们行均衡量所有与该假说有关的局限，看这里那里还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不是严谨的推理方法，但容易用，推得快——经济逻辑有错可以很快地知道，虽然逻辑对不等于理论假说也对。当的一些问题感到奇为为什么我可以那么快就指出理论上的错误。我不是个喜欢秘密自己的人，但要懂得怎样从租值消散的角度衡量一般均衡可以是复杂的学问。常用、熟习、可以用得快——快若闪电也。 

原则是简单的。租值消散是指在社会中，无主的收入会在竞争下消失——除非有某些特殊的局限保护着竞争者。这些所谓特殊的局限千变万化，经过多年我也不能门门别类，而又因为有这些特殊局限的存在，租值全都消散很困难。在本节及跟着的三节我会详细加示范。其中最困难是价格管制与租值消散的关系：那是我尝试过的最困难的分析了。

这里要顺便一提。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源自瓦尔拉斯的方程式，芝加哥的奈特、弗里德曼与施蒂格勒认为这些方程没有经济内容，而弗里德曼在他一九四九年发表的《马

让我们从头说起，回顾租值消散的发展过程的大略，尤其是我自己在这话题上的思想发展。细说一个思想范畴的来龙去脉对同志们的理解有助。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词起自戈登（H. Scott Gordon）一九五四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公海捕鱼的文章，但有关的思维则源于马歇尔高举的von Thünen（1783-1850）。把这思想发扬起来的是庇古（A. C. Pigou）——此君是马歇尔的学生，也是剑桥承继马氏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人。庇古多产，最重要的论著是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整个厚厚的书是关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出现分离及政府应该怎样补救。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我研读庇古，认为此君对事实的考察不及格，分析力中等，但想象力过人之处。

庇古在一九二〇年的《福利经济学》的初版中提出了有名且重要的两条公路的例子。两条公路，一佳一劣，皆从甲市到乙市。佳路狭窄，劣路宽阔。汽车选择在车速较快的佳路，但车多了，互相挤迫，你损害我，我损害你，一辆车的私人时间成本因而低于自己的时间成本加上阻慢他人驾驶时间的社会成本。

让我们简化，只管驾驶时间，不管路面是否舒适。劣路宽阔，永远不出现拥挤，但因为路面比较差，车行得比较慢——这说得通。

我们主要强调，在不同路面上的车行速度已不同，因而产生的社会成本也不同。当一个司机在佳路上行驶时，由于他自已的速度快，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但在劣路上，因速度慢，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比在佳路上大得多。假如一个司机在佳路上行驶，因符合社会成本的考虑，他应当付出较高的车费。反之，若在劣路上行驶，则应付较低的车费。这就是通过车费调节司机的行为，使之达到社会最优的例子。

这两条公路的例子反映了资源配置中的外部性问题。资源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不一致，导致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庇古强调，政府应通过税收或补贴来纠正这种外部性，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

以上只是摘录部分内容，完整内容可参阅原书或相关资料。

慢。容易推断，佳路的车辆拥挤到某一点，一些车辆会转到永远不拥挤的乡路去。均衡点是佳路与乡路的行驶时间相同。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佳路没有拥挤，车会行得较快，时间的节省是社会的利益，也可看为社会的成本下降了。既然乡路永远不会出现拥挤，把一部分车辆从佳路赶去乡路那边，被赶去的不会受损，因为佳路有足够的拥挤共驾驶的时间跟佳路不同。庙古是不是建议，政府要抽一个使用佳路的税，这税收可以大家分享，但佳路因为需要付使用税，拥挤减少，社会整体因此而得益。庙古没有算出，但这佳路的使用税应该为何我在本章第四节分析过了。 一九二四年，芝加哥的奈特（F. H. Knight）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题为《社会成本阐释的一些谬误》，直匡庙古之非。他说庙古的推理逻辑没有错，但严重的失误是庙古假设较佳的公路不是私有财产。如果该路是私产，路主会收公路使用费，因此费也，会与庙古提出的理想税收完全一样。换言之，奈特是说庙古吹错了树。私产的存在可以解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这个难题是奈特首先提出的。这是早于科斯三十六年了。 一九二四是我出生前三十一年，但我有幸认识奈特，有机会向他表达仰慕与感谢之辈。奈特的文章历来不易读。我不认为他对文字的操控不足，而是他想得深。想得深入要付代价。奈特在《谬误》一文坚持“假设”要与事实相符是首要的分析经济问题的关键，聚眼看是违反了科学方法。其实他说的“假设”是指局限条件，这深深地影响了我走的经济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03

解释的方法与路向。如果同学翻阅《维基百科》写奈特那一 条，会看到其中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弗里德曼、科 斯、布坎南、施蒂格勒、张五常。 度古没有回应奈特指出的谬误，只是把两条公路的例子 在《福利经济学》的再版中删除。很可惜，产权问题因为吵 不起来。科斯三十六年后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论点重 心与奈特说的一样，但科斯提出以产权界定的角度看私产是 重要的贡献，而把交易费用放进去讨论的中心位置是更重要的 贡献了。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四年戈登分析租值消散时没有 提到奈特。他把奈特的两条公路改为两个公海渔场：几何图 表一样，戈登只是把奈特的平均与边际成本曲线对着镜子 看，转九十度，变为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戈登应该提到 奈特的，虽然他的公海捕鱼文章的本身也是重要贡献。 租值全部消散是难题 这里有一个没有人注意的重要问题。虽然他们没有说， 庄古与奈特的分析，两条公路，一佳一劣，佳路应有的租 值——收取使用费带来的租值——因为不收费，在竞争使用 下是全部消散了。庄古说抽税可以挽救，奈特说如果佳路是 私产路主会收费，因此有租值。如果佳路不是私产，没有业 主，没有人收取使用费，政府不抽税，佳路的竞争使用没有 约束，其租值会在竞争下全部消散了。这传统之见行内接受 了好些年，一九七〇年我在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合约结构》 一文中提出异议。 我同意在上述的两条公路的例子中，佳路的租值在竞争 使用下可以全部消散。但那是什么呢？是不是的不浅的智商测

全部消散的条件 一、劣路虽然行车比较慢，但永远不拥挤，每个使用者没有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律的约束，边际产量曲线是平线，平均产量曲线是同一平线。 同学们可以想象一块无限大的土地，质量到处一样，地点远近毫无影响，放多少人去耕耘每个的边际产量是不不会下降的。 现在较佳的公路就在旁边，不拥挤或者拥挤不够严重，车行的速度较快，没有一辆车会转到劣路去。拥挤在佳路出现，到了某一点一些车辆会转用劣路。我们假设使用者只考虑行车的速度，不管舒服不舒服，两条公路的车速会相同。这样，较佳公路的边际与平均产量曲线也是平线：佳路多一辆车减慢车速，会有一辆转到佳路去。 结论是：劣路的租值永远是零，佳路呢？因为拥挤过甚而劣路水不拥挤，佳路的边际产量曲线被劣路拉为平线，这平线上的租值也是零。原则上佳路可以有租值，但在竞争使用下会全部消散了。这不仅因为佳路非私产，没有主人收费路费，不需要佳路足够的拥挤，还需要的是劣路的存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05

在把佳路的边际产量曲线拉平了。这是佳路的租值全部消散的情况。

边际产量下降的真谛 同学们要注意，你们学的边际产量下降律是说一种生产要素之量不变而另一种之量变。这没有错，但因为不够形象化推理时想象力不会发挥得好。我喜欢从拥挤或挤逼那方面想。好比一条公路，只有一条，其“量”不变，出现拥挤，车辆增加边际产量（车速）下降，不拥挤边际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公路之“量”应该怎样算呢？应该算每辆车行走中前面空出来的路。看整体路容易想错。公路宽无拥挤，等于公路之“量”自由变动，边际产量（车速）不会因为车辆的增加而下降。

死记硬背老师或课本教的容易想错。经济学要把理论和概念用出变化才有作用。记得四岁时跟五岁的哥哥一起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十个人建一小房子需要十天，二十个人要多少天？他问来问去我也说不知道，怎样解释我也不接受。老师对父亲说我生得蠢。究竟是谁蠢呢？边际产量下降不是因为房子的大小不变，而是因为人多出现了拥挤。

不消散的经济观 二、如果钱的公路宽无拥挤，不收费，不会有任何车辆使用劣路。然而，使用佳路的车辆是赚取着租值的。宽无拥挤，佳路的每个使用者的边际与平均产量曲线也是平线，而这平线的高低，不同的使用者不一定相同。每个使用佳路者赚取的租值是佳路与劣路的时间节省所值的差距，而每个

赚取的租值不一定相同。这是没有租值消散的情况。 这里的问题是只要走路弯不拥挤，多加一辆车的边际社会成本是零。如果收取费用，不管由谁收取，使用该路的车辆会减少。这是社会的浪费，应该是霍特林、萨缪尔森、阿罗等人认为共同品不应该收费的原因，不无道理，但他们的分析跟这里提出的有别，不能说服力。另一个问题出现，不收费，佳路由谁出钱建造呢？由政府出钱建设然后不收费，那么社会的资源使用是凭什么来决策呢？再者，如果佳路建好后出现拥挤，不收费庙古又有话可说了——会说要抽税。 结论是：佳路不拥挤不会出现值消散；拥挤出现，不收费，到了某一点租值消散开始出现，而租值全部消散需要佳路拥挤到多一辆车必定会有另一辆转用旁路，以致佳路与旁路的每个使用者的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皆平线，驾驶的时速大家一样。要注意，不同使用者的时间价值不一样，所以有些使用者会赚取归属租值（imputed rent），但拥挤过佳路本身的租值会全部消散。 局部消散变化多 三、如果只有一条公路，不管优劣，租值全部消散就近于不可能了。没有另一条较劣的毫无租值可言的公路在旁边，只有一条公路，有拥挤，每个使用者的边际产量曲线是向右倾斜的。这样，就算该路没有主人，不收费，车辆拥挤到没有多一辆车愿意参进，该路当然有租值消散，但不会全部消散。同学们可以证明出来吗？ 租值局部消散是很麻烦的学问，因为变化多。然而，正

因为变化多，可以推出出来的假说及解释的现象也多。租值散理论的解释用场很广泛，尤其是参与的竞争者有意图减低租值的消散。我不认为租值散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但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是另一条可以走得相当远的通道。

第五节：公海渔业、私产替代、利益团体 让我们回到《收入与成本》第一章第四节提到的A. Bottomley一九三三年发表的仅两页纸的关于非洲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的文章，该文的主旨说那里草原本来宜于种植价值不菲的杏仁树，但因为草原非私产，用作畜牧、土地使用的价值下降了。虽然作者没有从租值散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为草原应有的租值 because 竞争畜牧而出现某程度的消散。一九七Ｏ年我在《合约结构》一文中提出解释：草原非私产，没有地主建造栏杆，植树会给牛羊吃掉，但畜牧可以在晚上把牛羊赶回家。

我不相信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公有草原是任何国民皆可自由畜牧。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约束限制着牛羊或畜牧者的数量。为什么这样想本节后会解释。然而，草原既非私产，竞争使用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

可以有租值较高用途的资源，因为没有足够的权益界定，要转到租值较低的用途，是租值消散。 不难想象，好些原则上是有租值的资源，在没有私产保护的情况下遭到弃置或荒废了。这当然也是租值散。

这就带到戈登——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理论：渔业》。尽管我认为戈登应该提到奈斯，尽管在下文我会指出他的分析有严重错失，戈登的《渔业》是重要文章——绝对是。一九六二年我拜读，戈登说的一句惊醒梦中人：资源没有私产权利的维护，竞争使用带来的成本上升侵蚀了资源的租值。这不是两条公路的例子说的社会与私人成本出现了分离，不是畜牧取代了杏仁树，也不是资源被弃置，而是因为产生的总成本上升了。

租值消散无疑可以在几方面出现，但成本的上升使我当年看到一个新方向。例如在价格管制下顾客需要排队轮购，排队的时间是成本，物品的所值因而被这时间成本局部取代了。当然也是租值消散。从这思路推下去，几年后我想到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规则，价格管制的均衡分析因此有了一个新理念。这是后话。

我希望同学们能从老人家当年求学的经验中知道，有些文章说得天花乱坠其实没有什么内容；一些错误，但其中提出一点可以给求学的很大的启发。戈登的《渔业》是鸿文，有学问，只是一个“明显”地对的重点是错了，九六八年我为之作了修正，初时以为无足轻重，但跟着推出的含意却更重要。

明显的可以错

戈登的明显是对的分析，说公海渔场不是私产，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捕鱼者的参与于是像庇古的佳路那样，拼拼过去甚，导致捕鱼的总成本等于渔获的总产值，以致公海渔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09

场的租值被捕鱼的成本替代，全部消散了。眺眼看这结论显然对。假设捕钓的成本只是工资，如果海洋属私产，渔场的主人聘请员工捕鱼，会约束在工资等于边际产值那一点，平均产值在上头，高于工资那部分乘以员工总数就是海洋渔业的租值了；但现在海洋属公有，任何人皆可以随意捕钓，没有人收租，在竞争下，均衡点是平均产值等于工资，所以租值全部消散了。这是直觉与普通常识的判断。

戎登显然知道要推出渔获的总值等于总工资（或总成本）这个均衡不容易，因为他用上两个捕钓的海洋场地，像庞古与奈特两条公路之争那样，也是一个较佳另一个较劣的。困难是戎登出的两个渔场的平均与边际产值的曲线皆向右倾斜。场的边际产值不是平线，租值怎么可以全部消散呢？在这个难题上戎说了如下的话：两个捕钓的渔场，一优一劣，当一艘渔船从港口出发，从这两个渔场中选取其一时，会考虑的是平均产值，不是边际产值。这句话我读不懂，因为船主要带多少人要考虑的，是边际产值而不是平均产值。

温哥华的研讨会议 — 1996八年，在芝大，我受邀请参加加拿大温哥华六九年初举办的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议。芝大的科斯与A. Zellner也受邀请。我获邀是因为《偶农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而渔业常用分成合约。科斯获邀因为他是产权大师。Zellner呢？此君当时是统计经济学的天下第一把手，曾经花了好一段时间研究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关于渔业经济之作。

为了应酬上述的邀请，我再读弦登，想到的新意有点怪：公海捕鱼要渔场租值全部消散。捕钓机构的数量要达到无限多！我写下短短的几页纸，用自己发明的方程式与几何证出这“无限”之见。以为会阐焉，殊不知会会议轮到我发言时，在座的 Zellner 叫出声来。他说曾经和一位同事讨论了好些的日子，也不明白为什么工资会等于平均产值，今天终于有人破案了。我应该说本来以为是自己的伟大发明，后来发现是百年前法国古诺（A. A. Cournot）分析双头竞争的延伸，我只是把古诺的产品市场改为生产要素市场，又把“双头”推到“无限头”才找到租值是零的均衡。会议后我把那几页纸加长十倍，写成后获发表的《合同结构与非私产理论》。

人数无限的均衡 分析如下，同学们要用心了。假设有若干私营机构以捕鱼为业。海洋某地有海鱼集中产的渔场一个。假设捕钓的生产要素单位是一艘渔船加一个固定的人手量，单位之间的生产力相同，其租租、工资也相同。先假设只一家机构从事捕钓，其平均与边际产值曲线皆向右下倾斜，前者在后者之上。这家机构，称甲机构，雇用的捕钓单位之量是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假设生产单位的边际成本是平线，所以平均成本也是平线——即是假设工资与渔租不会因为产量的变动而变。这样，因为平均产值是高于平均成本，总产值减总成本就是该渔场授予甲机构的最高渔场租值了。这也是渔场属私产的租值收入。

按理推下去，如果这海洋渔场属私产，不管有多少家机构参与捕钓，渔场的业主会约束着捕钓单位的数量，不会容

第三章 租值消散的变化 111 许边际成本与边际流获所值出现分离，因为业主要收取的是 最高的渔场租值。换言之，最高的租值是边际成本与边际产 值相等，机构的数量增加会被渔场业主收租约束着。 现在情况下变了：渔场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只一家机 构如上述，平均产值高于平均成本，租值进账可观。但没有 业主，任何人可以随意捕钓，乙机构见甲的平均产值高于自 己的平均成本，会参进。乙的边际产值线起于他看到的甲 的平均产值，然后向右下倾斜。只要乙的边际产值高于他的 边际成本，他会增产，而其生产要素单位的数量也要达到边 际产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 问题又来了，因为乙的参进，原来甲投入的生产单位之 量变过多，使用的边际产值低于边际成本，所以甲会收缩 减产。甲的减产会使乙的边际产值上升，导致乙会增产。互 相调整之后，大家的收入与产量一样，边际产值与边际成本 也大家一样。再者，甲、乙二者皆赢取一点渔场租值，虽然 这两个租值相加的总和是低于只一家机构或者业主收租的 情况。 渔场租值的全部消散，需要生产要素的总收入达到平均 产值等于平均成本那一点。现在的情况是甲、乙两家皆获取 一部分渔场租值，各自按自己的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的均 衡从事，但两机构见到边际产值高于自己的边际成本，会参 进竞争。两的参进会导致与乙的边际产值下降，二者会缩 减投入，两会增加投入，直到三者的边际产值相等……三者 各自分享一点渔场租值，但渔场的总租值再会下降。公海渔 场的租值全部消散——平均产值等于平均成本——需要有无 限数量的机构，每机构的投入无限的小。只有这样才可以守

把假设改为真实局限看 同学们不要以为老人家吹毛求疵，刻意留难前人。你们要细看上述的假设，知道在这些假设下，就是没有私产，租值全部消散不容易，再考虑为了生存社会的每个成员皆有意图减低租值的消散。跟着同学们要把上述的假设作为局限看，作点改动，向真实世界那边走，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以公海渔场为例，说因为非私产和值全部消散是浅视真实世界局限的学问了。

好比在大海以鱼笼下钓，我读过一项统计，不到百分之五的下钩者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鱼。不同钓客的比较优势成本不同，少人数可以之为业，大多数只能以之为乐矣。为乐也有所值，而租值全部消散是说值是零。六十年前在香港管箍湾的海域，用手与丝钓者无数，但大部分的鱼落在三个人的手上，今天的老人家当年是其中一个，其他两位皆以下钓为业。这里的问题是：作为“渔场”，当年管箍湾的海域是这三个人的私产吗？从界定海域使用权利的角度看当然不是，但从钓技界定权利的角度看，上苍会说是吧。资源使用赚取租值的权利可以转到使用者的本领那边去。好比某山头没有业主，地面之下满是金沙，知道这秘密的只有一个人，是他的知识资产吧。我们不要单从资源的本身看产权问题。

不同的人拥有的知识不同，或比较优势的成本有别，竞争使用没有私产权利界定的资源，不仅租值不会全部消散，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13

而且知识界限的保护可以导致资源使用近于私产的效果。
这些就是在上节我提到的“特殊情况”了。知识或优势可以
维护资源使用的权利。然后，因为资源本身没有产权界定，
靠使用者的优势维持是不足以让资源在市场成交的。可以在
市场成交的是知识或成本优势。知识及优势有价，代表着资
源租值的转移，也解释了为什么好些资源没有被界定为私
产。是的，如果只有一小撮人懂得怎样在公海捕钓，公海渔
场没有业主其使用的帆累托条件的满足可能跟有业主差不多。

利益团体出现的原因
可能更主要是公海渔场的租值全部消散需要有无数家机
构参与或无数个捕钓者，因为有如下的含意：只要捕钓的机
构或单位数量能被纲束下降，还存在的竞争捕钓者每个赚取
到的在生产成本之上的租值会升。

我认为，也深信，这是公海渔业的利益团体以繁多知名的主要原因。

租值的争取或竟食需要有组织才能成事——独行侠是免
问的。这里同学们要注意了。有组织性的利益团体争取租
值分两大类。其一是租值已经存在，属他人的，利益团体可
以用多种方法蚕食。曾经雄视地球的美国通用汽车是清楚的
例子：庞大的租值，经过多年被工会蚕食，二〇〇九年跌到
负值。后来被政府接管了。这类租值蚕食一般对社会的经济
有害，可不是因为租值或收入分配的转移，而是因为工会的
组织费用高，而被蚕食的机构会采取防守政策，其费用也
高。换言之，租值转移的本身对社会经济没有明显的害处，
但你攻我守的费用高，切进入了租值那里去——即就是说，蚕
食他人的租值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

另一类租值的争取是试图创造租值。这是公海渔业的例子。公海非私产，没有业主收税，但渔船有牌照的约束与数量的限制，以及捕钓的日期有限制。该牌照可以很值钱。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阿拉斯加的三文鱼捕钓船牌，一个的市价高达三十万美元。这牌照之价是公海渔场的租值了。捕钓的劳动力手也有渔业工会约束人数的限制，七十年代的会员工资高出同样劳动力的非会员工资不少。此外还有环保团体，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也有其他政府机关的左右——皆利益团体也。

要真正理解海洋渔业的利益团体的运作与租值争取及分配的含义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阿拉斯加为例，有点看头的考察需要好几年。我不懂，据我略知的大概，跟海洋渔业有关的多个利益团体不是一致地争取公海渔场的租值提升，而是互相争取这租值的嫡分。我的主要证据，是当时这些政府及工会的规例，有明显的提升捕钓成本的效果——这种成本提升对我有利，那种成本提升对你有利，纠纷常见。这些纠纷不会提升公海渔场的总租值——在非私产下面约束捕钓的行为获取——而是会导致本来可以多获的租值消散了。

换言之，公海渔场非私产，没有业主收税，但如果只有一个利益团体存在，该渔场的使用有机会达到私产与市场运作的效果，也即是有机会满足传统的帕累托——渔场的租值全部转到牌照值那边去。这就带到私产与非私产在分别上的一些重要含意。私产维护得宜，利益团体不会出现，而如果通用汽车当年被工会砸食租值，我们很少见到多个劳动力量利益团体的实例。然而，非私产资源萃来的利益团体往往有好几个，你争我夺，增加了减低租值消散的困难。

浮笼养鱼瓦解团体

我老是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初期起公交的三文出租业有了重要的转变。这转变起于在美国西北部的无数岛屿与海湾中，有人仿效当时的香港，以浮笼饲养。这发展昌得快，到了九十年代饲养的三文鱼的批发价仅为野生捕钓的三分之一。有人说野生的远为可口， 正如今天在中国内地，多少人说野生的海鱼比笼养的好吃。我很少遇到一个敢跟我打赌可以白辨不错的人。 是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阿拉斯加的三文鱼捕钓渔船牌照之价格下降近于零！环保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利益团体群起而出，反对浮笼饲养。这阻慢了饲养的发展，但功效不高。这是因为太多的沿海地区不断地出现浮笼饲养三文鱼，而反对的利益团体的运作权力有地区性质，不能远及。这里禁止饲养那里不禁，这里是输家。 有趣的是反对浮笼饲养的利益团体，跟此前反对多捕野生三文鱼的是同样的两组人。以浮笼饲养不是保护着野生三文鱼吗？

附录：国庆大塔车的经济观 （按：本文发表于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分析一个精彩的租值消散负值的实例。北京后来继续在大假推出免路费。见过鬼怕黑，好些车主不再尝试。讯息费用的下降会减少租值消散大假免路费一定有租值消散；讯息灵通不会达负值。）

收费公路一律免费这项玩意，导致的交通大堵塞令人叹为观止。西方的朋友来问问答，我说有人要证明老人家当年发明的价格管制导致租值消散这个论点是对的。可惜对过了头，公路的租值不仅下降为零，而且出现了租值变负值的情况。老人家当年写价格管理时可没有想到，汽车上了公路，出现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堵塞，不是直升飞机，无从退出，租值怎么不会下降为负值呢？

一位同学问：关于我老师在网上说公路应该收费，给惯青们骂个半死，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责责青呀？我回答：责责不是责，而是聪明，因为他们没有驾车驱上免费公路去。我也聪明，没有在这次繁忙节日光顾免费公路，在智商上踩责责小伙伴们打个平手。

几位也没有中计的同学要求我分析免费公路导致拥挤堵塞这个话题，我想两天敢动笔——非浅学问也。其实理论与概念皆浅，困难是要用出变化才有可观。把浅理论用出多变化是深学问，难度高，同学们要用心跟进了。

先假设公路毫无成本：土地与建造皆没有成本，管理费用是零。在这样的局限下，没有拥堵，争取社会的最高利益公路的使用不应该收费。这支持着霍特林、萨缪尔森、阿罗等大师的关于共用品的观点，即是支持着他们说的边际成本是零可以不收费的看法。可惜他们没有指出那不可以缺的所有成本是零这个假设，虽属天才，但对经济概念掌握不足就降了一等。

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公路本身的成本假设是零，但拥挤出现，就变作剑桥大师庸古提出的公路例子：私人成本与社会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17
成本出现了分离，无效率，有经济浪费，也就是老人家说的租值消散出现。这是因为一个使用公路的人只管自己的行车利益，不会顾及干扰着他人的 Damage. 速度不论，扯到某一点约车车辆的数量是需要的。这约车的方法有多种，而我说过多次，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约束竞争的准则是市价。
不是凡有车辆拥挤就要用收费的方法来约车车辆的数量。一辆车驶上公路，其时间的节省是该车主的利益，而因为该车的参与导致其他车辆缓慢下来是社会的损失。在边际上——要注意是说在边际上——车辆参进的利益要与因为该车参进而使其他受到不利影响的车辆的损害看齐，才能达到整体利益最高的均衡，也就是说达到公路使用的整体最高租值。 详尽的解释可见于老人家一九七八年在伦敦经济事务学社出版的《公损之谜》（The Myth of Social Cost）。
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如果公路没有成本，没有拥挤不应该收费。拥挤到某一点——增加一辆车的边际私人利益开始低于其他车辆受到的边际损害——应该收费，要求稳定在这前二者相等的均衡。开始收费时公路的车辆会是不少的，因为有拥挤出现了。
当然，愈是拥挤，每辆车收取的路费要愈高。这是因为拥挤的上升反映着需求增加，使用公路的边际利益或边际价值增加，而拥挤增加此车受到的边际损害也因此增加了。所有车辆使用同一段路付同样的路费，所有参与者的边际用值会相等。另一方面，如果路费能使这边际用值与边际损害到达看齐的均衡，公路的总租值会是最高的。在实践上，决定这路费的人不需要知道什么边际不边际。他只要懂

得到调路线费几次，找到近于最高总收入的，上述的两个边际价值就近于相等了。

问题是，车辆的拥挤带有变动，社会的理想效果因此需要公路的收费不断变动：拥挤增加收费上升，拥挤减少收费下降。交易费用的存在增加了这收费用的困难，而讯息费用的存在可使收费的不断调整引起混乱。繁忙时间收费增加不平见，但频频调校很困难。一九八四年，香港财政司鼓励治和我考虑过繁忙时间海底隧道增加收费，商讨后大家不敢赌这一手，因为恐怕争恐惧后的行为会引起混乱。今天的电子科技远为发达了，不知有没有天才能想出好主意。

现在转到公路成本高昂的讨论了——同学们不要先想一下成本高昂的分析读下去呢？假设地价与公路的建设成本皆高，但没有管理的费用。如果公路宽无拥挤，从社会的利益看，这公路应否收取路费呢？我答同学答不出，因为答案起码有四个。

第一个答案，是公路花巨资建成后，覆水难收，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没有拥挤不应该收此费。第二个答案是虽然建造费用再不是成本，但除非公路建在沙滩地带，土地一般有其他用途，成本也，公路毫不拥挤，不收费可能比不上拆除公路把土地转作其他用途。其三是公路建好后，不拥挤不收费，有谁还会再建公路呢？不要忘记，今天神州大地的高速公路满布，主要是――——一律收费的结果――――望无涟地见不到一辆车的情况也收费。其四是如果指明要有拥挤才能收费，建造出来的公路会很窄的―――私人投资如是，政府下注也如是，是要有拥挤保障的选择也。当然，这里的分析，是汉视了公路的建造会带起好些地区的地价上升，也会导致某些

地区的地价下降。当然，只要有某程度的抑抑，公路本身没有成本，收费的经济准则一样：争取租值极大化与社会利益极大化没有冲突，使用公路的人边际利益或用值要与其他车辆因为抑抑而导致的损害的边际总和相等。

如果有造成成本的公路竟不抑抑也收费，好叫鼓励多建设，或今天不抑明天抑，不抑时先收费可以减轻明天的收费财政，那么竟不抑抑所收的路费可不是什么边际对边际，而是同学们一律学过的需求弹性系数等于一的老生常谈了。

只要交易或讯息费用够低，我不认为政府策划投资与私人策划投资有多少分别。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有些事项政府处理的成本较低，有些事项市场处理的成本较低，是不理解的正确看法。我从中国的发展中学得很多。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头与下头的地方政府的选择大致上做得对。要不然，中国不会出现举世瞩的经济奇迹。可惜这几年乱了阵脚，频频出错。

局限不同，效果有别。是好是坏不论，今天满布神州的高速公路只不过是十年前才开始大兴土木的。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属私有，加上要通过民主投票作决定，五十年不可能建造那么多。如果加上不收路费，一百年能建造那么多算是奇迹了。

报道称，北京这次推出大假八天公路一律免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统计分析的。这使老人家对另一位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昔日反对看统计数字较为深入的体会。需要政府策划的事项不能不看数字，但这策划之后放手交给市场，还依靠数字作干预是大忌。这次公路免费算错了数是小事，什么廉

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的数量计算会是远为严重的。或者说会错，问题是大错还是小错罢了。

一位同学说内地有几位经济学者分析这次因为公路免费，虽然带来大塌塌，其效果是人民的消费大幅上升了，对社会有利。这经济分析老太没有学过，想来是从凯恩斯学派演变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同学们可以老人家教过的要求定律推出这消费上升给社会带来的浪费吗？

昔日牛顿穿上铁鞋知道地心吸力有轻重之别。今天老人家在街头巷尾走一转会受到经济的沙石如何。感受上，这几年中国的经济运作是多了沙石，发展的节奏是转变了。是专业与数十年操作带来的感受能力，用不着拜郭伯伟为师吧。

参考文献 A. 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1920. F.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J. E. Meade, “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Economic Journal, 1952. H. S.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A. Bottomley, “The Effect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1963.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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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The Myth of Social Co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 1998 Presidential Address,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Economic Inquiry, 1998.

在什么是租什么是税这句话 上三十年前我一脚踏中在中国出现的包产到户，跟踪这发展，知道后来的增值税是一脉相承，因此得到这征收全部是“租”而不是“税”的观点。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一九六六年我在写《但农理论》时，发现资产的收入权利没有被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会产生跟该资产的使用权利没有被界定为私有的相同效果。这是一九七四年我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上的思想。后来进入了新世纪，考察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思想使我认识到租与税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回事。而政府抽税究竟有没有经济效率我们要看清楚究竟是租还是税了。

第一节：收入权利的界定与分派

前文我从科斯的栏杆写到戈登的渔场，也讨论了米德与我的蜜蜂之争、庇古与奈特的公路之争——全部是关于资产使用权有界定带来的租值及没有界定带来的租值消散。转到收入权利那边去，我要指出如果收入的权利没有清楚的界定，资源的使用也会导致租值消散。这是一九六六年我思考佣农分成时想到的，后来在该年底写下《闲话产权分派与资源使用》一节（今见《但农理论》——五至——七页），提出了一个‘产权分派的生产定义’。当时我是在研究生，但从本科起苦攻六年多了。半个世纪过去，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今天还认为是重要的《闲话》，可经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没有

台湾经验的启发 事缘十九四九年台湾推出土地改革的第一期，政府强制地主的农产品分成从原来的平均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约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效果是在农产品的产量明显地上升了。政府管制导致产量上升不容易相信，我花了几个月考察，找不到台湾的多种农作物的数据有出口的地方。一六六六年的春天我坐下来，推出一个没有政府管制的俩农理论，然后把政府管制的分成增加进去，农业的产量果然上升了！反复推敲多次，我不到错失——我在《俩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那长文中细说了。 同学们考虑如下的推理吧。假设在市场竞争下，农分成地占产出百分之六十，而分成地主所得与固定租金相若（实际上是）。农户占产出的百分之四十的所值与他的市场工资（或非土地投入）看齐。现在政府规定地主的分成是百分之三十五，农户分成百分之六十五。这样，农户的分成中有总产量百分之二十五是高于他另谋高就的工资，这高于农户劳动的市场所值的那部分，属无主孤魂，因为土地不是农户的，而法律规定地主没有权收取那部分。地主有权选择农户，也可与农户洽商劳动的投入，在市场竞争下，农户要提升投入才可以保持租约，直到百分之六十六的分成所值等于农户投入之量的另一谋高就的收入。这样，农户的产量会上升，地主有政府约束着的百分之三十五的分成所值会比农户不增加投入的为高，虽然地主分成所得的租值比不上没有政府约束分成率那么高。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127

租值消散出现，因为像公海渔业那样，劳力或非土地的成本增加局部取代了土地的租值。从社会整体看，这消散更大：租地农户的劳力之量提升了，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下降。农地的边际产值会上升。这使租地的劳力边际产值低于不租地的劳力边际产值，也使租地的土地边际产值高于不租地的土地边际产值，导致传统说的浪费——从本章的角度看租值消散是增加了。我在《征收理论》的第八章表演神功，以不同农植的每亩平均产量转变来验证上述的边际产量转变。

产权分派的生产定理
在上述提到的《闲话》中我指出，如果农地的地主分不是由政府约束着，而是让土地发行股权，由政府强迫把一部分股权交给农户，使农地的全部收入界定为私产，这样，不管这股权的分配为何，农户与原来的地主皆业主，土地使用的劳力投入与地租的总值会跟政府不管制分成率的完全一样，不会出现租值消散。换言之，租值消散的出现，起于政府管制分成率，导致一部分的分成收入没有清楚界定的主人。再换言之，资源使用的权利没有清楚的界定，与资源收入的权利没有清楚的界定，会出现同样的租值消散的效果，虽然消散租值的行为不一定相同。我在《闲话》的最后提出一个定理：

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各适其主，如果土地的一部分收入没有界定为谁属，在竞争下劳力投入相对土地的比率会上升，含意着劳力的边际产值下降与土地的边际产值上升。如果没有界定的土地收入继续上升，劳力的边际产值会再下降。当土地收入完全没有界定为谁属时，劳力的边际产值可能是负值。这规律可称为“产权分派的生产定理”。

第二节：租与税的分别

这里让我转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关于收入权利界定的话题：租与税的分别。在古时的中国，以及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租”与“税”是同义的字。地主或郡主提供治安、公证等服务，“租”的称呼就变为“税”。这分别靠不住，因为回顾中，双方的近代史实，何谓租何谓税还是在往混淆不清。

有趣而又麻烦的是，经济学者历来对政府增加税收没有说过半句好话，但土地可以增加租值被认为是社会之福。我认为这二者的分歧不是因为政府与非政府惺惺相惜的困扰：任何公司或机构的操作，没有通过市价指引的，皆可作为“政府”的活动看。真是是，以土地来说，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其使用一定要租租，就是地主自己使用也要算得分明。此租值也，一般是愈高对社会愈有利，因为那是显示資源或资产使用得宜。是政府还是私人的土地要同样看，至于取得的租金要怎样它是另一回事。

是我之幸。在什么是租什么是税这话题上三十年前我一脚踏中在中国出现的包产到户，跟踪这发展，知道后来来的增值税是一脉相承，因此得到这征收全部是“租”而不是“税”的观点。是的，在我考察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那段时期，不用国家的资产不付增值税。撤开细节不论，也撤开分成与固定金额的分别不谈（本卷第四章会谈的），我认为租与税有三点不同。

其一，租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来收取的。例如我给你厂房或土地使用，你给我一个金额作回报，是租。上述的增

第四章：收入权益与价格管制 129

值税有资产使用权的规定。至于“我”是“私人”还是“政府”是另一回事。税没有资产转让使用权的规定，也即是没有“业主”放弃资产的使用权利。其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用，而税则没有这个选择——你是国民，要交税。其三，租是凡使用有关的资产就要交出，不管有没有钱赚或是否入不敷支——这与经济学传统认为是“理想”的人头税的性质相近。

综合起来，上述的三点是说，从收入权益界作作为要点看，租比税界定得远为清楚；从本书的主旨看，租值消散的机会也因此大幅下降了。资产是我的，给你用，你要交租（第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用，另谋高就（第二点）；我不管你懂不懂得怎样用，交不出租我会找其他的使用者（第三点）——这三点是租的性质，与税不同。

四个例子与效率税制

让我用一些例子说清楚吧。例如，甲是资产的业主，给乙用，收租。乙有权不租，或可租用其他业主的，而甲也可租给其他竞争使用该资产的人。该资产的租值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了。这例子的合理是：资产的租值收入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皆有清楚的权利界定。

例二，乙是资产的业主，自已使用，当然争取该资产的最高租值——即是总收入减除该资产之外的成本。如果有竞争者出生较高的租金，乙会自己不用，出租出去。资产的租值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皆有清楚的权利界定。

例三，乙是资产的业主，自已用来生产。甲对乙说，我给你提供保安服务，你每月给我保安费吧。乙可以不用甲的

服务，或用其他保安者，或完全不用外人保安。考虑所有选择后乙决定雇用甲，给后者保安费。这例子也是说，所有收入皆有权益界定。再者，不管甲收取的每月保安费用是一个固定金额，还是收取乙的产量的一个百分率，乙一定为自己的资产争取最高的租值才把保安费交出去。

例四，乙是资产的业主，自己使用生产。这里，甲不仅提供保安服务，也提供多项其他的公共设施。问题的出现，是这些服务与设施没有明确的资产指定，而乙不能不购买，其价为何由甲指定，乙不能在市场选择其他供应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甲怎样说得天花乱坠，乙无从知道他购买的是什么，不知道哪些自己根本不用，不知道甲提供的值多少钱。甲只是从自己使用自己的资产收入抽取一部分。这样，不管是以乙的产出收入的一个百分率计算，或是以乙产出的件数算，这抽取的收入的权益界定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不及乙不知道购买的是何物何价，甲也不知道自己提供的值多少钱。

上述的“例四”是今天在西方大家知道的政府抽税，而这里提出的要点，是因为部分的收入权益变得模糊，利益团体容易出现，被征收的会采取防守策略，一攻一守，租值消散出现。

本科同学常见的，是政府抽税的分析把曲线移来移去，几何图表显示这里一个三角那里一个三角，指出的无效率是间接的租值消散的量度。进了研究院则转用弹性系数办法。但是，如果政府抽税是用上述的例一或例三，资产使用的租值会趋于极大化，不会消散，是有经济效率的税务制度。同学们学的全盘错了！把曲线移来移去是防守策略使然。如果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与收入权益全部有了界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理 131

定，无须防守，租值何来消散呢？

效率税制不能处理收入再分配

原则上，政府提供国防、基建、公共设施等，跟资源使用的租值极大化可以是没有冲突的。尤其像中国改革发展得最有效率的时期，土地为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以增值税的方法放出去给使用者，是上述“例一”的处理。这是我知道的在真实世界中最高经济效率的税务制度，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了这制度的运作。二〇〇五年，在老人家古稀七十的宴会中，我宣告中国的经济制度是见过最有效率的。这句话慈慈多少非议，但老人家知道是掌握着真理。

中国的经济制度二〇〇七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二〇〇八年引进了新《劳动合同法》问题就变得严重了。二〇〇八年后我没有再跟进中国的制度发展——要集中火力重写《经济解释》之故也。二〇——与二O二一年听到的关于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的言论，竟然没有提及这项税收是用来作什么的。西方的物业税一般说明用途。

本书是说，原则上，政府抽税可以跟资源租值的极大化没有冲突，用不着考虑英国撒切尔夫人之下马的人头税。只有一个无从解决的难题：增加租值或避免租值消散的效率税制，是不可以用抽税的方法来改变收入的分配的——不可以利用税制来切富济贫。换言之，帮助穷人我们要用税制之外的其他方法，否则收入的权利会因为再分配而界不清，导致租值消散。我认为财富或收入的再分配是国家理论中最麻烦的地方。我也认为收入再分配的需要是今天好些国家的

第三节：价格管制理论 摘作《价格管制理论》是一九八四年四月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我怀疑该学报的主编和斯有细读该文。同事巴泽尔多次说那是他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章。当七四年初我正要把文稿寄给科斯排版时，身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哈里·约翰逊（Harry G. Johnson）来信，叫我把该稿撤掉，从头再写！他说该文的中心思想非常重要，但以价格管制为题下笔是歪着。今天回顾，哈里可能对，但当时我有困难。该文的思维起于一九六九年，我大兴土木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跟着一九七三年写《价格》那几十八页纸花了一整年，修改了无数次。哈里来信时，科斯的秘书正在催稿，无心恋战，交出去算了。我当时也认为哈里轻视了我对不均衡的阐释。

是巴泽尔给我导吧。构思该文的内容时，我频频跟他研讨，他明白，一直把我正在动笔的搞到天上去。我没有想到，他明白不等于外人也明白。结果是外人不容易读懂：哈里旁观者清，建议我从头用另一角度再写，不无道理。往事依稀，但也不是毫无收获。几年以前一些朋友告诉我该文被放进了两份经典文选系列，也有一些研究院放进读物表去。

《价格管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上节分析的收入权利没有界定的主人，导致租值消散，但参与的竞争者有减低这消散的意图。主旨是：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就是价格管制带来的现象了。本旧话重提，我先写上一节，为的是要先回应

哈里当年要我从头再写的建议：他认为收入权利没有界定慈来的租值消散与降低租值消散的行为是重点，不是价格管理。可惜故人谢世三十多年了。

推断替代准则是要点

说过了，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价格会导致租值消散是显而易见的事：一张戏票面值一百元，政府规定不能高于六十，那么四十元的权益是谁属的呢？排队轮购出现，在边际上，成功轮购者的最高时间成本是四十元。票价中的四十元被时间成本取代了。是租值消散，起于那四十元的收入权益没有界定为谁属。这里出现一个严重问题：知道排队轮购会出现，均衡分析易如反掌，但我们怎可以推断排队会出现呢？竞争者可能打架，可能闹人关系，可能美女答应了什么，也可能戏院关门大吉——这些可能出现的替代市价的准则无穷无尽，难以肯定。假说于是无从验证，我当年称之为不均衡。

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被压制，竞争依然存在，谁胜谁负还是要决定，所以其他替代市价的准则会出现。如果我们能推断哪一项替代的准则会出现，均衡分析只不过是优质本科生的功课作：如果我们能推断哪几项替代的准则会出现，均衡分析只不过是优质研究生的习作。但如果我们无从推断哪一项或哪几项替代准则会出现，可能出现的替代准则在逻辑上不确定，不均衡是效果。不均衡是说我们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或行为验证的假说，也就是说没有理论

不清市源于思想不清

在《价管》一文中我写下《问题的性质》那第一节，对传统的价管理论下批评： 需求与供应曲线是概念工具，约束着在不同价格下买卖双方面感慨成交的最高量。在指定的条件下，市价与成交量被决定了。这些于是决定收入的分配与资源的使用。我们因此可以继续挣，需求与供应的转变含蓄着的成交价格与量会跟着怎样变。但这些概念工具是不是可以处理需求与供应决定的市价受到的营制。 价格被营制在市价之下，传统说“短缺”出现了，含着的可能出现的效果有多种，……任何一种或几种的合并皆与短缺没有冲突。但哪种行为可以推翻“短缺”这个假说呢？没有！例如排队轮购的人数不加反减，“短缺”的存在不一定被否决。……一个与任何现象没有矛盾的理论不能解释任何现象。 传统说在价管下不能“清市”——即是有短缺或剩余。两个或以上的人交易就是市场，而交易不限制于用钱的市价。真理是，在价管下，其他一种或多种竞争则会出现替代，例如排队时间、论资排辈、武力高低等。不管在价管下替代金钱市价的原则是什么，不可能不清市，即是需求量还会等于供应。……就算在价管下市场不复存在，该市之“清”跟不能成市的产品类别：在既有的局限下市场不存在。……说不清市只不过是逃避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说价格管制导致“不均衡”，是说可以验证的含意不存在。只说某物品之价或某物业的租金被政府管制在市价之上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135

或者以下，是不足以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当指定的局限条件增加了，人的行为增加了约束。解释价格管制带来的效果，跟解释任何经济或人类行为一样，指定的局限一定要有足够的约束，以致行为可以或者有机会被事实推翻——只有这样我们的解释才可以验证。

解释价格管制带来的效果与解释其他经济行为一样，一方面局限的考察要在实际世界入手，另一方面局限的指定要被理论约束。后者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分开有关与无关的局限，衡量有关局限的重要性，从而限制着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含义……

因此，这里提出的价格管制理论不是为了理解某会带来什么效果，而是作出建议：在价管下我们要怎样选择局限条件的指定……

问题所在之处

同学们可以想象，真实世界的局限无数，我们要选出与某价管有重要关系的不容易。选择有关局限的目的，是为了决定在某价管下哪一项或哪几项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为了承租代市价而被采用。说过了，只要知道这些准则，价管的均衡分析与解释行为的假说验证，其困难程度不会超过研究生的功课个作。

其实，上节提到的佃农分成率管制也是一种价管，但分析远容易，因为分成率的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价，在竞争下租值倾向于消散带来的调整不需要考虑很多其他有关的局限，也即是说不需要引进其他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才可以找到均衡。但这里说的价格管制是约束着一个固定的价，不是

一个百分率，可能变动的行为无数。这解释了为什么分析台当年的分成偿制法律是那么简单，分析香港二战后的固定租金偿制复杂不止十倍。美国一九七一年推出的价格管员五万人，有关的法律条文与注释小字印刷三英尺厚。

提出价格管理理论困难，源于不容易知道怎样选择有关的局限条件。当年我从租值消散那方面想，没有想错。一九六六年思考公海渔业时，我意识到在竞争下参与的人有意图减少这消散。但我要到一九七一年的一晚上，才想到在局限下会有降低租值消散的意图，而那些局限就是决定在价格下哪些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会出现的关键。看似简单，其实是要讲点运情才想到的重要突破。

香港租管的两个夸张现象

是从香港二战后管制二战前的楼宇的租金想出来的。我选当年香港的租管入手，因为同样楼宇的市值和金高于管制着的不止十倍，夸张，导致的现象或行为清楚明了。两个夸张的现象吸引着我。

第一个现象是分租。在租管下，大房东、二房东、三房东等出现，以致约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单位，平均住着四点三仆人家，而最密集的单位达二十二仆。前香港的住宅单位面积很一致，我是从三千六百零三个法庭档案算出来的。

分租的理由简单。在租管下，虽然租金很低，市场可不那样看。以市租所值看，第一手的大房东住不起，于是以较高的每平方英尺租金分租一部分给二房东；过了不久二房东又不起，分租给三房东。结果是，虽然管制租金比市值和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137

低价很多，但通过分租合同的安排，整个单位的总租金比管制着的高出不少，虽然这总值还是低于没有管制的市值。租管的租值消散因此下降了。

第二个夸张的现象是天台木屋的倚建。香港当时的战前楼宇约三层，并排相连在一起，屋顶是平的，为孩子玩耍及晾衣服之用。在租管下，不少外人跑到屋顶（天台）去倚建木屋，密密麻麻——不是说笑，天台有小巷街道、住所之外有小店及小商店。理由也简单。在租管下业主懒得管天台使用的秩序，认为整座楼房倒塌下来更好，因为可以重更而收政府不能多管的新租金。天台之下的租客呢？他们收取天台倚建者的水费、电费等，因为这些供应要通过他们。天台的水、电费当然高于市价，常有吵闹，但因为屋顶的倚建客不能没有水、 eletr，天台倚用的租值的一部分要分给下面的租客。总租值的消散是减少了。当然也通过一些合同安排：倚建者与下面租客的不便更写在纸上的口头合同。

两个破案的建议

因为上述种， 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中我写下两个提议，不仅 Hermes 读到站起来，杨怀康也叫绝——英雄所见略同也。

提议一：当收入的权利局部或全部从一个合同伙伴抽出，这抽出的收入倾向于消散，除非这抽出的收入的权利是分派及界定给对方或另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收入的消散可能通过资产使用的转变，导致资产的价值下降，或通过合同安排的转变，导致设定与监管合同的费用增加，或是这二者的合并。

这提议是基于上节说过的一个要点：收入权益没有界定的主人会产生与使用权益没有界定类别同的效果。收入权益没有主人，物主或业主不会热衷于监管或执行他的使用权益。使用权益的存在包含着物主或业主有权限通过合约来约束他人使用的行为，但没有收入权益该业主不会热衷于监管合约，何况合约的安排有交易费用。全部收入没有界定权益如是，局部没有在程度上也如是。

提议二：当没有界定权益的收入出现，导致该收入倾向于消散有关的参与者有意图限制该消散。这可能通过选择物品或资产的其他用途，使物品或资产的价值下降得最少，或通过合约安排的转变，使约束使用的交易费用上升得最少，或这二者的合并。

这提议是基于租值消散离浪费有关的参与者有意图降低该浪费。这也是说，交易费用的存在一定要与财富极大化没有冲突。巴尔尔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提出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导致另一个财富极大化的均衡，而存在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竞争的局限下最低的，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两句话。

结语 读到这里同学们应该开始明白，传统教的价格管制的理论，说明什么有缺或剩余出现，不均衡，不能清市，全部是胡说八道。不管制分成率的、管制着一个固定金额的分析，非常困难，因为含意着的不均衡是说可能导致的行为或现象的变化太多，无从肯定，因此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可以验证的假设一定有行为的约束，规限着某些现象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会出现某些现象不会出现。而且，只说是管制着一个价是没有足够的局限约束来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天下从来没有价管只管一个价，或明或暗的法律约束一般复杂，我们要怎样处理才对呢？

说价格管制会带来什么现象一般是空泛之词，因为怎样的行为都可能出现。可能出现也就是说明不可能不出现了。没有被事实推翻的肯定性，说不上是假说或理论。四十年前我因此注意到，价格管制的分析，我们要先提出出在价管下哪些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会出现，替代市价。我跟着提出的价管理论，不是管制会导致什么短缺或剩余，而是一个可以提出在任何有个别性质的价管下，哪些准则会出现替代市价的理论。只要能提出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跟着的均衡分析不困难，而行为转变的推断会很准确的。上文敲的，是准则的采用，一定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或降低交易费用的，要让我们提出在交易费用的局限下必会出现的另一个财富极大化的均衡。

从社会经济的利益来看，价格管制为极是无可置疑的。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不论，我平生见过两个价格管制有近于毁灭社会经济的效果。其一是美国一九七一年推出的，导致该国不景逢十年。要不是里根总统上场，在八十年代初期手起刀落，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是中国二〇〇八年推出的《劳动合同法》，也是复杂的价格管制。可幸这些地区忙顾左右，但广东的东莞一带曾经管得紧，政府出钱给工人起诉雇主。是的，以工业产出雄视地球一时的东莞，盛誉不再，到今天还是每况愈下。

老人家当然知道该劳动力会是灾难，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大声疾呼，叫得街知巷闻，但皆如石沉大海。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这些文章推的都出现了，反映着本书提出的理论有厅有两。只一项推断我不是全对。这断说明中国的工业机构会出现一些新的合同安排，增加了交易费用。这没有错，但受到律师朋友对该《劳动合同法》的诠释的误导，我想错了工业合同结构的转变会向哪个方向走。今天看得清楚一点。以东莞为例，哪里的工厂选择的是把企业拆细——一家大厂拆为几家小厂，或发放出去给小厂或家庭生产出。小厂或家庭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当然有租值消散，但比关门大吉的全部消散比较优胜了。 说过了，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市价是奢的竞争准则，得来不易。也说过了，如果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坚持执行，将来的历史学者会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止于二〇〇八年。君不见，自该年起，在美国市场中国货逐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替代了。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S. N. S. Cheu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2008;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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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大约一九八三年才懂 知道以等级界定权 利是一种降低租值消散的约 束的合约安排。如此类 推，所有风俗、伦理、宗 教、礼仪、法治等皆有约束 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约 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 迫，一律含意思着互相同意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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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负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人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正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人才能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益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资格等级别的排列。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意味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岁月；那十个年头

我刚好在美国苦攻经济。不容易想象当年有那么多的大师喜欢教一个学生，何况这学生是外来的。今天，我认为自己经济学还是他们教的斯蕾与马歇尔的传统，但好这些方面处理理解现象用上的方法，尤其是在细节上，跟这传统是有了颇大的分离了。一方面我把传统的理论简化了很多，另一方面在细节上我加进了很多自己想出来的变化。

六十年代是五十年前，往事依稀，当年悉心教我的都不在了！今天，我用的解释或推断世事的法门跟他们教的有了分离，主要是因为他们教得好：他们鼓励我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二战时我在内地逃难，战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跑，一九七九年开始跟进中国的演变，平生见到的现象跟教我的很不相同。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放诸四海而皆准，但同样的理论与概念，遇到不同的有关现象需要反复证明。现实或事实不能更改，但理论的运用与概念的阐释会因为观察有别而需要调整。这些调整主要是在细节上，但经过那么多年的调校、修改，外人看来可能觉得很不一样。其实基础还是一样的，还是我在六十年代学回来的那一套。只是变化多了很多，重点的掌握有了转移，不管是好是坏，在经济解释上我是真的有了自己的思想范畴了。

第一节：复杂理论与复杂变化是两回事 世界复杂。面对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增强理论的复杂性——例如提出新的生产函数或需求函数，或可采用简单的理论而补充着复杂的变化，但不可以理论与变化皆复杂。九六九年回港度假，跑了两个工厂我决定选走简单理论的路，只搞出变化来处理复杂的事。得到的优胜效果是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47

世界为何复杂？

今天，我认为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有三方面。其一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倾斜。其二是成本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其三是竞争的含意。其他的理论及概念可以一概不用，虽然有时为了让读者较易明白，久不久我也用其他的。

需求定律是以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约束着人的行为。价格局限，在边际上价等于需求量是说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价有多方面的阐释，量也有多方面的阐释，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用整本书处理了。我在某卷某章解释过，需求定律可以替代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同样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而严格地看我们不能分辨曰常吃的饭是消费物品还是生产要素。我也在某卷某章解释过，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看似简单的成本概念，当加上变化，处理这话题的《经济解释》卷二是一本文更厚的书，而也属成本的租值概念我写到卷三、卷四去。交易或制度费用也是成本，其变化五卷《经济解释》皆涉及。成本概念与需求定律的关系只要一个重点：我们要把成本翻为价格，于是，成本变等于价格变，需求定律的威力就发挥起来了。否则之，我解释过的复杂现象无数，但去去去用的理论只是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然后把成本（包括租值）的局限转变阐释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世事复杂，用那么简单的理论范畴，复杂的概念变化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有了上述的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我们可以容易地解释鲁滨逊的所有行为。实际上，解释鲁滨逊的行为，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用不着多少变化。经济解释的主要困难，是鲁滨逊的荒岛增加了一个人！社会出现、竞争、产权、政治、制度、交易费用、租值散、等等复杂话题，都一起跑出来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教尽一人世界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困难全部起自我们存在的社会不止一个人。

无从观察要推到可以观察才能验证

说到复杂问题，这里我要简略地说曾经说过的。解释现象要靠验证便说：如果甲出现乙会出现，验证是如果没有乙不会有甲——乙不出现甲出现，假设是被推翻了。甲与乙等变化的增加带来的处理方法研究院有教，这里不说。这里要说的有两点，都重要。

其一是所有用作验证的变量或现象必须是可以观察到的。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论的变量一般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我们不要管没有解释力的理论。重要是在不可以缺的需求定律中，需求量是意图之量，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无从验证的。是 大麻烦，要怎样处理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细说了。这里要指出的，是从不是其有其物的需求量推出要靠真有其物才可以验证的假说，是经济学趣味中的一个重点，而在推敲的过程中，简单的理论用不出变化不会有什么作用。把见不到的量推到可以观察的量，从而可以验证，不是浅学问。

解释有事前与事后的分 其二，虽然在科学方法上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是同一回事，但处理的程序往往不同。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转向市场经济走，是事前的推断，源于当时我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一分为二，看到这二者的转变，假设这些转变是稳定的，必走市场经济的路这个含意就推出来了。如果我当时观察到的局限转变不稳定，再变，我推断的会错。但这推断的错可不是理论上的错，因为我的假设是基于指定的局限转变大致上不会倒转过来。科学的推断永远是基于指定的验证条件（经济学局限条件）有稳定性。当年我坚信中国面对的两项局限转变是稳定的。

另一方面，事后解释是解释出现了的现象，要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睁眼看这会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知道现象已经存在。其实不易，因为有了肯定的现象，解释的假说含意着的局限转变在追溯中我们可能无意识地自欺欺人地选择出来。楼价下跌是因为为什么呢？优质座位为什么先满呢？为什么会有失业？每个观察到的现象都多个可能的解释，牵涉到不同的局限转变，而通常的情况，是找到假说需要指定的局限转变不困难。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提出的假说是优于其他的呢？因此，知道现象出现然后推出假说时，我们要设法多找可以推翻这些假说的不同验证，不同的局限转变要考虑。

我说过，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错但希望没有错。求错是科学的趣味所在，在经济学而言，以简单的理论推假说作解释，不断地求错会教我们很多在理论与概念上的复杂变化。

二〇〇八年我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初稿，寄到西亚图给旧同志吕泽尔审阅。他信说该文有趣，也重要，但为什么我改变了？为什么我不再问题样可以推翻自己提出的理论？我没有回答。该文很长，而自己老了，拼搏了几个,月，实在累。但科学不允许我这些借口回答。
我在本节回头再说在卷一解释过的科学方法，又指出简单理论要有复杂的变化，是要让同学们知道，我们要讨论的合同理论，牵涉到的永远是社会中人之间的问题，是经济中最复杂的话题，因此要把理论推到最简单的层面来处理。如此一来，复杂的变化无可避免。同学们要记住，我用的理论来来去去是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但要注意我用出的变化。

第二节：竞争需要约束
老师阿尔钦被行内的朋友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是应该的。要我选一篇关于产权的经济学文章，我选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从私利界定的角度论私产，大手引进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是近代产权经济学的中流砥柱。但我同意行内朋友把阿尔钦放在前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一九五五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时，阿师重视产权同学之间有说及——阿尔钦重视产权问题比科斯来得早。其二是阿师把产权带到竞争那方面去，对经济整体运作的关系看得较为全面了。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阿师认为产权问题非常困难，当然对，而他自己只发表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51 过一两篇不太深入的讨论文章。比较全面的讨论应该是 一九六四他与W. R. Allen合著的 University Economics， 今天回顾也不够深入。阿尔钦的产权传统，主要是在研究 院教价格理论时的口述。我听了四次，而作为他的入室弟 子，课堂之外常跟他研讨。读物不论，弗里德曼与科斯等算 是同事的影响也不论，我的经济学基础主要是来自阿师的私 下教诲。 阿尔钦认为，因为资源稀缺，社会一定有竞争，其中的 游戏规则是产权制度。市场出现的市价——以价高者得分配 物品——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了。阿师之见，稀缺 （scarcity）、竞争（competition）、产权（property rights），是三个同义的词。这些我在《科学说需求》解读过 了。

从仆农分成看到新天地
当年我认为阿师的这些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 写博士论文时没有依他的劝导，偏偏以产权为出发点处理仆 农分成，得到的理论听师高兴。他没有注意的，是在《仆农 理论》第六章第六节我一脚踏中一个后来愈想愈重要的话 题：如果资源使用带来的收入有一部分没有被界定为私人所 有，该资源的使用会出现像洄游捕鱼那样非私产的效果。这 是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理理论》的前身。这个要 点我在第四章细说了。 一九六七年写好《仆农》，一九六九年我深入地分析公 海捕鱼的租值消散时，发现只要竞争受到约束，租值不可能 全部消散。跟着的推论是，毫无约束的竞争人类会毁灭

已。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子时，我开始把值消散与交易或社会费用画上等号，也指出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同。我把界定权利看作合同安排，认为中国的改革要从一种合同安排转到另一种。我跟着把在中国观察到的交易费用转变一 分为二，准确地推断了这个大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至于我提出在众多决胜负的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值消散，源于一九六九年起我考察香港的租金管制了。

等级排列的启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反应迟钝，我要到大约一九八三才恍然惊觉，知道以等级界定权利是一种降低值消散的约束安排。如其推，所有风俗、伦理、宗教、礼仪、法治等皆有约束竞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同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迫，一律含着互相同意的约束。当然不是市场物品交易的那种约束，但互相同意的安排必须含着着某些权利是交换了。继续推下去，约束竞争的费用是合同费用，因此也是交易费用，广义看应该作为制度费用。再想深一层，这些费用的提升会减少租值，下降会使租值增加，因此，租值的消散可以作为制度或交易费用看，而制度费用就是合同费。

不是真人和人之间的竞争约束都要从合同的角度看，而是可以那样看。好些时从合同的角度看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不可取，但有时从合同的角度看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好比中国起自一九七九年的经济改革，从改变合同安排的角度看是高明的。例如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制定一九八三年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兴起的包产到户制——是明显的合同转变。这样看，一方面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源使用权利的界定，另一方面这转变带到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交易费用因此下降，使人民收入或土地租值上升，我们能把问题看得清楚。

交易费用的比率要怎样看 ——一九八一年写《中国》那本书时，我指出以干部等级排列权利的交易费用那么高，能改制，转用以资产排列权利，交易费用只下降许国民收入会暴升。当时没有谁相信我，而当一九八三年见到约束竞争的局限转变显现地加速，我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不困难。不少人说大教授发神经。后来发展证明我对，他们错：八十年代中期，先起步的广东有不少地区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高达百分之五十。今天回顾，八十年代我为中国的改革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贡献很难说，但说到推波助澜我可能是天下第一把手。

交易或制度费用——也即是合同或约束竞争的费用——在国民总收入中通常是占了一个很高的百分比。从这百分比看，农业一般远比工业商业为低，所以诺斯等人的估计，说先进的工业国家比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有较高的交易费用。应该对，但远为重要的看法，是同样行业，约束竞争的权利局限了效率的转变，即是合约的形式改变了，国民收入或租值的上升含着的是在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定是下降了。交易费用的总值可能上升，但其百分比一定下降。

今天的中国，因为国民收入大开了，总交易或制度费用应该高于改革之前。另一方面，因为工商商业发展远超于农村

业，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整体的比率也上升了。但是，把农业、工业、商业三者分开看，因为经济效率各自增加，每项的交易费用在收入的比率一定是下降了。 正如诺斯等人频频碰壁，在实际观察上交易费用很难量度。逻辑与理念倒是清晰明确：把行业分类别，经济增长需要在主要的行业中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率下降，因为这是代表着租值上升。不同的行业则难以相比。 让我从最简单的角度把问题解释得深一点（一笑）。大致上国民的总收入可以分两部分：一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二是租值。前者也可以看为租值消散。当制度费用下降，租值不只会升上升，国民的总收入会被制度费用的下降推高了，使租值再上升。这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土地之价急升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这改革便废旧兴，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含意着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可能上升了。然而，把行业分类看，这些费用作为每个行业的总收入的百分比一定是下降了。

争取利益可以毁灭自己 经济学的起点假设或公说明，社会的每个人会在自己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在这假设下，从我们日常经历的局限看，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会朝着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很不幸，这不是人类历史的经验。虽然人类的生活一般大有进境——今天的人比一百年前的长寿多了——但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出不穷。经济学不容易解释人类的不幸，因为政治的局限为何经济学者一般是门外汉。 二百四十年前，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土地使用的

制度安排永远是制度效率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他错了。单是二十世纪，战争及近于毁灭人类的制度安排出现过多次。在中国，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有这样的不幸。今天，中东搞得一团糟，钓鱼岛或什么围堵中国的游戏不是带来很大的租值消耗吗？

我不是对人类持有悲观看法的经济学者中的少数。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盛行了三十多年，主要起自从事体系会到人类有自取灭亡的倾向。我的老师赫舒拉夫写的关于博弈理论的著作——《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是借用《星球大战》一部续集之名）——当然也从悲观出发。十多年前收到他来信说：书名起得好！老师知道我这个徒弟不认为什么博弈理论有什么解释力。

第三节：资产四权

资产（property rights）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资源要稀缺，即是人力、土地、木材等的获取或使用需要付出代价。这也是说在代价或价格是零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其二是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兽渚边的一人世界有资源稀缺的情况，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所以一人世界没有产权返事。

产权包括四种权利，有或没有都是法律与经济学的话题。一是所有权，二是使用权，三是收入权，四是转让权。让我略谈这四种吧。

所有权不重要

所有权（ownership right）在经济学不重要，但在西方

的法律曾经是重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研读西方的法律历史时，有点奇怪所有权的讨论来得那么抽象，往往长篇大论，但古时显然比现代重视。我想到的解释，是会走动的资产在古时比现代重要。古时，牛、羊等是重要的资产，不同的主人在草原放牧，牛或羊的身上要做上记号，被他人偷了，或者大家的牛羊出现了混淆，打起官司，所有权的法律阐释就更重要了。今天，在法律上，所有权的概念不重要。房子是你的，在政府部门有注册，就是你的，又或者有人偷了你收藏的画，找到贩物，只要能拿出证据证明是你的，法院会判归还给你。又例如我房子是你的我无所讳，只要该房子的使用权与收入权属我的。

使用权与所有权分没有影响 使用权（use right）重要。这就是科斯一举成名而又足以传世的浅问题带来的要点：谁有权使用某一个音波频率呢？一块土地可以养牛也可以种麦，但不可以二者兼用，谁有权决定呢？科斯定律说不管土地谁属，只要权益被界定了，土地使用的效果一样，是指使用权。公海捕鱼，导致租值消散，是指海洋的使用权非私有。注意，使用权是我的，但通过合同的安排我可以给你用。这牵涉到重要的转让权，是后话。

一九八五年，我考察了中国广东的承包合同后建议北京的朋友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有例支持这个想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求学时，我从银行借钱购买了一部小汽车。当时的合同安排，是银行行为法定车主，我才注册车主——借款还清后我才是法定车主。但当我还不是法定车主之际，我用该车的行为半点影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是香港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的土地，源自英国的传统，到今天其所有权还是政府的，只是使用权属楼主或业主所有。年期可长可短，只要到期时有明确的续期规则，使用资源的人有或没有所有权是没有影响的。换言之，只要使用权被界定得清楚，所有权不重要。倒转过来，不管所有权定得怎样清楚，使用权界定不清麻烦会涌现。原则上，政府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征收土地或役地作其他用途比較容易，对经济有利与否是另一回事。

收入权界定不清也会出现租值消散

收入权（right to income）是指享受收入的权利，自用或出租给外人也是看。法律通常以钱债或欺骗这些方面处理有关的问题，不是洋洋大观的法律。钱债或欺骗等问题不是收入权的重点。重点是价格管制、分成率管制，或与资源租值无干的劝富资本的税务等，一般会削弱收入权的界定。说过了，削弱收入权的界定或多或少会导致削弱使用权利的效果，即是多多少少会出现租值消散。换而言之，减少甲的收入权利，这减少了的部分要界定清楚为乙所有才可以避免值的消散。这也是说，在收入的权利上，要避免值的消散，资源使用可以带来的所有收入都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好比一家合股的机构，用股处理是把收入全界定了的。

这里我要再回头略说本章第四章谈到的效率税制的问题。政府抽税，会导致收入的权利界定不清而出现租值消散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两个原因。其一，一些税其实是租：政府把土地租给你用，你不用不需要付“税”，原则上土地收入的权利可以全部界定得清楚。其二，算不上是租的税——例如政府抽所得税——可以由政府说明用途。原则

上，国民付税可以视作购买政府的某些服务。虽然强迫性的购买不及市场购买那样把收入的权利界定得清晰，但原则上抽所得税不一定带来因为收入权利界定不清而出现的租值消散。政府抽税导致收入权利界定不清——从而出现和出租值——主要源于政府用抽税的方法把国民的收入再分配。基本上，旨在把收入再分配的抽税，政府是无界界定这些税收的权利的。是头痛的问题，我会在分析国家理论时再讨论。

转让权是合同的关键 最后要谈的是转让权（right to transfer，西方法律称alienable）。此权也，非常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转让权的存在是在市场合同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西方的法律书籍对合同法的处理远比其他项目来得洋洋大观——转让权包括的范围甚广。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资产转让权的存在，必定含有该资产有私有的使用权与收入权。倒转过来，资产有私有的使用权与收入权不一定含有着转让权。有使用权与收入权但没有转让权的土地，是我个人给古时封建制度的阐释。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封建土地制的存在是为了要人民或劳动力附地而生。本卷第五章写国家理论时我会再讨论此地而生的需要。有人与人之间的转让权的资产必定是私产。我从甲骨文的释文中知道好些是转让合同，所以知道私产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说到转让权，我要举起自一八六八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例子。明治维新是人类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经济发展，其增长的神速不亚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有中国起自一九七九年的经济改革能把明治比下去。一九六五年我考察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59

明治维新的发展，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重点：在土地既有使用权与收入权的界定下，明治维新把土地加上转让权。这个新取向促进附地而生的武士与收入偏低的农民涌到城市去，使经济增长急升。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怎样比较呢？我认为从持久高速增长这方面看，中国胜。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之前不堪回首的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土地的使用权与收入权的界定远没有明治之前的德川时期那么明确。换言之，中国改革的起点远比日本明治的困难，但国民收入上升的空间也远比日本当时的为大。在中国，通过农地的转包（转让也）与城市的开放，农民大量地涌进城市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只几年时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三个转到工商去。明治的土地转让权带来的现象在中国重演，后者人多势众，面对科技先进的世界，从无到有的差距远比明治为大，我身在其中，天天跟进，看到清楚，可谓不枉此生！

本章写合同的一般理论，本节写资产四权，目的是真们知道合同要从权益的局限看。所有权不重要，可以不管。转让权重要，因为合同要有转让权的许可才能成事。转让什么呢？使用权与收入权。 这就带到下节的话题：合同的结构。

这里要补充。说所有权不重要是说在协助生产那方面不重要，但在维护权力那方面可能重要，尤其是在人类科技发达之前的时代。我在本卷第五章第四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

第四节：从合约结构看外部性理论的无知
记得童年时在香港某些商店内见到标示着四个字：“出门不换”。这是说顾客选了物品，付了钱，交易终结，顾客拿着物品离开商店后，物品有什么不妥商店概不负责。西方也曾经有同样的安排，称caveat emptor，意指顾客购买时要自己小心，因为出门后商店概不负责。
只一价一量的合约没有结构
今天，西方在保护消费者的法规下，出门不换的生意已成陈迹。香港也如是，只是中国内地还有出门不换的，虽然没有标示了。这方面，我不认为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因为同样物品，出门可换与出门不换的价格不同。如果有选择，我个人选后者——自己的时间费用高，懒得换来换去。我也认为要保护消费者的是利益团体，挂消费者的羊头，卖自己狗肉。证据是昔日的香港，同类的物品有出门可换与出门不换的两种商店，售价略有不同，顾客大可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都通过合约，往往没有写出来。出门不换的“卖断”合约只有一个价与一个量，是没有结构（structure）的。物品交易可以有结构，例如分期付款或担保质量的条件等，通常写进合约去。传统经济学处理的是出门不换的那类交易，只有一价一量。不仅消费物品如此，生产要素的市场分析也是那么简单地处理：雇用员工或租用厂房等，传统的处理是一价一量——短期或长期是“，一刹那”（one instant of time）的概念处理。只有一价一量的合约没有结构，合约因而是不言自明的交易工具，传统的经济学绝少提及合约一词。

合约经济学的起源与试管的误区

“合约”——词今天在经济学常用，始于一九六九年我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变得朗朗上口的合约分析起不少人认为是我触发的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但过了不久就转到博弈理论那边去。上世纪五十年代，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热闹过一阵，主要用于功用量度与筹头竞争的分析，其后失踪。这理论在七十年代后期再出现，八十年代起热闹，主要是源于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卸责（shirking）问题，一九七二年引进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发表的一篇大鼎鼎的关于经济组织的文章。再跟着就是威廉姆森的满是“机会主义”等术语的作品。 当年我认为卸责、筹索、机会主义等只不过是说争取利益极大化，说了等于没有说，且无从观察，不是科学应该用上的。我主要经济学者要深入地考察具体世界的合约。写佣农分成之后我体会到，如果不考察佣农合约的结构为何，怎样监管，我们无从推测及验证佣农合约与固定租金这两种合约在资源使用上有什么分别。 考察具体世界的合约安排不容易，但万事起头难，只要能深入地考察三几种不同的，跟着的考察就变得驾轻就熟了。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九八五年初深圳政府提供不少工业承包合约的真实版本给我时，我只花几个小时就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明白其中的困难，也知道当时的工业承包漏洞太多，不可以持续，还要修改。我也注意到当时中国工业出现的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没有感到奇怪，因为在西方及香港早就出现了。当时我认为，因为工厂是国有，管理是国营，

不推行股份制工业承包不会有大作为——这观点后来证明是对的。当时我可没有想到，层层承包后来被扩大到不同层面的地区那里去，促成我为之喝彩的中国经济制度。

世界复杂，我明白经济理论为什么需要简化世界。然后，这简化的规则，是无论我们怎样把世界简化，引申出来的理论假说要足以处理复杂的世事才算过关。解读过了，我自己选走的路是用简单的理论与概念，但充着复杂的变化。这些复杂的变化不可以兜空想象，而是要基于复杂世事的观察才引进理论与概念那边去。我常用的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其中的复杂变化全部是由复杂的事翻过来的。当然远没有真实世界那么复杂，但理论与概念的变化处理得对，一定要反映着复杂世界含蕴着的简单规矩。理论的简化假设不能与世界的现实脱节。我曾经举实例在实验室作实验，如果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脏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回头说出门不换的价一量，或二价二量，我明白这是何以或方程式的简化需要，但这样的简化无疑与世界的一般实情脱了节。合约问题不就在街上买卖苹果那么简单，虽然买卖苹果也是合约。是的，在合约这话题上，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试管”假设是灾难。有两方面。

不知市价与凹视结构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63 中国人说的“明码实价”是说市场价，虽然不是实价也算是市价。这里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在市场中，我们不知道哪些物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是什么。 一九三七年刊发《公司的性质》，其主旨说公司出现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市场不知价。这分析不少朋友认为是套套逻辑。我认为不是，后来一九八三年在自己发表的《公司的合同性质》作了详细的补充。本章下部会再补充与申述。不知市价为何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可以说不知市价就没有合同。正相反，因为不知市价，合同的分析就出现了有趣精彩的变化。 第二方面，传统的分析一般漠视了很多合同是结构性的。在街上跟小贩买个苹果，其合同没有结构。购买汽车的分期付款与担保使用期的合同有结构，但不复杂。我曾经提到多年前在美国租用电话有长达五百页的合同，源于监管盗用与保护商业秘密，历来没有顾客阅读。关于秘密的合同一律复杂，不是专家读不懂，可在解释行为那方面看不是那么重要，是的，为了解释现象或行为而考虑合同的局限，关于发明专利或商业秘密的回报率很低，我不建议同学们尝试。 租用或雇用的合同一定有结构 然而，凡是牵涉到生产要素的租用或雇用——例如租用厂房或土地，或雇用劳动——有关的合同必定是结构性的。这类合同不仅普及，而且对经济整体的影响重要。说这类合同必须有结构，因为厂房（或土地）的主人，或劳动力的拥有者，不是把资产整体的使用权利卖断，而是出售一段

时期间的使用权。厂房可以被破坏，土地可以因为使用不当而贬值，劳动力可以言而无信，而owner主与被廷取不知道对 how样想。各有各的利益需要保护，在合同订下的有效日期之内双fun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谋取保障。这份，只一个价一个量的指定不足够，有结构的合同就出现了。 在约定的期限内，合同结构针对的永远是使用权的转让与界定，以及收入权的分配。这是在上节我先分析资产四权的原因。资源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是经济学传统的两大项，g悔这传统漠视了合约的结构而变得漏洞百出！除非资源的转让一律以买断、卖断的合同成交，牵涉到期限的使用权转让的合同普及，传统还是以一价一量的方法处理是太不成话了。忽略合约结构的分析当然满足问号：公司何物是问问，市场何物是问问，失业何解也是问问。经济学传统解释世事的兴趣不大。 风俗礼仪是合同结构的一部分 同学们容易想象，如果一张租用或雇用合同要详尽地维护雇主与被雇的各方面，该合约会是长得近于无法写出来。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古文物中我们知道，租用或雇用的合约在发明汉字前就出现了。我们怎样看古时的合同结构呢？我的看法，是风俗礼仪的发展、宗教道德的教导，皆协助了不言自明的合同的履行。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又称不成文法），也广地协助及界定了合同双方需要履行的责任。比如普通法说，除非白纸黑字地写明，租用房子的住客可以在墙上挂画，但不可把墙拆掉。居住使用通常会损害房子的行为普通法许可，过分的损害不成，什么算是“过分”由法院判决。

第172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65 普通法是依照过去的案例作为判决的准则。此法在判案时可改，弹性比风俗礼仪等为高，可取，但因为牵涉到要追查很多旧案例，官司的费用也较高，不可取。一正一负，我们要怎样取舍呢？我认为在传统的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下，变革的需要不多，风俗礼仪较优：说到工业与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变频繁，以法律官司处理为上也。在曾经是东方之珠的香港，法庭的判案是西方的法律与中国的风俗一起并用的。风俗与法律是市场合同结构的一部分。 本章第二节写约束竞争这重要话题时，我提到： 所有风俗、伦理、宗教、礼仪、法律等皆有约束竞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同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迫，一律含意思在相同意思的约束。当然不是市场物品交易的那种合同，但相同意思的安排必定含着某些权益是交换了。 社会风俗处理外部性 这就带来本卷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的那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y）的胡闹。基于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人理论》，我提出那些所谓无效率的外部性的变化层出不穷，分门别类是胡闹的无聊玩意，而经济学者是过于热衷于改进社会了。这里要说的，是在社会的多人交往中，有意或无意间一人行为会影响他人，而这些影响对他人有利有不利，说是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只不过是说这些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以市价成交。有什么奇怪呢？政府怎么可以预测那么多？交易费用或干预费用由谁支付呢？ 这里提出的合同概念是广义的。市场运作的费用不菲，因为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无数的事项我们不知价。然

没有市价的合同不等于合同不存在。我在街上无意间碰了你一下，说声对不起，你报以一笑，是一种合同形式的成交。虽然没有市价，约束著我和你的行为是社会上的礼仪，或是风习习惯，你和我都可以不遵守，但社会不会允许没有礼貌的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无数行为皆以礼尚往来处理，何来外内部之分了？

这里要注意，我在上文说的关于市场合同的条款没有写得齐备，要由风俗、礼仪、普通法等作补充，这些补充当然也是约束，其实也是合同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考虑这些补充可能真的明白市场合同的运作。那些“偷”了我（一笑）——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关于合同结构的思维的众君子，写出数学方程式洋洋大观的“不完全合同”（incomplete contract）的论著，建议政府要干预这里面的，是令人憧憬的学问了。至于说一声对不起换得一笑的回报，也算是合同，因为是有风俗与礼仪约束甚至竞争才出现的相互同意的权益交换，但没有市价，也算不上是有结构性的合同。当然，我们的社会还有盜竊、抢劫、互相残杀等不幸，扰乱了社会的秩序——从广义的角度看属毁毁的。说过了，人类久不久有自取灭亡的倾向。

纵观人类的历史，我是倾向于认为风俗礼仪等属于文化发展带来的习惯或局限，补充着市场，且时以世纪算，大致上对市场的经济有助。问题是这些局限约束不容易改，往往增加了经济结构需要迅速转变的麻烦。好比中国昔日的家庭制度，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的，受到西方的影响而要转到工业与科技那边去，三从四德的传统应不了子女要离乡别井，引进西方的法律治国尝试了不止百年，今天看满是

最后，我要回头略说《科学说需求》中分析“用品”这个话题，因为牵涉到的算法与不算法的情况下，跟这里分析的不知价与外部性有雷同之处。用品（public goods）本来是经济学的大难题，但二〇一〇年的一个晚上，灵机一触，我把整个难题解通了。同学们要回头再读该章，这里只谈与外部性有关的那部分。

一个生产者出售物品，要把顾客隔离才可以收费！出售苹果，不付钱的人拿不到，因为苹果是私用品，不付钱可以占为已有——这就是隔离。听钢琴演奏，多人可以一起共听，收门票是把不买票的隔离。这的问题是差不多所有的物品或服务，在不同的比例上是捆绑着私用品与共用品的特征。私用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有隔离之效。这样，出售者会以私用品那部分出价收费，而共用品那部分的价值是捆绑着“私用”那部分，把后者之价提Up。看我在《科学说需求》提出的例子吧：

严格地说，差不多所有物品都具有共用品与私用品的性质。例如欣赏钻石是共用，戴钻石是私用。这样看，钻石的成交也是一种捆绑销售。市场一般偏于以私用特质的量度作价及量，因为比较容易隔离，不付价的享用者，不像钢琴演奏那样，要验票员守在门口。这是说，钻石以克拉计价，欣赏的共用所值是在该价之内。也有好些情况，因为共用品的性质存在，有价值的物品或服务难以量度，或无从隔离不付费的享用者，市场交易就谈不上。同样，一个苹果可以

吃（私用），也可以看（共用）。这里的要点是：除了上文提到的“隔离”与“拥挤”这两个协助收费的法门，私用品的需求天性可以不言自明地包含共用品的利与害，但这些共用的质与量要假设不变。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街上走，打扮得像仙女下凡，众人看着，开心过瘾，是共用品的享受了。为什么收不到钱这个美人还要花巨资及时来打扮呢？这里的要点是：一个打扮得像鬼似的女人，目的是把共用品拥挤着自己，从而提升身价，跟钻石因为光泽而升值的道理是一样的。

同学们不要问老人家这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出售的是什么（—笑）！上述可以，说明用品有收费困难，需要政府干预的老生常谈，是源于经济学者把问题看得不够全面，实际上收了费他们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有关的同样令人尴尬的要点

再加一个要点吧：传统的市场需求曲线，一般是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这是私用品的处理（共用品是把个别需求曲线向上直加），可不是因为共用品的性质少有，而是因为有隔离共用，市场喜欢以私用品的量作价。换言之，经济学者做对了也不知道理解也！

因为问题重要，我要再说钻石与门票这两个各走一端的例子。钻石出售价程度克拉、切工、色泽与瑕疵，四者皆用性质，皆算价，虽然这些与“每日”有关系，但每日本人是共用品，不能把观察隔离，无法算价——每日所在算进了上述四者。听音乐演奏的门票呢？本身毫无价值，被采用只是为了隔离不买票的不能享受属共用品的演奏。拥绑音演奏，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私用的门票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别顾客的需求曲线向右横加。世界那么有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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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一七七六年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多种合同一起存在应无疑问。斯前辈身在其中，考察工厂，遗漏了合同的安排是经济学后来的一个大损失。他知道有监管的问题，但没有从合同的约束看就不容易带到交易费用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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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做学习问题时时要扣着紧，丝不苟；有时要随意挥洒，松弛一下。为了趣味我们有时不需要那么严谨。比如在经济学上我创立了不少“定律”——类别定律、欺骗定律、玉石定律、收藏一定律等，加起来可真不少，皆为趣味自娱，是否重要自己不管。创建定律不难：掌握着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观察世事，找到一些现象规律，认为不会错，过瘾新奇，定律就推出来了。

第一节：监管费用的规律

这里要 effect 详细地解释我在卷一说过的“履行定律”。简单的，但有不简单的解释用途，而且走深一点变化多。首先要说的，是我对“量”的阐释，以及“量”与“价”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在价格理论上的一点贡献。

同学们不妨先回头重温《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七节，写《何谓量？》的。

履行定律说什么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如果物品或生产要素指定是以某量作为成交，购买的人需要付出的监管或者管理费用会因为该量被算了价而下降，但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他量的监管费用会升。履行定律的主旨是：任何市场交

易，因为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个人争取利益会出现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或言而无信，或瞒骗，但程度了而作价的量，出售者会倾向于履行协议，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是付出的。

比如我曾经提到钻石交易，今天被量度了而作价的“量”有克拉（即重量）、色泽、切工与琢琢四项。但如果只算克拉作价，不量度其他，购买的顾客一般不用担心克拉之量不足，但其他三项不管出售者怎样说得天花乱坠，因为没有量度算价顾客的考察费用一定是提高了。我们知道，今天，有了科技的协助与专业的准则，钻石不仅量度四方面，皆算价，而且有名堂机构出证书写明每项的质量——买一粒钻石是买四个价的组合。

更为普通的监察或监督麻烦出现在生产要素的交易。例如雇用员工，如果以工作时间算工资，员工报到与下班的时间被量度了，老板不用担心在时间上员工不履行合约的。员工的时间可不是产品，以时间算工资是因为时间的量度费用低，其概括的生产活动范围广。但员工出现的时间只是产品的委托（proxy）之量，老板因而不能不监察员工的工作表现了。倒转过来，如果员工以产品的件数算工资（称件工，英语称piece-rate），老板不用担心件数不足，但因为员工偏于加速增加件数，粗制滥造，产品的质量如何则非监管不可。

被量度而作价的量，出售者倾向于履行合约，监管费用因此下降，没有被量度作价的量，出售者倾向于不履行合约，其监管费用因而上升。我称之为履行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是在市场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75

竞争下，购买与出售的人会选哪些作价呢？

市价的出现不容易

让我们先退后一步，把问题看得宽阔一点。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农产品有市价，不会想到此价格来看不易。农产品市场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也得到秦始皇统一一度量衡的协助。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开放之前，只因为政府这里那里干预，神州大地有三十年的长时间日农产品没有真实的市价。我们也不要忽略，在自己家中所有的用过一小点的旧物，大家一律不知道价。

我曾经几番提及，在无数决定竞争胜负的规则中，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这是因为出价购买的人要先有产出，赚到钱，即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才可在市场出价购买，不需要操什么关系牵涉到价值消散的行为。但这是指物品或资产的价格在市场形成或出现之后的情况。然后，市价的出现不是没有成本或费用的。政府干预不论，这些成本是交易费用。本身取代了物品或资产的租值的一部分，原则上可以作为租值消散看。毫无租值消散的情况是指交易或制度费用是零，在人类的社会中没有这样的情况。

市价的出现，社会需要付出费用代价。再撤开政府的干预不论，在竞争下，市场一般是朝着增加租值的方向走。这不是说要把交易费用减到最低，而是在市场竞争下，租值极大化需要物价与交易费用有最大的差距。这里我要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解释以量价中的“量”的选择。分几点说吧。

比率不变容易量度

第一点，让我回头再说钻石这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吧。说过了，钻石出售量度四方面，皆算价，而这四方面可作四个不同的“量”看。很明显，量度克拉（重量）的费用最低。如果四项的比率永远固定不变，市场当然只选克拉重量，不量度其他三项，只选克拉是因为此量的重量费用最低。但如果四项的比率不同，各有各的价值，只量度克拉，监管其他三项的质量会出现麻烦。

所有物品皆钻石

第二点，所有物品或资产的量或质量跟钻石一样，有多方面的价值（或负值）要考虑。如果不同的“量”的比率永远不变，那只选其中一种——量度费用最低的——就解决了选费作价的问题。不止此也，只要物品或资产的不同的“量”的比率不变，为了节省量度费用出售者大可选一个委托之量来量度作价，而这个委托之量的本身是毫无价值的。例如购买维生素丸以每瓶作量算价，但瓶子的本身可不是维生素。

我们只是假设瓶外贴着的维生素丸数量和成分说明不假，瓶子大小不同内里的维生素丸数量一般不同。量度作价的是不能吃的瓶子，履行定律说瓶量一定对，但瓶内究竟是些什么我们不敢赌家。

聘请员工最麻烦

第三点，谈到委托量这个有趣话题，经济学最重要而又头痛的是雇用员工或劳动力以时间或日期算工资。不是雇请消闲的伴侣，而是为了产生，但工时的本身对雇主是什么价值也没有的。用时间为量作价主要是因为容易量度与容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77

易监管，但员工的产出表现如何，监管与衡量不仅费用高，加上健康、品性、智商等问题，牵涉到的合同结构往往很复杂，带到奖金、分红等的其他量度的准则去。我只能在本节过后及分析公司或机构时报说——劳工或人事话题复杂，是一些专家的工作了。

选量作价的原则

第四点，选量作价，这里提出的履行定律说选中的量会减少该量的监管费用。量度费用重要，监管费用也重要。另一面，作价之量的选择，对物品或生产要素的用途广泛概括性也是重要的考虑。我认为以时间算工资的合同那么普及，不仅因为量度时间的费用低，而且时间对被雇人的产出活动有广泛的概括性，雇主于是选择在约定的时间内提升时间之外的监管或监管的费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机构或公司内的高级员工或经理，从产生贡献的相对上看，他们出现的时间不是那么重要。因此，他们的雇用合约少算工作时间，多算对机机构生意的贡献。他们的合约偏于长期，着重于项目的成绩，于是引进分红、分股等条件。

结语

传统的经济学奇怪地没有分析我认为是不可忽略的“选量作价”这个问题。这失误来看是起于马歇尔的传统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我说过，如果交易费用真正的是零，不会有市场。市场是一个制度，而制度的出现当然要讲交易或制度费用了。本节提出的“履行定律”是基于量度与监管费用的存在，即是把交易费用摆出来，放进市场去。凭着这定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传统没有注意到的

第二节：按件数算工资与收入分配 让我转到用人劳动方或员工那方面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不仅因为监管员工的费用高，也带到市场分离、公司性质、失业原因等有趣的现象去。 本节我先论个工（即按产品件数算工资），下节说个账（小费）。这两种合同经济学很少提及。件工重要，不是因为在社会经济中有着了不起的地位，而是对经济的推理思想有着关键性的协助。我自己从考察件工的运作中学得很多。西方的经济学者有发表过关于件工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对真实世界的件工安排与运作近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小账合同怎样看也不重要，选之讨论是因为变化多，也牵涉到风俗习惯，趣味是有的。

伟大夫人的失误 我把件工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那是唯一的直接量度员工的生产力的合同安排，好问题可以看得比其他合同清楚。让我从已经的英国大师鲁宾逊夫人说起吧。夫人分析时间工资采用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这与天然单位（natural unit）不同。天然单位是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一天算一天。效率单位是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二，乙产出四，那么同样一个小时，甲算一个单位，乙算两个。当然，如果甲与乙的生产力完全一样——所谓同工同酬——效率单位与天然单位是没有分的的。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不言自明的假设——这传统因而不分“效率”与“天然”。

夫人无疑是个天才，但她想错了，之后的学者于是跟着错。错在哪里呢？依照夫人的想法：如果每小时甲的产量是一百，乙的产量是二百，乙比甲多一倍，工资也因此高出一倍。化作作工，产品以每件算工资，二元一件，甲的时薪是二百，乙是四百，后者也比前者高出一倍。对吗？不对！不对，是因为工人操作需要老板提供厂房及机械设备，而这些设备有成本，需要有租值的回报。撤开设备的损耗或折旧不论，如果每件产品的设备租值是二角，那么每小时对租值的贡献是二十元，乙的租值贡献是四十元。然而，在市场竞争下，甲与乙的租值贡献要看才能达到租值极大化的均衡。这里的含义是在竞争下的件工工资或要下调，乙的或要提升，或二者的合并，才能达到租值贡献看齐的租值极大化的均衡。

产量比率与工资比率要分离 上述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在件工排列下，生产力较高的员工会获配置质量较优的机械设备，而在一段指定时间内员工的产量超越某件数会获得奖金。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工厂把部分工作发放出去给山寨或家庭生产，提供材料但用外间的设备，以件数算，每件的工价在外间的一定比在厂内的为高。

不仅件工工资这样看，时间工资也要这样看：一厂之内，生产同样物品，机械等设备的成本不菲，为了争取租值极大化，在比率上，工资的分离会高于工人生产力的分离。这也是竞争带来的结果。原则是这样，虽然在实践上人事关系不易处理，也有不可漠视的量度及监察费用，而更烦是工会与政府的劳动法例的左右了。

边际产量下降再阐释
这就带到一个不浅的问题，如下的分析同学们要读得用心了。我们问：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错了吗？答案是否定律没有错，但要看使用的人怎样阐释。在《收入与成本》第六章第三节分析老师阿尔钦对生产成本的贡献时，我指出阿师提出的“赶急平均成本上升”这个建议不仅重要，而且是源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阿师的“赶急”思维牵涉到这一定律之外的好些其他因素。
作为阿师的入室弟子，取经之后我偏于集中在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本身想，在《受价与免价》第四章第四节《边际成本的抑迫效应》时，我指出没有抑迫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抑迫”是纯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引申出来的变化，而我可能说得不够清楚的，是边际成本的上升（即是边际产量下降）不是抑迫的本身，而是抑迫程度的增加。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是基于某些生产要素之量增加某些不增加，或不同生产要素的上升比率不同。我认为如果没有抑迫——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皆有某程度的阱—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即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能成立，不管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为何。这里要补充：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例如员工）没有阱，其他皆有，边际成本曲线画得出来，但因为是一条平线，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也不能成立。
从新角度看收入分配
有了上述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阐释，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新奇的角度来示范为什么一个工人的生产力比其他的高出一倍，这个工人的时间工资或作工工资比其他的高出止止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81

——假设一家工厂雇用一百个员工，所有设备好没有闲置。现在该厂增加二十个员工，设备没有增加，挤出现，每个员工的平均及边际产量下降了，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但总产量还是上升了的。

假设增加二十个员工后不再增加，每个员工使用的机械设备再分配，每个一样，比员工没有增加之前，但可以操作。因为挤迫程度不再上升，每个员工有自己的规定设备，只要员工不疲倦，不断地产出不会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他的工作时间增加带来的平均产量曲线是平线，边际产量是同一平线，没有边际产量下降这回事。

上述可见，传统对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阐释忽略了两处，应该说明。其一是这定义律要从一个生产组织的整体看，不要从个别参与的成员看。其二是这定律不是基于挤迫的本身，而是基于挤迫程度的上升——即是说要从动态那方面看。另一方面，说到工人生产力的增加与收入的回报，我们却要转到“停止”的状态才容易看得清楚：同时间，一个件工人的产量上升了一个倍，如果收入只跟着上升一倍，算进设备成本产的平均成本是下降了。工人之间对设备租值的贡献要相等才能达到租值极大化的均衡，所以生产力较高的，如果不采用累进式的件工工资，引进奖金制是需要的。件工如是，时工也是。руз件工提升件价看起来时工提升时薪容易引起纠纷，以奖金处理件工可以息事宁人。

新理念要再解释

上述的分析用了一些新角度，我恐怕同学们读不懂，要再解释。不是深学问，但跟传统的看法不同，同学们可能不

这分采用导致一个浅问题，答案是浅的，但因为要与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融合就变得有点复杂了。浅问题是：如果一个员工的生产力倍升，他的收入会否倍升呢？传统的答案，从鲁宾逊夫人的效率单位看，是会倍升。假设效率单位与天然单位相同，以天然时间算工资也有倍升的效果。那么，当我们把产出化为工工，以产品的件数算生产力，看得清楚一点，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有机械等设备的存在，老板要争取租值极大化，在竞争下，员工的生产力倍升他的收入会高于倍升。

要证明这个高于倍升的逻辑推论容易，前文的假设数字是清楚的。困难是我们要证明这个高于倍升的论点与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没有冲突：我们要证明“高于倍升”是这里理论的一个合意。这证明不容易：原则上可用几何或代数处理，但顾为复杂。我于是想出转换一个角度看。意外的收获，是这新角度让我们看到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一些新含意。

老生常谈，经济学有一个边际产量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环绕这一定律的是一个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最简单地看，这理论的核心是说：以时间工资雇员工，这工资要与边际产量的市价相等，从而达到老板的设备租值的极大化。当然，这理论可以搞出很多变化，尤其是在生产函数那方面，到今天很有点花多眼乱了。

然而，我们这里提出的只一个浅问题，杀鸡用不着牛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刀。一个员工的产量会升高 ，其收入会怎样呢？高于倍升是明确的答案，但传统的边际产量理论要怎样推出呢？用函数处理当然可以，但要注明是源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不容易，何况方程式一般没有内容。我想到的方法，是把该定律再阐释，然后分四步推理。第一，把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的曲线翻为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曲线——这是本科有教的。第二，从个别员工看，有了指定的设备配给，边际与平均成本曲线是同一平线——即是从个别员工看边际产量不会因为增产而下降。第三，一个员工的生产力增加，包括设备成本这平线向下移动，使产品之价与平均成本之问的差距增加。这差距的增加代表着设备租值的增加。第四，员工的生产力不同，因此有各不同的租值贡献，但这不是总租值极大化的均衡。为争取租值极大化，在竞争下员工之间的租值贡献要看齐，老板当然高兴，生产力提升的百分率因而会低于员工收入提升的百分率。

从历史传到可不堪一击

件工这种合同安排当然不是中国独有。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盛行的 putting-out 制度——即是商人给家庭或山寨产出——主要是用件工制。那震荡历史的工业革命主要源于纺织机增加了两项发明——飞梭（flying shuttle, 1733）与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 1764），该 rebel 变得庞大，需要专人维修，也需要多人集中合作，有规模的工厂就替代了家庭和山寨。然而，我们今天知道，无论工厂怎样庞大，原则上里面的工人的产出是可以按件数算工资的。

也是原则上，所有产品皆可全部以件工处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些村裘整件的不同部分——从剪裁到上

钮——皆各有各地以件数算工资。另一方面，因为交易费用过高，好的产出活动不能以件工作处理。对于零散或变化多的工作难用件工，例如一个女秘书的多种破碎操作。多人合作时难以划分贡献的情况难用件工。件工重视监管产品质量，而质量容易有争议的——例如设计——难用件工。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跑厂考察件工合约时，我重视接单工厂收到新订单，其产品的设计屡有变更，每件新产品的每部分的件工要怎样算工资呢？得到的答案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新产品的每部分通常有相近的前车可鉴，略作调整不难找到劳资双方认可的件工资。第二方面，没有前车可鉴或可鉴远不足的新产品，当年香港的工业有些“动作”专家，计算某产品的某部分需要有多少个大的及小的动作才能制成，而市场提供着时间工资的讯息，件工所值不难算出来。还有是件工的工资可以调校：操作了几天工人认为太低可由一个代表与老板洽商。

件工这种合约安排不容易出现失业。老板收到订单，遇到不景时大可把数据摆开来与员工洽商，每件的工资所值容易算出，有说服力，接不接单劳资双方可以商量。更重要是件工这回事，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向上或向下调整是远比时间工资容易了。当我见过一些件工工人在一段时期跑厂：东家不够工作暂跑西家也。

有利也有不利，件工的安排遇到工会或政府的劳动条例可以变得很脆弱，不堪一击。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因为推行最低工资，件工立刻遭淘汰：工作较慢的选取最低工资，较快的转开慢车也。今天的中国，因为劳动法的左右，件工主要是在劳动法管不着的山寨小厂存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第六章：履行定准与市场现象 185

中国由高速急急地转为通缩，楼房与其他资产之价暴跌，但经济增长持续急升。这是奇迹，而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工人合约的自律程度之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制造行业的件工安排时普及，要有今天天的管制工合约的法规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节：小账的变化

小账又称小费，而广东话语更有几个其他称呼。我最欣赏是香港的一些老人家还应该记得的“金硷”一词，是英语 come shore（抵岸）的谐音。源于鸡片战后，西洋鬼子群起乘船抵港，岸上的苦力就是这样叫，而跟着食肆的待应也这样叫了。(后来“金硷”又以谐音翻为英语 cumshaw，杀进英语字典，解作贺钱。) 小账西方称 gratuity 或 tips。 有三类：自愿、强迫、竞投。自愿的小账是大家熟知的到餐厅进膳或到宾馆住宿给服务员的，是多是由顾客决定。强迫是硬性地在价单上加一个百分率，通常加十或十五。西方称服务费（service charge）。有点怪，因为服务费已经算进餐价或房价，怎么再加呢？

竞投小账源于订价偏低

我要先说“竞投”这一项小账。没有什么值得多谈，因为少人注意，要顺便提。一九七八年，老师阿尔铁津港，在街上看到计程车招之不停。摆明是空车，但一律不停，问我何解，我教他双手各出一指，打个“十”字，车会停下来。果然灵光，阿呆回美后把这件事儿跟朋友说了。原来当时香港的计程车供不应求，用两指打个“十字”是说在计程表之价上补加十元小账。这是竞投的小账了。

也是真纪七十年代，日本东京的计程车也供不应求，也空车招之不停。那里的手势是指向下摆动，其意是说不要管旗下的计程表之价，可以另议。东京的方法比香港的较有弹性，而据说外来游客的次议价一般比本地人高。这是竞投。类别的现象，是在大都会的什么牌食肆，全满时等位的顾客多，你找到经理，悄悄地把一纸百元钞票塞进他的手中，必有奇效。这也是竞投，暗标也是。

上述可见，竞投的小账出现是源于法定的价格偏低，或者价格不能及时调高。为竞投而付的小账是价高者得的市场现象。至于香港政府当年为什么不多发放计程车牌照，说来话长，也不好说（––一笑），但读者可从港府今 ontbij电话楼价过高但不放土地那方面想。

自愿小账有私产与共产之别

转谈顾客“自愿”的小账吧。上述的竞投也是自愿，这里不同之处是没有供不应求，顾客用不着在竞争下把小账提升。同学要注意，价高者得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这里说的自愿小账是顾客可以不付，或付多多少随君便的那种。原则上，这种小账的出现是要让顾客判断服务的质量如何，事后才付，又或者像进宾馆房间那样，先付一点小账可期望较佳的服务。

我要从美国的餐馆说起。西方的顾客到餐馆进膳，朋友之间各吃各选择的菜式，各付各的账，而膳后也各各的小账了。这就带到我称之为“私有制”的小账安排。在这安排下，每个餐馆的服务员或传应各有被指定的桌子，凡被带到某桌号的由该桌的待应负责，顾客膳后各有各的把小账放在

第194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在桌上，全部归该桌的服务员所有。侍应一般不会分给老板，但往往要分一点给传菜的（称 busboy）。可以不分，或分很少，所以传菜的时间工资有时是在职位较高的侍应之上。有些高级餐馆，或极为热闹的高档次酒吧，侍应的小账收入高得令人羡慕。这样，因为政府有最低工资的规定，老板不能不付，在侍应不屑最低工资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得光的向经理购买职位的情况。

吃中国菜的小账安排不同。餐馆生意不佳或通常只几个顾客一桌的情况下还可以用小账私产制（美国的中菜餐馆如此），但遇到生意兴旺而又常见多人一桌的就要转用小账共产制了。几张大桌同时出菜，又或者多桌一起全满，吃中国菜是难用小账私产制的。这是因为同桌的人吃同样的菜，而每客吃的菜式又远比吃西餐多，侍应分桌界定小账私产制的服务成本会远比吃西餐的高。换言之，中国人一起进鼎是共产的吃法，一道菜传出，上有记号，传到某桌，在邻近的侍应就把菜放在桌上，然后转到其他的桌客去。吃是每碟菜一桌共吃——有筷子的发明——传菜与侍应是多桌共用，顾客付的小账因而不能作为侍应共同拥有，集中在一起交到老板或经理手上，然后摊分。老板或经理偷偷侍应的小账偶有听。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水平相若的食肆，文化风俗也相若，私产小账与共产小账相比哪方面的小账会比较高呢？我的推论是私产的较高。理由是在小账作为私有的安排下，侍应是较为集中于服务她分配了的桌子，可跟顾客多谈几句，没有像共产制那样分散开来招待。顾客因此比较容易把得侍应，有点交情，付小账时会较为慷慨。支持这

观点的证据是在一些吃中国菜的餐馆中，一家之内，有多桌的大厅，也有只一桌的房间。后者的小账通常在单价上有一个比前者较高的百分率。

刀叉会影响风俗吗？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我不能肯定的。西方用刀叉的食法，个人自选的菜式，各自付餐费与小账的传统，可能在风俗上影响了西方的人与人之间的钱算得比中国的清楚执着。例如读书求学西方的子女们可能要向父母借钱。是的，在西方，几个朋友在路旁买咖啡往往各自出钱。逻辑是刀叉的食法影响了各自买咖啡，不是各自买咖啡促成使用刀叉。这里的困难不单是过于简化风俗——虽然风俗的判断一般要从琢事看——而且在西方的家庭中进晚膳，用刀叉，但桌上的食物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不怀疑上述的自愿小账的出现有风俗习惯的成分。作为约束行为的局限，风俗不容易处理。说这是因为风俗那是因为风俗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有说。我们因此要客观地找是否决风俗的行为。在美国时，我曾几次在四顾没有居住人家的公路上光顾名牌连锁食店，问应他们的小账大约是单价的百分之几。答案一律是百分之十五之内。这跟在烟榻密的市区的同牌食店完全一样。不可能靠无风俗的约束，因为没有住家的公路，顾客光顾食店后一般在很长的日子不会再光顾，给或不给自愿的小账对顾客的预期服务完全没有影响。不算进风俗，我们不容易解释为什么同牌的食店，小账的百分率在公路的与在闹市的完全一样。

小姐主人也 我也曾注意到，在飞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收小费。 一位熟知各行业的朋友向我解释，说空中小姐有空中女主人（air hostess）的称呼，而主人不能收小费。言之成理。日本的餐厅也不收顾客自愿的小费，得到的解释是那里的风俗文化认可招待得好理所当然，给小账是把他们小看了，也言之成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如日方中，不知今天怎样了。

强迫小账是档次宣言 现在转谈强迫或硬性的“账”。其实有调校的空间，只是出售者加在账单上，西方称服务费。算不算是小账可以商榷。二〇〇二年写《制度的选择》的初版时，有一节题为《小账安排深不可测》，是为这种某不客气的小账才这样说。后来我做了点考察，理解多一点，知道解释的困难源于变化多多，有好几种原因。

让我从宾馆（又称酒店）说起吧。顾客给服务员自愿小账之外，好些宾馆说明在房价之上还要加百分之十或十五（见过最高是加十八）的服务费。奇怪，因为服务费已经进入房价之内，为什么还要再加呢？这里我注意到两点。其一是这种硬性附加的服务费只是档次较高的宾馆才有，档次低的没有。其二这种强迫性附加大约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较早之前没有。

我于是想到以下的解释。不是顾客自选的附加服务费是代表着档次较高的一项“宣言”——虽然宾馆提升房价已是档次较高的提示，但附加一项强称为服务费的有较为明确的

硬性服务费与服务无干
上述的解释是猜测多于科学：我没有机会推出严谨的假说而加以验证。我只靠随意的观察来支持那样的解释。宾馆收到的附加“服务费”有没有特别界定的用途呢？有的，有三方面，皆为服务无干。一是作为宾馆的管理阶层的分红所用；二是如果生意不景，宾馆本身或其老板可看为正常的收入，不分或少分出去；三是如果遇上会议的需求，房间数量多的，在议价时这附加的服务费可以减除。一九九七年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时，我要参加他们的年会选择地点与宾馆的讨论。该会员多势众，因而让我知道每年与宾馆议价后不仅没有附加服务费，且还可低房价。
转到餐馆的强迫性的附加，我知道通常是加单价的百分之十，也是餐馆自己认为是档次较高的。我理解是跟上述宾馆的一样，不同之处是遇上多桌的大酒席宴会时，要压低菜价可是宾馆低房价那么容易。究其因，是宾馆有空间房间时其机公成本近于零，但餐馆的材料成本一般在菜价的百分之三十与四十之间，加上水、电、煤气、临工等可达百分之五十。餐馆与宾馆一样，较高档次的在强迫附加之后还有顾客自愿给服务员的小账。在餐馆而言，这双层收费香港最普及，可能因为香港的食客比较消息灵通，知道餐馆的体现是与强迫的附加无缘的。

第四节：交易费用与市场分离 写到这里同学们应该有足够的合同概念让我转到较为复杂的层面——转到公司（私营企业机构）与市场层面。有趣的，但因为变化多同学们可能不习惯。我分四步由浅入深地解释。 第一步：桃花源有看不见的手 想象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小村落，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与人手。各户把耕耘拔获拿到市场换取其他农户的产品及手工艺品。可以没有货币，物品交换的比率是市价。没有政府干预，言而有信的市场交易有风俗礼仪的支持。风俗礼仪也界定土地与劳动力皆为个别农户所有。有议价的行为，而在竞争下物品交换的比率——即市价——被固定了。界定产权的风俗礼仪要不断培养文化与教导后辈的费用，竞争议价有讯息费用。这些是制度或交易费用了。 上述情况我们要注意三点。其一是在市场换物可以看为购买物品，也可以看为购买土地与劳力等生产要素的贡献——二者一也。其二是略转角度看：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分不开。其三最重要：物品交换之价一方面代表着各家各户的收入分配，另一方是指导着各家各户的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市仆于是有双重作用：决定各家各户的收入；传达着资源使用的讯息。没有政府，用不着中

闽，只是由价指导，而这就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了。跟斯前辈说的略有不同之处是：我们把制度或交易费用摆出来，然后放进去，不困难，但要引进风俗礼仪与市场竞争，二者都要付出费用或代价。 ——一千六百年前我们的陶渊明先生写他理想的《桃花源记》，有如下的话：“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间有此人，来来问讯……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我们知道陶前辈写的是他自己向往的世界，但他描述的可不是天堂，也不是人民公社，而是一个有私产有市场的小社会。前辈一定是有真实世界的观察，然后把其中他不喜欢见到的删除。 二战期间母亲带着她的七个子女逃难到广西一条小村落，住了约一年。该村有数十万人家，国民党的钞票信不过，少用——常用的议价单位是鸡蛋。没有纸张，没有一个村民识字，而村长除了了一次仲裁某些仲裁工作也是个农民。村民活得苦不仅因为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小，而且当时的官兵与土匪分不开，日本的胡作非为远基于今天在钓鱼岛的挑衅。该村有产品也有交换的市价，物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也分不开，而每月总有一两次村民把物品带到城与其他村落的农户交换。 今天回顾下笔，我也可以仿效陶渊明，把该村的苦处一起删除，想象中见到的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由看不见的手引领的小市场经济，桃花源也是。 第二步：穿珠子实例可贵 让我转到《收入与成本》第一章提到的穿珠子的例子。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旧例重提，因为是难得一遇的有启发性的实例。

二战后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有无数倚木屋，屋中住着从内地来的贫苦人家，其中不少以穿珠子为业，从早穿到晚，所获甚微。有几个看来也一些一二白的经理人在该山头到处跑，找懂得用针线的贫人操作。这些经理人提供不同颜色的小玻璃珠子、线，与饰物的图案——通常是头带或腰带之类——找劳动力用针线把珠子按图穿成这些饰物。

——一律是按成品的件数算工价，作为经理人的老板也身无长物：他们整天在山头跑，只为赚取劳动力与出口商之间的一点差价或出口商提供的一点佣金。经理人的职务是传达图案与价格讯息，及监察成品的质量。换言之，经理人的存在是为了降低讯息或交易费用了。

跟上述提到的农村例子一样，产品市场就是生产要素市场，二者不分开。要是政府管制穿珠子的工资就等于产品的价格管制。有趣是可能有这些管制，也不可能有工会的出现——理由是穿珠子的贫苦人家与身无长物的经理人老板皆毫无租值可言，从政府到利益团体一律对他们没有兴趣。

然而，与上文的桃花源相比，穿珠子这个行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是看得见的手出现了：经理人是一个看得到的人，是为降低讯息费用而出现，在价格指导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再加一个经理人指导，虽然后者的指导不怎么值钱。其二是市场开始分离了。还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这二者的分离，但穿珠子的劳动力与经理人之间是一个市场，经理人与出口商之间是另一个——当然还有出口商与外国进口商的市场，也有进口商与零售商的市场——产品市

第三步：斯密考察漏了一着 斯密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国富论》是经济学最大的大作，可能永远没有另一本文比得上。不可思议：该作的中译今天还在内地的畅销书榜。写了十二年，小字洋洋十多页，注脚无数，而卷一的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个格今天的经济学没有超越。 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脑子，那么精彩的学问，那么慎重的推理，你道斯前辈起什么说什么？说一间制针工厂的生产程序。提出的主旨非常重要：分工合作，每个工人专于制针过程的一小部分，产量的飙升惊人。斯密指出，每个人独自制针一天不可能造出二十根，就是一造一根也艰难，但他考察的工厂，十个人分工合作，平均每人每天产出四千八百根针！斯密的制针实例没有夸张。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指出，如果算进入人类的发明——可以共用可以累积可以改进的发明——专业、分工、合作、产量动不动以千倍计。这是推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主要原因。 在同一章斯前辈讨论了其他工厂，都有深度，但很可惜他没有讨论合约的安排。我们因而不知道他看到的制针程序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95

是用件工、用时工、还是分成等合同。斯密的一七七六年工 业革命正在英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多种合同一起存在应无疑 问。斯前辈身在其中，考察工厂，遗漏了合同的安排是经济 学后来发展的一个大损失。他知道有监管的问题，但没有从 合约的约束看就不易认为带到交易费用那边去。到科学把交易 费用引进他的“公司”讨论时，已经是一百六十一年之后的 一九三七年了。

我认为斯密说的制针程序不是用件工，因为他描述的是 一条生产线，而生产线难以用件工。原则上分工合作制针可 以用件工，正如香港昔日分工合作制衫袜是整体的不同部分 用件工制的，但不是工人坐在一条生产线。

如果产品的所有不同部分皆用件工，那么产品市场与生 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回事，分不开，但跟穿珠子的情况有则， 因为后者是一件发布出去给消费者的产品只由一个工人从 事，价格的传达由外地市场的零售价格传到批发传到出口商 传到经理人再传到工工那里去。但像衬衫那种有多个不同部 分的产品，分工合作，每部分用不同的件工处理，价格的传 递牵涉到的讯息费用就高得多了。尤其是，一件衬衫的任何 一小部分市场根本没有价！整体衬衫在市场有价，但碎部分消 费市场一般没有价。这么，件工之价格的厘定牵涉到的讯息或交易费用会远高于穿珠子。可幸正如斯密强调， 分工合作有巨大利图，在没有政府或工会左右的情况下 以件工处理不同部分还会经常出现。

第四步：要素市场起于量度时间 让我们回头再看穿珠子这个实例。经理人提供原料后按

件数付价的是产品。而这交易是产品市场了。可以作为生产元素市场看；除了珠子原料，产品是源于劳动的操作与居住房子的一点地方。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还是分不开的。依照本章第五节提出的履行定律，经理人不用担心珠子产品的数量不足，但产品的质量是否达到要求的水平则要监察了。议价格用之外，监察质量是珠子制成品的主要交易费用用。

把珠子制成品的思维引申到整体衬衫的多个部分每部分由不同的工人以作收收费，每部分的件工价格不同，但还是议定了。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也分不开。这里，一件衬衫可以看为多个市场的合并，而整体衬衫的转手成交可以看为另一个市场，但生产要素与产品市场还是分不开的。因为衬衫的不同时部分，多，每部分议价与监察的费用加起来一般是比珠子产品较高了。

问题的出现，是在本章第二节分析任工时我指出，过零散的工作，或工人合作难以划分分别贡献，或产品质量容易有争议的，难用件工处理。以时间算工资是一个交易费用较低的替代。时间工资的最大交易费用节省是工人的时间容易知价：员工时间的工资大约为几市场一般价。聘请员工，互相同意了时间之价或工资，也同意了工作与其他待遇的概要，时间工资成约。履行定律说雇主不用担心员工频频失础，因为报到与下班的时间容易度，但员工的工作表现如何需要监管，往往是头痛的问题。政府的干预不论，采用时间工资主要是因为市价讯息费用的节省多于监管费用的提升。

用件工矾珠子与制衬衫的例子跟这里提出的以时间算工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97 资或生产要素之价有三方面重要的不同、相关的。 　一是以时间衡度，雇用或租用生产要素，这要素市场 与产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说过了，除非是雇用消闲伴 侣、工人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而租用土地或厂房皆以时间 算价，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时间之量只是一个委托之量， proxy也是。购买生产要素的时间只是预期在约定的时间内 有关的要素在产出上可以作出什么贡献。 　同学们要注意，凡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 分离，前者一定牵涉到时间。除了工人的例子无从分开这 两个市场，不量度时间算价，例如分成、分红、奖金，把工 程外判等合约——没有按时间量度来算生产要素之价的—— 皆难以把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分开。在下一章我们可见，这 分开只能从合同安排不同的角度看，严格地说是同一市 场——我不要那早就把同学们弄得天旋地转。 　二、以时间量度显然是起于量度要素的产出贡献而议 价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时间不仅易于量度，在竞乎下生产要 素的时间市场容易有价。 　三、虽然穿珠子的经理人算是看得见的手，这经理人 的主要职务只是传达市价的讯息与监督珠子产品的质量。然而，当转到用工的生产操作时，零碎的工作贡献人大道 常不知价。经理人作为看得见的手不仅要掌握产品与成本等 各方面的价格讯息，不仅要监管生产要素的贡献，还有是经 理人要指引工人做什么及分配非工人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 安排。这当然是看得见的手。 　我曾经提及，我们不容易判断是经理人雇用生产要素还

说过了，在工、商业经济中，交易费用占了国民收入很大的一部分。可幸专业分工而合作带来的增广利益是那么庞大，足以弥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有余。这是人类生活有所改善的主要原因。

掩视交易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现象或行为不多。但交易费用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一般是套套逻辑，不容易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们要先把交易费用提出出来，说明是源自何方，然后再放进肯定是有关的职位上。我自己的取向，是从合同的角度把交易费用出现在哪里的位置看得清楚：合同怎么样改变有关的交易费用会跟着怎样变，而实际上世界的合同安排需要作真实地考察。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字或资料一般不够深入，也往往误导。

我提出的履行定律重要，因为可教我们怎样看世界，可以让我们方便地把交易费用提出出来，然后放进适当的地方。我国履行定律为合同第一一定律。没有那么重要的第二定律是选择定律，在《制度的选择》的旧版中提及，本章后分析失业时会再讨论。

我对传统经济学的失望可能说得太多了，可幸我对传统也表达过不少感谢之词。这我我要向同志们指出，瓦尔拉

第206页的文字内容为：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斯的一般均衡方程式假设没有交易费用，也假设有N种产品及N减一个对价格。但是，我也曾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本节的分析的含意，是瓦尔拉斯的方程还有更令人忌惮的一面。瓦氏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但本节可见，这两个市场之分要看合约的选择，而产品类别的数量（那个N）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下章可见，这两个市场不容易分开也用不着分开。没有交易费用产品类别的数量无从决定。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是空间无物的数学游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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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S.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77.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抱歉，第207页没有识别到任何文字内容。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市场均衡：两个边际的两方均衡。第一方是说过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增产利益，在边际上要跟交易费用的边际上升相等。第二方是同样的产出贡献，合约选择的均衡是基于不同合约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这个两个边际的“双方均衡”是引进交易费用的市场一般均衡了——我称之为四二均衡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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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一九三七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该文的初稿写于一九三二，他二十一岁。“交易费用” (transaction costs) 一词起自科斯之前，但他一九三七的《公司》是第一篇打开见山地处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文章。一九九八年我发表《交易费用的范畴》，其中有一句常被行内朋友提及：“交易费用不是一个要获得终生雇用合同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应该试研究的!”

作为真实世界的局限交易费用很复杂，要经过多年来跑厂跑市才有足够的掌握。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公司时只有二十一岁，掌握不够深入。一九五二年该《公司》文章被编辑进《价格理论读物》，于是大名，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科斯多次诉说没有人读。

第一节：洛杉矶与芝加哥的思维

一九六七年我在洛杉矶写好《但文理论》，其中有一节题为《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跟着到了芝加哥大学，找到重要的关于中国农业的合约资料，我该题发挥，写了一篇长文，一九六九年在科斯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文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 与“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这两个后来自己没有再用的理念来补充交易费用，分析合同，文中提到科斯的《公司》，说跟我的合同选择是一脉相承的，不少行内朋友读科斯的旧作后找我研讨。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访芝大，午餐中我向他提到正在困扰着我的两个人人一起拾石下山，双方各把石的重量推到对方去的卸责行为。——一九七一二年阿师与德姆塞莱提出卸责需要监管，在《美国经济学报》中发表了该学报告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那时我放弃了“卸责”，认为难以验证，转向合同结构那方面想。

——一九七一年，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家小住，我提到二战时期母亲带着我在广西逃难，在河上乘船，由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有人拿着鞭子监视。母亲参与议纤夫的工酬，对我说拿着鞭子的人是纤夫们聘请的。我不能肯定母亲说的是事实，但McManus把这个例子写进他一九七五年发表的关于监管费用与机构组织的文章，再跟着广西的纤夫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

上述可见，公司的话题——即是为什么会有企业这种机构组织——是相当混乱的思想发展。一九六六至六九年在芝大，我跟科斯成为好友，多次跟他讨论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似浅实深，他多番向我解释我总是觉得不尽明白。这文的主旨是清楚的：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公司替代市场。但公司是怎样替代市场呢？这个问题我跟不少当代的价格理论大师研讨过，他们说懂，但最后我认为他们不是很真的懂。到了一九七一年，阿尔钦、戴维德、施蒂格勒、弗里德曼等人皆认为科斯的公司解释牵扯到没有什么解释力的套

第七章：公司的契约性质 205

套逻辑。 一九八零年代，科斯要退休，《法律经济学报》征求文章 为他的荣休出版一本集，我在被邀之列。一九八一年底我 写好初稿，题为《公司的契约性质》，是在科斯一九三七的 《公司的性质》加进行“合约”一词。征集文章推迟了时间， 该集一九八三年四月才出版，我交出去的被放在首位。科 读后来信，说那是他多年读过的一篇他学得不少的文 章，可惜在大舆之后他又说：不同意我说的公司与公司之间 不能分开。我提出的“公司无界说”巴泽尔年青时是对， 但一九九〇年在瑞典举行会议时，集中着当代搞新制度经济 学的朋友，发言的几个皆不同意公司无界。再后来杨小凯不 仅同意，而且说在一些商学院我的看法成为一个新项目。 发表了的文章我不再跟进，认为自己再也管不着。但我 非常高兴戴维德托朋友带来一个口信，说：公司何物终于给 史提芬画上了句号。戴老这样说，只他一个就足够了！ 公司理论与公司无干 经济学有一个热门题材。称Theory of the Firm. 关于 生产成本与在竞争或垄断的情况下的价格黑人。属价格理论 的核心分析搞得一团糟，我在《收入与成本》与《受价与 觉价》中澄清了。然后，奇怪地，那所谓theory of the firm 是关于生产及订价，与那个firm字无干。我把“firm”译作 “公司”非常恰当。内地译为“企业”(enterprise)不对。 中语“公司”—一词源自庄子，意思是“聚多人共同运作”。 企业可以只有一个人，公司不可以。 英语firm字的来源不易考究。字典解“确定”，古老一

点解“签名”。科斯认为firm可能源自法文fermier，解中间人或农民。英语farm out解“判出去”——英国早期的tax farming是指政府抽税判给代理人。该与雇用农民或租土地给农户有相近之处。可见firm这个字不是指生产，而是指一种处理或安排的方法，或一种组织。
奈特的贡献
科斯的“公司”思维源自他敬仰的芝加哥大学的奈特。一九三一年他拿着奖学金造访芝加哥，听了奈特几课，不同意，苦思之后写下了《公司的性质》的初稿。早上十年的一九二一，奈特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风险、 不确定与盈利》，绝对是经典，科斯背得出来。奈特认为“风险”(risk)有概率，可以买保险，但“不确定”(uncertainty)则无法估计，因而不能购买保险。我认为这二者是同一回事，分不开，而原则上任何未来的事项皆可买保险。说这些项目没有保险市场不奇怪，因为原则上可以成市但实际上没有市场的项目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在“公司”这个话题上，奈特的贡献虽然不对，但重要。 他认为因为有风险的存在，一个企业家或老板的出现，是用承担风险的方法来赚取剩余收入，residual earning也是。即是说，一个老板把不同的员工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大家一起来谋取斯密说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大，而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老板保障每个员工有固定的收入，自己承担风险，赚取的剩余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值，在这样的安排下公司出现了。奈特之见，是盈利(profit)只能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出现。

那重要的风险盈利(windfall profit)概念是奈特的发明，不仅对，而且重要。盈利与利润不同，后者是在竞争下决定了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07 的应有的租值或利息回报。

奈特提出的解释会社何物的困难，是他提出的剩余（residual，不是马克思的surplus value），虽然往往在公司出现，归老板所有，但公司的出现不一定有正或负的剩余。分成合约没有剩余，分股属分成，也没有剩余，而我们知道很多小生意的所谓“埋埋”是用股份制，不仅每个参与者没有剩余可取，而且事的大老板可能要自己先拿一个固定的工资，其他让股东们分吧。

上述可见，有没有剩余（或负剩余）的出现要看合约的形式是怎样的。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有时候采用这种有时采用那种合约，不能说因为采用分成合约公司就消失了。

科斯得好答案得不清楚 转谈科斯一九三七的“公司”之见，其贡献主要是问得好，而我认为在关键上他也答得对。可惜他没提出他后来认为是重要的源于我的“委托量”这个理念，也没有注意到工厂之间互相放工作的现象。我知道西方有互相放的情况下，在今天的中国很普及。

一个生产者可以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从事，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卖断给外人，也可以通过合约，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利出售，让外人使用。后者不是断权的成交，只是在约定中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局部权利让他人使用，从而取得收入回报。科斯分析的公司源于这局部使用权的转让。他问：为什么一个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选择让一只看得见的手指导？这即是问：为什么一个有生产力的人选择去做“佣人”或“奴隶”呢？斯密的分工与增产的论点众所周知，但

为什么选择放弃斯密的由市价指导的看不见的手，而让一个经理人看的见的手指导？为什么自甘为奴？科斯的答案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知价，以公司替代市场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我认为不知价的论点是对的，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容易有说服力，容易使读者想到套逻辑那边去。我在前文解释了不知价的理由，之后会再补。很浅的问题，有时要用很长的时期才有清晰的答案。说实话，科斯一九三七年对“不知价”的解释不是那么清楚，主要是说一件产品的不同部分由不同的员工处理，部分分算价交易费用过高，多项交易转用一件制成品处理会节省费用。科斯看着的是以时间算工资，他没有说出来，时间只是一个委托之量他也没有提及，需要处理的监管问题没有处理好，因而受到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七年的质疑。

更为严重的缺失，是虽然科斯在他的《公司》大文中提到“合约”一词，他没有说是什么或哪种形式的合约。可能是受到斯密的影响，但漠视了合约的结构与合约的选择，公司何物不能有满意的解释。下节可见，引进合约的选择，不知价是选择的结果！

赦责论调的兴起

科斯的《公司》之后关于公司的文章不少，看到精彩的，但一九七二年阿尔钧及德姆塞茨联名发表的《生产、讯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不可不提。今天看，阿、德二氏之作比科斯一九七七年的还要大名。

阿、德二氏的大文的发点是赦责，源于一九六八年在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09

芝大的午餐中我向阿师提出的我想不通的两个人人抬石下山的问题。原则上两个人一起抬石比一个人独自抬的重量高出不少一倍，联手抬有着数，但合抬之际，双方皆有图把重量推到对方，在竞争下合抬的重量如何决定是个难题。

我没有读过阿、德二氏发表时的文章，但该文章数易其稿时每稿都寄来给我拜读，作点建议。记得该文章没有提到抬石的例子，但有提及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同的选择》，而该提出的卸责及需要监管是他们的主题。我记得在他们的文稿中提到二人抬物上货车的例子，也提到狩猎、猎者分开包围，不让猎物逃脱。也记得有捕鱼的例子：有人驾驶有人捕钓。可能因为这互辅产出的观点够新奇，阿、德二氏之作无疑影响了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虽然他们跟我一样，对博弈理论没有兴趣。

今天回顾阿、德二氏之作，我认为他们的互辅合作例子，跟我提出的二人抬石的例子一样，皆与斯密——七德六年描述的制针程序没有分别！一群人坐在线制针，虽然不同，但一起操作总匹值会远比各自独立产针加起来高。这件，除了老板自己要收取的那部分，余数作平均分配，或采用大家相同的时间工资，一个偷懒或卸责任的员工可以夸大自己制造的部分的困难，要求老板在该部分多加入人手，而这个懒人会因为其他员工的勤奋而得享一点甜头。

蒙视合同安排难以验证 这里的问题是在市场竞争下，员工的行为与老板的应对要看合同是怎样安排。如果以时间算工资，你懒惰，或考大工作难度，老板见监管费用过高会转用另一个人。如果员工

不是一起坐在生产线，产品的各部分有足够的数量，用件工，老板会转向监察产出的质量。换言之，质量如何也可以免责，老板或经理人要监察哪方面要看合同怎么样安排，而合同安排是阿，德二氏的大意忽略了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没人不会免责，不会偷懒、恐吓、勒索等今天引进了博弈理论的行为，但我认为这些行为难以观察、无从量度，所以不易甚至不可能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假说。我认为转从不同合同的角度看我们要解释的容易得多，别的不说，单是我提出的履行定律，我们可以从合同安排列的方面需要议价，哪方面需要监管，而议价费用与监管费用怎样高低是难排列高低的。从合同的角度看，加入竞争也远易地推断哪方面的监管或讯息费用——即交易费用——的或增加或减在哪儿出现，看不到的卸责等意图图于成为看到的合同与执行的含意，用不着提及。

在重点上科斯对

说到科斯与阿、德二氏的两篇二十世纪的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大文，他们双方不同意我当年站在中间。轮到我自己写“公司”时我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分歧，要接受哪方呢？还是把他们两方皆否决？细想之后，我接受科斯提出的要点否决阿、德二氏。这是在一个关键重点上的判断。

科斯的重点，是公司的出现源于市场不知价。阿、德二氏的重点，是多人机构（公司也）的出现是因为合作生产有卸责任行为，需要监管。我认为科斯对，因为如果凡事知价，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从产品的微小部分到监察员的微小服务也知价——可信吗说看得见的手也由市场价格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斯密的合作可以全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处理。这不是说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只是说如果价格的讯息与设没有费用不会有公司。引申到阿、德二氏的主题，我的看法是不是价会导致偷懒或承担，不是偷偷懒导致不知价

我同意科斯的不知价的论点，但不同意他说因为不知价公司替代市场。我的看法是因为不知价不同形式的合同会互相替代。是不同合同的替代，不是公司替代市场。我更不同意科斯说的在生产活动上公司之间可以划分界线。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会在下面再申述。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奈特一九七二年以八十六高龄谢世，当年我幸运认识他。阿尔钦科斯二〇三年谢世，享年九十八八一百零二。德姆塞茨二〇一九年谢世，享年八十八。最年轻的我也是个古人，累了。

第二节：公司与市场是同一回事吗？

作研究生时我读不明白科斯说的“公司替代市场”。一九六八年在芝大得到科斯亲自解释也不认为真的懂。为此，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到香港度假时，第一时间我到那里工厂考察伙工合同的运作。得到的收获我在第六章第二节写过了。

为什么我重视 Kit 工呢？因为这种合同刚好站在科斯说的“公司”和“市场”之间。件工在工厂之内出现，属科斯说的公司，但正如我在穿珠子的实例中指出，件工合是产品

市场！推理是：如果一间工厂全部用件工处理所有产品——原则上可以——公司与市场岂不是同一回事？何来公司替代市场了？考察件工的收获比我事前期望的大，因为让我看到传统的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分析近于到处错误。

擦鞋小孩给我上了一课 该暑期来运到。一天中午在湾仔路我坐在一个曾经装载水果的木箱上，要一个当时香港还允许的小孩擦我的皮鞋。说好价是一港元，当然是左、右的鞋子皆擦，但当该孩子动工擦我的左鞋时，另一个同样拿着简单工具的孩子，二话不说，擦我的右鞋。我问：“怎样算钱呀？”“给我们每人五角吧。”其中一个回答。不明白他们的行规，当我发觉这两个擦鞋孩子互不相识，如中电站，突然惊觉：这就是科斯说的市场了！我想，如果左起穿鞋右是鞋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运作得那么好。这件琐事促使我回头再读科斯一九三七年的《公司的性质》，明白多一点，但也认为他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场”这个主要点是错了。

上述两个擦鞋孩子教了我们什么呢？四点。其一：孩子各擦一只鞋，皆有价，是市场，但没有一个公司组织的存在。他们是各自产出来然后卖给我，正如街上有多个小贩我每个购买一点。其二：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不开——我付的擦鞋钱既是购买鞋上的光亮，也是购买孩子的努力。其三：那两个孩子是合作，也算是分工合作，只是没有斯密的制针工厂那样能因为分工合作而使产量大升：两个孩子的擦鞋时间加起来扩大了一倍，鞋子的光亮面积升了一倍，但顾客的时间是节省了一半。原则上，市场的运作——单是通过市价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协助分工合作而使产量大升，在事实上

世界有不少支持这种看法的例子。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提到过的事情，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知价，看不见的手失灵，而这就带到科斯——一三七之见了。

其中：孩子擦鞋的例子，显示着交易费用是很低的。市场知价，行规说五分钱擦一只不用问，而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孩子们擦鞋显然是有着他们的风俗与礼仪，不盲目地约束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合同安排。至于政府后来干预，禁止孩子们擦鞋，理由当然甚多，但政府历来的干预一律理由甚多。孩子在街上擦鞋这个行业，不会比发明皮鞋的历史来得短吧。

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不易分开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典故。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转到香港大学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只到那里一个星期，一位同事申请升职，作为系主任我是五位裁判委员之一，会议时不能一题也不问。知道这位同事专研生产函数，我问：在街上你光顾一个小孩让他擦你的皮鞋，事后你给他两块钱，这是购买他的劳力，还是购买皮鞋上的光亮？该同事答不出来，因为不能升职，使我联联于怀之。

一个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者可以答得妥当吗？不一定，因为传统的经济学老是教错了方向。正确的答案清楚简单：二者都是，那两块钱既可看为购买小孩的劳力，也可看为购买皮鞋上的光亮。生产要素市场（小孩的劳力）与产品市场（鞋上的光亮）是同一市场，任何一个角度都对。

我们可在擦鞋这个例子多走一程。街上的擦鞋小孩是独行侠，但我们知道好些城市有擦鞋的小店子。现在假设这擦

鞋店子的老板雇用小孩擦鞋，每对以作工算工资给小孩，但顾客之价要略高一点，作为店子的租金与老板自己的报酬。这个例子还是跟上述的一样，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而老板雇用多个擦鞋小孩也应该如是看。

现在让我们再加转变。如果小店老板雇用擦鞋小孩不是用件工合约，而且用时间工资合约，即是工资以时间算，有什么分别呢？一个明确的分别，是合约的性质不同，但基本上是同一市场。但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合约不同市场有别：作工合约是购买产品，时工合约是购买时间。顾客购买皮鞋的光亮与购买小孩的时间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但因为合约不同、监管与履行有别，说是两个不同的市场也无不可。尤其是，当引进我提出的履行定律来考虑监管的问题，从两个不同的市场看会比较方便。

无可置疑，不同合约的选择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包括监管、讯息等费用——从而增加老板店子的租值与被雇者的收費。一 般而言，时间的量度费用低，但员工的表现如何其监管费用不菲。件工有质量审 核的麻烦，而更头痛是如果员工的生产贡献零碎，设件工之价的交易费用容易高得无从处理。看这些问题我喜欢先从履行定律入手，然后从几方面看哪个量会有怎样的交易费用与租值的变化。当然不易，有时甚至难，但趣味性高，而推断或解释现象往往如有神助。

世界复杂，当我们离开了擦鞋小孩这个简单例子，转到斯密的多人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去，再离开斯密的工厂，转到产品复杂而又变化多的工厂去，我们会见到合约的安排千变万化，单是雇用劳工就有件工、时工、年薪、分成、分

第222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第七章：公司的契约性质 215

红、奖金等等的变化。头痛吗？那当然，但有趣，经济学可以引用的解释原则都是简答的几项，选出有趣的现象，重视细节，凭想象力发挥一下，足以传世的文章是不是那么困难。 从最简单的角度看，公司的定义不过是多过一个人的分工合作的组织。

传统分析难圆其说 上述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自我不满意那所谓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这分析把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分为两个不同部分处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说交易费用是零不对，说交易费用用不上零却没有说是什么。我自己经过多年才意识到那所谓要素市场是基于不以产品之量单价，但如此一来多种不以产品单价的合约，传统的分析不知要放进哪个市场去。要是我们从合约的角度看问题，知道不同合约的采用需要解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不可能遇到漠视。这样处理，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区别就变得可有可无，而经济制度的运行就看得清楚多了。 生产要素市场的出现，从以时间之量单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接受。公司的出现要怎样看呢？虽然科斯以“不知道价格”来解释得见的出出现是对的，他没有说公司是骗人的吗。事实上，在他的《公司的性质》的原文中，有一个奇怪的注释：“我们不可能画一条清楚的界线，来决定有或没有公司的存在。”更奇怪是科斯不同意提出的公司之间没有界线划分。

公司之间有没有界线划分是一回事，公司究竟何为另一回事。传统的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说“公司”

只是一 个生产单位，跟大有争议的公司性质所说的公司不同。从奈特到科斯到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等人的争议看公司——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作阐释——我找到的自己满意的公司定义如下：需要的原料不论，通过公司而面对的产品或服务，一定是多过一个拥有生产要素的参与者合作才产出的。重点是要先合作，有了产品才面对。也奇怪，同样是那一组人，由施蒂格勒、戴维德、科斯等人倡导的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主要是教生产成本与反托拉斯，合作是另一个话题。他们倡导的工业组织研究不重视合同。

第三节：不知价的原因与四二均衡

我认为公司性质的整个话题是源于斯密的制针工厂。同量的生产要素，分工合作动不动可使产量上涨很多倍，是今天的世界多了很多人但还可以一起生存的主要原因。市场的运作，通过市价的指引，可以协助分工合作，正如上文提到的两个擦鞋孩子是分工合作，通过市议这样不见的手的指引。擦鞋小孩的分工合作只加快了擦一双鞋的时间，使产品所值增加。然而，原则上，市价的指引可使分工合作大幅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奈特注意到，分工合作可以通过一家公司组织处理，但他提出老板承担风险是公司出现的原因，科斯与后来由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表现然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科斯着重的，是在公司之内有看得见的手存在，指引着员工操作。员工甘为奴这观点，在上世纪初的伦敦经济学院常有讨论，而一组一组的员工作为一家一家的公司看也 是英国当时的传统看法。为什么要用上看得见的手呢？科斯的解释是产品不知价。睁眼看是套套逻辑，因为凡事知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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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价，生产活动当然要用看得见的手，但我认为科斯一九八七年解释为何不知价是过于复杂，不够清晰，而且没有提出一个关键的要点上。引进交易费用是理所当然的取向，但这些费用我们不容易解释为何会增加，更不容易解释这增加会高于看得见的手带来的“浪费”。我要到考察了工作合同之后，从合同选择的角度看，才明白交易费用的变动要从合同的履行与监管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这里的要点是不是不知价不是说不可能知价，也不是说因为讯息或交易费用太高所以不知价，而是与容易知价的时间工资相比，把设定合同与监管的费用一起来衡量，同样的生产效果哪种合同的交易费用比较合理。可以知产品之价，但选择不知是不是时间工资出现的原因。

今天我对价格费用的看法很简单，只有两点。其一：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凡是难用件工合同的生产操作，知价的讯息或交易费用会偏于高过看得见的手带来的浪费。我在分析件工时指出，过零敲而又变化多的工作难用件工，多人合作时难以划分贡献的情况难用件工，产品质量容易有争议的难用件工。其二，市场物品之内的任何零件，只要够大与不违反上述的三方面，可以用件工，而没有例干预在往用，但愈是牵涉到专业知识的零件，市场愈不知价。我曾经例举一部档次比较高的照相机，内里的零件我们一般不知是什么，市场当然难知价。产出该照相机的厂家可以相当

确认地估计整部照相机能在市场卖多少钱，批发之价大约为几，该厂家会考虑哪些部分用时工，哪些用件工或其他合同，要求整部照相机的预期批发价以弥补所有成本。

农产品易知价，拍卖品专家频频猜错我曾经说过，市价的出现是相当奢侈的事。不知价的项目多如天上星。农产品一般容易知价，不仅因为买卖双方竞争多，而家庭主妇不可能不知道什么蔬菜或其质量为何——不会像照相机那样复杂难明，更勿论后者的零件了。

农产品的讯息费用比工业产品为低，也因为其生产程序没有工业产品那么复杂，没有牵涉到那么多的专业知识与分工合作。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者深入地研究拍卖行的估价与成交价。拍卖行业是挂着专家估价的招牌来赚钱的。二〇一二年一家上海拍卖行把一件不起眼的小宣纸旧画估价一百人民币，拍出的成交价五百多万！这当然是夸张的例子，但其他成交价低很多的估价或估得过高拍不出的例子无数。

选择不知价与不断权是授权的原因让我转到重要的“授权”话题去。说过了，以时间量度生产要素之量有很低的量度费用，加上不同业的时间工资产市一般有价，知价的讯息费用是远比其他基度为低。但时间本身只是一个委托之量，不是产品，监管工人操作的费用会上升。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时间工资的采用是基于知价费用的节省高于监管费用的上升，然后再与其他可以选择的合约相比。我们因而可以从交易（或讯息或监管）费用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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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来解释不同合同的选择。科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对的看法是不同的合同互相替代。这些都说过了，要补充的是知 价与监管之间的变化有不同的层面。这就带到授权的话题了。

生产要有资产或生产要素的组合。公司的出现不是源于生产要素的断权成交，而是通过租用或雇用等合同安排。这是局部的使用权利转让，但产权的本身还在业主或员工的手上。把使用权局部卖出是以授权的方式，通过合同的安排，来交换租金或工资。这种局部授权的合同可以有多种安排，为了简化我们主要是从工作与工这两种合同作分析。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凡事知价——从产品的每部分到经理人与监管者的每项贡献皆有价——授权让人指使就变得不重要了。什么样的服务或操作皆有价，授权变得不重要，因为每项微小的贡献皆可直接以价成交。这是我不同意阿尔钦与德姆堡塞茨的从卸责的角度分析公司的原因，而跟着的威廉姆塞等持有类似看法的我——则不同意。

引进交易费用：四边两方的一般均衡 授权给公司经理人使用是因为生产贡献的本身不是通过以价成交的结果。但是，知价与不知价不是黑白分明，二者之间可以有不同层面的灰色。从我曾经提出的履行定律看，愈是清晰地知价，愈是知得细微，需要监管的行为愈少。时间工资合约，工资的本身远比疏碎的工作贡献容易知价，但“时间”可不是产品，只是一个预期有产品的委托量，所以员工要授权，要接受看得见的手的指导与监管。

考虑到知价有不同层面的讯息与量度费用，监管与指导

也有不同层面的费用，把这些费用组合起来而称之为交易费用，大事简化，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市场均衡：四个边际的两方均衡。第一方是说过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增产收益，在边际上要跟交易费用的边际上升相等。第二方是同样的产出贡献，合约选择的均衡是基于不同合约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这四个边际的“双方均衡”是引进交易费用的市场一般均衡了——我称之为四二均衡定律。

当然，做厂或做生意的老板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懒得管。但在竞争下，不管产品是否有专利或垄断性，争取租值极大化会带来这四二均衡的效果。更重要是引用老师阿尔钦一九五〇年提出的天才之见：在竞争下，这四二均衡是适者生存的结果。

结语：处理私产看得见的手要市场之试 公司的合约性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的世界，工商业发展的分工合作带来的产量大升是人类还可以一起生存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知道，这分工合作的产出大部分是通过看得见的手的指导与监管，不是通过市价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人类可以生存呢？为什么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由看得见的手指导，带来荒谬野的大悲剧？学生们能想到解释吗？

第四节：公司无界，选择作价与适者均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实地考察蜜蜂采蜜与播花粉时，我问科斯：“如果一个果园的主人用一个养蜂者替他的果树传授花粉，加起来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公司呢？”他说没有回应。他可以怎样回应呢？奇怪在我之前没有谁注意到这个简单而又令人尴尬的问题。今天回顾，一百年前英国传统对公司的看法——一个一个有知觉的小岛浮在没有知觉的海洋上——不着边际，可能影响了后来没有什么解释力的

公司理论。

合同有变注册不同不代表公司有界

蜜蜂传播花粉有市场，中、外皆然也。果园的主人可以雇用懂得养蜂的人，可以租用蜂箱，也可以用水果收获的方法跟养蜂者成约。经济学者可能认为雇用养蜂人该果园是一家公司，但租用蜂箱就是两家。但为什么只是换了个合同形式公司的数量就改变了？分成合同又是多少家呢？我们知道，在不同合同的安排下，果园主人需要监管的事项不同，例如租用蜂箱他会较为重视箱内的蜜蜂数量，而雇用养蜂者他会较为担心自己的蜜蜂给邻邻的果园施杀虫药时杀了。这些问题无论你怎样给一家公司的界线定义，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举出反证的实例。

不要把商业注册视作公司界定的划分，因为在很多地方，原则上一家机构之内的所有成员可以各有各的商业注册，在香港，一个毫无产出的人人可以拥有数十家企业或“公司”，把名片用小字印得密密麻麻。但这些名头公司虽然不是经济学传统关心的。

也不要把税务或财务引进经济学者关心的公司界定。财务（因而税务）当然可以界定个人，也可以界定公司，而那所谓有限公司是基于一个创造出来的法人。这些也显然不是经济学者关注的公司运作与界定。经济学关注的公司，是多人合作生产的组织，要从产出物或提供服务的角度看。从这个角度看，公司与公司之间可用界线划分呢？我的观点是不可以，所以提出公司无界之说。经济学者可能被商业注册误导，或被商标误导，或被税务或财务误导了。

大商场与小店子的混合

从产出物品或服务的角度看，公司无界的例子多得很。一间庞大的商场，用着一个商号或名头，其中多家小店各有各的老板，各有各的商业注册，出售的物品各各不同，但一律要遵守该商场指定的规矩，例如开店与关门时间要大家一致。如果该商场收各店的租金是以销售额的分成算，商场上头会策划由一个中央组织收钱。上头也可能指定所有小店要购买及使用有商场招牌的纸袋等。有些商场之内的小店统一用商场的商号，但如果租用商场的是名牌宝号，则各用各的宝号了。

不要以为小店子云集于一大建筑物之内就是一家公司——所谓百货公司或百货商场。在美国因为地价宜，好些购物中心之内的店铺，不同招牌或商号各有各的独立建筑物，但除了建筑物是分开的，其他的合同安排跟多家店子放进一大建筑物完全一样。从我们关注的公司性质看，当然不能以建筑物划分公司。以招牌或商标划分也不成，因为一家公司之内可以有无数招牌或商标。

层层传达与外判行为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考察件工合同，我在铺木板地这一项目上作了比较深人的调查，因为一位朋友专于该业。当时香港的木板地以每平方英尺算，容易监质与算量，所以一律以件工处理。一个建筑商判给一个地板商从事：该地板商提供处理过的木板，然后判给一个铺地商：最后该铺地商判给铺地工人。这个例子有三次外判，合共有三家公司组织与一组工人，即四层各自负责税务与财务。价格的讯息是一层一层地

传达了。有三张合同，皆以每方平方英尺算价，而建筑商把楼字单位卖给顾客是另一张合同。不算顾客，木板地的产出有多少家公司呢？是一（建筑商），是三（加地板商与铺地商），还是四（再加工人，有判头）？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整个铺地板的程序是一连串的合同组合，怎样划分都可以，公司于是无界。

工作外判或发放给他家在中国盛行。这是不同行业有地区集中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位在广东开设塑胶产品厂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同行如敌国，但我可以对外来的买家说这一带的塑胶厂不少是我的，而且塑胶厂可以说我是他们的。”有外来的大买家出现，要看厂，该友会问要看多少家。 是的，一家小小的成衣出口店子，其背后一定有一些联络好了的制衣厂。

同行如敌国没有说错。一家规模的工厂往往有自己的山寨，把工作发放出去。如果发放出去的工作不够多，养不起山寨，就可以买占该山寨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把街家杀马来，发放工作之际厂家们要争取自己的商标，要保持自己的设计与模型，有些事项要守秘，而产品中有关的那些部分要自己造。竞赛车场单，竞赛议价，竞赛质量与发明，但在产出上竞争与合作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也要注意，好些行业一些专家要一起为多家公司服务。我考察过鱼塘养鱼的例子。农户各有各的鱼塘养鱼，塘数多少有别，但不同的农户会共用同一的养鱼专家。这专家驾驶着摩托车在农村到处跑，指导着什么时候要下药，什么时候要加氧，以及提供饲料与价格变动的资料。一个专家同时为多家公司服务是常有的现象，公司怎么样划分界线呢？

公司无界与星光比喻

公司可以有界：两兄弟在街头卖小食，既不为他家服务，也不雇用其他人，公司的界明显。然而，真实世界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雇用或租用的合同往往扩散开去，工作不断地外判，瓜与藤地不断相连，推到尽头可以把整个经济甚至整个地球以合同串连在一起。公司于是无界。这无界的合同串连与扩散增加了分工合作带来的产品与产量上升的幅度。换言之，公司无界的生产力比公司有界的为高。

公司无界，但我在上节提出：不管在公司之内的看得见的手怎样指挥、监管、甚至怎样胡作非为，产品最后还要经过的是市场市场的市场那一关。如果我们撤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从所有生产要素皆私有的局限衡量，引进交易费用（包括讯息及监管费用），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足以令人拍案的图画！是的，这画作比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引着资源使用远为复杂，但秩序井然，也眉佳构。

要怎么样说明呢？公司无界，但市场物品之间的市价有界。消费者或终使用者看看市价选择，而从事生产的人也看着这些价，仿佛看着天上的星星，不断地盯量，因为他们要弄好市场之试才能活下去。简作比喻，我们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价是上面的星星，照亮及传达着讯息，而下面公司内的看得见的手是看着上面的星星指挥与监管了。如果一个社会成员认为独自产出的售价带来的收入比不上参与公司组织，他会参与，但这样做他要授权给老板或经理人指挥与监管了。不断地看着不同物品的市价的责任就转到老板或经理人那边去。

我在卷三分析拼追效果时说过，没有足够的拼追逼近成本线画不出来。传统的以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相等来订价显然不是一般的情况。产者当然要算成本，但售价从何而定他们往往是看着天上的星星。这不是说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边际成本的理念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没有这些竞争产与租值定不会有解释。我只是说在一些情况下市价的引导不是靠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而是竞争者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定的市价，仿佛看着天上的星星，而这些星星是整个市场或者整个经济一起来定的。这解释了我们常见的市价波动、讨价还价、抛绣销售、全线逼销、倾销等现象，不能从个别产者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来处理。

传统的分析仿佛是在暗地里假设没有交易费用，但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引进交易费用，分析就变得远为复杂了。

跟前辈的看法有别

市价传达讯息这个重点不是我的发现：哈耶克一九四五年这样说，其实斯密一七七六年就这样说了。问题是因为讯息或交易费用，无数的物品或服务没有价。除了为数不多的期货市场物品及一些农产品，通过公司运作产生的，不管有没有牺牲性，出售的皆由看得见的手选择性地放出去。当然考虑市场的讯息，但因为讯息费用存在，不能见价受价。他们开的价一般是投石问路。市场的人一起看着这些价，互相竞争，其行为影响着这些价的变动。适者生存，我们看到的市场之物与价是淘汰下来看的结果。没有交易费用，市场的物与价的数目无从决定。引进交易费用物与价的数目会大幅地减少。瓦尔拉斯传统的一般均衡假设这些数目，没有经济

说物品或服务的市价可以作为星星看，传达信息，没有错，但哈耶克等前辈没有注意到通过公司运作的产品一般是由看得见的手选择性地放出去，而这些产品之价是包含着他们的指导及监管的费用。今天博弈理论关注的所有行为全都是算出了这些价之内的。市价而得来不易，我们见到有价的只是无数物品与服务中很少的一部分。公司的看得见的手或经理人的收入全部是交易费用。要不是分工合作能带来那么大的增产效益，跟着公司无界再加大了这效益，今天的世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市价传达讯息与误导的保障 因为讯息或交易费用的存在，无数的物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有价值但没有市价。也因为这些费用的存在，某些物品的市价可以出现相当大的方差（variance）。要考市场之试的人，为了生存，会想出应对的方法，反映在分成、分红及其他合约的安排上。如果我们引进阿尔钦提出的适者生存的看法，在公司之内出现的为看得见的手而安排的合约选择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市价可以误导，甚至严重地误导，但大体上市价达着的讯息可靠，而适者生存是这可靠性的保障。

市价出现方差是说星星可以时时明暗，而光芒不可方物的星星就仿佛这些年数码科技带来的新产品，一簇蜂的公司赶着去应试。我不懂数码科技，但注意到苹果的手机同代的一般只有一两款，而三星的手机却有多个不同的型号。前者有一两个价，后者有多个价。任何生产商提供一种产品面市开出一个价，提供几种开出几个，皆属投石问路，或要照亮

以下是第235页的文字内容提取与校对：

什么。苹果与三星正在斗法，而今天中国的华为大事加入战场，还有其他好些品牌，同学们可以猜猜最终会胜出。

经济科学可以算是有深度的艺术 引进交易费用的分析不容易。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收获是从合同的角度处理这些费用是好去处。斯密分析的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的结合是一幅只有天才可以想出来的精彩的画。我们加进交易费用看公司与市场当然远为复杂，但从这里提出的星星比喻与看得见的手要应市场之试的角度看，这复杂带来的画面是增加了有深度的美。我再重复说：在交易费用不菲的局限下，市价的数目大幅减少了。还存在的市价像天星闪闪，下面无数的工作产出者以合约互相串连，公司无界，指挥着他们操作的是一群看得见的手——看着星星的光暗变动的人。另一方面，因局限常有变动，这样的串连运作会不断地影响市价的变动，幸或不幸的故事有，但就是这样分工合作，通过合约的串连，产量的大升养活了无数的人。

科学不是艺术，但可以有艺术上的美。私产制度的运作，没有政府干预，引进交易费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幅在复杂的变化中有弦的画。如果把资源使用分为两部分，私产归私产，政府归政府，经济学者可以创造出两幅画作皆不难有艺术品味。困难是在基于私产的市场中政府插手干预，客观的分析要有艺术性很困难！

千预市场是把污泥涂在名画上 一时间我想到堪高的名画《星光灿烂的夜空》，可能是他最复杂的作品，但观察受到的的是有深度的美，足以震

第七章：公司的契约性质 229

操心灵的和弦，属顶级艺术无疑问。以合约处理交易费用再带进公司与市场当然复杂，但处理得恰当也表现者有深度的和弦。政府干预市场合约是另一回事：仿佛梵高的《星光灿烂》给人涂上污泥了。

科学要基于现象有规律才可以研究或解释。经济科学是基于人类的所有行为皆有规律。政府干预市场，只要说楚楚法规为何与怎样执行，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怎样的现象规律会出现。困难是我们很难看出政府推出的干预市场的法规有什么规律。好比二〇一四年看到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十年来干预楼市九次，方法次次不同！有什么规律呢？我们见到的只是有人把污泥涂在梵高的名画上。

交易费用与适者均衡

然而，干预的污泥掩盖不住真实的光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伟大思想，但因为没有引进交易费用，这些年被经济学者束之高阁，转 反不可以验证的博弈理论来处理市场或社会的运作。本章提出的合约一般理论，容许博弈理论关注的人类趋懒，会卸责、欺骗、恐吓、勒索等社会认为是丑陋的行为。追求可以验证的假说，我把这些行为放进合约结构的履行与监管，也把社会的风俗与礼仪处理为人与人之间的合约约束。偷懒、勒索等行为于是被埋在合约选择与交易费用中，再提及是重复了！监管与讯息等交易费用无疑庞大，但比不上分工合作带来的增产利益，而公司无界的合约串连带来的增产价值是更大了。偷懒、勒索等行为我们无从观察，但交易或讯息费用的转变我们大可衡量。后者是我选走的路，用验证假设的方法来解释世事多年来是得心应手的。

老师阿尔钦把达尔文的思想，天才地放进市场去，允许我们在合约选择与监管履行的复杂变化中画出一幅有弧线的图画。从逝者生存的角度处理合同选择与引进交易费用，分析的解释力是更强了。然而，这样处理，我们要把密的看不见的手推到天上的星星去，照亮下面的看得见的手指挥着生产者的操作。

上述的经济含义重要，因为提出了一个新角度把看得见的手救了一致。交易或制度费用往往庞大，人类的看得见的手可以胡作非为。但是，只要上面有着星星似的市价提供讯息，反映及过滤着下面看得见的手的一举一动，在竞争下，为了生存他们要看这upe星星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会遇淘汰。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不管谁属，也可以是政府的——有合约选择的自由，上面的星星必会出现。不管下面产生的是否无特色的物品，还是有发明专利、商业秘密或有独特风格的有差断性的物品，皆要竞争，而看着星星的竞争者会把交易费用减到在者生存的约束下最低的。困难或艰难的出现不是源于政府的操作，而是政府受到利益团体的左右，干预公司的合约选择，或干预作为星星的市价。前者增加了可以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者是把星星的光彩改变了。二者皆导致租值消散，推到尽头是人类的灭亡。

这里提出的画面不是伟大的思想——比不上惺高，更比不上斯密——但有新意。有机会传世平（一笑）？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引进交易费用这项历来难于处理的局限而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这要从合约选择的角度看问题，把不同合约的选择与看得见的手的操作挂上了钩，公司无界，而用上这样生存这个理念让我们一笔过地处理了可以是无数的边际价

第五节：失业的解释 经过六个月的集中思想、动笔、关于合同的理论写到本章的第四节写完了。实际上整个话题我思考了整整五十年！源于一九六六年初推敲做农理论时，因为土地租金用一个百分点，没有价，迫使我想到合同结构那方面去。跟着的思想发展很慢，因为每一步皆要找现象与假说验证。合同的一般理论我早就知道存在，老是不敢动笔，推到今天日暮黄昏，第一手算是对自己作了交代。

“一般理论”又称“通论”，上节以“适者均衡”收笔实在好。这均衡是说我们见到市场存在的物品、服务与市价，全部是淘汰下来的结果。我想到这简单看法，因为引进交易费用数之不尽的边际价值涌现，要算出边际价值和等是算之不尽的。在第三节我提出“四六均衡”，是经过大手简化才选出四个重要的边际价值，包括四六均衡的适者均衡是全部简化了。

适者均衡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吗？应该是，但可以不是。科学上无数的重要思想皆源于套套逻辑，因为那是提

没有公司组织不会有失业

失业与公司的关系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分析过，这里再讨论，因为关于公司的性质我从来没有写得具体那样清楚。同行们读到这里对公司的认识应该更上一层楼，回头再分析失业他们会明白多一点。

公司与失业有两个关联合。一是没有公司这种伙伴合作的组织不会有失业。二是失业主要出现在以时间算工资这种合约。如果社会所有的人都属独仆侠，自负其力，或者旧中国那种家庭式的运作，产品各自到市场去，不会有失业这回事。自己产出应市，不产出没有生计，何来失业呢？政府的干预不论，失业是起自公司的多人合作带来的增产，使参与公司的收入比自产品出的为高，于是参与，但遭理解，一时间找不到类似的雇用机构，找不到可以接受的“伙伴”合约，也不愿意自立门户，继续找公司雇用，在寻找期间就是“失业”了。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找很久也找不到，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33 是深学问，过后我会试作解释。 参与公司的收入比独自产出应市的收入为高，是公司出现的原因。但是，在边际上，某些人独自生产的收入可能高于参与公司，或跟参与公司的收入相等，所以不会参与公司。一个人遭公司解雇，定义上他独自生产的收入不会高于参与公司的，可能低很多，所以要找公司合同的工作，找周期算是失业。这要注意：虽然在边际上某些独自生产的收入会高于或跟参与公司的相等，但一旦公司解雇的人数增加，这些“失业”的会对独自生产的收入施压，因为失业的也考虑转到独自生产那边去。这样，当经济不景，遭公司解雇的人数增加，压力转到独自生产那边去，以致同样一个百分点的公司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愈高对经济不景的影响愈大。即是说，从百分之七升至八的失业率增加，对经济不景的影响比从百分之二升至三为大。 时间工资没有自动下调机制 为什么我说失业主要源于时间算法工资？因为这种合约是唯一的没有自动把工资下调的机能。把分红或奖金放进合约，指明公司生意欠佳会下调，是工资自动下调的机制。好比日本喜欢采用小工资加大分红，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如日方中员工获分红多到笑，跟着八十年代后期经济转弱，员工的分红收入大跌，但失业率近于零无变动。分成合约当然更如是。比较难看出工资有自动下调机制的是工合约：生意欠佳工工资下调也近于自动。产品要减价，否则要停工，老板容易说服件工的工资非减不可是实情，而工人知道，如果产品之价回升，他们的件工工资会跟着回升。只

失业定义见仁见智
失业的定义经济学者有争议。我接受的是：一个可以工作而愿意工作的，找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待遇或薪酬，也不愿意自主生产。这是自愿的选择性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也是。经济学传统喜欢以非自愿(involuntary)来给失业下定义。这没有意思，因为非自愿是说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行为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不管局限怎样约束着工作的选择，不工作还是在局限约束下的选择结果。
从经济学方面看，政府提供的失业定义我们不要管：处处不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经济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认为找寻工作也是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最低工资的执行与不工作会获得政府派钱的福利不仅会导致失业，而且是失业的两个主要原因。工资不够高有钱派为什么要工作呢？几年前读到香港政府的报告，说最低工资会鼓励失业的人找工作，因此降低失业率。不容易见到这么有趣的政治言论。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35

难解释的是其二：同样的高失业率，有时只持续了一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但有时持续地高企不下。后台见于二〇〇八年起自美国金融风暴之后，约六年后才开始下降，而这下降据说些是因为政府的统计准则使然。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升至百分之二十五而还高企不下。绝对是困难！

很高的失业率持久不下是很难解释的。以劳工法规或福利经济作解释不容易，因为这些人为的局限约束此前存在，基本上没有变，但为什么高的失业率有时下降得快有时顽固呢？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高失业率曾经下降又再上升。希克斯（J. Hicks）健在时给我的解释是保护主义使国际贸易大幅地收缩了，有道理；弗里德曼说货币政策频频出错也有道理。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我们今天是不是那么清楚，政府的统计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真实的失业数据为何有争议。今天呢？欧洲的情况就在眼前，统计的方法没有变动过。为什么高企的失业率顽固难下呢？说是因为有讯息费用近于定义性，说明了等等没有说。一个看法是讯息费用上升了。我认为最可能是源于那里福利制度与最低工资的合并：持久地不工作政府继续派钱。

房子空置与员工失业有六点分别

我不敢说自己有失业率顽固高企的解释，但可以尝试。让我先把出租的房子空置（失业）与工人失业相提并论，把问题看清楚一点。在今天的中国，空置的住宅楼房相当多，主要是因为这些楼房建好出售时没有装修。为何没有装修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管。好些业主不考虑装修出租，因为装修费大约是两至三年的租金，加上某程度租客会损坏装修。

也有好些是装修好出租的，租金太低业主宁愿不出租，因为怕补偿不了租客对房子的损坏。这正如工资太低工人选择不打工，但这算不上是失业，虽然政府的统计可能说是。经济出现不景，工资容易下调是防止解雇及失业的好办法，但下调过其员工会选择自己另谋生计。

回头看出租的房子，有些地区因为人口与需求的变动而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租金可以以下降很多也没有租客。这种“失业”情况源于房子不能搬动，与可以走动的员工不同，因此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关心的。跟公司的员工相比，出租的住宅房子有如下几点区别。

——一、同区的同等级别的房子不仅租金相若，更重要的是需求下降使租金下降后，需求回升也回升。需要的租金下降因而容易被业主接受。员工的工资呢？下调不仅比较困难，如果员工的工资大幅下调后遭解雇，再找工作，被解雇时的低工资是他们生产力的不幸讯息。一个月薪三万的人解雇前减到一万，市场需求回升后不容易找到月薪三万的工作。出租房子没有这个困难——市场需求一落上，月租减到一万会回到三万，所以房子比较容易接受租金下降。

——二、员工以时间算工资只是一个委托之量，本身不是产品，但租用房子的时间本身是消费品，其市值为何大致上市市场有公论。转看公司内的员工，同样工资，其生产贡献在不同方面各长短。市场需求下降，划一的减薪好些时不是上策，而遇到员工抗拒时，雇主往往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不是那么适用的员工，其他不解雇的员工的工资或略减或不减。

——三、一个员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好些日子，有了人事关

第244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系与该公司的操作风格的体会，工资提升了，但这些个性的体会其他雇主通常不适用，被解雇后要在他家找到同等待遇的工作不容易。昔日美国的同事说这些有特殊个性的为特殊知识（specific human capital），用以解释失业。西方的工商经济作我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但在中国（包括香港），那些所谓“老臣子”知道自己优势在那里适用，容易接受减薪，也知道生意回升自己的薪酬会回升。另一方面，分红或奖金之类的合约通常是为老臣子们安排的。再另一方面，老臣子自动转工（跳槽）往往有大着数，因为新雇主要购买他们的特殊知识或商业秘密，但被雇员则很麻烦—退休可能是他们的选择。这提出的特殊知识出租的住房房子少有。

四、公司为了谋取分工合作之利，员工有伙伴合约的串连，加上公司无界，部分的员工失业牵涉到的范围可以很广。好比二〇〇八年中国的劳动法例左右了某些制造业，造包装纸盒的小厂纷纷遇难。出租的住房子一般没有这种连锁效应，或起码很多。

五、房子不能自食其力。即是说，一个员工误解雇可以独自生产或设立自己的公司，但房子租不出去，如果业主不用或不卖出，就能空置。是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出现移民潮，房子的空置率高到天上去，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同时遇乱世，没有谁听到有工人失业这回事！

六、政府可以通过牌照的发行，或公务员的格外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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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选择
或有工会的约束，而导致本领相若的人有着颇大的薪酬差距。这差距误导，可使失业而又认为自己本领不亚于人的继续待遇较高的工作。失望的例子无数，而我的观察是不出一两年这些人会被现实说服。但政府租用房子给公务员住不能付格外高的租金而不挟干夫之骄，因为房子的市值租金为何骗不得人。

社会同僚工失业不同时业主破产
随的观察，是出租房子的空置率往不比工人的失业率低，但市场租金的下调显然还比时间工资的下调容易。另一方面，社会人士非常关心工人的失业率，却很少关心出租房子的空置率，虽然有些业主得要命，或房子欠着银行不少钱，租金下跌过甚至要宣布破产。社会不同情后者，可能因为业主挂着钱人的招牌，遭利益团体仇视久矣。但我认为社会“同情”失业工人的主要原因，是合约串连的扩散，一方面对社会整体的祸害可以很严重，另一方面失业的扩散会使利益团体成为大输家。

一般失业不难解释
上述可见，在通常的情况下，失业的解释不怎样困难。讯息费用及偶尔出现的供过于求的情况可以解释出租房子的空置。另一方面，工人或劳动力不参与公司组织一定要自食其力，所以失业要遭公司解雇才出现。在公司的合同安排下失业主要源于没有自动下调机能的以时间算工资的合同。员工被解雇后在一段时期我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工作，称失业，实际上是在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下自己这样选择。加进了政

信贷大升急降难倒费雪 难题的出现，是政府统计的失业率有时会在高处持续很久。不一定是同样的失业者，而是同样统计的高失业率有时历久不下。今天西方之见，是百分之六以上的失业率是社会不可以接受的“高”（数十年前是百分之四）。持久不降是说通常的讯息费用解解释不了。为这现象我想了很久，得到自己不敢肯定的解释是有着两方面的合并。其一是市场出现了对经济前景有长远不好的情况。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美国，八十年代中期的日本，本世纪〇八年前的美国及欧洲，都出现了信贷大幅膨胀（credit expansion），然后大幅收缩，导致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之价大幅下降。这些信贷的膨胀与收缩大致上没有导致通胀与通缩，但资产之价是先大升然后大跌了。这代表着人民的财富先大升然后大跌。从费雪的观点看，财富是预期的收入除以利率。财富上升，意味着预期的收入上升，但在经济发展的本身没有能力支持那么高的收入预期。一旦因为信贷紧缩而使资产之价大跌，人民再向前看，他们不能不把将来的收入预期向下调校。这为什么二〇〇九年我说西方不搞起通胀很难脱困的原因。说不得笑，信贷大升然后破裂带来的经济不景很麻烦，我在卷三作过自己满意的解释。

防守策略难倒凯恩斯 这里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失业，而是高的失业率为何顽固

难下。人民的收入预期不容易上调得快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投资者采取防守性的投资策略。凯恩斯派主张政府大手花钱来振兴经济，二〇〇九年的经验是有着零的效果——这边增加带来那边减产，称扯出（crowding out）效应，加起来是零。该学派忽略了的还有另一个要点：虽说投资有振兴经济之效，但不同的投资对雇员或劳动力是有着很不相同的效果。购买政府债券或购买黄金等，也属投资，但对工人的就业效应是零或负值。好些其他投资，例如购买土地或做生意，需要雇用的人手不多，而凡是多用员工的投资或行业，需要的合同组织或瓦解牵涉到的费用高，不是防守的好去处。

另一方面，工厂很难做。不要被偶有发达的厂家具误导。一般而言，做厂是天下最困难的行业。天天看着成本的老板们，动不动需要防守。前景不买，他们便利的选择是解雇部分员工，因为机械设备一般是覆水难收的投资。解雇员工当然是选工资没有自动下降机能的时间工资约了。

合同的自由选择还是关键

在旧版《制度的选择》中，关于合同的“履行定律”之外我还提出“选择定律”。后者是说合同的选择愈多愈自由，交易费用（包括通讯与监管费用）愈低。这次再写合同，我删去了选择定律，认为明显，不用说。这里论失业，再提及是因为我肯定，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劳动法例、福利条例等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今天西方的高失业率绝对不会那样顽固难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急速地调控为百分之三的通缩，房地产之价格逼逼地下降了三分之三，但失业率的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当时中国工

参考文献 F.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a, 1937. G. J. Stigler, “Inform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S. N. S.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A. A. Alchian, “Information Costs,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Economic Inquiry, 1969.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第249页没有任何文字内容。

附录：德姆塞茨在经济学的贡献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德姆塞茨谢世，十三日我写此文，忆往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初期发展作了一些片段的解释。）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2019）谢世了。因为他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少同行希望我能说一下他在这个范畴上的贡献。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经济本科的，一九六一学生，一九六二硕士。那时德姆塞茨在该校任教，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助教员。此君善忘，later 他竟然完全不记我曾经为他改过试卷！后来他转到芝加哥大学，受到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赏识与科斯（Ronald Coase）的影响，成为大师。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跃进是源于一篇一九六三年他写成的五十多页的长文稿。后来分为两篇在学报发表。该文稿他寄到洛杉矶加大给我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阿师偷偷地给我看了，因为德姆塞茨说明不能让外人看。

这篇文稿对我的影响很大。德氏加进交易费用，把怕累托至善点再阐释，带来了一番新天地。一个简单的例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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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清楚德姆塞茨在这方面的贡献。这句话是我从他的论点想出来的。我们到餐馆吃自助餐，支付一个固定的餐费后，吃多吃少餐馆完全不管。于是，一位顾客会吃到最后一口对他的价值是零，但这最后一口食品的成本可不是零。边际成本于是高于边际用值，传统的观点会认为这是浪费，违反了帕累托原则。但德姆塞茨说如果引进监管顾客食量的费用——这监管费用属于交易费的一部分，但自助餐不用支付——帕累托原则没有被违反。这是因为节省了的监管费用大于食品的边际产出成本超出边际用值那部分的浪费。换言之，如果引进交易费用，传统的违反帕累托原则不能成立，而正确的帕累托看法是要加进这交易费用才对。

德姆塞茨无疑是对的。但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结论中说得清楚，如果我们引进所有无可避免的局限，帕累托点永远达到满足。换言之，不能满足帕累托原则的情况，是源于我们漠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或交易费用。而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解释一个现象，不需要引进所有的局限，因此会出现违反帕累托原则的情况。这违反可不是现实世界的事实，而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人不需要引进某些与解释无关的局限。

我奇怪德姆塞茨没有看到我提出的观点。他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批评政府的干预，但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一些无可避免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而起的。无论执掌政权的人把人类弄得多么悲惨，甚至人类毁灭自己，只要我们能引进所有的局限，帕累托原则怎么可能被违反了呢？违反帕累托至善点的存在，用德姆塞茨的思维推理，只能源于我们漠视了某些局限或其转变。德姆塞茨的整生都在说市场经济怎样

好，政府干预或主要怎样不好，但依据他提出的帕累托至善观点，要引入有关局限作阐释，他的作品难以自圆其说。科斯曾经对我说，文字的表达没有谁写得比德姆塞茨更清晰。 points should be clear. 这点应该对，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照他—九六三年的雄文提出的帕累托至善点的重要新闻释，他后来写的无数批评政府的文章都不容易自圆其说。

经济学者批评政府常有，也容易，但从有解释力的科学角度看，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关心的是为何一个现象会发生，不要问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好还是不好。 后者是价值观的问题，与科学解释无关。所以我认为德姆塞茨是走错了路向。好比他批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阿罗（Kenneth Arrow）等大师关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传统观点。这观点说如果增加产量而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话，自然垄断会出现，政府要干预。德姆塞茨反对，举出如下的例子：一间制造汽车的铁块车牌的工厂，数量越多每块车牌的成本不断下降，这是自然垄断，但政府无需干预，因为还有其他竞争者。然而，我认为这间车牌制造厂的产品平均成本不应该以每个车牌算，而是用每次开机的成本算。以后者算，这间工厂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断地下降的，而是碗形。经济学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要问好不好。

经济学者对世事知得不多，批评政府容易，批评市场也容易。如果经济学者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是集中于解释，为什么工厂会那样运作，为什么市场有时会那样离奇，为什么政府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有关的局限转变，求得可以验证的假说，作了解释，那就是经济学者可以做而又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什么有益社会，什么可以改进

民生，是主观的问题，与科学的要求是不上关系的。 我也要提出在我的《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后来又独立以文章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其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老师阿尔钦该校访问，跟他进午时我提出两个人人抬石头下山的例子。甲、乙两个人一起抬石下山，其重量比两个人人自抬的加起来为大，但在抬石时，甲会承担把石头的一些重量推到乙那边去，同样也会如此。所以两个人抬石下山的重量是会低于他们不卸责的重量，但一定会高于他们各自分开抬的总重量，因为如果他们分开抬的总重量高于一起抬的重量，他们不会一起抬。那么有卸责而又一起抬的情况下，其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换言之，如果分开抬，每人每次可抬100斤，如果没有卸责两人一起抬可达250斤，在有卸责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两人一起抬的总重量会是在200与250斤之间，比如是230斤。这个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阿尔当时答不出我的问题，如果没有引进很多人抬石的竞争，这问题到今天我还没有答案。

这个抬石例子没有引进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但卸责(shirking)这个今天看因为无人观察而没有什么用处的理念，是在该文提出了。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联合发表了一篇关于机构组织的雄文，以卸责(shirking)为主题。这篇文章大红大紫，是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我自认为因为shirk无从观察，这个理念没有用途，所以再也不用了。可惜shirking自我提出之后不胫而走，影响了阿尔钦与德姆塞的雄文，跟着又影响了威廉姆森（Oliver

请提取第254页的文字内容：

Williamson 的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发展，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了。这是 shirking 带来的大悲剧。可惜少人知道，阿师在谢世前几年，认为他跟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
还要顺便提的是 Klein、Crawford 和 Alchian 一九七八年联名发表的一篇关于 vertical integration 的文章，其中提出鼓竹杜（hold-up）的属于 shirking 那一类的无从观察的术语，也是真大红大紫。该文提到因为有鼓竹杜的问题，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当时我是加州标准石油的顾问，对石油的运输知之甚详，对他们说石油公司喜欢租用油管，但拥有自己的油船队。他们只是把石油运输的例子删除，其余不改。
一九七六年我作加州标准石油的经济顾问，两年后该机构问我不要多聘用一位经济顾问，我建议德姆塞茨。他们很高兴。为标准石油我写了两份加起来更厚的关于石油合约的研究报告，阿尔钦后来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德姆塞茨也几曾对外人提到这两份报告。
说到今天不少同学有兴趣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年龄的长幼排列，有关的几位的贡献大概如下：戴维德的贡献，是为什么会有拥销销售这个怪现象。科斯的贡献，是问权利界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阿尔钦的贡献，是问价格的用途是什么。德姆塞茨的贡献，是问怕累托或有经济效率的至善点要怎样阐释才对。张五常的贡献，是问合约的用途是什么与为什么合约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在知识的泛泛大海中，上述五者的贡献微不足道，但说不定皆可传世！有机会传世，因为这些问题要不是没有前人提出过，就是提出过但答得不够深入。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德姆塞茨和他太太到上海一行。我和太太跟他们相聚了两天，甚欢。

卷五：国家的经济理论

引言

列宁曾经说国家是一家庞大的公司。这当然对，可惜说了等于没有说。何谓“公司”我在《公司的合约性质》一文内解释过，但作为一家公司，国家的特征是些什么是个难题，难倒了不少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参与者。一方面，“国家”不一定有宪法；另一方面，一个人可以在某荒芜之地拥有一个小岛而自立为国——今天地球上有些国家就是这样。

从古时的史实看国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古时的国家一定有国土的界线划分（今天也如是），一定有附地而生的庶民（今天不一定有，虽然国籍还存在，而一些人可以拥有两个或以上的国籍），一定有君主（今天也有总统、总理或首相），一国之民要向上头缴税（古时或称为租，虽然租与税的性质不同），一定有管治的伦理、宗教或法律（今天，伦理或宗教的管治渐成陈迹），而可能最重要是有共通的文化（这一点，今天应该还在）。

我非常重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因为这共通文化的存在可以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文化或风俗协助着的行为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替代，或根本上可以作为合约看。

写国家我顺便分析货币，因为一个国家通常有自己的货币。通常有，但不一定有，而有时国家的货币不能被本国的市民接受。货币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学问。二十世纪下半部的货币大师，我差不多全部认识，今天回顾，竟然发觉没有一位能真的全面掌握跟货币有关的学问。脱离了昔日的本位制，加上数码科技的运作，什么算是货币今天变得满是问号了。

在本卷最后，我分析传统的经济学为何失败，论述我对这传统的全面革新，细说有解释力的经济理论的结构牵涉到的哲理是简单的。

——张五常

第一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

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在广阔无边的人类思想的领域中，一个学者的思想永远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平生认识从事思想创作的朋友无数，不单是经济学的，他们每位的整生思想皆可化为简单的几句话。我自己也不例外。然而，从事思想创作，一个学者穷毕生之力不容易搞出变化，不容易展示自己的思想改变了些什么，不容易说出一句足以历久传世的话！

记得在芝加哥大学时，同事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以生产函数的操作知名行内。他对我说：“我的学术生涯来来去去都是那生产函数，这里一篇那里一篇，无法摆脱这个框框，所有我认识的大师皆如是。你来日方长，不相信这困难不妨试试可否杀出去。”那是一九六八年，他读到我在《政治经济学报》刚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很喜爱，鼓励我尝试杀出自己框框之外。我比格兄幸运，因为能从佃农理论推到合约结构，再推到从约束竞争的角度看合约，终于带到整个经济的多种变化。那是杀出重围了！

在卷四我处理了合约的一般理论，本卷要从合约的角度说国家。非常巧合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得最快的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七年的中国，其采用的经济制度竟然是我在理论上处理得称意的佃农分成！怎么会那么巧？

二〇〇八年我为科斯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他读后以“强力”（powerful）一词形容。蒙代尔读后也以同一词形容该文。然而，如果不是早上四十年写好了《佃农理论》，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密码！可见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本章追溯从《佃农》到《中国》的思想发展，好叫同学们能明白经济解释来来去去都是同样的几个简单基础。

第一节：知识累积、土地价值与社会诅咒

人类的重要资源只有两种。其一是以作为万物之灵的脑子（包括人力），其二是土地（包括矿物）。历久以来，一个脑子了得的人备受赞扬，但一个大地主则屡遭唾骂，有什么风吹草动，要被杀头的，大地主走在前头！然而，稀缺不足的局限不论，土地值钱是因为人类的脑子能想出怎样用，有层出不穷的产品。就是在人烟稠密的今天，地球上绝大部分的土地不值钱。人类脑子之外，所在地点与经济制度是土地值钱的原因。

历史经验说土地之价与知识增长挂钩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曾经有很长的年代，土地的收入回报率——即是租金加地价上升——不容易超越市场的利息率。从市场竞争的均衡角度看，投资买地的收入回报率应该与利息率相等。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有跟进地价的经济学者发现，地球上推行市场经济的地方，地价的上升加租金收入，在地价的百分比上有高于利息率的倾向。这现象需要解释，因为除了经济与市价的波动，市场对前景的预期应该算进了地价，怎会出现投资于土地的回报率高于利息率或其他的投资呢？

这问题当年我跟阿尔钦及一些同事研讨过，得到的答案是人类的科技发展比市场预期的来得快。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看法。今天回顾，这看法应该对：人类脑子想出来的先进科技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好一部分的升幅转到地价那边去。尤其是，人的生命短暂，但科技的发明可以累积，这累积带来的财富要放进哪里呢？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土地，因为土地是财富累积其中的一个重要仓库。至于市场对前景的预期，我们事后作判断免不了有武断的成分——虽然可以加进看得到的局限转变来支持这判断。这里我要指出，二战后的七十多年中，人类的科技知识增长的确近于神话，而这些年数码科技的演进应该更是远超市场昔日的预期了。无可置疑，投资于房产的回报率高于市场的利率是源于人类的科技知识增长高于预期。当然这是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看。短期的房地产投资可以破产，而今天看长期的明天，我们无从肯定超于预期的科技发展会继续。科技知识会继续增长我们可以肯定，不能肯定的是会否超于市场的预期。

中国的知识增长冠于地球因为曾经闭关自守

在整个地球的人类历史中，要选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科技发展得最快的，读者能猜中我选何时何地吗？我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是说今天中国的科技了得——我认为还是落后于日本等地——而是中国闭关自守了那么多年，刚好是外间的科技发展得最快的时代，开放前近于一无所知。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见到产品的稀缺与科技知识的落后不能不摇头叹息。然而，从八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投资者到中国南方设厂，带进管理与科技知识，而一九九二

年开始长三角也大事开放，西方的投资者涌进，带来的科技知识更为可观了。可以这样看吧：外间的急速科技发展累计了数十年，然后从一九九二年起大量涌进中国，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如果土地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劳动人口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科技的引进不会有大作为。今天回顾，一九八五年初我调查广州的中国大酒店时，劳动人口的自由选工还有不少沙石，但跟着放宽得快。长三角要到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之后才开始，跟着的发展更快。至于土地的权利界定，通过承包合约的处理也先在珠三角起步，重点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举办第一次土地拍卖。跟着全国性的土地权利界定趋于完整，始于一九九四年——过后我会分析的县际竞争制度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一九九四年中国的通胀急遽，朱镕基大手调控，一九九七年通胀率下降至零，跟着通缩出现，还不算是普及的楼市之价从一九九五到二○○○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二。二○○○年通缩终结，楼价开始回升，之后的七个年头是投资于中国的黄金岁月。我大约地算过，二○○三年上海的楼价不到旧金山的一半，二○一三年约高于旧金山的一倍——不要忘记在这期间美国的楼价下降了，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

提到上述，因为要指出如果单从房地产之价论财富，今天的中国是明显地比美国为高——不仅楼价较高，高楼大厦也远比美国为多。土地与楼房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几方面这种囫囵之见容易误导。

看租金比看楼价可靠

第一方面是内地像香港那样，不把全部土地供之于市。需求弹性系数教我们，把全部土地放出去，房地产的总市值可能低于只放出一小半。如果政府多放土地而房地产的总市值上升，是一个不能肯定的代表着经济有所增长的数据。说不肯定，因为房地产的市价可以受到市场炒买炒卖的影响。那所谓泡沫，虽然经济学没有教是什么，但像牛群直觉带动的不容易解释的市价大幅波动不罕见。这方面，以房地产总市值的变动来衡量经济增长，不及从房地产总租金的变动来衡量那么可靠。租金不容易受到炒买炒卖的影响。这可见于从百分点看，房地产的市价波动一般大于租金的波动，使租金与房地产之价的百分点有时高于或低于市场的利息率——低很多的情况常有，反映着市场预期租金会上升。不管怎样说，衡量经济增长看房地产的租金比看房地产的市价可靠。然而，投资于房地产，因为预期的租金收入难以肯定，我们要望天打卦了。

边际回报相等中国胜西方

第二方面，原则上，土地资源要达到最高的总租值，不同用途的边际租金要相等。这要看地点的优劣是否相若，也要算进发展土地的成本。这是说，地点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算进发展成本的收入回报率应该相等，而这相等要算进那所谓外部性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例如不要把工厂放进商业区去。这方面——不管政府放地多少这个话题——是十多年来中国在土地处理上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整体来说，这第二方面我认为中国比西方的国家懂得做。过后我会解释，

是县际竞争的制度使然。二十多年前，算进土地的发展成本，中国工商业用地的收入回报率远比农业用地的为高。今天差不太远，尤其是工商业与住宅用地的回报率，在县际竞争下很一致。不要忘记什么通什么平的发展成本不菲，收取农地的补偿大约是农地租金折现的三倍，而牵涉到需要武断的外部性是重要的考虞。

三种仓库的分别

第三方面，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人的脑子与体力是财富累积的仓库，收藏品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三者有别。土地值钱要靠有产出或用途，带来租值，而这租值的存在是需要有权利界定与人类知识和劳力的贡献。人类的脑子与体力值钱也要靠产出，权利界定之外，二者皆需要训练与培养。但人的生命短暂，满足天才及知识的脑子最久只可维持数十年。换言之，人会死去，但有价值的思想会顽固地存在，从而累积在永远不死的土地仓库之内。

收藏品呢？可以保存很久，但本身没有产出，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收藏品的价值因而没有上限。土地与人皆要靠产出带来收入才值钱，这些收入有上限，所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土地与人本身可以容纳的财富必有上限。但收藏品之价没有上限。如果世界上没有收藏品，逻辑上土地与人的产出收入推到尽头，消费花不掉的钱没有仓库放进去。我认为漠视收藏品是经济学者搞了那么多年也推不出一个可取的财富累积理论的主要原因。引进收藏品，这理论变得顺理成章。至于哪些物品会被市场选中作为收藏品是深学问，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四章写“仓库理论”时解释过了。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学说被经济学者搞得一团糟，其实是一个不湛深

的财富累计的故事。

经济增长怎么看才对

收藏品不是生产要素，土地与人却皆是。看细节当然还有其他生产要素，但皆可归纳在土地与人之内。撇开收藏品，生产理论来来去去是环绕着经济本科必教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用得到家变化多。不是说基于这定律的生产函数毫无用处，但函数方程式来得生硬，发挥不出应有的变化。我跑厂多年的观察说，生产的规律变化非常多，以简单的原则用出变化可以处理，生硬的方程式不成。

逻辑推理说土地与人力的边际产值会跟各自的边际成本相等。引进交易费用这边际的产值与成本出现了复杂的变化，但可以简单地从适者均衡的角度看。人类知识的增长与累积会使土地与人力的边际产量曲线向上移动。土地的租金与人力的收入皆增，哪方面的增加较多要看土地与人力的相对稀缺情况，要看收藏品的市场发展，也要看人本身的知识水平。

知识不足、土地稀缺或制度失灵是人类贫穷的原因。收入的上升与财富的累计主要由知识的增加带动。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发奋求学是那么重要。有趣的问题是：假设土地与人口之量不变，人类知识的增加导致土地租金与人力收入上升，假以时日，在比率上哪方面会上升得较多呢？我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战乱，土地会胜出。这是因为人的生命短暂，个人的知识增长到某一点会终结，但人类知识的价值会不断地累计在土地的使用上。今天一亩土地的产出价值，不管是农业、工业、商业，皆比半个世纪前高很多。富有人家的财富

主要是储藏在他们拥有的土地、收藏品或跟土地与知识有关的股票上。再看收藏品，其价这些年在神州大地上升得急。不要被幸运的例子误导，要在收藏品赚高于利息的钱需要有很大的知识投资，算进这知识投资的成本，高于利息的回报不容易。一九七五年起因为考察讯息费用我跟进了多个收藏品市场的讯息局限，所以知道。但关于收藏品的知识是有趣的学问，可以享受，不需要真的下注。

以上是我衡量经济增长的看法。我少看政府统计的国民收入，不是不相信，而是懒得管，因为这些统计没有经济内容，没有说经济发展的性质是怎样的。

不劳而获与不能走动惹来诅咒

最后让我解释为什么土地升值往往受到社会诅咒。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在土地或房地产赚大钱，容易被社会视为不劳而获。其实一个算得上是天才的脑子也是不劳而获，但社会的人不容易分辨这些天才的收入（例如数码科技带来的巨富）是天赐的还是苦学使然。持有土地而发达的可没有受到这样的尊重。虽然他们也曾在土地投资上下过功夫，但社会人士通常认为是幸运，不是学问。

第二个土地受到社会诅咒的原因，是土地不能走动，不动产是也。政府要大抽房地产的税，业主走投无路。政府要大抽收藏品的税吗？出尽红卫兵也不容易找到收藏品躲在哪里！不止此也，因为土地不能走动，政府大抽房地产的税，其使用往往不变。社会人士看得到的如是，但打草惊蛇，业主会改变投资策略，人民的财富累积会下降，房地产的发展商会偷工减料，政府的税制会有变动，官员的贪污也会增加。

了法宝。这一切，社会人士是不容易见到的。

第二节：斯密的佃农分析与自然淘汰观

上节写知识与土地，含意着是一个简单而又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财富累积理论，经济学历来没有处理好。经济学者把问题看得太复杂，漠视了资源本身是财富累积的仓库。有了健全的土地使用的制度，尊重市场，提升人民的知识，经济增长是必然的事。问题是交易或制度费用存在，容许利益团体把收入或财富再分配，惹来麻烦无数。经济学原来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政治”那方面我处理不了。

上卷分析合约的一般理论，我的分析主要是关于人力的合约。本章转谈土地。只是在重点上这样说；人力与土地不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地分开来说。以土地使用作为核心话题，我选以佃农分成这种合约入手，有两个原因。其一，《佃农理论》是我做学生时的习作，其来龙去脉知得清楚。 当年的分析到今天还是对。一九六八年我发表第一篇关于佃农的文章后，不同意的人不少。五十一年过去，该理论还站着。其二，我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使用的发展。令我感到尴尬的，是要到二〇〇四年初自己才蓦然惊觉，中国改革出来的土地使用制度是佃农分成制！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推波助澜，写下不少文章，而时疏时密数十年来没有中断过。怎么要到二〇〇四年我才知道中国改革发展出来的是我做学生时的看家本领呢？

二〇〇八年初我为科斯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再没有跟进该话题。好些朋友说跟着的发展是把该制度改坏了。我没有问坏在哪里。解释经济，为一个题材写好文章，发表

后我的习惯是不再管。我不是个改革者，认为自己无足轻重，只是有时为了关心下笔，这里那里作点建议，或骂几句。要是我认为自己有什么改进社会的使命，不会活到今天。

风俗之见误导

佃农英语称 sharecropper，是指以一个百分率与地主分享耕耘收获的农户。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没佃农这回事。当时佃农在法国盛行，称 metayer。是误导的称呼，因为 metayage 是指五十、五十（即双方各占一半）的制度。其实佃农分成的百分率变化多，不限于五十、五十。从一七七六的斯密到一九五〇的 D. G. Johnson，经济学者一般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使然，不是由市场决定。其实在我之前——从古典到新古典——一些经济学者（包括马歇尔）知道佃农的分成率有变化，但他们老是喜欢以五十、五十作分析。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图书馆找到中国一九三二年的资料，显示着二十二个省份中，佃农制度的地主分成从最高的百分之六十九到最低百分之二十九。我把这些数据给上文提到的 Johnson 看，他感慨地说传统的五十、五十害得他的分析全盘错了。是我之幸，分析佃农之初我刻意地不参阅前人说过什么，推出了一个数页纸的理论，让分成率在市场竞争下决定了，才参考读物，才知道前人之见是另一回事。

斯密把分成作为抽税看

一七七六年，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的卷三第二章，分析法国的佃农制度时写下的话，对后人的影响甚久：

佃农永远不会从他们的储蓄拿钱出来改进土地，因为什么钱也不出的地主要把产品的一半拿去。（政府或教会）从农产品抽取十分之一已经对改进土地有非常大的阻碍。抽取百分之五十的税必然有效应更大的障碍。

这可见把佃农分成作为政府抽税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源自斯密。但斯密可不是针对佃农制度的无效率而下笔。他的处理是用一整章来追溯土地使用制度的发展，目的是申述较为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会逐步淘汰效率较低的。整本《国富论》都有适者淘汰不适者的味道，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而后者提出的“自然淘汰”是今天好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贡献。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让我从斯密的土地制度的演进观说说吧。

进化论的起源与事实失误

首先，斯密说佃农制度在英国很久没有被采用，不知要怎样称呼，是他以法国为例的原因。他继续说在佃农之前的奴隶制度更没有经济效率，因为一个没有资产的奴隶只管吃，不管做。斯密之见是为了增加土地使用的效率，佃农替代奴隶。跟着的推论是：佃农制度还是效率不足，所以慢慢地，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取代了佃农分成。斯密跟着说，虽然后固定租金优于佃农分成，但前者的合约期限过于短暂，农民没有安全感。他于是说，有永久年期的固定租金合约最有效率，而这种租约只在英国存在。言下之意，是英国当时的农地使用制度优于欧洲其他国家。

我们要怎样看斯密的制度进化分析呢？有两点。第一是他说的事实不对。考察英国的历史我找不到佃农制度曾经在

这就是了。先前地主雇用农工的时间工资平线还在，只是在佃农分成下阐释为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代价。重要的分别是：先前地主雇用农工，后者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时间工资等于劳力投入的边际产值；采用分成制，佃农的劳力投入是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等于佃农的边际收入。因为从高度看后者（佃农边际收入）一定低于前者（边际产值）——以五十、五十分成算，佃农的边际收入每点只有边际产值一半那么高——佃农的劳力投入一定是少于时间工资的劳力投入。这佃农的劳力投入不一定是减了一半，而是要看时间工资那平线画在哪个高度的位置。

与事实不符的困扰

上述的分析由马歇尔提出，基本上是斯密的政府抽税观加进那重要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能因为简单明确信，这分析从马歇尔提出的一八九〇流行到我提出另一个分析的一九六六。不能说马氏之后的经济学者都接受该分析：D. G. Johnson（1950）与J. O. Bray（1963）皆指出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实际上佃农的产出可观。Johnson的结论是：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在年期不长的租约下，佃农会知道如果地主的分成收入偏低后者会考虑收取固定租金，所以大致上地主的分成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若。Bray则认为佃农无效率之说是学术性的，而他的观察是：

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提升农业的生产技术，需要知道在美国，农业生产力最可观的制度，大部分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采用佃农分成的租约。

佃农的收入是太多了！

回头说马歇尔的以劳动为横轴的几何分析，逻辑看逻辑井然，不容易找出错处。要不是我先以土地为横轴，解通了佃农分成的经济密码才拜读马氏与跟着的后人分析，我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几何图表是有着严重的错。错在哪里呢？错在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这多了出来的是无主孤魂，在市场竞争下不可能存在。

不是淵深的错，只是有了佃农无效率的成见不容易看出。以上文的曲线示范，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是在劳力的边际产值曲线之下，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边际成本是平线。佃农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该平线与佃农边际收入的相交点。问题的出现，是这相交点的平线之下的方形收入是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成本或代价，但这方形之上与佃农边际收入之下有一个三角形的收入，说是归佃农所有。这明显地是多了出来的，因为下面的方形收入已经是佃农劳力投入的最高代价。源自马歇尔的几何分析清楚地说该三角形的收入归佃农所有，但原则上地主可以把该三角全部抽取而佃农还是不会另谋高就。因此，佃农的边际收入等于他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或边际成本不可能是一个有经济内容的均衡。

上述的几何错失历时很久，接受着这错失的经济学者不少，有些直说那个多了出来的三角是地主送给农户的礼物。今天回顾，我认为这错失的历久存在是源于经济学者对竞争的含意掌握不足。

天才也被成见约束

虽然我屡次高举斯密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但说到理论的天赋，我认为没有谁比得上马歇尔。当年我只花一个晚上就想出来的今天还站着的佃农理论，以他的天赋，马氏不需要用上半个小时——不需要依我的方法（见下节），因为后来我用他的方法也能推出我的结论。马氏的失误奇怪，因为他重视佃农制度。是的，马氏曾经写道：“研究分成合约的多种变化会使我们获益很多。”

从读到的马歇尔跟乔治（Henry George）的一次讨论中，我认为马氏本人对竞争含意的掌握足够。他的失误主要是受到传统的风俗使然的五十、五十分成误导。他知道佃农的分成率可有变化，但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不易更改。一八九四年，今天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报》创办，马氏当主编。他选H.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制》放在该学报首期的第一位置，可见马氏重视佃农。但Higgs之作不是好文章：只考察了一个农户，而该户的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

成见可以是思想的严重障碍。令我费解的，是重视真实世界而又曾经跑广考察的马歇尔——重视佃农而又知道分成率有变化的马歇尔——为什么要跟着密尔去接受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呢？可能英国当时没有佃农制度是讯息传达的困难，但法国只在海峡对岸，佃农普及，为什么马氏那么重视Higgs的只考察一个农户的文章呢？

剑桥传统有不足处

说实话，从今天处理经济理论验证的起码要求看，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对真实世界的考察不到家。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的书籍十分齐备的图书馆内，我追查承继马歇尔

讲座教授之位的庇古的关于农业制度出现的社会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历史与事实的资料，从庇古的多个注脚跟踪他引用的读物，一路从注脚转注脚地追查，花了一个月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庇古言之凿凿的证据。那所谓经济科学就有这样的困难。某作者凭空想象举出一个例子，另一位引用，写下注脚，如是者转了三几次注脚就变为事实！这是经济学的悲哀。也难怪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考察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服务后，拿得数十份合约与一些市价的数据，发表《蜜蜂的神话》，行内哗然。要写经济学的神话，说之不尽。这样的题材是过瘾精彩的学问，也是贡献，为什么那么少行内朋友尝试呢？

这解释为什么我多次高举考察事实或现象的细节是那么重要。没有细节的现象往往是神话，就算不是神话也不能教我们很多。多细节支持的现象不仅可靠性高，而且给我们在抽象的推理思考时照亮着什么是可走什么是走不通的路。

第四节：换轴看分成切地清晰

我不认为《佃农理论》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当年是学生，思想达不到后来的深度，而出道之后对世事的观察累积了多年，理论与概念能用出的变化是当年无法想象的。这里讨论旧作是为了要带到中国制度那边去，顺便向同学们申述一个理论发展的思想过程，希望能提升他们对经济解释的兴趣。

当年解通佃农分成之谜有点碰巧。同学们知道，以几何分析两种生产要素，劳力与土地，我们可以劳力为横轴（纵轴是工资或产值）或以土地为横轴（纵轴是租金或产值），

该国存在，不仅是很久以来没有。我的解释，是这不存在可不是因为无效率，而是因为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年期短暂的农地租约在英国历史上没有记载。长约会导致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太高，所以佃农制度不被采纳。无论在西方或是亚洲，佃农可以续约，但每约很少超过三年。有关注农的监管困难我会在第五节补充。转看奴隶的问题，我们没有证据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事实上，福格尔及巴泽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溯关于奴隶的历史资料，得到的结论是奴隶的生产力可见。而且主人虐待奴隶的故事多属虚构。

第二点更麻烦。不管斯密在事实上的错，说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较高的方向走是合理的；说在局限约束下人类会争取利益极大化顺理成章。然而，昔日中国人民公社的出现，导致饥荒遍野的，不可能是一个提升利益的制度。斯密当年回顾历史跟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同。我们回顾，单是二十世纪就好几次有人类自己炮制出来的大灾难，深化一点足以毁灭人类的。斯密认为人类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益处，我同意，但我也认为人类的自私可能提升交易或社会费用，即是导致租值消散，推到尽头人类有机会毁灭自己。我不同意这些年经济学者以博弈理论来解释人类的灾难，因为该理论无从验证，但人类可以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是明显的。是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显示着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是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举倒转过来的增加交易费用的情况。

如果我们说人类自我毁灭也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人类不适于生存——那么斯密与达尔文之见很容易变为套套逻

辈，说了等于没有说。但自然淘汰这个观点显然重要，在生物的进化中有着无数实例的支持，只是引进人类的经济制度与互相残杀的演变，我推不出是哪些制度费用的怎么样转变会导致两个各走一端的不同效果。

斯密最严重的错是他认为佃农制度会遭淘汰。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不仅佃农合约存在，分成合约的普及可见于石油工业、百货商场，而如果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很多律师在某些案件会跟顾客以分成算账（称 split fee）。再者，上文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也是分成制。

英法敌对密尔客观

斯密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客观、博学，而他的文笔足以雄视百代。他对后人的深远影响是应该的。斯密之后，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农业专家（Arthur Young）一七八七至一七八九游览法国后，出版了一本法国游记，很大名，不遗余力地大骂法国的佃农分成制度。但该游记在一八九二与一九二九再版时，一位编辑把大部分骂法国佃农的文字删除，另一位在编者的序言中对法国的佃农制度赞不绝口，捧到天上去。早些时，一八一五年，意大利经济学名家Sismondi在他的名著中也大赞佃农制度，可惜此君是多户佃农的地主，其判断免不了要打折扣。

历史上英国与法国敌对，法国有佃农，英国没有，英国的作者喜欢高举自己的农业制度，贬低法国的。轮到英国的密尔一八四八年写佃农，他认为该制度是风俗使然，经济科学无从分析。但人类纪录上智商最高的密尔，写下的他认为无从分析的佃农制度的判断令人折服：

如果意大利的佃农制度是像 Sismondi 说的那么好，而 Sismondi 知道那么多的细节，又是一个本领不凡的权威；如 果农民的生活与农地的面积，经过那么长久的岁月还能像 Sismondi 说的那样维持着，而农村的生活情况显然是远高于 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要是我们举着农业改革之名，试图引进 固定租金与资本家的农业制度，是多么危险而又令人惋惜的 事。

是的，密尔直言：“英国的写手谩骂佃农制度，是站在 一个极端狭隘的角度看。”

中国的经验

我不能肯定斯密的佃农分析是后来的学者对地主诉冤的 原因，但几本说中国的地主不善待农民的西方论著，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令人瞩目的，都有斯密的影子。尤其是 R.H. Tawney 一九三七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力》，既 是名家，也是名著，说得中国的农地使用制度一无是处。然 而，在同一时期——一九二三到一九三八——美国的卜凯教 授（J.L. Buck，是写《龙种》与《大地》的赛珍珠的丈夫） 到中国，得到金陵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协助，在中国作了 前所未见的详尽中国农业调查，出版了六本书，而他的调查 助手中有几位以中文动笔，给后人提供着珍贵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我有机会把这些中文作品全 部拜读，获益良多，有关的资料都加进后来在芝大出版的 《佃农理论》一书内。卜凯教授及他的助手们的调查与论 着，一律没有说中国的地主剥削农民，说中国的农业运作胜 西方，也提供着大量数据，证实地主自耕、雇用农工、固定 租金、佃农分成这四种不同的安排每亩的产量差不多——农

户租地的产量约高于地主自耕的百分之三，而佃农分成的地主所得是略高于固定租金的。

可惜时代与情感都不站在地主那边。日军侵华，共产高唱，二战后国民党要推出管制地主的分成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意图拒共，还没成事就逃到台湾去。这三七五的分成租管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台湾推出。今天回顾，因为社会歧视地主而得益的炎黄子孙只我一个：为了解释三七五分成租管导致农产品产量上升这个怪现象，一九六七年我写下今天看是有机会传世很久的《佃农理论》。

第三节：马歇尔的几何失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为了分析台湾当局管制佃农分成的百分率，我要先推出一个没有这管制的佃农理论，只一个晚上就推了出来。那么顺利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时没有读过前人对佃农的分析，其二是我把土地之量放在几何图表的横轴。后来拜读前人之作才知道他们一律把劳力或农民的投入放在横轴。理论的突破有时要讲运情。其实横轴是土地还是劳力皆可推出同样的答案，只是后者不容易看出分成合约的要点。第四节会解释。我的横轴土地的分析说固定租金、地主自耕、雇用劳力与佃农分成的生产效果完全一样，论文导师阿尔钦及赫舒拉发虽然认为证得巧妙，但也认为跟传统之见有那么大的分歧，不能立刻接受。阿师跟着把我那几页纸的文稿给他正在教的一组学生研讨，一个月后给我信，说找不到错处，可以动笔写论文了。

马歇尔的几何图表

动笔后我才知道，传统的结论不同起自斯密，而支持斯密之见的是马歇尔一八九〇年的几何分析。马氏的几何图表以劳力之量放在横轴。我只看一眼就知道他的分析全盘错了。这是因为我已经有了横轴土地的答案。用劳力为横轴其答案应该一样，但二者有别，互相印证马氏的几何失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马歇尔的几何分析用斯密的抽税思维：业主抽取农产值的一个百分比等于政府抽税。他把斯密的农民改进土地的投入改为农民劳力的投入。从斯密的古典转到马氏的新古典，后者当然引进边际分析。马氏本人没有画出佃农分成的几何图表，但在两章的几个注脚中说清楚怎样画，不少后人替他画了出来。

该图表假设土地之量（面积）固定不变，纵轴是劳力的平均或边际产量的价值，横轴是农民的劳力投入。假设土地之量不变，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一条劳力的边际产值曲线于是向右下降。如果地主雇用农民，农民的时间工资是平线，该平线交接边际产值是均衡点，劳力之量的投入由这点决定。时间工资的分析这样说没有错。转用佃农分成，马歇尔的简单处理是引进一条佃农边际收入曲线。后者是以佃农分成的百分率乘以上述的（时间工资的）边际产值曲线。换言之，如果佃农与地主的分成是五十、五十一——马歇尔的假设——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是边际产值曲线乘以零点五。这要把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向下移动，即是从高度看，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的每一点是边际产值曲线的一半。 二者得到的效果或答案是完全一样的。传统的处理惯以劳力为横轴，以土地为横轴的少见。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想佃农分成，坐下来，我在空白的纸上画出的几何图表是以土地为横轴，以劳力为横轴的想也没有想过。为何如此很难说，可能在感受上我假设自己是地主。奇迹出现，因为很快就找到佃农分成的答案。我要到后来拜读前人之作才知道以劳力为横轴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

起点相同但不画平线

以土地之量（面积）为横轴，纵轴是土地的平均或边际产量的价值，也可看为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为了引进不可或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图表假设农民的劳力投入固定不变。当土地之量增加，一条向右下降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出现。这些本科有教。引进佃农分成，虽然当时不知马歇尔怎样处理，但英雄所见略同，我采用的起手方法跟马氏的完全一样。那是把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乘以地主分成的百分率而求得一条地主的边际收入曲线。当时我假设地主的分成是六，佃农是四，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是以土地的边际产值乘以零点六。即是说，从高度看，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曲线的每一点是土地边际产值曲线每一点的六成高，也即是每点向下移动四成。这跟马氏的处理完全一样，只是我的曲线代表着土地的产值变动，他的代表着劳力的产值变动，而我假设六、四分成是为了避免五、五分成可能导致推理时的混淆。大家的方法相同到此为止。

马氏引进一条劳力时间工资的平线。我可没有引进一条土地面积的租金平线。没有想到该平线，因为要考虑的是分成租金。不引进工资或租金平线要怎样处理呢？我的方法是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约束佃农的劳力收入。从以土地为横轴的图表看，土地的边际产值与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之间的几何面积是佃农的分成收入。在市场竞争下，地主之间要竞争，佃农之间要竞争，均衡是上述的二线之间的面积等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也即是佃农的固定劳力投入所值等于他的分成收入了。

移动竖线调校地量

这就带来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以土地为横轴，为了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我们假设佃农劳力投入之量不变。土地之量可变，我以一条垂直的线竖在土地的横轴上来界定给予佃农的土地之量，此竖线的左右移动是佃农的土地区域的变动了。假设了佃农的分成是收获百分之四十，把这竖线左右移动可以找到一个土地的量，使佃农的分成收入（上述的两条边际曲线之间由竖线约束着的几何面积）等于他另谋高就的代价。但这均衡点不是真的均衡，因为调校给予佃农的土地量之外，地主还可以调校佃农的分成率。即是说，地主可以增加土地的供给量而调低佃农的分成率，或减少土地的量而提升佃农的分成率，而在市场竞争下佃农的分成收入不能低于他另谋高就的所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资料，清楚地显示着农户租用土地面积与分成率的变化是有着清楚的市场竞争规律，皆与土地的肥沃程度与地点优劣有着简单易懂的关联。另一方面，农民另谋高就的行为常有，而地主可以选择固定租金或雇用劳力的合约。这些证据在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卜凯教授与他的助手提供的非常详尽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可见。

前辈切地下刀无方

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庞大的土地，没有理由全部租予一个只一家四口的佃农。他要把土地一块一块地切开放出去租给多家农户。佃农受到地主切地的约束不是我首先提出。以切地的方法推出自己的佃农理论后，我追溯前人的有关论著，发现一八三一年一个叫R. Jones的人写地主给佃农切地，而一八四八年密尔注意到Jones的切地之说。但这两位前辈皆接受了斯密的佃农无效率之见，二者皆认为分成率是风俗使然。他们认为切地切到农民仅可生存是极限，但Jones说地主往往反对把佃农的土地切得太小。我认为没有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理论上不可能决定地主怎样为佃农切地。是的，虽然该定律始于一八二六，由von Thünen首先提出，但要到一八九〇马歇尔出版他的巨著才受到重视。后者是新古典学派的首要人物了。

看着土地租金切地与分成率的决定

轮到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我从地主的角度为佃农切地，一切就中——后来找到的所有资料都说我切对了。怎样切呢？我选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最高的那点切。平均租金最高是说地主拥有的土地的总租金最高。我跟着把土地的最高平均租金除以土地的平均产值而求得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以一减除这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百分率了。换言之，跟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分析有别，我是先求得土地与劳力这些生产要素在竞争市场会怎样用，然后算出分成百分率的均衡；前辈们是倒转过来，先有一个分成的百分率，然后推断那些生产要素会怎样用。

破案的关键是想到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的最高处是竞争下的切地均衡点。怎样推出这最高的平均租金呢？我采用两条本科必教的平均曲线，虽然后二者的合并使用课本没有教。其一是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其二是固定了的总劳力成本在土地的增或减中的平均劳力成本。把其一减除其二就是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曲线了。同学要注意，上述的平均劳力成本曲线你们的课本称平均固定成本，但其实课本说的固定成本不是成本——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我的平均固定成本是成本，因为这“固定”只是假设不变，不是不会变或不能变——要变时是把整条曲线上下移动。

说清楚一点吧。假设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为了引进土地的边际产值下降我们假设劳力之量（及其总成本）不变。土地之量增加，其平均产值曲线往往先上后落，有关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也先上后落，下降时必定切中土地平均产值的最高点。至于劳力（或非土地）的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其形状是本科教的，在同一线上每点的总成本相同的、土地量变动时成为一条四十五度向内弯的弧形线——几何学称“直角双曲线”中的正数域那一条。以前者（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后者（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求得的是一条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先弧上，达一顶点，然后弧落。这后者的顶点是最高的平均租金。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由上而下，先切中土地平均产值曲线的顶点，继续下降，再切中土地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地主的分成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除以同一土地面积的土地平均产值，余下来的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率了。

效果相同变化易看

这里要作点补充。上述的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包括最高的平均租金）可不是随便把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而是这固定劳力成本的增减会导致整条平均固定成本曲线上下移动。这上下移动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上下移动，而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是由这两条平均曲线的微小移动相等而决定的。这两条曲线的上下移动相等是说劳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劳力的边际成本，从而决定了土地的最高租金或租值。又因为市场有竞争，这租金要受到土地与劳力的供应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穿过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是代表着在有资源局限约束的竞争下土地的边际产值等于土地面积的平均固定租金。如此类推，不引进交易费用，固定租金、雇用劳力、地主自耕、佃农分成等四种不同的安排，资源使用的效果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容易地加进如下几项变化。一、劳力的总成本可以视为非土地成本，包括工具、肥料等。这些生产要素的引进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上升，而分成率跟着的变动要看工具及肥料等投资是谁出的钱。谁出这些钱怎么出的分成率会上升——当年我找到的佃农合约样本说得清楚。所以说佃农合约会削减土地的投资是不对的。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佃农的分成率会跟着变。较为肥沃的土地——平均产值较高——地主的分成率较高，是上文分析的明显含意。支持这效果的事实很多，而最明显是三十年代的中国资料显示水田的地主分成率约高于干地的二十个百分点。三、一个农户可以提供的劳力多少对该户土地面积的大小有决定性。当年我获得的资料，是每户的水田面积比干地的为小，而有趣的

是：一个农户从多过一个地主租地常见，而一个地主租地给数十个农户也常见。

台湾管制分成的效果

至于一九四九年台湾的第一期土地改革，管制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从原来的平均五十六点八减至硬性的三十七点五，导致农产品之量上升，依上文的理论作解释不困难。简言之，这三七五分成租管促使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在市场竞争下他们一定要增加劳力及其他投入才可以达到另一个均衡点，产量因而上升会局部补偿地主的损失。在这竞争带来的佃农投入增加的调整中，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他们另谋高就的边际产值，而佃农土地的边际产值会高于地主自耕的土地边际产值。这些转变含意着的是某程度有租值消散。这方面，我当年的贡献是能从台湾的土地平均产值转变与农作物选择的转变，严谨推理，证实了这些边际产值的转变与分歧。那是《佃农理论》出版时的第八章，读过的师友一律拍掌，可惜其他人一律不读。分成租管不是本章要关注的，不多说了。

合约结构的思维

要说的是当年我提出要从结构看合约的思维是源于佃农分成的研究。其实所有雇用或租用生产要素的合约必有结构性，只是当年我要借分成合约才看出来。简单地说，地主以一个固定租金把土地租出，收了租什么也不管，合约没有结构。其实收固定租金地主也要管土地的保护与投资，于是租约也有结构——虽 然不一定要写出来。另一方面，佃农分成的合约，因为没有一个租价，土地面积之外，地主一定要管

佃农的劳力及其他投入。即是说，地主主管的不单是土地之量，还包括土地之量与非土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也就是说，佃农合约一定要管土地与非土地这二者的投入比率，于是合约一定有结构。

当年写论文时我没有机会见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但肯定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会在合约上说明。后来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有幸见到农地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的不同合约的真实世界的样本，二者皆有结构，只是佃农合约略为复杂，而我事前推断的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说明是清楚的。这里的问题是合约往往不需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口头的合约后人不足为凭，而风俗的约束也是合约，也有结构性，但作为事外的研究看便不容易拿出合约结构的证据了。实地调查，口述或风俗皆有迹可寻，属证据，但没有机会这样考察免不了有猜测的成分。我当年坚信自己的推断，是因为对竞争的概念有了足够的掌握。在竞争下，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约束是不会在市场存在的。

很多朋友说我的佃农理论是受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影响。可能对，也应该对。但当年我的感受，主要的影响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因为这种销售的合约必定有结构。

明白经济运作要讲深度

我花了三节的篇幅写佃农分成，主要目的是要带到中国的制度去。二〇〇八年我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读者多，但他们不会知道在该作的背后是有着很长远的理论发展的支持。虽然我在一九八六年说清楚中国的农业承包，农

民交给政府的是租而不是税，我要到二〇〇四年才惊觉，中国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增值税不仅是租，而且是佃农分成合约的制度。

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一个制度的运作有深浅不同的层面。不够深入往往不是真的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经济历史的重要一章，这三节分析的佃农分成合约应该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有点深度的基础，也可让同学们明白，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指出资产权利与市场运作等老生常谈虽然重要，但要真的理解是不够的。

第五节：讯息费用解释分成

我解释过，合约就是制度，合约的选择因而是制度的选择。本章第二节可见，斯密分析的土地制度的发展是合约转变的发展，虽然前辈的分析与史实皆不对，但他的思想传统是经济学最高明的了。下笔为文我有时说“合约”（contract），有时说“制度”（system），基本上没有分别。牵涉一小撮人的“安排”（arrangement）我偏于说合约，牵涉多人则偏于说制度。这些是武断的取舍了。

经济解释脱离不了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基础假设，然后对需求定律（这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成本与竞争等概念要有足够的掌握。主要困难是在局限变化那方面，因为牵涉到的是真实世界的约束，需要考察，也需要懂得怎样简化。这些我解释过多次了。

起因难明的人为局限

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转到我们生存的社会，局限的复杂

性上升了无数倍。假设资源有着明确的权利界定，蒙规交易费用，马歇尔的伟大传统教我们很多。引进交易费用不易处理，但不能不处理，《经济解释》写到这里大致上我处理得称意。知道局限的转变，要推断这转变导致的人的行为会跟着怎样变不是那么困难。困难是在于我们有时要推断或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为的局限会那样变。

资源稀缺是人类要面对的。从这些局限衍生出来的人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是另一些远为复杂的局限。后者包括产权制度、管制法例等，皆可作为合约或制度的安排看。因为制度或法例皆源于人的行为，是人的选择，为什么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是经济学需要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推断某管制法例或合约安排会带来什么效果，高明的经济学者可以处理得好。然而，要解释为什么管制法例或合约安排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往往困难！别的不说，单是问：为什么会有最低工资法例——即是问为什么要用最低工资管制着市场合约——是非常头痛的学问，远比问最低工资会带来怎么样的行为转变来得困难了。我说过，牵涉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我不是专家，可能是因为没有兴趣吧。

大致上，如果合约（包括管制）只牵涉到一小撮人，其中每个人有权参与或退出，解释为什么合约或制度或管制会是那样，虽然不易，今天的经济学还有可为。但如果牵涉到很多人——每个人不能不参与而参与后不能退出——又或者由一小撮人决定某些合约或制度而强加于其他人的安排，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局限或约束难于登天。牵涉到多人的合约或制度的转变，解释永远不易，而事前推断远比事后解释困难。前者我平生只推中过一次重要的：一九八一年我肯定

地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这是本章第六节的话题。

同学们要记住：解释合约或法例或制度的出现或转变我们不要管什么好什么不好。评论时事不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科学分析价值观是大忌。这就带到经济学常说的无效率这个话题。我解释过，那所谓无效率是指局限条件的指定不足，因而达不到一般性的整体均衡。足以解释某些现象的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出现无效率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局限条件指定不足。如果所有局限都顾及——解释现象往往不需要——说无效率是逻辑欠通的。说社会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定义上人类自取灭亡也是这争取的结果。

旧文有得有失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发表《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发表前芝大同事Z.Griliches读稿后，认为该文会把经济学改变些什么。一九八七年此君访港，相聚时他说：“当年我说你写的合约选择会改变些什么，说对了，今天的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从该文发展起来的。”后来S.Rosen也这样说，而且认为我触发了合约分析的盛行。杨小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把我的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化作方程式而获奖——我知道，因为多年前我评审那方程式文章。还有的是，我在合约选择一文内提出卸责（shirking）的行为，可能是博弈理论卷土重来的导火线。

今天多年过去，自己怎么看一九六九的文章呢？我认为该文触发了行内对合约的兴趣是贡献，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该文提出的风险规避与卸责行为是败笔。我今天认为，解释合约的选择，专注于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转变

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不是说没有风险或卸责这些事，而是这些现象的转变在真实世界难以鉴定，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很困难。我解释过为什么我不再用“卸责”，这里说说风险吧。

言不成理的浅现象

当年我要解释的是一个浅现象：农地的租约有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二者农民与地主洽商选择。关键问题是，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是明显地高于固定租金。在佃农分成下，地主要久不久监督佃农的操作，要雇用专家估计每亩的产量，而收获分成时要防止佃农把部分收藏起来，也要防止被分得劣质的产品。佃农呢？要防止地主出术，选用一把斤两偏轻的秤。这些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屡有提及。固定租金可没有这些麻烦：如果以谷或米做固定租金，记载说地主主要重视够干。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明显地比固定租金的为高，为什么前者会被采用呢？

是大麻烦，因为言不成理：只有地主与农民两方面的简单洽商，你情我愿，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监管或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呢？我采用“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这个当时流行的观念作解释。不是乐意的：我曾经三次拿开风险规避，但也三次放回去。何谓风险规避呢？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其一是在一个红包内有一千元现钞；其二是在一个灰包内可能有二千元现钞，也可能是废纸，机会绝对是一半一半。你选红包还是灰包呢？选红包，你就是个要规避风险的人。红包与灰包的价值应该一样，但为了规避风险选红不选灰，甚至五成机会有现钞的灰包里是略多于二千元你也选红包。这样看，虽然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较高，为了大家分担

风险，农民与地主同意采用分成合约。

分担风险逻辑困难

以分担风险（risk sharing）的需求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不是没有支持的。当年台湾的农业资料显示，种麦的收成方差（variance，即变异数）远比种米的为高，而中国大陆的资料显示，解放前的佃农分成合约种麦的比种米的普及。另一方面，当年的日本少用佃农分成，而该国的政府推行强迫性的农业购买收成保险。

我对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满意，有四个原因。其一，以收成量的方差来衡量风险，虽然行内惯于这样看，却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方差预先知道，是否还有风险是问题。其二，以收成算方差，时间上怎样切可有很不相同的数据，何况所有农户皆轮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三，从一个人独占产品到两个人分成，个人的收入方差是下降了，可以看为分担风险。然而，再增加人数个人的收入方差不会再下降。好比在股票市场，同一股票，人多人与少其股价变动的方差风险不能分担，规避风险要用不同的股票组合。

其四，弗里德曼与J. 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大文，也 是以收入方差量度风险的，解释进赌场下注与购买保险可以是同一个人。这样看，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容易。记得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在蒙代尔的家酒会后，弗里德曼和我一起步行，他问为何会有佃农分成，我答：“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因为我用分担风险作解释，但我真的想不出其他方法。”过了两天，舒尔茨告诉我，因为我说了这句话，弗里德曼要芝大聘请我做助理教授。

同学要练习想象

那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牵涉到不少关于农地合约条款的选择，戴维德亲自走来对我说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自己今天重读，不满意卸责的提出与对风险规避的重视，但事实细节的处理与思考变化的表达还是感到有点自豪。在该文中，如下凭事实想象推理的例子今天的同学要练习仿效。

解放前的中国，农业的固定租金合约有一种称“铁板租”，即是不管有什么天灾租地的农民也要交一个不能更改的租金。另一方面，有些固定租金合约中有减责条款（escape clause）。后者说明如果遇到大失收或饥荒情况，地主要依照本地的风俗，跟着风俗之见减租。有减责条款的固定租金当然略比铁板租的为高。不难想象，如果交易或风俗费用不考虑，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的减责条款，处理不同的“饥荒”层面，每层的固定租金的递减略为不同。是无聊的想象吗？不是的，因为佃农分成是等于有无数减责条款的合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想象倒转过来，以佃农分成为起点而加进减责条款，加到保护地主的尽头是铁板租，加到保护农民的尽头就是时间工资合约了。

减责条款要有风俗协助

一九三五年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上述的减责条款在百分之八十三的以交农产品实物为固定租金的合约找到，但以交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合约，减责条款的存在只有百分之六十三。这分别不难理解。农业普遍失收时，农产品的市价会上升，交出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农民受到这价升的保护会高

于要交出实物的，所以减责条款对交货币的没有对交实物的那么重要。

固定租金合约有加进减责条款的选择无疑会增加这种合约的采用。记得当年我调查亚洲不同地区的习惯，只有中国该减责条款常见。这条款的出现显然需要有一个悠久的文化风俗的支持。农民说是饥荒，地主说不是，吵起来法院难作判断。这类争议不能由法律解决，但风俗可以。风俗说是饥荒，也会说是怎么样的可怜层面，农民减责每个不同层面应该减多少，风俗习惯的存在可以很快作出判断。不接受这风俗之见的地主或农户会遇到不容易再找到合作伙伴的困难。

报酬较高源于监管费用

尽管今天我放弃了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我不能否认，不肯定的预期收入，以或然率打了折扣后，会偏于比肯定的预期收入高一点。因为有或然率的存在，不会千篇一律，但昔日亚洲的农业资料显示着有这样的倾向。你说这多出来的一小点是风险报酬(risk premium)我很难跟你争论，但我可以用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来解释同样的现象。如此一来，以交易或讯息费用的转变作为风险高低的替代是高明的选择，因为可以避去上文提到的几点在逻辑上“风险”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以昔日亚洲的资料为例，地主的分成收入略比固定租金为高——不一定，但有这样的倾向。以交易费用作解释我们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地主有权选择固定租金合约，采用佃农分成他的监管费用会较高，所以算进收成的或然率之后地主期待的分成收入会略比固定租金为高。另一方面，佃农

分成合约的采用不需要引进风险规避，取而代之的是引进讯息费用。是的，因为关于未来天气等讯息费用不菲，甚至高不可攀，农业的性质使议定合约时难以知道收成时的产量。分成合约可以解决这个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不知量的困扰。

不知量解释分成

在卷四分析公司性质时，我支持科斯之见，说市场的不知价促成公司组织的出现。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分成合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参与的人不知收成时产品的量。我想到这方面的讯息问题，是源于美国的庞大购物中心或大商场的处理。由一家机构持有股权，一个购物中心或商场把多个铺位租出去，通常一律采用分成合约，出售不同物品或服务的商店有不同的分成率，而招徕其众的名牌宝号需要付出的分成率很低。食肆、大小不一的物品商店等，同类的分成率通常一样，但不同类的有不同分成率。一般是有一个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各店不同但固定，然后各店再加一个分成租金，行业不同分成率不同。美国税制的法例协助商场以分成合约处理。今天在香港及内地的百货商场也有采用类似的分成安排，但恐怕租客瞒骗要由一个集中的部门收费，不像美国那么普及。

我认为因为讯息费用不菲，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不同商店的销售量难以事前知道，采用基本租金加分成是远为容易达成租约协议的。随意的观察，是通过分成合约的商店，关闭转换租客的频密度是远比固定租金的为低。因为有分成协议，业主有权查核各店的销售量，从而考虑是否要调整基本租金或分成率。

来去纵横数十年

结论是明显的。讯息费用属交易费用。采用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来解释合约的选择或机构的组织永远比风险规避或卸责行为容易得到可以验证的假说。这是因为在观察上交易费用的转变可以鉴定，而量度这转变不需要用基数——用序数排列高低足够。不是很容易地推出验证假说，但可以做到：无论座位票价、捆绑销售、玉器市场、讨价还价、全线逼销、换油合约、价格分歧、隔离收费，等等，几卷《经济解释》处理过的不下数十项，而有趣定律的发现——源于交易费用的——不下两掌之数。这些是老人家在一门学问上来 去纵横数十年的收获了。方法一律相同：考察交易费用的转 变，找寻现象或行为的规律，然后以序数排列而求选择。

第六节：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结构

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治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笑）。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这就是了。先前地主雇用农工的时间工资平线还在，只是在佃农分成下阐释为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代价。重要的分别是：先前地主雇用农工，后者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时间工资等于劳力投入的边际产值；采用分成制，佃农的劳力投入是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等于佃农的边际收入。因为从高度看后者（佃农边际收入）一定低于前者（边际产值）——以五十、五十分成算，佃农的边际收入每点只有边际产值一半那么高——佃农的劳力投入一定是少于时间工资的劳力投入。这佃农的劳力投入不一定是减了一半，而是要看时间工资那平线画在哪个高度的位置。

与事实不符的困扰

上述的分析由马歇尔提出，基本上是斯密的政府抽税观加进那重要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能因为简单明确，这分析从马歇尔提出的一八九〇流行到我提出另一个分析的一九六六。不能说马氏之后的经济学者都接受该分析：D.G. Johnson（1950）与J.O. Bray（1963）皆指出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实际上佃农的产出可观。Johnson的结论是：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在年期不长的租约下，佃农会知道如果地主的分成收入偏低后者会考虑收取固定租金，所以大致上地主的分成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若。Bray则认为佃农无效率之说是学术性的，而他的观察是：

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提升农业的生产技术，需要知道在美国，农业生产力最可观的制度，大部分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采用佃农分成的租约。

佃农的收入是太多了！

回头说马歇尔的以劳力为横轴的几何分析，环眼看逻辑并然，不容易找出错处。要不是我先以土地为横轴，解通了佃农分成的经济密码才拜读马氏与跟着的后人分析，我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几何图表是有着严重的错。错在哪里呢？错在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这多了出来的是无主孤魂，在市场竞争下不可能存在。

不是淺深的错，只是有了佃农无效率的成见不容易看出。以上文的曲线示范，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是在劳力的边际产值曲线之下，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边际成本是平线。佃农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该平线与佃农边际收入的相交点。问题的出现，是这相交点的平线之下的方形收入是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成本或代价，但这方形之上与佃农边际收入之下有一个三角形的收入，说是归佃农所有。这明显地是多了出来的，因为下面的方形收入已经是佃农劳力投入的最高代价。源自马歇尔的几何分析清楚地说该三角形的收入归佃农所有，但原则上地主可以把该三角全部抽取而佃农还是不会另谋高就。因此，佃农的边际收入等于他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或边际成本不可能是一个有经济内容的均衡。

上述的几何错失厉时很久，接受着这错失的经济学者不少，有些直说那个多了出来的三角是地主送给农户的礼物。今天回顾，我认为这错失的厉久存在是源于经济学者对竞争的含意掌握不足。

天才也被成见约束

虽然我屡次高举斯密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但说到理论的天赋，我认为没有谁比得上马歇尔。当年我只花一个晚上就想出来的今天还站着的佃农理论，以他的天赋，马氏不需要用上半个小时——不需要依我的方法（见下节），因为后来我用他的方法也能推出我的结论。马氏的失误奇怪，因为他重视佃农制度。是的，马氏曾经写道：“研究分成合约的多种变化会使我们获益很多。”

从读到的马歇尔跟乔治（Henry George）的一次讨论中，我认为马氏本人对竞争含意的掌握足够。他的失误主要是受到传统的风俗使然的五十、五十分成误导。他知道佃农的分成率可有变化，但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不易更改。一八九四年，今天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报》创办，马氏当主编。他选H.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制》放在该学报首期的第一位置，可见马氏重视佃农。但Higgs之作不是好文章：只考察了一个农户，而该户的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

成见可以是思想的严重障碍。令我费解的，是重视真实世界而又曾经跑厂考察的马歇尔——重视佃农而又知道分成率有变化的马歇尔——为什么要跟着密尔去接受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呢？可能英国当时没有佃农制度是讯息传达的困难，但法国只在海峡对岸，佃农普及，为什么马氏那么重视Higgs的只考察一个农户的文章呢？

剑桥传统有不足处

说实话，从今天处理经济理论验证的起码要求看，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对真实世界的考察不到家。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的书籍十分齐备的图书馆内，我追查承继马歇尔

讲座教授之位的庞古的关于农业制度出现的社会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历史与事实的资料，从庞古的多个注脚跟踪他引用的读物，一路从注脚转注脚地追查，花了一个月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庞古言之凿凿的证据。那所谓经济科学就有这样的困难。某作者凭空想象举出一个例子，另一位引用，写下注脚， 如是者转了三几次注脚就变为事实！这是经济学的悲哀。也难怪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考察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服务后，拿得数十份合约与一些市价的数据，发表《蜜蜂的神话》，行内哗然。要写经济学的神话，说之不尽。这样的题材是过癖精彩的学问，也是贡献，为什么那么少行内朋友尝试呢？

这解释为什么我多次高举考察事实或现象的细节是那么重要。没有细节的现象往往是神话，就算不是神话也不能教我们很多。多细节支持的现象不仅可靠性高，而且给我们在抽象的推理思考时照亮着什么是可走什么是走不通的路。

第四节：换轴看分成切地清晰

我不认为《佃农理论》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当年是学生，思想达不到后来 的深度，而出道之后对世事的观察累积了多年，理论与概念能用出的变化是当年无法想象的。这里讨论旧作是为了要带到中国制度那边去，顺便向同学们申述一个理论发展的思想过程，希望能提升他们对经济解释的兴趣。

当年解通佃农分成之谜有点碰巧。同学们知道，以几何分析两种生产要素，劳力与土地，我们可以劳力为横轴（纵轴是工资或产值）或以土地为横轴（纵轴是租金或产值），

二者得到的效果或答案是完全一样的。传统的处理惯以劳力为横轴，以土地为横轴的少见。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想佃农分成，坐下来，我在空白的纸上画出的几何图表是以土地为横轴，以劳力为横轴的想也没有想过。为何如此很难说，可能在感受上我假设自己是地主。奇迹出现，因为很快就找到佃农分成的答案。我要到后来拜读前人之作才知道以劳力为横轴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

起点相同但不画平线

以土地之量（面积）为横轴，纵轴是土地的平均或边际产量的价值，也可看为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为了引进不可或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图表假设农民的劳力投入固定不变。当土地之量增加，一条向右下降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出现。这些本科有教。引进佃农分成，虽然当时不知马歇尔怎样处理，但英雄所见略同，我采用的起手方法跟马氏的完全一样。那是把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乘以地主分成的百分率而求得一条地主的边际收入曲线。当时我假设地主的分成是六，佃农是四，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是以土地的边际产值乘以零点六。即是说，从高度看，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曲线的每一点是土地边际产值曲线每一点的六成高，也即是每点向下移动四成。这跟马氏的处理完全一样，只是我的曲线代表着土地的产值变动，他的代表着劳力的产值变动，而我假设六、四分成是为了避免五、五分成可能导致推理时的混淆。大家的方法相同到此为止。

马氏引进一条劳力时间工资的平线。我可没有引进一条土地面积的租金平线。没有想到该平线，因为要考虑的是分成租金。不引进工资或租金平线要怎样处理呢？我的方法是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约束佃农的劳力收入。从以土地为横轴的图表看，土地的边际产值与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之间的几何面积是佃农的分成收入。在市场竞争下，地主之间要竞争，佃农之间要竞争，均衡是上述的二线之间的面积等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也即是佃农的固定劳力投入所值等于他的分成收入了。

移动竖线调校地量

这就带来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以土地为横轴，为了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我们假设佃农劳力投入之量不变。土地之量可变，我以一条垂直的线竖在土地的横轴上来界定给予佃农的土地之量，此竖线的左右移动是佃农的土地区域的变动了。假设了佃农的分成是收获百分之四十，把这竖线左右移动可以找到一个土地的量，使佃农的分成收入（上述的两条边际曲线之间由竖线约束着的几何面积）等于他另谋高就的代价。但这均衡点不是真的均衡，因为调校给予佃农的土地量之外，地主还可以调校佃农的分成率。即是说，地主可以增加土地的供给量而调低佃农的分成率，或减少土地的量而提升佃农的分成率，而在市场竞争下佃农的分成收入不能低于他另谋高就的所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资料，清楚地显示着农户租用土地面积与分成率的变化是有着清楚的市场竞争规律， 皆与土地的肥沃程度与地点优劣有着简单易懂的关联。另一方面，农民另谋高就的行为常有，而地主可以选择固定租金或雇用劳力的合约。这些证据在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卜凯教授与他的助手提供的非常详尽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可见。

前辈切地下刀无方

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庞大的土地，没有理由全部租予一个只一家四口的佃农。他要把土地一块一块地切开放出去租给多家农户。佃农受到地主切地的约束不是我首先提出。以切地的方法推出自己的佃农理论后，我追溯前人的有关论著，发觉一八三一年一个叫R.Jones的人写地主给佃农切地，而一八四八年密尔注意到Jones的切地之说。但这两位前辈皆接受了斯密的佃农无效率之见，二者皆认为分成率是风俗使然。他们认为切地切到农民仅可生存是极限，但Jones说地主往往反对把佃农的土地切得太小。我认为没有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理论上不可能决定地主怎样为佃农切地。是的，虽然该定律始于一八二六，由von Thünen首先提出，但要到一八九〇马歇尔出版他的巨著才受到重视。后者是新古典学派的首要人物了。

看着土地租金切地与分成率的决定

轮到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我从地主的角度为佃农切地，一切就中——后来找到的所有资料都说我切对了。怎样切呢？我选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最高的那点切。平均租金最高是说地主拥有的土地的总租金最高。我跟着把土地的最高平均租金除以土地的平均产值而求得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以一减除这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百分率了。换言之，跟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分析有别，我是先求得土地与劳力这些生产要素在竞争市场会怎样用，然后算出分成百分率的均衡；前辈们是倒转过来，先有一个分成的百分率，然后推断那些生产要素会怎样用。

破案的关键是想到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的最高处是竞争下的切地均衡点。怎样推出这最高的平均租金呢？我采用两条本科必教的平均曲线，虽然这二者的合并使用课本没有教。其一是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其二是固定了的总劳力成本在土地的增减减中的平均劳力成本。把其一减除其二就是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曲线了。同学要注意，上述的平均劳力成本曲线你们的课本称平均固定成本，但其实课本说的固定成本不是成本——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我的平均固定成本是成本，因为这“固定”只是假设不变，不是不变或不能变——要变时是把整条曲线上下移动。

说清楚一点吧。假设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为了引进土地的边际产值下降我们假设劳力之量（及其总成本）不变。土地之量增加，其平均产值曲线往往先上后落，有关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也先上后落，下降时必定切中土地平均产值的最高点。至于劳力（或非土地）的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其形状是本科教的，在同一线上每点的总成本相同的、土地量变动时成为一条四十五度向内弯的弧形线——几何学称“直角双曲线”中的正数域那一条。以前者（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后者（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求得的是一条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先弧上，达一顶点，然后弧落。这后者的顶点是最高的平均租金。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由上而下，先切中土地平均产值曲线的顶点，继续下降，再切中土地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地主的分成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除以同一土地面积的土地平均产值，余下来的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率了。

效果相同变化易看

这里要作点补充。上述的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包括最高的平均租金）可不是随便把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而是这固定劳力成本的增减会导致整条平均固定成本曲线上下移动。这上下移动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上下移动，而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是由这两条平均曲线的微小移动相等而决定的。这两条曲线的上下移动相等是说劳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劳力的边际成本，从而决定了土地的最高租金或租值。又因为市场有竞争，这租金要受到土地与劳力的供应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穿过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是代表着在有资源局限约束的竞争下土地的边际产值等于土地面积的平均固定租金。如此类推，不引进交易费用，固定租金、雇用劳力、地主自耕、佃农分成等四种不同的安排，资源使用的效果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容易地加进如下几项变化。一、劳力的总成本可以视为非土地成本，包括工具、肥料等。这些生产要素的引进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上升，而分成率跟着的变动要看工具及肥料等投资是谁出的钱。谁出这些钱谁的分成率会上升——当年我找到的佃农合约样本说得清楚。所以说佃农合约会削减土地的投资是不对的。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佃农的分成率会跟着变。较为肥沃的土地——平均产值较高——地主的分成率较高，是上文分析的明显含意。支持这效果的事实很多，而最明显是三十年代的中国资料显示水田的地主分成率约高于干地的二十个百分点。三、一个农户可以提供的劳力多少对该户土地面积的大小有决定性。当年我获得的资料，是每户的水田面积比干地的为小，而有趣的

是：一个农户从多过一个地主租地常见，而一个地主租地给数十个农户也常见。

台湾管制分成的效果

至于一九四九年台湾的第一期土地改革，管制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从原来的平均五十六点八减至硬性的三十七点五，导致农产品之量上升，依上文的理论作解释不困难。简言之，这三七五分成租管促使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在市场竞争下他们一定要增加劳力及其他投入才可以达到另一个均衡点，产量因而上升会局部补偿地主的损失。在这竞争带来的佃农投入增加的调整中，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他们另谋高就的边际产值，而佃农土地的边际产值会高于地主自耕的土地边际产值。这些转变含意着的是某程度有租值消散。这方面，我当年的贡献是能从台湾的土地平均产值转变与农作物选择的转变，严谨推理，证实了这些边际产值的转变与分歧。那是《佃农理论》出版时的第八章，读过的师友一律拍掌，可惜其他人一律不读。分成租管不是本章要关注的，不多说了。

合约结构的思维

要说的是当年我提出要从结构看合约的思维是源于佃农分成的研究。其实所有雇用或租用生产要素的合约必有结构性，只是当年我要借分成合约才看出来。简单地说，地主以一个固定租金把土地租出，收了租什么也不管，合约没有结构。其实收固定租金地主也要管土地的保护与投资，于是租约也有结构——虽然不一定要写出来。另一方面，佃农分成的合约，因为没有一个租价，土地面积之外，地主一定要管

佃农的劳力及其他投入。即是说，地主主管的不单是土地之量，还包括土地之量与非土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也是说，佃农合约一定要管土地与非土地这二者的投入比率，于是合约一定有结构。

当年写论文时我没有机会见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但肯定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会在合约上说明。后来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有幸见到农地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的不同合约的真实世界的样本，二者皆有结构，只是佃农合约略为复杂，而我事前推断的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说明是清楚的。这里的问题是合约往往不需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口头的合约后人不足为凭，而风俗的约束也是合约，也有结构性，但作为事外的研究看便不容易拿出合约结构的证据了。实地调查，口述或风俗皆有迹可寻，属证据，但没有机会这样考察免不了有猜测的成分。我当年坚信自己的推断，是因为对竞争的概念有了足够的掌握。在竞争下，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约束是不不会在市场存在的。

很多朋友说我的佃农理论是受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影响。可能对，也应该对。但当年我的感受，主要的影响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因为这种销售的合约必定有结构。

明白经济运作要讲深度

我花了三节的篇幅写佃农分成，主要目的是要带到中国的制度去。二〇〇八年我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读者多，但他们不会知道在该作的背后是有着很长远的理论发展的支持。虽然我在一九八六年说清楚中国的农业承包，农

民交给政府的是租而不是税，我要到二〇〇四年才惊觉，中国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增值税不仅是租，而且是佃农分成合约的制度。

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一个制度的运作有深浅不同的层面。不够深入往往不是真的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经济历史的重要一章，这三节分析的佃农分成合约应该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有点深度的基础，也可让同学们明白，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指出资产权利与市场运作等老生常谈虽然重要，但要真的理解是不够的。

第五节：讯息费用解释分成

我解释过，合约就是制度，合约的选择因而是制度的选择。本章第二节可见，斯密分析的土地制度的发展是合约转变的发展，虽然前辈的分析与史实皆不对，但他的思想传统是经济学最高明的了。下笔为文我有时说“合约”(contract)，有时说“制度”(system)，基本上没有分别。牵涉一小撮人的“安排”(arrangement)我偏于说合约，牵涉多人则偏于说制度。这些是武断的取舍了。

经济解释脱离不了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基础假设，然后对需求定律（这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成本与竞争等概念要有足够的掌握。主要困难是在局限变化那方面，因为牵涉到的是真实世界的约束，需要考察，也需要懂得怎样简化。这些我解释过多次了。

起因难明的人为局限

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转到我们生存的社会，局限的复杂

性上升了无数倍。假设资源有着明确的权利界定，漠视交易费用，马歇尔的伟大传统教我们很多。引进交易费用不易处理，但不能不处理，《经济解释》写到这里大致上我处理得称意。知道局限的转变，要推断这转变导致的人的行为会跟着怎样变不是那么困难。困难是在于我们有时要推断或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为的局限会那样变。

资源稀缺是人类要面对的。从这些局限衍生出来的人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是另一些远为复杂的局限。后者包括产权制度、管制法规等，皆可作为合约或制度的安排看。因为制度或法规皆源于人的行为，是人的选择，为什么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是经济学需要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推断某管制法规或合约安排会带来什么效果，高明的经济学者可以处理得好。然而，要解释为什么管制法规或合约安排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往往困难！别的不说，单是问：为什么会有最低工资法规——即是问为什么要用最低工资管制着市场合约——是非常头痛的学问，远比问最低工资会带来怎么样的行为转变来得困难了。我说过，牵涉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我不是专家，可能是因为没有兴趣吧。

大致上，如果合约（包括管制）只牵涉到一小撮人，其中每个人有权参与或退出，解释为什么合约或制度或管制会是那样，虽然不易，今天的经济学还有可为。但如果牵涉到很多人——每个人不能不参与而参与后不能退出——又或者由一小撮人决定某些合约或制度而强加于其他人的安排，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局限或约束难于登天。牵涉到多人的合约或制度的转变，解释永远不易，而事前推断远比事后解释困难。前者我平生只推中过一次重要的：一九八一年我肯定

地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这是本章第六节的话题。

同学们要记住：解释合约或法例或制度的出现或转变我们不要管什么好什么不好。评论时事不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科学分析价值观是大忌。这就带到经济学常说的无效率这个话题。我解释过，那所谓无效率是指局限条件的指定不足，因而达不到有一般性的整体均衡。足以解释某些现象的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出现无效率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局限条件指定不足。如果所有局限都顾及——解释现象往往不需要——说无效率是逻辑欠通的。说社会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定义上人类自取灭亡也是这争取的结果。

旧文有得有失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发表《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发表前芝大同事 Z. Griliches 读稿后，认为该文会把经济学改变些什么。一九八七年此君访港，相聚时他说：“当年我说你写的合约选择会改变些什么，说对了，今天的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从该文发展起来的。”后来 S. Rosen 也这样说，而且认为我触发了合约分析的盛行。杨小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把我的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化作方程式而获奖——我知道，因为多年前我评审那方程式文章。还有的是，我在合约选择一文内提出卸责（shirking）的行为，可能是博弈理论卷土重来的导火线。

今天多年过去，自己怎么看一九六九的文章呢？我认为该文触发了行内对合约的兴趣是贡献，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该文提出的风险规避与卸责行为是败笔。我今天认为，解释合约的选择，专注于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转变

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不是说没有风险或卸责这些事，而是这些现象的转变在真实世界难以鉴定，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很困难。我解释过为什么我不再用“卸责”，这里说说风险吧。

言不成理的浅现象

当年我要解释的是一个浅现象：农地的租约有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二者农民与地主洽商选择。关键问题是，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是明显地高于固定租金。在佃农分成下，地主要久不久监察佃农的操作，要雇用专家估计每亩的产量，而收获分成时要防止佃农把部分收藏起来，也要防止被分得劣质的产品。佃农呢？要防止地主出术，选用一把斤两偏轻的秤。这些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屡有提及。固定租金可没这麻烦：如果以谷或米做固定租金，记载说地主主要重视够干。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明显地比固定租金的为高，为什么前者会被采用呢？

是大麻烦，因为言不成理：只有地主与农民两方面的简单洽商，你情我愿，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监管或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呢？我采用“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 这个当时流行的观念作解释。不是乐意的：我曾经三次拿开风险规避，但也三次放回去。何谓风险规避呢？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其一是在一个红包内有一千元现钞；其二是在一个灰包内可能有二千元现钞，也可能是废纸，机会绝对是一半一半。你选红包还是灰包呢？选红包，你就是个要规避风险的人。红包与灰包的价值应该一样，但为了规避风险选红不选灰，甚至五成机会有现钞的灰包里是略多于二千元你也选红包。这样看，虽然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较高，为了大家分担

风险，农民与地主同意采用分成合约。

分担风险逻辑困难

以分担风险（risk sharing）的需求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不是没有支持的。当年台湾的农业资料显示，种麦的收成方差（variance，即变异数）远比种米的为高，而中国大陆的资料显示，解放前的佃农分成合约种麦的比种米的普及。另一方面，当年的日本少用佃农分成，而该国的政府推行强迫性的农业购买收成保险。

我对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满意，有四个原因。其一，以收成量的方差来衡量风险，虽然行内惯于这样看，卻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方差预先知道，是否还有风险是问题。其二，以收成算方差，时间上怎样切可有很不相同的数据，何况所有农户皆轮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三，从一个人独占产品到两个人分成，个人的收入方差是下降了，可以看为分担风险。然 而，再增加人数个人的收入方差不会再下降。好比在股票市场，同一股票，人多人少其股价变动的方差风险不能分担，规避风险要用不同的股票组合。

其四，弗里德曼与J．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大文，也是以收入方差量度风险的，解释进赌场下注与购买保险可以是同一个人。这样看，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容易。记得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在蒙代尔的家酒会后，弗里德曼和我一起步行，他问为何会有佃农分成，我答：“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因为我用分担风险作解释，但我真的想不出其他方法。”过了两天，舒尔茨告诉我，因为我说了这句话，弗里德曼要芝大聘请我做助理教授。

同学要练习想象

那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牵涉到不少关于农地合约条款的选择，戴维德亲自走来对我说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自己今天重读，不满意卸责的提出与对风险规避的重视，但事实细节的处理与思考变化的表达还是感到有点自豪。在该文中，如下注事实想象推理的例子今天的同学要练习仿效。

解放前的中国，农业的固定租金合约有一种称“铁板租”，即是不管有什么天灾租地的农民也要交一个不能更改的租金。另一方面，有些固定租金合约中有减责条款（escape clause）。后者说明如果遇到大失收或饥荒情况，地主要依照本地的风俗，跟着风俗之见减租。有减责条款的固定租金当然略比铁板租的为高。不难想象，如果交易或风俗费用不考虑，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的减责条款，处理不同的“饥荒”层面，每层的固定租金的递减略为不同。是无聊的想象吗？不是的，因为佃农分成是等于有无数减责条款的合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想象倒转过来，以佃农分成为起点而加进减责条款，加到保护地主的尽头是铁板租，加到保护农民的尽头就是时间工资合约了。

减责条款要有风俗协助

一九三五年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上述的减责条款在百分之八十三的以交农产品实物为固定租金的合约找到，但以交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合约，减责条款的存在只有百分之六十三。这分别不难理解。农业普遍失收时，农产品的市价会上升，交出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农民受到这价升的保护会高

于要交出实物的，所以减责条款对交货币的没有对交实物的那么重要。

固定租金合约有加进减责条款的选择无疑会增加这种合约的采用。记得当年我调查亚洲不同地区的习惯，只有中国该减责条款常见。这条款的出现显然需要有一个悠久的文化风俗的支持。农民说是饥荒，地主说不是，吵起来法庭难作判断。这类争议不能由法律解决，但风俗可以。风俗说是饥荒，也会说是怎么样的可怜层面，农民减责每个不同层面应该减多少，风俗习惯的存在可以很快作出判断。不接受这风俗之见的地主或农户会遇到不容易再找到合作伙伴的困难。

报酬较高源于监管费用

尽管今天我放弃了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我不能否认，不肯定的预期收入，以或然率打了折扣后，会偏于比肯定的预期收入高一点。因为有或然率的存在，不会千篇一律，但昔日亚洲的农业资料显示着有这样的倾向。你说这多出来的一小点是风险报酬（risk premium）我很难跟你争论，但我可以用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来解释同样的现象。如此一来，以交易或讯息费用的转变作为风险高低的替代是高明的选择，因为可以避去上文提到的几点在逻辑上“风险”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以昔日亚洲的资料为例，地主的分成收入略比固定租金为高——不一定，但有这样的倾向。以交易费用作解释我们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地主有权选择固定租金合约，采用佃农分成他的监管费用会较高，所以算进收成的或然率之后地主期待的分成收入会略比固定租金为高。另一方面，佃农

分成合约的采用不需要引进风险规避，取而代之的是引进讯息费用。是的，因为关于未来天气等讯息费用不菲，甚至高不可攀，农业的性质使议定合约时难以知道收成时的产量。分成合约可以解决这个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不知量的困扰。

不知量解释分成

在卷四分析公司性质时，我支持科斯之见，说市场的不知价促成公司组织的出现。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分成合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参与的人不知收成时产品的量。我想到这方面的讯息问题，是源于美国的庞大购物中心或大商场的处理。由一家机构持有股权，一个购物中心或商场把多个铺位租出去，通常一律采用分成合约，出售不同物品或服务的商店有不同的分成率，而招徕其众的名牌宝号需要付出的分成率很低。食肆、大小不一的物品商店等，同类的分成率通常一样，但不同类的有不同分成率。一般是有一个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各店不同但固定，然后各店再加一个分成租金，行业不同分成率不同。美国税制的法例协助商场以分成合约处理。今天在香港及内地的百货商场也有采用类似的分成安排，但恐怕租客骗要求由一个集中的部门收费，不像美国那么普及。

我认为因为讯息费用不菲，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不同商店的销售量难以事前知道，采用基本租金加分成是远为容易达成租约协议的。随意的观察，是通过分成合约的商店，关闭转换租客的频密度是远比固定租金的为低。因为有分成协议，业主有权查核各店的销售量，从而考虑是否要调整基本租金或分成率。

来去纵横数十年

结论是明显的。讯息费用属交易费用。采用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来解释合约的选择或机构的组织永远比风险规避或卸责行为容易得到可以验证的假说。这是因为在观察上交易费用的转变可以鉴定，而量度这转变不需要用基数——用序数排列高低足够。不是很容易地推出验证假说，但可以做到：无论座位票价、捆绑销售、玉器市场、讨价还价、全线逼销、换油合约、价格分歧、隔离收费，等等，几卷《经济解释》处理过的不下数十项，而有趣定律的发现——源于交易费用的——不下两掌之数。这些是老人家在一门学问上来去纵横数十年的收获了。方法一律相同：考察交易费用的转变，找寻现象或行为的规律，然后以序数排列而求选择。

第六节：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结构

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笑）。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移除。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中国》）。二〇一二年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茨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

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 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 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 变，而走回头路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 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 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 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 产的经济相同。

其后我再补充：

我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 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而世 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我不会极端到推 断中国的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资源——那些政府在相对上 容易维护垄断的行业——会有一天改作私营。但我见到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 地。

是的，要不是当年那么多的大师反对，我可能写得更为 详尽，预先把好些中国改革的细节写出来。

私产定义与改制解释

在《中国》小册中我提出的私人财产的定义，基本上源 于自己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结构》，包括使用权、收入享 受权与转让权。私人所有权是不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中期

我建议中国的承包制要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所有权保留为国有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中国》小册再版时，在补加的后记中我说农业的承包制已经走上了私人财产的路。

产权结构是合约安排。我指出过，要解释产权结构的转变或选择一般远比解释有了产权结构的合约选择困难，而事前推断产权结构的转变比事后解释更困难了。不管舒尔茨怎样说，经济学不能否认，产权结构的转变是人为的选择结果，只是牵涉到多人选择，意见不同，有些自愿有些强迫，加上要在事前推断其变，其困难程度不容易夸张。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的推断，牵涉到无数的人，有些自愿有些强迫。这种人类历史大事我平生只有机会推过这一次，命中率一百分。不是猜中，而是当时中国的局限开始转变明确，加上时来运到，我想出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当时不认为怎么样，但今天回顾该理论的结构实在好。

广州之行大有收获

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得到姊姊与朋友的招待，三天内我学得很多，其中两项观察是我后来推断中国去向的基础。第一项是我察觉到，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䝍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

边去。

广州之行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姑姊的亲属及朋友皆整天忙于搞关系，走后门，为的只是要买两只鸡蛋之类的琐事。今天的同学可能不相信，但当年的实情确如是。这使我想到当时的中国，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一定高得离奇，而只要这百分比能下降一小点，国民收入一定飙升。我的判断是这高得离奇的交易费用需要资产的权利结构有所改变才会下降，而这改变必会带来的收入急速上升对需要的改革会有大助。

帕累托的延伸与科斯的失误

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中国》小册后，我对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某些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是容易的。他们又笑我发神经。蠢到死，有什么可笑呢？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一九八四年，珠三角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改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为重心。在基础上我提出三点。一、交易费用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这点一九七四年我提出过。二、如果所有局限条件皆顾及，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满足，没有无效率这回事。这点一九七四年也提出过。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市场，也不需要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这是说，科斯定律一方面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另一方面假设资产有清楚的权利界定，是重复了，逻辑上有失误。这点是新的，科斯后来同意，一九九一年阿

罗也向我表示同意。在这三点的约束下，中国改革前民不聊生的日子满足帕累托，改革开放被处理为起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出现了转变，资产权利的结构转变与市场的兴起也是朝着帕累托指定的方向走。

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看

跟着的理论发展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门别类，在观察上看到每类怎样变，推断会跟着怎样再变，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不变，整个理论的结构就变得完整了。市场活动的涌现与经济的急升是无可避免的效果。

我以两层分类，都简单。第一层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这些是今天老生常谈的在现实社会中的非生产费用，更清楚是看为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不会存在的费用。其二是改制费用：从一种产权结构转到另一种的费用——当年我的主要考虑是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这第一层的分类有三个明显的含意，皆按着帕累托的思维推理。一、如果改制费用是零，运作费用最低的制度会被采用。二、如果改制费用不是零，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可能不被采用，而改制费用愈高现存的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愈会受到保护。三、如果另一种制度是有着较低的运作费用，这制度的采用要基于改制费用低于改制后的制度运作费用的节省。

第二层分类是破案关键

上述三点是近于套套逻辑的思维，说了近于没有说。当

年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到在交易费用的处理上再加一层分类，一个完整可用的理论冒出来了。这第二层分类是把改制费用分为讯息费用与抗拒费用两种。前者是要知道其他制度怎样运作及效果如何的讯息费用；后者是要说服或强迫那些认为改制会受到损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大有权力的在以等级排列权利中的优胜者。

看似简单，其实也简单，这第二层的分类当时让我看得清楚：一九八一年中国的改制费用正在急速下降，其原因使我肯定不会回头上升。最明显是讯息费用的下降。当时邓小平说要把大门打开，让外问的讯息进来。我的意识是邓老不会言而无信，但朋友认为他曾经三落三上，再落而使大门再关的机会存在。然而，我见到香港的市场运作的讯息像狂潮那样涌进了内地，讯息的大门怎还可以再紧密地封闭呢？还有两件琐事使我坚信讯息的通道不能再封。其中一是 一九八〇年我成功地把在内地的两个姊姊的两个女儿弄到美国去求学。我可以，其他人也可以，一下子有几千个内地的青年到了美国。这些青年一律是高干子弟！其二是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中语文章，内里提到的“交易费用”一词在内地不胫而走。我因而在《中国》小册内提到：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是交易费用的专家！

政治天赋价值下降

至于得益分子或干部的抗拒带来的改制费用，我认为一九八一年也开始急速下降。这方面的证据远没有讯息费用下降那么清楚。我在《中国》小册内提出好些间接的证据，同学要找该作细读（或读我的《英语论文选》的第二十二章）。这些包括改革初期国民收入的急升会削弱抗拒改革的

意识。但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等级权利的准则是明显地改变了：邓小平复出之前等级的维护重视“思想正确”的政治意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朋友一律开始上交易费用的课。我在小册内写道：

作为竞争的主要规则，政治的服从开始下降。有三种效果。其一，因为思想教条的强迫力急速下降，干部要维护他们的现状的费用是上升了。其二，这些费用上升带来的效果是政治天赋的价值下降。其三，这些准则的转变使干部的竞争优势出现了疑问。

夸张例子是老人家当年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见到混乱的珠三角的好些地区的经济上升得急，也见到一些企业以合同工取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同意的声浪不绝于耳。外人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一个很完整的理论。事实上，《中国》那小册很少人读，而读过的师级人马近于一律不同意。我很想知道这些反对的大师们——可惜还健在的只有一个——今天会怎样想。

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上文提出的牵涉到无数人的改制理论有一般性：该理论

的结构简单清楚，加进足够细节的补充会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处理当年舒尔茨认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染指的制度转变的整个话题。当然不容易，䁖眼看不可能，但当时中国提供的现象来得那么夸张，把很多通常难以观察的细节放得很大，让我看得清楚。这是运情。我适逢其会，而从师友学得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加上自己多年的改进，刚好用得着。

第七节：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

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推敲中国的去向时，我知道“包产到户”开始在内地的农村兴起，看来重要，但混乱，转变频密，不是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中国要到一九八三年在农业兴起的“包干到户”才在承包合约上有明确的眉目。“干”是指三项政府征收，固定的，一般看为税，我认为是租，而包干合约的转让出现，称“转包”——后者称呼今天还存在。

改约转制通道绝佳

非常感谢港大同事蔡俊华。他把自己收集多年的关于中国农业的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资料全部给我参考，让我只用两个星期写好《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信报》发表。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一九八一年推断的中国去向是推对了。

早在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看到一本五十年代的关于中国合约法律的书，奇怪没有私人财产的国家会有合约法律。当时跟施蒂格勒与德姆塞茨提到该书，他们认为可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场。我见该书很厚，认为没有用场不会花那么多的笔墨写出来。蔡俊华提供的资料证实合约在那时已存

在。其含意重要：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从修改合约这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协助顶级调查失败 一九八五年，查济民先生给港大提供一些研究金，让我雇用由深圳政府选出来的三位青年做助手，调查中国的工业承包合约。不可能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要求任何合约样本与企业资料，凡求必有。天下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会这样协助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一败涂地，因为我拿到的工业承包合约频频变换。那是改革发展的初期，政府上头与工厂下头争论频密，没有定案，而学者是不应该参与这些争论的。这个时期我的中国研究可没有交白卷：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出版《再论中国》，据说是当时最多北京朋友阅读的外地经济书——该书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各被北京当局翻印了两千本，指明是内部阅读的。

一九八四年我知道内地的工业有“层层承包”这回事，不以为奇，属外间的判上判安排（称subcontract），当时的香港及美国皆普及。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朋友安排我到那里 的首都钢铁厂的宿舍住了几天，考察他们的工业承包，没有收获；跟着他们带我跑杭州，跑温州，也没有收获。是说研究上没有，但认识的干部朋友为国家的拼搏使我知道当时外间的负面评论一律有偏见。

工业承包柳暗花明 今天回顾，工业承包从来没有在中国成功过。跟农业承包相比，工业有两项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一是工厂属国家，

其中的厂房、工具、机械设备等需要维修保养，也需要久不久增加投资，要哪方出钱呢？还有，产品、工具甚至机械皆可给工人偷去，要谁负责呢？农业没有这些困难，属国家的主要是土地，而农户的成员是一家人，只要承包合约年期够长，再投资是农户的事。是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再投资或维修保养的钱，在工业承包下政府与厂方常有争议，近于无从解决。

其二，除了有政府维护着垄断权利的，当时的国企工厂一律亏缺。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工厂的工具、机械等折旧折到零，而又因为国家职工不容易解散，有些工厂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我当时建议国企工厂实行股份化，把股份赠送给员工。也难成事，因为股份化要有钱赚，有收入，才有可为。后来股份化成功地在某些有收入的国企推出，但主要是靠政府维护某程度的垄断。是的，九十年代中国国营的亏缺工厂的困难，不是需要再投资——没有谁要挽救无可救药的工厂——而是厂内的工人一律是国家职工，不补偿不能解散。当时北京补贴这些工厂，叫苦叫出声来。

柳暗花明，二〇〇〇年中国通缩终结，地价上升。这上升是挽救亏缺国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协助关门，因为地价够高容易补偿国家职工退役。尤其是昔日的旧厂通常建在城市热闹地带，只要政府容许改用途，投资买厂可以把工厂转到郊区去。偷龙转凤，长沙是有名的例子。买厂其实是买地，不难找到投资的人。其实为地而买厂的投资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跟着的地价下跌使下了注的损手。另一方面，补偿解散职工没有政府出手不易达成协议。

地区干部是地主吗？

八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承包责任制伸展到地方政府的运作去，也听到地方政府与北京上头在财政上常有争议。不认为学者要跟进。九十年代中期我听到工业的层层承包被引用到大大小面不同的地区去，今天回顾当时应该跟进，但没有。

重要的发现是一九九七年。该年到昆山去为家族的一间在香港亏蚀的小厂找地盘，遇到不同地区干部“争客”，情况的激烈我前所未见。当时中国的地区竞争大家早有所闻，而地区竞争不是中国独有。但昆山之行我的感受很特别：只要投资者考虑下注，什么条件皆可商量，级别不同的干部说同样的话，而投资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不出几天一定有答复。干部仿佛是“地主”，怎么可能呢？

我要到二〇〇四年初才知道，地区干部果然是地主！证据是土地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晰地落在县政府的手上，而土地的收入权益是有着明确的地区层面的界定。是分成制，每层的分成率有别，是层层分成。土地的所有权还属国家，但这对土地的使用效率毫无影响——英国的经验如是，香港的经验也如是。

没有业权的竞争对发展无足轻重

虽然行内朋友认为我的英语文字清楚，他们有时误解了我。二〇〇八年为科斯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下称《中国制度》），详细地分析县际竞争，不少行内朋友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举世皆然，有什么奇怪了？他们提出英年早逝的Charles Tiebout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关于美国不同地区的互相

竞争与财政问题那篇大名文章，以为我不知道。Tiebout 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该校的研究生，当然知道。关键问题是：参与竞争的人有或没有跟竞争有关的业权是两回事。我开一间小食店，业权是我的，要跟隔邻的小食店竞争；你是我的朋友，为我的店子打气、拉客，不可能跟店子是你的那么卖力！

本来我不要回应行内一些朋友的质疑：地区竞争到处都有，所以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但最近读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其中提到我说的县际竞争，说不同的地区层面也有竞争。科斯与王宁没有错，但他们看不到我要说的重点：竞争者没有业权，这竞争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无足轻重！

权利界定地区清晰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是这样说的：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多加了一层竞争是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文中我没有说县政府是土地的业主，为恐引起无谓的争议，但从使用权、转让权（即议定及授予土地使用的权力）及收入权来看，县政府的权利界定皆清楚。这些跟作为土地的业主是没有分别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楚，不用再说。要说的是土地收入的权利界定，主要是投资者、县政府与上头市政府这三者之间。全部是以分成合约处理。我的调查止于二〇〇七年，之后没有跟进。至于市与省、省与中央政府的分成我也没有调查，但这层层分成显然存在。

收入分成有方程式

只谈工业用地，因为变化最多，也最有趣。中国的工业用地不少是从农地改过来的，新的全部皆是。二〇〇七年，县政府收地补偿与改建约人民币十多万一亩，档次不俗，一般水平高于美国。改进了的工业用地可以由县政府卖出去也可以送出去，弹性高，主要看投资设厂的人会给县的整体带来什么利益，包括经济学说的外部性考虞。如果卖地有价，县的分成通常超过地价的一半，余下的交上层。不同地区的县有不同的卖地分成率。

引进投资县干部有奖金，可以看作经纪佣金，不同地区的百分率不同，而这百分率一般是早期高于后期的。分成奖金是按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资金打进了银行才算。说不得笑，我知道在某黄金地区的黄金时期，一个招徕有道的干部累积了几个亿人民币奖金。

最重要的县收入是增值税，即是工业产品扣除原料成本的所值而抽的一个百分率，一九九四年初起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这百分之十七的增值分成率，县所得是其中的四分

之一，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后者分成率也是全国划一的。

租与税的分别重要

这就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二〇一三年北京提出把增值税扩展的性质我没有跟进，但我调查县际竞争时发现，中国工业的增值税明显是租，不是税。在卷四第四章第二节我分析了租与税的分别，主要有三点。一、租金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使用权利的转让来收取的，例如厂房或土地——税没有资产转让的指定。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税没有这个选择。三、租是凡使用有关资产就要交，不管有没有钱赚。

这里含意着的是一个尴尬的问题。经济学者历来反对抽高税，可没有反对收高租。斯密当年落笔打三更，把佃农分成收的租作为政府抽税看。我今天认为，那些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点糊涂。使用资源，不管业主是谁，不交租是缺少了通过市场引导资源的使用，虽然你称租为税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经济效率的资源使用不一定要通过市场，但如果选择市场的引导，租值极大化是效率极大化。至于资源使用者交出去的租（或税）会怎样花是另一回事。

商场比喻与地价调校

上文提出的租与税的分别重要，因为前者是直接地联系着资源的使用，其升或降是资源使用效率的量度。通过增值税的分成处理，加上县与上头的层层分成，无效率的资源使用所有的人都会受损。所有的人因而关注着县干部选择的投

资者会带来什么贡献。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提到，中国的县可以作为企业看，而适合的比喻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租用商场的客户可以比喻为县的投资者。商场收的基本固定租金可以看为县收的地价，而商场收的分成租金可以比喻为增值税。商场的大业主选租客（县干部选投资者），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县也如是），而有号召力的租客（投资者），商场（县）会给予不少优惠条件。二〇〇六年底中国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互相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在《佃农理论》提及，佃农分成地主要监督农民的操作，因为产出愈少地主的分成收入愈低。县干部对投资者的操作关心也如是，提供协助的意向也因为分成而增加了。二〇〇四年底，以佃农分成的思维解释中国的县际竞争时，一个难题困扰了我几个月。佃农的分成率变化多，但中国的增值税（分成也）却是全国一致为百分之十七，怎可以有效率呢？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起做研究生时读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使我想到县政府可以在地价上做调整。跟着的考察不仅知道不同的投资者付出的地价变化大，而且遇到上佳的投资者县政府可以把改进了的土地免费送出去。我也知道一些上选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几年退还增值税的待遇。

　　　　经济解释的威力

　推断与解释有事前或事后之分，理论可以一样、处理方法不一定相同。事前抑或事后比较困难要看面对的问题了。一九六七年写《佃农理论》时我没有合约样本在手，但推断佃农合约会指定农户的非土地要素投入。一九六八年在芝大

找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证实我一年前的推断。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七年考察中国的县际竞争，我从干部朋友中获得几份他们跟投资者签订的合约样本，县提供的土地与投资者的非土地投入的指定，跟当年在芝大见到的佃农合约一样。属分成合约，只是增值税率（即分成率）全国划一，不需要提及。土地与非土地投入的指定支持着增值税是租而不是税之见——二〇一三年增值税的扩展有没有改变了性质我没有跟进。

苹果会掉到地上吗？昔日牛顿说会，提出了解释。这是科学。分成合约会指定双方的投入吗？当年我说会，提出了解释，推断的准确性跟牛顿推断苹果下跌一样。这也是科学。科学解释有时简单，有时复杂，有时湛深，有时简单却湛深。追求真理是一种乐趣，往往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结语

一九六七年写好《佃农理论》的论文，二〇〇七年写好《中国制度》的初稿，相隔刚好四十年。要是当年我没有解通佃农分成之谜，四十年后我不可能解通那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特别而又重要的中国制度的经济密码。当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解开了佃农分成之谜，但中国的经济制度我要花上三年才破案。后者，不少内地朋友给我提供一手资料，我由衷感激。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这些朋友的贡献不可或缺。

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

重视这制度，没有恶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〇〇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而且是百鸟归巢地抄。中国人一般聪明，该合同法他们凭自己的智商想不出来！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说得清楚，因为二〇〇八年初引进新《劳动合同法》，中国的神奇改革带来的经济急速增长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

附录一：从重庆的发展说财富累积

（按：经济增长理论与财富累积理论是经济学的两个大难题。我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后者我提出“仓库理论”作了处理，前者我在回应复旦的张军教授时提供了大概的可取分析。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我飞重庆，黄奇帆市长给我介绍那里经济发展，其后写下本文，九月十一日发表。略作删改后放在这里作为附录，提供着关于经济增长与财富累积这其实是相同的两方面分析。）

黄奇帆以经济实践的本领知名神州，用不着我介绍了。有些朋友说这些日子重庆的经济发展是向左走，要回复到狭视市场的计划经济那些旧日子去。这说法不对。我曾经是美国两家高举自由经济的少林寺的学徒，整个二十世纪高举自由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全都认识，对他们的思想了如指掌。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策划，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政府取代市场可以做得更有效率的。

我比前辈市场大师胜出的地方，是跟踪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三十多年，即是比他们多见了一个世界。这是胜出很多。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如哥哥与弟弟，认为我的经济学自成一

家，永远维护。他知道我不反对国“有”，但认为国“营”无效率；他也知道我不计较是国企还是私企，认为要点是国企的股权大部分要卖出去，好叫股民有权把股价活得七零八落。我不反对好些项目由政府策划甚至动工，认为某些事项政府处理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但到了某一点政府要交出去给市场。在分析县际竞争的制度中，我指出干部们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项目要给市场处理，而一个政府项目发展到哪一点政府要脱手他们很清楚。不要忘记，中国改革之初所有土地是国家拥有的，政府要把使用权交出去，怎可以不预先策划呢？困难是一些庞大项目，例如兴建机场、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是脱离了县际或地区竞争的范畴，需要由北京上头主导，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从无到有的财富累积

回顾改革发展之初，中国有的是什么呢？一是土地（包括地下不足以炫耀的矿物），二是人力（包括不少大可炫耀的聪明人）。除了这些中国一穷二白——绝对是，穷得今天的年轻同学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局限下，中国怎样搞出今天举世瞩然的经济奇迹呢？重要的制度改革不论，答案是中国提供土地与劳力，引进资金与科技知识，从而搞起土地与劳力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上升带来土地与劳力的价值上升，而这些价值的上升就是财富累积的上升了。

看似简单，这发展没有政府的主导难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征用或地役权的执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征用要通过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征用一小块要三几年，庞大的项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结果。

其二是抛砖引玉，即是以土地购买外部效应。我曾经提及美国加州南部一所大学分校，由一个私人地主免费提供庞大的上佳土地，加大分校建成后，该地主因为大学的存在，他还拥有的在邻近的土地之价急升，发了达。这种私人从事的抛砖引玉是个别性的，很少见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廉价或免费提供土地，希望引进外部效应的行为常见，而在过程中不少土地因为抛了出去，变作私人财产。这里要注意。抛砖引玉不一定容易。政府廉价或免费把土地送出去，能换取可观的增值税收是很不错的成绩，但能否带起其他地价则还有问号。抛出去的土地是砖头，劳力与其他土地的升值要高于砖头的成本才算是玉。从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整体看，引来的玉相当可观，也即是说财富的累积相当可观了。

其三是政府可以协助减低生产的成本。这样说，传统的经济分析不会同意，因为减低成本历来是企业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预”一般只会提升生产成本。问题是，在真实世界有不少不同企业可以共同减低成本的设施，因为企业之间的洽商（交易）费用过高而办不到，但政府可以。

重庆电子工业发展的实例

写到这里我要先说黄奇帆向我详加解释的重庆的电子产品行业的迅速发展。选择电子工业可不是黄市长的发明：我调查过的工业地区没有一处的领导人不梦寐以求地希望引进这项所谓无烟工业，但谈何容易哉？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

说再过两年这件数量会达地球的三分之一。

目前看，电子工业是在重庆发展起来了。我认为还要多看几年才作得准。当然要抛砖引玉，而在砖头中的工人宿舍、康乐设施等皆搞得有声有色。但最重要还是政府协助减低生产与销售成本。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打通了古时的丝绸之路：火车开到欧洲去，由中国跟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用不着逐国清关。从中国沿海船运到欧洲三十三天，从重庆火车走新丝绸之路十四天，节省了十九天，货物所值的利息节省市长算得详细。其二是重庆一口气引进了六百多家电子产品的零件制造商。魅力如斯，老人家壮年之际恐怕斗不过。

现在让我转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话题传统经济学的处理一律失败。两年前我推出的“仓库理论”是重要的突破。我指出，如果财富累积的一般理论不包括着一些本身毫无产出收入的“仓库”——例如收藏品——不可能找到理论上的均衡。土地与人的脑子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但有产出的收入，其市值为何财富所值也为何，是由收入的预期以利率折现决定的。不是那么容易：凡是牵涉到“预期”经济学都头痛。

土地价值起自何因

让我先从土地财富那方面说重庆。重庆人口三千三百万，土地面积是香港（包括离岛）的八十倍。高低不平的山地多，但一般可以用。山地不宜用于农业或工业，但住宅用途有其优胜之处：虽然开发的费用比较高，但景观可取，加上有两江相接，重庆是不乏有美景的楼宇的。

先假设土地一律平坦，无限多，地点优势一样，全部私人拥有，随意兴建。这样，土地因为无限多其价值是零，建筑物之价只反映着建筑成本。但如果地主们通过市场的指引联手策划，或政府策划整体设计，原则上无限的相同土地会有价。这是因为聚居的安排可以节省多种费用。有两点要注意。一、能达到总值最高的土地使用策划，土地要空置着很大的一部分作为公园、畜牧等用途——土地的总值因而可能与需求弹性系数无关。二、土地的价值提升，初时会导致人力资产之价上升，但到某一点会减低人力或脑子资产的价值。社会要争取财富累积的极大化，是要考虑所有资产的总值的。当然不容易，但在边际上的这里要加那里要减，跟内地的干部朋友倾谈中感觉他们考虑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需要这样做。

如果土地高低不平，地点的比较优势变化多，那么李嘉图的级差租值思维用得着。即是说，土地无限，优劣有别的分析跟土地有限的差不多，只是略为复杂。跟这里有关的问题是：土地优劣有别，靠通过市场的处理策划交易费用会比较高，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市场的处理容易出现混乱的秩序。我们可以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业区发展作比较。前者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快；后者起于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得更快。但后者因为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由地方政府策划，远为有秩序，效果是不仅园地远为可观，引来的名牌外资无数，地价也高出不少。以土地所值衡量财富累积，长三角胜。

重庆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大约起于二〇〇二年。约六年后就满是高楼大厦。二〇〇九年我认为那里的楼价很相宜，

但今天从几个朋友的经验看，三年来重庆的楼价大约升了一倍。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个别例子，但打个五折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是的，今天在重庆，一幅上佳的大地盘招标，动不动数十亿人民币。比起香港或上海等地当然不怎么样，但恐龙老兄地下有知应该笑出声来。数十亿可以建造六条跨江大桥，不能不说是很好用了。

重庆的地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无疑是抛砖引玉的结果，虽然我们无从估计上文提到的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帮助了多少，从时间上的吻合看肯定有助。

财富累散要慎重处理

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老生常谈的财富既可速来也可急散。房地产之价暴跌不是罕有的现象。因为借贷急升导致房地产之价急升，然后暴跌，是灾难性的麻烦。这情况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国出现，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浅学问，这里不谈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重庆的楼价会大跌，但认为这机会不是零——市场发神经非罕有，而大跌不需要发神经。黄市长显然对楼价的变动很敏感。他满肚数字，满脑计谋，以自己想出来的各种数字比率衡量着楼价。然而，市场牵涉到多种不同的预期，看着各种数字比率比不看好，但因为预期的变动难以捉摸，数字的规律指引常有问号。

我自己对重庆楼价的兴趣，是忽然的——忽然想到重庆的例子填补了一个我想了多年的关于财富累积的理论难题。是这样 的。十年来重庆的高楼大厦建造得多而快，而随意的

观察，今天那里的楼房的空置率相当高。有高的空置率，楼价下跌起来会较为大幅及较快，因为持着空置楼房的业主比没有空置的倾向于出售，而出售空置的会较为方便。重要而又有趣的问题来了。楼房空置率上升有两个相反的含意。其一是经济不景，楼房空置是资产的失业。其二是经济前景大好，市场的需求预期促成未雨绸缪，空置因而出现。后者好比上海浦东几年前，商业楼宇的空置与楼价一起急升。是的，没有可观的楼房空置，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近乎不可能，我们因而要让楼市走快一步作供应的准备。

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楼房不是什么收藏品，其价要靠租金的收入或业主自用的租值。如果租金或租值永远是零，楼价会是零。但这租金或租值是预期的，楼价于是成为市场预期的年金租值（anticipated annuity）除以市场利率。这是天才费雪提出的，用诸四海而皆准。困难是这预期不仅难以估计，且往往容易变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变动。

把预期的复杂性提升吧。今天我购买楼房，预期空置三年，三年后才用。今天算年金收入是以三年后的预期租值算出来的（方程式本科同学应该知道）。这年金收入的折现高于楼价，我会考虑今天购买。购买了，三年过去，我的计划有变，决定再等三年。这样，过去三年的利息或租值的损失是历史支出，不是成本，这三年的租值输清光不会影响我对前景的看法，因而不会影响楼市之价。换言之，昨日之日不可留，预期只限于向前看。

但情况可以倒转过来。今天我购入楼房，搬了进去自己用，认为年金收入的折现可取。但过了几天我的预期改变了，认为一年后楼价会较低，我可能考虑今天先卖出去，租

用其他的。

重庆的楼宇建造得快，经济发展得快，市场的预期变动带来的效果可以很夸张。经济学者是没有什么可以教黄市长的。我只能说政府提供的讯息要中肯，大好形势要淡然处之。这不困难。困难是市场的波动难以掌握。政府只能希望市场对楼市的预期持续地向上——不要夸张地向上，但要向上。这是因为一旦市场对楼市向下看，发展商与投资者皆会采取防守策略，多种麻烦会出现——交易费用的存在使然也。

附录二：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

（按：二○○八年初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提升了市场运作的交易费用，经济的活力开始转弱，我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解释该法对经济的祸害，皆如石沉大海。二○一六年的春天我见中国改革带来的骄人经济发展的大势已去，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提出如下十一项挽救建议，也遭漠视。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会惋惜这漠视，也会同意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是可以协助经济发展的。）

引言：朱镕基时期前车可鉴

大家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国的经济开放转到长三角那边去。长三角的大事改革起于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迈起步十多年。然而，约七年后的二○○○年，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也发展得快的珠三角。这是不容易相信的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发生了。当时掌管经济的朱镕基先生，每年都说增长率保八。

他错，我的估计是每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八。证据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长率当时是明显地高于八，但在七八年间竟然被长三角超越。其二，劳工的人均收入，从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其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出现，几年间四个工作年龄的农民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当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却变为高估。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期间采用的指标制度，这里那里今天还存在。不达标没有奖金，地方干部要怎么办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二十五。该年五月人民币兑港元的黑市汇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一篇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章，指出众说纷纭的建议——约束人民币的货币量——没有用处，因为当时的通胀是高于子弟凭他们的借贷权力搞起来的。贪污远比今天严重。我那篇文章力陈权力借贷一定要铲除。我也建议当时的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不从事任何借贷或商业活动。

朱镕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他当时的言论跟我的《权力》一文说的大有雷同之处，但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学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币的通胀率从百分点二十五下降为零，跟着是百分点四左右的通缩。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一个月后几位北京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他们对国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悲观，但在研讨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灵机一触，我解通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密码。为恐增加市场的波动，没有说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把人民币勾着美元，

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钩。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大约十年前，我把这个简单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跟一位央行朋友说了。他拍案叫绝，说他们当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原因。实际上，所有西方的专家对该风暴的分析一律胡说。

跟我这次讲话有重要关系的，是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基于今日，但经济增长率却冠于人类历史。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也是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当年中国的经济飙升，今天我们却遇上困境呢？

应该是几个原因的合并吧。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难得一见。不仅没有谁管什么最低工资，雇主解雇一个月通知，员工辞职立刻可以；产品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还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国打进了世贸——这点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帮了一个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利用卖地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改制为民营。

最重要是第六点：一九九四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二〇〇五年，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

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批评是狂言。做学问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怎么胡说呢？一九九七年，我为父亲研发出来的抛光蜡到昆山一带找工厂用地，是小额投资，遇到不同地区干部抢生意，其激烈使我大开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于是咬定县是地区激烈竞争的主角。到四年后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这竞争制度的密码。详细的解释可见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九十年代那么严重，但上述的六点弹性调整我们今天是没有了，是以为难！下面的十一项建议要是能一起推行，应可拆解。

十一项建议

今天我要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如下：

（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缔或替代。此法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因为此法，二〇〇八年我说清楚，中国的成功改革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年。我发表过十一篇文章，大声疾呼，力陈该法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从强变弱的转捩点，皆如石沉大海。不久前楼继伟先生说该法要修改。这不对，该法要撤销，或以私订合约替代，不要改。

我研究经济超过半个世纪，被西方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该洋洋九十八条的劳动合同法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百鸟归巢，乱抄一通，合同或合约的用途何在他们没有考虑过，是悲剧。我们要知道劳动力或生产要素合约是一种产品市场合约的替代，用以协助谋取分工合作可以带来的巨利。

该合同法大幅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法院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一般不会推到法庭那么高，以小款和解常见。当然，该劳动法对从事高档产品的大机构为祸较少，但高档的发展不能没有低档次的在下面支持。

我的建议，是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二）不要让社保毁灭中国的文化。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我的阐释，是论孝可以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历久犹新。听说有一位海归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论孝。此君读得太多番书尚属难怪，连交易费用也没有听过却奇哉怪也。

还有一事。在西方，社保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一般远低于市场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原因何在不好说。撤销社工资会增加，让受雇者自己储蓄与投资是正着。

我最担心的，是连“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国孝道文化，有朝一日会灰飞烟灭，被从西方引进的社保不革而掉！社会的交易费用因而提升，天伦之乐变为陈迹。这是严重问题。文化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来，如果中国的孝道因为引进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续下去一定会消失——在今天的世界，会一去不返。那是谁的责任？我在这里勒碑志之！

（三）要让内地市场保护文物。这几年我为见到中国的出土文物在国外的拍卖市场大量涌现而感到心痛。不是不喜欢见到老外欣赏中国的文化，而是知道文物的大量外流是因为北京不容许这些文物在自己的市场成交。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的行为，但公有的土地是无从禁止的。传说文物出口不难，因为海关人员分不开真赝真假——事实上假货不少。容许出土文物在内地市场成交会鼓励这些文物留在中国。这也会鼓励盗墓。但土地公有是一个大麻烦，无从拆解。

这些年北京重视——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是好事。源于地下市场，今天内地有很多民营博物馆展出不少出土文物。想来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要鼓励这些文物多留在国内，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能比得上放开内地的文物市场，让市价挽留。再者，喜欢研究或欣赏中国文化的人，拿着一些实物在手观摩是远胜到博物馆隔着玻璃看。

（四）灰色地带要谨慎处理。说起中国的文化，宴客与送礼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远比西方来得夸张。想想吧，跟美国的朋友一起到餐馆进膳，结账不仅各自付钱，就是小账

也分得一清二楚。中国呢？我见过互争付账而打起来！过年过节的红包与送礼的惯惯不仅老外闻所未闻，就是香港人也没有那样夸张。

目前的问题是因为肃贪，北京大事约束送礼与宴客的行为。我曾经提出在县际竞争的制度下，地方干部与投资者是合伙人，送礼与饮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宴客与送礼（尤其是后者）属贪污行为，而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可以收窄一点。

（五）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我曾经花了四年研究，写过一本小书解释了。目前的一个重要麻烦，是作为奖金最重要的源头——空置的土地——今天是愈来愈少了。给干部们大幅加薪是走新加坡与香港的路，中国目前办不到，就是办得到也不会有奖金制那样有活力。北京应该不难想出其他增发奖金的方法。

这里我也建议北京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的城市皆以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这不是浅学问，源于英国，伺的是要划分清楚城市与上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于处理公务，不做生意，虽然在法人与法律的规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县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这里我建议试行中西合璧，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的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

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只要他们管理得宜，市与省上头有合理的税收，就放他们一马。

（六）让医生挂牌会牵一发动全身。尽管不少朋友向我们投诉，但比起西方，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那么差。然而，明显地，那常见的，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何况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用不着跑到医院那么夸张。

我建议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会大幅减少医院的挤迫。原则上，理论说，一般的小病，私营的收费是医院的收费加轮取挂号的麻烦所值。这样一来，同样的政府资助，公立医院的医生与护士会因为人手减少了而加薪，红包的需要就减少了。这也是说，同样的政府资助，排队挂号的时间浪费的所值会转到医院的医生及护士的收入那边去。

医药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要记着，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我认识一位朋友被医坏了，打起官司，胜诉，所获赔偿八成归律师。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是算进了医生的收费中，即是由病人支付。另一方面，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时见死不救。病救，但约束药物与疗法，见病危不救。这样的文化中国人不容易接受。

（七）人民币下错重要。我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解释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错，这里不再

说。要再说的是下这样一个稳定、保值之锚，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锚，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是在无错制度下我的深交弗里德曼的发明，闰褒机会不少，而弗老认为做得最好的格林斯潘也闰大祸收场。日本的货币政策失误，一闰就祸害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到今天也不能翻身。

两年前听到央行要让人民币的利率自由浮动，但在无错的货币下，这是办不到的。跟着就是央行频频调校利率与货币量，这些是货币政策。香港采用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一位爵士提出的钞票局制度。这制度不能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利率要跟着它勾着的美元走，货币量的变动也是被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容易采用钞票局这个制度，而即使可以采用，也会被勾着的货币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即是利率要跟着人家变动而变动。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是一个货币独立的制度，但跟香港的钞票局制度一样，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政策要放弃。

把人民币推出国际重要，因为可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美元、欧元、英镑等也在国际上争生意。二战前英镑雄视天下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国的主要原因。中国不要操控他国，但有巨利可图的人民币生意是要做的：放一元人民币出去，不打回头是赚了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

在国际上做货币生意，跟其他生意一样，大家都希望把其他国际货币杀下马来。我建议的下锚方法是上佳的防守。

几年前，人民币势强，有明确的好面目，如果当时北京

接纳我的建议，下了一个保值的错，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我今天认为不要赶着推出国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错，等到人民币回复强势，才大手推出去。

（八）撤销所有关税重要。两年前（2014）我在深圳大梅沙讲话，说经济大萧条不要从经济下滑多少看，而是要从不景多久的年日看。源于信贷膨胀然后破裂的大萧条很难处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后期起的日本是例子。2008年起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

回顾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惹来的祸，弗里德曼说的货币政策失误是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举世一起采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这观点二十多年前英国大师希克斯向我提出，后来我搜查资料认为他对。

不管有没有大萧条，我历来认为中国要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我不仅认为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图。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中国撤销所有关税会把整个地球的经济搞起来。跟他国一起全部撤销当然是大吉大利，中国单方面先撤销也是一着好棋。这是因为以关税留难中国货的国家不会不知道，中国一旦提升进口税，他们的工业会纷纷倒闭。一个进口大国就有这样的阻吓力。再者，昔日中国的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今天看是保护劣质产品！北京不是要腾笼换鸟吗？

（九）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美国称反托拉斯。我曾经是美国电话公司与加州标准石油的反托拉斯顾问，认识的反托拉斯专家无数。绝大部分专家反

对反托拉斯，只是有关的律师与经济学者可以从这些官司中赚取不少钱。

从我参考过的无数反托拉斯案件中，只有美国电话的“拒绝”行为有问题。困难源于很多年前，他们发明了价值连城的半导体，但政府当局不允许他们进军电脑生意，换来的是他们有电话的垄断专利。他们历来以为有这项权利，所以拒绝与竞争者合作，但一九七六年被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时，他们才知道政府给他们的电话垄断专利只是默许，找不到足够的文件支持。

三十多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励治问我要不要推出版垄断法。我说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你们要反我同意，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地球上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我向彭老师解释得颇为详尽，他同意。

北京今天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我没有异议，但我打赌他们不会做。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呢？我反对，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吧。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要证明这些行为对经济有害，我不相信内地有专才可以做到。何况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中国的反垄断官司为何时甚速，反映着被诉者只是要息事宁人，不愿意大手花钱跟政府斗法。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们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北京不撤销反垄断法，带来的间接损失会是庞大的。

（十）鼓励捐钱是扶贫的最佳方法。中国穷人不少，扶

贫重要。我认为温家宝先生撤销农业税是他在任时走的一着高棋，但我认为通过抽税来扶贫是劳着。北京要鼓励捐钱才对。

我认为很多人喜欢捐钱，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钱捐出去，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见到有好效果。见不到好效果就懒得捐，是人之常情。捐一百元出去，有八十块达到捐者意图的人的手或事项，捐钱的人会高兴。但所有资料显示，大部分捐出去的钱给某些人从中“落格”了，中外皆然。我知道今天在内地指钱比香港麻烦。这方面，北京要搞得比香港更好，因为内地需要扶助的人远比香港为多。重点是要尊重捐者的目的，更重要是要让捐者见到效果。

（十一）大学制度非改不可。北京花很多钱给大学与学术研究，但大学的制度，尤其是研究院的，搞得一团糟。我们不容易明白改革开放了那么多年，就读大学的天才学子无数，为什么称得上是思想大师或国际大师的那么难得一见。美国的大学算文章数量是当年越战惹来的祸，主要是在次等大学出现。中国偏偏就要学人家最坏的。可能要禁止言论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为什么要广及全部？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的卓越学生或研究有成的老师没有受到英雄式的敬仰？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科学与文化》，细说了中国的大学应该怎样改进。我当然指责，当然骂。该书是在北京出版的，你们买来看会知道他们完全不管我的言论。他们既然放我一马，原则上他们可以大放马群吧。

北京的朋友要知道，那些在研究院内要发展的思想与研究，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是非常艰巨的创作。薪酬多少属

其次，思想与言论要有天马行空的自由，也要有一群互相感染的人聚在一起。中国培养不出一些足以炫耀国际的思想大师，经济怎样发达也是地球上的次等市民。

学问不受到尊重是搞不上的。我建议北京挑选三所大学，重于研究的，每所给他们几年早就预算给的经费，然后放手让他们搞。收学费与教授工资全部放手让他们弹性处理，然后几年后才聘请专家看看效果。像我这样过来人，一所大学的厅两为何是很容易判断的。

结语：三十七年可堪回首

我是做学问的。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博士后出道任教，三个月后升为正教授。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提到这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学生，只是后来碰着机会，让我把八位大师的学问综合起来，作为己有，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下炎黄子孙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泽尔及诺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科斯约见我，说：“听说中国可能改革。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业的研究还在进行，有两个念小学的孩子，怎可以举家搬到香港或中国内地来呢？有几个理由促使我回归，其中最重要是二战时我在广西逃难，衣食无着，见到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死掉。当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后来遇到上面提到的机

会，一发劲就打开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国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机会，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们一把。这也是我对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屡发牢骚的原因。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职位虽高，却不好过。我在西方发表文章不需要通过评审，他们说我靠搞关系。我喜欢做实地考察，他们说是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他们说不是学问。是的，在香港工作几年后，香港某政府机构委托一个委员会评审香港的教授的学术贡献，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获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提到这些无聊琐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与今天的内地，对学问的认识跟当年的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美国也不乏无聊之辈，但那里的学术高人根本不管这些琐事。他们只看重一个学者表达的思想有没有一点新意或一点深度。对他们来说，发表的文章是多多少少是无关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一个西方博士。这救我一救，因为在当时那里没有谁认为中文不是学问（今天，在内地用中文下笔也被认为不是学问了）。当年用中文下笔，我一口气写下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 《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北京的朋友不仅阅读，他们盗版（使我高兴是政府当局盗版）！书中的资料很多是他们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协助，我要看什么合约他们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协助，带我到首钢视察他们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带我到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做实地考察。十多年后，地方千

部朋友给我提供详尽资料，让我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一面。如果你们细读我以中文写下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发现我的建议跟国家后来采用的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谋而合，但进入了新世纪，就变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发表的反对出口从量税的文章，发表后商务部托人给我电话，说他们听我的，不推出这从量税。

我不是个改革者。我只为了关心中国青年的前途而发表一点意见。从蛛丝马迹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见到一点效果，但之后不再。这个有趣的转变要怎样解释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搞起之后，利益团体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变得有点未富先骄。第三方面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者不少，而他们的博弈理论、函数分析与回归统计，跟我认为有解释用场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者的合并发挥是完全两回事。二时间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乱了。

个人之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发展走入了歧途。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对解释世事毫无用处，这样的研究所获传世的机会甚微。从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写下长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该书可传世逾百年了。

作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的人，作品能否传世非常重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依我建议的我当然高兴，不依我的也无所谓。名头是什么我历来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传

世，数十年来我是不 断地争取的。我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今天还在。一九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一九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一九七四年发表《价管理论》，一九七七年发表《座位票价》，一九七九年发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发表《商业秘密》与《中国去向》，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性质》——这些都超过了三十年。因为专于解释，频频验证，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中常见。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丰富。一九七八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涛澎沥沥，风云开阔，时而日星隐曜，时而皓月千里。是那么精彩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而我所学刚好可以解释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开来看，我认为最精彩是一九八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个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做学问我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与思想传世。外人看似乎有点无聊，也可能真的是无聊玩意，但作为学者我就是这样追求。老实说，我认为富有的人追求金钱比我

更无聊。

附录三：盗非盗——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按：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我发表此文，回应美国指责中国盗窃他们的科技知识。在研发与扩散科技知识这话题上，我曾经做过好几年的深入考察，认为中国引进西方知识的两个法门自成一家，让他们误会了。）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 Peter Navarro 写的。此君以蔑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猜意，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日子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总统是大好商人，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 的文章是为特总统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给我资助，要求我考察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 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 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 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 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 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 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 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移除。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 《中国》）。二〇一二年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 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 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 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 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 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 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 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茨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 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 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 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 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

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变，而走回头路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

其后我再补充：

我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而世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我不会极端地推断中国的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资源——那些政府在相对上容易维护垄断的行业——会有一天改作私营。但我见到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地。

是的，要不是当年那么多的大师反对，我可能写得更为详尽，预先把好些中国改革的细节写出来。

私产定义与改制解释

在《中国》小册中我提出的私人财产的定义，基本上源于自己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结构》，包括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私人所有权是不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中期

我建议中国的承包制要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所有权保留为国有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中国》小册再版时，在补加的后记中我说农业的承包制已经走上了私人财产的路。

产权结构是合约安排。我指出过，要解释产权结构的转变或选择一般远比解释有了产权结构的合约选择困难，而事前推断产权结构的转变比事后解释更困难了。不管舒尔茨怎么样说，经济学不能否认，产权结构的转变是人为的选择结果，只是牵涉到多人的选择，意见不同，有些自愿有些强迫，加上要在事前推断其变，其困难程度不容易夸张。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的推断，牵涉到无数的人，有些自愿有些强迫。这种人类历史大事我平生只有机会推过这一次，命中率一百分。不是猜中，而是当时中国的局限开始转变明确，加上时来运到，我想出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当时不认为怎么样，但今天回顾该理论的结构实在好。

广州之行大有收获

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得到姊姊与朋友的招待，三天内我学得很多，其中两项观察是我后来推断中国去向的基础。第一项是我察觉到，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骇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

边去。

广州之行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姥姥的亲属及朋友皆整天忙于搞关系，走后门，为的只要买两只鸡蛋之类的琐事。今天的同学可能不相信，但当年的实情确如是。这使我想到当时的中国，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一定高得离奇，而只要这百分比能下降一小点，国民收入一定飙升。我的判断是这高得离奇的交易费用需要资产的权利结构有所改变才会下降，而这改变必会带来的收入急速上升对需要的改革会有大助。

帕累托的延伸与科斯的失误

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中国》小册后，我对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某些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是容易的。他们又笑我发神经。蠢到死，有什么可笑呢？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一九八四年，珠三角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改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为重心。在基础上我提出三点。一、交易费用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这点一九七四年我提出过。二、如果所有局限条件皆顾及，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满足，没有无效率这回事。这点一九七四年也提出过。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市场，也不需要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 这是说，科斯定律一方面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另一方面假设资产有清楚的权利界定，是重复了，逻辑上有失误。这点是新的，科斯后来同意，一九九一年阿

罗也向我表示同意。在这三点的约束下，中国改革前民不聊生的日子满足帕累托，改革开放被处理为起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出现了转变，产权权利的结构转变与市场的兴起也是朝着帕累托指定的方向走。

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看

跟着的理论发展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门别类，在观察上看到每类怎样变，推断会跟着怎样再变，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不变，整个理论的结构就变得完整了。市场活动的涌现与经济的急升是无可避免的效果。

我以两层分类，都简单。第一层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这些是今天老生常谈的在现实社会中的非生产费用，更清楚是看为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不会存在的费用。其二是改制费用：从一种产权结构转到另一种的费用——当年我的主要考感是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这第一层的分类有三个明显的含意，皆按着帕累托的思维推理。一、如果改制费用是零，运作费用最低的制度会被采用。二、如果改制费用不是零，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可能不被采用，而改制费用愈高现存的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愈会受到保护。三、如果另一种制度是有着较低的运作费用，这制度的采用要基于改制费用低于改制后的制度运作费用的节省。

第二层分类是破案关键

上述三点是近于套套逻辑的思维，说了近于没有说。当

年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到在交易费用的处理上再加一层分类，一个完整可用的理论冒出来了。这第二层分类是把改制费用分为讯息费用与抗拒费用两种。前者是要知道其他制度怎样运作及效果如何的讯息费用；后者是要说明或强迫那些认为改制会受到损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大有权力的在以等级排列权利中的优胜者。

看似简单，其实也简单，这第二层的分类当时让我看得清楚：一九八一年中国的改制费用正在急速下降，其原因使我肯定不会回头上升。最明显是讯息费用的下降。当时邓小平说要把大门打开，让外间的讯息进来。我的意识是邓老不会言而无信，但朋友认为他曾经三落三上，再落而使大门再关的机会存在。然而，我见到香港的市场运作的讯息像狂潮那样涌进了内地，讯息的大门怎还可以再紧密地封闭呢？还有两件琐事使我坚信讯息的通道不能再封。其一是一九八O年我成功地把在内地的两个姊姊的两个女儿弄到美国去求学。我可以，其他人也可以，一下子有几千个内地的青年到了美国。这些青年一律是高干子弟！其二是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中文文章，内里提到的“交易费用”一词在内地不胫而走。我因而在《中国》小册内提到：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是交易费用的专家！

政治天赋价值下降

至于得益分子或干部的抗拒带来的改制费用，我认为一九八一年也开始急速下降。这方面的证据远没有讯息费用下降那么清楚。我在《中国》小册内提出好些间接的证据，同学要找该作细读（或读我的《英语论文选》的第二十二章）。这些包括改革初期国民收入的急升会削弱抗拒改革的

意识。但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等级权利的准则是明显地改变了：邓小平复出之前等级的维护重视“思想正确”的政治意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朋友一律开始上交易费用的课。我在小册内写道：

作为竞争的主要规则，政治的服从开始下降。有三种效果。其一，因为思想教条的强迫力急速下降，干部要维护他们的现状的费用是上升了。其二，这些费用上升带来的效果是政治天赋的价值下降。其三，这些准则的转变使干部的竞争优势出现了疑问。

夸张例子是老人家当年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见到混乱的珠三角的好些地区的经济上升得急，也见到一些企业以合同工取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同意的声浪不绝于耳。外人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一个很完整的理论。事实上，《中国》那小册很少人读，而读过的师级人马近于一律不同意。我很想知道这些反对的大师们——可惜还健在的只有一个——今天会怎样想。

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上文提出的牵涉到无数人的改制理论有一般性：该理论

的结构简单清楚，加进足够细节的补充会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处理当年舒尔茨认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染指的制度转变的整个话题。当然不容易，瞪眼看不可能，但当时中国提供的现象来得那么夸张，把很多通常难以观察的细节放得很大，让我看得清楚。这是运情。我适逢其会，而从师友学得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加上自己多年的改进，刚好用得着。

第七节：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

一九八○至八一年间推敲中国的去向时，我知道“包产到户”开始在内地的农村兴起，看来重要，但混乱，转变频密，不是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中国要到一九八三年在农业兴起的“包干到户”才在承包合约上有明确的眉目。“干”是指三项政府征收，固定的，一般看为税，我认为是租，而包干合约的转让出现，称“转包”——后者称呼今天还存在。

改约转制通道绝佳

非常感谢港大同事蔡俊华。他把自己收集多年的关于中国农业的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资料全部给我参考，让我只用两个星期写好《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信报》发表。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一九八一年推断的中国去向是推对了。

早在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看到一本五十年代的关于中国合约法律的书，奇怪没有私人财产的国家会有合约法律。当时跟施蒂格勒与德姆塞茨提到该书，他们认为可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场。我见该书很厚，认为没有用场不会花那么多的笔墨写出来。蔡俊华提供的资料证实合约在那时已存

在。其含意义重要：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以修改合约这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协助顶级调查失败

一九八五年，查济民先生给港大提供一些研究金，让我雇用由深圳政府选出来的三位青年做助手，调查中国的工业承包合约。不可能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要求任何合约样本与企业资料，凡求必有。天下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会这样协助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一败涂地，因为我拿到的工业承包合约频频变换。那是改革发展的初期，政府上头与工厂下头争论频密，没有定案，而学者是不应该参与这些争论的。这个时期我的中国研究可没有交白卷：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出版《再论中国》，据说是当时最多北京朋友阅读的外地经济书——该书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各被北京当局翻印了两千本，指明是内部阅读的。

一九八四年我知道内地的工业有“层层承包”这回事，不以为奇，属外间的判上判安排（称 subcontract），当时的香港及美国皆普及。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朋友安排我到那里首都钢铁厂的宿舍住了几天，考察他们的工业承包，没有收获；跟着他们带我跑杭州，跑温州，也没有收获。是说研究上没有，但认识的干部朋友为国家的拼搏使我知道当时外间的负面评论一律有偏见。

工业承包柳暗花明

今天回顾，工业承包从来没有在中国成功过。跟农业承包相比，工业有两项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一是工厂属国家，

其中的厂房、工具、机械设备等需要维修保养，也需要久不久增加投资，要哪方出钱呢？还有，产品、工具甚至机械皆可给工人偷去，要谁负责呢？农业没有这些困难，属国家的主要是土地，而农户的成员是一家人，只要承包合约年期够长，再投资是农户的事。是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再投资或维修保养的钱，在工业承包下政府与厂方常有争议，近于无从解决。

其二，除了有政府维护着垄断权利的，当时的国企工厂一律亏缺。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工厂的工具、机械等折旧折到零，而又因为国家职工不容易解散，有些工厂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我当时建议国企工厂实行股份化，把股份赠送给员工。也难成事，因为股份化要有钱赚，有收入，才有可为。后来股份化成功地在某些有收入的国企推出，但主要是靠政府维护某程度的垄断。是的，九十年代中国国营的亏缺工厂的困难，不是需要再投资——没有谁要挽救无可救药的工厂——而是厂内的工人一律是国家职工，不补偿不能解散。当时北京补贴这些工厂，叫苦叫出声来。

柳暗花明，二〇〇〇年中国通缩终结，地价上升。这上升是挽救亏缺国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协助关门，因为地价够高容易补偿国家职工退役。尤其是昔日的旧厂通常建在城市热闹地带，只要政府容许改用途，投资买厂可以把工厂转到郊区去。偷龙转凤，长沙是有名的例子。买厂其实是买地，不难找到投资的人。其实为地而买厂的投资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跟着的地价下跌使下了注的损手。另一方面，补偿解散职工没有政府出手不易达成协议。

地区干部是地主吗？

八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承包责任制伸展到地方政府的运作去，也听到地方政府与北京上头在财政上常有争议。不认为学者要跟进。九十年代中期我听到工业的层层承包被引用到大小层面不同的地区去，今天回顾当时应该跟进，但没有。

重要的发现是一九九七年。该年到昆山去为家族的一间在香港亏蚀的小厂找地盘，遇到不同地区干部“争客”，情况的激烈我前所未见。当时中国的地区竞争大家早有所闻，而地区竞争不是中国独有。但昆山之行我的感受很特别：只要投资者考虑下注，什么条件皆可商量，级别不同的干部说同样的话，而投资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不出几天一定有答复。干部仿佛是“地主”，怎么可能呢？

我要到二〇〇四年初才知道，地区干部果然是地主！证据是土地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晰地落在县政府的手上，而土地的收入权益是有着明确的地区层面的界定。是分成制，每层的分成率有别，是层层分成。土地的所有权还属国家，但这对土地的使用效率毫无影响——英国的经验如是，香港的经验也如是。

没有业权的竞争对发展无足轻重

虽然行内朋友认为我的英语文字清楚，他们有时误解了我。二〇〇八年为科斯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下称《中国制度》），详细地分析县际竞争，不少行内朋友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举世皆然，有什么奇怪了？他们提出英年早逝的Charles Tiebout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关于美国不同地区的互相

竞争与财政问题那篇大名文章，以为我不知道。Tiebout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该校的研究生，当然知道。关键问题是：参与竞争的人有或没有跟竞争有关的业权是两回事。我开一间小食店，业权是我的，要跟隔邻的小食店竞争；你是我的朋友，为我的店子打气、拉客，不可能跟店子是你的那么卖力！

本来我不要回应行内一些朋友的质疑：地区竞争到处都有，所以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但最近读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其中提到我说的县际竞争，说不同的地区层面也有竞争。科斯与王宁没有错，但他们看不到我要说的重点：竞争者没有业权，这竞争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无足轻重！

权利界定地区清晰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是这样说的：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多加了一层竞争是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文中我没有说县政府是土地的业主，为恐引起无谓的争议，但从使用权、转让权（即议定及授予土地使用的权力）及收入权来看，县政府的权利界定皆清楚。这些跟作为土地的业主是没有分别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楚，不用再说。要说的是土地收入的权利界定，主要是投资者、县政府与上头市政府这三者之间。全部是以分成合约处理。我的调查止于二○○七年，之后没有跟进。至于市与省、省与中央政府的分成我也没有调查，但这层层分成显然存在。

收入分成有方程式

只谈工业用地，因为变化最多，也最有趣。中国的工业用地不少是从农地改过来的，新的全部皆是。二○○七年，县政府收地补偿与改进约人民币十多万元一亩，档次不俗，一般水平高于美国。改进了的工业用地可以由县政府卖出去也可以送出去，弹性高，主要看投资设厂的人会给县的整体带来什么利益，包括经济学说的外部性考虑。如果卖地有价，县的分成通常超过地价的一半，余下的交上层。不同地区的县有不同的卖地分成率。

引进投资县干部有奖金，可以看作经纪佣金，不同地区的百分率不同，而这百分率一般是早期高于后期的。分成奖金是按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资金打进了银行才算。说不得笑，我知道在某黄金地区的黄金时期，一个招徕有道的干部累积了几个亿人民币奖金。

最重要的县收入是增值税，即是工业产品扣除原料成本的所值而抽的一个百分率，一九九四年初起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这百分之十七的增值分成率，县所得是其中的四分

之一，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后者分成率也是全国划一的。

租与税的分别重要

这就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二〇一三年北京提出把增值税扩展的性质我没有跟进，但我调查卢际竞争时发现，中国工业的增值税明显是租，不是税。在卷四第四章第二节我分析了租与税的分别，主要有三点。一、租金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使用权利的转让来收取的，例如厂房或土地——税没有资产转让的指定。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税没有这个选择。三、租是凡使用有关资产就要交，不管有没有钱赚。

这里含意着的是一个尴尬的问题。经济学者历来反对抽高税，可没有反对收高租。斯密当年落笔打三更，把佃农分成收的租作为政府抽税看。我今天认为，那些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点糊涂。使用资源，不管业主是谁，不交租是缺少了通过市场引导资源的使用，虽然你称租为税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经济效率的资源使用不一定要通过市场，但如果选择市场的引导，租值极大化是效率极大化。至于资源使用者交出去的租（或税）会怎样花是另一回事。

商场比喻与地价调校

上文提出的租与税的分别重要，因为前者是直接地联系着资源的使用，其升或降是资源使用效率的量度。通过增值税的分成处理，加上县与上头的层层分成，无效率的资源使用所有的人都会受损。所有的人因而关注着县干部选择的投

资者会带来什么贡献。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提到，中国的县可以作为企业看，而适合的比喻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租用商场的客户可以比喻为县的投资者。商场收的基本固定租金可以看为县收的地价，而商场收的分成租金可以比喻为增值税。商场的大业主选租客（县干部选投资者），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县也如是），而有号召力的租客（投资者），商场（县）会给予不少优惠条件。二〇〇六年底中国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互相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在《佃农理论》提及，佃农分成地主要监察农民的操作，因为产出愈少地主的分成收入愈低。县干部对投资者的操作关心也如是，提供协助的意向也因为分成而增加了。二〇〇四年底，以佃农分成的思维解释中国的县际竞争时，一个难题困扰了我几个月。佃农的分成率变化多，但中国的增值税（分成也）却是全国一致为百分之十七，怎可以有效率呢？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起做研究生时读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使我想到县政府可以在地价上做调整。跟着的考察不仅知道不同的投资者付出的地价变化大，而且遇到上佳的投资者县政府可以把改进了的土地免费送出去。我也知道一些上选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几年退还增值税的待遇。

经济解释的威力

推断与解释有事前或事后之分，理论可以一样、处理方法不一定相同。事前抑或事后比较困难要看面对的问题了。一九六七年写《佃农理论》时我没有合约样本在手，但推断佃农合约会指定农户的非土地要素投入。一九六八年在芝大

找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证实我一年前的推断。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七年考察中国的县际竞争，我从干部朋友中获得几份他们跟投资者签订的合约样本，县提供的土地与投资者的非土地投入的指定，跟当年在芝大见到的佃农合约一样。属分成合约，只是增值税率（即分成率）全国划一，不需要提及。土地与非土地投入的指定支持着增值税是租而不是税之见——二〇一三年增值税的扩展有没有改变了性质我没有跟进。

苹果会掉到地上吗？昔日牛顿说会，提出了解释。这是科学。分成合约会指定双方的投入吗？当年我说会，提出了解释，推断的准确性跟牛顿推断苹果下跌一样。这也是科学。科学解释有时简单，有时复杂，有时湛深，有时简单却湛深。追求真理是一种乐趣，往往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结语

一九六七年写好《佃农理论》的论文，二〇〇七年写好《中国制度》的初稿，相隔刚好四十年。要是当年我没有解通佃农分成之谜，四十年后我不可能解通那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特别而又重要的中国制度的经济密码。当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解开了佃农分成之谜，但中国的经济制度我要花上三年才破案。后者，不少内地朋友给我提供一手资料，我由衷感激。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这些朋友的贡献不可或缺。

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

重视这制度，没有恶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〇〇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而且是百鸟归巢地抄。中国人一般聪明，该合同法他们凭自己的智商想不出来！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说得清楚，因为二〇〇八年初引进新《劳动合同法》，中国的神奇改革带来的经济急速增长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

附录一：从重庆的发展说财富累积

（按：经济增长理论与财富累积理论是经济学的两个大难题。我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后者我提出“仓库理论”作了处理，前者我在回应复旦的张军教授时提供了大概的可取分析。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我飞重庆，黄奇帆市长给我介绍那里经济发展，其后写下本文，九月十一日发表。略作删改后放在这里作为附录，提供着关于经济增长与财富累积这其实是相同的两方面分析。）

黄奇帆以经济实践的本领知名神州，用不着我介绍了。有些朋友说这些日子重庆的经济发展是向左走，要回复到漠视市场的计划经济那些旧日子去。这说法不对。我曾经是美国两家高举自由经济的少林寺的学徒，整个二十世纪高举自由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全都认识，对他们的思想了如指掌。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策划，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政府取代市场可以做得更有效率的。

我比前辈市场大师胜出的地方，是跟踪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三十多年，即是比他们多见了一个世界。这是胜出很多。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如哥哥与弟弟，认为我的经济学自成一

家，永远维护。他知道我不反对国“有”，但认为国“营”无效率；他也知道我不计较是国企还是私企，认为要点是国企的股权大部分要卖出去，好叫股民有权把股价活得七零八落。我不反对好些项目由政府策划甚至动工，认为某些事项政府处理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但到了某一点政府要交出去给市场。在分析县际竞争的制度中，我指出干部们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项目要给市场处理，而一个政府项目发展到哪一点政府要脱手他们很清楚。不要忘记，中国改革之初所有土地是国家拥有的，政府要把使用权交出去，怎可以不预先策划呢？困难是一些庞大项目，例如兴建机场、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是脱离了县际或地区竞争的范畴，需要由北京上头主导，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从无到有的财富累积

回顾改革发展之初，中国有的是什么呢？一是土地（包括地下不足以炫耀的矿物），二是人力（包括不少大可炫耀的聪明人）。除了这些中国一穷二白——绝对是，穷得今天的年轻同学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局限下，中国怎样搞出今天举世瞩然的经济奇迹呢？重要的制度改革不论，答案是中国提供土地与劳力，引进资金与科技知识，从而搞起土地与劳力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上升带来土地与劳力的价值上升，而这些价值的上升就是财富累积的上升了。

看似简单，这发展没有政府的主导难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征用或地役权的执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征用要通过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征用一小块要三几年，庞大的项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结果。

其二是抛砖引玉，即是以土地购买外部效应。我曾经提及美国加州南部一所大学分校，由一个私人地主免费提供庞大的上佳土地，加大分校建成后，该地主因为大学的存在，他还拥有的在邻近的土地之价急升，发了达。这种私人从事的抛砖引玉是个别性的，很少见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廉价或免费提供土地，希望引进外部效应的行为常见，而在过程中不少土地因为抛了出去，变作私人财产。这里要注意。抛砖引玉不一定容易。政府廉价或免费把土地送出去，能换取可观的增值税收是很不错的成绩，但能否带起其他地价则还有问号。抛出去的土地是砖头，劳动与其他土地的升值要高于砖头的成本才算是玉。从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整体看，引来的玉相当可观，也即是说财富的累积相当可观了。

其三是政府可以协助减低生产的成本。这样说，传统的经济分析不会同意，因为减低成本历来是企业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预”一般只会提升生产成本。问题是，在真实世界有不少不同企业可以共同减低成本的设施，因为企业之间的洽商（交易）费用过高而办不到，但政府可以。

重庆电子工业发展的实例

写到这里我要先说黄奇帆向我详加解释的重庆的电子产品行业的迅速发展。选择电子工业可不是黄市长的发明：我调查过的工业地区没有一处的领导人不梦寐以求地希望引进这项所谓无烟工业，但谈何容易哉？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

说再过两年这件数产量会达地球的三分之一。

目前看，电子工业是在重庆发展起来了。我认为还要多看几年才作得准。当然要抛砖引玉，而在砖头中的工人宿舍、康乐设施等皆搞得有声有色。但最重要还是政府协助减低生产与销售成本。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打通了古时的丝绸之路：火车开到欧洲去，由中国跟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用不着逐国清关。从中国沿海船运到欧洲三十三天，从重庆火车走新丝绸之路十四天，节省了十九天，货物所值的利息节省市长算得详细。其二是重庆一口气引进了六百多家电子产品的零件制造商。魄力如斯，老人家壮年之际恐怕斗不过。

现在让我转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话题传统经济学的处理一律失败。两年前我推出的“仓库理论”是重要的突破。我指出，如果财富累积的一般理论不包括着一些本身毫无产出收入的“仓库”——例如收藏品——不可能找到理论上的均衡。土地与人的脑子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但有产出的收入，其市值为何财富所值也为何，是由收入的预期以利率折现决定的。不是那么容易：凡是牵涉到“预期”经济学都头痛。

土地价值起自何因

让我先从土地财富那方面说重庆。重庆人口三千三百万，土地面积是香港（包括离岛）的八十倍。高低不平的山地多，但一般可以用。山地不宜用于农业或工业，但住宅用途有其优胜之处：虽然开发的费用比较高，但景观可取，加上有两江相接，重庆是不乏有美景的楼宇的。

先假设土地一律平坦，无限多，地点优势一样，全部私人拥有，随意兴建。这样，土地因为无限多其价值是零，建筑物之价只反映着建筑成本。但如果地主们通过市场的指引联手策划，或政府策划整体设计，原则上无限的相同土地会有价。这是因为聚居的安排可以节省多种费用。有两点要注意。一、能达到总值最高的土地使用策划，土地要空置着很大的一部分作为公园、畜牧等用途——土地的总值因而可能与需求弹性系数无关。二、土地的价值提升，初时会导致人力资产之价上升，但到某一点会减低人力或脑子资产的价值。社会要争取财富累积的极大化，是要考虑所有资产的总值的。当然不容易，但在边际上的这里要加那里要减，跟内地的干部朋友倾谈中感觉他们考虑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需要这样做。

如果土地高低不平，地点的比较优势变化多，那么李嘉图的级差租值思维用得着。即就是说，土地无限，优劣有别的分析跟土地有限的差不多，只是略为复杂。跟这里有关的问题是：土地优劣有别，靠通过市场的处理策划交易费用会比较高，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市场的处理容易出现混乱的秩序。我们可以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业区发展作比较。前者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快；后者起于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得更快。但后者因为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由地方政府策划，远为有秩序，效果是不仅园地远为可观，引来的名牌外资无数，地价也高出不少。以土地所值衡量财富累积，长三角胜。

重庆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大约起于二〇〇二年。约六年后就满是高楼大厦。二〇〇九年我认为那里的楼价很相宜，

但今天从几个朋友的经验看，三年来重庆的楼价大约升了一倍。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个别例子，但打个五折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是的，今天在重庆，一幅上佳的大地盘招标，动不动数十亿人民币。比起香港或上海等地当然不怎么样，但恐龙老兄地下有知应该笑出声来。数十亿可以建造六条跨江大桥，不能不说是很好用了。

重庆的地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无疑是抛砖引玉的结果，虽然我们无从估计上文提到的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帮助了多少，从时间上的吻合看肯定有助。

财富聚散要慎重处理

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老生常谈的财富既可速来也可急散。房地产之价暴跌不是罕有的现象。因为借贷急升导致房地产之价急升，然后暴跌，是灾难性的麻烦。这情况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国出现，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浅学问，这里不谈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重庆的楼价会大跌，但认为这机会不是零——市场发神经非常罕有，而大跌不需要发神经。黄市长显然对楼价的变动很敏感。他满肚数字，满脑计谋，以自己想出来的各种数字比率衡量着楼价。然而，市场牵涉到多种不同的预期，看着各种数字比率比不看好，但因为预期的变动难以捉摸，数字的规律指引常有问号。

我自己对重庆楼价的兴趣，是忽然的——忽然想到重庆的例子填补了一个我想了多年的关于财富累积的理论难题。是这样的。十年来重庆的高楼大厦建造得多而快，而随意的

观察，今天那里的楼房的空置率相当高。有高的空置率，楼价下跌起来会较为大幅及较快，因为持着空置楼房的业主比没有空置的倾向于出售，而出售空置的会较为方便。重要而又有趣的问题来了。楼房空置率上升有两个相反的含意。其一是经济不景，楼房空置是资产的失业。其二是经济前景大好，市场的需求预期促成未雨绸缪，空置因而出现。后者好比上海浦东几年前，商业楼宇的空置与楼价一起急升。是的，没有可观的楼房空置，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近乎不可能，我们因而要让楼市走快一步作供应的准备。

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楼房不是什么收藏品，其价要靠租金的收入或业主自用的租值。如果租金或租值永远是零，楼价会是零。但这租金或租值是预期的，楼价于是成为市场预期的年金租值（anticipated annuity）除以市场利率。这是天才费雪提出的，用诸四海而皆准。困难是这预期不仅难以估计，且往往容易变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变动。

把预期的复杂性提升吧。今天我购买楼房，预期空置三年，三年后才用。今天算年金收入是以三年后的预期租值算出来的（方程式本科同学应该知道）。这年金收入的折现高于楼价，我会考虑今天购买。购买了，三年过去，我的计划有变，决定再等三年。这样，过去三年的利息或租值的损失是历史支出，不是成本，这三年的租值输清光不会影响我对前景的看法，因而不会影响楼市之价。换言之，昨日之日不可留，预期只限于向前看。

但情况可以倒转过来。今天我购入楼房，搬了进去自己用，认为年金收入的折现可取。但过了几天我的预期改变了，认为一年后楼价会较低，我可能考虑今天先卖出去，租

用其他的。

重庆的楼宇建造得快，经济发展得快，市场的预期变动带来的效果可以很夸张。经济学者是没有什么可以教黄市长的。我只能说政府提供的讯息要中肯，大好形势要淡然处之。这不困难。困难是市场的波动难以掌握。政府只能希望市场对楼市的预期持续地向上——不要夸张地向上，但要向上。这是因为一旦市场对楼市向下看，发展商与投资者皆会采取防守策略，多种麻烦会出现——交易费用的存在使然也。

附录二：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

（按：二〇〇八年初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提升了市场运作的交易费用，经济的活力开始转弱，我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解释该法对经济的祸害，皆如石沉大海。二〇一六年的春天我见中国改革带来的骄人经济发展的大势已去，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提出如下十一项挽救建议，也遭漠视。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会惋惜这漠视，也会同意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是可以协助经济发展的。）

引言：朱镕基时期前车可鉴

大家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国的经济开放转到长三角那边去。长三角的大事改革起于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迈起步十多年。然而，约七年后的二〇〇〇年，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过了也发展得快的珠三角。这是不容易相信的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发生了。当时掌管经济的朱镕基先生，每年都说增长率保八。

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言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察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闽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间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就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研究院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不知是怎样弄来的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问这些合约提供

的资料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旷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资料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

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约中方知道产出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督。

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三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

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年多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

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越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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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社，1985。

张五常，《再论中国》，香港信报出版社，1987。

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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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

收入或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分析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麻烦。不止此也，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而牵涉到政治更是我历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

其实经济学传统的、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理论很完整，没有多少需要改进。然而，牵涉到利益团体要把收入再分配，或因为社会认为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干预市场，分析就变得头痛了。纯靠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情况今天的社会不多见，而脱离了市场的分配理论经济学很少涉及。

第一节：分配理论与贫富分化

传统的收入或财富分配理论有相关的两方面，皆基于有市场与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的干预，都发展得好。

第一方面是基于 von Thünen 提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经过马歇尔的发扬，鲁宾逊夫人与 Philip Wicksteed 等再加上变化，到最后的一般化定案是我一九六七年写好的《佃农理论》。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怎样摊分合作产出的收入。这方面我的贡献是证实了在权利界定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合

约选择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

马歇尔与费雪的重要贡献

我认为上述的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是马歇尔传统的光辉，其中的理论细节与应用我分析过了。在指定的市场局限下，这理论的解释力没有疑问。我在《佣农理论》中以这理论解释中国大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以及解释台湾第一期土地改革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皆得心应手。漠视交易费用而还有那么强的解释力，是我当年深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的主要原因。

马歇尔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没有算进时间的代价。算进时间之价不能不引进费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贡献。这是传统的收入分配的第三方面，而费雪的天赋不亚于马歇尔。这方面费氏的伟大贡献是利息理论，我也曾经详细解释，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费氏把利息作为提前消费之价，也是投资在边际要有的回报，与收入挂上了钩，而年金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求得财富。同样要基于有市场，也漠视交易费用，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可以画上等号。换言之，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是双管齐下地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皆天才之笔，作为后学我们感激。

先天不公后天不幸皆非贫富分化之源

这就带到本节要讨论的“收入不均”与“贫富分化”。这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分别，但武断上我的直觉是收入不均社会可以接受，但贫富两极分化却是大麻烦。历史的经验说，

贫富分化轻则惹来利益团体从生，继而游行动乱，而严重是流血革命了。一个以市场主导资源使用的经济会出现贫富分化这个不幸的情况吗？

上苍造人不公平是没有疑问的。撒开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不幸一小撮不论，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智商有高下之别，体力有强弱之异。收入不均容易明白，但在市场经济下，马歇尔及费雪的传统理论推不出贫富分化的效果。这是因为市场有无数不同类别的工作，参与者可以各适其适。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当一个市场经济搞出了看头，弱势的一群的劳力收入上升，其百分率升得特别快。弱者的收入当然比不过强者，但低下的工作总要有人做。天生条件相若，扫街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收入比结上领带坐在写字楼的文员为高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天生条件之外，人的际遇不同，运情有别，这些会影响收入或财富分配吗？当然会，但也不会导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如果社会只有三几个人，幸与不幸的因素有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如果社会人多，或然率不会支持运气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同学们如果设计自己的掷毫游戏，会知道只要有几百个人存在，掷毫要掷出贫富分化是难于登天的。不是说幸与不幸的或然率不会使极端的不幸者饿死街头，而是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不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运情有别而出现。

问题于是变为：马歇尔和费雪的上佳收入分配理论是明显地否决了市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事实是，称得上是走市场经济的国家，贫富分化的现象并不罕见——怎么可能呢？昔日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大家不堪回首，但今天的墨西

哥、印度、菲律宾及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的情况明显，推出福利援助，骚动还是常有，而治安出现了大问题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利率差距的效果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其一，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富人借钱的利息率一般比穷人借钱的利息率为低。相差几个百分点常见，而如果穷人要借高利贷，其差距就变得惊人了。穷人难借钱，是因为讯息与监管还钱的费用存在。非法的行为姑且不论，富人借钱远比老百姓借钱的利率为低会增加了贫富分化的机会。

姑勿论富人把借来的钱转借出去可以赚利率的差距，同样的投资回报借来的利率较低可赚较多的钱。另一方面，也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可以借较多的钱，他们因而有变化较多的投资选择。我们不能说富人投资一定赚钱，也不能说富人的投资眼光一定比不富有的高明，但前者因为利率较低扩大了投资的选择范围，消息也因而比较灵通了。最重要是富人因为利率较低会多持有劳力之外的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升值带来的收入上升是资产持有者的劳力之外的收入。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非劳力的资产的价值上升好一部分是源自劳力的贡献。昔日马克思提出什么剩余价值是解错了画，但他大发牢骚不是毫无道理的。同学也要注意，倒转过来，经济上升时劳力的工资升得急，好一部分是源自非劳力资产的贡献。在相对上富人有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借钱的

利率较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

上述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富人的财富增加的百分率会比不富有的为高。当然，不富的收入或财富也会有所改进，但主要靠自己的劳力其增长幅度比不上富有的。结果是在经济增长中贫富的差距会扩大。事实上，大家有相同百分率的上升，贫富的差距也会扩大。这里提出的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促成的利率差距，会相当大幅地增加了富人财富上升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市场经济走下坡，只要通缩不出现（下文解释），富人的相对优势不会下降。事实上，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之后几年，没有通缩，美国的大富人家的财富是上升了。这应该是源于他们的选择范围较大。

通胀富人损害较少

第二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通货膨胀。虽然通胀不会对富人有着数，但他们持着的资产多，通胀会使这些资产在币值上升值，保护着他们的资产实值。不富的人持有的资产少，通胀切进他们的工资的实质收入，调校提升一般要比资产的币值提升缓慢的。这会增加贫富分化的机会。通缩呢？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不富的为大。然而，回顾历史，二战之后有通胀的日子远比有通缩的为多。这可能是因为低的通胀率对经济的运作有利，更可能是因为通胀是一种间接税，对喜欢花钱的政府有利。

贪污普及加重分化

第三个增加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政府腐败贪污。撒开那些低级公务员或警察的非法行为，有规模的贪污“投资”的

回报率一定高。这是因为赌博是非法行为，回报率较高是竞争原则使然。另一方面，因为多人组合投资于赌博的交易费用高，基本上我们没有见过穷人参与有规模的赌博。

这里要注意，贪污也要受到市场的竞争约束，所以我们不能说赌博的实际回报率一定高于正规市场的投资。然而，赌博的预期回报率要高足以弥补坐牢的代价算进预期的或然率。这样一来，不管是否东窗事发，有没有人坐牢甚或枪毙，可观的财富是通过贪污而转到较为富有的赌博者或他们的亲属那边去了。今天地球上的发展中国家，凡是贫富分化明显的，用不着考察我们可以打赌博贪污的行为一定严重。

子女进名校穷人免问

第四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读书求学的问题。文盲不容易谋求生计。尽管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粗下工作的工资上升得快，但如果社会文盲太多，粗下工作的收入难以糊口。记载说，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从事这苦工后，预期的寿命只有五年。

回顾历史，在中国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文盲无数，而书读得比较好的都做官去了。这是昔日科学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今天中国的教育比昔日远为普及，大幅地协助了经济发展，虽然我认为这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近于一团糟，不尽早大事改进后患无穷也。教育要普及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重视，显示着他们知道文盲多会带来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富家子弟读书不成气候，但一般而言，有钱人的子女的求学际遇远胜穷人，是事实。

回头再说要点

让我回头简说本节的要点。在一个称得上是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下，政府少干预，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解释收入或财富分配，皆上乘的天才之笔。这些理论可以容易地解释收入或财富不均的情况。然而，除了一小撮天生有缺陷的不幸的人，这些理论不能解释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幸。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条件有别，或者后天的运情不同，马氏与费氏的理论皆不容许贫富分化的出现。

然而，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罕见。我提出四个“分化”的理由，不排除往往是几个的组合：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往往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二、通货膨胀，多持有资产的人容易受到资产升价的保护；三、政府贪污腐败，钱多才能贿赂，虽然高的回报率减除可能枪毙的成本后不是那么高，但财富还是转移到钱多的那边去；四、求学与知识重要，尽管不少政府资助普及教育，什么国际名校没钱是难以问津的。

市场的运作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可惜真实世界的市场从来不是那么完美。可能出现而又往往出现的贫富分化是其中的主要不足处。大麻烦的出现，主要是源于社会或政府要把收入或财富再分配。今天的社会，这再分配的需要惹来利益团体无数，经济分析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地小人多 处理困难

一个地大人少的国家，天然资源丰富的，有条件抽高累进税率然后大搞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数字可观，

可惜往往是因为政府花的钱算进了国民收入，人民的实质生活当然可以，但远不及统计数字表达着的那么高。地少人多、资源乏善足陈的国家，则没有条件学人家搞高税高福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素性废除市场。废除市场而推出另一些不是基于私产的制度，二十世纪有多个国家尝试，不是中国独有。不幸的效果一律明显，想来人类不会再尝试吧。不靠市场产出的小饼切开摊分后小得不能再切；靠市场产出的大饼切开后还可以再切，但如此一来市场也被切得支离破碎了。

我认为在原则上，要把收入再分配、协助穷人最合乎经济原则的方法，是鼓励自愿的慈善捐助。这方面的困难，是乐于捐助的人不容易把钱交到真正需要协助的人的手上。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扶贫的困难不在于找不到乐善好施的人，而是为善者捐不出他们希望的效果。混水摸鱼的人是太多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最大慈善家盖茨的善意，但几年前读到他评论捐钱的经验，效果与意图的分离令人叹息。

结语

贫富两极分化是严重问题，推到尽头可以毁灭人类。二战后国民党在大陆弄出来的贫富分化当然严重：富家子弟的特势凌人与拉黄包车的只有五年寿命的比对多么可怕。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因而有民众的支持，可惜后来引进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却带来了大灾难。私产与市场来国富历史的经验说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对，但私产与市场可以导致贫富分化却是事实。

上文我肯定地指出，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不容许贫富分

化的出现——或然率否决这个不幸的情况。然而，我也指出，引进交易或讯息费用，贫富分化的出现就变得容易了。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其二是富有的人在投资讯息上——例如内幕消息——知得远比不富有的为多。

历史的经验说，政府大抽富有的人的税，希望劫富济贫，皆事与愿违，得不到意图的后果。另一方面，虽然富有的人捐助的行为常有，但资料显示通过中间人很难见到让捐者高兴的效果。

还有另一个问题，富人鄙视穷人常见。富家子弟，读书不成的那一类，社会只要有一小撮就麻烦了。都是交易或讯息费用惹来的祸。先敬罗衣后敬人，我们的社会就是重视身穿名牌，或珠光宝气，或排场了得。在社会的交际中，学问一般没有受到尊重。其实一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作者可能认为比家财亿万还要宝贵，但今天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不会这样看。他们重视名片上印着的名头，往往鱼目混珠，皆讯息费用所作之怪。

基于上述，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减少对穷人的歧视，教育最重要。尤其是孩子们的教育，应该仿效当年母亲教我那样，多对他们说穷人的伟大故事。地球的经验说，一个崇尚学问的社会，歧视穷人不严重。

第二节：市场与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人类的权利可分两种：其一是产权，其二是人权。这二者有时会混淆；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产权是指拥有及享受

资产或资产带来的收入的权利，这当 然包括人力资产了。在多人 的社会中，有了资产权利界定的竞争带来市场。在先天与后天的局限约束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资产所值（包括自已的劳力资产）主要由市场决定。不是全部由市场决定的，但主要是，所以我称资产的贫富高下为“市场的等级排列”。这也就是上节我分析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等的排列了。

人权呢？因为没有牵涉到实物，其看法比较麻烦。从一个层面看，人权是不侵犯他人产权的所有其他权利：例如信仰、思想，以及在有产权界定之下的选择权利等。言论自由算是人权吗？通常是，但 如果牵涉到诽谤，可以看为损害了他人的产权，人权的使用是过了界。另一个看法是：产权一定是有限、稀缺的，不能免费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人权则属无限：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互不侵犯，因而大可自由、平等。可惜下文可见，真实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从中国旧家庭说起

在产权与人权之间，灰色地带可以广阔，武断的处理往往需要。好比在中国旧礼教的家庭中，儿子享受物质的权利比女儿的为高。风俗、礼教使然，这等级排列是确定了的。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父母还在，还没有分身家，我们看不到子女之间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产的转让权还是在作为一家之主的老父手上。

上述的子女排列权利算是人权还是产权呢？可以争议。我选择以人权排列看。这是因为子女还没有出生，权利的位置已经决定了，物质的享用是多是少是按着人的“位置”分配，而这“位置”的权利是不能由位置的拥有者转让或出售

的。我称以人权排列为“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重要的权利定律

这就带到一个核心问题。上节提到上苍造人是不公平的：先天的基因条件不同，后天的际遇运情有别。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先天与后天的局限彼此不同，收入当然会跟着不同了。市场的运作对经济增长有大助没有疑问，所以盘古初开市场就出现了。然而，上节指出，个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论，市场的存在有机会增加收入不均甚或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

我在这里提出的产权与人权之别，是为了要指出一个明显但重要的定律：因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不可能平等；如果我们要产权平等，人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如果我们要人权平等，产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这看法重要，我称之为权利定律。在我见过或知道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产权与人权皆不平等，只是这一者在程度上，不同的社会会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差别存在，也可以解释这些差距如何人民的生活会如何，但至于孰优孰劣则是价值观的判断，不是经济科学可以提供答案的。

中国的经验有以教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不同行业——例如行政、卫技等——每行约有十个级别，而不同行业的不同级别是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由国家指定分配。我于是想到那是源于毛泽东主张废除私产——所谓无产制——或起码要让人与人

之间的产权大致平等，干部之间就出现了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安排。当时我想，极端地看，如果社会每个成员皆“无产”，他们的产权当然是平均的，但为了生存干部的非市场的等级排列权利是一定需要的了。理由是：废除私产，由政府分配，如果没有以“人”作为等级排列的界定安排，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一定非常严重，足以导致国家灭亡。我于是想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要从以人作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我要到两年后才把昔日中国的干部等级排列作为人权或非市场的等级排列看。至于当年我不断地介绍科斯的资产要有权利界定之说，是因为北京的朋友一律反对私有产权，推出“权利界定”是把“私产”换了一个可以卖得出去的包装。当一九八四年我意识到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明显地开始瓦解——在中国南方合同工开始替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例行地给行内的朋友骂个半死。

公司排列源于合约替代

今天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等级排列，但不是昔日的因为没有产权而以人权排列那种，而是近于大家知道的商业机构排列管理阶层。这就带到科斯一九三七年的贡献。该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翻过来是：“一个人可以在街头卖花生，自己做老板，由花生的市价指导着他的资源使用。为什么这个人决定不做老板，参与一家公司组织，受薪，但要接受上司指导工作，仿佛是奴隶似的呢？”科斯提出的答案，是参与公司跟他人合作生产大家有利可图，但每个参与者的个别贡献可没有市价的指引，于是要由上司指导，仿佛做奴隶去也。科斯之见于是成为：因为

交易费用存在，个别员工的贡献不知价，公司于是出现，替代市场，员工获工资，但要接受上司的指导。

受到科斯的影响，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市场与等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那是一本大名的书，可惜术语多，内容少，只是在说故事，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而且我们看不到作者对经济理论与概念有足够的掌握，整本书的解释力是零。威廉姆森之见，是不仅公司替代市场，而且等级排列替代市场。

发展科斯的思想的人往往把他的论点看歪了！当年读科斯我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说公司替代市场言不成理！在私营或上市的公司或企业中，管理阶层与其他员工无疑有等级排列，正如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或财富皆由市场决定而排列。然而，管理阶层的薪酬与员工的工资一律是市场之价；公司是通过市场购买他们的管理或工作贡献作分配，不是按他们的产品的出售之价作分配。但他们的薪酬与位置绝对是由市场排列的。如果公司之内所有成员的贡献皆以件工合约处理，那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产品市场了。换言之，正确的看法是：公司或企业的出现是源于以一些合约替代了另一一些合约，不是公司替代市场，为何如此我曾经作过详尽的解释。

非私企人权排列容易出现

有些企业或机构的聘用合约可不是全由市场决定薪酬的，所以免不了有点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好比一九八二年我受聘于香港大学，那不是一家私营或上市机构。受聘时的薪酬与我在美国的相若，算是市价。当时我对聘请我的校

长言明：“我是从事研究及教育的，管理或行政我毫无兴趣，我要一律不管。”校长回应：“没有多少行政工作的，这些你可以全部委托同事与院长处理。讲座教授之位只有一个，其他的薪酬你不会接受。”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殊不知过了几年换了校长，喜欢以“民主”管治，而香港政府也来了诸多干预，需要开会的时间急升——据说港大因为行政要用的纸张数量上升了几倍。我怎么办呢？单是分派工作给同事就手忙脚乱，而自己的薪酬却与政府官员的某级别挂钩上升。一时间我的权力变得明显，使我感到我与同事之间是有了人权的差距。可能有些人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不愉快，因为认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只限于研究、创作与教育。

工会与歧视的看法

市场的产权排列权利与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好些时不容易分开：利益团体往往两样都要！好比在不少先进之邦的工会，争取到如下的权利：不是工会会员不能参与某些指定的工作。如此一来，不管工资有没有规定，在压制竞争下工会会员的工资是提升了。当然，工会的借口是保障工作的质量，或防止恶性竞争对社会的祸害。但工资因而提升是事实，组织工会的头头有利可图也是事实——至于交了会员费之后会员的工资是否真的提升了则有问号。不管怎样，从本节的观点看，工会会员的资格与非会员的分别是人权的排列。

工会约束之外，牌照的约束也属产权与人权的混合安排。在美国，医师与药剂师要有牌照才能执业，其维护病人

的理由在表面上是胜于工会维护质量的——搞出人命非小事也。但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的顶级名医不能在香港挂牌行医呢？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某州的药剂师要转到另一州工作，再考牌来自另一州的格外困难呢？我于是认为以牌照约束工作有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这类约束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密尔一八四八年就提出了“不竞争团体”（non-competing group），其性质跟这里谈的争取“人权”组别有雷同之处。

工会与牌照等约束竞争之外，种族歧视或歧视穷人也是以压制某些人的人权的社会运作，从而增加某些人的人权利益。人类分组地歧视可以非常顽固，历久不散。美国的伟大总统林肯一八六三年解放黑奴，而美国多届的政权皆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希望铲除种族歧视，但那么多年过去这歧视还在。

种族之外，欧洲的传统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今天应该有了改变，但口音的不同是歧视弱族的鉴别方法。据说日本在传统上讲话的措辞可以鉴别一个人的社会层面，层面低社会待遇较差也是因为歧视而导致人权与收入不等的效果。

先敬罗衣后敬人不是神州独有，但中国少有种族歧视，总要找一些歧视他人的法门，希望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说不得笑：我们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会像炎黄子孙那样，喜欢把名片印得密密麻麻。我认为这也是为了争取多一点人的权利。先敬罗衣看来是一个社会定律。朋友说，在欧洲，昔日被老外嗤之以鼻的中国表叔们，今天拿着钞票掷出去，遇到的待遇与普通话的回应，皆属上宾之礼。某程度人权与金钱挂钩，自古皆然也。

独立宣言与权利法案

最后让我略谈美国的宪法——只能略谈，因为那是非常深奥的学问，我不懂。但不能不说，因为其中有两点跟本章分析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关联。第一个要点是起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国的宪法制定于一七八七。第二个跟这里有关的重点是一七八九年加进宪法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第五条的最后一句。是的，《独立宣言》之后有百多年的日子，美国的发展是人类的光辉。

《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掷地有声，非常重要。是这样写的：

我们执着于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是人被创造出来是平等的，上苍赐予他们一些不可分离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

我认为这句话是今天大家说的“普世价值”的中流砥柱。同学要注意，《宣言》提到的平等不是产权平等，而是人权平等。原则上人权是可以平等的，虽然我在上文指出不容易做到——很不容易。原则上，人权平等的一个要点当然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了。这是不少后人认为是民主的精神所在，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给民主下一个定义很困难——反对以投票定民主的学者多得很。

这就带到《权利法案》第五条最后一个分号之后，说：“私人财产（private property），没有公正的补偿，不能被取去作为公用。”这句话，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是美国兴盛繁荣的主要原因。今天这第五条还在，但阐释显然是改变了。记载说，美国立宪后一百五十年，高等法院的阐释稳定不

变，但跟着的阐释屡有变动。至于这重要的第五条的阐释怎样改，改了多少次，是在我的学问之外了。

投票惹来利益团体活动是定律

一九七五年，美国西雅图市考虑推出租金管制，举行听证会，我被邀请作为专家作供。我说租金管制是明显地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因为压制房产的租金收入与夺取业主的财产基本上没有分别。当然我也引经据典，提供我研究过的几项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跟夺取私人财产没有分别。（早一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证实价管会带来非私产的效果。）后来听证会的主事人说我讲得很有说服力，西雅图不考虑租金管制。然而，过了不久，加州某市却投票通过了租金管制的法例。

过了约半年，加拿大某省要求我做专家写报告，因为他们正在考虑租金管制。说明写报告的时间酬金可观。我花了个多星期把报告写得详尽，指出租金管制会带来多种麻烦。殊不知他们希望我支持管制，不能用我的报告，不付酬金！他们不可能不先知我的立场，为什么要找我呢？过了两年，该省的租管弄得一团糟，另一组人问我如何拆解，我没有回应。

原来加拿大维护私人财产的法律跟美国的没有两样，只是一小撮人从政府拿得一笔可观的“研究”金，有利益团体的支持，拿着研究金的钱可分，利益团体有利可图，租金管制就成事了。从严谨的经济学角度看，租金管制、价格管制、工资管制，等等，皆违反维护私人财产的原则，也即是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里我不管私人财产应不应该

维护，但这边厢说维护那边厢却不维护经济的发展会有大麻烦。

尽管本节提出在好些情况下，人权平等等不容易甚至近于不可能做到，我们不能否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是朝着人权平等的方向走。这里的要点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或其他国家性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地界定什么可以投票什么不可以投票。这一点，高明如美国的宪法也办不到。以投票更改权利会惹来利益团体混水摸鱼的行为。这也是定律，可惜把“民主”污染了。利益团体之外，肯定的得益者是律师与灵魂可以出售的经济学家。

这里我也不管财富或收入应不应该再分配，但如果再分不应该没原则！通过投票再分配，没有清晰的原则，利益团体的活动会容易产生效与愿违的情况，而社会的制度费用会急升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本章起笔时我说过：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牵涉到市场与非市场排列等级的混淆，人类自私的负面本质都浮现出来了。除了遇到令自己着迷的女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是美好的。

第三节：中国旧家庭的礼教与国家的盛衰

一九七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题为《子女产权的监管与婚姻合约》的文稿，寄给多位朋友看，其中哈里·约翰逊回信，劝我不要发表，因为贬低了中国人。科斯也有微词。其他朋友认为应该发表。哈里之见是他的价值观，我明白。进入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人对自己昔日礼教中的三从

四德有反感。同一民族，时代不同其价值观会变。今天我们有反感的，我母亲那一代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把《婚姻》寄到英国的《经济学报》。那是我唯一的经过正规评审才发表的文章。编辑回信，要刊登，但认为文章太长，篇幅有限，由我选择减少五分之一的文字。怎么减呢？我简单地把最后一节删除。文章发表后，塔洛克来信谴责，说他和布坎南皆认为我删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后来我遍寻也找不到该节的文稿，耿耿于怀久之。该文发表于四十五年前，近几年注意该文的学者是增加了。

以人权排列的中国旧家庭传统

中国的旧礼教婚姻与子女教育是社会学的话题，我是门外汉。写该文我的资料来源有三。其一，最重要的，是自己母亲的多次口述。她在年幼时缠过几天足，嫁给我的父亲是盲婚的，迷信，是个十足十的中国旧礼教培养出来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但过耳不忘。男女不论，母亲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第二项资料是陈顾远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婚姻史》。最后一项资料是西方的英语论著。上述三项虽然重点的处理不同，但内容大致没有出入，而其中最细致、精彩的描述是我自己母亲的口述了。

大略地说，中国的旧家庭以最年长的父亲——或父母——作为一家之主。在子女承继或分身家之前家庭的主要资产全部在这长者的手上。这里的重点是子女也属长者的资产；父亲杀子女不是罪。家庭属下成员的收入或消费享受由长者分配，但要受到伦理与礼教的约束；长子的权利比次子的大，儿子的权利比女儿的大，正妻比妾侍的大，如此类

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大致上家庭或家族的成员的辈分与权利皆有定位。一个成员因而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这些不同的位置与权利不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但大致上礼教、风俗是如此这般地排列了。基本上是人权的排列，即是非市场的等级排列。久不久或有更改，而久不久要明确地表述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成员坐的位置有规定，菜肴佳肴的摆布有法则，谁先起筷有礼仪。

旧礼教风俗有可取处

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的旧家庭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同学们可从本卷读到的关于公司性质、权利结构那些方面想。中国的旧家庭显然是一家公司组织，由礼教约束着成员的组合，合作产出，以农作物及手工艺产品应市及自用。血浓于水，可能为了确保治安及预防战乱的干扰，但更重要是有着礼教与文化传统的协助，他们的选择是不分家。只要有好一部分的家庭的成员组合不分，其他的会依着这礼教的组合模式走。“无家可归”在昔日的中国有着不幸的意思。

子女是父母的资产这个传统显然起自春秋战国之前，虽然后、孟的儒家学说与礼教是有力地维护着家庭组合不分的顽固存在。我不认为孟子的智商怎么样，但非常佩服孔子。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还没有发明纸张，怎么出现像孔子那么伟大的思想家是个谜，是谁教出孔子更是一个谜。关于逻辑归逻辑，伦理归伦理，思想清晰，比时间上略后于他的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强得多了。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什么三从四德有点那个，但不能否认儒家教的孝顺、恭敬、礼仪等有其可取之处，而至于求学与为人之道，我们今天恐怕还要多学古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当然要投资于子女的教养。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员的等级是人权排列，有点奴隶的味道；不同的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而子女有遗产的承继权利。

今天不易接受的风俗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不容易接受的风俗或行为。盲婚：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子女无权选择婚姻配偶，通常婚前没有见过对方的面。女子嫁出去就成为男家的人，所以男家付给女家的聘礼一般高于女方带到男方的嫁妆。这跟西方的传统是两回事。婚姻合约全由双方的家长主理，结婚的子女无权过问。像今天买卖房子那样，有作为经纪的媒人。

缠足：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好些女孩五岁开始缠足。我不同意传统说的，缠足是为了增加女性的美。我认为是为了防止嫁了出去的逃走。男的农作，女的家务或纺织，走动不灵活无大碍。有缠足的女子嫁出去时可获较高的聘礼。

童养媳：女孩或会在孩童时卖出去做购买之家的将来媳妇，价格比聘礼相宜，而从小由男家教养长大后会较为服从了。

杀婴：在艰苦或饥荒时期杀婴的行为常有。据一项统计，杀女婴远比杀男婴为多。可能是一个“善”举：母亲曾经对我说，二战逃难到广西时，带着七个子女，其中三个只几岁的，她只有能力养一个，于是让我背着三岁大的妹妹到田野中觅食。（今天我的妹妹还活着，而当时在田野的观察使我

二十多年后写《俞农理论》的第八章时，思路纵横，给老师阿尔钦大赞一番。）

非市场排列大有可为

这就带到本节要分析的另一个重点话题。中国旧家庭成员的权利等级排列是非市场的人权排列，为什么经济运作的表现会高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人权排列那么多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写此节时我手上持着三卷残破不堪的、一七九七年在英国初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英文原著，从拍卖行拍回来。英使Lord Macartney谒见乾隆皇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典故。该高职使者拜访乾隆是要求中国开放贸易，也希望能在中国设立使馆。乾隆反对，说中国什么都有，没有兴趣跟外间的蛮族建立邦交。这就惹来英商大举把鸦片输出中国，跟着的不幸发展过后再说。

没有市场工资的神奇效果

英国使者中国行的观察证实着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日子，中国的经济还是雄视天下。在中国旧家庭的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的情况下，经济怎可以搞得那样出色呢？

我要先指出两点。其一，跟中国改革前的干部排列不同，中国旧家庭的资产属长者所有，界定明确，而承继的权利大致上也有界定。其二，虽然在一家或一个家族之内以人权排列，但一家之外或家与家之间有市场。北京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其中描述的繁华市场景况不是胡乱想出来的。

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有产品市场，家庭之内的人权等级排列够清晰，个别成员的产出市值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场工资的指引。换言之，如果我的家要产出供应外间的市场，只要子女听我的指挥，而我知道子或女作甲项目需要放弃的乙是代价，也即是知道每项目的代价成本，我可以容易地按着子女的代价成本作监管，按着产品的家庭之外的市价指导，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的个别贡献在市场值多少钱，也不需要顾及个别子女的边际产值是否等于市场的工资。

上述的阐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家或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看，不管其中的成员多少，也不管他们的非市场等级怎样排列，只要引进市场有不同产品的选择，产品有市价，中国旧家庭的产出安排会使该户的市场边际产值等于该户的市场边际成本。从而遵守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带来的变化，把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救了一救。可谓神奇矣！

既然神奇，当然重要。让我再说吧。传统的分析是生产要素有市价，即劳力有工资。争取利益极大化，均衡点是生产要素的市价（或工资）要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推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我在这里的贡献，是指出只要资产的权利有界定，家庭或一个生产组织的成员的非市场等级排列也有了界定，这组织的主事人不需要知道生产要素的市价或成员的工资。他只要按着不同产品的市价的指引与成员操作的代价，就可以同样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至于成员的休闲时间则跟风俗习惯走——我们今天的休闲也如是。

上节我们指出，源于科斯的公司性质，威廉姆森的等级

排列是市场排列，从经理而下的等级薪酬皆市价，所以说公司或等级替代市场是错的。本节分析的中国旧家庭的成员排列是非市场排列，但却跟市场排列有相同的效果，所以神奇。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其一是干部排列的上头没有明确的资产界定，其二是当时中国的产品没有真正的市场之价。

家庭成员不能退出的因与果

我们不需要想象《红楼梦》那种富有的大家族来体会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年幼时我见到的很多不富有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情况，更不怀疑母亲对她那代的描述是实情。非市场的人权排列可以有市场排列权利的效果，但资产要界定为谁属，产品要有市场。

上述的中国旧家庭的安排有其他三个今天的市场经济不会见到的效果。其一，家庭之内的成员不容易退出或离家自立门户。这是因为每个成员的收入分配已经由家内的排列决定了，承继产业也有了名分，退出家庭的选择因而受到约束。这可不是说旧家庭没有雇用外人的安排。出外打工的常有，但他们还有家可归。事实上，昔日中国的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出去，而繁忙季节出外打散工的也常有，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打散工的为数最少。其二，上述的旧家庭的安排没有失业这回事。其三，没有多少空间让利益团体混水摸鱼，所以没有最低工资那种玩意。

礼教减低制度费用但有代价

友人福格尔及巴泽尔曾经为文指出，奴隶制度不会导致无效率的经济运作（福兄为此获诺奖）。这就带到我要说的

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算不上是奴隶。子女有父母与亲属的爱及承继遗产的权利之外，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礼教传统重要。我认为这传统是中国在家庭之内或朋友之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喜欢斤斤计较金钱的原因。就是在富家子弟争家产偶有所闻的今天，中国人很少像西方那样：朋友到餐馆进膳要各自付账；子女读书要向父母借钱。引用到昔日旧家庭之内的产出应市运作，不斤斤计较是远为容易处理的。换言之，中国的礼教有协助减少交易与监管费用之效。

在家庭之外，以伦理治国可以大幅地减少制度费用。今天西方的或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律师及法庭费用往往是天文数字，远高于昔日中国的包公审案。另一方面，中国昔日以伦理、风俗治国有两个大弱点。其一是不容易更改；世情有变但伦理、风俗不变可以是大麻烦。其二是学而优则仕，像苏东坡或走苏子路线的有识之士都做官、判案去了。没有一个不懂得诗、词、书、画，但走科学路线的稀有。中国进入工业时代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公行成立与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中国开始衰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外人以武力侵略；其二是工业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旧家庭开始瓦解。让我分开说吧。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可不是起于林则徐在广东虎门烧鸦片，而是源于一八三四年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

事情是这样的。一七二〇年，为了摆脱外国商人的罗唆

要求，康熙在广州设立公行，用以处理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天在广州还活着的老人会记得的“十三行”了。一家公行处理一个或两三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持有跟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跟他们洽商生意的只是一家公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生意盈利变得很大，每年交给英国政府的税占该政府库房总税收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英国商人呢？他们没有许可权跟中国贸易，只能从事成本较高的走私，而走私到中国是以产于英属的印度的鸦片为主。

这些走私英商虽然也有利可图，但患上眼红症，见东印度公司的暴利如斯，联手要求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专利。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专利被取消了。然而，众多英商虽然能合法地跟中国贸易，他们只能通过一家公行从事。这家公行当然大有进账，而称为“行商”的公行办事人的生意手法了得，懂得怎样榨取。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外交途径无效，今天香港怡和的两位创办人之一的James Matheson上书英王，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洛杉矶加大图书馆读到。其他主张出兵的英商及政客不少。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不堪一击。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起笔就废除公行，鸦片却只字不提。跟着鸦片进口中国的急升导致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太平天国的起义始于一八五〇，为时甚久，死人三千万。跟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一九〇〇的八国联军中国是近于奄奄一息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发明火药与指南针的国家，一个三千年前冶炼金属的技术无与匹敌的国家，一个富甲天

下数十世纪的国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没有冰箱因而饿着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杀予掳呢？

工业发展家庭瓦解

转谈中国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吧。大约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发展开始引进中国，逐渐替代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这些新兴工业用的机械往往庞大，而且需要配合的其他设备多，不适用于家庭；维修保养的专才也不容易在农村谋生计。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工业往往采用生产线，由多人合作一起产出，每个员工的工作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产品，以工厂、生产线制造，比不上手工艺的，但事实是，工厂与多人分工合作的安排会使产品的成本大幅下降。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起笔时描述制针工厂，指出同样的人手，分工合作可使产量上升数百倍。

这样，一个参与工厂操作的人的产出市值会高于留在家中操作农业或手工艺。农作的繁忙时间有季节性；家庭手工艺的产品成本远高于工厂的。于是，从家庭工作转到工厂去，或转到城市经商，离乡别井的人数会大幅地增加。不像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工业去，但昔日离乡别井的人相当多是没有疑问的。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跑到香港作学徒；十多年后我的母亲从江门跑到香港在工厂入香水。我的叔叔伯伯也如是。在中国内地昔日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

青黄不接惹来混乱

困难的出现，是离乡别井争取较高的收入，旧家庭的礼

教管治要不是鞭长莫及，就是离家谋生的有了自己的生计，原先的等级排列因而逐步失却效能。可能更重要是在旧礼教中，以道德伦理判案、不需要律师的传统，因为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再不能一般性持续下去。还没有司法制度，青黄不接，军阀与黑帮并兴，日军乘虚而入，社会的混乱持续了近百年！

在西方，司法起自罗马帝国，传统上中国是没有的。要引进司法制度很不容易。一八四二年英国占领香港，引进的司法制度是英国的普通法，有那里的前案例为凭，而一九七七之前终审法庭还是在英国。但香港当年一方面用英国的普通法，另一方面法庭考虑中国的礼教与风俗传统。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法庭还在引进中国的风俗一起考虑。

我们容易想象昔日的中国，因工业的发展而要引进司法，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普通法显然不能用，因为要有悠久的前案例的支持。欧洲的大陆法模式原则上可以用，但昔日的中国是连正规律师也没有的国家。就是到了经济发展足以震撼世界的今天，在司法上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中国文化光芒依旧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盛衰的大略史实，我们不可以没有很大的感慨。然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把明亮的火，其光芒是人类的骄傲。那是炎黄子孙的文化。无论文字诗词、金属器皿、玉石雕工、陶瓷技艺、丝绸刺绣、文房四宝、书法绘画，等等，一律纯而厚，变化多而妙，说是举世无匹不容易有争议。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土文物多得不得了，其中不少精彩绝伦，博物馆没有

见过。看到这些文物，我无师自考二十多年后，说：中国的历史恐怕要从头再写了。见到新奇的古物趣思是有趣的玩意。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起笔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顾历史，我们体会到的是中国“合”的压力远比“分”的压力为大。用老人家发明的经济思维作解释，这分久必合的顽固现象是源于纯而厚的文化来得很广及，“合”可以相当大幅地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分”则这些费用会增加。

二〇〇八年科斯、诺斯等比我更老的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人类曾经有五个古文化，皆倒了下去，只是中国的正在再站起来，那是为什么呢？”文化的纯而厚是我给他们的答案。这个伟大的文化不可能跟该文化中的礼教传统没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节：国家理论：什么是国家？

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称国政理论，其实二者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与贝克尔等人成立一个研究所，用上“state”一词。他们研究的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属国政。另一方面，“国家理论”的要点是问：“什么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些问题不浅，因为原则上一个小家族可以自封为“国”，而当今之世，有些小岛注册为国，能否被国际承认是另一回事。问什么是国家或为什么会有国家，我们要从历史有载的角度看。

巴泽尔的“国家”打不进历史

不少学者思考过“为何有国”这个问题。我熟知的例子是自己曾经任教十三年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当时那里研究经济历史的诺斯与他的追随者就这样问。开门见山地处理的是巴泽尔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一书。巴兄也属华大，自己卓然成家，不是诺斯的追随者，他问的当然是国家的性质了。

巴泽尔给国家的定义有两方面。其一：国家由多个成员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监管。其二：成员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居住，而这界限是监管者的武力鞭长可及的。巴兄大作的内容包括立例管治、权力架构、公众事宜与监管费用等。

巴泽尔描述的国家性质没有错。然而，从上文提出的“历史有载”这个比较严谨的准则看国家，巴兄说的“国家”打不进历史！二战期间我在广西见到的几条小村落，全部合乎或拥有他说的关于国家的性质。历史可没有说小村落是国家。事实上，二战之后，香港及好些内地城市出现了不少黑社会组织，皆合乎巴兄说的“国家”规格。

国家公司有三项特征

说中国的旧家庭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对；说国家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也对。科斯之见是国家要作为一家公司看首先由列宁提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历史有载的国家的特征跟我们大家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有什么分别呢？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指出公司要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三十年后的今天该文被引用的频率在上升，显示该文

的论点是愈来愈被行内的朋友接受了。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国家，历史有载的准则需要一起包括本章分析过的三项：其一是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见第一节）；其二是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见第二节）；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见第三节）。换言之，没有这三者的合并存在，一个公司组织不能在历史记载上成国。当然，吹毛求疵地看，任何公司甚或家庭组织都有这三者的合并，但历史有载的国家这合并是强烈地明显。换言之，对“国家”的看法我在本章已经写了出来，本节再刻画上述三项的要点。

身为炎黄子孙我对“国家”的看法比诺斯、巴泽尔等朋友占了一点优势，因为我不仅看西方，而且多看了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天下”大国，何况那是一个曾经出现过多次“分久必合”的国家。

传国玺的典故有欧洲历史的支持

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经济含意是：天下的人附地而生，但没有劳动力土地没有产出；强者为王，王要土地，也要庶民，所以国有地界，庶民生在那里就是那里的国民，要退出他往不容易。我相信在古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一国之内的所有土地皆为持有武力强势的帝王所有。我曾经为了好奇而考察过一个印章的典故，属传说，是真是假今天难以考究。内容可信，因为欧洲有类似的史实。

传说秦始皇帝造了一个印章，称“传国玺”，是玉造的，谁获得这个玺整个中国就是他的！后来该传国玺不见了，无数后人到处找寻，皆不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

要找这个匣，遍寻不获，于是自己另造一个。记载说，贞观十六年太宗造了自己的传国匣，意思也是该匣在谁之手天下就是谁的。传说是“玄匣”——“玄”可解为白玉，可解为黑色——但我认为该匣可能是当时也称为金的红铜造的。太宗命刻或铸的传国匣有“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八个字。

传国匣这个典故是传说，但古时一国之地皆为王者所有，这有欧洲历史的支持。一九九七年之前，除了三小块，所有香港的土地皆属“皇家”所有。一八九九年，英国出版了Pollock与Maitland合著的《英国法律史》。那是两卷很厚的巨著，虽然有人批评为不可靠，我认为十分好——五十多年前在阿尔钦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过。该巨著追溯英国法律的演进，主要是关于土地的法律，从皇上而下分发，有郡主分割制，土地使用的年期由短加长，也有以使用家族的寿命为期限，土地的转让权经过几种有趣的变化。这使我意识到使用权重要，收入权重要，转让权重要，但从生产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这意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建议北京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因——国家保持土地的所有权对经济发展不会有不良影响。

土地所有权可以维护权力

我给上述历史的经济解释如下。昔日王者得国，持有土地，但王者与下属官员不可能全部亲自耕耘，要发放出去给庶民操作，从而收租或抽税。古时，租与税往往是同一回事，中、西皆然。这土地的发放往往通过几个层面，诸侯、贵族或不同等级的排列出现，而今天的欧洲虽然土地的使用权利早就改变了，但级别的不同称呼不少还保持着。

美国的崛起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土地的所有权为个人所有源于霸占土地或谁耕谁得的发展。但在古时的欧洲及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往往被王者或高级别的保持着，只发放使用权出去。上头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的意向欧洲似乎比中国重视一点。

为什么王者或贵族要保持与收入利益无干的土地所有权呢？一个解释是在名义上他们会比较容易地征收租或税。但事实上，拥有武力的上头征收租或税不需要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我认为较为可取的解释，是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协助维护王者或上头的权力；你不听话，我拿回你的土地转交给其他人。这样，无论是中国的风俗伦理还是西方的司法程序，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是权力的保障。

争取或维护权力应该是古时王者的座右铭吧。要吃要穿要住的就是那么多，后宫佳丽无能享受三千人！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土地，但没有权力一个佳丽恐怕也保不住。杜牧写“铜雀春深锁二乔”用不着很大的想象力吧。争取土地与附地而生的庶民是中国历史写之不尽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不是源于王者的收入享受之争，而是他们的权力或维护权力之争。历史说唐太宗是个好皇帝，生活不奢华，而我们今天见到的证据是李世民的文章与书法皆精。然而，争取与维护权力太宗整生没有松懈过。历史也说玄宗李隆基是个聪明人，他的贵妃杨玉环不仅貌美胜花，而且是个天赋甚高、没有半点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与她皆不懂得维护权力，落得惨淡收场。

人的自私促长掠夺；人的自私策划防守。二者皆要权力。很少人拥有李白的天赋，有恃无恐，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收入再分配是大麻烦

转谈上文提到的一个国家必有的三个特征吧。先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本章第一节指出，市场经济有机会导致贫富分化，过于极端可以灭国。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另一方面，一个非市场的等级排列制度，例如中国改革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收入再分配就不是重要的考虑了。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好些国家以种族歧视或贵族、平民的人权等级划分，索性把穷人永远压下去！要处理这些麻烦是一家“国家公司”的三个特征之一。我们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没有这些麻烦。

以抽税的方法作再分配近于一律没有可取的经济效果，而抽税的费用可以高于税收所得。美国的经验是派发福利的人手工资高于派发出去的钱，而鼓励长贫是福利制度的致命伤。经济学者高举的人头税（head tax）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尝试推出，害得这个铁娘子要下台——人头税不能直接地把收入再分配。

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楼价的升降其实是地价的升降，而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地价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当然以地价高为上了。我曾经写过怎样利用地价上升来协助穷人，这里不再说。至于我们听到的要防止楼市“泡沫”的言论，我不懂。不是说市场不可以有泡沫这

回事，而是经济逻辑不支持我们听到的说法。这话题我也解释过了。

人权不平等的正确阐释

转谈国家的第二项特征：要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及等级排列。这点我在本章第二节作了分析。人权平等是今天“普世价值”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很难办到。我认为争取人权平等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动作，真理不要这样看。真理是，人权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负面的，而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两点，其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人权不平等的排列，有了界定，可以减少因资产界定不够清晰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点我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了。

其二更重要。如果因为你的肤色或出身低下社会把你小看了，对你歧视，即是把你的人权等级压下去，这对社会的经济没有好处，从道德的角度看也不值得庆贺。但如果一个穷人因为有学问而被社会格外尊敬，在市场或公众场所受到礼待，这里那里有较大的方便甚或有较多的经济利益，那么从经济与道德的角度看，人权的不平等不是坏事。换言之，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的人权压下去一般对社会有害，但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提升一般对社会有利——这当然不包括见到人家有钱就跪下来那种俗不可耐但相当普及的行为。在公交车上见到一个老人你让他先坐是好风俗，但这也是人权不平等的正确看法。

我的投诉，是今天的中国人凡事讲钱，金钱之外的个人成就没有得到我在年轻时见到的敬仰或尊重。尤其是今天内

地的大学，教师写文章是因为升职要算数量，也要讲人际关系，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也即是人权本身不会因为学问了得而提升。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偶尔听到来自香港及台湾的同学投诉受到种族歧视。我通常的回应，是读书成绩出众其他同学会刮目相看。这是说人权可以自己争取调校。

如下故事是真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经济学系的主任是二十年后获诺奖的诺斯。此公喜欢在新学年开始时给同事训话，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鼓励年轻的多写重要文章。某次他训话后几个同事相聚，一位新来的显然对诺斯的训话有反感，说：“写文章我不会是为了跪下来吻诺斯的脚。”另一位同事立刻回应，说：“错了！你写出一篇重要文章诺斯会跪下来吻你的脚。”后者对诺斯的描述是中肯的。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需要多少个像诺斯那样的人。

中国文化不灭的证据

最后谈文化，是本章第三节提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家”特征。我认为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本钱。中国的文化纯而厚，一般的观察之外，我的重要证据有二。其一是长达十年、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竟然革不掉，其顽固的整体存在使我这个老人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其二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通缩终结，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收藏品的拍卖价开始上升，十年上升了约五十倍。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国今天的总国民收入约地球的十分之一，但收藏品的拍卖总价，今天中国约占地球的三分之一。一个很可能

是从圆明园抢去的花瓶，二〇一〇年在伦敦拍卖，成交价五千三百多万英镑（当时人民币五个多亿）；同年一个乾隆皇帝的“自强不息”玉章，拍卖成交价二千七百多万英镑。欧洲咋然！一个从事拍卖行业近半个世纪的法国专家说，他平生没有见过像中国收藏品那样的现象。一幅苏东坡的字，小的，只九个字，是真迹，今年（二Ｏ一三）九月在纽约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后来该作的真伪有大争议，我还是认为是真的。）上一幅苏子的字拍卖是一九九六年，也是小幅，字数较多，地点也是纽约，相比之下，以每字算价今天的上升了约百倍。三十年后中国的收藏品总值会是多少只有天晓得，何况今天中国禁止拍卖的出土珍贵文物多得很。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前途

三十年前中国的文字因为没有打字机，其使用效率很不妥，比不上英文。今天有电子数码的协助，打中文比打英文还要快，修改文稿的成本近于零。中文是一种精彩语言，可以表达清晰之外，音韵平仄讲究，长短句法自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有了看头，学中文的西方孩子无数。再过三十年中文会成为一种国际语言我们今天大概可以肯定。我也认为繁体字可能复杂：打字不论繁简；书法渐趋普及——写书法不能用简体字。几年前一幅现代名家画的宣纸国画，作者在画上题诗时不小心，用了两个简体字，其价下降了不少。入门中文比英文容易学，但要达到下笔成文之境，中、英二文皆要大下功夫。

结论是明显的。文化包括风俗与礼教，是维系一个民族组合而成国的主要因素。那是我说的可以写进历史的国家了。国际政治我不懂。假设这些我不懂的不存在，我认为中

国将来在人类历史上可走多远的条件主要是一个。中国人聪明西方早有定论，但到那里求学的中国青年今天一般被评为少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创意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是明显地胜于其他民族的诗人，而想象力与创意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学子被评为少有创意是源于教育制度的失败，不能让他们像诗人那样自由自在地想。其他支持这教育制度失败的证据很多。

文化厚度甲天下的中国使我有这样的看法：只要地球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

结语：国家理论不能漠视文化

昔日几位行内朋友对国家的成因有兴趣。我不认同他们处理的路向，主要是因为他们漠视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古老大国，而且数千年分分合合的史实教我们很多。弗里德曼当年对我说要从宪法的存在看国家。这不对，因为好些国家没有宪法。从中国的历史看，我们知道法律也不一定要有。当然有执政者，而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也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行内朋友处理“国家”最失败的地方，是他们不重视文化。共享一个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可以成国的主要原因。文化这回事，牵涉到价值观，是好是坏我们不要管。回顾中国的史实，我们知道无论是风俗、宗教、伦理、文字、艺术等，综合起来是维系一个国家的存在的主要因素，皆文化也。这些可以看为一组共同接受的合约，协助大幅地减少社会的交易与管治费用。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文化的存在能把制度费用减得足

够，法治可以不用。今天，炎黄子孙可能认为昔日自己国家的伦理或风俗不合时宜，但不能否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曾经雄视地球数千年！是的，今天回顾，我认为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久存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可以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深厚文化。所有国家或多或少要靠自己的文化维系着，因为一个共同的文化会减低制度费用。中国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她的文化厚度让我们看得清楚了。

我们不要因为今天的价值观不能接受昔日的三从四德而看低自己的已往。这不是可取的学问态度。我们要问为什么曾经是那样。一九七二年我在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监管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整篇从制度或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礼教家庭，局部而又间接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中国这个国家。今天我恨不得当年能多写这类文章。

附录一：从艺术文化看一个顽固存在的国家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在厦门大学讲话，牵涉到的内容正好补充着本章要说的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也协助着我在卷四分析讯息费用与收藏市场的现象。此文在网上出现后，流传甚广，不少专家传阅。）

不久前读到，下围棋，人脑斗不过电脑。不奇怪，因为下棋可以算进复杂的方程式。我不鼓励青年沉迷于下棋。玩玩可以，沉迷不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下棋过于用心对脑子的培养可以有害。其二是下棋要真的下得好需要有一种很特别的天赋。有这种天赋的不一定是聪明人，要是没有不管你多聪明不可能成为国手。

科学成就主要靠想象力

科学呢？有些技术需要训练。然而，回顾人类的科学发展历史，技术不是那么重要。伟大如生物学家达尔文，他在实验室的操作不到家！以我熟知的经济学为例，这门学问近四十年来走下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于数学技术那方面发展，入了歧途。科学主要是论思想，即是讲内容。这样衡量，科学的成就主要是靠想象力了。自然科学与我熟知的经济学，足以传世的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一律靠想象力。科学思想要传世说难甚难，说易也易，但想象力欠奉传世机会是零。

想象力这回事，天生因素虽然重要，后天的学习也明显地有很大的决定性。以中国为例，我们的诗人想象力很了不起，但科学的成就却逊西方。我认为后者的不幸是后天的教育教坏了。这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制度——屡发牢骚。

艺术以表达感情为主

转谈艺术。艺术当然要讲技术，不容易，要多下功夫。论技术，我认为艺术比科学重要。一位技术超凡的画家，想象力不足道，其作品可以卖得起钱。有大成的艺术家呢？单凭技术不足够，加上想象力超凡也不足够——不可或缺的是感情的表达。后者是艺术的主要困难所在。科学是不需要表达感情的。

每个人都有感情。应该是天生使然吧。道金斯会说是源于自私的基因。所有动物皆如是。没有感情，我们难以想象人类可以生存。从成功的艺术作品那方面衡量，困难可不是

感情的表达——这表达任何人都容易——而是作者要把自己的感情适可而止地传到观察者或听者那边去。这是非常困难的：要触及观察者或听者内心深处的和弦，艺术作品或大或小要有点震撼，要夸张得自然，也要有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美。稍有俗气，一件艺术作品就完蛋了！

想当年，黄苗子给我上书法的第一课，他叫我拿起毛笔写几个字给他看。我胡乱地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他立刻说：“你可以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字没有俗气，过了最难的一关。”那是二十五年前。今天回头看自己的旧作，总是觉得有点俗不可耐。可见感情有真假之分，米芾说的“振迅天真，出于意外”谈何容易！

绘画艺术中国走下坡

论艺术文化，中国的历史传统了不起。当然，西方也有独到之处。从画作那方面看，从艺术的哲理衡量，西方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能与中国打个平手。他们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五百年前。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出了一个伦勃朗，摆脱了旧宗教的约束，推出放开空间的画法，可与我们北宋时期的范宽比一手。约一百年后，比起西方，画作艺术中国开始败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印象派光芒不可方物，我们是给比下去了。然而，法国印象派有几种阐释。我认为最可取的阐释是：感受上的真实比实物本身还要真。以这阐释衡量，所有中国的传统画作都是印象派。

十八世纪中叶起中国的绘画艺术开始走下坡是明显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君皇时代，皇帝的取舍会重要地影响艺术的发展，中外皆然。在视觉艺术上，十八世纪中国的

败退主要是源于乾隆皇帝这个人。乾隆重视艺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可惜此君的品味俗不可耐！这可见于他写下的几万首诗。我们不要骂乾隆。同样能干的法王路易十四，同样重视艺术，也同样俗不可耐。洛可可艺术是路易十四的影响。没有感情的华丽作品，是金钱加俗气的结果。乾隆时期的官窑瓷器，不是很有点洛可可吗？

民间艺术有可观

今天回头看，十八世纪中国的视觉艺术发展不是一律败退。民间的艺术发展有可观。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寿山的石雕艺术。这门艺术的鼻祖杨玉璞是康熙时期的人，我找到的证据是他专为宫廷操作。到了乾隆时期的周尚均，宫廷之外他的民间作品多，卖得起价。再跟着的就是东门与西门派别的发展，了不起，而其中西门的林清卿的石雕艺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可惜林氏的重要作品被一小撮人珍藏起来，今天的市场不多见。我曾经认为雕塑艺术中国逊于西方，但见到清卿的两件精彩作品后就改变了主意。另一方面，天赋甚高的扬州八怪也是乾隆时期的人，得不到宫廷的赏识，只能在民间卖小品。

中国的艺术哲理

说在传统上，中国的视觉艺术非常了不起，我没有夸张。同学们要找机会细看约一千年前北宋范宽画的《溪山行旅》那幅巨画（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市场有很好的日本复制）。我为这幅画思考了很久，认为该画达到的境界到今天也不能被超越。该画不可能是碰巧之作，而是反映着一个伟大的艺术文化传统。

在视觉艺术的哲理上，中国古时达到的深度令人向往。各家各法多得很。这里我禁不住要例举唐代孙过庭写于公元六八七年的《书谱》。论上佳的书法，孙前辈教我们如是看：“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颠峰之势，临危据槛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辙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细挫于毫芒。”

书法没有画面，文字内容不重要，只凭点点画画来触动观察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谈何容易？孙前辈是说：如此这般可以做到！《书谱》三千多字，书法好，文好，字字珠玑，令人拜服。有人说那是论书法的一个序言，我认认为是全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谱》真迹缺少了好几百字，可幸也缺字的大清楼《书谱》拓本刚好有那几百字，合并起来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书谱》的全文。我建议同学们背诵这篇文章，学不到书法也学得什么是文气什么是文采。

西方的艺术哲理雷同

书法这种抽象艺术中国独有。中国历代对艺术哲理的评论有不少佳作，但也有好些过于抽象，我读不懂。我是个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西方的视觉艺术哲理的言论，佳构不少。我欣赏梵高、莫奈、塞尚、毕加索、罗丹等人对艺术的看法——尤其是塞尚。这些言论不难找到，同学们要拜读。跟中国一样，他们说的来来去去也是怎样把作者的感情触及观者的内心深处。

美国诗人爱伦坡曾经写下如下的话：“在最鲁莽的人的内心深处也有和弦；但若没有感情，这和弦是不能触动的。即使那些完全陷于迷惘之境的人，觉得生与死同样可笑，但对某些事物他们还是不能嘲笑的。”

爱伦坡早逝。在他的墓碑上有人刻上这句话：“没有奇异的层面，不会有精致的美！”这不就是我们的孙过庭说过的吗？可见艺术的真谛，其哲理没有中、外之分。人类就是人类，道金斯会说是动物的基因使然。

每个人都应该尝试艺术

在美国读本科时，我修西方的艺术史成绩好，获邀请作艺术史的助理教员一个学期。一九五五年，十九岁，学人家搞艺术摄影，第一天尝试我摄得的两张作品不仅入选沙龙，而且被印在该年的国际沙龙的年鉴上。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做过几个月的职业人像摄影师，其后为了帮补生计，在美国加州传授自己发明的摄影方法。一九六七年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个展，盛况一时。想来是无聊玩意，但当时专研经济，日夕思考，很苦，凭一种艺术媒介发泄一下是有其需要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下艺术的操作，不是要成为什麼艺术家，而是要让自己的感情有个好去处。尤其是像我这种搞思想创作的人，遇到难题需要日夕思考，久不久总要找些什么来让脑子松弛一下。今天我找什么艺术媒介来尝试呢？摄影要跑来跑去，音乐自己的耳朵有点问题，绘画的色彩与工具可以弄得一团糟，雕塑要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室。我于是想到书法。宣纸与墨汁皆相宜，可以乱写一通，而机缘

巧合，让我一手买下“文革”时期制造的几百支羊毫笔。老师呢？上海的周慧瑛免费教了我多年。我是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

以物为本考察讯息费用

我对中国的艺术文物的研究，是另一个故事。一九七五年春天，在西雅图，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我不同意当年盛行的关于讯息费用的几种理论。我对他说考察讯息费用要从物品本身的特征入手，即是说我们要找一些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细察其特征，从而理解为什么这些特征会导致高的讯息费用，然后推敲市场会怎样应对。当时正准备到香港度长假，我对巴兄说会到那里考察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的广东道花了两个买玉卖玉，教我的专家朋友不少，可惜到今天我还是不懂得翡翠玉石的质量高低应该怎样看。但我后来还是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玉石定律。这定律的起点，是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没有专家作判断不值钱，跟着的有趣含意这里不说了。

解通了财富累积大难题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八三年我转向研究产自寿山的田黄石。田黄也是讯息费用高，但跟翡翠不同。翡翠难分优劣，田黄难知真假。翡翠我学不懂，但田黄我算是学懂了。这些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不仅让我写下在《经济解释》中很好的一章，可能更重要是让我推出一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财富累积是近代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曾经有四位大师尝试过，皆失败。

我的“破案”方法简单，从仓库的角度入手。累积财富

是要有仓库的。所有金钱以外的资产都是仓库。你买一间房子，是仓库，房子的市值就是你的财富。这市值是由预期的收入折现而得。这里的问题是收入必有上限，所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房子的市值也必有上限。如是推论，所有靠预期收入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资产，必有上限。这样看，如果一个社会只凭这类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到了上限，花不掉的钱要放到哪里呢？

这是一个无法找到均衡点的大难题。我破案的关键，是指出没有收入或不靠收入的收藏品没有市值的上限。只要加进这些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一些仓库，整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就浮现出来了。

中国文物出了

在我一九八一年写好、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一本小书中，我肯定地推断了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凭着日本七十年代的经验，我跟着推断艺术或文物的收藏品，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是为什么在考察寿山的田黄石之后，我转到其他收藏品那方面去。除了珠宝及一些现代的艺术品，其他收藏品的讯息费用甚高。古书画的讯息费用当然高，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土文物多，其讯息费用也高。

要判断一件收藏品的市值，有四方面的困难。其一是鉴别真假，其二是鉴别优劣，其三是判断其重要性，其四是衡量市场的接受性。鉴别优劣比较易学，这里不谈。让我略说其他三项吧。

收藏品的真假鉴别

鉴别真假我采用的方法跟专家们用的有别，比较容易，但能过关而被我接受的机会较高。我的出发点，是艺术或文物收藏品我们一般不可能证明是真的。于是，我集中于找寻假的证据，找不到不能说是真的，但可以接受。

以两年前吵得热闹的苏东坡手书的《功甫帖》为例吧。该帖只几个字，没有苏子的署名，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有专家说是真的，也有专家说是假。我怎么看呢？没有假的证据，可以接受。说该作是假的专家的意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字的笔触有点偏侧，不像苏东坡的字。但苏子写字不提笔，即是手腕按在桌上写，《功甫帖》的字较他通常写的大，所以略偏。其二是翁方纲的骂言，专家说字多挤迫，不像翁氏的字。但翁方纲这个人就是唠唠，空位不够他就要这样把字挤进去，何况印章绝对是翁氏本人的。要注意，我可没有说《功甫帖》是苏子的真迹——怎么可以知道呢？不可能知道。我只是认为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奇怪是在这大争议中，我没有读到那几个字是不是写在宋朝的宣纸上。

是的，真不能证，但假可以证明。假冒得真假难分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假的证据。市场伪作无数，懂得鉴别通常可辨，有时甚难。有时我明知是假也要弄来研究一下。

从作品重要性说小蛮腰现象

判断一件作品的重要性也不易。懂得判断不难赚钱，可惜往往要过了一段时期才知道。收藏有这么一个市场规律：同类的作品，假以时日，重要作品的价值上升，其增长率—

般比普通的为高。同类作品，价格上涨时一起升，但下降时重要的不降，或降很少。换言之，同类作品或同一作者，重要与不重要的作品的价格差距会因为时日的蹉跎而愈来愈大。例如我知道某名家的画作，同样大小，二十年前重要的三十万，普通的二十万，今天却变为二千万元与二百万。重要的上升了六十多倍，普通的只十倍。理由是重要的精品数量一般甚少，在藏家的手会有顽固的收藏性；不容易买回来的作品不容易放手。

上述的假以时日，同类或同一作者，重要与普通作品的市价的比率会分离这个规律，解释了这些日子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经济不妙，拍卖的成绩出现了一个小蛮腰。这是说，高档次层面的，总金额不变；中层的大跌；低层的只是略跌。这样，一个小蛮腰就出现了。要投资于收藏品吗？不是简单的学问！

推断市场向哪方走不容易

最后谈市场的接受性，牵涉到的是我曾经写过的财富累积的仓库选择。简化一点看，这是广东人说的成行成市的问题。珠宝、金饰那类讯息费用不高的藏品不论，书画与文物这些大有鉴证困难的物品，哪些会被市场宠爱呢？事后孔明，我们知道在拍卖行书画很吃香，瓷器一般，寿山石雕平平，其他杂项不碰巧卖不起价。不久前听到清代的金器很吃香。

能预先知道某项的藏品会有可观的市场接受性当然有利可图，例如几年前你抢先收购清代的金器今天会是很开心的事。为什么你没有猜中？我没有猜，所以不中。让我在这里

给同学们出一个试题吧。北宋的瓷器有钧、哥、定、官、汝这五大名窑。皆出土文物，今天不能在中国内地买卖，但总有一天会开放。同学们能猜中哪个瓷会跑出吗？经济学可以推断这类问题，相当准，但要花时间考察，也要懂得把讯息费用的处理与我提出的仓库理论合并起来。

讯息费用高意来的现象

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其市价的方差可以大得惊人。同类或差不多的物品，在不同市场其价之差可在百倍以上。懂得鉴证的专家要有相当长时日的考察投入，加上如果专家不亲自收藏不容易学得好。另一方面，有了可靠的知识，这些专家喜欢秘技自珍，不会轻易地传授外人。再一方面，有些基本上算不上是专家的，却大言炎炎，以专家自居来提升自己的身价。总之讯息混乱，不亲自拿着实物鉴察不容易学。

这就带到拍卖行这个有趣行业。原则上，一些拍卖行的存在是为了减低难辨真假的收藏品的讯息费用。我知道他们找鉴证专家比找拍卖物品更困难。他们都有鉴证专家，是否可靠却有不少问号。我绝不怀疑这类拍卖行初办时一律意图卖真货，因为这样才有前途，但发展下去的结果往往是另一回事。可靠的专家难找，没有疑问的物品难求，加上有问号的作品也可以活出，可以赚钱，拍卖行当然也会卖假货。有大成的拍卖行懂得怎样处理。另一方面，有些物品满是问号的小拍卖行，其中也有专家认为是真货的。我认识两位专家朋友就喜欢到问号多多的小拍卖行去，以懂胜不懂，赚到钱！但这是很花时间而又要用心的工作。

造价的行为

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拍卖现象。因为拍卖行的成交价一律公开，而价高可以提升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一些健在的艺术家喜欢造价，即是利用某些方法把自己的作品的成交价推高，是否真正成交是另一回事。一般而言，拍卖行无从约束这些行为，何况卖家造价拍卖行也照样赚钱。是不是道德的行为吗？有趣的答案是不一定。

造价不成功的艺术家当然有；造价有中计的购买者也有。但我知道有些艺术家，以造价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份造起后，此前购买了他的造价作品的终于赚了大钱。想想吧。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作品交到拍卖行去，后者估价五万，作者要十万底价。拍卖行说不要，艺术家担保可拍十万以上；拍卖行认为试试无妨，艺术家自己购回，交易买卖双方的佣金，不容易说是不道德行为。天可怜见，造价造来造去也失败的艺术家是存在的。造价不成功作者要付大约估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双方加起来的佣金。

不同意行内之见

上述我简略地说了我在讯息费用那方面的研究与见到的一些有趣现象，从一九七五到今天是四十一年了。有些发现与分析是写进了《经济解释》中，但大部分的细节还没有机会下笔。今天八十岁了，可能不会有机会写出来了。当年我对他家的讯息费用的分析有些什么不满意呢？有三方面，我皆认为不可以接受。其一是我的好友施蒂格勒的市价变差数（即方差）理论。施兄说因市价有方差，购买者要找寻，我却认为方差的存在是购买者找寻的结果。

其二是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内提出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例举出售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购买者知得多，讯息不对称，劣车金玉其外，害得好的旧车车主不愿意一起卖出去。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才有鉴定与修理旧车的中间人在市场出现。更重要是我认为在基础上阿克洛夫的出发点是错了的。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会影响行为，说了等于没有说。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蠢才，什么也不知，又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天才，无所不知——讯息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皆不会影响行为。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会影响行为罢了。

其三是斯宾塞提出的讯号理论。这理论说雇主聘请员工，员工花时间成本提供自己的履历，这些履历各各不同，工资会有别，但工资的整体不变，所以提供履历的成本是浪费了。我认为如果一间工厂采用件工，算件数发工资就是可靠的生产力讯息，履历的提供是为了另一些事。时间工资是不会大幅地跟件工工资分离的。

上述三位的讯息分析很大名。说他们聪明当然对，说他们的理论有趣也对。可惜他们的理论没有通过严格假说验证，违反了实证科学必须通过的一关。施蒂格勒重视验证，但在讯息费用上他没有做好。

思想传世应走的路

以事实验证一个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说往往是不困难的工作，一般有趣，而最重要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传世机会远高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文章。我恨不得自己当年能多做，选简单有趣的入手。我曾经发表过两篇近于举手之劳的验证文

章，今天还有人注意，说不定传世会逾百年。其一是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我只用了三个月。其二是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前前后后只用了两个星期。

可惜生命就是这样，过去了的日子不会再回头。但我们可以回头看。回头看，要是四十年来我从考察讯息费用所得而一篇一篇地发表像《蜜蜂》或《票价》那个水平的文章，可以容易地获两掌之数。思想要传世真的不是那么困难，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而已。我是要过了从心之年，回头看自己发表了的作品，才意识到思想传世可以不困难。有趣的现象，得到巧妙的简单阐释，就彷佛是莫扎特的音乐了。

这里我还要给同学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在验证假说的经济学题材上我可以信手拈来，掸叶飞花，主要是因为自一九六九年起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我相信自己的眼睛，重视跟一个现象有关的细节。我认为最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意图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或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转向研究出土文物

回头说中国的艺术文化，我们古时用物品陪葬这个风俗帮助了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的已往一个大忙。用物品陪葬这回事，其他文化也有——埃及某金字塔内找到的金器确实精彩。但论到物品的变化之多，其工艺的精妙，不同时代的演进，中国有的不可思议，绝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

大约一九八五年，中国的改革带来大兴土木，出土文物纷纷在香港的地摊出现，再过十年盗墓的消息时有所闻。我对讯息费用的考察当时还在继续，当然不会放过这些文物的

是真的是假这个问题。尤其是，北宋的汝窑瓷器当时据说举世只有三件，价值连城，怎么在香港的地摊几百港元可以买到呢？想当年，汝窑的几种变化难辨真假，我要派人到河南的汝窑产地考察。看到他买回来的说明是仿制的汝窑，我才知道香港的地摊货不可能是现代烧成的。比起仿制，地摊货之价低很多，且远为细致、精美。当时还不能肯定地摊货是真是假，但我意识到在物品讯息费用高的情况下，同样是真品，其价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换言之，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我们不能从市价判断真伪或优劣。

集中收藏与集体失踪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但文物既然出了土，我们要悉心地整理、研究，务求把自己的文化演进知得详尽、正确一点。我是在这里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文物如果被一个或一小撮人集中地收藏起来，可以出现集体失踪的效果，也可能集体地再出现。欧洲的绘画天才梵高是个例子。在生时他的画只卖了一幅出去。谢世葬礼时他的弟妇要送给追悼的朋友，只有一两个人要一两幅。于是，弟妇集中地把他的作品收藏起来。后来一起展出，地动山摇！梵高的画作很少有署名，但因为被集中地收藏了，后人学得怎样鉴证。

在中国，艺术作品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的例子，我知道的有汉代的某类玉石作品，有元代官廷烧制的青花与青花釉里红的瓷器，有杨玉璧的寿山石雕作品，也有林清卿的深雕石作。那大名鼎鼎的柴窑瓷，被一小撮人近于全部收藏，以致一些书本说没有柴窑这回事！这些曾经集体失踪的文物一律是精品，就我所知已经是那么多，还没有发现的应该无数。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在还没有打开的武则天的乾陵之内，有无数的中国古书画。 据说唐太宗以一字千金举国搜购了三千多幅王羲之的字，为什么今天一幅真迹传世也没有？很可能全部埋在乾陵，慎重地保存着。也应该包括那今天不知值多少钱的《兰亭集序》。我们知道高宗精于书法，而武则天是个才女。记载说高宗把《兰亭集序》放进一个玉盒，答应太宗给他陪葬，但太宗谢世，着迷于书法的高宗怎么会放手呢？又例如张旭的字。遗存到今天只有《古诗四帖》，没有署名，只是凭董其昌说是张旭的。天晓得是不是。《古诗四帖》的确精彩绝伦，令人向往。武则天谢世时张旭三十岁，已经挥毫落纸如云烟，说不定乾陵有多幅张旭的字。其他的古书画精品应该无数。最近在江西南昌出土的海昏侯墓，内里的有趣、精美的小金件我以前没有见过。可能又是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起来了。

研究文物要按时期处理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但在我考察讯息费用的过程中，从古文物见到的证据跟史书上的记载有出入。不再说书画与寿山石作，有几种工艺作品我们要注意几个时期。玉石作品起于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极盛于汉，余不足道。重要的金属器皿起于商的青铜，引进金与锌的大变化见于春秋战国，唐太宗与武则天专于黄金与黄铜，余不足道。瓷器艺术的发扬光大起自后周的柴世宗这个天才，跟着的主要贡献者有北宋的徽宗，元代的忽必烈，明代的宪宗，清三代的三个皇帝与乾隆养着的道士郎世宁，余不足道。

我认为要是我们能有系统地研究今天见到的文物，中国的历史有好些细节需要修改。我也认为在中国的大学的本科

课程中，要有一科必修的中国文化艺术。是那么精彩的已往，那么有趣的学问，那么值钱的知识，怎可以不多知一点呢？尤其是，当我们见到那些几千年前炮制出来的文物，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凭当时的科技怎可以造出来，我们会知道自己的先天智慧了不起。

附录二：深圳是个现象吗？

（按：本文是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深圳讲话的文稿，其中示范着的经济分析涉及国际上的收入分配与竞争的胜负衡量，可教。）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

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刹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因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

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家卖来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家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教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一九八二年回港做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查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察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察。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

门。—位姓习的副市长请我和太太在鼓浪屿的一间古老的大宅的后园进午膳，谈得好，过了两天习先生又再请我俩进晚膳。考察温州时，那里的一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做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家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地价、科技、恶法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 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 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我曾经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埃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劫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改革开放

了约二十年后，中国的利益团体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会遇到的沙石。

东莞的存在有决定性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也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家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国际的工资比较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

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风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势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并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

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费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费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费内地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内地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内地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那里的一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快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要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俩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做了解释，也做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哪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家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看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为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么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需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五、人民币一定要稳定地保值才可以减低在国际上竞争的风险。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错。

说货币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锚。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

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错近于不可能。在人民币下错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错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滞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

（按：无错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错，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错，七二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错，大经济难找错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后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错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错，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英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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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其主旨是币值要稳定才可以协助得好。我们不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以币值稳定来协助贸易，另一方面以调校利息率与货币量来调控经济。

他错，我的估计是每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八。证据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长率当时是明显地高于八，但在七八年间竟然被长三角超越。其二，劳工的人均收入，从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其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出现，几年间四个工作年龄的农民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当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却变为高估。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期间采用的指标制度，这里那里今天还存在。不达标没有奖金，地方干部要怎么办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二十五。该年五月人民币兑港元的黑市汇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一篇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章，指出众说纷纭的建议——约束人民币的货币量——没有用处，因为当时的通胀是高于子弟凭他们的借贷权力搞起来的。贪污远比今天严重。我那篇文章力陈权力借贷一定要铲除。我也建议当时的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不从事任何借贷或商业活动。

朱镕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他当时的言论跟我的《权力》一文说的大有雷同之处，但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学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币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五下降为零，跟着是百分之四左右的通缩。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一个月后几位北京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他们对国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悲观，但在研讨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灵机一触，我解通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密码。为恐增加市场的波动，没有说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把人民币勾着美元，

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钩。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大约十年前，我把这个简单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跟一位央行朋友说了。他拍案叫绝，说他们当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因由。事实上，所有西方的专家对该风暴的分析一律胡说。

跟我这次讲话有重要关系的，是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基于今日，但经济增长率却冠于人类历史。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也是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当年中国的经济飙升，今天我们却遇上困境呢？

应该是几个原因的合并吧。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难得一见。不仅没有谁管什么最低工资，雇主解雇一个月通知，员工辞职立刻可以；产品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还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商业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国打进了世贸——这点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帮了一个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利用卖地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改制为民营。

最重要是第六点：一九九四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二〇〇五年，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

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批评是狂言。做学问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怎会胡说呢？一九九七年，我为父亲研发出来的抛光蜡到昆山一带找工厂用地，是小额投资，遇到不同地区干部抢生意，其激烈使我大开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于是咬定县是地区激烈竞争的主角。到四年后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这竞争制度的密码。详细的解释可见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九十年代那么严重，但上述的六点弹性调整我们今天是没有了，是以为难！下面的十一项建议要是能一起推行，应可拆解。

十一项建议

今天我要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如下：

（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消或替代。此法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因为此法，二〇〇八年我说清楚，中国的成功改革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年。我发表过十一篇文章，大声疾呼，力陈该法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从强变弱的转折点，皆如石沉大海。不久前楼继伟先生说该法要修改。这不对，该法要撤销，或以私订合约替代，不要改。

我研究经济超过半个世纪，被西方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该洋洋九十八条的劳动合同法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百鸟归巢，乱抄一通，合同或合约的用途何在他们没有考虑过，是悲剧。我们要知道劳动力或生产要素合约是一种产品市场合约的替代，用以协助谋取分工合作可以带来的巨利。

该合同法大幅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法院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一般不会推到法庭那么高，以小款和解常见。当然，该劳动法对从事高档产品的大机构为祸较少，但高档的发展不能没有低档次的在下面支持。

我的建议，是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二）不要让社保毁灭中国的文化。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我的阐释，是论孝可以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历久犹新。听说有一位海归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论孝。此君读得太多番书尚属难怪，连交易费用也没有听过却奇哉怪也。

还有一事。在西方，社保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一般远低于市场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原因何在不好说。撤销社工资会增加，让受雇者自己储蓄与投资是正着。

我最担心的，是连“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国孝道文化，有朝一日会灰飞烟灭，被从西方引进的社保不革而掉！社会的交易费用因而提升，天伦之乐变为陈迹。这是严重问题。文化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来，如果中国的孝道因为引进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续下去一定会消失——在今天的世界，会一去不返。那是谁的责任？我在这里勒碑志之！

（三）要让内地市场保护文物。这几年我为见到中国的出土文物在国外的拍卖市场大量涌现而感到心痛。不是不喜欢见到老外欣赏中国的文化，而是知道文物的大量外流是因为北京不容许这些文物在自己的市场成交。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的行为，但公有的土地是无从禁止的。据说文物出口不难，因为海关人员分不开真赝假——事实上假货不少。容许出土文物在内地市场成交会鼓励这些文物留在中国。这也会鼓励盗墓。但土地公有是一个大麻烦，无从拆解。

这些年北京重视——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是好事。源于地下市场，今天内地有很多民营博物馆展出不少出土文物。想来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要鼓励这些文物多留在国内，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能比得上放开内地的文物市场，让市价挽留。再者，喜欢研究或欣赏中国文化的人，拿着一些实物在手观摩是远胜到博物馆隔着玻璃看。

（四）灰色地带要谨慎处理。说起中国的文化，宴客与送礼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远比西方来得夸张。想想吧，跟美国的朋友一起到餐馆进膳，结账不仅各自付钱，就是小账

也分得一清二楚。中国呢？我见过互争付账而打起来！过年过节的红包与送礼的慷慨不仅老外闻所未闻，就是香港人也没有那样夸张。

目前的问题是因为肃贪，北京大事约束送礼与宴客的行为。我曾经提出在县际竞争的制度下，地方干部与投资者是合伙人，送礼与饮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宴客与送礼（尤其是后者）属贪污行为，而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可以收窄一点。

（五）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我曾经花了四年研究，写过一本小书解释了。目前的一个重要麻烦，是作为奖金最重要的源头——空置的土地——今天是愈来愈少了。给干部们大幅加薪是走新加坡与香港的路，中国目前办不到，就是办得到也不会有奖金制那样有活力。北京应该不难想出其他增发奖金的方法。

这里我也建议北京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的城市皆以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这不是浅学问，源于英国，为的是要划分清楚城市与上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于处理公务，不做生意，虽然在法人法律的规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县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这里我建议试行中西合璧，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的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

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只要他们管理得宜，市与省上头有合理的税收，就放他们一马。

（六）让医生挂牌会牵一发动全身。尽管不少朋友向我们投诉，但比起西方，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那么差。然而，明显地，那常见的、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何况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用不着跑到医院那么夸张。

我建议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会大幅减少医院的挤迫。原则上，理论说，一般的小病，私营的收费是医院的收费加轮取挂号的麻烦所值。这样一来，同样的政府资助，公立医院的医生与护士会因为人手减少了而加薪，红包的需要就减少了。这也是说，同样的政府资助，排队挂号的时间浪费的所值会转到医院的医生及护士的收入那边去。

医药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要记着，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我认识一位朋友被医坏了，打起官司，胜诉，所得赔偿八成归律师。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是算进了医生的收费中，即是由病人支付。另一方面，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时见死不救。病救，但约束药物与疗法，见病危不救。这样的文化中国人不容易接受。

（七）人民币下错重要。我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解释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里不再

说。要再说的是下这样一个稳定、保值之错，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错，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是在无错制度下我的深交弗里德曼的发明，闯祸机会不少，而弗老认为做得最好的格林斯潘也闯大祸收场。日本的货币政策失误，一闯就祸害四分之一世纪，到今天也不能翻身。

两年前听到央行要让人民币的利率自由浮动，但在无错的货币下，这是办不到的。跟着就是央行频频调校利率与货币量，这些是货币政策。香港采用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一位爵士提出的钞票局制度。这制度不能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利率要跟着它勾着的美元走，货币量的变动也是被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容易采用钞票局这个制度，而即使可以采用，也会被勾着的货币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即是利率要跟着人家变动而变动。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错，是一个货币独立的制度，但跟香港的钞票局制度一样，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政策要放弃。

把人民币推出国际重要，因为可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美元、欧元、英镑等也在国际上争生意。二战前英镑雄视天下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国的主要原因。中国不要操控他国，但有巨利可图的人民币生意是要做的：放一元人民币出去，不打回头是赚了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

在国际上做货币生意，跟其他生意一样，大家都希望把其他国际货币杀下马来。我建议的下错方法是上佳的防守。

几年前，人民币势强，有明确的好面目，如果当时北京

接纳我的建议，下了一个保值的错，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 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我今天认为不要赶着推出国 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错，等到人民币回复强势，才大手推 出去。

（八）撤销所有关税重要。两年前（二〇一四）我在深 圳大梅沙讲话，说经济大萧条不要从经济下滑多少看，而是 要从不景多久的年日看。源于信贷膨胀然后破裂的大萧条很 难处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后期起的日本是 例子。二〇〇八年起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

回顾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惹来的祸，弗里德曼说的货币 政策误误是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举世 一起采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这观点二十多年前英国大师 希克斯向我提出，后来我搜查资料认为他对。

不管有没有大萧条，我历来认为中国要撤销所有进出口 关税。我不仅认为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 图。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中国撤销所有关税会把整个地球的 经济搞起来。跟他国一起全部撤销当然是大吉大利，中国单 方面先撤销也是一着好棋。这是因为以关税留难中国货的国 家不会不知道，中国一旦提升进口税，他们的工业会纷纷倒 闭。一个进口大国就有这样的阻吓力。再者，昔日中国的进 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今天看是保护劣质产品！北京不是耍 腾笼换鸟吗？

（九）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 美国称反托拉斯。我曾经是美国电话公司与加州标准石油的 反托拉斯顾问，认识的反托拉斯专家无数。绝大部分专家反

对反托拉斯，只是有关的律师与经济学者可以从这些官司中赚取不少钱。

从我参考过的无数反托拉斯案件中，只有美国电话的“拒绝”行为有问题。困难源于很久年前，他们发明了价值连城的半导体，但政府当局不容许他们进军电脑生意，换来的是他们有电话的垄断专利。他们历来以为有这项权利，所以拒绝与竞争者合作，但一九七六年被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时，他们才知道政府给他们的电话垄断专利只是默许，找不到足够的文件支持。

三十多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勋治问我要不要推出反垄断法。我说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你们要反我同意，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地球上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我向彭老师解释得顾为详尽，他同意。

北京今天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我没有异议，但我打赌他们不会做。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呢？我反对，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吧。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要证明这些行为对经济有害，我不相信内地有专才可以做到。何况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中国的反垄断官司为时甚速，反映着被诉者只是耍息事宁人，不愿意大手花钱跟政府斗法。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北京不撤销反垄断法，带来的间接损失会是庞大的。

（十）鼓励捐钱是扶贫的最佳方法。中国穷人不少，扶

贫重要。我认为温家宝先生撤销农业税是他在任时走的一着高棋，但我认为通过抽税来扶贫是劳着。北京要鼓励捐钱才对。

我认为很多人喜欢捐钱，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钱捐出去，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见到有好效果。见不到好效果就懒得捐，是人之常情。捐一百元出去，有八十块达到捐者意图的人的手或事项，捐钱的人会高兴。但所有资料显示，大部分捐出去的钱给某些人从中“落格”了，中外皆然。我知道今天在内地捐钱比香港麻烦。这方面，北京要搞得比香港更好，因为内地需要扶助的人远比香港为多。重点是要尊重捐者的目的，更重要是要让捐者见到效果。

（十一）大学制度非改不可。北京花很多钱给大学与学术研究，但大学的制度，尤其是研究院的，搞得一团糟。我们不容易明白改革开放了那么多年，就读大学的天才学子无数，为什么称得上是思想大师或国际大师的那么难得一见。美国的大学算文章数量是当年越战惹来的祸，主要是在次等大学出现。中国偏偏就要学人家最坏的。可能要禁止言论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为什么要广及全部？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的卓越学生或研究有成的老师没有受到英雄式的敬仰？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科学与文化》，细说了中国的大学应该怎样改进。我当然指责，当然骂。该书是在北京出版的，你们买来看会知道他们完全不管我的言论。他们既然放我一马，原则上他们可以大放马群吧。

北京的朋友要知道，那些在研究院内要发展的思想与研究，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是非常艰巨的创作。薪酬多少属

其次，思想与言论要有天马行空的自由，也要有一群互相感染的人聚在一起。中国培养不出一些足以炫耀国际的思想大师，经济怎样发达也是地球上的次等市民。

学问不受到尊重是搞不上的。我建议北京挑选三所大学，重于研究的，每所给他们几年早就预算给的经费，然后放手让他们搞。收学费与教授工资全部放手让他们弹性处理，然后几年后才聘请专家看效果。像我这样过去人，一所大学的厅两为何是很容易判断的。

结语：三十七年可堪回首

我是做学问的。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博士后出道任教，三个月后升为正教授。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提到这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学生，只是后来碰着机会，让我把八位大师的学问综合起来，作为己有，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下炎黄子孙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泽尔及诺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科斯约见我，说：“听说中国可能改革。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业的研究还在进行，有两个念小学的孩子，怎可以举家搬到香港或中国内地来呢？有几个理由促使我回归，其中最重要是二战时我在广西逃难，衣食无着，见到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死掉。当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后来遇到上面提到的机

会，一发劲就打开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国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机会，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们一把。这也是我对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屡发牢骚的原因。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职位虽高，却不好过。我在西方发表文章不需要通过评审，他们说我靠搞关系。我喜欢做实地考察，他们说是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他们说不是学问。是的，在香港工作几年后，香港某政府机构委托一个委员会评审香港的教授的学术贡献，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获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提到这些无聊琐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与今天的内地，对学问的认识跟当年的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美国也不乏无聊之辈，但那里的学术高人根本不管这些琐事。他们只着重一个学者表达的思想有没有一点新意或一点深度。对他们来说，发表的文章是多多少少是无关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一个西方博士。这激我一拨，因为在当时那里没有谁认为中文不是学问（今天，在内地用中文下笔也被认为不是学问了）。当年用中文下笔，我一口气写下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 《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北京的朋友不仅阅读，他们盗版（使我高兴是政府当局盗版）！书中的资料很多是他们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协助，我要看什么合约他们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协助，带我到首钢视察他们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带我到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做实地考察。十多年后，地方干

部朋友给我提供详尽资料，让我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一面。如果你们细读我以中文写下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发现我的建议跟国家后来采用的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谋而合，但进入了新世纪，就变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发表的反对出口从量税的文章，发表后商务部托人给我电话，说他们听我的，不推出这从量税。

我不是个改革者。我只是为了关心中国青年的前途而发表一点意见。从蛛丝马迹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见到一点效果，但之后不再。这个有趣的转变要怎样解释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搞起之后，利益团体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变得有点未富先骄。第三方面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者不少，而他们的博弈理论、函数分析与回归统计，跟我认为有解释用场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者的合并发挥是完全两回事。二时间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乱了。

个人之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发展走入了歧途。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对解释世事毫无用处，这样的研究所获传世的机会甚微。从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写下长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该书可传世逾百年了。

作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的人，作品能否传世非常重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依我建议的我当然高兴，不依我的也无所谓。名头是什么我历来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传

世，数十年来我是不 断地争取的。我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今天还在。一九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一九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一九七四年发表《价管理论》，一九七七年发表《座位票价》，一九七九年发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发表《商业秘密》与《中国去向》，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性质》——这些都超过了三十年。因为专于解释，频频验证，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中常见。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丰富。一九七八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阔，时而日星隐曜，时而皓月千里。是那么精彩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而我所学刚好可以解释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开来看，我认为最精彩是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个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做学问我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与思想传世。外人看似乎有点无聊，也可能真的是无聊玩意，但作为学者我就是这样追求。老实说，我认为富有的人追求金钱比我

盗无聊。

附录三：盗非盗——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按：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我发表此文，回应美国指责中国盗窃他们的科技知识。在研发与扩散科技知识这话题上，我曾经做过好几年的深入考察，认为中国引进西方知识的两个法门自成一家，让他们误会了。）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Peter Navarro写的。此君以敌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猜意，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日子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朗普是大好商人，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的文章是为特朗普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资助，要求我考察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

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论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察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的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闻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研究院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不知是怎样弄来的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问这些合约提供

的资料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几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资料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

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同条许中方知道产出中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管。

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三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

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年多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

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过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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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社，1985。

张五常，《再论中国》，香港信报出版社，1987。

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

抱歉，图片内容为空，没有任何文字可供提取。

第二章：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

收入或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分析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麻烦。不止此也，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而牵涉到政治更是我历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

其实经济学传统的、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理论很完整，没有多少需要改进。然而，牵涉到利益团体要把收入再分配，或因为社会认为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干预市场，分析就变得头痛了。纯靠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情况今天的社会不多见，而脱离了市场的分配理论经济学很少涉及。

第一节：分配理论与贫富分化

传统的收入或财富分配理论有相关的两方面，皆基于有市场与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的干预，都发展得好。

第一方面是基于 von Thünen 提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经过马歇尔的发扬，鲁宾逊夫人与 Philip Wicksteed 等再加上变化，到最后的一般化定案是我一九六七年写好的《佃农理论》。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怎样摊分合作产出的收入。这方面我的贡献是证实了在权利界定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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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选择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

马歇尔与费雪的重要贡献

我认为上述的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是马歇尔传统的光辉，其中的理论细节与应用我分析过了。在指定的市场局限下，这理论的解释力没有疑问。我在《佣农理论》中以这理论解释中国大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以及解释台湾第一期土地改革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皆得心应手。漠视交易费用而还有那么强的解释力，是我当年深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的主要原因。

马歇尔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没有算进时间的代价。算进时间之价不能不引进费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贡献。这是传统的收入分配的第三方面，而费雪的天赋不亚于马歇尔。这方面费氏的伟大贡献是利息理论，我也曾经详作解释，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费氏把利息作为提前消费之价，也是投资在边际要有的回报，与收入挂上了钩，而年金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求得财富。同样要基于有市场，也漠视交易费用，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可以画上等号。换言之，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是双管齐下地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皆天才之笔，作为后学我们感激。

先天不公后天不幸皆非贫富分化之源

这就带到本节要讨论的“收入不均”与“贫富分化”。这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分别，但武断上我的直觉是收入不均社会可以接受，但贫富两极分化却是大麻烦。历史的经验说，

贫富分化轻则惹来利益团体丛生，继而游行动乱，而严重是流血革命了。一个以市场主导资源使用的经济会出现贫富分化这个不幸的情况吗？

上苍造人不公平是没有疑问的。撒开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不幸一小撮不论，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智商有高下之别，体力有强弱之异。收入不均容易明白，但在市场经济下，马歇尔及费雪的传统理论推不出贫富分化的效果。这是因为市场有无数不同类别的工作，参与者可以各适其适。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当一个市场经济搞出了看头，弱势的一群的劳力收入上升，其百分率升得特别快。弱者的收入当然比不过强者，但低下的工作总要有人做。天生条件相若，扫街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收入比结上领带坐在写字楼的文员为高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天生条件之外，人的际遇不同，运情有别，这些会影响收入或财富分配吗？当然会，但也不会导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如果社会只有三几个人人，幸与不幸的因素有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如果社会人多，或然率不会支持运情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同学们如果设计自己的掷毫游戏，会知道只要有几百个人存在，掷毫要掷出贫富分化是难于登天的。不是说幸与不幸的或然率不会使极端的不幸者饿死街头，而是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不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运情有别而出现。

问题于是变为：马歇尔和费雪的上佳收入分配理论是明显地否决了市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事实是，称得上是走市场经济的国家，贫富分化的现象并不罕见——怎么可能呢？昔日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大家不堪回首，但今天的墨西

哥、印度、菲律宾及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的情况明显，推出福利援助，骚动还是常有，而治安出现了大问题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利率差距的效果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其一，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富人借钱的利息率一般比穷人借钱的利息率为低。相差几个百分点常见，而如果穷人要借高利贷，其差距就变得惊人了。穷人难借钱，是因为讯息与监管还钱的费用存在。非法的行为姑且不论，富人借钱远比老百姓借钱的利率为低会增加了贫富分化的机会。

姑勿论富人把借来的钱转借出去可以赚利率的差距，同样的投资回报借来的利率较低可赚较多的钱。另一方面，也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可以借较多的钱，他们因而有变化较多的投资选择。我们不能说富人投资一定赚钱，也不能说富人的投资眼光一定比不富有的高明，但前者因为利率较低扩大了投资的选择范围，消息也因而比较灵通了。最重要是富人因为利率较低会多持有劳力之外的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升值带来的收入上升是资产持有者的劳力之外的收入。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非劳力的资产的价值上升好一部分是源自劳力的贡献。昔日马克思提出什么剩余价值是解错了画，但他大发牢骚不是毫无道理的。同学也要注意，倒转过来，经济上升时劳力的工资升得急，好一部分是源自非劳力资产的贡献。在相对上富人有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借钱的

利率较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

上述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富人的财富增加的百分率会比不富有的为高。当然，不富的收入或财富也会有所改进，但主要靠自己的劳力其增长幅度比不上富有的。结果是在经济增长中贫富的差距会扩大。事实上，大家有相同百分率的上升，贫富的差距也会扩大。这里提出的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促成的利率差距，会相当大幅地增加了富人财富上升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市场经济走下坡，只要通缩不出现（下文解释），富人的相对优势不会下降。事实上，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之后几年，没有通缩，美国的大富人家的财富是上升了。这应该是源于他们的选择范围较大。

通胀富人损害较少

第二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通货膨胀。虽然通胀不会对富人有着数，但他们持着的资产多，通胀会使这些资产在币值上升值，保护着他们的资产实值。不富的人持有的资产少，通胀切进他们的工资的实质收入，调校提升一般要比资产的币值提升缓慢的。这会增加贫富分化的机会。通缩呢？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不富的为大。然而，回顾历史，二战之后有通胀的日子远比有通缩的为多。这可能是因为低的通胀率对经济的运作有利，更可能是因为通胀是一种间接税，对喜欢花钱的政府有利。

贪污普及加重分化

第三个增加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政府腐败贪污。撒开那些低级公务员或警察的非法行为，有规模的贪污“投资”的

回报率一定高。这是因为赌博是非法行为，回报率较高是竞争原则使然。另一方面，因为多人组合投资于赌博的交易费用高，基本上我们没有见过穷人参与有规模的赌博。

这里要注意，贪污也要受到市场的竞争约束，所以我们不能说赌博的实际回报率一定高于正规市场的投资。然而，赌博的预期回报率要高达足以弥补坐牢的代价算进预期的或然率。这样一来，不管是否东窗事发，有没有人坐牢甚或枪毙，可观的财富是通过贪污而转到较为富有的赌博者或他们的亲属那边去了。今天地球上的发展中国家，凡是贫富分化明显的，用不着考察我们可以打赌贪污的行为一定严重。

子女进名校穷人免问

第四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读书求学的问题。文盲不容易谋求生计。尽管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粗下工作的工资上升得快，但如果社会文盲太多，粗下工作的收入难以糊口。记载说，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从事这苦工后，预期的寿命只有五年。

回顾历史，在中国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文盲无数，而书读得比较好的都做官去了。这是昔日科学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今天中国的教育比昔日远为普及，大幅地协助了经济发展，虽然我认为这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近于一团糟，不尽早大事改进后患无穷也。教育要普及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重视，显示着他们知道文盲多会带来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富家子弟读书不成气候，但一般而言，有钱人的子女的求学际遇远胜穷人，是事实。

回头再说要点

让我回头简说本节的要点。在一个称得上是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下，政府少干预，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解释收入或财富分配，皆上乘的天才之笔。这些理论可以容易地解释收入或财富不均的情况。然而，除了一个小撮天生有缺陷的不幸的人，这些理论不能解释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幸。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条件有别，或者后天的运情不同，马氏与费氏的理论皆不容许贫富分化的出现。

然而，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罕见。我提出四个“分化”的理由，不排除往往是几个的组合：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往往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二、通货膨胀，多持有资产的人容易受到资产升价的保护；三、政府贪污腐败，钱多才能贿赂，虽然高的回报率减除可能枪毙的成本后不是那么高，但财富还是转移到钱多的那边去；四、求学与知识重要，尽管不少政府资助普及教育，什么国际名校没有钱是难以问津的。

市场的运作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可惜真实世界的市场从来不是那么完美。可能出现而又往往出现的贫富分化是其中的主要不足处。大麻烦的出现，主要是源于社会或政府要把收入或财富再分配。今天的社会，这再分配的需要惹来利益团体无数，经济分析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地小人多处理困难

一个地大人少的国家，天然资源丰富的，有条件抽高累进税率然后大搞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数字可观，

可惜往往是因为政府花的钱算进了国民收入，人民的实质生活当然可以，但远不及统计数字表达着的那么高。地少人多、资源乏善足陈的国家，则没有条件学人家搞高税高福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素性废除市场。废除市场而推出另一些不是基于私产的制度，二十世纪有多个国家尝试，不是中国独有。不幸的效果一律明显，想来人类不会再尝试吧。不靠市场产出的小时切开摊分后小得不能再切；靠市场产出的大饼切开后还可以再切，但如此一来市场也被切得支离破碎了。

我认为在原则上，要把收入再分配、协助穷人最合乎经济原则的方法，是鼓励自愿的慈善捐助。这方面的困难，是乐于捐助的人不容易把钱交到真正需要协助的人的手上。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扶贫的困难不在于找不到乐善好施的人，而是为善者捐不出他们希望的效果。混水摸鱼的人是太多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最大慈善家盖茨的善意，但几年前读到他评论捐钱的经验，效果与意图的分离令人叹息。

结语

贫富两极分化是严重问题，推到尽头可以毁灭人类。二战后国民党在大陆弄出来的贫富分化当然严重：富家子弟的特势凌人与拉黄包车的只有五年寿命的比对多么可怕。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因而有民众的支持，可惜后来引进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却带来了大灾难。私产与市场带来国富历史的经验说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对，但私产与市场可以导致贫富分化却是事实。

上文我肯定地指出，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不容许贫富分

化的出现——或然率否决这个不幸的情况。然而，我也指出，引进交易或讯息费用，贫富分化的出现就变得容易了。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其二是富有的人在投资讯息上——例如内幕消息——知得远比不富有的为多。

历史的经验说，政府大抽富有的人的税，希望劫富济贫，皆事与愿违，得不到意图的后果。另一方面，虽然富有的人捐助的行为常有，但资料显示通过中间人很难见到让捐者高兴的效果。

还有另一个问题，富人鄙视穷人常见。富家子弟，读书不成的那一类，社会只要有一小撮就麻烦了。都是交易或讯息费用惹来的祸。先敬罗衣后敬人，我们的社会就是重视身体牌，或珠光宝气，或排场了得。在社会的交际中，学问一般没有受到尊重。其实一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作者可能认为比家财亿万还要宝贵，但今天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不会这样看。他们重视名片上印着的名头，往往鱼目混珠，皆讯息费用所作之怪。

基于上述，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减少对穷人的歧视，教育最重要。尤其是孩子们的教育，应该仿效当年母亲教我那样，多对他们说穷人的伟大故事。地球的经验说，一个崇尚学问的社会，歧视穷人不严重。

第二节：市场与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人类的权利可分两种：其一是产权，其二是人权。这二者有时会混淆；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产权是指拥有及享受

资产或资产带来的收入的权利，这当然包括人力资产了。在多人的社会中，有了资产权利界定的竞争带来市场。在先天与后天的局限约束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资产所值（包括自己的劳力资产）主要由市场决定。不是全部由市场决定的，但主要是，所以我称资产的贫富高下为“市场的等级排列”。这也就是上节我分析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等的排列了。

人权呢？因为没有牵涉到实物，其看法比较麻烦。从一个层面看，人权是不侵犯他人产权的所有其他权利：例如信仰、思想，以及在有产权界定之下的选择权利等。言论自由算是人权吗？通常是，但如果牵涉到诽谤，可以看为损害了他人的产权，人权的使用是过了界。另一个看法是：产权一定是有限、稀缺的，不能免费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人权则属无限：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互不侵犯，因而大可自由、平等。可惜下文可见，真实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从中国旧家庭说起

在产权与人权之间，灰色地带可以广阔，武断的处理往往需要。好比在中国旧礼教的家庭中，儿子享受物质的权利比女儿的为高。风俗、礼教使然，这等级排列是确定了的。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父母还在，还没有分身家，我们看不到子女之间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产的转让权还是在作为一家之主的老父手上。

上述的子女排列权利算是人权还是产权呢？可以争议。我选择以人权排列看。这是因为子女还没有出生，权利的位置已经决定了，物质的享用是多是少是按着人的“位置”分配，而这“位置”的权利是不能由位置的拥有者转让或出售。

的。我称以人权排列为“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重要的权利定律

这就带到一个核心问题。上节提到上苍造人是不公平的：先天的基因条件不同，后天的际遇运情有别。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先天与后天的局限彼此不同，收入当然会跟着不同了。市场的运作对经济增长有大助没有疑问，所以盘古初开市场就出现了。然而，上节指出，个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论，市场的存在有机会增加收入不均甚或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

我在这里提出的产权与人权之别，是为了要指出一个明显但重要的定律：因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不可能平等；如果我们要产权平等，人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如果我们要人权平等，产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这看法重要，我称之为权利定律。在我见过或知道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产权与人权皆不平等，只是这二者在程度上，不同的社会会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差别存在，也可以解释这些差距如何人民的生活会如何，但至于孰优孰劣则是价值观的判断，不是经济科学可以提供答案的。

中国的经验有以教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不同行业——例如行政、卫技等——每行约有十个级别，而不同行业的不同级别是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由国家指定分配。我于是想到那是源于毛泽东主张废除私产——所谓无产制——或起码要让人与人

之间的产权大致平等，干部之间就出现了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安排。当时我想，极端地看，如果社会每个成员皆“无产”，他们的产权当然是平均的，但为了生存干部的非市场的等级排列权利是一定需要的了。理由是：废除私产，由政府分配，如果没有以“人”作为等级排列的界定安排，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一定非常严重，足以导致国家灭亡。我于是想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要从以人作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我要到两年后才把昔日中国的干部等级排列作为人权或非市场的等级排列看。至于当年我不断地介绍科斯的资产要有权利界定之说，是因为北京的朋友一律反对私有产权，推出“权利界定”是把“私产”换了一个可以卖得出去的包装。当一九八四年我意识到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明显地开始瓦解——在中国南方合同工开始替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例行地给行内的朋友骂个半死。

公司排列源于合约替代

今天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等级排列，但不是昔日的因为没有产权而以人权排列那种，而是近于大家知道的商业机构排列管理阶层。这就带到科斯一九三七年的贡献。该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翻过来是：“一个人可以在街头卖花生，自己做老板，由花生的市价指导着他的资源使用。为什么这个人决定不做老板，参与一家公司组织，受薪，但要接受上司指导工作，仿佛是奴隶似的呢？”科斯提出的答案，是参与公司跟他人合作生产大家有利可图，但每个参与者的个别贡献可没有市价的指引，于是要由上司指导，仿佛做奴隶去也。科斯之见于是成为：因为

交易费用存在，个别员工的贡献不知价，公司于是出现，替代市场，员工获工资，但要接受上司的指导。

受到科斯的影响，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市场与等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那是一本大名的书，可惜术语多，内容少，只是在说故事，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而且我们看不到作者对经济理论与概念有足够的掌握，整本书的解释力是零。威廉姆森之见，是不仅公司替代市场，而且等级排列替代市场。

发展科斯的思想的人往往把他的论点看歪了！当年读科斯我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说公司替代市场言不成理！在私营或上市的公司或企业中，管理阶层与其他员工无疑有等级排列，正如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或财富皆由市场决定而排列。然而，管理阶层的薪酬与员工的工资一律是市场之价：公司是通过市场购买他们的管理或工作贡献作分配，不是按他们的产品的出售之价作分配。但他们的薪酬与位置绝对是由市场排列的。如果公司之内所有成员的贡献皆以件工合约处理，那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产品市场了。换言之，正确的看法是：公司或企业的出现是源于以一些合约替代了另一 些合约，不是公司替代市场，为什么如此我曾经作过详尽的解释。

非私企人权排列容易出现

有些企业或机构的聘用合约可不是全由市场决定薪酬的，所以免不了有点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好比一九八二年我受聘于香港大学，那不是一家私营或上市机构。受聘时的薪酬与我在美国的相若，算是市价。当时我对聘请我的校

长言明：“我是从事研究及教育的，管理或行政我毫无兴趣，我要一律不管。”校长回应：“没有多少行政工作的，这些你可以全部委托同事与院长处理。讲座教授之位只有一个，其他的薪酬你不会接受。”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殊不知过了几年换了校长，喜欢以“民主”管治，而香港政府也来了诸多干预，需要开会的时间急升——据说港大因为行政要用的纸张数量上升了几倍。我怎么办呢？单是分派工作给同事就手忙脚乱，而自己的薪酬却与政府官员的某级别挂钩上升。一时间我的权力变得明显，使我感到我与同事之间是有了人权的差距。可能有些人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不愉快，因为认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只限于研究、创作与教育。

工会与歧视的看法

市场的产权排列权利与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好些时不容易分开：利益团体往往两样都要！好比在不少先进之邦的工会，争取到如丁的权利：不是工会会员不能参与某些指定的工作。如此一来，不管工资有没有规定，在压制竞争下工会会员的工资是提升了。当然，工会的借口是保障工作的质量，或防止恶性竞争对社会的祸害。但工资因而提升是事实，组织工会的头头有利可图也是事实——至于交了会员费之后会员的工资是否真的提升了则有问号。不管怎样，从本节的观点看，工会会员的资格与非会员的分别是人权的排列。

工会约束之外，牌照的约束也属产权与人权的混合安排。在美国，医师与药剂师要有牌照才能执业，其维护病人

的理由在表面上是胜于工会维护质量的——搞出人命非小事也。但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的顶级名医不能在香港挂牌行医呢？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某州的药剂师要转到另一州工作，再考牌来自另一州的格外困难呢？我于是认为以牌照约束工作有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这类约束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密尔一八四八年就提出了“不竞争团体”（non-competing group），其性质跟这里谈的争取“人权”组别有雷同之处。

工会与牌照等约束竞争之外，种族歧视或歧视穷人也是以压制某些人的人权的社会运作，从而增加某些人的人权利益。人类分组地歧视可以非常顽固，历久不散。美国的伟大总统林肯一八六三年解放黑奴，而美国多届的政权皆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希望铲除种族歧视，但那么多年过去这歧视还在。

种族之外，欧洲的传统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今天应该有了改变，但口音的不同是歧视弱族的鉴别方法。据说日本在传统上讲话的措辞可以鉴别一个人的社会层面，层面低社会待遇较差也是因为歧视而导致人权与收入不等的效果。

先敬罗衣后敬人不是神州独有，但中国少有种族歧视，总要找一些歧视他人的法门，希望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说不得笑：我们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会像炎黄子孙那样，喜欢把名片印得密密麻麻。我认为这也是为了争取多一点人的权利。先敬罗衣看来看是一个社会定律。朋友说，在欧洲，昔日被老外嗤之以鼻的中国表叔们，今天拿着钞票掷出去，遇到的待遇与普通话的回应，皆属上宾之礼。某程度人权与金钱挂钩，自古皆然也。

独立宣言与权利法案

最后让我略谈美国的宪法——只能略谈，因为那是非常深奥的学问，我不懂。但不能不说，因为其中有两点跟本章分析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关联。第一个要点是起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国的宪法制定于一七八七。第二个跟这里有关的重点是一七八九年加进宪法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第五条的最后一句。是的，《独立宣言》之后有百多年的日子，美国的发展是人类的光辉。

《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斩钉地有声，非常重要。是这样写的：

我们执着于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是人被创造出来是平等的，上苍赐予他们一些不可分离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

我认为这句话是今天大家说的“普世价值”的中流砥柱。同学要注意，《宣言》提到的平等不是产权平等，而是人权平等。原则上人权是可以平等的，虽然我在上文指出不容易做到——很不容易。原则上，人权平等的一个要点当然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了。这是不少后人认为是民主的精神所在，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给民主下一个定义很困难——反对以投票定民主的学者多得很。

这就带到《权利法案》第五条最后一个分号之后，说：“私人财产（private property），没有公正的补偿，不能被取去作为公用。”这句话，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是美国兴盛繁荣的主要原因。今天这第五条还在，但阐释显然是改变了。记载说，美国立宪后一百五十年，高等法院的阐释稳定不

变，但跟着的阐释屡有变动。至于这重要的第五条的阐释怎样改，改了多少次，是在我的学问之外了。

投票惹来利益团体活动是定律

一九七五年，美国西雅图市考虑推出租金管制，举行听证会，我被邀请作为专家作供。我说租金管制是明显地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因为压制房产的租金收入与夺取业主的财产基本上没有分别。当然我也引经据典，提供我研究过的几项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跟夺取私人财产没有分别。（早一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证实价管会带来非私产的效果。）后来听证会的主事人说我讲得很有说服力，西雅图不考虑租金管制。然而，过了不久，加州某市却投票通过了租金管制的法例。

过了约半年，加拿大某省要求我做专家写报告，因为他们正在考虑租金管制。说明写报告的时间酬金可观。我花了个多星期把报告写得详尽，指出租金管制会带来多种麻烦。殊不知他们希望我支持管制，不能用我的报告，不付酬金！他们不可能不先知我的立场，为什么要找我呢？过了两年，该省的租管弄得一团糟，另一组人问我如何拆解，我没有回应。

原来加拿大维护私人财产的法律跟美国的没有两样，只是一小撮人从政府拿得一笔可观的“研究”金，有利益团体的支持，拿着研究金的有钱可分，利益团体有利可图，租金管制就成事了。从严谨的经济学角度看，租金管制、价格管制、工资管制，等等，皆违反维护私人财产的原则，也即是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里我不管私人财产应不应该

维护，但这边厢说维护那边厢却不维护经济的发展会有大麻烦。

尽管本节提出在好些情况下，人权平等不容易甚至近于不可能做到，我们不能否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是朝着人权平等的方向走。这里的要点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或其他国家性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地界定什么可以投票什么不可以投票。这一点，高明如美国的宪法也办不到。以投票更改权利会惹来利益团体混水摸鱼的行为。这也是定律，可惜把“民主”污染了。利益团体之外，肯定的得益者是律师与灵魂可以出售的经济学家。

这里我也不管财富或收入应不应该再分配，但如要再分不应该没原则！通过投票再分配，没有清晰的原则，利益团体的活动会容易产生效率与愿违的情况，而社会的制度费用会急升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本章起笔时我说过：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牵涉到市场与非市场排列等级的混淆，人类自私的负面本质都浮现出来了。除了遇到令自己着迷的女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是美好的。

第三节：中国旧家庭的礼教与国家的盛衰

一九七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题为《子女产权的监管与婚姻合约》的文稿，寄给多位朋友看，其中哈里·约翰逊回信，劝我不要发表，因为贬低了中国人。科斯也有微词。其他朋友认为应该发表。哈里之见是他的价值观，我明白。进入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人对自己昔日礼教中的三从

四德有反感。同一民族，时代不同其价值观会变。今天我们有反感的，我母亲那一代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把《婚姻》寄到英国的《经济学报》。那是我唯一的经过正规评审才发表的文章。编辑回信，要刊登，但认为文章太长，篇幅有限，由我选择减少五分之一的文字。怎么减呢？我简单地把最后一节删除。文章发表后，塔洛克来信谴责，说他和布坎南皆认为我删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后来我遍寻也找不到该节的文稿，耿耿于怀久之。该文发表于四十五年前，近几年注意该文的学者是增加了。

以人权排列的中国旧家庭传统

中国的旧礼教婚姻与子女教育是社会学的话题，我是门外汉。写该文我的资料来源有三。其中，一，最重要的，是自己母亲的多次口述。她在年幼时缠过几天足，嫁给我的父亲是盲婚的，迷信，是个十足十的中国旧礼教培养出来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但过耳不忘。男女不论，母亲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第二项资料是陈顾远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婚姻史》。最后一项资料是西方的英语论著。上述三项虽然重点的处理不同，但内容大致没有出入，而其中最细致、精彩的描述是我自己母亲的口述了。

大略地说，中国的旧家庭以最长的父亲——或父母——作为一家之主。在子女承继或分身家之前家庭的主要资产全部在这长者的手上。这里的重点是子女也属长者的资产；父亲杀子女不是罪。家庭属下成员的收入或消费享受由长者分配，但要受到伦理与礼教的约束：长子的权利比次子的大，儿子的权利比女儿的大，正妻比妾侍的大，如此类

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大致上家庭或家族的成员的辈分与权利皆有定位。一个成员因而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这些不同的位置与权利不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但大致上礼教、风俗是如此这般地排列了。基本上是人权的排列，即是非市场的等级排列。久不久或有更改，而久不久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成员坐的位置有规定，菜肴佳肴的摆布有法则，谁先起筷有礼仪。

旧礼教风俗有可取处

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的旧家庭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同学们可从本卷读到的关于公司性质、权利结构那些方面想。中国的旧家庭显然是一家公司组织，由礼教约束着成员的组合，合作产出，以农作物及手工艺产品应市及自用。血浓于水，可能为了确保治安及预防战乱的干扰，但更重要是有着礼教与文化传统的协助，他们的选择是不分家。只要有好一部分的家庭的成员组合不分，其他的会依着这礼教的组合模式走。“无家可归”在昔日的中国有着不幸的意思。

子女是父母的资产这个传统显然起自春秋战国之前，虽然孔、孟的儒家学说与礼教是有力地维护着家庭组合不分的顽固存在。我不认为孟子的智商怎么样，但非常佩服孔子。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还没有发明纸张，怎么出现像孔子那么伟大的思想家是个谜，是谁教出孔子更是一个谜。夫子逻辑归逻辑，伦理归伦理，思想清晰，比时间上略后于他的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强得多了。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什么三从四德有点那个，但不能否认儒家教的孝顺、恭敬、礼仪等有其可取之处，而至于求学与为人之道，我们今天恐怕还要多学古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当然要投资于子女的教养。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员的等级是人权排列，有点奴隶的味道；不同的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而子女有遗产的承继权利。

今天不易接受的风俗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不容易接受的风俗或行为。盲婚：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子女无权选择婚姻配偶，通常婚前没有见过对方的面。女子嫁出去就成为男家的人，所以男家付给女家的聘礼一般高于女方带到男方的嫁妆。这跟西方的传统是两回事。婚姻合约全由双方的家长主理，结婚的子女无权过问。像今天买卖房子那样，有作为经纪的媒人。

缠足：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好些女孩五岁开始缠足。我不同意传统说的，缠足是为了增加女性的美。我认为是为了防止嫁了出去的逃走。男的农作，女的家务或纺织，走动不灵活无大碍。有缠足的女子嫁出去时可获较高的聘礼。

童养媳：女孩或会在孩童时卖出去做购买之家的将来媳妇，价格比聘礼相宜，而从小由男家教养长大后会较为服从了。

杀婴：在艰苦或饥荒时期杀婴的行为常有。据一项统计杀女婴远比杀男婴为多。可能是一个“善”举：母亲曾经对我说，二战逃难到广西时，带着七个子女，其中三个只几岁的，她只有能力养一个，于是让我背着三岁大的妹妹到田野中觅食。（今天我的妹妹还活着，而当时在田野的观察使我

二十多年后写《俸农理论》的第八章时，思路纵横，给老师阿尔钦大赞一番。）

非市场排列大有可为

这就带到本节要分析的另一个重点话题。中国旧家庭成员的权利等级排列是非市场的人权排列，为什么经济运作的表现会高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人权排列那么多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写此节时我手上持着三卷残破不堪的、一七九七年在英国初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英文原著，从拍卖行拍回来。英使Lord Macartney谒见乾隆皇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典故。该高职使者拜访乾隆是要求中国开放贸易，也希望能在中国设立使馆。乾隆反对，说中国什么都有，没有兴趣跟外间的蛮族建立邦交。这就恼来英商大举把鸦片输入中国，跟着的不幸发展过后再说。

没有市场工资的神奇效果

英国使者中国行的观察证实着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日子，中国的经济还是雄视天下。在中国旧家庭的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的情况下，经济怎可以搞得那样出色呢？

我要先指出两点。其一，跟中国改革前的干部排列不同，中国旧家庭的资产属长者所有，界定明确，而承继的权利大致上也有界定。其二，虽然在一家或一个家族之内以人人权排列，但一家之外或家与家之间有市场。北宋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其描绘的繁华市场景况不是胡乱想出来的。

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有产品市场，家庭之内的人权等级排列够清晰，个别成员的产出市值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场工资的指引。换言之，如果我的家要产出供应外间的市场，只要子女听我的指挥，而我知道子或女作甲项目需要放弃的乙是代价，也即是知道每项目的代价成本，我可以容易地按着子女的代价成本作监管，按着产品的家庭之外的市价指导，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的个别贡献在市场值多少钱，也不需要顾及个别子女的边际产值是否等于市场的工资。

上述的阐释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家或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看，不管其中的成员多少，也不管他们的非市场等级怎样排列，只要引进市场有不同产品的选择，产品有市价，中国旧家庭的产出安排会使该户的市场边际产值等于该户的市场边际成本。从而遵守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带来的变化，把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救了一救。可谓神奇矣！

既然神奇，当然重要。让我再说吧。传统的分析是生产要素有市价，即劳力有工资。争取利益极大化，均衡点是生产要素的市价（或工资）要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推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我在这里的贡献，是指出只要资产的权利有界定，家庭或一个生产组织的成员的非市场等级排列也有了界定，这组织的主事人不需要知道生产要素的市价或成员的工资。他只要按着不同产品的市价的指引与成员操作的代价，就可以同样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至于成员的休闲时间则跟风俗习惯走——我们今天的休闲也如是。

上节我们指出，源于科斯的公司性质，威廉姆森的等级

排列是市场排列，从经理而下的等级薪酬皆市价，所以说公司或等级替代市场是错的。本节分析的中国旧家庭的成员排列是非市场排列，但却跟市场排列有相同的效果，所以神奇。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其一是干部排列的上头没有明确的资产界定，其二是当时中国的产品没有真正的市场之价。

家庭成员不能退出的因与果

我们不需要想象《红楼梦》那种富有的大家族来体会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年幼时我见到的很多不富有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情况，更不怀疑母亲对她那代的描述是真情。非市场的人权排列可以有市场排列权利的效果，但资产要界定为谁属，产品要有市场。

上述的中国旧家庭的安排有其他三个今天的市场经济不会见到的效果。其一，家庭之内的成员不容易退出或离家自立门户。这是因为每个成员的收入分配已经由家内的排列决定了，承继产业也有了名分，退出家庭的选择因而受到约束。这可不是说旧家庭没有雇用外人的安排。出外打工的常有，但他们还有家可归。事实上，昔日中国的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出去，而繁忙季节出外打散工的也常有，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打散工的为数最少。其二，上述的旧家庭的安排没有失业这回事。其三，没有多少空间让利益团体混水摸鱼，所以没有最低工资那种玩意。

礼教减低制度费用但有代价

友人福格尔及巴泽尔曾经为文指出，奴隶制度不会导致无效率的经济运作（福兄为此获诺奖）。这就带到我要说的

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算不上是奴隶。子女有父母与亲属的爱及承继遗产的权利之外，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礼教传统重要。我认为这传统是中国在家庭之内或朋友之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喜欢斤斤计较金钱的原因。就是在富家子弟争家产偶有所闻的今天，中国人很少像西方那样：朋友到餐馆进膳要各自付账；子女读书要向父母借钱。引用到昔日旧家庭之内的产出应市运作，不斤斤计较是远为容易处理的。换言之，中国的礼教有协助减少交易与监管费用之效。

在家庭之外，以伦理治国可以大幅地减少制度费用。今天西方的或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律师及法庭费用往往是天文数字，远高于昔日中国的包公审案。另一方面，中国昔日以伦理、风俗治国有两个大弱点。其一是不容易更改；世情有变但伦理、风俗不变可以是大麻烦。其二是学而优则仕，像苏东坡或走苏子路线的有识之士都做官、判案去了。没有一个不懂得诗、词、书、画，但走科学路线的稀有。中国进入工业时代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公行成立与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中国开始衰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外人以武力侵略；其二是工业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旧家庭开始瓦解。让我分开说吧。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可不是起于林则徐在广东虎门烧鸦片，而是源于一八三四年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

事情是这样的一。一七二○年，为了摆脱外国商人的嘈唠

要求，康熙在广州设立公行，用以处理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天在广州还活着的老人会记得的“十三行”了。一家公行处理一个或两三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持有跟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跟他们洽商生意的只是一家公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生意盈利变得很大，每年交给英国政府的税占该政府库房总税收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英国商人呢？他们没有许可权跟中国贸易，只能从事成本较高的走私，而走私到中国是以产于英属的印度的鸦片为主。

这些走私英商虽然也有利可图，但患上眼红症，见东印度公司的暴利如斯，联手要求英国政府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专利。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专利被取缔了。然而，众多英商虽然能合法地跟中国贸易，他们只能通过一家公行从事。这家公行当然大有进账，而称为“行商”的公行办事人的生意手法了得，懂得怎样榨取。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外交途径无效，今天香港怡和的两位创办人之一的 James Matheson 上书英王，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洛杉矶加大图书馆读到。其他主张出兵的英商及政客不少。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不堪一击。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起笔就废除公行，鸦片却只字不提。跟着鸦片进口中国的急升导致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太平天国的起义始于一八五〇，为时甚久，死人三千万。跟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一九〇〇的八国联军中国是近于奄奄一息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发明火药与指南针的国家，一个三千年前冶炼金属的技术无与匹敌的国家，一个富甲天

下数十世纪的国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没有冰箱因而饿着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杀予劫呢？

工业发展家庭瓦解

转谈中国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吧。大约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发展开始引进中国，逐渐替代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这些新兴工业用的机械往往庞大，而且需要配合的其他设备多，不适用于家庭；维修保养的专才也不容易在农村谋生计。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工业往往采用生产线，由多人合作一起产出，每个员工的工作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产品，以工厂、生产线制造，比不上手工艺的，但事实是，工厂与多人分工合作的安排会使产品的成本大幅下降。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起笔时描述制针工厂，指出同样的人手，分工合作可使产量上升数百倍。

这样，一个参与工厂操作的人的产出市值会高于留在家中操作农业或手工艺。农作的繁忙时间有季节性；家庭手工艺的产品成本远高于工厂的。于是，从家庭工作转到工厂去，或转到城市经商，离乡别井的人数会大幅地增加。不会像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工商业去，但昔日离乡别井的人相当多是没有疑问的。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跑到香港作学徒；十多年后我的母亲从江门跑到香港在工厂入香水。我的叔叔伯伯也如是。在中国内地昔日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

青黄不接惹来混乱

困难的出现，是离乡别井争取较高的收入，旧家庭的礼

教管治要不是鞭长莫及，就是离家谋生的有了自己的生计，原先的等级排列因而逐步失却效能。可能更重要是在旧礼教中，以道德伦理判案、不需要律师的传统，因为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再不能一般性持续下去。还没有司法制度，青黄不接，军阀与黑帮并兴，日军乘虚而入，社会的混乱持续了近百年！

在西方，司法起自罗马帝国，传统上中国是没有的。要引进司法制度很不容易。一八四二年英国占领香港，引进的司法制度是英国的普通法，有那里的前案例为凭，而一九七七年前终审法院还是在英国。但香港当年一方面用英国的普通法，另一方面法院考感中国的礼教与风俗传统。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法院还在引进中国的风俗一起考感。

我们容易想象昔日的中国，因工业的发展而要引进司法，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普通法显然不能用，因为要有悠久的前案例的支持。欧洲的大陆法模式原则上可以用，但昔日的中国是连正规律师也没有的国家。就是到了经济发展足以震撼世界的今天，在司法上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中国文化光芒依旧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盛衰的大略史实，我们不可以没有很大的感慨。然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把明亮的火，其光芒是人类的骄傲。那是炎黄子孙的文化。无论文字诗词、金属器皿、玉石雕工、陶瓷技艺、丝绢刺绣、文房四宝、书法绘画，等等，一律纯而厚，变化多而妙，说是举世无匹不容易有争议。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土文物多得不得了，其中不少精彩绝伦，博物馆没有

见过。看到这些文物，我无师自考二十多年后，说：中国的历史恐怕要从头再写了。见到新奇的古物趣思是有趣的玩意。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起笔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顾历史，我们体会到的是中国“合”的压力远比“分”的压力为大。用老人家发明的经济思维作解释，这分久必合的顽固现象是源于纯而厚的文化来得很广及，“合”可以相当大幅地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分”则这些费用会增加。

二〇〇八年科斯、诺斯等比我更老的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人类曾经有五个古文化，皆倒了下去，只是中国的正在再站起来，那是为什么呢？”文化的纯而厚是我给他们的答案。这个伟大的文化不可能跟该文化中的礼教传统没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节：国家理论：什么是国家？

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称国家政理论，其实二者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与贝克尔等人成立一个研究所，用上“state”一词。他们研究的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属国政。另一方面，“国家理论”的要点是问：“什么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些问题不浅，因为原则上一个小家族可以自封为“国”，而当今之世，有些小岛注册为国，能否被国际承认是另一回事。问什么是国家或为什么会有国家，我们要从历史有载的角度看。

巴泽尔的“国家”打不进历史

不少学者思考过“为何有国”这个问题。我熟知的例子是自己曾经任教十三年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当时那里研究经济历史的诺斯与他的追随者就这样问。开门见山地处理的是巴泽尔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一书。巴兄也属华大，自己卓然成家，不是诺斯的追随者，他问的当然是国家的性质了。

巴泽尔给国家的定义有两方面。其一：国家由多个成员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监管。其二：成员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居住，而这界限是监管者的武力鞭长可及的。巴兄大作的内容包括立例管治、权力架构、公众事宜与监督费用等。

巴泽尔描述的国家性质没有错。然而，从上文提出的“历史有载”这个比较严谨的准则看国家，巴兄说的“国家”打不进历史！二战期间我在广西见到的几条小村落，全部合乎或拥有他说的关于国家的性质。历史可没有说小村落是国家。事实上，二战之后，香港及好些内地城市出现了不少黑社会组织，皆合乎巴兄说的“国家”规格。

国家公司有三项特征

说中国的旧家庭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对；说国家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也对。科斯之见是国家要作为一家公司看首先由列宁提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历史有载的国家的特征跟我们大家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有什么分别呢？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指出公司要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三十年后的今天该文被引用的频率在上升，显示着该文

的论点是愈来愈被行内的朋友接受了。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国家，历史有载的准则需要一起包括本章节分析过的三项：其一是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见第一节）；其二是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见第二节）；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见第三节）。换言之，没有这三者的合并存在，一个公司组织不能在历史记载上成国。当然，吹毛求疵地看，任何公司甚至家庭组织都有这三者的合并，但历史有载的国家这合并是强烈地明显。换言之，对“国家”的看法我在本章已经写了出来，本节再刻画上述三项的要点。

身为炎黄子孙我对“国家”的看法比诺斯、巴泽尔等朋友占了一点优势，因为我不仅看西方，而且多看了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天下”大国，何况那是一个曾经出现过多次“分久必合”的国家。

传国玺的典故有欧洲历史的支持

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经济含意是：天下的人附地而生，但没有劳动力土地没有产出；强者为王，王要土地，也要庶民，所以国有地界，庶民生在那里就是那里的国民，要退出他往不容易。我相信在古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一国之内的所有土地皆为持有武力强势的帝王所有。我曾经为了好奇而考察过一个印章的典故，属传说，是真是假今天难以考究。内容可信，因为欧洲有类似的史实。

传说秦始皇帝造了一个印章，称“传国玺”，是玉造的，谁获得这个玺整个中国就是他的！后来该传国玺不见了，无数后人到处找寻，皆不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

要找这个玺，遍寻不获，于是自己另造一个。记载说，贞观十六年太宗造了自己的传国玺，意思也是该玺在谁之手天下就是谁的。传说是“玄玺”——“玄”可解为白玉，可解为黑色——但我认为该玺可能是当时也称为金的红铜造的。太宗命刻或铸的传国玺有“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八个字。

传国玺这个典故是传说，但古时一国之地皆为王者所有，这有欧洲历史的支持。一九九七年之前，除了三小块，所有香港的土地皆属“皇家”所有。一八九九年，英国出版了 Pollock 与 Maitland 合著的《英国法律史》。那是两卷很厚的巨著，虽然有人批评为不可靠，我认为十分好——五十多年前在阿尔钦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过。该巨著追溯英国法律的演进，主要是关于土地的法律，从皇上而下分发，有郡主分割制，土地使用的年期由短加长，也有以使用家族的寿命为期限，土地的转让权经过几种有趣的变化。这使我意识到使用权重要，收入权重要，转让权重要，但从生产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这意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建议北京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因——国家保持土地的所有权对经济发展不会有不良影响。

土地所有权可以维护权力

我给上述历史的经济解释如下。昔日王者得国，持有土地，但王者与下属官员不可能全部亲自耕耘，要发放出去给庶民操作，从而收租或抽税。古时，租与税往往是同一回事，中、西皆然。这土地的发放往往通过几个层面，诸侯、贵族或不同等级的排列出现，而今天的欧洲虽然土地的使用权利早就改变了，但级别的不同称呼不少还保持着。

美国的崛起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土地的所有权为个人所有源于霸占土地或谁耕谁得的发展。但在古时的欧洲及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往往被王者或高级别的保持着，只发放使用权出去。上头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的意向欧洲似乎比中国重视一点。

为什么王者或贵族要保持与收入利益无干的土地所有权呢？一个解释是在名义上他们会比较容易地征收租或税。但事实上，拥有武力的上头征收租或税不需要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我认为较为可取的解释，是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协助维护王者或上头的权力：你不听话，我拿回你的土地转交给其他人。这样，无论是中国的风俗伦理还是西方的司法程序，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是权力的保障。

争取或维护权力应该是古时王者的座右铭吧。要吃要穿要住的就是那么多，后宫佳丽无能享受三千人！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土地，但没有权力一个佳丽恐怕也保不住。杜牧写“铜雀春深锁二乔”用不着很大的想象力吧。争取土地与附地而生的庶民是中国历史写之不尽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不是源于王者的收入享受之争，而是他们的权力或维护权力之争。历史说唐太宗是个好皇帝，生活不奢华，而我们今天见到的证据是李世民的文章与书法皆精。然而，争取与维护权力太宗整生没有松懈过。历史也说玄宗李隆基是个聪明人，他的贵妃杨玉环不仅貌美胜花，而且是个天赋甚高、没有半点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与她皆不懂得维护权力，落得惨淡收场。

人的自私促长掠夺；人的自私策划防守。二者皆要权力。很少人拥有李白的天赋，有特无恐，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收入再分配是大麻烦

转谈上文提到的一个国家必有的三个特征吧。先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本章第一节指出，市场经济有机会导致贫富分化，过于极端可以灭国。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另一方面，一个非市场的等级排列制度，例如中国改革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收入再分配就不是重要的考虑了。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好些国家以种族歧视或贵族、平民的人权等级划分，索性把穷人永远压下去！要处理这些麻烦是一家“国家公司”的三个特征之一。我们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没有这些麻烦。

以抽税的方法作再分配近于一律没有可取的经济效果，而抽税的费用可以高于税收所得。美国的经验是派发福利的人手工资高于派发出去的钱，而鼓励长贫是福利制度的致命伤。经济学者高举的人头税（head tax）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尝试推出，害得这个铁娘子要下台——人头税不能直接地把收入再分配。

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楼价的升降其实是地价的升降，而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地价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当然以地价高为上了。我曾经写过怎样利用地价上升来协助穷人，这里不再说。至于我们听到的要防止楼市“泡沫”的言论，我不懂。不是说市场不可以有泡沫这

回事，而是经济逻辑不支持我们听到的说法。这话题我也解释过了。

人权不平等的正确诠释

转谈国家的第二项特征：要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及等级排列。这点我在本章第二节作了分析。人权平等是今天“普世价值”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很难办到。我认为争取人权平等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动作，真理不要这样看。真理是，人权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负面的，而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两点，其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人权不平等的排列，有了界定，可以减少因资产界定不够清晰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点我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了。

其二更重要。如果因为你的肤色或出身低下社会把你小看了，对你歧视，即是把你的人权等级压下去，这对社会的经济没有好处，从道德的角度看也不值得庆贺。但如果一个穷人因为有学问而被社会格外尊敬，在市场或公众场所受到礼待，这里那里有较大的方便甚或有较多的经济利益，那么从经济与道德的角度看，人权的不平等不是坏事。换言之，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的人权压下去一般对社会有害，但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提升一般对社会有利——这当然不包括见到人家有钱就跪下来那种俗不可耐但相当普及的行为。在公交车上见到一个老人你让他先坐是好风俗，但这也是人权不平等的正确看法。

我的投诉，是今天的中国人凡事讲钱，金钱之外的个人成就没有得到我在年轻时见到的敬仰或尊重。尤其是今天内

地的大学，教师写文章是因为升职要算数量，也要讲人际关系，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也即是人权本身不会因为学问了得而提升。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偶尔听到来自香港及台湾的同学投诉受到种族歧视。我通常的回应，是读书成绩出众其他同学会刮目相看。这是说人权可以自己争取调校。

如下故事是真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经济学系的主任是二十年后获诺奖的诺斯。此公喜欢在新学年开始时给同事训话，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鼓励年轻的多写重要文章。某次他训话后几个同事相聚，一位新来的显然对诺斯的训话有反感，说：“写文章我不会是为了跪下来吻诺斯的脚。”另一位同事立刻回应，说：“错了！你写出一篇重要文章诺斯会跪下来吻你的脚。”后者对诺斯的描述是中肯的。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需要多少个像诺斯那样的人。

中国文化不灭的证据

最后谈文化，是本章第三节提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家”特征。我认为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本钱。中国的文化纯而厚，一般的观察之外，我的重要证据有二。其一是长达十年、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竟然革不掉，其顽固的整体存在使我这个老人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其二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通缩终结，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收藏品的拍卖价开始上升，十年上升了约五十倍。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国今天的总国民收入约地球的十分之一，但收藏品的拍卖总价，今天中国约占地球的三分之一。一个很可能

是从圆明园抢去的花瓶，二〇一〇年在伦敦拍卖，成交价五千三百多万英镑（当时人民币五个多亿）；同年一个乾隆皇帝的“自强不息”玉章，拍卖成交价二千七百多万英镑。欧洲啧然！一个从事拍卖行业近半个世纪的法国专家说，他平生没有见过像中国收藏品那样的现象。一幅苏东坡的字，小的，只九个字，是真迹，今年（二〇一三）九月在纽约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后来该作的真伪有大争议，我还是认为是真的。）上一幅苏子的字拍卖是一九九六年，也是小幅，字数较多，地点也是纽约，相比之下，以每字算价今天的上升了约百倍。三十年后中国的收藏品总值会是多少只有天晓得，何况今天中国禁止拍卖的出土珍贵文物多得很。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前途

三十年前中国的文字因为没有打字机，其使用效率很不妥，比不上英文。今天有电子数码的协助，打中文比打英文还要快，修改文稿的成本近于零。中文是一种精彩语言，可以表达清晰之外，音韵平仄讲究，长短句法自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有了看头，学中文的西方孩子无数。再过三十年中文会成为一种国际语言我们今天大概可以肯定。我也认为繁体字可能复辟：打字不论繁简；书法渐趋普及——写书法不能用简体字。几年前一幅现代名家画的宣纸国画，作者在画上题诗时不小心，用了两个简体字，其价下降了不少。入门中文比英文容易学，但要达到下笔成文之境，中、英二文皆要大下功夫。

结论是明显的。文化包括风俗与礼教，是维系一个民族组合而成国的主要因素。那是我说的可以写进历史的国家了。国际政治我不懂。假设这些我不懂的不不存在，我认为中

国将来在人类历史上可走多远的条件主要是一个。中国人聪明西方早有定论，但到那里求学的中国青年今天一般被评为少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创意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是明显地胜于其他民族的诗人，而想象力与创意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学子被评为少有创意是源于教育制度的失败，不能让他们像诗人那样自由自在地想。其他支持这教育制度失败的证据很多。

文化厚度甲天下的中国使我有这样的看法：只要地球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

结语：国家理论不能漠视文化

昔日几位行内朋友对国家的成因有兴趣。我不认同他们处理的路向，主要是因为他们漠视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古老大国，而且数千年分分合合的史实教我们很多。弗里德曼当年对我说要从宪法的存在看国家。这不对，因为好些国家没有宪法。从中国的历史看，我们知道法律也不一定要有。当然有执政者，而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也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行内朋友处理“国家”最失败的地方，是他们不重视文化。共享一个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可以成国的主要原因。文化这回事，牵涉到价值观，是好是坏我们不要管。回顾中国的史实，我们知道无论是风俗、宗教、伦理、文字、艺术等，综合起来是维系一个国家的存在的主要因素，皆文化也。这些可以看为一组共同接受的合约，协助大幅地减少社会的交易与管治费用。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文化的存在能把制度费用减得足

够，法治可以不用。今天，炎黄子孙可能认为昔日自己国家的伦理或风俗不合时宜，但不能否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曾经雄视地球数千年！是的，今天回顾，我认为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久存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可以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深厚文化。所有国家或多或少要靠自己的文化维系着，因为一个共同的文化会减低制度费用。中国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她的文化厚度让我们看得清楚了。

我们不要因为今天的价值观不能接受昔日的三从四德而看低自己的已往。这不是可取的学问态度。我们要问为什么曾经是那样。一九七二年我在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监管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整篇从制度或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礼教家庭，局部而又间接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中国这个国家。今天我恨不得当年能多写这类文章。

附录一：从艺术文化看一个顽固存在的国家

（二○一六年四月八日在厦门大学讲话，牵涉到的内容正好补充着本章要说的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也协助着我在卷四分析讯息费用与收藏市场的现象。此文在网上出现后，流传甚广，不少专家传阅。）

不久前读到，下围棋，人脑斗不过电脑。不奇怪，因为下棋可以算进复杂的方程式。我不鼓励青年沉迷于下棋。玩玩可以，沉迷不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下棋过于用心对脑子的培养可以有害。其二是下棋要真的下得好需要有一种很特别的天赋。有这种天赋的不一定是聪明人，要是没有不管你多聪明不可能成为国手。

科学成就主要靠想象力

科学呢？有些技术需要训练。然而，回顾人类的科学发展历史，技术不是那么重要。伟大如生物学家达尔文，他在实验室的操作不到家！以我熟知的经济学为例，这门学问近四十年来走下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于数学技术那方面发展，入了歧途。科学主要是论思想，即是讲内容。这样衡量，科学的成就主要是靠想象力了。自然科学与我熟知的经济学，足以传世的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一律靠想象力。科学思想要传世说难甚难，说易也易，但想象力欠奉传世机会是零。

想象力这回事，天生因素虽然后，后天的学习也明显地有很大的决定性。以中国为例，我们的诗人想象力很了不起，但科学的成就却逊西方。我认为后者的不幸是后天的教育教坏了。这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制度——屡发牢骚。

艺术以表达感情为主

转谈艺术。艺术当然要讲技术，不容易，要多下功夫。论技术，我认为艺术比科学重要。一位技术超凡的画家，想象力不足道，其作品可以卖得起钱。有大成的艺术家呢？单凭技术不足够，加上想象力超凡也不足够——不可或缺的是感情的表达。后者是艺术的主要困难所在。科学是不需要表达感情的。

每个人都有感情。应该是天生使然吧。道金斯会说是源于自私的基因。所有动物皆如是。没有感情，我们难以想象人类可以生存。从成功的艺术作品那方面衡量，困难可不是

感情的表达——这表达任何人都容易——而是作者要把自己的感情适可而止地传到观者或听者那边去。这是非常困难的：要触及观者或听者内心深处的和弦，艺术作品或大或小要有点震撼，要夸张得自然，也要有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美。稍有俗气，一件艺术作品就完蛋了！

想当年，黄苗子给我上书法的第一课。他叫我拿起毛笔写几个字给他看。我胡乱地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他立刻说：“你可以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字没有俗气，过了最难的一关。”那是二十五年前。今天回头看自己的旧作，总是觉得有点俗不可耐。可见感情有真假之分，米芾说的“振迅天真，出于意外”谈何容易！

绘画艺术中国走下坡

论艺术文化，中国的历史传统了不起。当然，西方也有独到之处。从画作那方面看，从艺术的哲理衡量，西方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能与中国打个平手。他们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五百年前。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出了一个伦勃朗，摆脱了旧宗教的约束，推出放开空间的画法，可与我们北宋时期的范宽比一手。约一百年后，比起西方，画作艺术中国开始败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印象派光芒不可方物，我们是给比下去了。然而，法国印象派有几种阐释。我认为最可取的阐释是：感受上的真实比实物本身还要真。以这阐释衡量，所有中国的传统画作都是印象派。

十八世纪中叶起中国的绘画艺术开始走下坡是明显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君皇时代，皇帝的取舍会重要地影响艺术的发展，中外皆然。在视觉艺术上，十八世纪中国的

败退主要是源于乾隆皇帝这个人。乾隆重视艺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可惜此君的品味俗不可耐！这可见于他写下的几万首诗。我们不要骂乾隆。同样能干的法王路易十四，同样重视艺术，也同样俗不可耐。洛可可艺术是路易十四的影响。没有感情的华丽作品，是金钱加俗气的结果。乾隆时期的官窑瓷器，不是很有点洛可可吗？

民间艺术有可观

今天回头看，十八世纪中国的视觉艺术发展不是一律败退。民间的艺术发展有可观。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寿山的石雕艺术。这门艺术的鼻祖杨玉琢是康熙时期的人，我找到的证据是他专为宫廷操作。到了乾隆时期的周尚均，宫廷之外他的民间作品多，卖得起价。再跟着的就是东门与西门派别的发展，了不起，而其中西门的林清卿的石雕艺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可惜林氏的重要作品被一小撮人珍藏起来，今天的市场不多见。我曾经认为雕塑艺术中国逃于西方，但见到清卿的两件精彩作品后就改变了主意。另一方面，天赋甚高的扬州八怪也是乾隆时期的人，得不到宫廷的赏识，只能在民间卖小品。

中国的艺术哲理

说在传统上，中国的视觉艺术非常了不起，我没有夸张。同学们要找机会细看约一千年前北宋范宽画的《溪山行旅》那幅巨画（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市场有很好的日本复制）。我为这幅画思考了很久，认为该画达到的境界到今天也不能被超越。该画不可能是碰巧之作，而是反映着一个伟大的艺术文化传统。

在视觉艺术的哲理上，中国古时达到的深度令人向往。各家各法多得很。这里我禁不住要例举唐代孙过庭写于公元六八七年的《书谱》。论上佳的书法，孙前辈教我们如是看：“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坚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颠峰之势，临危据椽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纽挂于毫芒。”

书法没有画面，文字内容不重要，只凭点点画画来触动观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谈何容易？孙前辈是说：如此这般可以做到！《书谱》三千多字，书法好，文好，字字珠玑，令人拜服。有人说那是论书法的一个序言，我认为是全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谱》真迹缺少了好几百字，可幸也缺字的太清楼《书谱》拓本刚好有那几百字，合并起来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书谱》的全文。我建议同学们背诵这篇文章，学不到书法也学得什么是文气什么是文采。

西方的艺术哲理雷同

书法这种抽象艺术中国独有。中国历代对艺术哲理的评论有不少佳作，但也有好些过于抽象，我读不懂。我是个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西方的视觉艺术哲理的言论，佳构不少。我欣赏梵高、莫奈、塞尚、毕加索、罗丹等人对艺术的看法——尤其是塞尚。这些言论不难找到，同学们要拜读。跟中国一样，他们说的来来去去也是怎样把作者的感情触及观者的内心深处。

美国诗人爱伦坡曾经写下如下的话：“在最鲁莽的人的内心深处也有和弦；但若没有感情，这和弦是不能触动的。即使那些完全陷于迷惘之境的人，觉得生与死同样可笑，但对某些事物他们还是不能嘲笑的。”

爱伦坡早逝。在他的墓碑上有人刻上这句话：“没有奇异的层面，不会有精致的美！”这不就是我们的孙过庭说过的吗？可见艺术的真谛，其哲理没有中、外之分。人类就是人类，道金斯会说是动物的基因使然。

每个人都应该尝试艺术

在美国读本科时，我修西方的艺术史成绩好，获邀请作艺术史的助理教员一个学期。一九五五年，十九岁，学人家搞艺术摄影，第一天尝试我摄得的两张作品不仅入选沙龙，而且被印在该年的国际沙龙的年鉴上。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做过几个月的职业人像摄影师，其后为了帮补生计，在美国加州传授自己发明的摄影方法。一九六七年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个展，盛况一时。想来是无聊玩意，但当时专研经济，日夕思考，很苦，凭一种艺术媒介发泄一下是有其需要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下艺术的操作，不是要成为什么艺术家，而是要让自己的感情有个好去处。尤其是像我这种搞思想创作的人，遇到难题需要日夕思考，久不久总要找些什么来让脑子松弛一下。今天我找什么艺术媒介来尝试呢？摄影要跑来跑去，音乐自己的耳朵有点问题，绘画的色彩与工具可以弄得一团糟，雕塑要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室。我于是想到书法。宣纸与墨汁皆相宜，可以乱写一通，而机缘

巧合，让我一手买下“文革”时期制造的几百支羊毫笔。老师呢？上海的周慧瑛免费教了我多年。我是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

以物为本考察讯息费用

我对中国的艺术文物的研究，是另一个故事。一九七五年春天，在西雅图，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我不同意当年盛行的关于讯息费用的几种理论。我对他说考察讯息费用要从物品本身的特征入手，即是说我们要找一些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细察其特征，从而理解为什么这些特征会导致高的讯息费用，然后推敲市场会怎样应对。当时正准备到香港度长假，我对巴兄说会到那里考察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的广东道花了两个月买玉卖玉，教我的专家朋友不少，可惜到今天我还是不懂得翡翠玉石的质量高低应该怎样看。但我后来还是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玉石定律。这定律的起点，是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没有专家作判断不值钱，跟着的有趣含意这里不说了。

解通了财富累积大难题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八三年我转向研究产自寿山的田黄石。田黄也是讯息费用高，但跟翡翠不同。翡翠难分优劣，田黄难知真假。翡翠我学不懂，但田黄我算是学懂了。这些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不仅让我写下在《经济解释》中很好的一章，可能更重要是让我推出一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财富累积是近代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曾经有四位大师尝试过，皆失败。

我的“破案”方法简单，从仓库的角度入手。累积财富

是要有仓库的。所有金钱以外的资产都是仓库。你买一间房子，是仓库，房子的市值就是你的财富。这市值是由预期的收入折现而得。这里的问题是收入必有上限，所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房子的市值也必有上限。如是推论，所有靠预期收入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资产，必有上限。这样看，如果一个社会只凭这类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到了上限，花不掉的钱要放到哪里呢？

这是一个无法找到均衡点的大难题。我破案的关键，是指出没有收入或不靠收入的收藏品没有市值的上限。只要加进这些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一些仓库，整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就浮现出来了。

中国文物出土了

在我一九八一年写好、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一本小书中，我肯定地推断了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凭着日本七十年代的经验，我跟着推断艺术或文物的收藏品，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是为什么在考察寿山的田黄石之后，我转到其他收藏品那方面去。除了珠宝及一些现代的艺术品，其他收藏品的讯息费用甚高。古书画的讯息费用当然高，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土文物多，其讯息费用也高。

要判断一件收藏品的市值，有四方面的困难。其一是鉴别真假，其二是鉴别优劣，其三是判断其重要性，其四是衡量市场的接受性。鉴别优劣比较容易学，这里不谈。让我略说其他三项吧。

收藏品的真假鉴别

鉴别真假我采用的方法跟专家们用的有别，比较容易，但能过关而被我接受的机会较高。我的出发点，是艺术或文物收藏品我们一般不可能证明是真的。于是，我集中于找寻假的证据，找不到不能说是真，但可以接受。

以两年前吵得热闹的苏东坡手书的《功甫帖》为例吧。该帖只几个字，没有苏子的署名，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有专家说是真，也有专家说是假。我怎样看呢？没有假的证据，可以接受。说该作是假的专家的意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字的笔触有点偏侧，不像苏东坡的字。但苏子写字不提笔，即是手腕按在桌上写，《功甫帖》的字较他通常写的大，所以略偏。其二是翁方纲的骂言，专家说字多挤迫，不像翁氏的字。但翁方纲这个人就是啰唆，空位不够他就要这样把字挤进去，何况印章绝对是翁氏本人的。要注意，我可没有说《功甫帖》是苏子的真迹——怎可以知道呢？不可能知道。我只是认为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奇怪是在这大争议中，我没有读到那几个字是不是写在宋朝的宣纸上。

是的，真不能证，但假可以证明。假冒得真假难分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假的证据。市场伪作无数，懂得鉴别通常可辨，有时甚难。有时我明知是假也要弄来研究一下。

从作品重要性说小蛮腰现象

判断一件作品的重要性也不易。懂得判断不难赚钱，可惜往往要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收藏有这么一个市场规律：同类的作品，假以时日，重要作品的价值上升，其增长率—

般比普通的为高。同类作品，价格上升时一起升，但下降时重要的不降，或降很少。换言之，同类作品或同一作者，重要与不重要的作品的价格差距会因为时日的蹉跎而愈来愈大。例如我知道某名家的画作，同样大小，二十年前重要的三十万，普通的二十万，今天却变为二千万与二百万。重要的上升了六十多倍，普通的只十倍。理由是重要的精品数量一般甚少，在藏家的手会有顽固的收藏性：不容易买回来的作品不容易放手。

上述的假以时日，同类或同一作者，重要与普通作品的市价的比率会分离这个规律，解释了这些日子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经济不妙，拍卖的成绩出现了一个小蛮腰。这是说，高档次层面的，总金额不变；中层的大跌；低层的只是略跌。这样，一个小蛮腰就出现了。要投资于收藏品吗？不是简单的学问！

推断市场向哪方走不容易

最后谈市场的接受性，牵涉到的是我曾经写过的财富累积的仓库选择。简化一点看，这是广东人说的成行成市的问题。珠宝、金饰那类讯息费用不高的藏品不论，书画与文物这些大有鉴证困难的物品，哪些会被市场宠爱呢？事后孔明，我们知道在拍卖行书画很吃香，瓷器一般，寿山石雕平平，其他杂项不碰巧卖不起价。不久前听到清代的金器很吃香。

能预先知道某项的藏品会有可观的市场接受性当然有利可图，例如几年前你抢先收购清代的金器今天会是很开心的事。为什么你没有猜中？我没有猜，所以不中。让我在这里

给同学们出一个试题吧。北宋的瓷器有钧、哥、定、官、汝这五大名窑。皆出土文物，今天不能在中国内地买卖，但总有一天会开放。同学们能猜中哪个瓷会跑出来吗？经济学可以推断这类问题，相当准，但要花时间考察，也要懂得把讯息费用的处理与我提出的仓库理论合并起来。

讯息费用高意来的现象

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其市价的方差可以大得惊人。同类或差不多的物品，在不同市场其价之差可在百倍以上。懂得鉴证的专家要有相当长时日的考察投入，加上如果专家不亲自收藏不容易学得好。另一方面，有了可靠的知识，这些专家喜欢秘技自珍，不会轻易地传授外人。再一方面，有些基本上算不上是专家的，却大言炎炎，以专家自居来提升自己的身价。总之讯息混乱，不亲自拿着实物鉴察不容易学。

这就带到拍卖行这个有趣行业。原则上，一些拍卖行的存在是为了减低难辨真假收藏品的讯息费用。我知道他们找鉴证专家比找拍卖物品更困难。他们都有鉴证专家，是否可靠却有不少问号。我绝不怀疑这类拍卖行初办时一律意图卖真货，因为这样才有前途，但发展下去的结果往往是另一回事。可靠的专家难找，没有疑问的物品难求，加上有问号的作品也可以活出，可以赚钱，拍卖行当然也会卖假货。有大成的拍卖行懂得怎样处理。另一方面，有些物品满是问号的小拍卖行，其中也有专家认为是真货的。我认识两位专家朋友就喜欢到问号多多的小拍卖行去，以懂胜不懂，赚到钱！但这是很花时间而又要用心的工作。

造价的行为

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拍卖现象。因为拍卖行的成交价一律公开，而价高可以提升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一些健在的艺术家喜欢造价，即是利用某些方法把自己的作品的成交价推高，是否真正成交是另一回事。一般而言，拍卖行无从约束这些行为，何况卖家造价拍卖行也照样赚钱。是不会德的行为吗？有趣的答案是不一定。

造价不成功的艺术家当然有；造价有中计的购买者也有。但我知道有些艺术家，以造价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份造起后，此前购买了他的造价作品的终于赚了大钱。想想吧。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作品交到拍卖行去，后者估价五万，作者要十万底价。拍卖行说不要，艺术家担保可拍十万以上；拍卖行认为试试无妨，艺术家自己购回，交买卖双方的佣金，不容易说是不道德行为。天可怜见，造价造来造去也失败的艺术家是存在的。造价不成功作者要付大约估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双方加起来的佣金。

不同意行内之见

上述我简略地说了我在讯息费用那方面的研究与见到的一些有趣现象，从一九七五到今天是四十一年了。有些发现与分析是写进了《经济解释》中，但大部分的细节还没有机会下笔。今天八十岁了，可能不会有机会写出来了。当年我对他家的讯息费用的分析有些什么不满意呢？有三方面，我皆认为不可以接受。其一是我的好友施蒂格勒的市价变差数（即方差）理论。施兄说因市价有方差，购买者要找寻，我却认为方差的存在是购买者找寻的结果。

其二是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内提出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例举出售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购买者知得多，讯息不对称，劣车金玉其外，害得好的旧车车主不愿意一起卖出去。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才有鉴定与修理旧车的中间人在市场出现。更重要是我认为在基础上阿克洛夫的出发点是错了的。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会影响行为，说了等于没有说。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蠢才，什么也不知，又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天才，无所不知——讯息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皆不会影响行为。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会影响行为罢了。

其三是斯宾塞提出的讯号理论。这理论说雇主聘请员工，员工花时间成本提供自己的履历，这些履历各各不同，工资会有别，但工资的整体不变，所以提供履历的成本是浪费了。我认为如果一间工厂采用件工，算件数发工资就是可靠的生产力讯息，履历的提供是为了另一些事。时间工资是不会大幅地跟件工工资分离的。

上述三位的讯息分析很大名。说他们聪明当然对，说他们的理论有趣也对。可惜他们的理论没有通过严格假说验证，违反了实证科学必须通过的一关。施蒂格勒重视验证，但在讯息费用上他没有做好。

思想传世应走的路

以事实验证一个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说往往是不困难的工作，一般有趣，而最重要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传世机会远高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文章。我恨不得自己当年能多做，选简单有趣的入手。我曾经发表过两篇近于举手之劳的验证文

章，今天还有人注意，说不定传世会逾百年。其一是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我只用了三个月。其二是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前前后后只用了两个星期。

可惜生命就是这样，过去了的日子不会再回头。但我们可以回头看。回头看，要是四十年来我从考察讯息费用所得而一篇一篇地发表像《蜜蜂》或《票价》那个水平的文章，可以容易地获两掌之数。思想要传世真的不是那么困难，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而已。我是要过了从心之年，回头看自己发表了的作品，才意识到思想传世可以不困难。有趣的现象，得到巧妙的简单阐释，就仿佛是莫扎特的音乐了。

这里我还要给同学们一个重要的提点。在验证假说的经济学题材上我可以信手拈来，挝叶飞花，主要是因为自一九六九年起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我相信自己的眼睛，重视跟一个现象有关的细节。我认为最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意图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或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转向研究出土文物

回头说中国的艺术文化，我们古时用物品陪葬这个风俗帮助了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的已往一个大忙。用物品陪葬这回事，其他文化也有——埃及某金字塔内找到的金器确实精彩。但论到物品的变化之多，其工艺的精妙，不同时代的演进，中国有的不可思议，绝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

大约一九八五年，中国的改革带来大兴土木，出土文物纷纷在香港的地摊出现，再过十年盗墓的消息时有所闻。我对讯息费用的考察当时还在继续，当然不会放过这些文物的

是真的假这个问题。尤其是，北宋的汝窑瓷器当时据说举世只有三件，价值连城，怎么在香港的地摊几百港元可以买到呢？想当年，汝窑的几种变化难辨真假，我要派人到河南的汝窑产地考察。看到他买回来的说明是仿制的汝窑，我才知道香港的地摊货不可能是现代烧成的。比起仿制，地摊货之价低很多，且远为细致、精美。当时还不能肯定地摊货是真是假，但我意识到在物品讯息费用高的情况下，同样是真品，其价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换言之，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我们不能从市价判断真伪或优劣。

集中收藏与集体失踪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但文物既然出了土，我们要悉心地整理、研究，务求把自己的文化演进知得详尽、正确一点。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文物如果被一个或一小撮人集中地收藏起来，可以出现集体失踪的效果，也可能集体地再出现。欧洲的绘画天才梵高是个例子。在生时他的画只卖了一幅出去。谢世葬礼时他的弟妇要送给追悼的朋友，只有一两个人要一两幅。于是，弟妇集中地把他的作品收藏起来。后来一起展出，地动山摇！梵高的画作很少有署名，但因为被集中地收藏了，后人学得怎样鉴证。

在中国，艺术作品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的例子，我知道的有汉代的某类玉石作品，有元代官廷烧制的青花与青花釉里红的瓷器，有杨玉璞的寿山石雕作品，也有林清卿的深雕石作。那大名鼎鼎的柴窑瓷，被一小撮人近于全部收藏，以致一些书本说没有柴窑这回事！这些曾经集体失踪的文物一律是精品，就我所知已经是那么多，还没有发现的应该无数。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在还没有打开的武则天的乾陵之内，有无数的中国古书画。 据说唐太宗以一字千金举国搜购了三千多幅王羲之的字，为什么今天一幅真迹传世也没有？很可能全部埋在乾陵，慎重地保存着。也应该包括那今天不知道值多少钱的《兰亭集序》。我们知道高宗精于书法，而武则天是个才女。记载说高宗把《兰亭集序》放进一个玉盒，答应太宗给他陪葬，但太宗谢世，着迷于书法的高宗怎么会放手呢？又例如张旭的字。遗存到今天只有《古诗四帖》，没有署名，只是凭董其昌说是张旭的。天晓得是不是。《古诗四帖》的确精彩绝伦，令人向往。武则天谢世时张旭三十岁，已经挥毫落纸如云烟，说不定乾陵有多幅张旭的字。其他的古书画精品应该无数。最近在江西南昌出土的海昕侯墓，内里的有趣、精美的小金件我以前没有见过。可能又是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起来了。

研究文物要按时期处理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但在我考察讯息费用的过程中，从古文物见到的证据跟史书上的记载有出入。不再说书画与寿山石作，有几种工艺作品我们要注意几个时期。玉石作品起于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极盛于汉，余不足道。重要的金属器皿起于商的青铜，引进金与铅的大变化见于春秋战国，唐太宗与武则天专于黄金与黄铜，余不足道。瓷器艺术的发扬光大起自后周的柴世宗这个天才，跟着的主要贡献者有北宋的徽宗，元代的忽必烈，明代的宪宗，清三代的三个皇帝与乾隆养着的道士郎世宁，余不足道。

我认为要是我们能有系统地研究今天见到的文物，中国的历史有好些细节需要修改。我也认为在中国的大学的本科

课程中，要有一科必修的中国文化艺术。是那么精彩的已往，那么有趣的学问，那么值钱的知识，怎么可以不多知一点呢？尤其是，当我们见到那些几千年前炮制出来的文物，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凭当时的科技怎么样造出来，我们会知道自己的先天智慧了不起。

附录二：深圳是个现象吗？

（按：本文是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深圳讲话的文稿，其中示范着的经济分析涉及国际上的收入分配与竞争的胜负衡量，可教。）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

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刹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

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家卖来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由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家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厉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教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一九八二年回港做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够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说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查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寻找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察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察。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

门。.define习的副市长请我和太太在鼓浪屿的一间古老的大宅的后园进午膳，谈得好，过了两天习先生又再请我俩进晚膳。考察温州时，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做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家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地价、科技、恶法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我曾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夹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为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改革开放

了约二十年后，中国的利益团体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会遇到的沙石。

东莞的存在有决定性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家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国际的工资比较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

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风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胜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

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美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内地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内地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内地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哪里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快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耍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们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做了解释，也做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实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哪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家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哪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见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么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须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五、人民币一定要稳定地保值才可以减低在国际上竞争的风险。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错。

说货币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错。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

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错近于不可能。在人民币下错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错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滞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

（按：无错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错，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错，七一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错，大经济难找错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错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错，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裔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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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其主旨是币值要稳定才可以协助得好。我们不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以币值稳定来协助贸易另一方面以调校利息率与货币量来调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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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经济调控与货币制度

说到国家，我们要顺便谈货币。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减低市场交易的费用。从中国出土的文物我们知道，货币在盘古初开就出现了。没有足够的资料追溯那么久，但从几百年来的历史看，以金属作为货币本位，多个国家可以一起采用同一种，或同几种。然而，脱离了金属本位，用纸币，同一个国家可以几种货币不同，而不同国家通常是各有各的货币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好友蒙代尔成功地说服欧洲好些国家采用同一货币，称欧元。我的另一位好友弗里德曼反对，认为不同的国家要有各自不同的货币政策。这两位朋友当年吵得热闹。欧元一九九九年初推出，有一段时期相当成功，但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后，扩散到欧洲去，共用欧元就变得麻烦了。弗里德曼终于胜出，可惜是在他谢世之后。欧元在金融风暴后出现了问题，因为一些使用欧元的国家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而这是统一了的欧元不容许的。

在金融风暴出现之前，大约二〇〇六年，蒙代尔希望整个亚洲能采用同一货币，即是来一个亚元区了。我对他说整个亚洲采用人民币会较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来得稳

定，人民币有强势。蒙兄的意思，是希望有朝一日，整个地球采用同一货币。从稳定国际币值、减低国际交易费用这些方面看，这想法应该对，因为在昔日的金属本位制下，整个地球有过一段颇长的可取货币时日，而不用金属作本位可以解决金属不足或金属本身的市价大幅波动的问题。然而，不同国家的政治问题不容易处理，加上不同国家要争取自己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权力，地球货币一体化显然难以成事。

地球货币一体化是可以减低国际上的交易费用的。事实上，我们不难想出其他处理经济的法门可以减低交易费用。但人类的自私不容许这样的争取。我说过，有朝一日人类可能毁灭自己。我也说过，这自我毁灭的倾向要从租值消散那方面看。租值消散是社会或制度费用，属交易费用的广义概念了。

让我先从政府处理经济的几方面说起吧。

第一节：政府管治经济的四方面

尽管当年我受训于两家高举私产与市场的少林寺，我不是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牵涉到四方面。

政府约束局限

第一方面是政府约束或调校竞争的局限，例如厘定法例、监管治安、界定权利、管制市场，等等。这些政府操作带来的效果孰优孰劣是价值观的问题，但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见到的政策与这些政策会带来什么效果，却是经济解释的范畴。后者，我在《经济解释》处理得全面、深入，而主要的

贡献是频频引进交易费用，牵涉到的好些话题要不是前人没有分析过，就是处理得不妥。在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方面我反复陈述，花上的笔墨远比前人多。过程中 的每一步我都忠实地指出思想的来源，应该说的感谢的话没 有忽略过一次。

政府主导投资

第二方面是政府主导某些项目的投资，例如基建、水 电、地区发展等项目。这些政府插手的事项，高举自由市场 的学者往往反对，但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不难见到有可取的效果。无可置疑，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好些投资事项由政 府主导可以节省这些费用。从经济效益那方面看，这里的要点是政府要懂得办到哪个层面放手，交给市场。这要点，数十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办得及格的。

政府操作财政

第三方面的政府经济操作，是财政政策。这方面经济学者颇有争议的原因，是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带来了凯恩斯学派。这学派起自哈佛的汉森等人与萨缪尔森的畅销天下的课本。政府花钱带来的乘数效应思维曾经有广泛的影响。政治人物与利益团体偏于接受，因为有钱可花会增加政府的权力，利益团体会得益。然而，我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投资项目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生产效果。

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沉寂了好些时日的凯恩斯学派再抬头。二〇〇九年美国政府大手推出花钱措施，得到的效果刚好是零。看来该学派今后不容易翻身了。凯恩斯

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的一位朋友写了一本把他捧到天上去的名著，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氏本人的经济学是两回事。可惜我读不懂凯氏的《通论》，不敢妄下评论。在那所谓凯氏学派的学问上，我做出了两项贡献。其一是站在费雪那边，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而投资会否带来产出及产出的或大或小要看经济环境的变化。其二是指出租与税不同，可以鉴别，政府抽税与政府收租会有不同的效果，而经济学者往往把这二者混淆起来。

政府处理货币

转到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第四方面，是本章要说的关于货币制度及货币政策这些方面了。哈耶克曾经建议货币与银行最好让私营操作，政府不要管。弗里德曼不同意。其实没有政府监管的私营银行（称钱庄）在中国的明清时代（或更早）盛行，有几段时期办得妥当。可惜政府见有巨利可图，频频插手，贪污钱派之不尽。我希望一些同学能详尽地考察昔日神州大地的私营钱庄的发展与后来 的失败。应该是个难度高的论文题目，但处理得好会是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经济波动没有周期

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又译经济周期。其实cycle（周期）一词误导，因为那是指上落的波动在时间上有规律（regularity）。这不对。经济有上有落自古皆然，中国人说好景不常，但有规律的波动图案是没有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见不到经济出现过有规律的上落。可能因 为这样，二0一三年林毅夫与厉以宁说中国的经

济增长“保八”二三十年没有问题。我当然希望他们对，也认为原则上可以，因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无奈政策失误频，统计数字问号多，林、厉二兄看来是过于乐观了。二〇〇八年初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两个月后见到北京真的推行，我立刻为文说中国的可观经济增长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见到局限转变来作推断是经济科学。

农业与工商业有别

商业周期是指经济整体出现的上落波动有图案规律，其实没有。可能曾经有，因为关于这“周期”的讨论十八世纪就在欧洲出现了。我的猜测，是欧洲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农业，而农业因为天气的好坏变动会出现丰收与歉收，不难导致仿佛有规律性的经济波动。中国的古老传统是以年份预测天气的变动，有周期。西方呢？经济学大师Stanley Jevons（1835—1882）曾经提出太阳黑子（sunspot）来解释商业周期，因为察觉到有几次太阳黑子的出现，皆与农业歉收吻合。本科生时老师把Jevons的黑子理论当作笑话，但进了研究院我知道英年早逝的Jevons的天赋是说不得笑的。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有上落的波动——甚至有规律的波动——不难解释，但以工、商业为主的不应该有。没有时间规律的经济上落先进之邦也常见，应该是人为的政策失误使然，包括国际上的政治久不久发一下神经。

弗老之见要补充

从弗里德曼的高见说起吧。学富五车的弗老认为货币政策的严重失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还健在的高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量的变动

不足以为祸经济。币量的大升或大降会导致通胀或通缩是老生常谈，问题是否否给经济带来大祸。支持“大祸”的实例我想到起自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的经验。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中国急升，导致当时作为货币的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政府征税减得不够多，农民起义，死人三千万。

弗里德曼在他与一位女士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中对大萧条的分析非常详尽、精湛，让我不怀疑当时美国的联储局在货币政策上有严重的失误。然而，有三个原因我怀疑弗老可能过于重视货币政策。

第一个原因是希克斯（John Hicks）曾经对我说，当年的大萧条惹来举世出现保护主义，使国际贸易大跌，是大萧条持续很久的主要原因。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很难说，但当时举世出现保护主义与国际贸易大跌是事实，而国际贸易对经济有大助也是事实。

信贷膨胀是大麻烦

第二个我认为弗老可能过于重视货币政策的原因，是费雪当时提出的解释大萧条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这理论当时没有人注意，但今天有了日本八十年代后期的经验与美国及欧洲二〇〇八年出现的金融风暴的经验，费雪之见我们要再考虑了。该理论说，如果国民负债多而经济遇上通缩，有合约规定的实质利息率急升，在财富急跌的情况下国民无从还债，破产累累，是以为难。

费雪可没有把信贷大幅膨胀（credit expansion）走在前头作为重点。这就带到我在卷三第一章第六节的重要分

析，说信贷大幅膨胀，然后破裂，可以严重地误导，使经济下降后翻身甚难。这是我认为弗老可能忽略了的第三个原因。

日本八十年代有信贷大幅膨胀，泡沫出现后到今天二十八年也不能翻身。美国一九二九年应该有信贷大幅膨胀，然后破裂，但我没有资料。美国二○○八年的经验是信贷在事前上升了两倍多，然后破裂，八年后的今天略见好转，但还算不上是真的翻身了。要注意，我不是看经济下降了多少来衡量大萧条，而是从经济下降后历久不振的时日看。我在卷三第一章第六节提出的算是新的大萧条理论，是从费雪的简单方程式入手，但把这方程式倒转过来看，得到的信贷膨胀然后破裂带来的误导作解释。因为是个新观点，我不敢肯定是对，但那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的“历久不振”的解释。

经济波动的来由

总的来说，我认为没有商业周期这回事。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可能有，但我没有见过有说服力的证据。经济波动当然有，市场与非市场的经济皆会出现，但没有“周期”。

市场的波动不仅常有，且往往需要。市场调校资源的使用要靠市价波动的指引。然而，不幸地，市场可能发一下神经。信奉市场近于无所不能（笑）的弗里德曼是我多年的深交，在我的质疑下同意市场久不久会发一下神经。不多见，昔日出现在荷兰的“郁金香危机” 是一例，香港一九七五年股市从一千七百点暴跌至一百二十点也是一例。

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或推断这些像牛群

直觉（herd instinct）带来的大幅波动，而那些所谓泡沫理论一律是空中楼阁，说故事。如果经济学真的有一个可靠的泡沫理论，只要有一小点说得上是大概地对，经济学者早就发了达！

我们要注意，像牛群直觉带来的大幅波动，人类历史没有见过严重地损害了经济整体的例子。政府政策失误带来的经济下跌，历史的经验多的是，而每次出现皆不容易翻身。昔日香港二战后的楼宇租金管制，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推出的价格管制，中国二〇〇八年推出的劳动合约管制，带来灾难性的效果明显，但政府皆历久不撤销管制。

为什么不撤呢？我没有解释，但一九七五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二战前在香港推出的租金管制的文章，在结语中，有如下的评语：

“我们或可猜测立法程序中承认错失会比市场来得有效。这里的答案是负面的。我搜查了香港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七二的立法档案，公开认错的只有港督Stubbs一个人。认错的人要面对他的入身资产的所值下降，而除非遇上一些特殊情况他不会有什么利益。这些特殊情况在香港的立法过程中是不不存在的。”

源于货币问题的波动最麻烦

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协助交易，其币值的稳定性无疑是经济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浅道理。从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知道中国古时就重视货币币值的稳定。然而，要稳定币值不是那么容易。从近代历史看，我曾经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银两外流过甚，导致通缩与太平天国的动乱。国

民党时期推出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货币，虽说有金属本位的支持，但政府言而无信，其贬值之速——尤其是金圆券——可能破了世界纪录。然而，货币永远是那么重要，那么不可或缺。记得二战在广西逃难时，我见到一纸十圆钞票撕开为二，每半纸作五圆在市场流通。要怎样稳定币值是经济学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惜这话题从我就读经济的一九五九年一直吵到今天。

第三节：四种货币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制度出现过四种。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我不是货币历史的专家，只是机缘巧合地学得一些。过后我会提出第五种货币制度，是自己想出来的，地球上没有出现过。先谈四种吧——只能略谈，因为货币制度是复杂学问，不是我专注的。

一、金属本位制

这本位制是指金本位或银本位，而昔日中国用的铜钱是铜本位了。可以统称为金属本位制。这是故老相传的制度，很多地方用过，而从出土的文物看，中国很早就有了。

严格来说，金属本身值钱，可以历久不变，而金属本身的市值，加上铸币的成本，就是币值。当然有欺骗的行为：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进口的银币，同样重量，比本土铸造的值多一点钱。私营的钱庄可以发行，价值最高的流通货币是元宝。有说元宝起于元代。这不对。我见过唐代的元宝。一般所见，银元宝是纯度相当高的银，但金的可能只是包金或鎏金。我认为不是骗局，因为鎏金或包金不难辨识。中国

清代用的货币主要是银，其产地主要是当时属于西班牙的墨西哥，要通过英国和西班牙运到中国来。这可见当时的银两作为货币对中国很重要。

某些市场交易因为银两携带不便，钱庄或银号会用凭券替代。我不怀疑当时的钱庄借出去的钱远多于钱庄拥有的金或银。信誉当然重要。那所谓“老字号”很值钱。用不着多拿出真金白银，办得成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政府眼红，要敲诈，时有所闻。

到了民国时期，银号或钱庄被政府或跟政府有关联的银行取代了。后来民国时期政府推出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货币，还是以金或银作本位，可惜一律是骗局。最明显是关金，钞票上用英文印着多少个金单位，但却没有说一个单位是多少金。其实每次推出一种新货币时，国民政府都公布每元是多少银或多少钱。每次都骗到一点钱，虽然到了金圆券再没有多少人相信，害得国民党要逃到台湾去。

金属本位制是有可取之处的。欧洲的历史满是金属本位的故事。就是今天，好些西方经济学者还希望能回复到昔日的金属本位制那边去。这可见以稳定物价来协助市场贸易是多么重要。然而，骗局不论，昔日的本位制是有着两方面不容易处理的困难。其一是金属本身的市价波动会直接地影响市场物价的波动，无从拆解。其二是一旦出现用作货币的金属供应量不足，会导致经济萧条。我在上文提及的中国银两外流导致的太平天国的动乱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就带到金属本位制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在这本位制下，政府无从推出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市场有多少有关的

金属，其市值为何，皆由市场决定，政府无从调校货币量，而调校利息率就成了价格管制了。不要忘记利率是一个价，虽然今天在好些国家采用的无错货币制度下，政府调校货币量或利息率属货币政策，算不上是价格管制。

二、钞票局调控制

这是香港今天采用的货币制度，他们称联系汇率制，即是以七点八港元兑一美元这个固定汇率挂钩。香港一九七一年之前也采用此制，与英镑挂钩，一九八三年十月再采用，钩着的是美元。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我发表《联系汇率的困扰》（见《货币战略论》），解释过这制度。这里只略说。

其实应称为钞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是多年前英国的发明，为他们的殖民地采用，钩着英镑而为殖民地的货币稳定着币值。一九八三年香港因为要回归中国的问题引起经济大波动，财政司彭励洛考虑再采用钞票局时不便与英镑挂钩，选钩美元，跟我讨论了几次。初时我反对，但后来跟弗里德曼讨论后，又得到撒切尔夫人的顾问Alan Walters的解释，明白彭老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个弹性相当高的货币挂钩制度。彭老推行该制的前三天，叫我赶急去见他。我平生没有遇到更为简短的会谈。见面时彭老问：“目前港元的市价是八元二角兑一美元，我打算以七元二角兑一美元挂钩，你怎样看？”我想了一阵，说：“那是太低了吧，高一点比较安全。”就这样，他不要我再说，让我离开。他选用七点八后，对我说因为香港人喜欢那个“八”字！这可见选哪个汇率挂钩是有着相当大的弹性——钞票局的调校机能使然也。

“钞票局”是一个聪明、巧妙的货币制度，其主旨是通过港币的钞票（currency）量的自动增减来调控总港币量的增减。港币总量下降得够低，港元兑美元的汇率会上升。港币总量上升得够高，港元兑美元的汇率会下降。前者的压力是压上，后者的压力是压落。港元的钞票量只约港币总量的十分之一，一个用户不相信港元，到银行按七点八提取美元就是。银行当然要有美钞在手，但不需要很多，因为客户通常会把美钞再存进银行去。这样通过美钞的提取与存进，港元的货币总量会下降，美元的银行存款会上升，而港元的总量下降得够多，其市值的强度会增加，因而维护着那七点八的汇率。如果提取美元过急，港元的短期利率会立刻抽升来阻慢美元的提取。

原则上，推到尽头整个香港的货币会全部转用美元。重点是要有足够的美元钞票协助周转调校，不需要很多，因为钞票的使用量通常只约货币总量的十分之一，何况提取的美钞会被再放进银行去。要是美钞大量离境，或被储藏起来，那么政府当局要设法从外间引进美钞。这个货币制度的主旨，是通过一种外地的钞票与银行的运作，把本地的货币量调高或调低，从而维护本土货币与挂钩的外币的汇率。

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推出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后，港币的总量下降，初时降得急，跟着降势转慢，约四个月后止降回升。我立刻去信彭励治，对他说港元的危机已过。他非常高兴。是那么好的一位财政司，三年后受不了利益团体的左右，辞职不干。

上述可见，钞票局这个货币制度也是不能采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与美元挂钩，利息率要跟着美国的走，而港

币量的增减是为调校既定的挂了钩的汇率而自动地转变的。事实上，钞票局货币制要没有中央银行才运作得好。当年我受邀参与其事，香港二战后的财政司郭伯伟赞同钞票局，对我解释时说明没有中央银行是重点。他说早年在香港处理这钞票局时，仅要用两个不是全职的人。至于今天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搞得那样庞大，是我所知的学问之外的话题了。

三、固定汇率制

上述的钞票局与联系汇率制度可不是汇率管制，因为后者一律牵涉到管制外汇出口。在钞票局的制度下，外汇可以自由进出口。管制汇率经济学者一般不能接受，而反对得最激烈的大师是弗里德曼。当年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弗老历来坚持要让汇率自由浮动，却赞同香港采用钞票局的联系汇率。他向我解释了这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后来朱镕基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汇率管制，明显地附带着管制外汇出口，弗老当然反对，认为会是大祸，我也跟着反对，但过了约三年我认为朱老做得对，公开认错。

是的，一九九三中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非常混乱，有官价的五点四兑一美元，有双轨的八点六一九兑一美元，而当时最高的黑市达十一点七兑一美元。朱镕基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是八点二七兑一美元，而这官价汇率维持到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总理温家宝略为调升至八点二一兑一美元。弗里德曼和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会说这样的汇率管制与一起执行的外汇管制会是灾难性。然而，在朱镕基的策划下却给中国带来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经济高速增长！

究竟发生着些什么事呢？今天回顾，解释是清楚的。有三点。其一，朱镕基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其二，我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指出当时无法控制的通胀是源于高干子弟的权力借贷。朱镕基该年七月一日接掌央行后，立刻铲除这种借贷，加上他对人民币的货币量控制得宜（有一段时期是按着外汇的进口量以固定了的汇率增加人民币的量），高于百分之二十的通胀在三年间下降至零。其三，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或改进，而所有政策改进的措施皆协助维护朱镕基要坚守的汇率，约五年后人民币的黑市汇率大致与官价看齐，到二〇〇三年朱总理任满时人民币兑美元的官价有上升的压力了。是的，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日我发表《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其中提到人民币将会是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强币。跟着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其中提到不出两年，外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后来这压力不需要等两年，只几个月后就有两位美国议员大叫大嚷了。我对自己这些推断是很满意的。尤其是，当人民币的黑市汇率还是弱于官价汇率之际，我就做出这些推断。

朱总理做了些什么呢？一、上文说过的，他大手约束高干子弟以权力借贷，使百分之二十强的通胀率在三年间下降为零，然后转向负三强的通缩。二、可以不管的他一律不管，市场的合约自由是我平生仅见。三、一九九四年初他推出全国划一的增值税，促成的中国独有的县际竞争制度。四、他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之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五、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

许地方政府把国营的企业连土地出售，有足够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民营的企业纷纷出现。六、在此同时，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说实话，我认为跟朱总理同期的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帮了中国一个忙：人民币钉着美元那段日子美元在国际上的币值是历史上最稳定的，而格老几次为中国的廉价货出口美国说话。

没有上述的调整与协助，固定汇率与外汇管制的货币制度会是灾难性。中国今天再没有朱总理当年的弹性调校的空间了。

回头再说货币政策——以调校利息率或货币量来调控经济——这个话题，金属本位制不能用，钞票局制不能用，朱总理的方法则是倒转过来，以调控经济来维护汇率与挽救人民币当时的弱势，不是以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

四、无错货币制

无错货币英语称fiat money，即是今天美国及一些先进国家采用的货币制度。中国二○○五年起人民币所下之锚屡有变动，不像朱镕基那个时期的坚守。而错变得若有若无了。西方的压力是其中一个原因。近几年，人民币是近于无错货币了。货币政策——调控利息率与货币量——今天中国的央行频频采用，是无错货币制度的证据。说有错但其实无错，国民党当年就是那样明目张胆地欺骗。今天中国的央行当然不骗，但用汇率守错可不是那么容易。

我的观点简单明确，凡是用上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不是一个下了固定的错的货币制度。这其中含意着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哲理。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其主旨是币值要

稳定才可以协助得好。我们不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以币值稳定来协助贸易，另一方面以调校利息率与货币量来调控经济。不是说绝对不可能成功地一石二鸟；在无错的货币制度下，美国曾经有过几次不俗的一石二鸟的片段。然而，一方面要稳定币值，另一方面要调控经济，闹祸的情况不仅容易出现，而且闹大祸的机会不小。

以我比较熟识的美国为例，我见过两次源于无错货币惹来的大祸。其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之后，为期三十年的美国债券的孳息率被挤高达十九厘以上，而十多厘高企了好几年，导致那里的经济不景逾十年。当然有人说那段时期的经济悲剧是源于政府推出价格管制，但该管制是源于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高通胀，而价管撤销后利率还持续高企好几年。

第二个悲剧性的例子当然是二〇〇八年在美国出现的金融风暴了。当时格林斯潘已在联储主席之位下马，但识者一致认为该风暴是格老惹来的祸。我曾经考察过该风暴的资料，发现二〇〇八之前美国的借贷膨胀非常严重，是否联储之过很难说，但格林斯潘做主席时，把利率多次调校，辗上辗落，终于辗错了节奏却是明显的。弗里德曼是货币理论的一代宗师。他几番对我说格林斯潘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联储主席，也闹大祸收场，无错货币的优越性应该满是问号吧。

币量调控难见原则

美国二〇〇八年出现金融风暴，那里 的货币调控带来的效果也使我看得天旋地转。联储大事放宽货币量达六年之久，二〇一四年我见到那里的三十年债券的孳息率上升到三

点五厘，以为终于能搞起一点通胀了，债券的高价应该开始下跌。很不幸，我误导了一些朋友。我没有预料到二〇一六年六月该三十年债券的孳息率又下降到二点五。基本上，该孳息率是说美国的市场预期今后三十年那里的通胀率是近于零。可能吗？

弗里德曼当年曾几番对我说，通胀率在百分之二至五对经济有利。联储的人马，尤其是已经离职的伯南克，是弗老的敬仰者，当然知道二至五通胀这个弗老提出的黄金定律。若如是，联储应该见到三十年债券的孳息率上升到五厘（预期通胀约三厘）才考虑加息或收紧银根。然而，二〇一五年三十年的美国债券显示，预期的通胀率约一厘。联储就开始加息了。当然，联储可能未雨绸缪，但那是凭什么准则从事的呢？当然不敢说我比他们知得多，但不同的顶级专家的看法有那么大的差别，不应该是经济科学可以接受的。

国际战乱有利美元

还有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九九五年，我的一位专于货币研究的师兄（Alan Meltzer，名家也）到香港跟我会面。大家谈起美国的货币政策，他说几年来那里的联储大幅提升了货币的供应量，但通胀却毫无起色。他的观点是当时美元在国际上强劲，所以美国本土没有通胀。这观点应该对。好比今天（二〇一六）中东一带搞得一团糟，是乱局，美元当然强劲，美国搞不起通胀不难理解。要是一旦天下太平，增加了那么多的货币供应量要怎样才能收拾波涛汹涌的通胀出现呢？美国的社保已近于破产，而通胀急升一定破，难道美国要到处生事来维护美元的强势吗？

以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大约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其主要的倡导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死对头（一笑）是麻省理工的萨缪尔森。后者属凯恩斯学派。弗、萨二人的大辩论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佳话了。凯恩斯学派在基础上言不成理我指出过了。今天看，算得上的逻辑可观的货币学派也是有着无从解决的困难。

我们知道，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其主要理论基础是一个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这理论起自斯密之前的休谟，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耶鲁大学的天才费雪精辟地发扬。到六十年代弗里德曼的再阐释是达到大成之境了。币量理论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一门关于真实世界的学问，其验证研究之多，远超于经济学的任何其他话题。然而，今天该理论也频频失误，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币量难算理论失灵

我认为币量理论对物价变动的推断今天频频失误，是因为我们愈来愈不知道什么是货币，或币量应该怎样算才对。我不怀疑在金属本位制度的年代，币量理论对物价变动的推断很准确。到了一九四五年推出由凯恩斯建议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大致上该理论还可取。然而，以三十五美元一盎司金价不变到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解体的二十六年中，因为市场的金价上升了不少，国与国之间的央行以三十五美元一盎司之价厘定的协议就显得不可靠了。币量理论对物价变动的推断开始有问号，而在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瓦解之后这问号变得愈来愈复杂。从一九八二年到弗里德曼谢世的二〇〇六，弗老对美国通胀的推断差不多没有对过一次！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老到北京会见总书记时，因为通胀是大话题，大家日夕研讨，我对他说：今天的科技通讯跟昔日的不同，庞大的款项交收，不管是一国之内或是国际之间，不到一分钟就处理好了。你怎样算货币量呢？他没有回应。二〇一四在北京，我跟在货币话题上与弗老不和的蒙古尔提到因为科技发达我们无从算货币币量之见，他叫出声来，问：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要点呢？我回应：一九八八年在北京跟米尔顿说了，看到应该还要早几年。今天看还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有一家网上销售机构，只一天其物品的成交量达一百四十亿美元。这是没有通过银行的交收款项，不知弗里德曼会怎样算？

一石二鸟是过于乐观了

是的，货币的主要用场是协助交易，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然而，在无错货币的制度下，货币政策往往通宵要用。如此一来，从美国的经验可见，央行或联储会变得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关于货币政策，差不多所有经济问题皆涉及。昔日格林斯潘不仅掌握着美国经济的话事权力，他的一举一动整个地球都重视。可幸格老是个学者，也是个谦谦君子，论事客观，不容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左右。这个我历来敬仰的人也阖祸收场。

弗老当年的观点，是一个大困难以采用一个小国可以用的钞票局下错制度。货币既然没有错，为了维护物价的平稳，调控利息率或货币量的货币政策不能不用。我的师兄Meltzer建议的调控银根（base money）曾经在欧美盛行过一段日子，后来显然遇到困难，到格林斯潘就转用调控利率。弗老初时不同意，后来却不反对。大家都知道以货币政

策调控经济，央行或联储会有很大的权力。可幸我认识的或知道的英国央行及美国联储的几位关键人物都不是权力欲强的人。国家政府上头呢？他们知道货币量的调升可以协助他们急时之需，也知道搞起通胀是一种间接税。一个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我没有答案。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货币的主要用场一定是为了协助市场贸易。我的观点是除非遇到战乱货币不应该用作其他用途。换言之，一石既然不能杀二鸟，集中于维护物价平稳是正着。

第四节：以物价指数为锚

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放弃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即是纯从协助贸易的角度来发行货币，那么一个近于十全十美的货币制度不难推出。这是第五种。我在二〇〇三年想出来，解释过多次，没有谁提出过有什么不妥的理由。我认为到今天这建议还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弗里德曼不反对的无错货币制在好些国家施行了几十年，其中引进了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加了央行左右经济的权力，而一些先进之邦把货币政策的调控织进了他们的经济制度，因而难以采用我建议的。中国到今天还没有把货币政策的调控织进他们的经济制度，原则上可以采用我建议的，但没有。

一个令我感到困扰的问题，是二〇一三年北京说要让利息率自由浮动，让我高兴一下。我在下文建议的货币下锚制度可让利率自由浮动，而无错货币制通常是不能让利率自由浮动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不能纯真地让利率自由浮动。像香港采用的钞票局制度不能采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

济，利率会浮动，但主要是跟着美国的利率变动走。纯真的利率自由浮动是昔日的金属本位制。我在本节建议的下锚制度不仅可以让利率自由浮动，而且是需要的。

我建议的下锚制度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而是把昔日的金属本位制改变一下，让我从头说起吧。

说到货币，我不能不提到自己的深交弗里德曼。他是古往今来对各种货币制度研究得最深入的人。他和我的交往如兄长与小弟，关于货币的问题我老是问他，他一定细心解释。

我知道除了金属之量可能出现不足与金属的市价变动——这二者皆对金属本位制不利——弗老认为金属本位制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这观点，经济学行内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大约一九九〇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开始转剧，国家面对的形势非常不妙。我几番求教于弗老。当时我没有想到朱镕基后来推出的以美元挂钩然后利用经济调校这个后来证实是成功的方法。今天的中国再没有这些弹性调校了。

一九九〇年我问弗老：用一篮子物品作为货币之锚不是可以解决上述的金属本位的两大困难吗？细想后他认为原则上可以，但储存物品的成本太高，不合算。过了几年，我跟进了朱总理的货币处理时，突然想到，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作为货币之锚，政府根本不需要储存任何物品——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仓库。考虑如下十点吧：

（一）选择大约三十种市场有价的物品，皆属比较容易在期货市场交易的。能成期市的物品历来只有二三十种，选其中的大约十种，要指明是在哪个期市的。此外，选一些原

则上可成期市但还没有期市处理的——例如水泥——可以放进去。原则上，大部分的农产品可成期市或近于可成期市，皆可考虑。没有期市的要选有大交易量的批发市场，而物品的质量或等级要有清楚的说明。

（二）上述的物品或商品——不能是制造品——选出约三十种足够，每种选一个固定的量放进一篮子之内。选择物品比重的原则，最好是跟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的大约比重相若。例如棉花属于“衣”，猪肉属于“食”，木材属于“住”，汽油属于“行”，等等。五金、材料、食料皆选择性地放进一篮子之内。

（三）以中国为例，选人民币的一个整数——例如一万——按期市之价或批发之价购买该篮子的每项物品的决定了的量。定该指数为一百。这篮子中的物品的指定地点可以是中国内地的，也可以是外地的。后者要以一个自由浮动的人民币汇率算价。

（四）篮子内的物品比率固定不变，但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一律自由变动。这篮子物品的总指数因而要每天计算一次，容易的，有物品的现价一按摁就可以算出来。物价的总指数每天会略有变动。央行的责任是利用货币量（主要是人民币的钞票量）的增减或利用外汇储备购买或沽出外币来维持那环绕着指数一百的一篮子物价。换言之，央行的责任是利用货币量与外汇储备来调校，从而守住该一篮子的物价指数那个稳定的错。

（五）守错不需要守得绝对精确，在调校期间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可以接受。另一方面，央行不需要有任何篮子内

的物品的存货，只是指明一万元人民币可以在指定的三十个市场购买该篮子物品。某段时期相差一两个百分点可以接受。

（六）这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是可以调校的。固定不变为一百是说通胀率是零。但这不是我们日常读到的物价指数——后者指数不可以作为货币之错。这里提出的作为物价指数的错是市民可以按着指定的物品比重与市场所在，市民自己可以按该指数购进该篮子物品。不会有几个人真的这样做，但他们要知道可以，相差一两个百分点可以接受。

（七）依照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多年的观点，这一篮子的物价指数最好每年提升二至三个百分点，即是购买同一篮子的物品，人民币从一万升到一万二百是提升两个百分点。弗老当年认为二至五个百分点最适当，我选二至三。这提升是提升物价，严格来说不是通胀，因为通胀的重点有一个持续的近于有惯性的通胀率。我在这里建议的是随时可以调升或调低物价。每年调高两三个百分点是可取的。

（八）采用上述的货币下错制度，其指数比我们今天常见的物价指数更为可靠。曾经有人建议用常见的物价指数为货币的错。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后者指数不能在市场买卖成交。

（九）让汇率与利率一律自由浮动重要，因为这是建议的以一篮子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错带来的两项重要方便。央行的职责是守错与监管银行的运作。

（十）守错的外汇储备不需要很多。更重要是如果人民币能这样以明确的物价保值，发放出去，解除所有外汇管

制。中国的外汇进账一定会上升，甚至大升。把人民币推出国际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出去一元赚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外汇进账要放进一个特别设立的基金之内。另一方面，推出国际的钞票要有一些英文字符，也要有一些五百元甚至一千元面值的钞票。

弗里德曼当年几次跟我研讨解除外汇管制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不需要逐步。一放就全放，二战后的香港与一些欧洲国家皆成功，只是有一两个欧洲国家有几个星期的波动。中国目前的形势远比二战后的欧洲为优，而人民币能钩着一个稳定的锚，只要可信，其国际接受性应该是很强的。我认为下了这样的一个锚，不少发展中国家会采用人民币作储备用途的。

附录一：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表

（按：本文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发表，澄清了经济学者历来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看法。删减了开头不重要的几段。）

几天前想到一个小突破，认为有点新意，写下来不会浪费时间吧。这是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的一点新看法。这平衡表五十年前做研究生时是大话题，要拜读厚达三英寸的米德（J. E. Meade）写的上下两册以之为题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沉闷的巨著，老师规定要读。米德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写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人，他说市场无效率，政府需要干预。他为此成了名，我写《蜜蜂的神话》回应，也成了名（笑）。米德谦谦君子，是我敬仰的学者，早被封为爵士及后来拿得诺奖是实至名归。

我想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因为不久前发表了《中国骗术考——与罗姆尼商榷》，跟着萧满章传来几篇老外写的关于中国在汇率上出术的文章。都是我的师弟，文章当然不错，大致是说如果中国出术美国也算出术了。可不是吗？凡是用上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皆直接或间接地在汇率上出术。他们提到均衡与不均衡的问题。对经济学的均衡阐释我跟行内朋友的看法不同，认为要解释的现象有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是均衡，没有就是不均衡。这是科学方法的问题，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细说了。这种均衡与不均衡不是指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一时间我想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想深一层，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阐释是过于复杂，因而往往误导思考。至于“出术”这回事，所有竞争的行为必有，但不是罗姆尼说的“骗术”。

国际收支平衡的本质

顾名知义，国际收支平衡是说一个国家进出口的支出与收入一定打平，永远打平，不可能不平。算是一种会计，但不是资产负债表或流水式的利润表。很多国家不做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而有做的不易精确，因为人民在国际上购物或调动资金不容易统计。中国比较容易，因为货物与资金的进出口一般通过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或部门。

国际收支平衡表分两部分。其一是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这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其二是资本项目，包括资金的进出口与国际之间的投资。只看这两个项目，而收支平衡表一定平衡，贸易项目有顺差资本项目一定要有逆差才可以打平。有些国家，这两个项目一起出现了顺差或逆差。尤其是中国，这些年贸易项目与资本项目通常是二者皆出现

顺差——俗称双顺差。

双顺差的新闻释

双顺差的频频出现是中国屡遭西方指责在汇率上出术的一个原因吧。这双顺差的出现是说国际收支平衡表变得不平衡吗？不是的，因为一个国家有外汇储备。正数的外汇储备庞大如中日与日本的例子不多见，经济学者因而少注意这储备的内容与对经济影响的含意。

我在上文提到的最近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小点新看法，是把所有国际收支作为物品交易看，也可以把所有收支作为投资看。所有大家日常见到的物品进出口皆可作为投资看是费雪的投资定义，但把所有的国际投资作为物品的进出口看，是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有少许新意，推出来的经济含意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家外国机构到中国买地设厂产出，资金进入中国属资本项目，但购买土地可以看为土地出口。虽然土地是不动产，还留在中国，但使用权是转到外国机构那边去，“权”是出了口的。同样，外资在中国设厂后雇用中国工人，可以看为中国的服务出了口，虽然工人还留在中国，但这服务为老外赚取的利益是老外所有。

再推下去，中国因为上述的双顺差带来的庞大外汇储备，可以看为全部用作进口外间的“物品”，国际收支平衡表因而永远平衡。把外汇储备投资于外间的矿藏、林业、股票等，是进口了一些拥有物品的权利，而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中国把外汇储备购买了不少美国的政府债券。债券也是物品，而中国政府购买美债可以作为进口有利

息租值的物品看。

这些年中国购买美债的银码庞大，约占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目前是万多亿美元。没有详尽的数字在手，但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源于多个国家，我的猜测是源于美国的大部分——甚或多于全部——是用作购买（进口也）美国债券。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投诉中国出术,操纵汇率而赚取了那么多外汇储备，但也屡次要求中国多买美债——怎么可以自圆其说呢？

普通常识猜中系数

又再推下去吧。人民币汇率下调无疑会鼓励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但会否增加贸易或经常性的顺差则要看好几个弹性系数。几年前我说过，美国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多半不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顺差的机会较大。说对了，因为普通常识的猜测是弹性系数会站在增加贸易顺差那边。这里的新问题是经常性的贸易之外，西方的企业到中国买地、设厂、雇用劳动力等——即是中国“出口”没有离开国土的资源的使用权利——有关的资本项目的顺差或逆差，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关系，也要看好几个弹性系数作决定。这些系数基本上无从观察，推断的困难可想而知。

利益双方皆有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外部性”的问题。中国引进外资，让他们买地设厂与雇用劳动力，一项不容易算出的利益是这些外资会带来科技知识。这方面，在二〇〇七年之前，中国办得好。汇率不论，在县际竞争制度下，好些县政府见

外资提供的项目有可取的外部效应，免费把发展好的土地送出去。免费当然是与汇率的高或低无干的了。

美国的利益怎样算呢？人民币兑美元之价愈低，美国进口的中国货愈相宜，哪里的消费者得益。失业人数会因而增加吗？微不足道，因为人民币提升汇率，美国的进口商会转向工资比中国低很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找货源。就算这些其他国家不济于事，美国因为中国货太相宜而增加失业率一两个百分点，这些失业者的损失不容易弥补不失业的人购买价格较高的非中国货。

低息贷款美国做错

这就带到本文要说的重点。中国因为外汇储备大幅上升而购买（进口）了万多亿美元的美债，原则上可以大事协助美国的经济运作，包括间接地协助美国减低他们的失业率。有两方面。其一，购买美债是低息贷款，正如做生意的人知道，有那么庞大的低息贷款的支持生意的策划多了选择。其二，中国大手购买美债是支持着美国债券之价强劲，加上廉价中国货的进口，约束着美国的通胀率不会大幅上升。有这二者的协助，美国以货币及其他政策来减少失业率就来得安全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得对。

在中国开始大手进口美国债券的时刻，美国做了三件错事。其一是他们决定分三次提升最低工资。其二是他们容许信贷大幅膨胀，导致后来出现的毒资产与金融风暴。其三是二〇〇三年他们进军伊拉克。我认为在某程度上，中国大手购买美债是间接地协助了这三项错误的选择，其中最严重的错是进军伊拉克。当然我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我完全

不懂。

附录二：管制资本项目之谜

（按：本文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六日发表，分析了放开资本项目的效果。）

最近几位朋友问中国应否放开资本项目，说一些北京学者有保留。管制资本项目是外汇管制的一个重点，二十五年前弗里德曼和我就力促中国放开，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放呢？

资本项目（capital account，翻为“账户”可能较恰当）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之外的账户，主要是资金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似淋漓，其实全部可从物品与服务的角度看，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发表《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表》，解释清楚了。那是没有什么深度的自欺欺人的学问——见本章附录一。

金融中心与资金进出

朋友问资本项目应否放开，是问中国应否让资金自由进出口。我的第一层答案是浅的：如果中国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项目不放开方得搞。为何如此浅不用解释，但重要的是事实：古往今来凡是有点眉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必定放开资本项目，即是必定容许资金自由进出口。

若问：如果放开资本项目，中国的资金外流会增加吗？答案是：当然会。但资金进口也会增加。一负一正，哪方较大要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会怎样变，事前难以猜测，因为牵涉到几个弹性系数。

再问：中国放开资本项目，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会大幅上升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投资设厂的进口资金有好一部分已经有容许撤出的安排。

再问：外资到中国买楼、买股票及做小生意会否大幅增加？答案是：会，但有多大很难估计，因为这些事项现有的途径五花八门，我没有调查过，但听也听得天旋地转了。放开资本项目会清除这些门路，方便了无知、胆小的老外，而什么地下钱庄的生意会受损，但不会关门。为什么钱庄不会关门是老人家的秘密。

最后问：放开资本账目会增加资金外流，是会大幅地增加这外流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大量的资金外流早就出现了。大约六年前，美国公布的中国资金进口数字远比中国公布的资金出口美国的数字为大，而跟着源自神州的资金把加拿大的房价炒到天上去，主要是豪宅；再跟着是炒起美国旧金山及纽约的物业，也主要是豪宅。这些为数不少的资金外流要讲门路，或是要讲关系。没有关系的穷人当然不易搞，但穷人根本没有钱，跟他们说什么资本项目是跟夏虫语冰。

贪污理论老友说妙

一九九六年在某会议上我随意讲了二十分钟关于贪污的话，被录了音，翻成文稿，弗里德曼读后频呼精彩，但问：你怎可以证实你的贪污理论是对的呢？该稿发表时题为《一个简单的贪污一般理论》。该理论说：没有管制不会有贪污，而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才出现，也是为了维护贪污的持续而持续的。我举诸多实例，皆过瘾，所以该短文可读，而其中令行家朋友拍案的是中国禁止恐龙蛋出口的例子。

我不敢说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但可以肯定：这管制增加了不少投资者的麻烦，而增加了的手续或门路程序无疑是养着一群人。放开资本项目，让资金自由进出，会养着另一群人。哪一群比较大，收入比较多，也牵涉到几个不同的弹性系数，无从估计。然而，这放开换来的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办得其法对国家的整体贡献是非常庞大的。

经济学可以有淺深的话题，也可以因为某些人的利益而被故弄玄虚。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参考文献 W. S. Jevons, “Commercial Crises and Sun-Spots,” Nature xix, 1878.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M. Friedma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 A Restatement,”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M. Friedman and 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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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雅图华大，我对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同事麦基、巴泽尔等人投诉我不能解释简单的市场现象的尴尬。他们也一致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需要全面修改，而过不久他们说这大修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人选。

抱歉，图片内容为空，没有文字信息。

第四章：经济学为何失败？

曾经提及，一九六九年的夏天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任教职时，我到香港看母亲两个月。前一次到香港是一九六二，我刚拿到经济学硕士。七年人事几番新，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我已经出版了今天看可以传世逾百年的《佣农理论》，已经写好了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今天看，后者也会历久传世。当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聘请，我算是初出道，上任只几个月就升为正教授。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一本书中写下，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图时，已经是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

提到上述，是要同学们知道如下的尴尬不是一个萨缪尔森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科学中的一位专家应该感受到的。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暑期，我在香港跑厂跑市做考察、观察，发觉大部分的市场现象我没有解释！要不是当时我已经写好了《佣农》，深信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可以推断，我会考虑放弃经济学。当时我还有另一个证据。那是我刚写好的《合约结构》的文稿，分析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得到的结论是租值全部消散很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只要公海捕钓的渔船数量受到约束，每艘会获取一点没有业主的公海的鱼类资产的租值。我当时认为这是几个渔业工会有那么

大的约束捕钓的权力的原因。

到了西雅图华大，我对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同事麦基、巴泽尔等人投诉我不能解释简单的市场现象的尴尬。他们也一致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需要全面修改，而过不久他们说这大修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人选。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那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坚守做研究生时学得的科学方法，频频以事实验证假说，屡有斩获，到十九年前我动笔写《经济解释》时，再没有什么市场现象我解释不了。当然，有些现象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但大致上经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解释或推断功能自己再没有怀疑。

这次再修《经济解释》，十多年前的三卷改为两年前的四卷，今天再改为五卷。这最后的三章我要申述一下自己在研究上怎样处理与在理论上做了些什么改进才达到今天自觉是得心应手之境。有三部分。其一是传统的经济学有几项严重的缺失；其二是经济理论的整个架构需要大手地简化为三个基础。本章讨论缺失，下章讨论基础，再下章是传记式地陈述自己的思想来源是非常传统的。我的贡献只是修改与补充而已。

第一节：象牙塔不知世事

我们不能解释不知是什么的现象，是浅道理，但放大来看不是那么简单。好比价格分歧。传统的解释是在不同市场或不同商店，出售者面对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逻辑对，但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弹性系数无从量度姑且不论，出售者的

资源没有空置不会有价格分歧，没有讯息费用不会有价格分歧——这些局限的存在或转变才是解释价格分歧的要点。引进这些局限转变，推断价格分歧的出现或不出现皆百发百中，跟弹性系数何干哉？

佃农与蜜蜂的例子

好比我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利用详尽的亚洲农业数据，以多种农产品的每亩平均产值转变来证实劳力与农地的边际产值转变，赢得几位大师拍掌。如果我没有在八岁时在广西一条小村落住了一年，天天在农田跑，长大后记得多种农植的方法，该章不可能写出来。天赋归天赋，知识归知识，要是我没有亲历其境，从观察中学得中国农植，算我天才绝顶该章不可能写出来。

好比我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神话》，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的主编不知从哪里见到该文稿，要刊登，但要我取消细说蜜蜂怎样养怎样飞那第一长节。我回复说该文是给科斯发表的。要是我接受该大名学报，取消那看来跟主题无干的第一节，该文不可能传世到今天。今天看将会传世逾百年。那些缥缈看是无关重要的细节让我推出多个可以验证的假说而又验证了。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身虽然是主题，但没有细节的支持是近于交白卷。人家说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没有市价，但其实有，算是什么传世思想了？

推断与解释中国

好比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要不是我在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一行，见到当时的干部等级排列，从而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所在，是要从以人权

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我不可能只见到一些局限转变，就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跟着一九八四年我见到合同工在中国出现，立刻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当然又给行内的专家骂，但我只不过是说苹果已经脱离了树枝，正在向地上跌，不会回到树枝上去。算是什么天才了？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是等级排列的转变，即是说苹果已经脱离了树枝，怎还可以回头上升呢？

跟一个现象有关的细节非常重要。稍为忽略可以误导，使引用经济理论作解释时想到错误的地方。好比“全线逼销”这个现象，有关的重要细节是这“逼销”一定是短暂的。有了这细节的提点，我们不难想到该逼销是为了隐瞒价格，知道传统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看法是错的。我自己的经验是细节的考察往往使我改变了主意，但为此而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假说解释时，一般是来得那么清晰地对，那么有趣，给自己很大的满足感。

考察世事或现象当然不容易，但习惯了，知得多，可以举一反三，因为现象一定有规律，其附带着的细节容易重复。这样的考察我们要多到真实世界跑，因为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唯一实验室。可靠可信的读物不仅难找，而且读物往往误导。好比二〇〇八年我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有资料全部是从实地考察获取，时断时续地考察了四年才动笔。如果同学细读该长文，会发觉我对中国制度的陈述与分析，跟其他刊物说的是两回事。是我对还是其他刊物对呢？这类问题我历来不管，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另一方面，该长文或小书出版后，无数在中国内地的干部朋友阅读，不少向我求教。他们是“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数字统计废物多

这就带到另一个头痛问题：刊物上的数据或统计数字我们要怎样看呢？想当年，美国在越战期间，因为大学里的年轻教师不服上头的权力，大吵大闹，终于搞出以数文章数量这个准则来决定大学教师升职。一时间较为容易发表的经济学文章的数量急升。这些文章多用数字方程式或满是数字的回归统计。形式有学术性，技术可观，但说到内容与可靠性就满是问号了。

数字资料不一定代表真实世界，要怎样阐释与是否可靠不是浅学问。你给我一堆近于废物的数字，我用回归统计的方法，把数字放进电脑，乱算一通，总可以找出一些有关联性的数据，大做文章，在某些学报可以发表。然而，足以传世的学问，需的是实理，是趣味，是创意，是深度——也要是这四者的合并。传世机会是零的文章是不值得思考与动笔吧。

自己用数字统计的实例

让我说说自己用过数字的几件作品，好让同学们知道真理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其一是说过的，写《俚农》时用的亚洲农业数据。我花了几个星期研究其可靠性，跟一位助手花了几个月整理，文稿写好后老师阿尔钦要我跟台湾有关当局联络，问他们那些数据是怎样搜集回来的。有统计学的分析吗？有，两个注脚。其二是香港租管与重建的研究，两位助手花了几个月从几千份法庭档案中抽取数据资料。得到些什么呢？五个注脚。其三是写蜜蜂，我花了个多月的时间采访

十三位农户与养蜂者，从他们的账簿与合约中找到三十六个数字，可靠的，分两条简单的统计方程式陈述。

我的其他文章也类同：可靠可用的数字就是那么难找。只有一次，唯一的，我大兴土木做回归统计分析。那是关于石油的质量与油价的厘定，我从三个机构拿得合计二千七百八十五个石油样本的化验室的分析，是有标准的矿物化验，十分详尽、可靠。由助手用电脑算出多项关联，写成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满足回归统计方程式的文稿，阿尔钦与巴泽尔读后说那是他们见过最精彩的实证研究。只这一次我用上回归分析大兴土木，皆因数据不仅多，而且是物理与化学的资料，其可靠性没有问号。

不知世事我们不能解释世事。这是科斯和我的共识。可惜世事不是那么容易知道。任何现象，附带着的细节一定多。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从事研究的人要频频考感。这些细节通常在刊物中读不到，就是读到其可靠性一般有问号。为了减少疑虑，多年以来我频频到街头巷尾跑，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真实世界是这门学问的唯一实验室。我也喜欢在多个行业上每个做小投资，因为这样我可以容易地获得可靠的资料或数据。

经济学者要从象牙塔的高处下来，走到真实世界那边去。

第二节：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

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任何解释或推断要通过以事实验证那一关。“看不到则验不着”这句格言我说过几次了。

因为经济学是公理性，其假说验证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源自斯密的古典学派偏于改进社会，多价值观，但到了新古典的马歇尔，解释世事就成为经济学的重点。这重点是问为什么，不问好不好。科学的验证方法我在卷一解释得详尽，说清楚一个验证假说指定的变量需要是真有其物，可以观察到，或起码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这是指真实世界的观察了。然而，在构思一个验证假说时，因为公理的需要，我们有时无可避免地要用上不是真有其物的、无从观察的变量作为起点。

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是个例子。该定律说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不是真有其物，本身无从观察。这是因为横轴的需求量是指一个人的意图之量，不是真有其物，就是在原则上也无从观察。我在卷一提出的处理，是通过“含意”的方法与逻辑的推理来求得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假说。只有一个无从观察的“需求量”就是大麻烦，可幸原则上可以挽救。

再看那重要的需求曲线，价是真有其物，代价在原则上可以看到，也是真有其物。有了价或代价的存在，一个人选取的量是价或代价接触着需求曲线那一点，即是边际用值，而这点之下就是需求量。价等于边际用值是一个均衡点，代表着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争取利益极大化也无从观察，本身无从验证，但这只不过是因为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解决后者，那需求曲线划定下来的争取利益极大化就可以推出验证的假说了。这是为什么那需求定律——价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是那么重要，那么不可或缺。

撇开价值观，有公理性的科学验证当然要尽可能减少无从观察的变量。然而，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无从

观察的术语或变量在经济文章中变得到处都是。绝对是悲剧。我可能是这不幸发展的“始作俑者”。一九六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无从观察的行为或变量，用以衡量监管费用的变动。过了不久我知道“卸责”、“勒索”等术语皆无从观察，因而不能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决定不再用。可惜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关于公司或机构的文章，却以“卸责”为主题。该文是《美国经济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带起一个“卸责”浪潮，而阿师与两位作者一九七八年发表的关于公司垂直合并的文章，也大热，用上的是跟“卸责”类同的“敲诈”（hold-up）这个也是无从观察的术语。该文提出为了避免敲诈，石油公司不租用输油管，但租用运输油船。我当时为一家石油公司做顾问，刚好考察过石油运输的合约安排，对他们指出那两个例子跟真实世界的运作是两回事，错得离谱。他们只把例子删除，文章内容不改。

回头说一九七一年，麦克马纳斯（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做客，我对他提出后来变得大名的广西纤夫的例子，说持着鞭子监管纤夫卸责的人，是纤夫的代理人雇用的。我说是当年在广西逃难时母亲对我说的，不知是真是假。不知这例子在几篇文章中走红，使我啼笑皆非。母亲可能对，也应该对，监管需要，但我们怎可以知道是因为卸责呢？我们可以观察船行的速度，可以量度纤夫的力度，但卸责、偷懒、敲诈等术语，尽管法庭审案时法官可以这样说，但科学验证需要的是看得到，不管用序数还是基数，要可以量度，而任何有脑子的客观者要同意有关的行为或现象的存在。

轮到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市场与等级》时，他是写了一本术语字典，以“机会主义”及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来申达人们的行为，没有半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了。

上述我曾经写过，这里再说因为重要。这就带到贝克尔（Gary Becker）和我之间的一点重要分歧。贝兄不是普通人马，而是数十年一见的经济学大师。他高举我的想象力，但认为我的经济解释不是解释。我高举他的分析力，但也认为他的经济解释不是解释。我更认为他对市场或社会的一般观察，在细节上的掌握不到家。

我和贝兄的主要分歧，是他频频用上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我完全不用。事实上，我早就放弃了起自边沁的“功用”，不管后人怎样改进我也不用，因为“功用”不是真有其物，本身无从观察。我用斯密提出的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的“用值”替代。我不是说功用这个概念完全不能用，而是阿尔钦当年和我同意的，采用功用这个不是真有其物的概念，我们要先解决两点。其一是要知道某物或某情有功用；其二是要指出获取该物或该情的代价。这两个要点贝兄当年是同意的。问题是我认为指出某物某情有或没有功用往往是武断的选择，容易中套路逻辑之计。

当年阿师和贝兄认为功用这个概念非用不可的原因，是非金钱物品——不能在市场买卖的物品，例如友情、声誉等——的存在。我同意有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但非金钱物品可与金钱物品替换，所以不需要以“功用”来处理。是的，我认为贝兄的文章，动不动用上功用函数，一般是从数据资料，以回归分析找到有关联才把功

用函数放进去。当然，贝兄忠于学术，不会出术，但我认为他的处理或解释世事的方法，自己中了计可能不知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贝兄当年极力反对我的两件作品。其一是一九八一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该作指出的两项局限转变，我说得清楚，逻辑并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证明我对。其二是一九七六年我写好的解释优座票价偏低的文章，指出因为有跳座的行为，需要监管，让优座票价偏低，先满，可以减低监管费用。贝兄当年同意我的票价文章有趣，同意我提出的假说可以验证，也同意我是验证了，但却坚持我错——理由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一律说我错！

上述说的是君子和而不同。我当然对自己采用了多年的经济解释的方法有信心。我希望同学们考虑两篇文章。其中是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婚姻》，其二是贝兄一九七三年发表的《婚姻》。我用争取财富极大化这个公理假设；贝兄用争取功用极大化这个假设。贝兄的文章远比我的大名，四十多年的今天我的才受到一小撮学者重视。当然，可能贝兄和我两个都对，或两个都错。同学们自己作判断好了。从历久传世这个准则衡量，我赌我胜，可惜我不会有机会见到。

第三节：交易费用需要放进去

奈特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起笔那几段话。那是远早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在经济学出现之时。奈特的文字不易读，其大意是说，经济学的假设往往出现误解，但关于局限的假设一定要合乎世事的实情。翻过来，半个世纪之后我说：如果某实验指定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能用一支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这里的问题，是经济解释包括需求定律、局限或成本的转变，引进竞争。这个简单的理论结构我会在第五章细说。本节说的困难是怎样把成本这局限放进分析去。

一人世界有需求定律，也有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二者可以看为是同一回事。一人世界有成本，即是有代价，但没有市场。代价的转变带来的行为转变可以同样地以需求定律约束。从一人世界转到社会，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仍在，但因为有竞争，市场出现，而市价就是决定市场竞争的胜负准则。这些，传统的经济学处理得大致上称意。麻烦的出现，是社会有产权界定的问题，也有交易费用的问题。二者皆局限。产权问题可用广义的交易费用的变化处理。我出道之初重视前者，今天却重视后者了。

让我们再看传统的理论基础吧。需求定律——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取，成本（包括租值）的概念可取，竞争的概念也可取。成本是局限，可以翻为价，跟着的市场分析，虽然这里那里多有不足处，改进了也算是可以吧。撇开产权这项有时我认为是过于抽象的局限不论，引进交易费用作替代往往有较佳的效果。困难是我们不容易把交易费用放进分析去。

是的，传统的需求定律，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成本与租值概念，竞争的含意等，让我们选择这些最高档次的阐释，我们不容易找到地方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放进分析中。传统的分析根本没有考虑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这传统要不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或微不足道，就是假设这些费用高不可攀。不明确地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无数的现象我们解释不了。

这就是问题。传统的经济理论发展没有考虑怎样把交易费用这项非常重要的局限放进分析中。一人世界有需求定律（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有成本（包括租值）概念，但交易费用起码要有两个人才会出现，是另一个层面的思维，性质不同，我们要怎样处理才能把交易费用放进传统的理论架构来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呢？

数十年来，重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者多了不少，但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往往是说了等于没有说，算不上是可以验证的假说。这就带来无数的无从观察的术语，而跟着的博弈理论是在说故事，无从验证。

经过五十年的不断耕耘，我屡次成功地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来推断或解释世事。小现象如价格分歧的出现，大现象如中国的改制，我的推断皆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事前推断或事后解释都给自己很大的满足感。

今天回顾自己尝试而又获得满意收获的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无数实例，综合起来细看，成功之处主要是因为我能把传统的相当复杂的经济理论简化到最基础的几个原则，让我能把有关的概念发挥得变化多，但整个理论架构却是远比传统的简单了。简单的理论架构，内里的空位甚广，让我能挥洒自如地把交易或制度费用放进去。

第四节：从科学解释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

“解释”（explanation）一词有好几种意思。看风水是一种解释，信不信由你。不少人相信，风水先生这个行业因而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历久不衰。以图表分析及推断股市走

势没有数千年，但股市历史有多久这种图表派的学问就存在了多久。我称股市的图表派为风水派，信之者不乏人，所以其服务市场有价。我曾经指出，这是意图以事实解释事实，信之者其结局如何没有人做过统计吧。

解释不一定可以推断

一个小孩子逃学，母亲问为什么，这孩子聪明诚实，做了解释。他提供的解释应该对，但通常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能一般性地引申到他的其他行为上。

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呢？择其佳者，我既欣赏也佩服，尤其是中国的史学家。记得年轻时读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在结语中他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不仅拜服小杜的文采，也对影响了他的史书向往起来。当然，历史学家的观点与引用的史实可能错，但错失任何学问都可能出现，可以被后人修正。问题是，不管史学家的学问如何精确，不管他们对史实的考察如何慎重、客观，他们对史实的发展不能在事前肯定地推断。上佳的史学可信可靠，对史实的解释也精彩，问题是这门曾经教我很多的学问不能肯定地在史实出现之前做出推断。换言之，历史学者不能像我那样，在一九八一年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路。当年我不是碰巧的——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不是儿戏。这类推断当然不容易，因为要有足够的局限转变的掌握，但只有经济学才可以在事前做出这类准确的推断。

再说钞票失踪的例子

回头说多年前我提出的——今天不少美国大学采用

的——那纸百元钞票掉在行人路的地上会失踪的例子。所有其他科学皆不能解释该钞票会失踪，但经济学可以，而且可在失踪之前推断，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该钞票一定会失踪。万无一失，跟牛顿说苹果脱离了树枝会掉到地上去一样。

当然，任何人——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容易地推断该钞票会失踪，也会知道要指定的是些什么情况。经济学的关键贡献是：足以解释钞票失踪的理论架构，适当地采用，可以解释及推断人类的所有行为！

外人看来是小题大做了。解释路上的钞票失踪，经济学武断地提出三项公理（axioms）。其一是需求定律：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会增加——例如没有公安在场行人会偏于拾取该钞票。其二是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例如一个人赶着上路，他拾取钞票的意图会下降。其三是竞争的含意——钞票可以在市场竞投物品，面额愈大竞争会愈激烈。说是小题大做，但经济学的整体就是那么多，要解释复杂无比的现象经济学的整体也就是那么多。这三个属公理性的基础非常重要，我不仅在《经济解释》前四卷反复地申述，而且在本卷的第五章会再简说一次。属浅学问吧？非也。在社会竞争下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为了减少这些费用，道德与风俗的教诲会在社会出现，在某些风俗的约束下可能出现路不拾遗的情况，解释了钞票不失踪，或拾取者把钞票交到公安去。不是套套逻辑，但引进新的局限，可以验证的，要客观地下功夫。

公理性的解释是事前推断的关键

转到本节要说的重心话题。属公理性的科学是可以验证

的，即是可以提出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可以验证于是成为一种实证科学。事后解释好些其他学问都可以，但事前可以推断的学问一定要是公理性（axiomatic）。公理性的科学可以推出让事实验证的假说。这样处理，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的性质相同，虽然难度不一样。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化学——全部是公理性的，但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所以验证假说在经济学非常重要。

在西方，经济学重视假说验证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约二十年，其主要参与者集中在几所大学。其后的不幸发展源于要算文章发表的数量，没有多少内容的数学与容易误导的统计分析变得盛行，愿意多花时间考察真实世界的局限的经济学者近于消失了。

统计学说的验证（testing）可不是理论假说的验证。没有牵涉到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者并存的经济分析，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有解释力的假说的。

想当年，老师阿尔钦教需求定律，不用任何图表或方程式，讲足十五课。今天我可以倍之。当年学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我苦读、苦思三年，跟着在博士后，单是成本（包括租值与交易费用）我继续苦思数十年。今天，从西方回归的同学告诉我，上述的三个基础或公理，他们的老师基本上不教，可能因为老师们不懂吧。这些不可或缺的经济学基础，既不教也不学，怎能推出可以验证的经济假说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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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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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经济学的整体只有三方面的基础。其一是需求定律，其二是成本概念，其三是竞争含意。这三者结合起来是马歇尔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不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比马前辈的理论架构简单很多，宽敞很多。这些宽出来的空间让我们能把交易或制度费用远为容易地放进去，获得的解释或推断行为或现象的威力是马前辈昔日远为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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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经济解释的简单理论结构

浅学问可以有深层面，甚至深不可测。另一方面，如果深学问推不出浅显的一面，则算不上是什么学问了。这是我从事经济思考与实证研究逾半个世纪而获得的信念。

做研究生时我选修了好些复杂的、技术性的科目，成绩冠于同窗。后来尝试以这些复杂理论来解释世事，发觉完全不管用。理由简单：世事复杂，以复杂理论尝试解释会弄得一团糟。复杂与浅深是两回事。几位懂中文的经济学者朋友读我的《经济解释》，一致认为是深得很，往往要读几遍，可幸他们也同意我掌握着的理论与概念一个本科生应该学过，而研究生应该耳熟能详。说深是因为我从浅的推得深入，而有时不易读得懂主要是因为用出多变化。简单的原理用出多变化是我说的深层面。这解释了《经济解释》的读者多是商人及干部，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用。可惜他们说要读几次。不应该是源于我写得难明，而是因为世事复杂，本身就难明。为此我把整本《经济解释》再修一次。

第一节：几何图表再阐释

这里我要再次引进卷一《科学说需求》第九章发表过的一幅一九七一年我想出来的几何图表，简单的，但基本上是

包括着经济理论的结构的全部。一九七一到今天（二〇一六年）是四十五年，我对经济学的体会大有长进，而同学们读《经济解释》从卷一读到这里也应该大有长进。这里我再次阐释该几何图表，增加了深度，好让同学们知道做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一九七一年图表：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

图中的 d_A 与 d_B 是 A 君与 B 君这两个人人对同一物品的需求曲线，纵轴是价，横轴是量。我不用功用或效用这里理念，而是用斯密提出的原则上可以观察的“用值”(use value，斯前称 value in use)。“功用”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可以不用不要用。A 君与 B 君的需求曲线是他们各自对该物品的边际用值。价等于边际用值就是同学们知道的消费者均衡，也代表着每个人在局限下各自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

一条曲线六处改进

这里我的贡献有六项。一、价也是代价，非金钱物品（例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爱）虽然一般不能在市场成交，但有代价，可以替代，需求定律同样用得着，不需要采用空中楼阁的功用或效用。二、所有局限转变皆可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而约束人的行为跟着的转变是需求定律。代价是成本，加上也是成本的租值不是浅学问，我在卷二与卷三解释得详尽了。三、成交量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不是，而后者是唯一的在经济学中我们不能不慎重处理的空中楼阁的变量。可以处理，我在卷一第六章做了示范。四、委托量。“量”可能只是一个委托之量，不是购买者需求之物。例如以时间工资雇用员工，雇者购买的是员工的产出贡献，不是员工的时间，只因为量度贡献的费用高，就委托于以时间量度。又例如购买维生素丸，以每瓶算价，其实顾客要买的不是瓶子。这“委托量”的理念我用于解释“公司”的出现，非常对，而科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对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皆市场也。五、履行定律。凡是选择作价的量，监察履行的费用会下降。例如购买维生素丸以瓶数算，你不用担心出售者会骗你瓶子的数量，但瓶子内究竟是些什么，会否中计，就不容易监察了。履行定律是衡量监管费用转变的最简单法门，好用，我常用。六、隔离理论。选择作价的“量”一定要有可以把不付费的人隔离的特质，出售者才可以收费。这是共用品破案的关键（见卷一第八章）。量的选择要有隔离的功能才可以把共用品带进行市场的需求定律去。

上述六项皆明确道理，都重要，但今天的大学课程没有

教，专业学者想也懒得想，难怪行外人不认为经济学有什么实际用场。只一条曲线我就指出传统的处理有六处大漏，转到较为复杂的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我给传统的打分当然是到处交叉了。西方的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天才辈出，他们是搞什么鬼的？

要把简单理论用出变化

上述六项关于阐释一条需求曲线的传统忽略，看似琐碎，加起来是经济学者不能把需求定律发挥出可观的解释力的重要原因。他们重视功用或效用函数与弹性系数，写出的方程式虽然可观，却不容易带到真实世界的现象去。实际上弹性系数无从量度，功用或效用不是真有其物，中了套套逻辑之计是不容易察觉的。真实世界没有需求曲线这回事！

传统的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令人尴尬我做研究生时就知道——老师阿尔钦当时被誉为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但他解释不了很多我从小在香港见惯的市场现象。复杂的理论显然不管用。一九六九年起我频频跑工厂跑市场，重视现象的细节，然后凭这些观察逐步把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调校。结果是把简单的理论用出复杂的变化。实不相瞒，技术上，我曾经是一个复杂理论的好学生。

市场均衡的浅释

回头看图表，说市场。假设物品的总量是Q*，即总供应的竖直S线。假设Q*之量全为B君所有。这样，物品给B君的边际用值是M。A君完全没有该物品，他的边际用值是N。N比M为高，如果市价低于N，A君会购买；如果市价高于M，B君会出售。B君出售，他的边际用值会从M沿着

dB曲线向左上升。A君购入，他的边际用值会从N沿着dA曲线向右下降。达到的均衡点是A君的边际用值与B君的边际用值相等，即是X的高度与Y的高度相同。这高度也与P相同，是A君与B君交易的市价。B君出售给A君之量为YE，跟A君购买之量PX相等，即是可以观察到的成交量，泌出与购入一定相同。A君从这交易所获之利是NPX，他的消费者盈余。B君放弃了qB YMQ这个面积的用值，换来A君给他的qB YEQ这个面积的换值（斯密称value in exchange），赚取到的是面积YEM。

市场均衡是指A君的边际用值等于B君的边际用值，二者再等于市价。这些卷一说过。也说过这均衡是竞争的结果。不管市场有多少个需求者与供应者，每个皆自私自利，各自为战，见价高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泌出，见价低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购入，结果的均衡点还是所有的人的边际用值相等，再一律等于市价。

我们把个别竞争者的需求曲线每价向右横加而获得市场的需求曲线。以dA与dB每价向右横加，图中的NFED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了。市场的均衡点是E，即是总需求曲线与总供应曲线相交之点。

第二节：三个近人的贡献

让我们停下来，分享一下三个近代的人对上述分析的贡献。阿尔钦的贡献是指出市价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把产权与竞争挂上了钩。“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是阿师教的，可惜是口述，可能只教我一个。阿师之见非常重要，我从这点得到的启发是把约束竞争带到合约的

安排，从而推出卷四的合约一般理论。科斯的贡献，是指出市场成交要有权利界定，我们不要只从物品或资产本身那方面看。这是科斯定律的主要内容了。科斯之见非常重要，因为他引进交易费用看权利界定。

我自己的贡献却有六项之多，可惜加起来不一定比得上阿师与科斯每人说一句那么重要。我的六项贡献是什么呢？一、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争取采用这准则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二、说价格管制会导致剩余或短缺，不能清市，是胡说。有价管必有其他竞争准则出现来替代，知道什么替代准则会出现，清市分析易如反掌，而推断什么准则会替代市价要从减低租值消散的门径找寻。三、经济学的均衡是个概念，非事实，不要被物理学的事实均衡误导。经济学的均衡是说有足够的局限条件指定，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四、马歇尔的剪刀比喻——交叉于E点的那把大剪刀——是错的。马前辈那把大剪刀基本上没有用，我们要弄清楚那大交叉之内的无数小交叉的含意。五、逻辑上，吉芬物品只可能在一人世界或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市场之内或任何有交易的物品，逻辑上不可能是吉芬物品。（同学们可从图表证出。）六、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菲，但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出现是用增加市场交易费用的方法来替代没有市场会出现的更大的制度费用：租值消散。

第三节：供应曲线与萨伊定律

再回头看图表吧。B君的需求曲线d_B，从镜子看是他的供应曲线。价高于M，他会出售，沿着d_B向左上出售。从

镜子看s_B就是他的供应曲线了。这向右上升的s_B供应曲线也是B君的边际成本曲线，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而B君的需求曲线d_B是代表着他的最高边际用值。放弃的边际用值就是边际成本。s_B与d_A相交的X点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均衡：A君的边际用值等于B君的边际成本。综合起来，市场均衡是说，所有参与者对同一物品的边际用值相等，等于市价，再等于该物品的供应边际成本。（按：从镜子看的供应曲线，当年我只用文字提及，没有画出来。要是当年我画了出来，今天这图表会更为普及。）

上述是说，市场可以有无数的人一起参与，一起竞争，即是在我们的图表中可以有无数的个别需求者与供应者，每个皆需求，每个皆供应。我们的分析依旧，只是无数的个别曲线这里不好画出来。同学们不妨自己画，在图中那市场需求曲线之内可以有无数像X点那样的小交叉，参与者互相以市价为竞争准则达到的均衡点是无数个X点一律平排。这也是说，马歇尔那把大剪刀我们看不出有多少内容，无数的小交叉平排才是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内容所在。

上述分析是基于一种存在的物品，没有牵涉到生产活动。引进生产活动，这分析基本上不变。假设有一个人在街头卖花生，独自种植然后制成花生食品在街头出售。这个人是用自己的生产要素，通过生产活动，然后在市场推出花生食品。他的供应曲线也就是图表中的s_B，看为出售劳力或出售花生食品基本上没有分别。

比较复杂是这个人不独自产出，参与一家公司与他人一起合作生产。基本上我们的分析依旧不变，但要从件工合约的角度才容易看清楚。假设公司之内的所有员工的产出贡献

皆由件工合约处理，那么每个员工可以看为在街头卖花生的人。有了这个看法，从件工合约转为时间工资合约只是在合约安排上有所转变。市场其实一样，但转换了合约形式你说这个是产品市场那个是生产要素市场我不会跟你打官司。

否决吉芬支持萨伊

这里我要从另一个逻辑角度来否决吉芬物品。马歇尔提出吉芬物品时举面包为例。面包是消费物品，但无疑也是生产要素——不吃何来生产呢？这样看，所有消费物品皆生产要素。因此要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按：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是否一定向右下倾斜不是浅学问。做研究生时我证出一定是，但后来在西雅图华大有同事提出我认为是错的反证。）

大致上可以这样看吧。凡是牵涉到竞争的话题，我们最好从需求或价值那方面看；凡是牵涉到制度或组织的话题，我们最好从供应或成本那方面看。其实牵涉到的只是转换角度。前者同学们要学好需求定律与价值概念，后者要学好难度相当高的成本与租值概念，而牵涉到交易费用那类成本更是深不可测了。

上述分析是说萨伊定律基本上没有错，只是他不应该说供应创造需求，要说供应是为了需求。凯恩斯学派说萨伊错因为有贮藏而不用的行为，但我想破了脑子也想不出什么是没有用途的贮藏。再者，我认为该学派把投资与储蓄看为两回事——前者是注入，后者是漏失——是自欺欺人的玩意。费雪的处理是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我取费雪，不取凯恩斯。

这里我要回头再说那重要的萨伊定律。该定律有好几个版本。我当然要选最可取的算在他的头上。我敬仰古人的习惯不能改，也不应该改。我解释过以藏而不用的行为来否决萨伊是不公平的，因为藏而不用其实是用了。

更重要是我们要把萨伊定律推到斯密的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去。无数的人一起分工合作，容易使人觉得萨伊错，因为那是走进那所谓宏观经济那个层面去。我想到的处理方法，是无数的人一起分工合作，如果通过件工合约看问题，可以看为每个人独自产出然后在市场出售。那就回复到本章用的几何图表了。时间工资合约与件工合约的分别是合约不同，但市场一也。选择时工是因为时间的量度费用低，而零碎的工作多，难用件数算。

第四节：三个基础与两个难题

上述可见，经济学的整体只有三方面的基础。其一是需求定律，其二是成本概念，其三是竞争含意。这三者结合起来是马歇尔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不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比马前辈的理论架构简单很多，宽敞很多。这些宽出来的空间让我们能把交易或制度费用远为容易地放进去，获得的解释或推断行为或现象的威力是马前辈昔日远为不及的。

上述三个基础不是浅学问，要学得到家需要相当长的时日。学好了这三项还有两个大难题需要处理。其一是引进也算是成本的交易费用；其二是要从适者生存的哲学角度来处理无从观察的公理或概念。

先谈交易费用吧。这些是一人世界不会出现的费用。我说的大难题不单是交易费用很难处理，更为头痛是如果真的没有交易费用，社会不会有市场。这点我在一九八二年提出，科斯与阿罗皆同意。当年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科斯也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后来愈想愈重要，王宁说科斯谢世前几年也认为重要了。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那为什么社会会有市场呢？这个“浅”问题我想了二十年才找到答案。其实解答这个问题的几个关键我早就知道，只是脑子闭塞，要想多年才加得起来。

让我先说：交易费用替代定律

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交易费用（从管治到合约费用，等等）多而庞大，但市场的出现不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些费用。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某些交易费用。这些市场减低了的费用是什么呢？这问题我想了多年才想出一个明显地对的答案：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而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因为在一人世界租值消散不可能出现。是多么神奇的世界。人类因为自私自利促成的租值消散有可能毁灭自己，但也因为自私自利他们愿意付出很大的交易费用——法治、保安、界定权利、议定与履行合约等费用——为的只是争取一个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市场的出现于是可以看为：提升我们日常见到的上述的多种交易费用，替代我们日常不容易见到的另一种交易费用：租值消散。你说世界神奇不神奇？经济学过瘾不过瘾？

交易费用替代定律这个有趣而又重要的话题，在《经济解释》第五版的修改中，我在卷四第二章第四节做了详细的补充。同学们要多读该节。因为话题重要，我重复地申述，每次再说都有点新意，这是学问进步的必经之路。

漠视租值消散是大漏

很奇怪，租值消散这个话题，除了戈登一九五四年发表的那篇关于公海渔业的文章，我是唯一重视而又为之发表过几篇英语文章的经济学者，中文更提到无数次。王宁说科斯不重视，我不明白，而搞均衡分析的不重视我更不明白了。我说过，经济分析，其中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这是有经济内容的均衡与非均衡的推理，比用数学方程式快很多，也替代了没有经济内容的瓦尔拉斯。经济内容是指价值、成本与竞争这三方面的含意，瓦尔拉斯不懂。要注意：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

公理性科学必须验证假说

让我转谈经济学的第二个大难题吧。这是关于这门学问独有的哲学性质的。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我不同意，因为人类学与历史也算是社会科学，而我从这两门学问学得很多，对其中一些论著很佩服。然而，明显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属公理性（axiomatic），即是以武断的假设或公理作为出发点。这跟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相同。经济学的公理性发展源于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我们感激。然而，这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显得不对头，到八十年代令人尴尬。

困难是这样的。自然科学的公理或定义，虽然偶尔有抽象的，一般是以实物为基础。经济学呢？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其他公理或定义皆属虚构，不是真有其物。这就带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有几种，不一定需要是公理性。经济解释，传统上，是公理性，要通过假说验证，即是要通过证伪那一关。所有公理性的科学都要求假说验证——这是说，经济科学不仅可在事后做解释，也可在事前做推断。另一方面，看不到则验不着，验证假说要有两个或以上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才可以执行。

空中楼阁需要有规律支持

从上文分析图表时可见，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一般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而我认为不能不接受的空中楼阁的变量只是需求量。不是说其他空中楼阁——例如功用或效用——完全不管用，而是我认为可以不用不要用，省却很多麻烦。但其他在灰色地带的要怎样处理呢？例如成本的定义是最高的代价，看得到吗？一个做生意的人天天算成本，但我们怎会知道那是他最高的代价呢？用做生意的人各自不同的成本观，经济学的结构会塌下来。不少经济学者屡有如下的毛病：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宇宙观。

这里还有另一个有关的重要话题。解释或推断现象或行为，现象或行为不可以没有规律。我不是自然科学专家，但意识到，生物的行为规律比不上非生物或死物的现象规律那么稳定。蜜蜂在夏天采蜜，偶尔见到冬天采蜜的不能视为否决了夏天采蜜的推断。我的意识，是经过细胞运作与条件反射的左右，加上无从算进的因素太多，生物的行为规律没有非生物的现象规律的稳定性，虽然二者皆有规律。

自然淘汰可把公理倒转处理

人类是生物，而经济学者也是人，往往有自己的价值观，增加了经济解释的困难。撇开这困难，我们要怎样处理那有公理性的经济科学呢？我们要怎样处理那么多的空中楼阁？撇开“需求量”这个变量——无从观察但可以间接地以含意确定——其他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是有着另一个层面的困难。经过多年的寻寻觅觅，我的处理方法是从人类的行为或市场与非市场的现象规律来阐释、修改与补充经济学的公理及定义，或加上变化。这是从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的角度处理了。这样处理，经济学者中首见于斯密，而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那篇《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

上述是说，我们可以从生理基因的公理与基因的转变来解释适者生存，也可以倒转过来，从适者生存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规律来厘定或阐释公理。后者是我认为经济学应该走的路。凯恩斯曾经说经济是浅学问。如果不管解释行为的规律，凯氏无疑对。但如果真的要以经济理论解释或推断行为或现象，从我个人的经验说，不能把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等满是抽象意念的东西带到真实世界中，经济理论对解释行为不管用！

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是那么容易入门，但学得有少许成绩却又是那么困难。不搞解释你可以用方程式写得天花乱坠，但真的要解释世事你会感到缚手缚脚。同学们背出成本、租值、竞争、消费者盈余等的定义容易，但真的是懂吗？不多到街头巷尾跑，观察世事的细节，反复地与这些理念印证，掌握多方面的变化，不会是真的懂。这是为什么写

《经济解释》时我喜欢用实例示范，到处验证，读不懂的同学要求再说，我就用不同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再说了。

博弈理论再起的源头与盛行的两个原因

这 是为什么我对今天新兴的经济学中有那么多的无从观察的术语有那么大的恐惧感。博弈理论上世纪五十年代热闹过一阵，六十年代中期式微，八十年代初期再大事兴起。如果搞博弈的同学考察那再起的源头，一篇一篇文献追上去，会发现这再起源于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约选择》。该文是行内第一篇采用“卸责”或“偷懒”等无从观察的理念来解释行为，过了几个月我知道不要再用。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以“卸责”为主题写企业组织，红极一时，跟着是他们的同事提出勒索、敲诈，跟着是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了。那些术语一律是无从观察的废物！一位朋友说阿师谢世前几年认为自己一九七二的《组织》大文是错的。

虽然我认为自己提出的“卸责”触发了一个坏路向，但不认为博弈理论今天的盛行与我有关。有关的是斯密。他的旷世巨著《国富论》指出自私给社会带来贡献，却忽略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祸害。斯密动笔的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他有理由乐观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当时是个新大陆，民主与人权的议题热闹，消息传到斯密那边他听得开心。如果斯密当年见到的世界像今天的，《国富论》的论调会大为不同。

自取灭亡要从租值消散看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有自取灭亡的倾向，而我不怀疑有一

天人类会毁灭自己。但我认为要解释人类互相残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博弈理论不会有作为。无从观察的术语那么多，该理论只能用来说故事吧。今天的世界，人类到处互相残杀。我认为以经济理论分析人类的悲剧，可以走得通的路，只有从交易或制度费用那方向走，而其中最重要的有关理念是租值消散了。

第五节：《经济解释》的前途

我认为除了理解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用场。可惜经济学的传统对解释现象没有多大兴趣。六十六年前施蒂格勒在一篇很长的鸿文中大声疾呼，其实是破口大骂。可能跟施见有关，经济学大约有二十年走解释的路走得有点看头，影响了我。施见学富五车，文采冠绝行内，可惜他写的解释市场现象的文章，因为对事实的细节知得不足而频频失误。我在《经济解释》中直接或间接地修正了他的很多分析。这里我要表达我欠着他。

为了要近距离观察中国，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遇到的学术环境仿佛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实地考察的习惯被指为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被指为不是学术，英语文章发表不需要通过评审被指为因为朋友关系，不能算。是的，有一年，香港某政府机构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我拿零分，是个纪录。（奇怪没有公布，而该委员会跟着被撤销了。）对这些责难我当年怎样回应很搞笑，这里不说为妙。

自由发挥是文章传世的原因

西方的朋友可不那样看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跟科斯一起驾车从温哥华到西雅图，途中他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知道我已经接受了西雅图华大的合约，认为我留在芝大发展会较好。今天回顾，选华大不一定错。当时初出道，到了华大三个月那里的大教授们一致投票通过要升我为大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名头对我毫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我不需要发表任何文章，教多少与教什么科目，一律由我自己选择。留在芝大他们也会给我同样的自由，但那里的气氛过于紧张，对学术研究过于重视，不会适合我这个喜欢独自沉思的人。

在除了思想什么都可以不做的环境下，七十年代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还传世，还有人引用，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还可以见到。为了应酬而写的不成，研究金指定要写的特别题材不成，被迫而写的更不成。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传世四十年以上的命中率近于一百分。巴泽尔为此喷嚷称奇。如果当年我的创作际遇是今天中国内地的大学的环境，我不可能写出一篇足以传世两年的学术文章。

当年在华大，诺斯、麦基与巴泽尔三位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一个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加上这些年科斯屡次要求我把他称为“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我见自己无所事事，就尝试搏他一手。其实我也想知道自己可以写得出的最好作品是怎么样的。我可没有想到，经过了十六年《经济解释》终于修改完。因为《解释》的深度与重量远远超过我在华大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历久传世应该不用担心，虽然我不会见到。

《解释》在中国的前途

《经济解释》可以把科斯要求的“好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吗？够“好”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的《解释》比四十多年前科斯说我的好经济学好很多。难读得懂是问题吗？同学们一般说难，非常难，但两年前我有机会见到一些同学评论《解释》的文章，皆显示作者的理解不俗，而一位名宋砚良的同学读懂约八成——余下两成可能需要长时日。砚良攻数学，却读懂全不用数的《解释》，显示该作不是那么深奥。从海外回归的后起之秀呢？他们多半不会教《解释》，因为内容跟他们从西方学得的合不来。但他们不会反对学生读《解释》，作为课外读物学生可跟老师教的比较一下。

我认为变化多、用场广的经济学不容易在今天的中国搞起来，跟其他需要多用想象力的学问一样，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授课考试公式化，教职高下数文章，写论文讲规格，学术气氛尘下，思想、言论框框无数。这样的环境会压制着像我当年那种思想飘忽无常的学生，学问上的争议与思想的冲击因而不能在同学与老师之间搞起来。是的，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会收容像我当年那样的学生。别的不说，什么高考或公开试我不会考及格。这些试要求的答案是老师们认为是对的，我不会猜中是些什么！

另一方面，我认为对《经济解释》的前途最有利的，是神州大地的父母会重视大学的老师教他们的子女这本书。可以解释市场运作、可以推断经济发展的学问，不可能没有广泛的市场价值，父母们不会不知道。不需要把《解释》学得很深入，只知大概对世界的看法当会不同。这是有实用性的

经济学的主旨了。

跟前辈教的有了分离

我是个崇尚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学传统的人。拜读他们的作品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今天回顾，在经济学上的取向我跟前辈教的有五个地方不同。

一、重视观察的真实性。无从观察的术语或变量，可以不用我一概不用。

二、重视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费用，认为解释某些现象不重要不引进，但不会不考虑，更不会假设这些费用是零。

三、重视现象细节。解释行为或现象，必先考虑细节，务求获得一幅完整的画面。

四、重视合约结构。喜欢从约束竞争的角度看合约。市场的不同合约安排我喜欢先以伴工合约来求其同，然后加进局限的变化来释其异。

五、重视租值消散与减少这消散。喜欢用这些角度，加上适者生存，来处理均衡这个概念。没有竞争不会有租值消散，所以这消散属社会的交易或制度费用——通过这消散或不消散的角度看均衡，可以方便地把竞争的经济内容加进均衡。

因为上述的几处取向不同，从解释行为或现象的角度衡量，我认为传统的理论，不做上述的处理，发挥不出可观的威力。不是要标奇立异，而是经过多年的耕耘与探讨，我找到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这应该是弗里德曼说的我有自己的

位置了。

结语：验证科学的重点

原则上，事后解释与事前推断可以是同一回事。然而，我在本卷第四章第四节指出一个不应该漠视的要点：社会科学——例如历史——采用的方法只能在事后解释，不能在事前推断。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解释方法是可做事前推断的。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公理性（axiomatic）——有时称定义性（definitional）。二者皆属武断的假设。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采用公理或武断假设的科学，因而引申出来的假说可以用事实验证。可以验证与可以推断是同一回事。经过多年的思考，我成功地把经济学的有推断功能的公理性的武断假设简化为三项：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因为是公理性，经济科学就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了事前推断的功能。

这个简单而又完整的理论结构让出空间，使交易或制度费用较为容易地放进分析中，解释或推断世事的耐因而大幅提升。这是我在一门学问上不断耕耘逾半个世纪的主要贡献了。

参考文献

J. B.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us M. Kelley, 1803.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A. A. Alchian and W.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人就是为了要追求些什么而活下去。追求思想传世可能是无聊之举，但比不上追求其他的更无聊吧。苏子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年开始认真地读书时，我在想，要是有朝一日我能碰到一点运气，在思想创作上留下一些指爪，不管外人怎样看，是给自己做了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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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一蓑烟雨任平生

（按：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我八十岁，科斯在美国创办的学报Man and the Economy二〇一六年六月以一整期的文章为我打个招呼，当然是颂赞之词了。该学报的主编王宁向我提出长达八页纸的问题，要求我回答，都是关于我的已往典故。我动笔回答了三几个问题后，认为过于零散，遂决定给他写这篇不长的学术自传。他第一个问题是问在中学时，我是不是个丙等学生。原文英语，作者自己翻为中文，顺便做些修改。）

说我在中学时是个丙等学生是不对的。我没有在中学的第一年升过级。后来一九五七到五九年我在多伦多补修过一些中学课程。在该市我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知道加拿大不会有大学收容我，他协助我申请美国的大学。这样，一九五九年的秋天我进入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近二十四岁，成为一个超龄的本科生。该校当时对超龄的申请者有格外宽松的录取准则。

第一节：引言

没有机会再见到子春是我深深的遗憾。七年前，我有机会见到他的弟弟子辉，知道子春已经谢世了。我欠子春实在

多，因为他相信我。他认为虽然我超龄而又没有大学收容，只要有机会，在学问上我会超越他认识的所有正规成长的学者。

我抱歉在洛杉矶、芝加哥与西雅图那二十三个年头，很少与子春联系。那段时期我忙于读书与研究，研究与读书。最后一次跟子春联系是一九八二年，我寄给他刚出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他回信说那是一位大师的作品，而如果我的推断准确，将会名留青史。

第二节：在荒野长大

童年时，自己有兴趣的玩意我一律比其他孩子优胜。但我是不幸的。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刚满六岁日军占领了香港。一九四二年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十个儿女中的七个逃难到中国内地去。我们是难民，经历了三年的饥荒日子。这里里母亲把我放进学校，每一两个月要转校，哪个课室有空位就把我放进去，是哪个级没有谁管，也没有选择。一九四四至四五那一整年，我没有机会吃过一碗饭，晚上在广西的一条贫困的小村落的一间土房的地上睡，日间在田野游荡，偷取那些贫苦农民的什么东西给自己和妹妹吃。

那时，因为营养不足，我的手与脚开始腐烂。一位医生对我的母亲说妹妹和我不会活下来。但母亲是个勇敢的人，她决定让我背着妹妹在荒野觅食。她认为这样搏一手总要比没有机会生存优胜。奇迹地，妹妹和我今天还活着。

在那可怕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给生命一点意思。其中一是在那没有纸笔的小村落，有一位也是逃难来的曾经是救中国

古文的老师。他带着几本古文与诗词的书，晚上我替他找到些枯枝生火，他喜欢借着火光朗诵。很多个晚上他这样朗诵，不到一年我记得不少古文与诗词。后来一九八三年底，开始用中文动笔时，我把古文与白话文合并的风格获好评。很多中文字我不懂得怎样写，因为我的中文是听回来而不是读回来的。一个讲座教授需要雇用外人修正别字是好些年香港的街坊闲话——这可没有阻碍中国内地的一些大学老师要求学生阅读我的中语散文。后来我索性学习中国的书法。虽然五十五岁才开始学，今天我的书法作品在拍卖行出售，收到的钱捐出去。相宜的，但卖得出去。

第二件事是在田野流荡了一年，我对中国农植的认识掌握到一手的资料。后来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天，用中国的农业数据验证细农理论的多个假说时，我对那些数据的阐释显示着的洞察力与想象力，使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与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约翰逊（Harry Johnson与Gale Johnson）大声叫好——后者竟然邀请我在芝大教了一科农业经济。这些农业数据的阐释可见于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细农理论》的第八章。没有在那广西的贫困小村饥荒过一年，该章不可能写出来。

第三节：学校的失败与街上的成功

一九四五到五四年，我读过三所学校。一所是广州近郊的佛山华英附小，其他两所是香港的湾仔书院与皇仁书院。这三所都是有名的老字号，我的表现在三所皆劣等！然而，这三所的每一所都有一位老师不管我的失败，对我说有朝一日在学问上我会走得很远。一九八二年回到香港大学做经济

学的讲座教授，我找到两位当年在香港教我的老师——湾仔书院的郭炜民与皇仁书院的黄应铭——感谢他们在我求学失败之际给我的鼓励。当我在二〇〇五年找到那位在佛山华英附小的吕老师的所在时，却听到他在二〇〇三年谢世了。我欠着这个人，因为一九四八年他不给我及格时，对我说将来在某时某地，我会以思想知名，超越了他认识的所有学者。在我离开华英之前，吕老师带我到校园的一个静寂的角落，要我跟他一起坐在一块石板上，向我解释，说我读书失败是因为我想得过于奇异了。他说华英附小没有老师可以教我，包括他自己。但他猜测将来在某个地方我可能遇到一个可以教我的人。当时是乱世，共产党快到广州，很多人都在逃。我也如是，一九四八年从广州回到我出生的香港。我十二岁。

当年我在学校的失败可能被街头巷尾的成功抵销了。十一岁我是广州的中国跳棋冠军；十五岁，为了要赚点零用钱，我可以闭目跟三位下象棋的人一起对弈三局。一九五二年我教一位比我年轻三岁的没有学校收容的孩子乒乓球，这个徒弟一九五九年在匈牙利获得世界乒乓球的男子单打冠军。在香港我以钓技雄霸筲箕湾海域，以弹珠子与捉彪雄霸西湾河的沙地，以放风筝雄霸天台，而奥背龙村的山头飞鸟都给我提光了。一九五五年，十九岁，我拿起一部摄影机，第一天尝试就摄得两帧作品入选香港沙龙，而且两帧皆刊登在该年的国际摄影年鉴上。只在学校我失败。但因为有街上的多项成功，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很想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东山再起。

第四节：父亲的鼓励

我的父亲只有机会读过两年书。凭自修他的中、英文都写得漂亮。他不爱说话，有自己执着的原则，是香港工业发展初期的一个有成就的商人。父亲谢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把他的诞辰称为师傅诞。作为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他很少在我童年成长时跟我说话。他一九五四年谢世，我被逐出校门的那一年。我十八岁。

父亲谢世前两个月，召唤我到他入住的医院的房间去看他。那是第一次父亲与儿子的认真谈话了。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说历来知道我在学校的成绩差，因为生意忙碌，他抽不出时间教导我，表示歉意。他说曾经放弃了我这个幼子，认为没有希望，但他是改变了这想法。他说一年来他邀请了知道我的人去见他，问了很多关于我日常做些什么，得到的观点是我是他毕生知道的最有前途的青年。

最后父亲说：“在学校读书不成不代表事业的终结。医生们说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我离开后你要到我的商店工作、学习，等待另一个机会再去争取学问。你要记住，我毕生最敬重的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三年后这另一个机会出现了。我为父亲遗留下来的生意，花了二十多天的旅程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为的是要跟该市的一位镍条出口商讨论镍条进口香港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压力，当时镍条不能运到香港。两天后我想出解决的办法，多伦多的出口商接受。但那时，我决定不回香港，默许地放弃了父亲的生意我应分得的权利，换取每月一百加元的生活费资助。在多伦多我求学无门，在挣扎。一年后我遇到王子

春。当时二十二岁。

第五节：在学校为何失败

今天，作为一个老人，回顾已往，我不难解释为什么早年我在学校失败。两个原因是明显的。其一是在战乱逃难期间，我惯于在荒野流荡，而战后我继续这样做。我喜欢逃课，独自在田野间漫游，或在海旁静坐，或垂钓，或遐思，或什么也不干。当其他孩子放学时，街上的游戏又热闹起来了。第二个原因，是当年我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老师往往给我处罚，认为我问的与老师教的不相干。大多数的老师对我仇视。这跟后来我在美国求学时的际遇不同。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的一个晚上，第一次旁听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课，我提出一个看来是与教的不相干的问题，赫师立刻站起来，问我的名字。当在学生名单上找不到（因为我是旁听生），他细心地写下，问清楚“张”字的拼法。他跟着奔走相告，对同事说他见到一位想得奇异的来自中国的学生。

第六节：从阿伦（William Allen）到阿尔钦

在洛杉矶加大读本科，起初我选主修商科。过了不久我认为会计很沉闷。另一方面，教经济第一科的阿伦教得精彩，我就改选经济作为主修课程了。二十四岁，比同级的同学我超龄很多，知道自己是到了要拼搏的时候。我合共选修了五、六科阿伦教的。教经济史的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鼓励我考虑进入研究院。他没有王子春对我的本领估计得那么夸张，但几次他要我听清楚：如果我尝试读博士我会走得很远。

若干年后，西雅图一位同事对我说史高维尔不是阿尔钦的亲密朋友，但史老师对我说如果我进入研究院我要追随阿尔钦。他说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几个经济学者中的一个。因此，一九六一年本科毕业时我的研究院选择只是洛杉矶加大，不作他想。阿尔钦当时造访斯坦福，我要等他回校。本来我打算获取硕士后回到香港去，但一九六二年获硕士后阿尔钦还要多一年才回校。我因而决定改读博士，而在等待阿师回校的那一年中，我多做旁听、阅读、思考。多了一年的等待与准备，而所有修过的高级课程皆名列前茅，到阿师回校时我的准备是足够的。

第七节：研究院的老师

硕士那一年，教我理论的老师是鲍特文（Robert Baldwin）。他教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鲁宾逊夫人（Mrs. John Robinson）、希克斯（John Hicks）与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作品。鲍特文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等待阿尔钦，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赫师教费雪（Irving Fisher）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重复赫师的课六个学期。在他的课我成为一个明星学生，因为赫师喜欢要求我提问或回答。这样，他的课有时成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赫师没有对我说过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虽然他对他人这样说。后来在寄往西雅图给诺斯（Douglass North）的一封信中，赫师把我与费雪相比！

我要特别说一下当时加大研究院的另一位老师布鲁纳（Karl Brunner）。布老师初时不喜欢我，但后来改变了，寄到西雅图给我一封大赞我的文章的信。布老师是我知道的对

逻辑要求最强烈的经济学者。虽然在洛杉矶加大时我认为他的逻辑要求是过于夸张，后来自已的发展使我愈来愈欣赏布鲁纳的逻辑思考与要求。我遗憾自己一九六六年写伯农作为博士论文时，布老师已经离开了加大。

我不同意布老师的思考方法，从思考的起点就坚持要通过严谨逻辑那一关。我喜欢先让预感或直觉走一程，让某些假说浮现出来。当然，进入了分析与辩证时，严格的逻辑一定要引进。解释一个现象我喜欢考虾讯几个不同的假说，让思想自由浮动，然后选择一两个假说做严格的分析。我的作品展示着的严谨逻辑是源于布老师的影响。

第八节：没有谁鼓励我学数

在洛杉矶加大我没有修过一科数学或统计学。我是该校最后一个没有选修过微积分而获得经济学博士的人。做本科生时，我问阿伦老师，数学与历史之间，我应该选哪方作为副科，他建议历史。今天回顾，那是上佳的建议，可见于我后来的经济学作品一律有着丰富的事实内容。在研究院没有老师要求我学数，而我自己觉得有需要时我可以容易学。得到朋友的协助，我花了两个星期自修微积分，用以证明伯农理论的几个要点。但引进数学之前我知道该理论是对的，用上的方程式只是为了粉饰橱窗。博士后有一段时期我发明自己的数学，想着既然牛顿可以发明数学我也可以。但到了西雅图同事西尔伯贝（Eugene Silberberg）说我的方程式虽然对，很难看，我就不再发明了。同事麦基（John McGee）与巴泽尔（Yoram Barzel）更不鼓励我学数。他们认为既然我可以凭想象与直觉推理，用数可能压制着一个想得奇异的

有趣脑子。哈里·约翰逊读了我的《伽农理论》的第八章后，怀疑统计学的回归分析究竟有没有用处。另一方面，一九七七年我为一家石油公司做顾问时，要用回归统计来分析原油的质量与油价的厘定，巴泽尔给我上了两课，毕业了。巴兄后来几次对人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人可以学得那么多那么快。

第九节：阿尔钦与赫舒拉发的入室弟子

回头说阿尔钦，他教的经济学全部是他自己的，没有其他！当时我已经选修过所有研究院的理论课程，只能旁听阿尔钦。一九六三年起我也旁听了他六个学期。课堂上，阿师有两个规定：其一是旁听生不能坐在前面的第一排，其二是旁听生不能在课堂上提问。我因而选择一个靠近室门的座位。下课时，我跟着阿师离开课堂，在步行到他的办公室的五分钟时间问他提问。初时他会反问我有没有读过某些有关的读物，我答没有，他不再说。为此我先做准备，到图书馆细读跟我要提问的有关资料。阿师于是回答了，永远是那么有趣，那么刺激。这样过了几个月，阿师邀请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约一年后他让我坐下来跟他研讨经济。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在长滩，我写好了伽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把文稿寄到加大给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然后驾车从长滩到洛杉矶加大问意见。我先见赫舒拉发，他把该章捧到天上去。跟着见阿尔钦，他交回给我的文稿满是问号与修改，离别时我差不多流下泪来。

回到长滩的家，晚饭后我坐下来，细读阿尔钦在文稿上的每一项质疑，到我全部消化时，看手表，已是过了一夜的

上午十一时了。我于是给阿师一封短信，答应下一稿将会有大改进。一个月后，我寄出了第二稿。过了几天再到加大。先见赫师，他说：“天才，史提芬，天才！”跟着见阿师，他只是说：“将来你找工作要我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可以想得清晰也写得清晰。”

当我交出《佣农》最后验证的第八章时，阿师要我联络台湾的有关当局，问清楚他们搜集农业资料的方法。当所有我引用的资料获得阿师认可时，他只是说：“我们一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多给你压力，现在你明白好的研究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重视现象细节的习惯是源于这经历的。

阿尔钦有小孩子的好奇心，提问像小孩子那么简单、直接。这是为什么一九七六年的一次为祝贺阿师的会议中，我交出的文章以一个小孩子会问的问题：《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该会议休息时，我跟阿师的深交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一起喝咖啡。他对我说：“史提芬，千万不要改变你选择题材的品味与分析的风格。你的品味那么有趣，只有阿尔钦才可以教出这样的一个学生。”

第十节：长滩与德沃拉克（Eldon Dvorak）

一九六五是我知道的最容易找经济学教职的一年。该年初我还没有动笔写博士论文，就收到阿拉斯加、英国与澳洲三个地方的三所大学的聘用合约。我没有给他们求职信，而他们没有问我的读书成绩，没有见过我这个人，就寄聘书来了。该年的秋天我选到长滩的加州州立大学做助理教授，主要是因为该校离洛杉矶加大只一个小时车程，让我容易地跟阿尔钦及赫舒拉发讨论写博士论文。在长滩，我的大幸是跟

德沃拉克共用一个办公室。他是那位后来把美国西部经济学会搞得庞大的人。到了长滩几个月，德沃拉克就对同事们说，有朝一日，长滩大学会因为我在那里教过而知名。当然是夸张之言，但对我没有不利之处。一九六六年德见和一些长滩的学生联手，推举我获得加州十八所州立大学的最佳经济学教师奖。对我有助，因为一个中国人在西方找教职，英语说得够不够好是问题，而该奖显示我说的英语学生听得懂。

在长滩每星期教十二课是频密班次，德兄的职位高，维护着我，让我先选授课的时间。一九六六年的初春，我从某刊物读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引进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分成率减到远低于原来的，农业的产量因而大升了。听来不成理，我于是走进图书馆，看看有什么资料可以支持否决台湾当局的说法。

该校的图书馆刚好有一整套《台湾农业年鉴》，其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台湾每个地区的每项农植的每年的每亩产量。我起初以为是台湾的政治宣传，要示范他们的土地改革成功。但经过几个星期的仔细审查，我找不到假造数字的证据：在分成租管下，台湾的农业产量的确是跳升了。我想，那么详尽的数字，很难说谎话而又不让我找到矛盾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坐下来，在白纸上首先推出自由市场的佃农分成率，然后引进政府的分成率管制。让我惊奇是政府这样管农业的产量竟然上升了。只一个晚上我推出这理论，再花两天的时间反复审核该理论的每一点，我不到错处。我于是邀德沃拉克坐下来，要求他细心听我推出来的分析。我解释得很慢，一步一步，每一步都停下来，

等到他明白而又同意才继续。过程中他提出很多问题，我会说：“慢一点吧，德兄，慢一点。”每一小变我要求他清楚地明白。三个小时后，他说：“史提芬，你这个理论将会引起地震。”

那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近于浅显，但不容易接受。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在洛杉矶加大的一个研讨会上解释该理论，在座的数十位教授与研究生一律不同意。一九六八年十月，该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在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首位刊出，不少读者提出异议。当时该学报的主编是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问我要不要回应，我说不要。

我会永远开心地记着德沃拉克。一九六七年的春天，他替我在大学申请得五百美元的经费，在长滩的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个展。因为经费不足，他亲自在家中的车房替我的摄影作品造画框。后来该个展成为长滩艺术博物馆历来最成功的展出，当地的报章以头条报导，不少参观者从远方来，而展期延长两次。

第十一节：我与科斯（Ronald Coase）的交往

一九六二年，我影印了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天天带着，一遍一遍地读，读到纸张成为碎片。这是因为我不明白当时兴起的外部性话题。是热门的，奇怪当时我没有跟阿尔钦研讨，更奇怪是一九六七年我发觉科斯从来没有听过“外部性”这一词。洛杉矶加大的教授都说他们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但没有谁可以回答得我满意。因为不知外部性为何物，一九七〇年我发表《合约的结构》，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的神话》，一九七八年发表《公损之

谜》。这些作品今天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出现。

我对科斯一九六〇年的鸿文的深入理解触发了一个有传奇性的友情，很大机会在中国将来的经济历史有记载。始于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走进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办公室，介绍自己，说：“科斯教授，我的名字是史提芬·张，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了几年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他坐着，在阅读，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什么呢？”我答：“你是说促成合约的局限条件。”他说起来，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我们一起去进午餐吧。”

第十二节：可喜的分配与科斯的错失

能够与科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一起漫步，研讨经济，是我平生追求学问的一个亮点。大家讨论经济学的将来，我说他一九六〇年的文章会改变经济学。半个世纪过去，如果同学们不怕麻烦，在中国的网页搜查，会发现我被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始创人，科斯始创交易费用，而阿尔钦始创产权经济学。我对自己分得的满意，但乐意跟科斯交换。至于阿尔钦的产权思维，我认为不容易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所以愈来愈少用。然而，阿师在价格与竞争这些话题上的洞察力，是那么漂亮、有趣，我是愈来愈多用了。选择一个靠近课室门口的座位给我很大的回报。

一九八一年我动笔写中国的去向时，无意间一脚踏中一个重要的发现：科斯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处失错。那是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科斯定律的假设）不会有市场！后来科斯与阿罗（Kenneth Arrow）都同意这一点。然而，我要到约二十年后才意识到这发现非常重要。我是把租值消散算进交

易费用之内才知道的。但我还要多等几年，才推出一个漂亮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市场的出现是源于一种交易费用（市场运作的费用）替代另一种（租值消散）。

第十三节：芝加哥学派

科斯在为我的英语论文结集写的一个序言中，提到我在芝加哥时吸收了八位大师的思想，包括他自己的，加以伸延，占为已有。那是芝加哥学派的顶峰时期，有一组经济学人才的组合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组。我可以大胆地推断这样的一组人才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但这芝加哥学派当时正在下降的边沿。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跟我同年（一九六九）离开芝大。蒙代尔一两年后离开。跟着弗里德曼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退休。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转到洛杉矶加大，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转到哈佛。哈里·约翰逊在芝大的时间不多。虽然后来替代的大师都了不起，但弗里德曼、戴维德、哈伯格这几位的离开代表着一个思想范畴的终结。一个经典的思想组合是在那时破碎了。要建立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学派，把一组天才放在一起有其必要，但不足够。当哈伯格劝我留在芝大时，他指出一九六七至六九期间芝大的经济系的学者阵容从来没有被超越，也恐怕永远不会再出现。

在芝加哥，我是一个被一群巨人包围着的小人物。跟一个非常好的同事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共用一个办公室，他教我怎样写好英文。我崇拜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英文文采，要仿效他的。施兄是天才人物，属于商学院那边。我喜欢到他的办公室给他嘲弄一下。有一次，

施兄走进我的办公室，说（麦克洛斯基在旁听着）：“史提芬，我拥有一个伟大经济学者需要的所有条件，只是没有创意！”我回答：“施兄，我这个人满是创意，但其他什么也没有！”他知道我仰慕他。为了要他知道我也有处理经济思想史的本领，我写了一长章细说明农理论发展的思想史，详细地从斯密跟踪到约翰逊。施兄读了该章的文稿后，我得意洋洋地去找他，对他说经济思想史要像我那样处理才对。他知道我胜了他一着，说：“但你说马歇尔不明白成本的概念是错的。马歇尔不懂成本。”他跟着到书架上拿下马氏的巨著，翻开一页，指出其中一句显示马氏不懂成本。是的，施蒂格勒不仅是个天才，他是我有幸认识的几个超凡学者中的一个。

第十四节：弗里德曼

虽然弗里德曼后来成为我的深交（他与太太罗丝飞到西雅图主持我的婚礼），在芝大时，因为太忙他没有给我多少他的时间。弗里德曼教我一个经济学者的灵魂之价应该是高的，所以不要说自己不相信的话。阿尔钦给我在地上划了一条线，约束着一个经济学者应有的界限：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不要跨越该线去从事政策活动。我为自己能在整个追求学问的过程中，没有一次违反过弗里德曼与阿尔钦在这些方面的指导，感到骄傲。

我也应该提到在多伦多时，我做过几个月的灯光人像摄影师，有职业水平的。在洛杉矶加大做研究生时，有一组在加州南部喜欢搞艺术摄影的拜我为师，发展出一个新的有趣风格。一九八八年的秋天，在香港，我为弗里德曼摄了一帧

灯光人像。他非常喜爱，立刻说他永远不会给媒体另一帧他自己的照片。言而有信，我给他摄的今天随处可见。我也给他的太太罗丝（Rose）摄了一帧，他和她一起摄了一帧。有网页扩散着这些摄像，弗老夫妇和我的友情将会传进将来的历史去。当然，历史也可能记录着一九八八年我带弗老与罗丝到北京会见一位总书记，一九九三年再带他们到北京会见另一位总书记，但从历久传世这方面衡量，这些跟总书记的会面比不上我的摄影与一对传奇的夫妇。

第十五节：奈特（Frank Knight）与戴维德

一九六八年，在蒙代尔家中的酒会，我有机会见到奈特，立刻向他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也对他说他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不给他那个奖——该奖在经济学推出后奈特还有几年才谢世。我自己有一项很大的荣誉。那是在《维基百科》的“奈特”那一项，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弗里德曼、布坎南（James Buchanan）、科斯、施蒂格勒、张五常。

除了科斯，芝大的法律学院还有戴维德。戴老对真理的坚持使我见而生畏。他的智慧简直有摧毁力。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在施蒂格勒的工作室提供《合约选择》的文稿作讨论。过了一天，我在芝大的教师餐厅独自吃午餐。见戴老慢步走来，我立刻礼貌地站起。戴老说：“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几年来说到最好的。”然后他转身离开。我独自站着，禁不住流下泪来。戴老喜欢我的作品。这是我的经济学文章的风格与特性历久不变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洛杉矶加大做研究生时，我对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知得很熟。事实上，是捆绑销售的知识使我在一个晚上把伽农理论推出来。起码有三本书说我的伽农理论是科斯定律的伸延，可能对，但真正触发了该理论的破案关键，是捆绑销售。

回头说那天晚上在长滩，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传统的市场分析必定有一个量与一个价，但分成合约却没有价。我因而想到那分成合约必定有其他条件的指定才能运作。这是说，分成合约一定有一个结构。捆绑销售的合约明显地有一个结构。这样推理，我需要做的只是在哪分成合约中多加一个条件，立刻找到在均衡点上分成合约跟固定租金合约与工资合约相同。

好些年后我在西雅图巴泽尔的家跟戴老进晚膳，膳后他问我怎样看他提出的关于捆绑销售的假说。我回应说把纸卡捆绑着电脑的租用，阐释为以纸卡的用量来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是天才之见，但跟着说是为了推行价格分歧却是错的。电脑的月租所有用户一样，纸卡之价也一样，何来价格分歧呢？如果价格分歧是从其他没有订价的特质算出来，那么所有我们在市场购买的物品也可算出价格分歧了。我当时也对他说，传统的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的理论，全部是废物。

戴老跟着问为什么万国商业机器会用纸卡捆绑着电脑的租用，我说那应该是电脑的保用合约。把纸卡之价调校为略高于市价，电脑用得较为频密的租户是交了较高的保养费，而维修保养的本身却是免费的。

第十六节：离开芝大到西雅图

当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正式找学术教职时，我已经获得八位大师的友情与指导。在洛杉矶加大我有阿尔钦、布鲁纳、赫舒拉发与鲍特文；在芝加哥我有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科斯与戴维德。没有任何学生，不管是何时，不管是何地，曾经有这样的幸运际遇。难怪巴泽尔一九九五年在一本书中提到：“当史提芬一九六九年来到西雅图时，以我今天之见，他已经是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

科斯与一些朋友对我离开芝大感到困惑，而我不能说自己毫不惋惜。说芝大邻近的居住环境不好是对的，而西雅图有一个美丽的海。然而，我对研究工作是那么热衷地投入，这些不可能是我离开芝大的真理由。经过多年的回顾我终于明白，我离开芝大是要多些独自思考的时间。芝大的工作室、外来的演讲与文稿的评审实在过于频密，而我喜欢的独自思考是不要受到外人的影响。当然，每有新意我喜欢找同事研讨，但思想时我要独自魂游。也是一九六九年，我决定不再读他家的作品，想着一个人有阅读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而思想时最好不读。每有新意，我会求教同事这新意有没有前人说过，很少遇到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原创。只有一次，当我写好一篇关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文稿，一位同事说其中的一个要点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William Stubblebine）已经说过了。

第十七节：西雅图十三年

一九六九年抵达西雅图，我遇到巴泽尔这个重要的同事。巴兄有一个奇妙的脑子，可以在一个论证中找出最小

的错误。当我想出一些新观点，例行地找他讨论，如果他不反对我知道自己是想得坚固了。在二〇一五年写诺斯的悼文中，我表达了感谢诺斯之词，因为他维护我。那是不发表文章就要消失的时期，但诺斯与院长贝克曼（George Beckman）分别对我说该发表规则与我无干。我要做的只是自己的事，而正教授这个级别找到了华大几个月他们无端端地给了我。当年我在西雅图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

　在西雅图我们有一组好同事与一些超凡的学生。我有两位博士生，昂伯克（John Umbeck）与荷尔（Christopher Hall），天赋甚高。可惜我不是个可取的论文导师，因为读他人的论文我的脑子老是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如果一个写论文的跟着我的脑子流浪，他的论文会永远写不完。还有，在判断上我做了一项严重的错误，以为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个昂伯克与一个荷尔（是的，荷尔因为成绩欠佳已经离校，我力排众议，求他回来，然后要求同事们把他作为明星看），我以为还有很多像他们的会出现。后来证实我是妄想，像昂伯克与荷尔那么独特的学生我之后再没有遇上。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不少人说那是我发表过的最重要文章，我自己可不那样看。然而，每页算，该文是我写得最辛苦的。其实文稿我没有完成，只是遗弃了。当时科斯为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催稿。今天回顾，我应该接受哈里·约翰逊的建议，把该文毁掉，然后由第一页从头再写。但当时我确是耗尽气力了。

　这篇创新文章不是源于科斯的启发——有些人这样

看——而是源于香港出现的天台木屋这个怪现象。当年香港二战前的楼宇，在二战后被管制着的租金只有市值的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是无主租值，理应消散。然而，这应该消散的租值好一部分被租客的分租与天台木屋的僭建挽救了。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是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有多种方法业主与租客可以尝试，是在哪些局限下我们可以推断分租与天台僭建这些行为的出现呢？我的价管文章提出两个定理，让我们推断哪些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会出现。

巴泽尔在不久前提到，我在西雅图那段日子是他和我的学术作品产出最丰盛的时期。在我这边，用英文发表的无疑对。一九八二年回到香港任教职后，我的中文文章继续迈进，直到二〇一四年底，而二〇一六年又把这重近两公斤的《经济解释》再修了。懂经济学而又懂中英三语的朋友认为，我以中文下笔的学术贡献跟英文的贡献是三与二之比。

在西雅图十三年，要不是有两项巨大的研究项目左右着，我的英语文章会多很多。第一项是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得到可观的研究金资助。可惜过于困难。我购得数百份租用专利与商业秘密的合约，但助手和我读不懂内里说的科技是些什么，而请专人解释的成本是太高了。第二项是巨大的石油工业的研究，属反托拉斯的顾问工作。得到的资料绝对顶级，而我写下的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关于石油的价格厘定与换油的合约安排，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实证研究，可惜因为顾问合约的规定，皆不能发表。

第十八节：华盛顿学派

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有一个处理交易费用的华盛顿大学路向，而我是该路向的始创人。可能因为这个说法，九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有一个“华盛顿学派”，或“华盛顿新制度经济学派”。萧满章说该学派的独特处是注意件工合约；巴泽尔会说主要是产权的分析；而诺斯会说是交易费用。

我怎样看呢？要是真的有一个华盛顿学派，我认为其独特之处应该是对租值消散的重视。租值消散这个理念始于十九世纪的范杜能（von Thünen），一九二〇年庇古（Arthur Pigou）以两条公路示范，奈特一九二四年毁灭了庇古之说，戈登（H. S. Gordon）一九五四年引用于公海渔业。“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是戈登首先提出的。

当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再读戈登的经典之作时，发觉他说的均衡点言不成理。我因而写了一篇关于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章，提供一个正确的租值消散的均衡分析。那是在我转到西雅图之前。在西雅图，租值消散的继续发展有如下几项：（一）在非私产或公共财产的局限下，有不少情况租值不会完全消散。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非私产有其可取处；（二）如果市价不用作竞夺准则，其他准则某程度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三）减少租值消散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含意，所以分析政府管制带来的效果应该从这途径入手。我后来以此解释中国昔日的等级排列权利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离开西雅图后我想到（四）：交易费用一定要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出现，所以

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大约再过二十年我想到（五）：市场的出现是源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替代没有市场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就是我曾经提出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最后，记不起来是什么看到的一个重点，（六）：如果在一个分析的均衡点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大学或学术组合对租值消散的分析有浓厚的兴趣，但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我和巴泽尔及其他同事是惯性地讨论。华大的经济系当年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取向，例如同事之间喜欢验证假说，漠视功用分析等，而租值消散这个话题更是当年的华大独有。

第十九节：到香港观察中国

离开西雅图转到香港大学做经济学讲座教授的决定，比离开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决定更困难。科斯鼓励我去，但诺斯认为留在美国我有机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受到阿尔钦与戴维德的影响，我追求的是真理，不是名头，何况经济学的诺奖很有点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我的母亲年老了，要多看她；我历来对炎黄子孙关心。在这些之上，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小书，肯定地推断了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弗里德曼、贝克尔（Gary Becker）、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等朋友皆认为我发神经，不可能对。我因而要到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去向。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抵达香港，很快就知道我要放弃用英文写作了。我当时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做了一点准备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动工，很快就出版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

（一九八七）。我下笔甚重，但善意明确。北京不仅不介意我的批评，他们提供助手协助。我要什么资料他们立刻老实地提供。让我高兴的是他们盗版，《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他们每本复印二千，内里注明“内部阅读”。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我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事：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粗值消散的竞争准则，

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总书记急于向弗老解释资产产权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第二十节：终于写出巨著

今天算，我用中文写下约一千五百篇文章，其中不少结集在约二十本书中。散文随笔与经济分析约一半一半吧。二〇〇〇年我从香港大学退休，以中文动笔写一部巨著：《经济解释》。加上今天应该是最后的修改，这项巨大工程历时十六年，从三卷变为四卷再变为五卷了。有两个观察促使我这样做。其一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作今天不少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出现；其二是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伽农理论》那本小书，当时只卖几块美元的，今天没有用过的在网上叫价二千美元，用过的也叫八百美元。自己争取了那么久的思想传世，这几年开始体现，所以我要把这本《经济解释》从头再修一次。

人就是为了要追求些什么而活下去。追求思想传世可能是无聊之举，但比不上追求其他的更无聊吧。苏子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年开始认真地读书

时，我在想，要是有朝一日我能碰到一点运气，在思想创作上留下些指爪，不管外人怎样看，是给自己做了一个交代。

写《经济解释》的意图始于一九六九。当年到香港度假，发觉自己不能解释无数的琐碎市场现象。我想，师友同事已经举我为一个顶级的价格理论专家，怎会那么不成气候了？一个物理学的本科生不会有这样的尴尬。从写《伽农理论》的经验我知道经济学可以解释或推断人类行为带来的现象。明显地，经济学的整体需要彻底地大修。

在西雅图，诺斯、麦基、巴泽尔等同事也一致认为需要彻底大修。他们都指着我为处理这项巨大工程的适当人选。想不到，从一九七〇年起，这工程会持续到今天。我曾经说过，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只有几个要点。验证假说要重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理论要简单才能处理复杂的世事，也才能把交易费用放进去；解释任何现象我们要考察跟该现象有关的细节。

在《经济解释》中，我分析的现象皆从真实的世界获取，假说的验证到处都是。传统分析的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倾销、财富累积、讯息费用与竞价行为、货币制度、国家的存在等，我选走的解释路向皆与传统的不同。我甚至指出在好些情况下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而均衡这个理念要从适者生存这个角度看。

第二十一节：生命的凋谢与博物馆的构思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

能活得更丰富。我用心地思考经济五十七年。没有科斯那么久，但够久了。那多多年来到处观察，找寻资料，我弄得实在累。在那仿佛是着了魔的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总要找些什么可以分心的玩意来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清醒。我于是尝试摄影、书法、散文、收藏艺术品与文物。后者我的成就超越了自己的经济学。为了表达高傲之情，我叫吴子建刻一个我写书法时用的闲章：“不见古人！”这收藏的大成使我想到设立一间博物馆，把门票的收入捐出去协助穷乡僻壤的孩子读书。我不能忘记年幼时我是他们其中一个，老是想着如果他们长大后有我的机会，他们也可以成为学者。这些年我在中国内地到过一些贫穷的村落，高兴见到那里孩子的生活情况远比我昔日在广西的际遇好，但还是认为他们应该有较好的求学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在西雅图，我对巴泽尔说到香港度长假时我会考察香港的翡翠玉石市场，从实物本身的特征来考察讯息费用。我不赞同当时盛行的以物价的方差或以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不对称来分析讯息费用导致的现象。我要找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入手。翡翠玉石之后，我转到产自寿山的田黄石、艺术收藏品，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出土文物无数——皆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

三个机缘的巧合促成我今天构思的博物馆。其一是我的母亲有一个基金，提供足够的钱做初步的可观收藏。当天收藏品的价钱相宜。其二是我猜中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收藏品之价会大升。这让母亲基金的藏品在市场换取其他的。其三是中国的出土文物是那么多姿多彩，反映着一个伟大文化，我要设法为国家保存下来。

因为我集中于考察物品本身的特征与讯息费用的关系，过了十多年我成为一个无师自通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专家，想出自己的鉴辨方法。这是为了兴趣与学问的追求，究竟是不是真的专家我管不着。我只是机缘巧合，刚好在讯息费用这个话题下过功夫，刚好生活在人类的艺术文物最多姿多彩的地方，也刚好是中国的开放展示着她的光芒不可方物的己往。

母亲当年的愿望是把钱捐给教堂。但中国的农村少见教堂。我于是想到农村的孩子教育。没有人相信我正在构思的博物馆会有可观的门票收入。但当年也没有人相信我学经济学会学得好。除了本章提到的师友，我是个没有人相信的人。我的学问可信！

参考文献 张五常，《我的父亲》，香港：《壹周刊》，1991年1月25日。收录于《五常谈教育》，2000年12月，香港：花千树。 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香港：《壹周刊》，2000年4月13日。收录于《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佃农理论》，2000年6月，香港：花千树。 张五常，《求学奇遇记》，香港：《壹周刊》，2005年6月16日。收录于《Economic Explanation 张五常英语论文选》，2006年5月，香港：花千树。 张五常，《佃农五十亿平生》，2017年11月，香港：花千树。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after fifty Years,” Man & the Econom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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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文两则

（经济学者长寿。想不到，我喜欢提到的阿尔钦与科斯，二〇一三同年谢世，相隔六个多月。前者九十八，后者一百零二。今天是二〇一八年，我把改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再修，应该是最后的修订了。这是象征着一个思想范畴的文字终结，我相信这思想范畴会历久传世。科斯在世时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这方面我已尽我所能。

阿尔钦是我的老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者，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谢世，我的悼文二月二十六日在《信报》刊登。年龄也近百岁的师母听到，要求翻为英语。其后我的儿子被邀请在阿师的追悼会上读出几段，再其后一份美国学报要刊登。科斯是我的深交，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谢世，炎黄子孙的哀悼超越此前谢世的所有经济学者，反映着大家知道科斯对中国的衷心关怀。我的悼文发表于九月十日，也在《信报》。）

悼老师阿尔钦

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 1914—2013）谢世了。是不幸的巧合：二月十九日晚上传写好《公司性质的思想发

展》那一长节，文内分析阿师与德姆塞茨的贡献，最后一段说阿尔钦还健在。九十八岁，但几个小时后就收到朋友纷纷来邸，说阿师谢世了。这几年朋友之间知道这一天会快来，因为六年多前起老师的脑子退化得很快，几个月后他不能回复我和太太的电邮。早些时，巴泽尔告诉我阿尔钦的记忆力很不安。我几番问研究医学的儿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儿子几次回答：“爸，阿尔钦是个很老的人呀，很老的人有几种可能会是这样的。”

这几年不少朋友传来美国的网页，对阿师的评价皆高到天上去：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价格理论家。最常见的是问：为什么阿尔钦还没有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这些评语一般出自认识阿师的朋友，或是他教过的。我因而有这样的感受：愈是接近阿尔钦的人，对他的评价愈高。这是违反了世俗的图案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跟阿师很熟的John McGee和我举他为天下经济学者之首，使还没有认识阿师的巴泽尔感到奇怪。后来巴兄认识阿师，过了一段时日，对我说阿尔钦名不虚传。

阿尔钦是个从来不介绍自己的人，文章发表在哪里无所谓。曾经在兰克公司与他共事的阿罗（Kenneth Arrow）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五七年，阿尔钦写了一篇足以震撼行内的关于成本与产出的文章——“Costs and Outputs”，被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取录了，但当受到邀请为他的老师出文章结集时，就把该文交出去，推却了大名学报。有谁可以这样呢？我自己做不到，但受到阿师的影响，我不论学报的声望，文章写好就交给自己喜欢的编辑朋友。

不求闻达有代价。四分之一世纪前阿尔钦在欧洲不是

那么大名。一九八五年，英国要再出版他们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称New Palgrave，邀请我写四项：公有财产、经济组织（即公司）之外还要写“科斯”与“阿尔钦”。被写的经济学家要有点名气，也要在六十岁以上。该百科全书的编辑部严格地规限字数。“科斯”他们给我几千字，但“阿尔钦”只给几百。几百字怎可以表达阿尔钦的贡献呢？后来我对阿师道歉，解释因为字数的规限我无能为力，他报以一笑，说：“这不重要。”

要写“阿尔钦”，我可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事实上，在中语文章我滔滔不绝地写过阿尔钦。希望经济学能在中文世界搞起来，让阿师在神州大地名垂千古。同学们不要忘记，较早时我给香港读者写阿师，用的译名是“艾智仁”。

一九六三年我开始听阿尔钦的课，两年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博士论文《产权理论》是在他与赫舒拉发的指导下写成的。我多次提及阿师的悉心教导，包括教我怎样写英文，这里不再说了。要补充的是他教我治学要一丝不苟，要执着于解释现象，要遵守作为学者的原则。

纯为真理而追求、为兴趣而思考的学者，经济学行内不多见。是我之幸，阿尔钦之外我还认识几个。然而，能从始到终都保持着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我认识的只有阿尔钦一个人。

记得一次他从日本旅游回归，召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教导，原来他要我看一件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物品。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内里空无一物，用一张

纸包着，其包法跟香港的低档市场通常用的差不多。阿师虽 然没有见过，说：“你看东方人多聪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可以这么简单地包的？”

我自己生长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喜欢在街头巷尾跑， 知道的琐碎现象无数，每次跟阿师谈及，他总是兴趣盎然， 问长问短。例如我向他提出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出现的讨价 还价行为，他和我研讨了多次。可惜十多年前我终于找到解 释后没有机会向他细说端详。我也没有机会向他细说我找到 的关于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的解释——以中文下笔是传达的 困难。要是他知道一定会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了。

一九七六年，朋友为阿师的荣休举行第一次聚会——敬 仰他的人太多了，为他的荣休或什么的而聚会起码有四次。 第一次我交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意图推翻他 一九六四年提出的关于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的优座票价偏低 的解释，他读后没有说什么。但三十年后的二〇〇六年，我 寄他一本自己的英语论文选，其中有玫瑰碗与优座票价偏低 之文，他回邮大赞该文——只赞该文！

阿尔钦的小孩子好奇心影响了我自己整生的经济研究的 取向。由他指导写《伯农理论》时，在文中我提到一种英语 称为 citronella（香茅）的植物，其产量在台湾土地改革初期 急升，而我的理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香茅的产量急 升。阿师对该香茅极感兴趣，要我跟进种植的细节。

为了兴趣与满足好奇心而做学问是不能不管细节的。从 出道到今天，我不重视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据，也不重视统 计学的回归分析，但重视细节。这主要是源于阿师的永远像

孩子那样提问的影响了。不知细节经济学难有趣味，而没有趣味做学问没有意思。

在个性上，阿尔钦和我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人。他谦谦君子，正如科斯写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典雅。天下没有谁会这样看我！然而，阿尔钦是我敬重的老师，学不到他的典雅也学得他作为学者的操守：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责任是解释，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除了这些前面就画着一条线，跨越就不是学者的行为了。这些年为了一点关心在中国改革的问题上我写了好些文章，偶尔破口大骂，但阿师画下来的界线我没有跨越过。另一方面，尽管因为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的看法我多次提到科斯，但解释的方法，细节的考察与不越线的操守，主要还是阿师教的。

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院，要找阿尔钦研讨不容易。这使同学们觉得阿师有点不近人情。起初我也以为是，后来知道不是。如下故事是真实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写好了《伯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是后来出版时的第二章加第三、四章的局部），突然收到香港的来信，说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死了。我知道母亲最爱这个绝对值得爱的哥哥，想母亲一定伤心欲绝，于是考虑放弃论文，回港照顾母亲。当时我在长滩大学做助理教授，驾车到母校找老师赫舒拉发，对他说哥哥的不幸，要回港照顾母亲。赫师回应说我的论文进展得那么好，放弃可惜，但他会与有关的委员考虑，让我只凭那第一章拿博士。

那天下午去找阿尔钦，要跟他说上午我对赫师说的。阿师显然知道我的来意，先开口，说：“不要告诉我的私人

问题。”我干是什么也不说，离开了。过了一天，我在长滩收到阿尔钦寄来的信，附着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信上只有简单的两行字：“这五百元你可以买糖果吃，或可聘请打字助手，快点把论文写完。”那时五百元是我税前的一个月薪酬，不是小账。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后来不到两个月我把论文写完，阿师说是奇迹。今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不应该把该支票兑现，花了那五百元。要是该支票还在，让子孙与同学们看看，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我知道阿师会说：“史提芬，把支票拿出去拍卖看看今天值多少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的人，认为焉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

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究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O，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〇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日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一九八七年英国的 New Palgrave 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做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

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政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党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

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 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 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 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 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 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 家本领入手。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 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 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 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做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 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 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 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 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 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 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 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 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 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 恩斯的看法，或不敢像他那样高举经济学者，说什么政治狂 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费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

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雇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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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二〇一九年二月的某天晚上，我无意间读到关于老人痴呆的医学文献，知道这种不治之症通常起于一个人的六十五岁左右，而就是没有这种病，人在六十五岁左右其记忆力会逐渐减弱，因而某程度上会影响这个人的推理能力。

上苍对我格外仁慈可以肯定，因为我是在二〇〇〇年，只几个月就六十五岁，才开始动笔写今天修为五卷的《经济解释》。不是我不知道人老了其智力会退化，而是我不知道通常的规律是六十五岁左右会开始减弱。

曾经提及，一九五九年的秋天，近二十四岁，我才有机会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本科。急起直追，八年后写好《俚农理论》这个博士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一年助理教授，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几个月后那些正教授们无端端地一致投票升我为正教授。

当时华大的社科院院长贝克曼与经济系主任诺斯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算文章数量与论文发表的学报高下这些当时开始盛行的衡量准则，皆与我无干，我只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研究。结果是我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三年发表的一系列英语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没有大红大紫的，但数十年过去，还有不少人提及。被引用的次数只是差强人意，但西方的大学的经济读物表，出现最多的是我的作品——好比俄勒冈州一所大学的经济研究院的一份读物表，推荐的五十一件作品中我占其九。

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芝大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学术气氛过于热闹，而我是个喜欢独自思考的人。相比起来，西雅图的华大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看看母亲，也到那里的众多小市场与工厂视察。当时我已经被西方的行内朋友认为是经济学中最关键的价格理论的一个人物，也被英国的一份刊物选为欧美经济学者足球大赛中代表美国的一位后备前锋。然而，该年暑期的香港之行，在市场与工厂见到的现象，十之七八我没有解释。我想，一个物理学博士见到日常的物理现象不会那样无知，但经济学怎会是那样不管用呢？

是这个有震撼性的经历使我决定不再读他家的作品——认为是读够了——需要集中地想自己的。西雅图华大的同事，尤其是诺斯、麦基、巴泽尔这三位，一致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他们也认为经济学的整体太不成话，其解释力跟自然科学相去甚远。

我曾经提及在洛杉矶加大时是那里的经济系的黄金时期，在芝加哥大学时也是那里经济系的黄金时期。今天回顾，对我日后从事的经济学风格影响最大，可能是当年在加大的卡尔纳普与布鲁纳这两位精于科学方法的逻辑大家。跟着到了也重视科学验证的芝大，我不仅对假说验证的方法知之甚详，而且坚信“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简单的重要哲理。这哲理可能就是今天被外人称为“华盛顿经济学派”的中流砥柱。后来获诺奖的诺斯曾经写下，我是西雅图华盛顿学派的创始人。

大约一九七三年，一家大名的出版社的经济主编找我，给我优厚条件，要求我写一本关于经济学整体的书。他说明不需要经过外人评审，我要怎样写都可以。当时我不打算写什么巨著，但在他的要求下，我还是给了他一个书名——Economic Explanation（《经济解释》）。是的，从那时到今天，我认为除了解释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好去处。

不同类别的经济学我学过不少，回归统计也曾经是个专家。但解释现象可不是那么容易，更不是什么统计出来的数据关联那种往往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我追求的是在复杂世事的变化中，用简单的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因果关系。走这样的路，从复杂的世事推出简单的因与果，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事实观察，不断地验证，才可以把几个简单的经济原则用出有深度的内容，才能把这些原则用到虚无缥缈、得心应手之境。

纯为兴趣做学问，不断地追求，是学问思想可以历久传世的基本要求。这些，任何有识之士，只要愿意付出代价，都可以做到。还需要的可不是什么创见，更不是发明什么术语，而是思想要有一个奇异的层面。我用心写下的英语文章传世逾三十年，今天可以确定。《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在。今天八十三岁了，脑子还可以想是上苍的照顾。然而，这次再修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应该是最后的二〇一九年的版本。为恐修改坏了一——这是经济学者中常见的不幸——我每章易稿都征求一些朋友与同学的意见。他们读后说是改进了我才放心。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匆匆地补加这个后记，解释当年为了要累积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我耐心地等到退了休后的二〇〇〇年，六十五岁，才大兴土木，动笔写《经济解释》。当时我可没有想到脑子会老化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老人痴呆或脑子老化，根据医学的考察，六十五岁是或然率最常见的不幸转捩点。

上苍就是这样帮忙，甚至在摄影、书法、散文、收藏等事项上也帮忙了不少，让我不枉此生。有这样的际遇，《经济解释》当可历久传世。

AI算力民主化（译文）

原作者：Chris Lattner

原文：https://www.modular.com/democratizing-ai-compute

• 第一部分：DeepSeek 给 AI 带来的影响（2025-1-30）
• 第二部分：CUDA 到底是什么？（2025-2-5）
• 第三部份：CUDA 是如何成功的?（2025-2-12）
• 第四部分：CUDA 现在是主流，但它真的够好吗？（2025-2-20）
• 第五部份：CUDA C++ 的替代品（比如 OpenCL）如何？（2025-3-5）
• 第六部分：AI 编译器（TVM、XLA）如何？（2025-3-12）
• 第七部分：Triton 等 Python DSL 语言如何？（2025-3-26）
• 第八部份：MLIR 编译器基础设施如何？（2025-4-8）
• 第九部分：为什么硬件公司难以构建 AI 软件?（2025-4-22）
• 第十部分：Modular 突破“矩阵”的决心（2025-5-8）
• 第十一部分: Modular 是如何让 AI 算力民主化的?（2025-6-20）

第一部分：DeepSeek 给 AI 带来的影响

DeepSeek’s recent breakthrough has upended assumptions about AI’s compute demands, showing that better hardware utilization can dramatically reduce the need for expensive GPUs.

For years, leading AI companies have insisted that only those with vast compute resources can drive cutting-edge research, reinforcing the idea that it is “hopeless to catch up” unless you have billions of dollars to spend on infrastructure. But DeepSeek’s success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novel ideas can unlock efficiency breakthroughs to accelerate AI, and smaller, highly focused teams to challenge industry giants–and even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We believe DeepSeek’s efficiency breakthrough signals a coming surge in demand for AI applications. If AI is to continue advancing, we must drive down the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CO)–by expanding access to alternative hardware, maximizing efficiency on existing systems, and accelerating software innovation. Otherwise, we risk a future where AI’s benefits are bottlenecked–either by hardware shortages or by developers struggling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diverse hardware that is available.

This isn’t just an abstract problem–it’s a challenge I’ve spent my career working to solve.

My passion for compute + developer efficiency

I’ve spent the past 25 years working to unlock computing power for the world. I founded and led the development of LLVM, a compiler technology that opened CPUs to new applications of compiler technology. Today, LLVM is the foundation for performance-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s like C++, Rust, Swift and more. It powers nearly all iOS and Android apps, as well as the infrastructure behind major internet services from Google and Meta.

This work paved the way for several key innovations I led at Apple, including the creation of OpenCL, an early accelerator framework now widely adopted across the industry, the rebuild of Apple’s CPU and GPU software stack using LLV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wift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se experiences reinforced my belief in the power of shared infrastructure, the importance of co-design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how intuitive, developer-friendly tools unlock the full potential of advanced hardware.

Falling in love with AI

In 2017, I became fascinated by AI’s potential and joined Google to lead software development for the TPU platform. At the time, the hardware was ready, but the software wasn’t functional. Over the next two and a half years, through intense team effort, we launched TPUs in Google Cloud, scaled them to ExaFLOPS of compute, and built a research platform that enabled breakthroughs like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and BERT.

Yet, this journey revealed deeper troubles in AI software. Despite TPUs’ success, they remain only semi-compatible with AI frameworks like PyTorch–an issue Google overcomes with vast economic and research resources. A common customer question was, “Can TPUs run arbitrary AI models out of the box?” The hard truth? No–because we didn’t have CUDA, the de facto standard for AI development.

I’m not one to shy away from tackling major industry problems: my recent work has been the creation of next-generation technologies to scale into this new era of hardware and accelerators. This includes the MLIR compiler framework (widely adopted now for AI compilers across the industry) and the Modular team has spent the last 3 years building something special–but we’ll share more about that later, when the time is right.

How do GPUs and next-generation compute move forward?

Because of my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industry, I’m often asked about the future of compute. Today, countless groups are innovating in hardware (fueled in part by NVIDIA’s soaring market cap), while many software teams are adopting MLIR to enable new architectures. At the same time, senior leaders are questioning why–despite massive investments–the AI software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The challenge isn’t a lack of motivation or resources. So why does the industry feel stuck?

I don’t believe we are stuck. But we do face difficult, foundational problems.

To move forward, we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industry dynamics. Compute is a deeply technical field, evolving rapidly, and filled with jargon, codenames, and press releases designed to make every new product sound revolutionary. Many people try to cut through the noise to se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but to truly understand where we’re going, we need to examine the roots—th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that hold everything together.

This post is the first in a multipart series where we’ll help answer these critical questions in a straightforward, accessible way:

• 🧐 What exactly is CUDA?
• 🎯 Why has CUDA been so successful?
• ⚖️ Is CUDA any good?
• ❓ Why do other hardware makers struggle to provide comparable AI software?
• ⚡ Why haven’t existing technologies like Triton or OneAPI or OpenCL solved this?
• 🚀 How can we as an industry move forward?

I hope this series sparks meaningful discussions and raises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round these complex issues. The rapid advancements in AI—like DeepSeek’s recent breakthroughs–remind us that software and algorithmic innovation are still driving forc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low-level hardware continues to unlock “10x” breakthroughs.

AI is advancing at an unprecedented pace–but there’s still so much left to unlock. Together we can break it down, challenge assumptions, and push the industry forward. Let’s dive in!

第二部分：CUDA 到底是什么？

It seems like everyone has started talking about CUDA in the last year: It’s the backbone of deep learning, the reason novel hardware struggles to compete, and the core of NVIDIA’s moat and soaring market cap. With DeepSeek, we got a startling revelation: its breakthrough was made possible by “bypassing” CUDA, going directly to the PTX layer… but what does this actually mean? It feels like everyone wants to break past the lock-in,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we’re up against before we can formulate a plan.

moat: 护城河

CUDA’s dominance in AI is undeniable—but most people don’t fully understand what CUDA actually is. Some think it’s a programming language. Others call it a framework. Many assume it’s just “that thing NVIDIA uses to make GPUs faster.” None of these are entirely wrong—and many brilliant people are trying to explain this—but none capture the full scope of “The CUDA Platform.”

CUDA is not just one thing. It’s a huge, layered Platform—a collection of technologies, software libraries, and low-level optimizations that together form a massive parallel computing ecosystem. It includes:

• A low-level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that allows developers to harness the raw power of GPUs with a C++-like syntax.
• A complex set of libraries and frameworks—middleware that powers crucial vertical use cases like AI (e.g., cuDNN for PyTorch and TensorFlow).
• A suite of high-level solutions like TensorRT-LLM and Triton, which enable AI workloads (e.g., LLM serving) without requiring deep CUDA expertise.

…and that’s just scratching the surface.

In this article, we’ll break down the key layers of the CUDA Platform, explore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xplain why it’s so integral to AI computing today. This sets the stage for the next part in our series, where we’ll dive into why CUDA has been so successful. Hint: it has a lot more to do with market incentives than it does the technology itself.

Let’s dive in. 🚀

The Road to CUDA: From Graphics to General-Purpose Compute

Before GPUs became the powerhouses of AI and scientific computing, they were graphics processors—specialized processors for rendering images. Early GPUs hardwired image rendering into silicon, meaning that every step of rendering (transformations, lighting, rasterization) was fixed. While efficient for graphics, these chips were inflexible—they couldn’t be repurposed for other types of computation.

Everything changed in 2001 when NVIDIA introduced the GeForce3, the first GPU with programmable shaders. This was a seismic shift in computing:

• 🎨 Before: Fixed-function GPUs could only apply pre-defined effects.
• 🖥️ After: Developers could write their own shader programs, unlocking programmable graphics pipelines.

This advancement came with Shader Model 1.0, allowing developers to write small, GPU-executed programs for vertex and pixel processing. NVIDIA saw where the future was heading: instead of just improving graphics performance, GPUs could become programmable parallel compute engines.

At the same time, it didn’t take long for researchers to ask:

“🤔 If GPUs can run small programs for graphics, could we use them for non-graphics tasks?”

One of the first serious attempts at this was the BrookGPU project at Stanford. Brook introduced a programming model that let CPUs offload compute tasks to the GPU—a key idea that set the stage for CUDA.

This move was strategic and transformative. Instead of treating compute as a side experiment, NVIDIA made it a first-class priority, embedding CUDA deeply into its hardware, software, and developer ecosystem.

The CUDA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In 2006, NVIDIA launched CUDA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the first general-purpose programming platform for GPUs. The CUDA programming model is made up of two different things: the “CUDA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the “NVIDIA Driver”.

CUDA is a Layered Stack Requiring Deep Integration from Driver to Kernel

The CUDA language is derived from C++, with enhancements to directly expose low-level features of the GPU—e.g. its ideas of “GPU threads” and memory. A programmer can use this language to define a “CUDA Kernel”—an independent calculation that runs on the GPU. A very simple example is:

__global__ void addVectors(float *a, float *b, float *c, int n) {
    int idx = threadIdx.x + blockIdx.x * blockDim.x;
    if (idx < n) {
        c[idx] = a[idx] + b[idx];
    }
}

CUDA kernels allow programmers to define a custom computation that accesses local resources (like memory) and using the GPUs as very fast parallel compute units. This language is translated (”compiled”) down to “PTX”, which is an assembly language that is the lowest level supported interface to NVIDIA GPUs.

But how does a program actually execute code on a GPU? That’s where the NVIDIA Driver comes in. It acts as the bridge between the CPU and the GPU, handling memory allocation, data transfers, and kernel execution. A simple example is:

cudaMalloc(&d_A, size);
cudaMalloc(&d_B, size);
cudaMalloc(&d_C, size);

cudaMemcpy(d_A, A, size, cudaMemcpyHostToDevice);
cudaMemcpy(d_B, B, size, cudaMemcpyHostToDevice);

int threadsPerBlock = 256;
// Compute the ceiling of N / threadsPerBlock
int blocksPerGrid = (N + threadsPerBlock - 1) / threadsPerBlock;
addVectors<<<blocksPerGrid, threadsPerBlock>>>(d_A, d_B, d_C, N);

cudaMemcpy(C, d_C, size, cudaMemcpyDeviceToHost);

cudaFree(d_A);
cudaFree(d_B);
cudaFree(d_C);

Note that all of this is very low level—full of fiddly details (e.g. pointers and “magic numbers”). If you get something wrong, you’re most often informed of this by a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rash. Furthermore, CUDA exposes a lot of details that are specific to NVIDIA hardware—things like the “number of threads in a warp” (which we won’t explore here).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ese components enabled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hardcore programmers to get access to the huge muscle that a GPU can apply to numeric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AlexNET ignited modern deep learning in 2012. It was made possible by custom CUDA kernels for AI operations like convolution, activations, pooling and normalization and the horsepower a GPU can provide.

While the CUDA language and driver are what most people typically think of when they hear “CUDA,” this is far from the whole enchilada—it’s just the filling inside. Over time, the CUDA Platform grew to include much more, and as it did,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acronym fell away from being a useful way to describe CUDA.

High-Level CUDA Libraries: Making GPU Programming More Accessible

The CUDA programming model opened the door to general-purpose GPU computing and is powerful, but it brings two challenges:

• CUDA is difficult to use, and even worse…
• CUDA doesn’t help with performance portability

Most kernels written for generation N will “keep working” on generation N+1, but often the performance is quite bad—far from the peak of what N+1 generation can deliver, even though GPUs are all about performance. This makes CUDA a strong tool for expert engineers, but a steep learning curve for most developers. But is also means that significant rewrites are required every time a new generation of GPU comes out (e.g. Blackwell is now emerging).

As NVIDIA grew it wanted GPUs to be useful to people who were domain experts in their own problem spaces, but weren’t themselves GPU experts. NVIDIA’s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as to start building rich and complicated closed-source, high-level libraries that abstract away low-level CUDA details. These include:

• cuDNN (2014) – Accelerates deep learning (e.g., convolutions, activation functions).
• cuBLAS – Optimized linear algebra routines.
• cuFFT – Fast Fourier Transforms (FFT) on GPUs.
• … and many others.

With these libraries, developers could tap into CUDA’s power without needing to write custom GPU code, with NVIDIA taking on the burden of rewriting these for every generation of hardware. This was a big investment from NVIDIA, but it worked.

The cuDNN librar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is story—it paved the way for Google’s TensorFlow (2015) and Meta’s PyTorch (2016), enabling deep learning frameworks to take off. While there were earlier AI frameworks, these were the first frameworks to truly scale—modern AI frameworks now have thousands of these CUDA kernels and each is very difficult to write. As AI research exploded, NVIDIA aggressively pushed to expand these libraries to cover the important new use-cases.

PyTorch on CUDA is Built on Multiple Layers of Dependencies

NVIDIA’s investment into these powerful GPU libraries enabled the world to focus on building high-level AI frameworks like PyTorch and developer ecosystems like HuggingFace. Their next step was to make entire solutions that could be used out of the box—without needing to understand the CUDA programming model at all.

Fully vertical solutions to ease the rapid growth of AI and GenAI

The AI boom went far beyond research labs—AI is now everywhere. From image generation to chatbots, from scientific discovery to code assistants, Generative AI (GenAI) has exploded across industries, bringing a flood of new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ers into the field.

At the same time, a new wave of AI developers emerged, with very different needs. In the early days, deep learning required highly specialized engineers who understood CUDA, HPC, and low-level GPU programming. Now, a new breed of developer—often called AI engineers—is building and deploying AI models without needing to touch low-level GPU code.

To meet this demand, NVIDIA went beyond just providing libraries—it now offers turnkey solutions that abstract away everything under the hood. Instead of requiring deep CUDA expertise, these frameworks allow AI developers to optimize and deploy models with minimal effort.

• Triton Serving – A high-performance serving system for AI models, allowing teams to efficiently run inference across multiple GPUs and CPUs.
• TensorRT – A deep learning inference optimizer that automatically tunes models to run efficiently on NVIDIA hardware.
• TensorRT-LLM – An even more specialized solution, built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inference at scale.
• … plus many (many) other things.

Several Layers Exist Between NVIDIA Drivers and TensorRT-LLM

These tools completely shield AI engineers from CUDA’s low-level complexity, letting them focus on AI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not hardware details. These systems provide significant leverage which has enabled the horizontal scale of AI applications.

The “CUDA Platform” as a whole

CUDA is often thought of as a programming model, a set of libraries, or even just “that thing NVIDIA GPUs run AI on.” But in reality, CUDA is much more than that—it is a unifying brand, a truly vast collection of software, and a highly tuned ecosystem, all deeply integrated with NVIDIA’s hardware. For this reason, the term “CUDA” is ambiguous—we prefer the term “The CUDA Platform” to clarify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closer in spirit to the Java ecosystem, or even an operating system, than merely a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runtime library.

CUDA’s Expanding Complexity: A Multi-Layered Ecosystem Spanning Drivers, Languages, Libraries, and Frameworks

At its core, the CUDA Platform consists of:

• A massive codebase – Decades of optimized GPU software, spanning everything from matrix operations to AI inference.
• A vast ecosystem of tools & libraries – From cuDNN for deep learning to TensorRT for inference, CUDA covers an enormous range of workloads.
• Hardware-tuned performance – Every CUDA release is deeply optimized for NVIDIA’s latest GPU architectures, ensuring top-tier efficiency.
• Proprietary and opaque – When developers interact with CUDA’s library APIs, much of what happens under the hood is closed-source and deeply tied to NVIDIA’s ecosystem.

CUDA is a powerful but sprawling set of technologies—an entire software platform that sits at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GPU computing, even going beyond AI specifically.

Now that we know what “CUDA” is,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t got to be so successful. Here’s a hint: CUDA’s success isn’t really about performance—it’s about strategy, ecosystem, and momentum. In the next post, we’ll explore what enabled NVIDIA’s CUDA software to shape and entrench the modern AI era.

See you next time. 🚀

第三部份：CUDA 是如何成功的?

If we as an ecosystem hope to make progress,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DA software empire became so dominant. On paper, alternatives exist—AMD’s ROCm, Intel’s oneAPI, SYCL-based frameworks—but in practice, CUDA remains the undisputed king of GPU compute.

How did this happen?

The answer isn’t just about technical excellence—though that plays a role. CUDA is a developer platform built through brilliant execution, deep strategic investment, continuity, ecosystem lock-in, and, of course, a little bit of luck.

This post breaks down why CUDA has been so successful,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NVIDIA’s strategy—from its early bets on generalizing parallel compute to the tight coupling of AI frameworks like PyTorch and TensorFlow. Ultimately, CUDA’s dominance is not just a triumph of software but a masterclass in long-term platform thinking.

Let’s dive in. 🚀

The Early Growth of CUDA

A key challenge of building a compute platform is attracting developers to learn and invest in it, and it is hard to gain momentum if you can only target niche hardware. In a great “Acquired” podcast, Jensen Huang shares that a key early NVIDIA strategy was to keep their GPUs compatible across generations. This enabled NVIDIA to leverage its install base of already widespread gaming GPUs, which were sold for running DirectX-based PC games. Furthermore, it enabled developers to learn CUDA on low-priced desktop PCs and scale into more powerful hardware that commanded high prices.

This might seem obvious now, but at the time it was a bold bet: instead of creating separate product lines optimized for different use-cases (laptops, desktops, IoT, datacenter, etc.), NVIDIA built a single contiguous GPU product line. This meant accepting trade-offs—such as power or cost inefficiencies—but in return, it created a unified ecosystem where every developer’s investment in CUDA could scale seamlessly from gaming GPUs to high-performance datacenter accelerators. This strategy is quite analogous to how Apple maintains and drives its iPhone product line forward.

The benefits of this approach were twofold:

1. Lowering Barriers to Entry – Developers could learn CUDA using the GPUs they already had, making it easy to experiment and adopt.
2. Creating a Network Effect – As more developers started using CUDA, more software and libraries were created, making the platform even more valuable.

This early install base allowed CUDA to grow beyond gaming into scientific computing, finance, AI,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HPC). Once CUDA gained traction in these fields, its advantages over alternatives became clear: NVIDIA’s continued investment ensured that CUDA was always at the cutting edge of GPU performance, while competitors struggled to build a comparable ecosystem.

Catching and Riding the Wave of AI Software

CUDA’s dominance was cemented with the explosion of deep learning. In 2012, AlexNet, the neural network that kickstarted the modern AI revolution, was trained using two NVIDIA GeForce GTX 580 GPUs. This breakthrough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at GPUs were faster at deep learning—it proved they were essential for AI progress and led to CUDA’s rapid adoption as the default compute backend for deep learning.

As deep learning frameworks emerged—most notably TensorFlow (Google, 2015) and PyTorch (Meta, 2016)—NVIDIA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invested heavily in optimizing its High-Level CUDA Libraries to ensure these frameworks ran as efficiently as possible on its hardware. Rather than leaving AI framework teams to handle low-level CUDA performance tuning themselves, NVIDIA took on the burden by aggressively refining cuDNN and TensorRT as we discussed in Part 2.

This move not only made PyTorch and TensorFlow significantly faster on NVIDIA GPUs—it also allowed NVIDIA to tightly integrate its hardware and software (a process known as “hardware/software co-design”) because it reduced coordination with Google and Meta. Each major new generation of hardware would come out with a new version of CUDA that exploited the new capabilities of the hardware. The AI community, eager for speed and efficiency, was more than willing to delegate this responsibility to NVIDIA—which directly led to these frameworks being tied to NVIDIA hardware.

But why did Google and Meta let this happen? The reality is that Google and Meta weren’t singularly focused on building a broad AI hardware ecosystem—they were focused on using AI to drive revenue, improve their products, and unlock new research. Their top engineers prioritized high-impact internal projects to move internal company metrics. For example, these companies decided to build their own proprietary TPU chips—pouring their effort into optimizing for their own first-party hardware. It made sense to give the reins to NVIDIA for GPUs.

Makers of alternative hardware faced an uphill battle—trying to replicate the vast, ever-expanding NVIDIA CUDA library ecosystem without the same level of consolidated hardware focus. Rival hardware vendors weren’t just struggling—they were trapped in an endless cycle, always chasing the next AI advancement on NVIDIA hardware. This impacted Google and Meta’s in-house chip projects as well, which led to numerous projects, including XLA and PyTorch 2. We can dive into these deeper in subsequent articles, but despite some hopes, we can see today that nothing has enabled hardware innovators to match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CUDA platform.

With each generation of its hardware, NVIDIA widened the gap. Then suddenly, in late 2022, ChatGPT exploded onto the scene, and with it, GenAI and GPU compute went mainstream.

Capitalizing on the Generative AI Surge

Almost overnight, demand for AI compute skyrocketed—it 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billion-dollar industries, consumer applications, and competitive corporate strategy. Big tech and venture capital firms poured billions into AI research startups and CapEx buildouts—money that ultimately funneled straight to NVIDIA, the only player capable of meeting the exploding demand for compute.

As demand for AI compute surged, companies faced a stark reality: training and deploying GenAI models is incredibly expensive. Every efficiency gain—no matter how small—translated into massive savings at scale. With NVIDIA’s hardware already entrenched in data centers, AI companies faced a serious choice: optimize for CUDA or fall behind. Almost overnight, the industry pivoted to writing CUDA-specific code. The result? AI breakthroughs are no longer driven purely by models and algorithms—they now hinge on the ability to extract every last drop of efficiency from CUDA-optimized code.

Take FlashAttention-3, for example: this cutting-edge optimization slashed the cost of running transformer models—but it was built exclusively for Hopper GPUs, reinforcing NVIDIA’s lock-in by ensur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was only available on its latest hardware. Continuous research innovations followed the same trajectory, for example when DeepSeek went directly to PTX assembly, gaining full control over the hardware at the lowest possible level. With the new NVIDIA Blackwell architecture on the horizon, we can look forward to the industry rewriting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again.

The Reinforcing Cycles That Power CUDA’s Grip

This system is accelerating and self-reinforcing. Generative AI has become a runaway force, driving an insatiable demand for compute, and NVIDIA holds all the cards. The biggest install base ensures that most AI research happens in CUDA, which in turn drives investment into optimizing NVIDIA’s platform.

Every new generation of NVIDIA hardware brings new features and new efficiencies, but it also demands new software rewrites, new optimizations, and deeper reliance on NVIDIA’s stack. The future seems inevitable: a world where CUDA’s grip on AI compute only tightens.

Except CUDA isn’t perfect.

The same forces that entrench CUDA’s dominance are also becoming a bottleneck—technical challenges, inefficiencies, and barriers to broader innovation. Does this dominance actually serve the AI research community? Is CUDA good for developers, or just good for NVIDIA?

Let’s take a step back: We looked at what CUDA is and why it is so successful, but is it actually good? We’ll explore this in Part 4—stay tuned and let us know if you find this series useful, or have suggestions/requests! 🚀

第四部分：CUDA 现在是主流，但它真的够好吗？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UDA is “good” is much trickier than it sounds. Are we talking about its raw performance? Its feature set? Perhaps its broader implications in the world of AI development? Whether CUDA is “good” depends on who you ask and what they need. In this post, we’ll evaluate CUD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 who use it day-in and day-out—those who work in the GenAI ecosystem:

1. For AI engineers who build on top of CUDA, it’s an essential tool, but one that comes with versioning headaches, opaque driver behavior, and deep platform dependence.
2. For AI engineers who write GPU code for NVIDIA hardware, CUDA offers powerful optimization but only by accepting the pain necessary to achieve top performance.
3. For those who want their AI workloads to run on GPU’s from multiple vendors, CUDA is more an obstacle than a solution.
4. Then there’s NVIDIA itself—the company that has built its fortune around CUDA, driving massive profits and reinforcing their dominance over AI compute.

So, is CUDA “good?” Let’s dive into each perspective to find out! 🤿

AI Engineers

Many engineers today are building applications on top of AI frameworks—agentic libraries like LlamaIndex, LangChain, and AutoGen—without needing to dive deep into the underlying hardware details. For these engineers, CUDA is a powerful ally. Its maturity and dominance in the industry bring significant advantages: most AI libraries are designed to work seamlessly with NVIDIA hardware, and the collective focus on a single platform fosters industry-wide collaboration.

However, CUDA’s dominance comes with its own set of persistent challenges. One of the biggest hurdles is the complexity of managing different CUDA versions, which can be a nightmare. This frustration is the subject of numerous memes:

Credit: x.com/ordax

This isn’t just a meme—it’s a real, lived experience for many engineers. These AI practitioners constantly need to ensur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UDA toolkit, NVIDIA drivers, and AI frameworks. Mismatches can cause frustrating build failures or runtime errors, as countless developers have experienced firsthand:

“I failed to build the system with the latest NVIDIA PyTorch docker image. The reason is PyTorch installed by pip is built with CUDA 11.7 while the container uses CUDA 12.1.” (github.com)

or:

“Navigating Nvidia GPU drivers and CUDA development software can be challenging. Upgrading CUDA versions or updating the Linux system may lead to issues such as GPU driver corruption.” (dev.to)

Sadly, such headaches are not uncommon. Fixing them often requires deep expertise and time-consuming troubleshooting. NVIDIA’s reliance on opaque tools and convoluted setup processes deters newcomers and slows down innov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NVIDIA has historically moved up the stack to solve individual point-solutions rather than fixing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he CUDA layer itself. For example, it recently introduced NIM (NVIDIA Inference Microservices), a suite of containerized microservices aimed at simplifying AI model deployment. While this might streamline one use-case, NIM also abstracts away underlying operations, increasing lock-in and limiting access to the low-level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key to CUDA’s value proposition.

While AI engineers building on top of CUDA face challenges with compatibility and deployment, those working closer to the metal—AI model developers and performance engineers—grapple with an entirely different set of trade-offs.

AI Model Developers and Performance Engineers

For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pushing the limits of AI models, CUDA is simultaneously an essential tool and a frustrating limitation. For them, CUDA isn’t an API; it’s the foundation for every performance-critical operation they write. These are engineers working at the lowest levels of optimization, writing custom CUDA kernels, tuning memory access patterns, and squeezing every last bit of performance from NVIDIA hardware. The scale and cost of GenAI demand it. But does CUDA empower them, or does it limit their ability to innovate?

Despite its dominance, CUDA is showing its age. It was designed in 2007, long before deep learning—let alone GenAI. Since then, GPUs have evolved dramatically, with Tensor Cores and sparsity features becoming central to AI acceleration. CUDA’s early contribution was to make GPU programming easy, but it hasn’t evolved with modern GPU features necessary for transformers and GenAI performance. This forces engineers to work around its limitations just to get the performance their workloads demand.

CUDA doesn’t do everything modern GPUs can do

Cutting-edge techniques like FlashAttention-3 (example code) and DeepSeek’s innovations require developers to drop below CUDA into PTX—NVIDIA’s lower-level assembly language. PTX is only partially documented, constantly shifting between hardware generations, and effectively a black box for developers.

More problematic, PTX is even more locked to NVIDIA than CUDA, and its usability is even worse. However, for teams chasing cutting-edge performance, there’s no alternative—they’re forced to bypass CUDA and endure significant pain.

Tensor Cores: Required for performance, but hidden behind black magic

Today, the bulk of an AI model’s FLOPs come from “Tensor Cores”, not traditional CUDA cores. However, programming Tensor Cores directly is no small feat. While NVIDIA provides some abstractions (like cuBLAS and CUTLASS),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GPUs still requires arcane knowledge, trial-and-error testing, and often, reverse engineering undocumented behavior. With each new GPU generation, Tensor Cores change, yet the documentation is dated. This leaves engineer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to fully unlock the hardware’s potential.

Credit: NVIDIA ‍

AI is Python, but CUDA is C++

Another major limitation is that writing CUDA fundamentally requires using C++, while modern AI development is overwhelmingly done in Python. Engineers working on AI models and performance in PyTorch don’t want to switch back and forth between Python and C++—the two languages have very different mindsets. This mismatch slows down iteration, creates unnecessary friction, and forces AI engineers to think about low-level performance details when they should be focusing on model improvements. Additionally, CUDA’s reliance on C++ templates leads to painfully slow compile times and often incomprehensible error messages.

Credit: XKCD

These are the challenges you face if you’re happy to develop specifically for NVIDIA hardware. But what if you care about more than just NVIDIA?

Engineers and Researchers Building Portable Software

Not everyone is happy to build software locked to NVIDIA’s hardware, and the challenges are clear. CUDA doesn’t run on hardware from other vendors (like the supercomputer in our pockets), and no alternatives provide the full performance and capabilities CUDA provides on NVIDIA hardware. This forces developers to write their AI code multiple times, for multiple platforms.

In practice, many cross-platform AI efforts struggle. Early versions of TensorFlow and PyTorch had OpenCL backends, but they lagged far behind the CUDA backend in both features and speed, leading most users to stick with NVIDIA. Maintaining multiple code paths—CUDA for NVIDIA, something else for other platforms—is costly, and as AI rapidly progresses, only large organizations have resources for such efforts.

The bifurcation CUDA causes creates a self-reinforcing cycle: since NVIDIA has the largest user base and the most powerful hardware, most developers target CUDA first, and hope that others will eventually catch up. This further solidifies CUDA’s dominance as the default platform for AI.

👉 We’ll explore alternatives like OpenCL, TritonLang, and MLIR compilers in our next post, and come to understand why these options haven’t made a dent in CUDA’s dominance.

Is CUDA Good for NVIDIA Itself?

Of course, the answer is yes: the “CUDA moat” enables a winner-takes-most scenario. By 2023, NVIDIA held ~98% of the data-center GPU market share, cementing its dominance in the AI space. As we’ve discussed in previous posts, CUDA serves as the bridge between NVIDIA’s past and future products, driving the adoption of new architectures like Blackwell and maintaining NVIDIA’s leadership in AI compute.

However, legendary hardware experts like Jim Keller argue that “CUDA’s a swamp, not a moat,” making analogies to the X86 architecture that bogged Intel down.

“CUDA’s a swamp, not a moat,” argues Jim Keller

How could CUDA be a problem for NVIDIA? There are several challenges.

CUDA’s usability impacts NVIDIA the most

Jensen Huang famously claims that NVIDIA employs more software engineers than hardware engineers, with a significant portion dedicated to writing CUDA. But the usability and scalability challenges within CUDA slow down innovation, forcing NVIDIA to aggressively hire engineers to fire-fight these issues.

CUDA’s heft slows new hardware rollout

CUDA doesn’t provide performance portability across NVIDIA’s own hardware generations, and the sheer scale of its libraries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en launching a new GPU generation like Blackwell, NVIDIA faces a choice: rewrite CUDA or release hardware that doesn’t fully unleash the new architecture’s performance. This explains why performance is suboptimal at launch of each new generation. Such expansion of CUDA’s surface area is costly and time-consuming.

The Innovator’s Dilemma

NVIDIA’s commitment to backward compatibility—one of CUDA’s early selling points—has now become “technical debt” that hinders their own ability to innovate rapidly. While maintaining support for older generations of GPUs is essential for their developer base, it forces NVIDIA to prioritize stability over revolutionary changes. This long-term support costs time, resources, and could limit their flexibility moving forward.

Though NVIDIA has promised developers continuity, Blackwell couldn’t achieve its performance goals without breaking compatibility with Hopper PTX—now some Hopper PTX operations don’t work on Blackwell. This means advanced developers who have bypassed CUDA in favor of PTX may find themselves rewriting their code for the next-generation hardware.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NVIDIA’s strong execution in software and its early strategic decisions have positioned them well for future growth. With the rise of GenAI and a growing ecosystem built on CUDA, NVIDIA is poised to remain at the forefront of AI compute and has rapidly grown into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companies in the world.

Where Are the Alternatives to CUDA?

In conclusion, CUDA remains both a blessing and a burden, depending on which side of the ecosystem you’re on. Its massive success drove NVIDIA’s dominance, but its complexity, technical debt, and vendor lock-in presen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developers and the future of AI compute.

With AI hardware evolving rapidly, a natural question emerges: Where are the alternatives to CUDA? Why hasn’t another approach solved these issues already? In Part 5, we’ll explore the most prominent alternatives, examining the technical and strategic problem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breaking through the CUDA moat. 🚀

第五部份：CUDA C++ 的替代品（比如 OpenCL）如何？

GenAI may be new, but GPUs aren’t! Over the years, many have tried to create portable GPU programming models using C++, from OpenCL to SYCL to OneAPI and beyond. These were the most plausible CUDA alternatives that aimed to democratize AI compute, but you may have never heard of them - because they failed to be relevant for AI.

These projects have all contributed meaningfully to compute, but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unlocking AI compute for the future, we must critically examine the mistakes that held them back—not just celebrate the wins. At a high level, the problems stem from the challenges of “open coopetition”—where industry players both collaborate and compete—as well as specific management missteps along the way.

Let’s dive in. 🚀

CUDA C++ Alternatives: OpenCL, SYCL, and More

There are many projects that aimed to unlock GPU programming, but the one I know best is OpenCL. Like CUDA, OpenCL aimed to give programmers a C++-like experience for writing code that ran on the GPU. The history is personal: in 2008, I was one of the lead engineers implementing OpenCL at Apple (it was the first production use of the Clang compiler I was building). After we shipped it, we made the pivotal decision to contribute it to the Khronos Group so it could get adopted and standardized across the industry.

That decision led to broad industry adoption of OpenCL (see the logos), particularly in mobile and embedded devices. Today, it remains hugely successful, powering GPU compute on platforms like Android, as well as in specialized applications such as DSPs. Unlike CUDA, OpenCL was designed for portability from the outset, aiming to support heterogeneous compute across CPUs, GPUs, and other accelerators. OpenCL also inspired other systems like SyCL, Vulkan, SPIR-V, oneAPI, WebCL and many others.

However, despite its technical strengths and broad adoption, OpenCL never became the dominant AI compute platform.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reasons for this: the inherent tensions of open coopetition, technical problems that flowed from that, the evolving requirements of AI, and NVIDIA’s unified strategy with TensorFlow and PyTorch.

“Coopetition” at Committee Speed

In 2008, Apple was a small player in the PC space, and thought that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would enable it to reach more developers. However, while OpenCL did gain broad adoption among hardware makers, its evolution quickly ran into a major obstacle: the speed of committee-driven development. For Apple, this slow-moving, consensus-driven process was a dealbreaker: we wanted to move the platform rapidly, add new features (e.g. add C++ templates), and expres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pple platform. We faced a stark reality - the downside of a committee standard is that things suddenly moved at committee consensus speed… which felt glacial.

Hardware vendors recognized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a unified software ecosystem, but in the short term, they were fierce competitors. This led to subtle but significant problems: instead of telling the committee about the hardware features you’re working on (giving a competitor a head start), participants would keep innovations secret until after the hardware shipped, and only discuss it after these features became commoditized (using vendor-specific extensions instead).

Coopetition: “cooperation” amongst competitors

This became a huge problem for Apple, a company that wanted to move fast in secret to make a big splash with product launches. As such, Apple decided to abandon OpenCL: it introduced Metal instead, never brought OpenCL to iOS, and deprecated it out of macOS later. Other companies stuck with OpenCL, but these structural challenges continued to limit its ability to evolve at the pace of cutting-edge AI and GPU innovation.

Technical Problems with OpenCL

While Apple boldly decided to contribute the OpenCL standard to Kronos, it wasn’t all-in: it contributed OpenCL as a technical specification—but without a full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Though parts of the compiler front-end (Clang) was open source, there was no shared OpenCL runtime, forcing vendors to develop their own custom forks and complete the compiler. Each vendor had to maintain its own implementation (a ”fork”), and without a shared, evolving reference, OpenCL became a patchwork of vendor-specific forks and extensions. This fragmentation ultimately weakened its portability—the very thing it was designed to enable.

Furthermore, because vendors held back differentiated features or isolated them into vendor-specific extensions, which exploded in number and fragmented OpenCL (and the derivatives), eroding its ability to be a unifying vendor-agnostic platform. These problems were exacerbated by weaknesses in OpenCL’s compatibility and conformance tests. On top of that, it inherited all the “C++ problems” that we discussed before.

Developers want stable, well-supported tools—but OpenCL’s fragmentation, weak conformance tests, and inconsistent vendor support made it an exercise in frustration. One developer summed it up by saying that using OpenCL is “about as comfortable as hugging a cactus”! Ouch.

One developer described using OpenCL as “about as comfortable as hugging a cactus.”

While OpenCL was struggling with fragmentation and slow committee-driven evolution, AI was rapidly advancing—both in software frameworks and hardware capabilities. This created an even bigger gap between what OpenCL offered and what modern AI workloads needed.

The Evolving Needs of AI Research and AI GPU Hardware

The introduction of TensorFlow and PyTorch kicked off a revolution in AI research - powered by improved infrastructure and massive influx of BigCo funding. This posed a major challenge for OpenCL. While it enabled GPU compute, it lacked the high-level AI libraries and optimizations necessary for training and inference at scale. Unlike CUDA, it had no built-in support for key operations like matrix multiplication, Flash Attention, or datacenter-scale training.

Cross-industry efforts to expand TensorFlow and PyTorch to use OpenCL quickly ran into fundamental roadblocks (despite being obvious and with incredible demand). The developers who kept hugging the cactus soon discovered a harsh reality: portability to new hardware is meaningless if you can’t unlock its full performance. Without a way to express portable hardware-specific enhancements—and with coopetition crushing collaboration—progress stalled.

One glaring example? OpenCL still doesn’t provide standardized support for Tensor Cores—the specialized hardware units that power efficient matrix multiplications in modern GPUs and AI accelerators. This means that using OpenCL often means a 5x to 10x slowdown in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using CUDA or other fragmented vendor native software. For GenAI, where compute costs are already astronomical, a 5x to 10x slowdown isn’t just inconvenient—it’s a complete dealbreaker.

NVIDIA’s Strategic Approach with TensorFlow and PyTorch

While OpenCL struggled under the weight of fragmented governance, NVIDIA took a rad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one that was tightly controlled, highly strategic, and ruthlessly effective, as we discussed earlier. It actively co-designed CUDA’s high-level libraries alongside TensorFlow and PyTorch, ensuring they always ran best on NVIDIA hardware. Since these frameworks were natively built on CUDA, NVIDIA had a massive head start—and it doubled down by optimizing performance out of the box.

NVIDIA maintained a token OpenCL implementation—but it was strategically hobbled (e.g., not being able to use TensorCores)—ensuring that a CUDA implementation would always be necessary. NVIDIA’s continued and rising dominance in the industry put it on the path to ensure that the CUDA implementations would always be the most heavily invested in. Over time, OpenCL support faded, then vanished—while CUDA cemented its position as the undisputed standar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se C++ GPU Projects?

The history above is well understood by those of us who lived through it, but the real value comes from learning from the past. Based on this, I believe successful systems must:

• Provide a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not just a paper spec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tests. A working, adoptable, and scalable implementation should define compatibility—not a PDF.
• Have strong leadership and vision driven by whoever maintains the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 Run with top performance on the industry leader’s hardware—otherwise, it will always be a second-class alternative, not something that can unify the industry.
• Evolve rapidly to meet changing requirements, because AI research isn’t stagnant, and AI hardware innovation is still accelerating.
• Cultivate developer love, by providing great usability, tools and fast compile times. Also, “C++ like” isn’t exactly a selling point in AI!
• Build an open community, because without widespread adoption, technical prowess doesn’t matter.
• Avoid fragmentation—a standard that splinters into incompatible forks can’t provide an effective unification layer for software developers.

These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y I don’t believe that committee efforts like OpenCL can ever succeed. It’s also why I’m even more skeptical of projects like Intel’s OneAPI (now UXL Foundation) that are notionally open, but in practice, controlled by a single hardware vendor competing with all the others.

What About AI Compilers?

At the same time that C++ approaches failed to unify AI compute for hardware makers, the AI industry faced a bigger challenge—even using CUDA on NVIDIA hardware. How can we scale AI compute if humans have to write all the code manually? There are too many chips, too many AI algorithms, and too many workload permutations to optimize by hand.

As AI’s dominance grew, it inevitably attracted interest from systems developers and compiler engineers—including myself. In the next post, we’ll dive into widely known “AI compiler” stacks like TVM, OpenXLA, and MLIR—examining what worked, what didn’t, and what lessons we can take forward. Unfortunately, the lessons are not wildly different than the ones above:

History may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 - Mark Twain

See you next time—until then, may the FLOPS be with you! 👨‍💻

第六部分：AI 编译器（TVM、XLA）如何？

In the early days of AI hardware, writing high-performance GPU code was a manageable—if tedious—task. Engineers could handcraft CUDA kernels in C++ for the key operations they needed, and NVIDIA could build these into libraries like cuDNN to drive their lock-in. But as deep learning advanced, this approach completely broke down.

Neural networks grew bigger, architectures becam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searchers demanded ever-faster iteration cycles. The number of unique operators in frameworks like PyTorch exploded—now numbering in the thousands. Manually writing and optimizing each one for every new hardware target? Impossible.

PyTorch operator count by version (source)

This challenge forced a fundamental shift: instead of writing kernels by hand, what if we had a compiler that could generate them automatically? AI compilers emerged to solve this exact problem, mark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human-crafted CUDA to machine-generated, hardware-optimized compute.

But as history has shown, building a successful compiler stack isn’t just a technical challenge—it’s a battle over ecosystems, fragmentation, and control. So what worked? What didn’t? 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rojects like TVM and OpenXLA?

Let’s dive in. 🚀

What is an “AI Compiler”?

At its core, an AI compiler is a system that takes high-level operations—like those in PyTorch or TensorFlow—and automatically transforms them into highly efficient GPU cod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optimizations it performs is called “kernel fusion.” To see why this matters, let’s consider a simple example: multiplying two matrices (”matmul”) and then applying a ReLU (Rectified Linear Unit) activation function. These are simple but important operations that occur in common neural networks.

Naïve approach: Two separate kernels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but inefficient) way to do this is to perform matrix multiplication first, store the result in memory, then load it again to apply ReLU.

# Naïve matmul implementation for clarity.
def matmul(A, B):
    # Initialize result matrix to zero.
    C = [[0] * N for _ in range(N)]
    for i in range(N):
        for j in range(N):
            sum = 0
            for k in range(N):
                # Matmul sums the dot product of rows and columns.
                sum += A[i][k] * B[k][j]
            C[i][j] = sum # store one output value
    return C

# ReLU clamp negatives to zero with the "max" function.
def relu(C):
    # Allocate result array.
    result = [[0] * N for _ in range(N)]
    for i in range(N):
        for j in range(N):
            # This loads from memory, does a trivial max(0, x) operation,
            # then stores the result.
            result[i][j] = max(0, C[i][j])
    return result

C = matmul(A, B) # Compute matrix multiplication first
D = relu(C)      # Then apply ReLU separately.

These operations are extremely familiar to engineers that might write a CUDA kernel (though remember that CUDA uses unwieldy C++ syntax!), and there are many tricks used for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While the above approach is simple and modular, executing operations like this is extremely slow because it writes the entire matrix C to memory after matmul(), then reads it back again in relu(). This memory traffic dominates performance, especially on GPUs, where memory access is more expensive than local compute.

Fused kernel: One pass, no extra memory traffic

The solution for this is simple: we can “fuse” these two operations into a single kernel, eliminating redundant memory access. Instead of storing C after matmul(), we apply relu() immediately inside the same loop:

# Fused kernel: Matrix multiplication + ReLU in one pass
def fused_matmul_relu(A, B):
    # Initialize result matrix to zero.
    C = [[0] * N for _ in range(N)]
    for i in range(N):
        for j in range(N):
            sum = 0
            for k in range(N):
                sum += A[i][k] * B[k][j]  # Compute matmul
                
            # Apply ReLU in the same loop!
            C[i][j] = max(0, sum)
    return C  # Only one read/write cycle

# Compute in a single pass, no extra memory.
C = fused_matmul_relu(A, B)

While the benefi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varies by hardware and matrix size, the results can be profound: sometimes 2x better performance! Why is this the case? By fusing the operations:

• ✅ We eliminate an extra memory write/read, reducing pressure on memory bandwidth.

• ✅ We keep data in registers or shared memory, avoiding slow global memory access.

• ✅ We reduce memory usage and allocation/deallocation overhead, since the intermediate buffer has been removed.

This is the simplest example of kernel fusion: There are many more powerful transformations, and AI kernel engineers have always pushed the limits of optimization (learn more). With GenAI driving up compute demand, these optimizations are more critical than ever.

Great performance, but an exponential complexity explosion!

While these sorts of optimizations can be extremely exciting and fun to implement for those who are chasing low cost and state of the art performance, there is a hidden truth: this approach doesn’t scale.

Modern machine learning toolkits include hundreds of different “operations” like matmul, convolution, add, subtract, divide, etc., as well as dozens of activation functions beyond ReLU. Each neural network needs them to be combined in different ways: this causes an explosion in the number of permutations that need to be implemented (hundreds of operations x hundreds of operations = too many to count). NVIDIA’s libraries like cuDNN provide a fixed list of options to choose from, without generality to new research.

Furthermore, there are other axes of explosion as well: we’ve seen an explosion of new numerics datatypes (e.g. “float8”), and of course, there is also an explosion of the kind of hardware that AI should support.

Just three dimensions of complexity

Early AI compilers: TVM

There are many AI compilers, but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most successful is TVM - the “Tensor Virtual Machine”. This system took models from TensorFlow/PyTorch and optimized them for diverse hardware, i.e. by applying kernel fusion automatically. This project star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y Tianqi Chen and Professor Luis Ceze in about 2016, and delivered a number of innovative results and performance wins described in the 2018 paper that outlines the TVM architecture. It was open sourc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Apache project.

Across its journey, TVM has been adopted by hardware makers (including public contributions from companies like ARM, Qualcomm, Facebook, Intel, and many others) across embedded, DSP, and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TVM’s core contributors later founded OctoAI, which NVIDIA acquired in late 2024—giving it control over many of the original TVM developers and, potentially, the project’s future.

Source: Apache TVM

TVM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the AI compiler industry, bu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t? Here are my key takeaways. Disclaimer: although TVM was a user of LLVM and I had great interest in it, I was never directly involved. This is my perspective as an outsider.

Wasn’t able to deliver performance on modern hardware

TVM struggled to deliver peak performance on modern AI hardware, particularly as GPUs evolved toward TensorCores and other specialized acceleration. It added support over time but was often late and failed to fully unlock performance. As such, it suffered from one of the same problems as OpenCL: You can’t deliver performance if you can’t unlock the hardware.

Fragmentation driven by conflicting commercial interests

Unlike OpenCL, TVM wasn’t just a specification—it was an actual implementation. This made it far more useful out of the box and attracted hardware vendors. But fragmentation still reared its head: vendors forked the code, made incompatible changes, and struggled to stay in sync, slowing progress. This led to friction executing architectural changes (because downstream vendors complained about their forks being broken), which slowed development.

Agility is required to keep up with rapid AI advances

A final challenge is that TVM was quite early, but the pace of AI innovation around it was rapid. TensorFlow and PyTorch rapidly evolved due to backing by huge companies like Google, Meta, and NVIDIA, improving their performance and changing the baselines that TVM compared against.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though, was GenAI, which changed the game. TVM was designed for “TradAI”: a set of relatively simple operators that needed fusion, but GenAI has large and complex algorithm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hardware—things like FlashAttention3. TVM fell progressively behind as the industry evolved.

Les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ut still material), TVM also has technical problems, e.g. really slow compile times due to excessive auto-tuning. All of these together contributed to project activity slowing.

Today, NVIDIA now employs many of its original leaders, leaving its future uncertain. Meanwhile, Google pursued its own vision with OpenXLA…

The XLA compiler from Google: Two different systems under one name

Unlike TVM, which started as an academic project, XLA was built within Google—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AI companies, with deep pockets and a vested interest in AI hardware. Google developed XLA to replace CUDA for its (now successful) TPU hardware, ensuring tight integration and peak performance for its own AI workloads. I joined Google Brain in 2017 to help scale TPUs (and XLA) from an experimental project into the world’s second-most successful AI accelerator (behind NVIDIA).

Google TPU (source)

Google had hundreds of engineers working on XLA (depending on how you count), and it evolved rapidly. Google added CPU and GPU support, and eventually formed the OpenXLA foundation. XLA is used as the AI compiler foundation for several important hardware projects, including AWS Inferentia/Trainium among others.

Beyond code generation, one of the biggest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XLA is its ability to handle large scale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At extreme scale, the ability to train with many thousands of chips becomes essential. Today, the largest practical models are starting to require advanced techniques to partition them across multiple machines—XLA developed clean and simple approaches that enable this.

Given all this investment, why don’t leading projects like PyTorch and vLLM run GPUs with XLA? The answer is that XLA is two different projects with a conflated brand, incentive structure challenges for their engineers, governance struggles, and technical problems that make it impractical.

Google uses XLA-TPU, but OpenXLA is for everyone els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XLA exists in two forms: 1) the internal, closed source XLA-TPU compiler that powers Google’s AI infrastructure, and 2) OpenXLA, the public project for CPUs and GPUs. These two share some code (“StableHLO”)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de (and corresponding engineering effort) in XLA is Google TPU specific—closed and proprietary, and not used on CPUs or GPUs. XLA on GPU today typically calls into standard CUDA libraries to get performance. 🤷

This leads to significant incentive structure problems—Google engineers might want to build a great general-purpose AI compiler, but their paychecks are tied to making TPUs go brrr. Leadership has little incentive to optimize XLA for GPUs or alternative hardware—it’s all about keeping TPUs competitive. In my experience, XLA has never prioritized a design change that benefits other chips if it risks TPU performance.

The result? A compiler that works great for TPUs but falls short elsewhere.

Governance of OpenXLA

XLA was released early as an open source but explicitly Google-controlled project. Google’s early leadership in AI with TensorFlow got it adopted by other teams around the industry. In March 2023, the project was renamed to OpenXLA with an announcement about independence.

Despite this rebranding, Google still controls OpenXLA (seen in its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doesn’t seem to be investing: there are declining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and the OpenXLA X account has been inactive since 2023.

Technical challenges with XLA

Like TVM, XLA was designed around a fixed set of predefined operators (StableHLO). This approach worked well for traditional AI models like ResNet-50 in 2017, but struggles with modern GenAI workloads, which require more flexibility in datatypes, custom kernels, and hardware-specific optimizations. This is a critical problem today, when modern GenAI algorithms require innovation in datatypes (see the chart below), or as DeepSeek showed us, at the hardware level and in nove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Datatypes supported in vLLM 0.7 by hardware type (source)

As a consequence, XLA (like TVM) suffers from being left behind by GenAI: today much of the critical workloads are written in experimental systems like Pallas that bypass the XLA compiler, even on TPUs. The core reason is that in its efforts to simplify AI compilation, XLA abstracted away too much of the hardware. This worked for early AI models, but GenAI demands fine-grained control over accelerators—something XLA simply wasn’t built to provide. And so, just like TVM, it’s being left behi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VM and XLA

I take pride in the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s we proved in XLA-TPU: XLA supported many generational research breakthroughs, including the invention of the transformer, countless model architectures, and research and product scaling that isn’t seen anywhere else. It is clearly the most successful non-NVIDIA training and inference hardware that exists, and powers Google’s (many) leading AI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hough I know less about it,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TVM’s contribution to compiler research, autotuning and powering many early AI systems.

That said, there is a lot to learn from both projects together. Going down the list of lessons learned from OpenCL:

• “Provide a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They both provide a useful implementation, not just a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like OpenCL. 👍

• “Have strong leadership and vision”: They have defined leadership teams and a vision behind them 👍. However, OpenXLA’s vision isn’t aligned with hardware teams that want to adopt it. And like many Google projects, its long-term prospects are uncertain, making it risky to depend on. 👎

• “Run with top performance on the industry leader’s hardware”: Neither XLA nor TVM could fully unlock NVIDIA GPUs without calling into CUDA libraries, and thus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y are “good” on other AI accelerators without similar libraries to call into. 👎 XLA on TPUs does show the power of TPU hardware and its greater scalability than NVIDIA hardware. 👍

• “Evolve rapidly”: Both projects were built for traditional deep learning, but GenAI shattered their assumptions. The shift to massive models, complex memory hierarchies, and novel attention mechanisms required a new level of hardware-software co-design that they weren’t equipped to handle. 👎 This ultimately made both projects a lot less interesting to folks who might want to use them on modern hardware that is expected to support GenAI. 👎👎

• “Cultivate developer love”: In its strong spot, XLA provided a simple and clean model that people could understand, one that led to the rise of the JAX framework among others. 👍👍 TVM had cool technology but wasn’t a joy to use with long compile times and incompatibility with popular AI models. 👎

• “Build an open community”: TVM built an open community, and OpenXLA aimed to. Both benefited from industry adoption as a result. 👍 “Avoid fragmentation”: Neither project did–TVM was widely forked and changed downstream, and XLA never accepted support for non-CPU/GPU hardware in its tree; all supported hardware was downstream. 👎

The pros and cons of AI compiler technology

First-generation AI frameworks like TensorFlow and PyTorch 1.0 relied heavily on hand-written CUDA kernels, which couldn’t scale to rapidly evolving AI workloads. TVM and XLA, as second-generation approaches, tackled this problem with automated compilation. However, in doing so, they sacrificed key strength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extensibility for custom algorithms, fine-grained control over hardware, and dynamic execution—features that turned out to be critical for GenAI.

Beyond what we learned from OpenCL, we can also add a few wishlist items:

• Enable full programmability: We can’t democratize AI if we hide the power of any given chip from the developer. If you spend $100M on a cluster of one specific kind of GPU, you’ll want to unlock the full power of that silicon without being limited to a simplified interface.

• Provide leverage over AI complexity: The major benefit of AI compilers is that it allows one to scale into the exponential complexity of AI (operators, datatypes, etc) without having to manually write a ton of code. This is essential to unlock next generation research.

• Enable large scale applications: The transformative capability of XLA is the ability to easily scale to multiple accelerators and nodes. This capability i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largest and most innovative models with ea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UDA never really cracked.

Despite the wins and losses of these AI compilers, neither could fully unlock GPU performance or democratize AI compute. Instead, they reinforced silos: XLA remained TPU-centric, while TVM splintered into incompatible vendor-specific forks. They failed in the exact way CUDA alternatives were supposed to succeed!

Maybe the Triton “language” will save us?

But while these compilers struggled, a different approach was taking shape. Instead of trying to replace CUDA, it aimed to embrace GPU programming—while making it more programmable.

Enter Triton and the new wave of Python eDSLs—an attempt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UDA’s raw power and Python’s ease of use. In the next post, we’ll dive into these frameworks to see what they got right, where they fell short, and whether they finally broke free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Of course,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The CUDA Empire still reigns supreme. But why? And more importantly—what can we do about it?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George Santayana

Perhaps one day, compiler technology will alleviate our suffering without taking away our power. Until next time, 🚀

第七部分：Triton 等 Python DSL 语言如何？

AI compilers struggle with a fundamental tradeoff: they aim to abstract low-level details for usability and scalability, yet modern GenAI workloads demand programmability and hardware control to deliver top performance. CUDA C++ provides this level of control, but it’s notoriously unwieldy and painful to use. Meanwhile, AI development happens in Python—so naturally, the industry has tried to bridge the gap by bringing GPU programming and Python together.

But there’s a catch: Python can’t run on a GPU. To bridge this gap, researchers build Embedded Domain-Specific Languages (eDSLs)—Python-based abstractions that look like Python but compile to efficient GPU code under the hood. The idea is simple: give engineers the power of CUDA without the pain of C++. But does it actually work?

In this post, we’ll break down how Python eDSLs work,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take a close look at Triton—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pproaches in this space—and a few others. Can Python eDSLs deliver both performance and usability, or are they just another detour on the road to democratized AI compute?

Let’s dive in. 🚀

What’s an Embedded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eDSL)?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s are used when a specific domain has a unique way to express things that makes developers more productive—perhaps the most well known are HTML, SQL, and regular expressions. An “eDSL” is a DSL that re-uses an existing language’s syntax—but changes how the code works with compiler techniques. eDSLs power many systems, from distributed computing (PySpark) to deep learning frameworks (TensorFlow, PyTorch) to GPU programming (Triton).

For example, PySpark lets users express data transformations in Python, but constructs an optimized execution plan that runs efficiently across a cluster. Similarly, TensorFlow’s tf.function and PyTorch’s torch.fx convert Python-like code into optimized computation graphs. These eDSLs abstract away low-level details, making it easier to write efficient code without expertise in distributed systems, GPU programming, or compiler design.

How does an eDSL work?

eDSLs work their magic by capturing Python code before it runs and transforming it into a form they can process. They typically leverage decorators, a Python feature that intercepts functions before they run. When you apply @triton.jit, Python hands the function to Triton rather than executing it directly.

Here’s a simple Triton example:

@triton.jit
def kernel(x_ptr, y_ptr, BLOCK_SIZE: tl.constexpr):
  offs = tl.arange(0, BLOCK_SIZE)
  x = tl.load(x_ptr + offs)
  tl.store(y_ptr + offs, x)

When Triton receives this code, it parses the function into an Abstract Syntax Tree (AST) that represents the function’s structure, including operations and data dependencies. This representation allows Triton to analyze patterns, apply optimizations, and generate efficient GPU code that performs the same operations.

By leveraging Python’s existing syntax and tooling, eDSL creators can focus on building compiler logic rather than designing an entirely new language with its own parser, syntax, and toolchain.

The advantage of eDSLs

eDSLs provide huge advantages for those building a domain-specific compiler: by embedding the language inside Python, developers can focus on compiler logic instead of reinventing an entire programming language. Designing new syntax, writing parsers, and building IDE tooling is a massive effort—by leveraging Python’s existing syntax and AST tools, eDSL creators skip all of that and get straight to solving the problem at hand.

Users of the eDSL benefit too: Python eDSLs let developers stay in familiar territory. They get to use the same Python IDEs, autocompletion, debugging tools, package managers (e.g. pip and conda), and ecosystem of libraries. Instead of learning a completely new language like CUDA C++, they write code in Python—and the eDSL guides execution under the hood.

However, this convenience comes with significant tradeoffs that can frustrate developers who expect eDSLs to behave like regular Python code.

The challenges with eDS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