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寻价与觅价

引言

卷一与卷二介绍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与理论，简单的，但有着复杂的变化。复杂的理论不容易再有复杂的变化，因为变化少，难以解释复杂的世事。做学生时我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后来试用于解释世事，发觉不管用，才转到集中于简单的概念与理论，用出变化，处理世界的复杂现象才感到得心应手。

简单的理论用出变化是深学问，同学们要不断地试用于解释复杂的世事，经过好些时日，才可以逐步地感到得心应手。过程中失望的日子无数，但每有所获则有难以形容的满足感。没有好奇心不宜从事科学，经济学也如是，只是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别无选择，同学们要不断地到真实世界跑。

本卷处理经济学老生常谈的两个话题：受价(pricetaking)与觅价(price searching)传统糊里糊涂地称为“竞争市场”与“垄断市场”。说是糊涂，因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竞争永远存在，只是市价有时不能不接受，有时则要寻寻觅觅才能决定。因为概念与理论用出的变化多了，这两个话题在这里的处理跟同学们学过的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真理追求的结果。

——张五常

第一章：市价的性质

市价决定在竞争下谁胜谁负，即是一个约束竞争的准则。愿意出价购买是赢家，不愿意出是输了。是否富有是另一回事。一个富人可能不购买上佳的牛奶给孩子喝；一个穷人可能购买上佳的牛奶养狗。富有的人有较多的选择是事实。

本卷分析市场交易，我要简略地再说卷一说过的，然后带到新的比较深入的层面。市场的运作不是简单的学问，可幸一律有趣。因为我考察过很多不同地方的市场，知道的现象细节跟行内的朋友知道的有相当大的差别，我要回头再说才可以比较容易地带同学们走进新的领域去。

“价”一词有几个意思。这里要分析的是“市价”，即是在市场交换物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今天的社会，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交换一般以货币或金钱做媒介，但在思考市价问题时同学们还是要从货币之外的物品或服务的交换想，想着实质交易的比率——相对价格是也。不要让货币的引进左右这想法。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是说货币与实质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有了变动，是另一个话题，我要到卷五分析货币制度时才处理。

美丽的均衡是小骗

老师阿尔钦说过一句我曾经几次提及的话：“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在《科学说需求》中我分析了在竞争下市价或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那不是圆满的分析。我是从一个逻辑上不可能错的均衡点出发，回头以堆砌的方法推理，骗一下同学。不是骗很多，骗一点。不能不骗，因为在那里深入地分析市价同学们不会读得懂。

该均衡点是竞争下的均衡，说不同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相等，而这相等的边际用值再等于市价。逻辑上这老生常谈的均衡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引进生产，这相等要再加上边际产出成本，也美丽。困难起于我们问：是什么样的局限会导致这美丽均衡的出现呢？要是我们假设交易费用不是零，这均衡说的“边际”相等当然不会出现。要是我们假设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不会出现，更勿论市价了。我在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四节——《市场节省了些什么？》——探讨了这个问题。再深入的分析要从科斯定律说起，那是卷四的话题。这里只能说，上述的美丽均衡点可以用作一个思想的憩息处，加进交易费用会有另一个不同的均衡；从另一端看，我们可采用卷二第八章第四节的方法，把交易或制度费用从高处减下来，找到另一些均衡。

解释经济现象永远是把局限条件或加或减，务求这些局限的变动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均衡不是事实，无从观察，不同的均衡点是让我们在这里那里憩息一下，站住了脚再想下去。

第一节：市价约束竞争

阿师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一九六三年我听到时如中电击。是在课堂上听到的。这句话影响了我后来在经济学上的发展，使我在“租值消散”的思维上走得比其他人远（见《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二与第三节及《收入与成本》第八章）。卖花当然赞花香，我今天认为不深入地理解租值消散的多种含意，经济体制的运作不容易全面掌握。

市价决定什么？阿师之见，是市价决定在竞争下谁胜谁负，即是一个约束竞争的准则。愿意出价购买是赢家，不愿意出是输了。是否富有是另一回事。一个富人可能不购买上佳的牛奶给孩子喝；一个穷人可能购买上佳的牛奶养狗。富有的人有较多的选择是事实。不是说笑，我今天还拥有的、不容易买到胶卷的名牌照相机，可能多过地球上的首富；我拥有名贵墨水笔七支，稿纸的讲究可能冠绝天下。但我用的手机九年前以三百大元人民币购得，不坏不换，一位朋友看不过眼，要送我一部有神奇功能的，我婉却了。我是个对先进科技有抗拒感的古人。

唯一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

这就是市场。你在早上多吃一只鸡蛋，地球上总有另一个人少吃一只——在竞争吃鸡蛋这玩意上你把这个人杀下马来。市价是决定竞争胜负的一个准则。《科学说需求》第三章解释过，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有多种，市价只是其中之一。后者是个很特别的准则，因为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一七七六年斯密说得好：“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获这你需要的，是每次交易的意思。”你要拿出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来换取另一些，而这换取的比率称市价。盗窃不论，打家劫舍不谈，你拿出来交换的要不是自己的产出，就是他人的产出到了你手上（例如亲友送给你的礼物或金钱），而这产出代表着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换取他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行为，交换的比率是市价。

阿尔钦当年可没有带到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去。但他提到，如果以市价来决定竞争胜负这个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一九六六年我研究佃农的分成率受到政府管制时，看到类似公海捕鱼那种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跟着研究香港的租金管制，发觉租值消散的现象来得明显。再跟着研究一般的价格管制，同事巴泽尔和我达到的共识，是政府管制着市价，其他会出现的竞争准则——例如排队轮购——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出现租值消散：排队的时间成本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这里牵涉到的学问不浅，因为市价受到压制，会出现的其他竞争准则可以有多种，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们要推断哪种准则会出现。这是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三节作了初步介绍，跟着在卷四《制度的选择》会再深入地讨论。这里详述是近于题外话了。不要忘记，本章写的不是市场，而是市价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ice 是也。

简言之，在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是《价格管制理论》的主旨，这理论不仅让我在一九八一年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也让我明白昔日中国的体制运作，知道以等级界定权利与走后门等行为都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

产权经济学之父

我认为阿尔钦被行内朋友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是源于他的“价格决定什么”的思维。价格既然被视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那么有关的游戏规则是些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产权制度。一九六五年跟阿师研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得到的共识是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早些时，科斯提出的角度略为不同：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其实是一样，一九二四年奈特说的也是一样——英雄所见略同也。这些思维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个老问题：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一时间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不能不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这项极不容易处理的局限。本章开头说的美丽均衡变得肤浅了，不到位。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问：市场节省了些什么？答案是节省了租值的消散。租值消散是一组交易费用，市场的形成与运作有另一组交易费用。市场的出现，基于前一组高于后一组。不久前我对沃因（Lars Werin）及巴泽尔说，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为什么有市场这个基础问题要到区区在下才找到圆满的答案呢？

第二节：看不见的手的阐释

经济学鼻祖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说个人各自争取私利，通过市场的运作，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自己也不知道。没有意图改进社会，但社会却被改进了，比有意图改进的效果还要好。斯前辈于是说，这个人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改进了他毫无意图改进的社会。是数世纪一见的大师想出来的真理，我们今天高山仰止。

新古典的贡献

后来的学者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理念上作出了几方面的补充。首先，源于斯密的思维，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推出较为严谨的需求与供应的分析，有系统地指出市价的变动会引导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的变动。即是说，某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生产者就转到该产品去。这个市价引导资源使用的观点是对的，支持的事实多得很，其中最明显是农业的运作。

在神州大地，除了轮植需要的约束，农民对农产品物价变动的反应非常快。猪价急升，养猪的农户立刻增加；哪些蔬菜叫价好，培植增加是立刻的选择。养淡水鱼的选择同样明确：渔农是不断地跟进不同类别之价及饲料之价。

这其中有一个经济学不容易处理的麻烦。农产品的市价变动不能全部以成本及需求的变化来解释。显然地，农民的取舍选择往往是基于不准确的市价预期：因为市价变动而促成的一窝蜂行为有时导致某些物品产出太多，或某些产出太少。有期货市场的物品不多，而期市的运作是把未来的讯息预期提早集中运用，原则上会减少市价的波动，但其效应不是那么明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货市场集中预期讯息的处理能否减小市价的波幅，是大有争议的话题，实证研究的报告多，但结论不明显。阿尔钦和我的共识，是期市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小市价变动的波幅，但除了期市合约可以协助保障投资产出的人，拉平市价的波幅期市办不到。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讯息不足的局限，就是不牵涉到时间也不容易处理，何况产出投入的调整需要时间。然而，市价变动带动资源使用的变动是无可置疑的。见到市价变动而管制市价是蠢政策，或是利益团体喜欢做的浑水摸鱼的行为。历史的经验，满是价管导致灾难的例子，而放弃市场会导致民不聊生是人类历史的规律。

科斯问得好

后来的学者给看不见的手的第二项补充，起自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科斯当时二十岁出头，分析不够老到，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市场由市价引导资源使用，公司由经理人指导资源使用，这是为什么？这是问为什么资源使用的引导有时从看不见的手转到看得见的手那边去。他的解释，是某些生产活动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这观点有争议，大师如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不同意，但我认为大致上对。后来我在件工合约的运作上作了深入的调查，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把科斯之见作了大幅的修改与补充。属卷四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看不见的手，市价的引导其实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要经得起相当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才会出现：产权界定的费用、量度的费用、讯息的费用、法律及合约的费用，等等。另一方面，经得起这些费用而出现的市价还可以误导。科斯和我认为，公司的看得见的手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性质上是类同的，我们因而反不反对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甚或计划经济。我们不同意的是一个逻辑上的要点：分明可以由市价引导的经济活动，因为愚蠢或谋取私利或权力，好些人提出逻辑欠通的反对市场或市价的建议。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再要提到的对看不见的手的补充，是哈耶克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哈氏之见，是科学知识是集中的，集中在一小撮研究者，但市场运作需要的知识却是分散的，市价的厘定与市场的运作需要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及产出者提供自己拥有的知识或需求的取舍。哈氏之作针对的，是当时兰格（Oskar Lange）等人反对市场，支持政府策划，但哈氏认为政府不可能搜集那么多的分散了的讯息。这观点当然对。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跟弗里德曼研讨市场及市价时，他在哈耶克的思路上作了两点补充。弗老之见，是不管市场的人对自己的所知怎样守秘自珍，只要他们通过市场购入或沽出，某程度市价会被影响了，反映着他们的知识传到市场上去。弗老提出的第二点，是一个人最怕做的事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在市场亏蚀是惩罚，获利是奖赏，而市价的或升或降是有着奖赏与惩罚的效能。换言之，从市价变动那方面看，惩罚与奖赏皆出自看不见的手。

讯息麻烦假说有趣

不要以为市价的变动是万无一失的。上文提到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市价的变动往往不准确地反映成本与需求的变化，而尽管如此，市场对人民生活的贡献极为庞大可以肯定。

论及市价，讯息费用惹来很大的麻烦。这项局限极不容易处理，但奇怪，我们可以不大困难地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有趣假说。这是本卷第八章的话题，从玉石市场到艺术收藏到讨价还价到冒牌货到炒黄牛到寻花问柳，等等，皆过瘾精彩。我认为施蒂格勒一九六一年发表的、后来获诺贝尔奖的《讯息经济学》不到位。施兄认为同样物品，其市价有变差（即方差，variance），市场的人于是到处搜寻。然而，市价的变差是市民搜寻的结果，不是原因。购买物品的市民喜欢打价或议价是事实，也牵涉到我在本卷第八章分析的、不容易解释的讨价还价的行为，但他们一般不会知道物价的变差之数为几也。

第三节：造势与造价

关于市价或价格的行为或现象，经济学传统分受价（price taking）与觅价（price searching）两类。没有谁注意到造价（price making）。造价不罕有，也有趣。这是出售的人刻意地把价格造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成果。一般人的意识是价高代表着质量好，而有些顾客以讨价还价的方法把高价压至低价购入，喜上眉梢，其实不相宜。

价高反映需求高

从市场的一般现象看，价高代表着质量高，不一定对，但通常对。我曾经叫女秘书购买一元一支的圆珠笔，她买回来的是三元一支，认为教授不应该用一元的劣品。其实我偏偏是要一元那种。一般而言，在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下，价高不仅代表着质量高，也协助炮制有市场需求的形象。这就带到一个问题：价高一方面给顾客的印象是质量高，另一方面给顾客的印象是需求高，是哪一方较为重要地促成把价造高的行为呢？

二者皆造高价的因素，但相比之下，我认为把需求形象造高那方面有较大的决定性。原因是这样的。在低档次市场往往见到的开天杀价的行为不论——算不上是这里要分析的造价——造价的行为一般只出现于那些耐用、购买后可以再沽出去的物品。楼房是一例，艺术收藏品也是一例。这两类物品（楼房也是物品）造价的行为最常见，理由是购买的人希望这些物品“保值”，有需要时可以卖出去，尤其是卖出去时有机会赚价。把价造高，出售者是要炮制成行成市的形象，或市场的需求大，容易再卖出去。这解释了为什么造价 的行为好些时连带着造势。

转谈造势吧。香港与内地的房地产市场造势常见。建筑商卖楼花时喜欢制造出众多买家要抢购的情况，手法不一。有时出钱请人排队看楼，装模作样，有时说只出售多个单位的一小部分，话犹未了又加销；有时把红点贴在多间楼宇单位的号数上，还未卖出也说是卖出了。股票市场也有造势的现象。新股发售，代销商可能制造万人轮购的大场面，无知的妇孺排队通宵达旦，根本不知买的是些什么。

造势不限于容易转售、有机会赚价的物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需求。上世纪七十年代，芝加哥某银行启业，只登一小广告，说先到先得，首二千名每人可获美元二十。结果是排队的无业游民数以千计，搞得交通大乱。派出去的钱合共四万美元，换得报章头条，是否明智很难说。

讯息费用有决定性

读到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需求”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变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需求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后者是指需求曲线不动，只是价格变动时需求量按着需求定律而变。换言之，原则上，说某物品的“需求”变动，是指该物品的需求量变动起于价格变动之外的因素。

我在上文说造高价会炮制需求上升的形象，是违反了经济学的基础原则吗？没有，因为讯息的局限转变了。在《科学说需求》第六章我提及，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他以很低之价向你出售一粒两克拉的钻石，你不会买，甚至连看也懒得看。在一间名贵的商店，你可能以十倍之价购买。天晓得，虽然那街上人向你推销的属真货的机会甚微，但就算是真货甚或是精品你也不会买。讯息费用存在，你不懂得鉴别钻石，就是懂得也有太多的疑问。

上述的钻石例子是刻意地夸张了。某程度讯息费用的存在对物品需求的影响有其一般性。减价推销是市场的惯例——这是需求定律——但一个推销的人不会那样傻，在大事造势、高呼市场需求甚殷的情况下，会加进割价销售的矛盾。炮制市场需求大的形象要把价造高。

上文提到，造价最常见于那些耐用的、购入的人可以再卖出去的物品——例如楼房与艺术收藏品。成行成市的形象重要。那所谓“行头窄”的物品不容易造价，因为有成本，造不过。上文谈及地产商造势的手法，造价呢？他们喜欢先把一部分单位给有关的人士“认购”，然后选一些较佳的单位以高价卖给有关系的人，而此价也，有多少水分不公开。

最常见造价的地方是艺术品的拍卖行，因为拍卖的成交价会公告天下。是力度不凡的宣传，虽然对拍卖深有认识的老手不难知道哪件物品牵涉到造价。已故的艺术家的作品被人造价的机会较少。拍卖造价的行为我会在第八章第六节较为详细地讨论。

第四节：价格偏差的压力

一九七五年我从西雅图到香港度假长假时，要看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委托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购票。该友奔跑了半天后，说上佳座位的门票销售一空，他无能为力，认为档次低的我不会有兴趣。我早就意识到优质的座位有先满的惯性，含意着优座票价虽然比劣座的为高，但先满是显示着偏低了。

优座票价偏低带来的灵感

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票价划一，顾客先到先选，于是优座先满。我说的是座位与票价分级别，优座价较高，但先售罄。我也察觉到当黄牛票的炒卖出现时，优座票价提升的百分率通常高于劣座的——而事实上，炒黄牛通常只炒优座之票。座位分级别而定不同之价，其交易费用会比票价划一的安排为高，但既然票价分了级别，把优座之价再提升不会增加交易费用。难道票房的老板不要多赚一点钱吗？

优座票价偏低这个现象可不是先由我发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喜欢听音乐演奏的朋友都有优座票难求的共识。也是那时，老师阿尔钦察觉到一年一度的“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最佳座位的票价因为偏低而难求。他的解释是非牟利的运作使然。当时芝加哥的音乐演奏也往往是非牟利性质，阿师的假说被引用到课本上去。但非牟利的优座票价可以偏高，因为购票的人以之作为慈善捐助可以减税，票价提升有助。非牟利之说不容易成立，因为优座票价偏低在香港出现。在香港，非牟利的行为是不容易想象的。

跳座假说一般化

我当时想到的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防止跳座。买了廉价劣座票的人，可以开场后偷偷地转到优座那里去。如果优座票价偏低，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座位，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一九七五年香港电影院的座位以优劣分级别，票价不同。楼下分三级，楼上分两级。我花了十多个晚上跑多家电影院，主要是查察在售票处很容易见到的不同座位级别的销售情况，想好了如何验证防止跳座这个假说，方法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二节谈及，这里不再说。

一九七六年，阿师退休，为他举办研讨会议的朋友求文，我花了两个晚上写好了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是反对阿师之见而动笔的。阿师后来把该文捧到天上去，显示着大师的风度。在该文的结尾处我是这样说的：

面对竞争时，一个人的行为往往要依靠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而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回应，无疑是重要的。但那不是唯一的回应。所有参与合约的人可能获利——如果减低价格可以促长约束竞争的行为。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竞争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有效地以减价的方法引进。

香港茶楼与香港置地

该文还提到其他例子，例如当时香港的茶楼在午餐时喜欢让等位的顾客站在正在进食者的旁边，使进食者吃得不舒服，早点结账（不这样处理可收较高价）。可能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一九六八年香港置地公司的一宗官司。该公司是香港中环的商业楼宇的最大业主，只租不卖。在法庭陈词中，置地公司的经理直认他们收的租金比同级的商业楼宇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排队等位的租客，现存的租客会较为遵守公司定下来的规则，交租金会比较准时。置地公司是英资的，提供的商业楼宇档次高，由老外经营管理其费用比华资的高，调低租金，让“健康的排队”施压于租用者是比较容易管理的。

效率工资的赶驴子故事

一些行内朋友认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一文触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我的主旨，是出售者把价定得偏低，给购买者施压；效率工资的主旨，是购买者（雇主）把价（工资）定得偏高，给出售者（员工）施压。

效率工资理论是一个赶驴子的故事。要驴子跑得快，我们在它前面挂着红萝卜，在它后面拿着棍子。该理论说，雇用员工，把工资提升至高于可以聘请到之价，使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工作，是萝卜。另一方面，因为市场有其他求职的人，较高的工资求职者众，对被雇者来说是棍子的压力了。效率工资理论被用作解释失业的现象。因为雇主主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雇主恐怕拿开了萝卜与棍子员工会散漫起来，生产力因而下降。

五点难以自圆其说

奇怪效率工资这个谬论可以大行其道。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雇主提升工资员工当然高兴，但把工资下调一定有怨声。不管什么萝卜、棍子，工资下调远比上调困难是事实，而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四节解释过，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量之价，时间本身不是产品。解释失业这“委托”性质是重点，是效率工资以外的话题。

二、如果刊物大幅提升我的稿酬，我的文章会写得格外用心。刊物老板会打自己的算盘，要购买哪个档次的文稿他 会自作打算。原则上，任何工资皆萝卜，而在竞争市场下，竞争的本身是压力，棍子是也。提出萝卜与棍子是毫无新意的。

三、效率工资不仅没有提供线索指出哪部分工资是萝卜哪部分是棍子，也没有指出哪部分是高于市场工资的。只说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员工之价，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因为不同员工的质量千变万化，这观点永远对。不要忘记，我提出的香港置地及座位票价的例子，其价格的偏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真有其差，但说效率工资偏高则无从观察，正如一个写手的稿酬是否偏高只有天晓得。

四、效率工资理论说经济不景，工资顽固难下，所以失业增加。摆明互相矛盾。萝卜与棍子的成本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工资不减，萝卜与棍子的成本代表着的监管费用是上升了。怎么可能呢？香港置地使用的棍子可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五、二〇〇〇年，曾获诺奖的牛津大学主将 J. A. Mirrlees 到香港大学讲述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我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正在盛行的合约是件工或基本工资加奖金或分红。这些其他合约你的理论不管用吧。”他同意奖金或分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肯定件工合约是否否决了他的理论。（当然是否决了，见拙作《收入与成本》第一章。）

经济学者不重视真实世界的市场运作，由来已久，对不同的合约安排近于一无所知。他们喜欢坐在办公室内，以数学方程式试图解释他们想象着的世界。这是可悲的学问了。

第五节：泡沫的阐释

二〇一〇年某媒体问中国的楼市有没有泡沫，我说不知道。他们翻出来的大字标题是：张五常说楼市没有泡沫。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吧。不知为不知。二〇一一年北京推出的压制楼价政策，吵得厉害，要求我分析的四方君子无数。知之为知之，我把自己知道的说说吧。

当时北京推出压制楼价的政策是严厉的，此前我没有听过这种压法，人类历史可能没有出现过。北京本市的最严厉，上海次之。重庆也推出，详情我没有跟进；其他楼价上升得快的城市据说会接着推出，严厉程度各各不同。考虑征收物业税之外，阻吓力更强的，是在北京市买楼要拿出在该市工作满五年的证据，本市的人最多限拥有两间住宅单位，外来的限一间。住宅之外的楼宇不管。

原则上，北京推出的政策可以很严重，而如果全国推行可以是灾难性。手头上资料不足，无从肯定，一个猜测是楼市的中介公司容易纷纷关门，建筑工人容易纷纷失业。从经济原则的角度看，北京推出的政策是违反了市场引导土地使用的规律。另一方面，我明白北京忧心楼价不断上升的原因，但认为有较佳的处理方法。

少林寺叛徒的看法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出自两间自由市场少林寺的叛徒。是的，我认为市价可以误导。市价指导资源的有效使用，老生常谈，一般对，但可以错。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个不可能错的原则：人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积蓄要放进一些仓库去，作为财富累积。一般而言，比较可取的仓库是房地产。我在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四章提出的仓库理论重要。前人分析财富累积忽略了仓库的考虑。

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冠于地球，市民要把他们花不掉的钱放到哪里去呢？股市我真的不明白。早一年中国的股市表现全球最差或近于包尾。收藏品的表现好，但好于收藏的瘾君子只是一小撮。楼市的表现也好，而北京当时显然认为是好过头了。

读到的言论，是北京的朋友担心楼价升得太快，因而要打压，出于两点。其一是楼市的不断上升可能出现泡沫，一下子暴跌会是灾难。其二是楼价的急升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穷人没有买楼，楼价上升他们无缘享受，有所不公也。

楼市泡沫及贫富分化是两个大难题。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两大难题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北京没有理由压制楼市。楼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如果没有泡沫，穷人也买了楼，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这假设下，压制楼市是压制财富，而如果这压制全面生效，经济的增长率一定会大幅下降。

假设楼市没有泡沫是假设楼价没有过高。经济学的困难是很难判断楼价是否过高。这是因为楼价不是现有租金或租值的折现，而是预期租值的折现。另一方面，有些人买楼不管什么租值不租值，也不管折现不折现，只是见人买就跟着买，希望升值。这是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的行为，是另一种“泡沫”。这里不论了。

二〇一一年的中国，市场的迹象显示有通胀预期，但不严重，而北京要压制通胀的决心明显。见到的情况，是住宅楼宇的每年租金约楼价的百分之二强，商业及工业楼宇约百分之五六。这样衡量，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验比较，中国的楼价不算高得脱了节的。

日本与美国的不幸经验

经济学的“泡沫理论”多得很，没有可靠的。市场之价可以暴升暴跌，称之为“泡沫”可以接受，但怎样解释呢？如果经济学者真的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他们早就发了达。我敢打赌，经济学的泡沫大师们一般是输多赢少。

这里先谈两个很可能是当时北京的朋友恐惧的例子。恐惧，因为这些例子示范着的，是楼市暴跌不仅拖垮经济整体，而且复苏不易。其一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楼市暴跌后，到今天经济整体没有真的复苏过来。其二是二〇〇八年的美国，时日不是那么久，楼市暴跌后复苏约六年。

日本的楼市一九八六年底开始暴跌，之后四分一个世纪没有真的上升过。二〇一三年我向一位跟进日本楼市的朋友问价，得到的数据是二〇一二年日本楼价与中国的刚好打平。这是以美元算。四分一个世纪，其间有通胀，可见当年日本的楼价是高得多么惊人。当年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在东京，平民老百姓睡的床，不是双层的那种，而是像抽屉，层层叠叠，要拉开来，钻进去，像把信装入封似的。那是经济雄极一时的日本，其人均收入冠天下，值得炎黄子孙羡慕吗？

日本楼市悲剧的起因，是当年严禁农产品进口，使农产品之价飞到天上去。一九七五年在东京，我见到高档次的番茄零售五美元一只，温室葡萄一美元一粒，而大阪市中心的小空地竟然用作种植，不可谓不奇。禁止农产品进口有大幅提升地价之效，楼房之价因而高升。更大的不幸，是水涨船高了，工资跟着也高。本地的楼价与工资皆高，促使日资到外地下注或设厂。这资金的需要促使八十年代初期起日本银行的借贷急速膨胀，到一九八六年那里银行纷纷出事。楼价，尤其是商业楼价，急速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可以看为泡沫。

美国的压力不论，日本出外投资的大户重视日元在国际上有强势，国会因而反对以通胀之法来拆解因为楼市暴跌带来的困境。楼市暴跌是财富暴跌，依照费雪（Irving Fisher）与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市民的消费永远跟着财富的升降走。支持这理论的证据多得很。

这些年新兴的泡沫理论必定连带着货币问题，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的借贷膨胀。从观察上看，这关系是对的，尤其是货币的借贷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楼价的泡沫出现只是首当其冲的悲剧。经验的规律说楼价的急升与泡沫性地暴跌，跟借贷膨胀有肯定的关系，但不是说经济学者有可靠的泡沫理论。把市场暴跌作为泡沫看，到今天经济学者还是事后孔明，什么理论云云有点搞笑。

因为货币借贷膨胀得厉害而出现的市场“泡沫”对经济整体可以有广泛的不良影响，但这不是几百年前荷兰出现的郁金香危机那种泡沫。借贷膨胀导致楼价急升及暴跌，到今天经济学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规律是这种泡沫一定先有借贷膨胀，但借贷膨胀不一定带来市场暴跌的泡沫。昔日国民党的经验可教。另一个规律，是源于借贷膨胀然后破裂，楼市或资产之价泡沫性下跌，导致经济整体下跌后， 复苏很困难。这规律，人类历史的经验不多，不易理解，我会在结语时试做解释。

美国二〇〇八年（其实较早）出现的金融危机是另一个借贷泡沫的例子。那里的政府希望居者有其屋，联储局鼓励低息借贷，格林斯潘说中国货进口相宜，稳定着美国物价。不到十年美国的总借贷额上升了约三倍。格老可没有想到，通过金融工具衍生出来的是毒资产。二〇一一年初某机构估计说，泡沫破裂美国的总财富下降了约百分之三十，楼价平均下跌了约一半。

中国的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楼价下跌得厉害。上海比较高级的楼价从人民币二万六千元一平方米下降至八千，有更为极端的例子，其他大城市的跌幅比率类同。理由明确：朱镕基大手调控，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控到负百分之三的通缩。这样导致的楼价跌幅不能说是泡沫：政府是明知故“犯”的。那次楼价暴跌，把财富再分配，而经济增长持续强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其理由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解释过了。

问题是，上海等热门城市跟着的发展，是八年间楼价上升了约六倍！会带来泡沫吗？很难说。记得二〇〇八年，当内地的楼价从低位上升了约四倍多时，北京推出调控政策，经过大半年的调控，楼价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大家又嚷着要救楼市。

牛群直觉引起的泡沫

二〇〇八年北京推出压制楼市的政策之前，我不担心中国会出现上文提到的跟借贷膨胀有关的泡沫，因为央行紧收银根已有好几个月，楼市的走势看不到有泡沫的先兆。是牛群直觉促成的泡沫吗？应该不是。牛群直觉促成的市场泡沫通常与货币无关：市民盲目地闯，见人买就买，一窝蜂地买，跟着是一窝蜂地沽出。这种群起现象属牛群直觉的行为，高举自由市场的弗里德曼当年也同意市场可以有这样的泡沫。

历史上，牛群直觉促成的市场泡沫的例子有昔日荷兰的郁金香，有导致牛顿输身家的南海股市泡沫，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中国内地的君子兰，也有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被炒高至一千七百点后，暴跌至一百二十！这些发神经的例子跟货币政策没有明显的关系，而对经济整体没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好些历史书说荷兰的郁金香危机严重地损害了当时荷兰的经济，但五十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 Warren Scoville 作过深入详尽的考察，结论是郁金香球茎发神经地大升大跌是事实，但经济危机没有出现过。没有因为借贷膨胀而出现的泡沫，永远是经济整体的局部，为祸不大。

跟货币无关的市场泡沫的经济理论，起自一八七九年马歇尔出版的那本今天少人知道的小书（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这本书提出“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分析，可以有爆炸性的泡沫，是从物理学借过来的玩意。我不同意这种均衡理念，因为经济学的均衡不是真有其事，在真实世界无从观察。这是科学方法上的话题，我在《科学说需求》一书内手起刀落，解释过了。

牛群泡沫源自讯息不足

我认为像牛群直觉那种盲目地一窝蜂地走而导致的市场泡沫现象可以出现。尤其是股市，我认识太多的股民根本不知股票何物，更勿论什么市盈率、资产净值之类的学问了。见人买就买，见人赚钱就以为有钱可赚，而跟着一窝蜂地沽出可能促成泡沫现象的出现。楼市不会像股市那么容易地促成一窝蜂的行为，因为一间房子是什么不可能不知道。昔日荷兰的市民也知道郁金香是什么，一窝蜂地炒出泡沫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稀有品种的培植不是那么困难。

第六节：借贷泡沫与经济大萧条

二〇一四年在深圳的一次讲话中，我指出经济大萧条不应该从经济下降多少看，而是要从经济不景持续多久的角度看。经济下滑后历久不振的情况很少见，近代历史显示世界只出现过三次。其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自美国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其不景气候持续了二十多年，要到二战才把这萧条打散。其二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的因为楼市暴跌而带来的萧条，距今逾三十年还是没有见到明显的起色。其三是二〇〇八年出现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把欧洲也拖了下去。美国七年后见起色。那么快就脱难，是因为那里的联邦储备局处理得好。

在上述的三次不幸的发展中，大家久不久会听到经济复苏之说，说来说去，但还是不景依旧，政治人物的乐观言论令我们听得讨厌了。好比日本，年年都说经济有好转，但过了二十九年的二〇一六，他们竟然推出负利率意图挽救经济。这害得日本的居民纷纷购买保险箱，把钞票放在家中锁起来，不要存入银行补贴利息。钞票是最重要的货币，那里的央行当然赶着印制钞票，在此期间日元的币值逼着要在国际上升值。

我们当然不要幸灾乐祸，但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不景会持续那么久。近代历史我们只有上述的三次经验。为什么历久不景呢？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这三次经验发生之前皆出现了好一段时日的借贷膨胀，导致资产（尤其是房产）之价大升了一段时日，然后借贷的泡沫出现，导致资产之价大跌。资产或财富大跌的现象不罕有，但经济因而历久不振很少见。源于借贷膨胀了一段时日然后泡沫性地破裂，出现过三次而三次的效果也带来我说的历久不振的萧条。

真的是有着这么的一个规律吗？只三次的经验不足够，难以肯定。如果真的是一个规律，我们要怎样解释呢？我没有肯定的解释，但可以尝试。要记着，我说的经济大萧条不是指经济暴跌，而是指经济下跌后历久不振。

我要首先指出的，是借贷膨胀不是货币量膨胀，而是在债务文件的纸面上的借贷大升。考虑二〇〇八年出现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吧。这借贷膨胀不仅是多人把资产按出去借钱，再加上的是资产按出去后，拿着该债权纸的人又再把该纸（其实是一种债券）按出去。这是合法的，而据说同一贷款转按多次。如果每个借钱的人一定还钱，一项借贷转按多次没有问题，但其中一个不还钱整条债线会出现困难。借贷市场出现了很多人这样做当然会导致借贷的总量大升，但不需要有货币的供应量大升，因而没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胀。然而，资产的价值会因为借贷之量大升而大升，这借贷膨胀的破裂当然会导致资产的价值大跌。

让我转到天才费雪的基础方程式，试行解释上述的借贷泡沫带来的经济持久不景。这方程式说一个人的财富是预期的收入折现而得的：如果利率不变，预期的收入上升财富会跟着上升。这是一个“引出”的概念（a derivative concept），即是先有预期收入然后有财富。当然对。但费雪可没有说如果财富无端端地大升，预期的收入会怎样。这是大麻烦！

这样看吧。如果我拥有的房子的市价无端端地上升了一倍，那房子给我的收入预期会跟着上升一倍，因为我可以把房子卖出，把钱按市场利率借出增加自己的预期收入。问题是我的房子市值的大升（我的财富的一部分）不是基于自己的本领带来的收入，也不是基于社会的预期收入增加，而是基于市场有人愿意这样出价。经济整体的收入预期真的是上升了那么多吗？通常是，应该是，但房子的市值如果受到借贷膨胀的误导，可以一律上升一倍，而实际的生产收入预期可没有增加得那么快。

这就是经济下跌后历久不振（我称之为大萧条）的原因。假设我是个五十岁出头的人，有太太也有两个孩子，计划退休后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见到自己的房子的市值大升了好一段时日，我会为这个财富大升而计划孩子的大学费用与退休后带太太游历的享受。房子我不忙着卖出去了。然而，因为借贷膨胀而带来的泡沫，我的房子的市值跌了一半，我的计划要从头再算，生活在很多方面需要调整，而这调整需要很长时日，甚至永远不可能回复到房子价高时的乐观预期 了。

当然，我以房子为例只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其他资产也是社会的财富。因为借贷的膨胀而导致社会的财富的急升，收入的预期急升，从个人看应该对，因为他可以把资产出售而把钱借出去，但从社会的整体看是不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可以一起这样做。

借贷膨胀可以误导！我们要客观地衡量一个经济的财富是否与该经济的预期收入出现了脱节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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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信报财经月刊》，1979。

第二章：受价的行为

这些变化的蹂躏不可以埋没供应是为了需求，不能忘记需求定律界定的从镜子看的以边际用值约束着的边际成本曲线仍然是供应曲线的主要内容。

尽管当年诺斯、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的新意层出不穷，我是个不喜欢标新立异的人。重视传统，我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来源表达得明确，好让同学们能较易跟进。大家要知道的是真理，是谁先想出来不重要——这是李嘉图的传统了。然而，有点奇怪，自一九六五年在长滩任教职开始，我对经济学的看法跟传统的有分离，而这分离与日俱增，到七十年代变得我想我的，他说他的。诺斯与巴泽尔之外，对我影响很大的前辈如阿尔钦、赫舒拉发、科斯、戴维德、施蒂格勒、弗里德曼等人，一律鼓励我走自己的路。今天回顾，那是不容易想象的求学际遇了。

第一节：公司理论是重灾区

提到上述，因为这章要转到价格理论中最热门的话题：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不是科斯和我分析的关于公司何物的 nature of the firm，而是产出与在市场销售的分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钦及科斯等价格理论大师认为传统的公司理论是重灾区。受价的分析如是，觅价的分析更如是。他们当然尝试改进。我也尝试改进，但走的是自己的路。

跟马歇尔走不同的路

我跟传统的公司理论有几个地方过不去。其一是该传统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运作不重视。虽然马歇尔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跑了几年工厂，但他重视的是工资与产品价格的厘定，我认为是表面性的。一九六九年我自己开始跑厂考察时，注意力是落在合约结构那方面。自小从父亲那里听到不少关于做厂的事，而一九六九年我已经发表了《佃农理论》与《合约的选择》，写好了《合约的结构》，知道这些是经济学的重要缺环。

少了沙石再看问题

其二，从本科起我不清楚传统的公司理论假设的局限是些什么，而进了研究院，老师们回答不了我的提问：公司理论假设的交易费用局限是些什么？一九八一年，当我构思如何为伦敦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突然惊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不会出现！跟着的大难题是：市场的出现是节省了些什么交易费用呢？从一个广泛的制度费用的角度看交易费用，我要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市场协助节省的是租值的消散，而这看法要到二〇〇七年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才感到肯定。如果同学们发觉我今天的《经济解释》与十多年前写下的有好些不同之处，那主要是今天我能更深入地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交易费用。这让我把有解释力的经济理论结构从头再想，这里那里有了新的变化。思想上少了一点沙石，很多老问题有了一点不同的看法。

成本不向前看一团糟

其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司理论被阿尔钦等人认为是重灾区，主要因为传统的分析把生产成本搞得一团糟。长线短线、可变不变、自然垄断等话题大家不能接受。经济学者不是从解释世事的角度入手，而是着重于什么是无效率，什么是有效率，什么情况政府要管或不要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他们画不出来。这些麻烦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及第七章处理得满意。我坚持成本永远要向前看，大手引进租值的概念，把上头成本作了一个新阐释。同学们要回头再读这两章才能容易地跟进我对受价与觅价的分析。

第二节：受价的概念

受价一词是从英语 price taking 译过来的，是老师阿尔钦的发明，今天在行内被接受了。传统称 perfect competition（完善竞争），是一个乌托邦的思维，局限究竟是些什么要不是说得吞吞吐吐，就是没有顾及。跟受价相对的是觅价，即 price searching，也是阿师的发明。后者指垄断价格，即 monopoly pricing。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

所谓受价，是说一个生产者出售产品时不会找寻一个价格——他只是跟着该产品的市价出售。竞争市场决定了市价，他就跟着市价出售自己的产出。如果他要求之价高于市价，一件也卖不出去。低于市价他不会选择，因为只要接受市价他可以无限量地销售。他的产量为何只是受到他的边际产出成本约束着。边际成本因为增产而上升，高于市价他会亏蚀，要减产，低于市价增产有利可图。于是，边际成本等于市价是这个出售者的产出均衡点了。这里同学们要注意，如果一个生产者使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有空置，边际成本曲线不一定画得出来。这是第六章的话题。本章还是接受传统，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厘定市价。

六线相交的均衡

受价含意着的是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产量多少其平均收入与边际收入是一样，是同一平线，也跟市价相等。达到上述的均衡点，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含意着利润极大化。市价代表着市场消费者的边际用值（见《科学说需求》），所以边际用值跟边际成本看齐，代表着帕累托条件是满足了。这是经济学传统高举自由竞争市场的原因。那所谓完善的竞争市场就是受价市场了。

我们还要多把一个相等的价值放进上述的均衡点。那是平均成本。假设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这里的麻烦同学要再读《收入与成本》第六与第七章），在竞争下每个产出销售者的“碗底”接触着该销售者面对的需求平线，也即是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入等于边际收入等于市价。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于是风云际会，达到了六线（平线包括着四条线，即平均收入、边际收入、边际用值、市价）相交的市场竞争均衡，决定了每个生产者的产量。

没有盈利的两句格言

在上述的均衡点中，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入，即是总成本等于总收入，没有盈利（profit），但有利润。利润是成本投资的利息回报——要记着是向前看的成本——也即是市场给予的收入，遵守着费雪（Irving Fisher）的格言：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同样要注意的是这均衡显示着成本与收入看齐，遵守着我提出的另一句格言：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

同学们不要忘记，成本不仅永远要向前看，也是最高的代价。收入等于成本，是说生产者面对的成本等于另谋高就的回报。没有风落，盈利不会在竞争中存在。继续经营需要有利润，但不需要有盈利。在第六节我会分析归属租值，那是另谋高就的收入（成本也）之外的另一种成本，有趣的。

第三节：漠视局限人数不符

以纵轴为价横轴为量，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这是个别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对同一物品的需求，由个别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向右横加，即是每价加个别消费者的需求量。市场的需求曲线因而也向右下倾斜，遵守着需求定律。

传统的分析及格吗？

然而，受价的行为是指一个产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线。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个别出售者面对的却是平线，因而要受价。传统的解释，是受价市场有数之不尽的消费者与出售者，而个别的出售者只占同一产品的市场总量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只看横轴，好比市场需求量的一公分代表着十万件物品，而个别出售者的横轴一公分只代表着五件，相比起来后者微不足道。这样看，五件只代表着市场需求曲线上的一小点，把这小点向横拉开，转换了横轴的尺度，个别产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就近于平线一条了。近于平线但不是真的平线，推到尽头市场的量无限大而个别出售者的量无限小，后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愈推愈近于平线。大约是平出售者就要受价。

上述是传统说的竞争市场。觅价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所以要自己决定或找寻一个价，而推到尽头该产品的整个市场只有一个供应者。一个出售者供应整个市场，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市场的需求，向右下倾斜，可以加价减产或减价增产，要觅价。那是垄断，觅价因而又称垄断价格。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上述的传统分析差强人意，但从解释世事的角度看，就大有问题。在第八章我会引进讯息费用，得到的效能与传统的有很大的分离。

寡头竞争的处理

在社会中竞争永远存在，无日无之。市场的销售竞争也如是。第三章会指出，有垄断权利的机构竞争也存在，只是竞争的地带及方向有所不同。传统上，经济分析最麻烦的地方不是受价的竞争，也不是觅价的垄断，而是只有几个竞争者的寡头竞争，oligopoly 是也。可惜经济学没有出现过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寡头竞争的理论，虽然一八三八年处理双头竞争的法国大师古诺（A. A. Cournot, 1801-1877）是个顶级人物，我拜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以博弈理论处理寡头竞争再盛行。这玩意五十年代热闹过约十年，跟着销声匿迹，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卷土重来。说过了，博弈理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推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对解释行为没有用处。 我自己处理那所谓寡头竞争的法门，是从微小之别看垄断或从个别例子的局限变化衡量。例如两间店子在街头街尾卖同样的咖啡，因为地点略为不同市场有别，各自面对的需求曲线不会是平线，某程度有觅价的选择。从一般市场看，同类的产品细看有别，严格来说可以看为不同的产品，出售者可以跟着行家的价格走，也可以觅价。竞争无所不在，产品的质量有别或地区不同可以作为垄断看。一般而言，替代物品愈多面对一个出售者的需求弹性愈高，即需求曲线愈平坦。我们要看问题及需要解释的现象作取舍。同样的市场我们有时以受价处理，有时以觅价处理，要看需要解释的是些什么。有时某些局限来得特别——例如某些政府法例管制——处理的方法也跟着不同。

哈佛大师不及剑桥夫人

产品有微小之别可以作为垄断看是一九三三年哈佛的张伯伦（E. Chamberlin）发表的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垄断性的竞争理论》）的主题。那是一本红极一时的书，写得好，可惜没有经济内容。作者提供的均衡是一个几何曲线的巧合，而我认为他最大的缺失是对租值理念的掌握不到家，因而整个分析来得空洞，是定义性的玩意了。

要对同学们说的，是这里牵涉到的是很少经济学者注意，但我认为是重要的哈佛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环绕着张伯伦之作究竟有没有经济内容。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跟进这争议的后学，当年花了不少时间思考，得到启发，后来走通了自己的路。

当年在芝加哥，认为张伯伦的理论没有经济内容的主要有四个人：奈特、戴维德、施蒂格勒、弗里德曼。他们认为除了风落，市场不会有盈利（profit）——竞争受价或垄断觅价都没有盈利。他们也认为，算进租值，平均成本曲线永远会落在没有盈利的地方。弗里德曼在他的《价格理论》说得清楚：面对一个垄断者的需求曲线是该垄断者的平均成本曲线。说得有点怪，但重要。可惜弗老跟着说的不容易明白。他说一个生产者要争取极大化的是非合约的成本。其实他应该说要争取的是最高的租值。

这里也要提及，同在一九三三年，英国剑桥的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发表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同样分析张伯伦的话题。芝加哥学派与我的老师阿尔钦皆重视夫人之作，贬低张伯伦，我自己细心衡量后，意识到租值的处理是夫人胜出的地方。在《收入与成本》第五章第三节追溯租值理念的演变时我提到夫人的思想，说了感谢夫人的话。

租值变化与经济内容

受到上述的影响，我花了长时日想出自己的、今天同学们应该重读的《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尤其是关于上头成本那部分。在该章的最后我写道：

租值的摊分不是先有租值而后摊分，而是以产品的市价决定产品在直接成本之上的盈余后，加起来而成租值。这就是上头成本了。与历史成本不同，租值是成本。上头成本这个概念是重要的，但不能回头看，要从租值的角度看。因为要入局的竞争者需要付出可观的直接成本，入了局的上头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厘定，由市场维护，由市场摊分。漠视了上头成本这个租值概念，竞争的行为与产品价格的厘定就难以解释了。

受价与觅价皆如是。同学读懂这一段，再找机会读张伯伦的名著，会明白什么才算是经济内容。

第四节：潜在竞争者不能不算

回头说受价，生产成本分析之外，我与传统之见过不去的地方还有生产人数或单位多少的问题。有两点。

第一点是生产的单位数量不应该指可以观察到的。潜在的竞争者不能漠视，要算进去，虽然潜在的往往看不到，不容易算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下的故事：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吧。我从赌城拉斯维加斯驾车到旧金山去，路经之地全是沙漠。天大热，摄氏四十多度，汽车没有冷气，口渴之极。车行了很远都四顾无人。后来到了一个地方，见有五六户人家，其中一家门前挂着可口可乐的招牌。我急忙跑进去，买了一瓶冰冻的可乐，只二十五美分。我想，要是卖者叫价五美元也相宜之极，为什么只售二十五美分呢？离开时，我见到有几个邻家的孩子在地上游玩，恍然而悟。我想，要是卖可乐的人把价格提升，这些孩子会叫父母替他们购置冰箱，大做可口可乐的生意。

从上述及其他很多例子的观察中，我得到的含意是凡是物品可以持久保留，是真是假容易鉴别（讯息费用低），而出售者可以容易地进入市场的，受价的行为容易出现，潜在的竞争出售者不需要很多。

第五节：讨价还价是觅价

这就带到我要说的第二点。有很多市场，尤其是在那些所谓落后的国家，讨价还价的行为普及。讨价还价显然是觅价，购买者与出售者皆觅，面对个别出售者的需求曲线显然是向右下倾斜的了。讨价还价的行为本来是琐事，但解释非常困难，因为常在有激烈竞争的市场出现。我想了二十多年才找到答案，要到本卷最后一章提供解释。

是很久以前发现的难题了。一九六四年，我对老师阿尔钦说，香港的一些小街满布小贩，比比相连，大家出售类同甚至相同的物品，但顾客讨价还价，结果是一些顾客的成交价可能与另一一些的成交价相差几倍。为什么没有一个出售者高举“不二价”之牌，强迫他家跟着不二价，从而减低讨价还价及顾客到处议价的费用呢？

今天在中国内地，讨价还价的行为随处可见，往往出现在竞争出售者众多的市场。这显然跟经济学者历来分析的市场大有差别。真货也讨价还价，但冒牌货的叫价与成交价的差距一般较大。这可不是因为顾客不知是冒牌货（没有人那么蠢），而是冒牌货的讯息费用较真货的为高。例如在同一商场，出售冒牌劳力士手表的比比皆是，四百元开价识途老马有机会一百五十元购得。事实上，你到一个摊档要求劳力士的某型号，该摊档可能叫你等一下，然后到另一家摊档拿该型号给你。竞争者众，互相合作，但讨价还价还是觅价行为，跟传统说的竞争受价大有出入。讯息费用的局限当然重要，但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不同顾客的成交价不同，是价格分歧，但跟传统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之见不合，传统错在哪里呢？都是后话，按下不表。

第六节：能否退货有决定性

老师阿尔钦当年不大相信我提出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出现的讨价还价的行为，但他欣赏我的观察力，研讨了几次大家想不出解释。阿师不大相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买卖双方会大觅其价，可能因为讨价还价的行为在美国不多见。然而，过了美国南部的国界，到了墨西哥境内，讨价还价普及。一界之别，市场恍若隔世。

为什么在美国少见讨价还价的行为呢？一个解释是文化有别，但这解释显然不足够。更为重要的解释，是在保护消费者的声浪中，美国的商店一般容许顾客退货——购买后不满意可以退货拿钱，一分不减。不能持久保留之物——例如汉堡包——当然不能退货，而事实上不能保留之物少见讨价还价的行为。可以退货拿钱，讨价还价的行为当然难以出现：你花三百元买了一只冒牌劳力士，事后知道一百五十可以购得，会拿回去换钱，讨价还价于是少见——但在中国不容易这样做。近十多年来，美国好些商店逼着大方一点，担保顾客如果能在他店找到更低之价，会奉还价格的差额。这样，讨价还价更不会出现了。不要以为美国的商店较为合理：容许退货，成本较高，他们会定较高之价。不要以为讨价还价会给出售者较大的利润：在竞争下他们的平均价会低于容许退货的。

第七节：讯息费用与摊数定律

讨价还价是觅价，买卖双方皆觅；“不二价”可能是觅价的后果，也可能是受价。逻辑上，觅价需要出售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是传统的垄断定义。这样看，上述 的每家跟顾客讨价还价的摊档看来有垄断性质，但有大问号，要到本卷第八章第七节我才提供详尽的分析。另一方面，受价需要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是平线，传统之见是出售者要近于无数这平线才会出现。然而，从孩子出售可口可乐及其他实例可见，潜在的竞争者要算进去，而不管潜在不潜在，竞争出售的人数不需要很多。

讯息费用的变化有趣。我曾经推出类聚定律与欺骗定律（见本卷第八章的附录）。这里可再推出“摊数定律”吧。这定律说，物品的讯息费用上升，在竞争市场出售的摊档数量会增加，但讯息费用升到某一点摊档的数量会下降。这是说，以纵轴为摊档数量横轴为讯息费用，二者之间的曲线是先弧上后弧落。解释是，如果讯息费用足够低，顾客无须多觅，在同一市场或商场只一个摊档可能足够。好比在杭州，某名牌皮包整个城市只一家店子卖真货，卖该名牌假货的则无数。顾客当然知道孰真孰假，但假的他们知道讯息不尽不实，要多觅。另一方面，讯息费用过高问津者会减少。

讯息及其他交易费用的存在对受价与觅价的行为无疑有决定性，而我提到的美国的例子，风俗及政府法例的局限也有决定性。我的投诉是传统的分析没有说明有关的局限。不要告诉我传统的分析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因为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说过了，怎样处理交易费用（包括制度及讯息费用）要从可以观察到的边际转变入手。我将会用很多的不同例子给同学们示范。

我喜欢先掌握了真实世界的现象才以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不喜欢先以理论推出假说然后到真实世界找现象印证。前者要多花时间，也要找可能推翻假说的实例作验证。后者靠想象，好此道者在找到实例印证时通常不会再找反证的实例。这算不上是验证，不是科学的本质。

第四节：供应曲线与萨伊定律

说过了，物品或服务的供应是不需要画出一条曲线的；传统对垄断的分析就不画供应曲线。不是画不出，而是不需要画——只提出供应的价与量，以点处理，足够。供应牵涉到产出，技术及局限的变化多，供应曲线可以有多条，花多眼乱，违反了理论以简单为上的原则。另一方面，在《科学说需求》第九章与《收入与成本》第一章我解释过，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同一回事。这是最简单的看法，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想出来，老师阿尔钦同意，后来我用几何分析证实（见卷一第九章）。画出曲线容易，阐释其内容可不简单。本节再解释，是因为同学们要求比较重要的话题我最好从不同的角度再说。

从萨伊定律说起

从一个此前提及的例子说起吧。我收藏印章石，一方一方的，收了数十年，数量不少。今天，价够低我还会多购；价升呢，我会考虑沽出。事实上，只要你出够高的价，我会把自己拥有的全部卖给你。为什么我会出售自己心爱的印章石呢？因为我有其他物品的需求。我供应是为了自己的需求，我需求是因为市场有人供应。

是简单的道理，不可能错。这里旧话重提，我突然想到那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起自一八〇三年的萨伊定律（Say’s Law）的最浅版本，于是挂个电话给才子张滔（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经济学百科全书），请他替我重温一下萨伊定律的旧课。张滔说萨伊定律有多个版本，而他举的第一个版本是他昔日在伦敦经济学院时老师 Lionel Robbins 提出的。我叫他不要再说第二个，因为 Robbins 的版本跟我的印章石例子完全一样。我对此公心仪已久，相信他，不想受到其他版本的污染。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

我跟着想到两个有关的问题。其一是二十世纪价格理论高人弗里德曼曾经写下，价格之外，决定需求的因素与决定供应的因素不同，然而，除了生产活动有技术上的不同处，需求与供应还有什么不同呢？弗老是很熟的朋友，早就想问他有什么不同，可能认为不是那么重要而忘记问。今天认为重要，但弗老不在了。希望本节能解释得同学们明白，除了生产技术带出的变化，需求与供应只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选择。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萨伊定律被后人认为只能在没有货币或限于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下才对。其观点是：货币只协助交易，如果被贮藏，藏而不用对生产没有贡献，所以在有货币的情况下该定律不能成立。这跟凯恩斯的思维一脉相承，认为储蓄是漏失，不鼓励产出，导致经济不景。

我不同意，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一节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我写道：

弗老问：一位仁兄花巨资购买了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是消费呢，是储蓄呢，还是投资？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费那部分通常不大。油画挂在墙上，每次观看或让亲友欣赏是消费。原则上该画作可以租回来，付出的租金是消费。不租，自己买下来，挂在墙上，每天放弃了的租金收入，或放弃了的利息，是消费。余下来的画价所值既是储蓄，也是投资……把钱存放在银行是储蓄，但也是投资，有利息的回报。银行一定要转贷出去给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才可以不亏蚀。银行不付息或负利率的情况出现过，但那是起于货币政策有所失误。把钱藏在家里，放在床底下，不用，称作贮藏（hoarding）。这是最接近凯恩斯学派的“漏失”概念。同样，我的母亲二战逃难时携带着一些黄金，不到危难之际不用。这样的行为是购买安全或购买保障，像上文的购买油画的仁兄那样，利息的放弃属购买保障的消费，贮而不用的属储蓄，也是投资。

贮藏有其用场

说货币协助交易是对的，但交易不需要贮藏货币。贮藏货币不可能没有其他用途：有些人喜欢闲时数钞票自娱，有些人以货币作为安全的保障，皆有所用。储蓄与投资是同一回事，但我曾经指出，凯恩斯及其学派受到误导的，是有些投资不事产出活动，对工人的就业没有帮助，但不是漏失的效果。例如投资于不打算动土的土地，或购买古文物，皆不事产出。在好些前景大有问号的情况下，市民偏于采取不事产出的投资，于是误导经济学者。

我也曾指出，财富的累积需要有仓库，而重要的是需要有些仓库像古物收藏品那样，没有产出，其价值因而没有上限。在《收入与成本》第四章的结语中我写道：

逻辑上，不引进虚无悖论，财富累积的理论推不出来。以产出为主的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有收入预期以利率折现的上限。如果社会只有这类资产，没有空置，产出的收入消费后余下来的，不容易找到地方累积。虚无悖论说的仓库，本身没有产出，没有收入折现，容纳累积的上限不存在。任何社会，有生产力的资源就是那么多，愈是运用得宜，收入增长愈快，财富的累积愈需要没有上限的仓库的协助。

不要以不事产出的投资来否定萨伊定律。今天看，依照张滔的老师的版本，我认为这定律永远对，只是听来有点空洞，有点套套逻辑的味道。但我们可以加进内容而使这定律丰富起来。

需求曲线也是供应曲线

回头说我的印章石吧。选之为例因为足够简单。让我假设方方一样，长存不变，暂且不牵涉到产出那边去。如果市价六百一方我拥有一千，高于六百，我会逐步卖出去，到市价一千六百我一方不留。我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纵轴为价，横轴为量，市价一千六百我的需求量是零，市价六百需求量是一千。这曲线的每一点代表着我的最高边际用值（见《科学说需求》第五章）。

从市价六百上升到市价一千六百，我出售之量是按着我对石章的边际用值走，即是价高于边际用值我会沽出，低于边际用值我会留为己有。这样看，我的印章石的供应曲线是在市价六百元以上的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即是从六百元上升起画出一条向右上升的曲线。这是我的印章石的供应曲线了。跟我对石章的需求曲线完全一样，只是对着镜子看。

边际用值是边际成本

读下去同学要认真了。从市价六百向右上升的供应曲线反映着我对印章石的边际用值，一分不差。这曲线向右上升是代表着我要放弃的印章石的边际用值。边际用值是指最高的边际所值，成本是指最高的代价，所以我的印章石供应曲线也是我的边际成本曲线——不是印章石的边际生产成本，而是放弃印章石来求取其他物品的成本。是的，供应曲线是代表着物品的边际用值的放弃，最高的，而成本是最高的代价。

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需求（或边际用值）曲线是他对其他物品需求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就是他的供应曲线了。当然，以印章石为例我只论一种物品的放弃，而事实上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需求往往要考虑放弃多种其他物品，每种放弃一点。这样，他对某物品的需求所需要放弃的可能是多种物品的组合，选择性地每种一小点，而这样一篮子物品组合而成的边际用值曲线，对着镜子看，就是他对该物品需求的边际成本曲线了。这也是他的供应曲线。

引进生产活动

上面没有提到生产活动。引进生产活动其分析类同，但多了变化。从一个独行侠在街头卖花生说起吧。此公产出需要放弃的是自己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对他来说，每项生产要素都是经济物品，有自己的需求，有其边际用值与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约束。这些边际用值的放弃是他的供应的边际成本，供应花生是为了其他物品的需求。需求定律之外，生产活动牵涉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也有不同产量会有不同生产方法的选择。这些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作了详尽的讨论。然而，这些变化的蹂躏不可以埋没供应是为了需求，不能忘记需求定律界定的从镜子看的以边际用值约束着的边际成本曲线仍然是供应曲线的主要内容。

更为复杂的问题起于多人合作产出。以专业而分工合作有巨利可图。斯密提出的造针工厂的例子不仅没有夸张，更可能低估了分工合作之利。套入本节要阐释的供应曲线，最简单是把所有合作活动以件工处理看，虽然时间工资也普及。件工是一种合约，时间工资是另一种，还有其他合约形式可以选择。合约的选择是卷四的话题，阐释供应曲线的原则哪种合约都一样！斯密描述的造针产出的过程，原则上，每部分可用件工处理。

件工的角度让我们看得清楚：每个参与分工合作的人是个独行侠，投入自己的生产要素加上租用其他的。整件产品由很多的局部或零件组合，每个合作的产出者的供应曲线就像卖花生那个独行侠那样画出来，然后把所有合作的产出者的个别供应曲线组合。

当然，如果我们引进不同的合约安排，分析的复杂程度会上升。这是公司性质的话题。这里要指出的是，不管生产活动如何复杂，先化为件工合约看问题，弄清楚来龙去脉，才转到其他形式的合约去，不仅推理快捷明确，更重要是引进交易费用时会协助我们怎样放进去。科斯说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公司替代市场，但从合约的角度看，这二者是不同合约的替代，市场一也。这重要话题我们要到卷四才讨论。

分享利益的变化

这里出现的复杂问题，起于分工合作带来的收入往往远超街头卖花生。难题出现，因为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需要分享。由竞争处理怎样分，经济分析没有困难，但牵涉到工会及政治的左右难度甚高。

分工合作带来的利益是租值，要摊分。原则上，租值的出现只会影响平均成本，不会影响边际成本，所以供应曲线不变。然而，加上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与不同生产方法的变化，上述租值的分布可以随产量之变而变。供应曲线会再有变化，重要的是边际成本可以先下降而后上升。这不是指传统的不让某些生产要素变动的效果，我也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讨论过。

无论怎样说，画出曲线容易，放进经济内容困难。何谓经济内容有争议。我个人认为，经济内容是指需求定律的含意与成本概念的变化。供应曲线永远环绕着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萨伊定律是对是错要看怎样阐释。本节提出的阐释说这定律永远对。我不怀疑有些行内朋友会认为我给萨伊定律的阐释不对，因为萨伊说的是供应会创造需求，我说供应是为了需求。其实还有其他版本，我不要多花笔墨了。

结论的重点

上述给萨伊定律的阐释重要。至于这阐释是否萨伊的正确版本我不要争论。几个要点综合如下：

（一）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是供应曲线，边际用值反过来看是边际成本。

（二）供应是为了需求，不是创造需求。

（三）分工合作可以带来巨利，是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四）从件工合约的角度看，个人独自产出与跟他人分工合作是同一回事，只是前者加起来而成为后者。

（五）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分工合作选用时间工资只是量度贡献的方法不同，合约的性质不同，但还是同一市场。说件工是市场时工是公司——科斯之见——不对。

第五节：剪刀比喻误导

做学生时我老是不大明白为什么那完善竞争市场（即受价市场）的分析有供应曲线，而垄断市场（即觅价市场）却没有。老师们无法解释得我满意。说一个垄断销售的市场画不出供应曲线是不对的。有人画过出来，只是没有人用。说分析垄断觅价可以只用成本曲线，不需要供应曲线，有道理，但竞争市场也可只用成本曲线。较有说服力的是竞争市场的供应曲线是由多个竞争者的多条边际成本曲线向横加起来，而垄断只有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不用加。这是我做学生时能接受的最佳答案，但总是觉得有点不妥，好像欠缺了些什么。复杂吗？属小儿科吧，因为到本卷第六章我会指出在好些情况下边际成本曲线根本画不出来。

二刃相交比喻模糊

我要到一九七三年构思《价格管制理论》时才恍然而悟：竞争市场有供应曲线是因为传统要保留马歇尔的那把剪刀。这是指市场供应与市场需求的两线相交作为均衡点的，仿佛二刃相交的剪刀了。马氏一八九〇年的巨著的卷五第三章，题为《正常需求与供应的均衡》，其中一段这样说：

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质疑，当我们用一把剪刀剪一张纸，究竟是上面的刀刃还是下面的刀刃在把纸剪开，正如我们问价值究竟是由功用还是由生产成本主宰着的。当一刃固定不动，另一刃把纸剪开，我们可能不小心而又简单地说纸是由后者剪开的。这样说其实不正确，但如果只是作为一个通俗的说法而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论证，是可以原谅的。

上面说的功用指需求，生产成本指供应。伟大如马歇尔，我认为这段很有名的话说得似是而非，没有真的解释什么，误导了后人。是的，自马氏之后的百多年来，经济学第一课教的一定是供应与需求二线相交的那把剪刀，说在竞争市场这交叉是均衡点，决定了市价及成交量。价高于这点供过于求，有剩余，市场压力会使价下降；价低于这点求过于供，有短缺，市场压力会使价上升。

结果不是理由

我曾经指出，供应量与需求量皆意图之量，无从观察，不是真有其物，而均衡是说有足以推出验证假说的局限指定。局限要与世事相符，要可以观察到，但均衡只是概念，不是真有其事，无从观察。更重要是在市场上，在某些交易费用容许的局限下，供应与需求的二线相交的均衡只是竞争带来的结果，不是决定市价与成交量的理由，没有解释什么。我在《科学说需求》第七章第二节作了如下的申述：

市场需求与市场供应相交之价，可不是受到马歇尔所说的剪刀决定的。市价的决定，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 应者，各自争取最高的交易利益，以自己的边际用值与面对的价格相比，或购入，或沽出，而这些行动或使价格上升，或使价格下降。达到每个需求者的边际用值与价格相等时，大家的边际用值相等，而含意着的大家相等的价格就是市价。达到了这一点，市场的需求曲线刚好与市场的供应曲线相交。

这段说的是有一个固定的供应量、没有生产的情况。加进生产，边际生产成本要放进去，逻辑推理一样，只是市场的均衡变作每个参与的人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市场的任何参与者可以是需求者或是供应者，又或者同一个人是二者的合并：卖花之人插竹叶，但也可以插花，自己有花的需求也。

让我再说一次。市场的需求与供应二线相交的均衡，是市场参与的人各自为战、各自争取最大利益的结果，不是决定市价与成交量的理由。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传统把需求或供应曲线移来移去来解释现象的分析不一定错，但往往是灾难性的思维。

两个示范例子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传统对配额的分析是把需求或供应曲线移来移去，或二者皆移。我对配额的分析可见于《科学说需求》第六章的第六节——《成衣配额的分析示范》——得到的结论与现象的解释跟传统的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是从个人面对局限转变而参与竞争的基础入手，得到的解释可以在事后以移动曲线的方法处理，但质、量与价皆有变，曲线图表要更换几个了。数学方程式也可以用，但要有解释内容还是要从个人面对局限的竞争入手。斯密的传统没有其他法门。

我还可举另一个例子。最常见的把需求或供应曲线移来移去的分析，是政府抽税。这是我知道最可信的从一把剪刀转到另一把剪刀的分析，也最有说服力。例如政府抽香烟的从量税（unit tax，即每包抽一个固定的税额），香烟之价会上升。这是最顺理成章的曲线移动了。然而，一九七〇年，巴泽尔和我研讨香烟从量税时，大家得到的结论是此税也，会有增加香烟长度的效果。美国当时有些州份抽香烟从量税，有些不抽。他追查资料，果然证实抽从量税的州份出售的香烟较长。是有趣的现象，有趣的话题，浅显的分析，有解释力，但传统的剪刀是剪不出来的。

大师之见可以改进

话得说回来，细读马歇尔的卷五第三章，不管他的剪刀比喻，他的需求与供应分析是大师级，虽然我认为他的成本与均衡概念皆可改进。他没有后之来者提出的剩余与短缺的分析那么低能。张滔说马歇尔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家，我同意，但伟大还是可以改进的。马歇尔的剪刀均衡是一个市场运作的总结，好的，重要的，教我很多，作为后学我只是补充了应该怎样用。我认为这均衡的主要用场，是如果观察到的现象与这均衡合不来——例如有人排队轮购——我们知道局限一定有变，要调查其变，然后从个人竞争的角度入手再推出另一个均衡。只把曲线移来移去的命中率不高，就是命中也不会有多少经济内容。

第六节：租值含量主宰撤退

尽管传统的竞争或受价市场的分析这里那里有问号，从弗里德曼一九六二（Price Theory）那个水平的分析看，大致上我们可以接受。弗氏的分析源自马歇尔的传统，对成本概念的掌握比马氏高明，有了改进。可惜弗氏没有在马氏提出的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那方面发挥，表演一下。马氏对上头成本（他又称非直接成本，indirect cost）的分析，因为没有坚持成本要向前看，是错了。错的分析可能是重要的思维。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为上头成本大兴土木，作出自己称意的贡献。

我认为弗里德曼及阿尔钦等前辈对受价的分析我们大致上可以接受，因为大致上有市场现象的支持。在同一市场，同类及同质的制造品的市价大致相同。同一市场，农产品的市价一般比制造品的来得一致，显示着农产品的交易更为接近受价的行为。最清晰明确的受价行为见于期货市场，我会在第八节讨论。

平均成本一样租值不同

这里要分析的，是那所谓完善的竞争市场在推理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是关于竞争者的撤退问题。此市也，面对一个竞争产出者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是价，也是平均及边际收入。边际成本向右上升，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假设没有风落（windfall），因而没有盈利，而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这样，平均成本的碗底是贴着市价或平均收入。每个竞争者的产量有别，但平均成本相同，达到市场竞争的均衡。麻烦是如果市场的需求下降，市价稍为下跌，所有竞争者面对的产品平均收入会低于他们每个原来的平均成本。难道他们要一起关门大吉吗？我们很少见到竞争市场出现一起关门的现象。那是为什么？

答案是虽然在竞争下大家的平均成本一样，但这成本包含着的租值结构彼此不同。经济不景，或市价下降，首先关门的是那些在成本内的租值含量最小的竞争者。在《收入与成本》第五章我解释过，租值是指收入变动而某些行为不变的收入。市价下降会使竞争者的租值下降，但只要租值存在，某些竞争者会继续经营。一般而言，竞争者的租值各各不同，所以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退出竞争的先后次序是按着他们的租值排列走，租值小的先退。

入局投资是直接成本

租值有好几类。跟竞争市场有关的主要是两类。其一是上头成本，其二是归属租值（imputed rent）。上头成本我曾作详尽的分析，不是那么易读，这里让我借题再发挥吧。

上头成本是那些因为入局需要作出的投资，或入局之后还需要补充的投资，但下了注后覆水难收的那部分。这是指已经付出了，或签了不能反悔的合约而要继续支付的费用，覆水难收或不产出也要支付的。上头成本可以作为成本看，因为可以把生意卖出去而有所获，或以股票出售股权。此获也，可以高于或低于曾经付出的或不能解约而要继续付出的。有价，因为想入局者也要付出类似的成本，也可能要签类似的合约。还未入局的竞争者的入局成本全部是直接成本（direct cost），不入局不需要支付。是这些还未入局的直接成本约束着意图入局的竞争者，使入了局的竞争者的产品可在市场获较高之价。这较高之价，减除了入局之后要产出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所获的总和，就是上头成本了。

记着成本要向前看，曾经付出的再不是成本，但有把生意或股份出售的选择。出售生意或股份的收入是不出售的成本，但这不是基于曾经投入多少，而是基于可收则收减除直接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决定，由市场保护，由市场为众多竞争者一起摊分。上头成本可以有灰色地带，增加了从这成本看退出问题的困难。别的不说，有些老板就是不喜欢动不动解雇员工，或动不动解约，而另一些则喜欢这样做，不管会否打起官司来。上头成本的灰色地带第六章处理。

上头成本的变化

第二类对撤退有影响的租值，称归属租值。归属租值与上头成本那类租值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上头成本虽然不是直接成本（后者指不生产不需要支付），但其存在一定要有直接成本曾经支付过。这是说，一盘生意未入局之前，打算入局的投资全部是直接成本。作了投资，入了局，历史归历史，前途归前途，原来的投资总有一部分成为覆水，带来的收入可以很大也可以是零，由市场决定，成为租值，但这租值的变动，只要还是正数，是不会影响生意关门的决策的。

我们要小心处理上头成本的变化。上文提及的灰色地带不论，如果一家工厂的机械是租回来的，可以随时不租，这租金的付出是直接成本。如果这机械是买回来的，付清了账，租出去没有人要，卖出去不值钱，但可以为工厂带来收入，这收入的高低由市场决定，就成为我说的上头成本了，是租值，除非下降至零其变动不会影响生意关门的决策。 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一间工厂的机械只为这家工厂而设，地球上只这家可以用，为这家带来很大的收入，是庞大的上头成本，也是租值。这特殊的机械卖出去没有人要，但有收入可以按给银行借钱，而整盘生意出售可以很值钱——那是租值以利率折现。这机械带来的租值是上头成本。略为简化，这机械没有任何费用需要支付，其带来的巨大收入全是租值。略为复杂化，这机械需要维修保养，不维修不能产出，维修保养的费用于是成为直接成本。

归属租值的来由

归属租值是另一回事。跟上头成本的主要不同处，是归属租值的存在与入局之前作出任何直接成本的投资无关。逻辑推理是只要讯息费用足够低，一个竞争者的参进，在入局之际其归属租值是零，因为如果不是零他早就参进了。换言之，归属租值是在入了局之后，整个行业的发展有了势头，某些入了局的竞争者会有归属租值的存在及累积。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妇人在街头卖小食，不容易找到其他工作，逻辑上是首先做小食生意的人。小食之价上升，入局者众，这些后来者的生产成本会较高，老妇人的归属租值于是增加。如果小食之价下降，放弃小食生意的竞争者该妇人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有归属租值保护着她。不是因为无能而有归属租值，而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的比较成本优势。你可以是个有多方本领的人，但在某一方你有特别的天赋，例如格外懂得怎样管理某类生意，使生产的直接成本比行家的为低，你会享有归属租值。但归属租值可不是垄断租值，后者的出现需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服务。

退出次序的排列

入了局，租值的存在愈大，撤退的意向愈小。上头成本是租值，归属租值也是租值，二者之间哪一种对撤退会有较大的排列决定性呢？我认为是归属租值。理由是在同一行业内，产量相近的竞争者入局时需要投入的直接成本大致相若，发展下去大家的上头成本也相近，所以在撤退的选择上没有归属租值那么大的分歧。

一九九九年香港制造录影光盘的回报甚高，涌进这行业者众，产量相近作出的机械投资相若。当时光盘出口大热，其价高达六美元一张。跟着价跌，二〇〇五年暴跌至出口美元一元五角（今天只数角），不少工厂纷纷关门。向银行贷款入局、还欠债的首先关门，早就付清了债的关门押后，有些运作到今天。公司申请破产可以不还钱，欠债按期供款于是成为直接成本，上头成本的租值因而较低，是关门较快之由也。

第七节：生产的边际成本

以科学方法解释现象是以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世事复杂，理论的另一个用途是有系统地协助我们把复杂的现象简化。有理论约束而简化的世界，要与真实世界的情况没有冲突，要不然，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没有什么解释力。今天回顾，我恐怕这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实况了。

从事经济解释半个世纪，过程中我不怕难题，认为有趣，但很怕复杂的世事。复杂的事很难想。弗里德曼健在时几次劝导：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吧！有理说不清。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观察，也曾涉足于多种不同的生意，知道好些世事就是那么复杂，以理论简化谈何容易哉。

跑厂胜档案

在我知道的复杂世事中，除了自己毫无兴趣因而从不涉足的政治课题，最复杂莫如生产的组织与运作。农业的运作不难掌握，但转到工商业——尤其是工业——其复杂程度真的不易处理。同学不妨重读我在《收入与成本》分析出版行业的第七章。复杂吗？那是我知道的最不复杂而对生产成本有整体代表性的行业。

美国的经济学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热门课题，称“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发展这课题的重镇是芝加哥大学，主要由戴维德与施蒂格勒搞起来，六十年代加进科斯。这课题美国的所有大学都教。教什么呢？教反托拉斯！源自芝大的工业组织传统是从反托拉斯案例的档案学习。我曾经花了六年当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知道有关的档案资料往往误导，不及跑厂调查那么可靠。困难是工业的组织与运作一般复杂，不同行业各有各的不同，就算你要求什么资料皆唾手可得，怎样在其中掌握那些不可或缺的经济原则是大难题。

要理解市场的三方面

经过多年的调查与综合复杂的工商业世界，我得到的原则有三方面，都不浅。其一是公司的合约组织。是卷四的话题，这里不详述。本节要指出的是在财务责任上公司之间的界线可以划分，但产出运作不能。后者是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提出的一个观点，杨小凯说行内称之为“企业无界说”，究竟对行内有没有真影响我没有跟进。

其二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区别。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六章我分析过，不易读，本章第六节再借题发挥。前者分析这话语主要是生产成本的讨论，这里带进市场，其复杂性要多加一个层面了。

其三是生产的边际成本。尽管同学们做本科生时熟读，其实相当湛深。边际成本曲线是个别生产者的供应曲线，加起来是市场的供应曲线，但边际成本究竟何物不是浅学问，理解不当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本节以之为题，因为我要把生产的边际成本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而到第六章我会分析画不出边际成本曲线的情况。

边际成本要从转变看

同学们知道，生产的边际成本是产量转变带来的成本转变，也即是微小的成本转变除以有关的微小产量转变。推理思考时，同学们不要想到数学微积分那边去，而是要从两个不同的情况（转变也）比较，有需要时把其他不同的情况逐个加上去。边际成本是情况转变带来的成本转变，只两点串连可成线。

我不反对经济分析用数学方程式思考，但反对数树木而不看森林。我也反对漠视做生意的人面对的真实局限。分析生产现象，我们是分析做生意的人的行为。虽然萨缪尔森等大师认为解释人的行为不需要知道人自己怎样想，但这样推理需要猜测人面对的是哪些局限，命中率低。做生意的人面对的局限，为了生存他要知道。原则上每个生产决策者是从成本的转变带来的收入转变那方面想。不需要懂得数学，但他的想法是数学逻辑。我们可以再引进阿尔钦的高见：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做生意的白痴，只要能生存，就是依照着边际收入不低于边际成本的数学方程式走。这是说，生产供应按着市价等于边际成本走是简单的选择，只是转到垄断市场时增加了变化，因为需要觅价，是后话。

真实世界的局限千变万化，做生意的人于是左盘算右盘算，每一变的考虑都牵涉到成本与收入。边际成本的变化于是繁多，我们要怎样取舍来解释行为呢？

我在本章第四节说过，供应曲线其实是需求曲线代表着的边际用值曲线对着镜子看。这内容重要，而转到生产需要补充的变化我解释过了。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分析出版行业时，我指出产量有书“本”量与书“号”量的变化，分析用错了是严重的错失。本卷第七章分析价格分歧与捆绑销售时，我会指出这种错失比比皆是，显示着经济学的传统不重视假说的验证。

边际转变只能从直接成本看

我认为边际成本是市场产出的重心话题，因为边际代表着变动，成本代表着局限。边际成本是局限的变化。引进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边际成本只能以直接成本算，与上头成本无干。说过了，直接成本是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即是说只有直接成本可以塞进或放进生产的边际成本曲线。上头成本或归属租值可以放进平均成本，但不可以放进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因为产量之变而变；直接成本不生产不需要支付，也只能因为产量变而变。 二者于是相同。上头成本是入局之后覆水难收的那部分，或不生产也要支付的费用，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不回头看，向前看，是不会因为产量之变而变的。归属租值也如是，只是没有上头成本的在入局之前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同学们不要忘记，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往往有灰色地带，是难题，本卷第六章处理。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然后推到比较复杂的层面去。

单一产品的例子

假设我购买了一间厂房，付清了账，不租出去，自己购买原料及聘请工人生产，只一种产品，简单的。原料费用及不生产不需要支付的工资是我的直接成本，产量上升成本上升，边际成本可能先向下走，生产率上升早晚会使边际成本上升。画出的边际成本曲线不能算进厂房之价或租值，因为不产出或产量不变，厂房的租值代价也要支付，而入局之前把厂房买下来，是当时作出的直接投资成本，今天回顾是历史，向前看，我的产品以市价出售，可收尽收，高于直接成本（即上述的原料费用及工资）那部分是我的生意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这租值可以高于或低于投资买厂房的资金的利息回报。

直接成本有边际成本曲线，也有平均成本曲线。上头成本没有边际成本曲线，只有平均成本曲线。包括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曲线是事后兴兵，租值是多少就加在直接成本的平均成本之上，也即是产品可以出售之价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就为何。在受价市场我面对的需求是平线，也是价，争取最大利益的均衡是价与边际成本看齐，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线的碗底于是贴在价线之上，只算直接成本的边际成本曲线穿过直接平均成本的碗底，继续上升，也穿过包括租值或上头成本的碗底。

施蒂格勒曾经说平均成本曲线没有用途，那不对。用途不大，但只凭边际成本曲线我无从知道应否关门。原则上，撤退或关门的决定是基于市价低于直接平均成本。这里有些麻烦：市价不单是现有的市价，预期市价的考虑可能更重要，而直接成本也有预期的考虑，因为熟能生巧，生意做下去有机会减低成本。预期的问题永远不容易处理，但同学们可在这里的讨论中知道，传统以可变成本及不变成本的区别来分析撤退问题是不对的。

多种产品的例子

提升一个复杂层面，如果一间工厂要产出多项产品，或有时产这种有时产那种，多了变化，会有两方面的问题出现。较为简单的一面是撤退问题再不应该从整盘生意看，而是要从不同产品的撤退看。停产任何产品都是撤退，而整盘生意还可以赚大钱，不用关门。较为复杂的一面是同一工厂，产出甲要用的场地需要放弃产出乙的利益。这利益的放弃是产出甲的直接成本。这是说，虽然厂房是买了下来，历史归历史，厂房的成本只能从上头成本的租值看，但厂房内的场地怎样分配使用会不断地有直接成本的考虑：放弃乙的利益是产出甲的直接成本。原则上厂房之内的同样场地，每部分的租值回报要争取相同。这样安排是争取上头成本或总租值极大化需要的。

我曾经给香港的学子出如下的一道试题：“酒家出售食品，食料成本昂贵的菜式，例如海鲜、燕窝之类，其毛利的百分率永远比廉价食料的为低。那是为什么？”毛利是菜式的售价减除食料及燃料的直接成本。答案是不同菜式的进食时间大致相同，而每张餐桌都有租值，如果不同菜式的毛利百分率一样，那么进食昂贵食料菜式的会付高很多的桌租，进食廉价的会付很低的桌租，使桌与桌之间的租值有大分离，二者相加酒家的总租值会下降。当然不容易把每桌的租值一律拉平，但减低昂贵食料的毛利百分率，或提升廉价食料的毛利百分率，有拉平每桌租值之效。拉平桌与桌之间的租值是争取总租值极大化需要的。放弃乙的进食毛利是招待甲的直接成本，可以从边际成本的角度看，但上头成本或总租值是在竞争下得到的收获，不是直接成本，塞不进边际成本那里去。

产出互放的例子

再提升一个复杂层面吧。这是关于公司产出无界的问题。财务的责任有界，但产出活动无界。后者在中国的工业常见。一家工厂接了订单，往往把局部、有时甚至全部发放出去给其他工厂造，接订单者对购买者负责。转过来，这家工厂有闲置的房地、机械或员工时，往往乐意接他家的制造要求。

经济学传统对竞争市场的分析，“长线”看有所谓“数目效应”（number effect）。这是说短线只考虑现有的某行业的机构或公司的数目，长线则要考虑公司数目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决定市场供应曲线的弹性系数会有怎样的转变。从财务责任有界定的角度数公司，其数目可以数得出来，然而，市场对某产品的需求上升，参与产出的资源当然增加，但公司的数目会否增加不容易肯定。产出活动公司无界，财务责任公司有界。在香港，成立有界的法定公司费用相宜，有些人一个拥有数十家，把名片印得像本小册子。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的需求上升，这行业的生产要素或资源的投入会上升。其他因素不变，产品的市价上升是因为整个行业的边际成本上升。这上升的或大或小跟竞争产出者互相把订单发放的普及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一个竞争者的边际成本怎样看呢？

你为我产出，我也为你产出，大家互相支付的都是直接成本，跟酒家内的桌与桌之间的竞争使用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重点是互相发放可以减低生产要素的闲置率，从而减低边际成本的上升幅度，使整个行业的供应弹性系数增加，上头成本的总租值因而上升。说过，竞争与合作不一定有冲突。同行如敌国的情况是指抢客或抢员工，有时也出现我还没有机会写出来的“埋堆”竞争。一般的观察，是除了那些很小或产品很特别的工厂，全不发放在中国很少见。

工厂之间互相发放工作的情况不是中国独有，但中国的特别夸张。这种生产互放的运作需要竞争者在地区上集中，例如阳江产刀、温州产打火机等，数起来不止一百个例子吧。这是家常日用品的制造中国雄视天下的一个原因。

传统曲线不可教

今天同学们在课本上读到的生产成本曲线的分析，还是基于 Jacob Viner 一九三一年发表的《成本曲线与供应曲线》。此君大名，先在芝大后在普林斯顿任教。该文的一处几何失误很有名，但不重要。重要是该文说的没有什么经济内容，今天八十年过去，同学要背的还是那一套。是悲剧。我很怀疑 Viner 教授当年有进过工厂。

可能也是该教授带起的话题，是那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对生产成本的影响。这是关于一个行业因为市场需求上升而扩张，竞争者之间互相影响，大家的产出成本会是上升还是下降呢？传统的答案是二者皆可能，上升是因为外部效应，下降也是因为外部效应。

简单的真理

我的看法比较简单。不管什么外部内部，只管资源供应量的约束足够。我认为如果土地的使用是某行业需要的主要生产要素，需求上升其产品之价一定上升。楼房的建造也是工业，中国的经验可教。石油、金属等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例子也类同。另一方面，如果知识资源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该工业的扩张发展会有产品之价下降的效果。这是因为人类脑子多而弹性高，科技知识是共用品，持久地维护专利不容易，加上有了新知识可以赚大钱，参与研究的人无数。这些年数码科技的产品之价不断下降不是很经典吗？科技工业开始有成时其租值很高，跟着在竞争下跌得很快。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为一家出版社订购一部电脑，左议价右议价，选好了，付了钱，货还没有送到其价就跌了一半。吵得一团糟，结果怎样我没有跟进。

第八节：交易速度与期货市场

奇怪经济学的传统没有分析甚至提及交易的速度。速度 问题重要，但因为牵涉到讯息或交易费用，处理不易。让我从市场交易的不同速度看交易费用的问题。

要出售一间房子吗？找专业人士估价，按此价而沽，你可能一年也卖不出去。有时倒转过来，按估价出售不到一天就卖出去，甚至可能出现几个买家竞争抢购，结果是成交价高于你要求的。

不知价是大麻烦

不能肯定市价为何是问题，市场的供求常有变动是问题，而不容易遇上刚好对你的房子大合心意的买家也是问题。减价当然可以提升房子出售的速度，但减到哪个价位你认为可以接受而立刻会有买家呢？不容易知道。这些困难解释了楼房出售的广告特别多。

有趣的现象是楼市极淡之际广告一般少（一九六七年的香港，楼房广告下降至近于零），楼市大旺时也不多。在西方，楼市遇劣势会多见出售之牌竖在洋房前的草地上。这种广告的费用近于零也。我指出的规律可没有错。不久前一位美国朋友说，那里楼市的重灾区很多要出售的房子不竖牌，可能因为明知不会有问津者，或欠银行钱让银行处理算了。

不知价是讯息费用带来的大麻烦。说什么有价无市其实是说不知价。拍卖是一种“强迫”顾客出价的方法。其实，凡是多过一个顾客竞争的交易皆属拍卖。这里说的拍卖是宾客云集于一堂，由拍卖官叫价然后下锤的大家熟知的那种。造价与欺骗的行为不论，拍卖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交易的速度快。

英式与荷式拍卖

拍卖的形式有多种，这里只谈两种。其一是我们常见的拍卖艺术品和收藏品的那种英式拍卖（English auction）。那是由一个低的估价叫上去，价高者得。土地或楼房等拍卖不论，几年前我算过，一件艺术品的平均拍卖时间约一分钟。这是很高的速度，但除非没有底价，拍不出去的（称流标）要另寻去路。另一种有趣的是荷兰拍卖（Dutch auction），快很多。那是从上面高价叫下来，第一个举手接价的是成交者。因为没有底价，荷式拍卖一般是全部成交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什么会有荷式拍卖行家朋友们吵过一阵，我接受的解释是因为快。有不同意的高人。我的证据是荷式拍卖主要用于鲜花。荷兰盛产鲜花，天还未亮分堆拍出，赶着应市。逾千堆要在两个小时清货。鲜花不鲜其价值跌得快，不吉不利也。

期货合约与预订合约

这就带到更为有趣的期货市场（futures market）。那是一个非常湛深的市场，可幸其基本的原则还算直截了当。期市的学问是深在同学们不需要知道的细节上。期货（commodity futures）合约是现在买卖双方同意将来某日某货某量在某地交收的合约。原则上这跟预订合约（forward contract）的性质相同。后者内地称远期合约。不对，因为预订合约可以为期甚短。

预订合约普及。买楼花是一例；结婚订酒席是一例。任何订货皆例子。你答应明天请我吃午餐也是预订合约了。期货合约（简称期市）当然也是预订合约，但有三处不同。其一是像拍卖那样，期市通常在一堂之内集中由仲裁者或庄家执行，虽然这些日子互联网兴起庄家的操作有什么改变我没有跟进。

其二是期市在到期时很少真的用实物交收。买楼花（预订合约）到期时卖家要交楼，但期市有百分之一需要交货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会报道，算是新闻。这是说，绝大部分的期货合约到期结算时需要交收的，是期货之价的前后差数，有赢家，有输家。有赌博性质吗？当然有，但不管期货不期货，市场的任何交易都有赌博性质：购买一个苹果你赌是可口的，虽然不一定是。

期货合约与预订合约第三项的分别主要是概念上的，难以观察到。这是期市容许物品市价变动带来的风险承担者与物品的使用者分离。这是说，有期市处理的物品，使用物品的人可以借该市的存在而把市价变动的风险推到希望从市价变动而获利的人那边去。

价知得快交易也快

任何物品，没有预期的市价变动期市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差不多市场的所有物品都有预期的价变。在数以千计的市场物品中，能有期货市场处理的历来只二三十种。这可见能成期市很不容易。

理解期市的形成与出现对我们这章的分析重要，因为期货之价市场知得快，交易的速度比荷式拍卖更快。另一方面，有期市处理的物品的市价清楚明确，众所周知，增加了不参与期市的人在其他市场运作的方便。从价格取舍的角度看，期市是我知道最明确的受价市场：买卖双方皆受价，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不是出自看不见的手，因为要有作仲裁的公证人，也有众多的庄家在竞争，处理合约。当然，股票市场也有类同的交易速度与安排，但股票不是物品，好些股民不知购买的是什么，有点像购买彩票。期市交易的是物品，虽然少有实物交收，但物品的用途为何大家知道。然而，正如上文提到，能成期市的物品历来不过二三十种。这可见期市的形成远比市场的一般物品困难。

价变惹投机

期市难成，因为要满足四个条件。其一，前文提及过，一种物品能成期市要有足够的价格变动的预期。这里要补充的，是价格的预期变动要足以引进够多的讯息不同的投机者。投机（speculate）与投资（invest）是两回事。投资是为了有产出或有租金或利息的收入回报；投机是希望从价格的变动中获利。有些行为，例如购买房子，投资与投机往往并存。投机是纯从价变而获利的行为。你购买黄金，不管战乱逃难时可作防身带来的无形收入，只希望金价上升而获利，是投机。

期市的存在鼓励对某些物品的前景讯息掌握不同的人，或那些认为自己对某物价的前景有独得之秘的，集中地在期市买空或卖空，或获利，或亏蚀，但多方面的讯息是在期市集中起来了。买空、卖空是浅学问，但有深变化。我答应以某价出售一幅书法给你，但还没有写，是卖空或沽空。成交是双方的事，你是在买空。期市是今朝约定他朝以某价成交，买空卖空是例行的了。然而，我要在期市沽空某物品时，不一定立刻有该物品的买空客。庄家于是出现，按市价接受我的沽空合约，然后等买空客。这些庄家很专业，掌握的买卖合约讯息多，要竞争，虽然他们有机会亏蚀，但一般是收入可观的。期货市场常有沽空与买空的合约量不等的情况，到期前市价的变动会处理。

把不同的讯息集中运用于期市，有可靠的效果吗？这即是问，期市的存在，会否准确地让今天的市场推断他朝的市价呢？原则上，如果讯息运用集中得宜，期市的存在会使今朝之价与他朝之价的差距减低至利息费用加仓库存货的费用。经过多方的实证研究，经济学者得到的结论可不是那么理想。有季节性的物品——例如农产品——期市的存在一般会拉平今天与明天之价。然而，农产品的季节性众所周知，不需要期市的存在总会有人用仓库存货，待价而沽，把不同日期的价格加以拉平。另一方面，没有季节性的物品，例如金属、石油之类，这些年的价格大幅波动不免显得期市对拉平不同日期的市价没有大作为。这可见国际上的政治，或战争的出现与终结，其讯息是不容易由市场掌握的。好些经济学者相信政府可以在期市赚到钱：秘密地准备出兵可先在期市下注。

原则上——也只是原则上——期市可以在完全没有物品交收的情况下出现。毫无物品交收的期市像赌足球，期市只是赌价变，到期时只看货价的变动算输赢。虽然我在前文提及期货到期时需要真的交收货物的机会甚微，但合约指明到期时买家有权要求按价收货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市价可能不尽不实，而出术瞒骗的行为不罕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盛产咖啡的巴西，其政府涉嫌假报咖啡豆失收，意图在期市获利而闹出丑闻。

物品质量规格重要

第二个条件，是能成期市的物品一定要有清楚明确的质量或规格。制造品历来难成期市。有指明纯度的金属最容易，农产品与木材次之。比起制造品，这些物品的质量规格远为容易划定。石油有期市，但不容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为一间石油公司调查为什么石油期市那么难成，得到的一个原因是石油的质量变化大，而市场的人不容易明白石油的多方面质量的量度与变化的含意。

要有仓库存货

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存货专家的参与或有足够的存货仓库。金属或石油可存在地下，有需要时可加速开采，但农产品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期市的一个功能是稳定物价，但存货的仓库不足则难以稳定。昔日的鸡蛋期市是最明显的需要仓库协助的例子。上世纪三十年代，鸡蛋期市在美国风行。当时的母鸡主要在春季产蛋，有季节性，以冷仓存货，高峰期时达一千万箱。后来养鸡产蛋的知识大有长进，产蛋逐渐季节平均化，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冷仓存蛋只约二十万箱，鸡蛋的期货合约跟着大幅下降。今天还有没有鸡蛋期市我没有跟进。

这里我要回头再说石油期市难成的话题。当年我对石油公司指出，鸡蛋期市大幅下降是因为知识的长进促使产蛋没有季节性，让鸡蛋直接由母鸡生出送到市场，而石油也是从地下抽出直接运到炼油厂，一般不停顿，是石油期市不易成立的另一个原因。为了国防而贮石油是另一回事。石油价的大幅波动主要源于政治，而我们的观察显示市场难以处理政治的讯息。

交收地点约束出术

最后一个需要的条件，是期货合约到期时要有一个明确的交收地点。虽然需要交货的机会甚微，但指明地点不仅重要，而地点的选择一定要有关物品成行成市的地方。这是因为虽然到期时一般不用交货，但不成行成市容易造价，而更重要是投机的期市客可以用囤积的方法在期市“逼仓”，所谓 corner the market 是也。

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个美国的大富兄弟大手购入白银的期货合约，据说准备在合约到期时一律要求收货，市场交不出白银之价会暴升。这对兄弟开头赚了很多钱，最后破产收场，因为算错了一着。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的家庭主妇收藏了不少以纯银制成的餐具，见到银价升得那么高她们纷纷把结婚时收到的银器礼物出售，整个银市跟着狂沽，导致急升后的银价暴跌。

投机协助对冲

最后让我转到期货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对冲，hedge 是也。投机与对冲是同一钱币的两面，不一定要在期货市场操作，但期市无疑是这对孪生兄弟的天堂。说过，投机是赌将来的物价，希望从价变中获利。对冲是投机钱币的另一面：与其要从价变中获利，对冲是要保护一个赚了的价，或要避免价变可能带来的损失。基本的原则说，对冲是放弃市价波动可能带来之利，来避免同样的市价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

对冲的方法是简单地采用与投机对立的位置。一个购进了或持有麦的人，可以在麦的期市沽空，称出售对冲（selling hedge）。另一方面，一个沽空了麦的人（他答应了以某价在某日出售麦），可以在麦的期市购进，称购入对冲（buying hedge）。出售对冲与购入对冲皆可协助上述的麦农或麦商做安定的生意，让投机者承担价格变动的风险。这是投机者给市场的主要贡献了。

基准的稳定性是问题

对冲容易做，但要成功地通过对冲来争取安定的效果不容易，因为需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准（basis）。Basis 不是浅学问，这里只能从最浅的角度说一下。那所谓“基准”是指一种物品的现价与期价的关系。如果今天某物的现价升二元，半年后的期价也跟着升二元，那么基准就是稳定了，可以安全地对冲。绝对稳定的基准难求，不得已而求其次，对冲客要求够高的现价与期价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如果现价与期价的变动是毫无关连的，对冲不会有半点意图的效果。

另一方面，对冲不一定需要用同样的物品。上文提到的麦商购进了或沽空了麦，不一定要用麦来作对冲。任何与麦价有关连的物品，例如米，也可以作为对冲的选择。问题是上述的基准是否稳定，或不同物品之间的现价与期价是否有足够高的相关系数。

结语

这章可能写得太长了。我是因为很不满意传统的受价分析（那所谓完善竞争）而大事发挥一番。我认为传统的分析没有多少经济内容，把市价、租值、成本等重要概念搞得一团糟，因而对解释现象或行为作不出什么贡献。我是只为解释现象而从事经济研究的。纯真的受价现象不是随处可见。期货市场是最接近的，但本节指出，需要的条件多而复杂，也需要有多只有形之手。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真的见到受价才论受价市场。竞争无市无之，无日无之，无处无之，不同的问题与不同的现象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处理，有时假设受价是觅价，有时假设觅价是受价。可不是吗？买卖双方皆受价的期货市场，其幕后的众多庄家不停地觅价。世事复杂，理论以简单为上，希望同学们能在本章见到，简单的理论可以是非常湛深的。 不管邓丽君是怎么样的一个垄断者，只要她的垄断权利来自她个人的天赋，加上个人的勤奋，这权利是由她个人自己选择争取的结果，价值观上我们难以反对。她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替她约束其他的竞争者。她的存在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杀了她是社会的重要损失。

第三章：垄断的诅咒与成因

垄断（monopoly）一词的直解是某产品在某市场只有一个生产或销售者。市场可以大如整个地球，或小如街头的小食档。我几岁大的孙女儿，每次到我家，出售她的爱，绝对是个垄断者。天伦市场就是那么奇特：无论她怎样榨取，我还有很大的消费者盈余。

第一节：垄断的阐释

垄断的直解是字典的解法，经济学应该怎样阐释呢？众说纷纭，我接受的，垄断是指一个生产或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此线向右下倾斜，把价提升会卖得少一点，调低会卖得多一点，所以这个垄断者要觅价（price searching）。觅价的行为变化多，有趣，是我当年着迷的学问了。

同学们会问：以生产或销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所以觅价，来给垄断下定义，但我们见到的市场一般有多个竞争者，每个都在觅价，包括我曾经提及的卖冒牌劳力士手表的比比相邻的讨价还价的摊档，难道这些摊档也算是垄断者吗？又例如食肆或酒家林立，基本上每家都在觅价，难道每家都是垄断者？应该是。有几个原因。

其一是任何市场竞争一定存在，就是政府授予专利也会有替代品的竞争。其二是从细节或微小的变化看，任何产品或销售者都有其独特之处，与众不同。其三是讯息或交易费用的存在，加上刻意隐瞒或瞒骗的行为，可以误导顾客，使后者以相同为不同。其四是市场的大小划分变化多，这样看某店是同一市场的一部分，那样看该店是另一个市场了。还可以想出其他的，但正如我在上章最后提及：竞争无市无之，无日无之，无处无之，不同的问题与不同的现象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处理，有时假设受价是觅价，有时假设觅价是受价。

做学问我们有时要执着严谨，有时不要在术语上争议。字典归字典，真理归真理，而真理说，何谓垄断要看我们处理的是些什么问题。以一个生产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作为垄断的界定可以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这看法直接带到觅价这话语上，引来很多需要解释的有趣现象或行为。另一方面，严格地说，天下间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与众不同。从独特之处看，每人都是垄断者，说垄断是说了等于没有说。但从生产出售面对的需求曲线看却是说了一句有经济内容的话。

第二节：乱来的价值观诅咒

垄断被社会责骂、诅咒，有悠久的历史了，中外皆然，虽然感受上是外多于中。不容易肯定起自何因。价值观的否定可能起自垄断导致贫富分化，也有以大欺小的意识。逻辑上，这些社会不接受的现象不能与垄断挂钩。我认为客观反对垄断的看法主要是一处：产出竞争的激烈程度通常是与社会的收入增长速度正面联系着的。这观察虽然有事实经验的支持，但有不少麻烦。不是所有产出竞争都对社会有利。那有名的公海捕鱼导致租值消散的例子是源于产权没有清楚界定的竞争产出。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大事改进，往往源于有很大垄断性质的竞争产出。半个世纪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大幅地增加了人民的收入，竞争无疑激烈，但每一项都是基于有垄断性的发明。竞争发明专利是争取垄断，不维护这种垄断我们今天不会有数码科技。明显地，竞争与垄断不一定有冲突，而经济学者历来反对的主要时政府以牌照约束竞争人数，又或者是政府因为要维护国营的生存而阻止私营的参与。

其实经济学者反对垄断从来没有解释得清楚。发明或科研应否受到专利的保护他们说得吞吞吐吐，下一章我会详加分析。我也曾经提及，国营偏于无效率，但可以有效率，而国营与国企是两回事。这些年中国的经验是国企可以判出去作私营，有大成的例子。挂羊头可以卖狗肉，挂狗头可以卖羊肉，经济学者的困难是他们通常只看头而不吃肉。

热情胜理智的分析

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学问的传统对垄断有两方面比较清楚的投诉，严格来说都过不了逻辑的关，或多或少反映着经济学者对改进社会的热情高于理智。首当其冲的投诉是垄断者觅价后所定之价高于产出的边际成本。起自英国的传统，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今天的学子从本科一年级开始背，究竟老师有没有想清楚只有天晓得。

分析是这样的。面对垄断者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 斜，这曲线代表平均收入，边际收入在这曲线之下。垄断者为了争取租值或财富极大化，他的产出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但他定的价等于平均收入，所以价是在边际成本之上。另一方面，价也代表着消费者的边际用值。于是，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会使社会得益，但垄断者为了争取私利极大化不会那样做，其产量因而低于完善的竞争市场，后者的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收入等于边际用值等于价。

死三角有沙石

经济学者于是推出后来萨缪尔森称为“死三角”（deadweight loss）的浪费。价（即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对社会有利。这增产会使价或边际用值下降，边际成本上升，到价等于边际成本时，这“死三角”会消失，也即是跟那完善的竞争市场相同。社会的最大利益是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但垄断者的产出均衡点是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是以为祸也。

逻辑有沙石。做本科生时老师答不了我的问题。我问，有死三角存在，增加产量消费者会得益，垄断者也会得益，增产可以大家得益，何乐不为哉？进了研究院，老师比较高明，说不增产是因为有交易费用。但当我问是什么交易费用，老师通常忙顾左右而言他。还是阿尔钦高明，他报以一笑。正确的答案，是垄断产出不一定有死三角，但这是本卷第六章——《成本定律与觅价行为》——的话题，好玩的。

剩余容量之见

另一项经济分析的垄断投诉，源自哈佛张伯伦的《垄断性的竞争理论》。这理论我曾经评为空洞。价格或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的浪费之外，张伯伦指出另一项浪费。他说：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在竞争下平均成本的碗形曲线会贴在那倾斜的需求曲线上，贴点之价是均衡价，高于边际成本，因为正在下面的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入曲线的相交点是垄断者的利润极大化的均衡。张伯伦于是指出，因为面对的需求曲线不是平线，有斜度，生产的平均成本不像完善竞争那样在该线的碗底产出，而是在平均成本正在下降的一个斜点上。这样，垄断者的产出点不是最低的平均成本，增加产量平均成本会下降。增产可以减低平均成本，不增产是浪费。张伯伦于是说这浪费源自“剩余容量”（excess capacity）的存在。平均成本还可以下降，但产量达不到最低的平均成本，还有平均成本下降的容量，是剩余的浪费。

大名如哈佛，我认为张伯伦在概念上的掌握不到家。不管一个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还是倾斜，他考虑了价格及边际收入，有了策划产出的量，无论是一次产出还是分期交货，他选择的生产方法及生产要素的调动安排一定是他算来平均成本最低的。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不容许其他选择。

产出均衡要从直接成本看

这里的要点，是最低的平均成本只可以是指直接成本，即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的。这平均成本曲线也是碗形。边际成本曲线穿过碗底是定义性的，因为略为增产或略为减产的成本变动都要从这一点画出去。如果增产或减产会导致生产的方法不同，直接平均成本曲线要再画。

这里的问题是直接成本之外，上头成本是租值，垄断租值也是租值。我解释过，这些租值的变化不会影响边际成本，而二者租值皆由市场决定。租值也是成本，加在直接平均成本的曲线之上可得另一条碗形的总平均成本曲线。向上加，加到哪里呢？加到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线贴着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弗里德曼之见：一个垄断者面对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弗老当年应该说得清楚一点：租值是成本，但不是产出的直接成本，而产出的均衡点是与租值成本无干的。

回头说张伯伦的“剩余容量”，其有关的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指直接平均成本。但他说的贴着需求曲线的碗形平均成本曲线显然是包括租值的，即是包括上头成本的租值及垄断租值。包括租值的碗形平均成本曲线没有意思，因为租值的或大或小由市场决定，有意思的只是贴着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那一点。要是张伯伦说的贴着需求曲线的平均成本曲线全是直接成本，没有租值，一大箩问题会出现。

梁惠王胜孟子

同学们可以在这节体会到，对真实世界有基础性的认识是学经济的起码要求。同学们找机会跑工厂后，会知道问生产成本是否最低的是个蠢问题。生意老板日算夜算都在算怎样节省成本，问他成本是否最低不是显得很无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学经济，同学们不要问什么好什么不好。分析用上价值观容易闯祸。同学们要学梁惠王问孟子，问利何在。经济学传统把垄断分析弄得一团糟，主要因为学者们重于问好坏而不重于问利害。那所谓无效率的意思，是指有利而不图。这是萨缪尔森说的死三角，也是张伯伦说的剩余容量。问利，问为何有利而不图，会直接地带到有关的交易费用局限那边去。做研究生时我这样问，问出了佃农理论。

第三节：邓丽君现象的延伸

严格来说，每个人在某方面都是个垄断者。绝大多数的垄断者是可怜人物：他们的垄断之技换不到饭吃。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写道：

天生特别的供应，外人无从绝对地仿效，是垄断。然而，以歌声而言，算得上是特别的何止邓丽君？其他招徕有道、大名鼎鼎的歌星不在话下，张五常的歌声又怎样算了？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歌声也很特别；可惜的是，当我一曲高歌，听者愿意给我钱要求我不唱！我也是个垄断者，我的歌声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整条曲线是在左下的负值范围内。

垄断不一定可以赚钱。绝大部分的垄断一文不值，所以没有经济学者为我的歌声费心。天生下来，每个人各各不同，在某方面都有可以大垄断其产的产品。无奈市场无价，天才自古空余恨。电影明星的相貌特别；你和我的相貌也特别，只是没有观众出价。明星的演技特别；你和我的演技也特别，可惜也没有观众出价。你和我于是成为无价之宝，使经济学者漠视了。

邓丽君是社会的一部分

这就带到我认为是重要的歌星邓丽君的例子。一九八四年初我有机会在香港看过她的一场演出，横看直看都认为是一百分，是炎黄子孙中数世纪一见的演唱天才了。长得好看，唱得悦耳，举手投足潇洒利落，反应快，多种语言流水行云，听众用什么语言提问她就用什么语言回应。北京当年不容许她到内地演唱是人类的损失。

说邓丽君是个现象，可不单是说她的登台演技尽入化境，还要加上去的是这个歌星对金钱收入不重视。同级的歌星动不动要唱数十场，她只唱一场。那么庞大的道具、备演成本，多唱一场的个人收入可获港元数百万，但她不唱。我也察觉到她绝少在电视或传媒替产品卖广告，或做什么机构的代言人。对她来说，休闲的价值是演出的成本，而不演出是因为她认为这成本高于演出的收入，是定义性，我们应否尊重她的选择呢？

邓丽君无疑是演唱的垄断者——从她的独特演技看绝对是。反对垄断的人应否建议把她杀了？昔日的中国赞同把她杀了恐怕不乏人。今天不会再有这种人，但可能还有不少人认为政府要强迫邓丽君多演出、多唱——如果这个天才不早逝。

问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邓丽君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休闲给她的所值也是社会的收入，不尊重她的选择社会会受到损失。反对垄断我们要反对邓丽君，然而，从社会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想出有哪种约束邓丽君的政策或方法可以使社会整体得益——除非我们不认为她是社会的一部分，或认为她自己的损失与社会无干。

竞争垄断的真理

上述的邓丽君现象重要，因为包含着一个社会利益的真理。这真理说，不管邓丽君是怎么样的一个垄断者，只要她的垄断权利来自她个人的天赋，加上个人的勤奋，这权利是由她个人自己选择争取的结果，价值观上我们难以反对。她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替她约束其他的竞争者。她的存在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杀了她是社会的重要损失。她选择不多演出在定义上是她的切身休闲利益高于多演出社会听众愿意出之价。她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强迫她多演出社会会受损，而如果因为她是垄断者而多抽她一个垄断税，对社会有同样的不良效果。至于传统说的、邓丽君演出给社会带来的边际用值高于她的边际成本，导致萨缪尔森说的死三角，如果真的存在，是她自己的选择，要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外人是不应该加以左右的。

让我们回顾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的经济发展，其速度使举世哗然。少人注意的是在这史无前例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禁止邓丽君演唱到今天把她捧到天上去。是的，很少人注意到，中国的骄人经济增长是包括着一个鼓励个人争取垄断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我推断，在内地，收入增长最快的那组人会是有天赋的艺术家。果然，跟着的二十年，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市值上升了不止百倍。这是邓丽君现象的延伸：成功争取市场喜爱的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是争取到市场有价的垄断权益带来的垄断租值。

经济学传统反对垄断的分析是浅见。这分析忽略了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协助的个人争取垄断带来的私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

学术思想收费困难

像我这种搞学术思想为生计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不幸，是思想是一种共用品，一个有垄断性的绝妙思想不容易像邓丽君那样，演出时出售门票杜绝不付票价的人，或出售唱碟及影碟，也没有像画家那样有私用品性质的画作在市场出售。学术版权的维护所获甚微，而可以卖点钱的课本通常不是思想创作。这些年流行的以学报文章数量为准则来决定大学教师的升职，更是悲剧，因为一般是鼓励产出废物，不是这里说的有垄断性质的重要思想。

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是维护有垄断性质的思想的法门，可以带来巨利。不是浅学问，深得很，我会在下一章以整章处理。在大学里，自然科学的某些思想可以申请发明专利。做生意的名牌宝号或注册商标是为维护产品质量的垄断而设，没有期限，可以很值钱，对社会也只有利，没有害，因为除了注册的名称先注先得，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商标。

让我再说一次。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维护的垄断，或在自由竞争下获得的垄断权利，或像邓丽君那样，才华由上苍赐予，加上勤修苦练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这是不管垄断产品的售价是多高，又或者像邓丽君那样，重视休闲而懒得多唱。

不要相信经济学者的胡说八道。

第四节：阻止竞争的垄断

阻止的意思是约束，但这里我选用“阻止”而不用“约束”，因为竞争的行为一定要受到约束，否则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权利界定是约束，成本、市价、天赋、财富、法律、风俗等，都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本节要分析的，是政府或利益团体“阻止”竞争，因而把垄断权利炮制出来。阻止当然是约束，为恐引起混淆，我用“阻止”来描述由政府或团体炮制出来的垄断。

受价与觅价的经济内容

争取垄断希望增加收入是社会每个成员都会做的事。我在上节指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在街头卖花生的小贩希望自己出售的好吃一点，与众不同，是争取垄断。要成为另一个邓丽君当然不易，但我指出，一个人凭自己的天赋与努力而争取到有垄断性的产品，没有要求政府或团体的协助，纯是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邓丽君如是，设厂产出也如是。至于传统历来诅咒的因为垄断产出不足，导致顾客的边际用值高于产出的边际成本而出现的死三角，如果真的存在，对社会也一定是利大于害：有这垄断产品附带着死三角总要比没有这产品有利，强迫多产出只能如强迫邓丽君多唱耳。

这里有一个重要提点。西方经济学传统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那销售或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因而受价，没有死三角。然而，逻辑与事实皆说，这样的市场只能限于期货市场那类产品：米是米，麦是麦，金是金，银是银。是的，经济学者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的产品不可能有创意，不可能标奇立异，社会因而不可能有进步。

换言之，一个历来只有完善竞争的经济社会，会停顿在中国四千多年前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水平。我的价值观可以接受，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略同。离开了桃花源，人类的进步或知识的增长要基于创新，即是说要基于垄断的争取及尝试。那所谓觅价，讲深一层是说找寻新意。

旧报告再推出

通过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出现的垄断是另一回事。但有一个问题：本来是黑白分明的看法，因为发明专利的存在而变得有点模糊了。发明专利（patent rights）是通过政府法例来约束或阻止竞争，拥有这专利权的或大或小是个垄断者。发明是竞争的果实，但专利是政府以阻止的方法来维护胜出的人。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衡量，研究所得的发明应否有专利的保护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行内到今天还没有一致同意的答案。我自己是有答案的——大概上有，细节上没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动用了美国的一个基金不少钱，花了四年多时间，调查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以及这两者的租用合约（license）。所获艰深。当时（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个长报告给资助的基金作为一个交代。二十多年后找到该文全稿，二〇〇五年刊于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中，行内的朋友读到一致认为重要。该报告其中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曾经抽出为独立二文发表，但最重要的主要部分因为太难，当时打算过些日子才处理，但终于没有动工。发表了的关于商业秘密的那部分受到法律学界注意。我会把当年的长报告的内容全盘推出。这是本卷第四章的话题。

发明是知识资产，以专利保护是产权保护，应不应该有此保护奇怪地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从社会的利益看应保护多久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商业秘密呢？原则上也是资产，可以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是外人不知是些什么，要怎样保护呢？问题有趣，但深不可测，也在第四章讨论。

无功受禄与偷龙转凤

转到那些主要靠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存在的垄断，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说对社会的整体只有害，没有利。对个人或个别机构当然有利，但对社会整体没有。理由不少，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只有一点：凭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带来的垄断利益，是中国传统说的无功受禄！你的产出贡献不足以在市场生存，但因为政府为你阻止竞争而获利，是无功受禄。或者你的产出贡献足以生存，但政府授予垄断权使你的收入增加，也是无功受禄。好些时，因为政府或团体的左右而出现的垄断权利，获益者主要是政府或团体，也算是无功受禄了。

还有另一个有关的话题。政府往往授予自己垄断权，增加政府的收入，因而可以减少抽市民的税。政府为服务社会需要有收入，因而算不上是无功受禄。这是偷龙转凤，误导市民。偷龙转凤香港政府是专家。计程车牌照的垄断权在政府之手，土地使用的垄断权在政府之手，货运码头的海域垄断权在政府之手，汽油供应抽高税，也可看为政府垄断，还有不少其他的。这些垄断带来的收入可观，容许香港政府以低税率知名于世，但我曾经算过，把这些政府的垄断收入化为税看，香港中层人士的税率比美国的高。这是偷龙转凤。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验

作为一个经济研究的题材，由政府阻止竞争、授予垄断给社会带来的害处，最精彩莫如中国改革的经验了。这是人类历史可歌可泣的一页——先泣而后歌——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分析过。只要中国的发展能继续下去，将来的学者不会漠视该书。复旦的张军看出了玄机，知道我的灵感从哪里来。

那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相对发展的经验。大约一九八一年起珠三角首先发难，三年后该区的几个乡镇的年增长率达百分之五十。珠三角是庞大国企不多的地方，香港的商人跑去投资私营，申请牌照只需几天，虽然损手者众，但在压力下国家职工制败退，合同工制抬头。长三角呢？庞大的国企林立，申请私营或民营牌照要过关无数，近于不可能，而职工制无从瓦解。长三角的林立国企是靠政府阻止竞争、靠政府维护垄断而存在的，而这局限在珠三角是弱很多了。

长三角的崛起是邓小平先生一九九二年春天南方谈话之后的事，一九九三开始有看头，而一九九四年初引进全国划一的增值税后，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形成了。奇迹的出现，是八年之后，在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多年而还是发展得快的珠三角。撤销大部分的国企垄断是主要原因，而如果这些垄断不撤销——即是不大放宽民企的经营牌照——中国的神奇地区竞争制度是无从发挥的。后发而胜出，因为在中国独有的地区竞争制度下，长三角的土地使用比珠三角有高很多的弹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有详述。

牌照限量阻止竞争

政府发牌照有好些原因，而发牌不一定有限量。只为鉴定谁是负责人，或作为减低讯息费用的资历陈述，是不需要有限量的。鉴定谁是负责人重要，但能否减低持牌者的资历的讯息费用有问号。牌照传达的讯息不一定可靠，可以误导。我认为经济学衡量斤两，博士名衔（也属牌照）比不上两页纸的好文章。弗里德曼当年差不多反对所有职业牌照。阿尔钦和我同意，持牌执业的医生及律师，他们的能力及知识的差距很大。

讯息是一回事，牌照限量是另一回事。好些时，限量是通过提升资历或条件的要求，以保护顾客利益为借口，掩盖着以牌照的限量来增加持牌垄断的收益。美国在药房卖药的药剂师，多年来资历的要求不断提升，到今天需要的学历要有跟博士相若的水平。每小时工资约七十美元，也是规定的。

计程车（内地称出租车）的牌照，以车算，好些城市有限量，而一个牌照的转让市价可能高达港元数百万。这是阻止竞争带来的垄断效果。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支持这牌照限量的理由不少，逻辑一律错得离奇。香港的例子，是发计程车牌照的政府有可观的收益。

在西方，狩猎野生动物有牌照及猎物的限量，但没有协助垄断的意识。不限量猎者可能把野鹿杀清光。多年前在美国读到一份报告，说限季节及限猎量的牌照收费不高，但能有所获的只是一小撮懂得狩猎的人。不限猎量，这一小撮人可以把野鹿杀清光。我的一位朋友专于此道，说绝对可以。

医生应否以牌照限量大有争议。没有明确的限量，但有经济学者认为有欠效率的条件的苛求。一九五八年，说得上是经济学天才的凯塞尔（R. Kessel，是我的好友，一九七五年早逝）发表精彩的《医疗的价格分歧》，分析当时在美国加州行医执照难求，因而导致垄断及价格分歧的出现。他的解释，是医生执业要有医院提供病房与医疗设备的协助，而这些设备的资金主要来自见习医生的低薪贡献，所以要到加州行医要先在那里见习两年。今天，这指明地区见习的局限在美国不再存在，但类似的要求在香港还有——外来的顶级医师是不能在香港挂牌的。奇怪我当年没有问凯塞尔一个资历足够的外地医生，为什么不可以付一个使用设备之价来购买加州的行医权。不管怎样说，凯塞尔一九五八年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同学们不要错过。

结语

西方有一句戏言，说一条狗吠错了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不知典出何方，但可以想象，一个小偷躲到树上去，一条狗向树上吠，但吠错了树！

经济学者有吠错树的习惯。当年我读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后人称为科斯定律的鸿文，该文批评传统的社会成本又称外部性的分析，不由得拍案而起，说庇古吠错了树。后来轮到自己写文章，指出传统吠错树的例子，到今天屈指难算了。本章以《垄断的诅咒与成因》为题，指出的吠错树是严重的，而老实说，热情归热情，我认为那是一条相当蠢的狗。

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经济学者应该诅咒的，要吠的，不是垄断的本身，而是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垄断的成因数之不尽，但除了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带来的那一类，其他所有因由归纳起来只有一个：人类要不断创新才可以活得好一点。

第五节：自然垄断之谜

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是有争议的话题，曾经吵得热闹，主要是关于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ies，例如水、电、煤气等）的供应，尤其是这些事业的成本分析。要点是这样的：如果一种物品的产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在同一市场内不会有多过一个生产供应商，这是因为只要一个生产者的产量愈大，其平均成本愈低，其他生产者参进会遭淘汰。只有一个可以生存，是垄断，但因为产品没有独特之处，只是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会淘汰或杜绝其他竞争者，所以称为自然垄断。

边际成本的争议

自然垄断带来一个大麻烦。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边际成本永远是在平均成本之下。资源的有效率使用或要满足帕累托条件，产出点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要满足这条件，自然垄断的价格一定是在平均成本之下，因而要亏蚀。如果政府强迫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个自然垄断者要关门，但如果不强迫，其价会高于边际成本，因而无效率（或有浪费）。于是，经济学者的建议有二。其一是政府补贴自然垄断者；其二是索性由政府经营公用事业或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

针对上述的分析，科斯一九四六年发表《边际成本的争议》（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该文的要点是如果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需要政府补贴及管制，惹来的管制费用很大，得不偿失，所以应该以平均成本定价。一九六八年德姆塞茨发表《何必管制公用事业？》（Why Regulate Utilities?），提出了自然垄断其实不是垄断的观点。他以铁造的汽车牌为例，其制造是产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他跟着指出，如果汽车铁牌需要招标竞投制造，每牌之价会等于平均成本，怎会有垄断这回事呢？

科斯与德姆塞茨这两篇文章是批评自然垄断的传统分析最有名的，但我将指出，他们都吠错了树。

小食店的例子

让我从一家小食店说起吧。该食店在街坊邻里，市场小，只此一家，而这家只产出一种食品。比较优势成本不论，在考虑进入该市场投产时，小店老板会计算一下入局的投资成本：装修、购置器具等。假设这入局投资要五万元，入局之后这资金的利息需要放弃——这是入局成本从川流的角度看。入局之后，投资下了注，除非老板把生意出售，这入局成本通常是覆水难收。开业后高于直接成本的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

也是在未入局之前，老板会考虑或猜测入局之后的生意情况，可收之价是多高。有了这些资料的大概，他打的算盘要选择小店子的规模有多大，档次有多高，每天每期的产量及进账有多少。凭这些资料他选择用哪种生产方法及器具来经营。他选用的是产出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的方法，争 取的是可收尽收的最高租值，希望这租值（这里的简单例子也是上头成本）能盖过入局成本的利息。

直接成本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上述的小食店是食料、水电、工资等。这里假设没有灰色地带的麻烦（这麻烦我会在第六章再讨论），直接平均成本的曲线很容易是碗形，而直接边际成本从下而上，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包括上头成本的总平均成本是把租值加上去，加到出售价为止。换言之，不管是受价还是觅价，出售之价是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要注意的是包括租值或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曲线的本身是没有边际成本曲线的，我在第二章第七节解释过了。

一个街坊市场只有上述的一家小食店，可以看为垄断，潜在的竞争者无数，但跟我曾经提及的小孩子卖可口可乐不同，竞争者要参进也要付那几万元的入局投资。这家小食店因而受到市场的保护，他的租值收入要高于入局投资的利息，潜在的竞争者才会考虑参进。

说垄断是对，因为街坊市场只此一家。说觅价也对，因为租值的存在在此家可以提升价格而卖得少一点，或调低价格而卖得多一点。是个自然垄断者吗？从直接成本看是，因为这家的直接成本比还未入局的为低——还未入局所有成本皆直接。从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准则看不是，因为这小食店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

海底隧道与小食店的成本曲线相同

让我转到一个行内认为是明显的自然垄断的例子：建造海底隧道，车辆使用收费。投资数十亿建该隧道，每辆车使用通过收费只二十元。以总投资及经营费用除以车辆使用数量，每辆车的平均成本当然是车量愈大愈低，而这平均成本下跌近于永无止境。

然而，以这隧道作为自然垄断的经典例子，其实与上述的街坊小食店没有两样：隧道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车量上升，管理的员工增加，而到了近于堵塞之境，互相干扰，车辆驶慢了，等于我说过的餐馆的桌子竞争使用，这车辆的时间增加是那辆车的直接成本。服务每辆车的直接平均成本会上升，而如果车辆堵塞不动，直接平均成本会飙升——这是不论庇古的公路使用的社会成本，只论隧道老板服务每辆车的直接平均成本。

经济学传统以这隧道作为自然垄断的经典例子，是吠错了树。这传统把入局的数十亿元投资作为直接成本看。未入局之前当然是，街坊小食店的五万元也是。但自然垄断，我把逻辑让你让到尽，只能从入局后的直接成本看。以包括上头成本或包括入局投资的总成本除以车辆数量而求得的平均成本曲线来论自然垄断是吠错树。更为严重的，是这传统不断地吠的那条低于平均成本的边际成本曲线，基于上述的包括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变动，根本画不出来——根本没有树！

办公室里的经济学

回头说德姆塞茨的汽车铁牌例子，有两个问题，一小一大。小问题是他以每块铁牌作为产量单位，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很可能是看错了。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分析出版行业时，指出从印刷商的角度看，以每册书作为单位算量不对：印刷商是以书号为单位算量的。以一个书号的册数算量，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不断地下降，但以书号为量这曲线会是碗形的。

我没有调查过德姆塞茨说的制造汽车铁牌这个行业，但很怀疑这制造商会以牌数算量作为他的直接成本考虑。很可能他以开机的次数算。另一方面，我知道好些与制造汽车铁牌类同的行业，量大通常由好几家工厂处理，显示着直接平均成本不是不断下降的。制造汽车铁牌究竟由多少家从事，或是否由一家发放出去给几家，又或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指定一家工厂造，不准发放——德姆塞茨没有深入调查过。这是办公室里的经济学了。

地役权是公用事业的因由

大问题是以制造汽车铁牌的例子来比喻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这是明显地吠错了树。我认为水、电、煤气等事业一般受到政府的管制或插手，可不是起于经济学者历来相信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而是因为有地役权（easement）的困扰，政府非插手不可。既然插手，无可避免地要管制一下。

我说的地役权，起于水、电、煤气等的供应与安置，要通过很多不同用途的土地及有不同业主的楼宇，其中只三几处不让通过就难以成事。政府的存在不是毫无经济效率理由的。公用事业需要使用地役权，没有政府处理很麻烦，而就是所有人同意通过，之后某些人反口也头痛。生产供应可由私营操作，也往往是，但地役权没有政府处理难以成事。至于政府应否管制公用事业的收费是另一个话题，而我在第五章会指出，牵涉到地役权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件中最头痛的经济分析。

垄断不要从成本看

在自然垄断与边际成本这两个有关的话题上，我认为科斯的失误是他漠视了上头成本。虽然他发表过关于上头成本的文章，其分析跟我在《收入与成本》提出的很不一样。大家都从马歇尔得到灵感，但我不同意马歇尔，因为他没有坚持成本永远要向前看。德姆塞茨以批评政府知名天下，但他漠视地役权的公用事业分析是吠错了树。

垄断，不管自然不自然，是不应该从成本的角度看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比较成本优势，说每个人因而是个垄断者说了等于没有说。其二是上苍有知，如果天赋成本是零，每个美丽的女人都可以是邓丽君。说邓丽君是个垄断者因为她的天赋成本够低也是说了等于没有说。我们还是以邓丽君的绝代风华来界定她的垄断本领吧。

参考文献

E. H. 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R. H. Coase,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Economica, 1946.

R. A. Kessel,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58.

H. Demsetz, “Why Regulate Utilitie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8.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 Economic Inquiry, 1982.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ntion,” 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 2005.

张五常，《邓家天下》，《卖桔者言》，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4。

第四章：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

因为发明专利只提供一个奖，也因为一项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用，再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低，所以只要研发的竞争者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有足够的讯息，发明专利的界定是含意着研发权利的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不会出现。

思想是人类进步的主要资源，虽然到处战乱是说人类其实是愚蠢的。没有思想，我们今天还会住在山洞中。有点奇怪，以发明专利（patent rights）的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姗姗来迟，首出于意大利。那是一四七一年。其后的发展复杂无比。我曾经花了几年研究，劳师动众，所获甚微，虽然在经济学行内算是知得比较多的。是深不可测的学问，尽量简化同学们还要读得很小心才能知大概。

发明专利的法律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那是中国的明代，而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与文化发展的光芒是没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中国有发明专利法律是很近代的事，不到一百年，而有点看头可能不到二十年吧。不要以为西方的发明专利法律一定可教。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西方的知识保护法律有很大的麻烦。美国的国家研究基金曾经资助我研究，希望我能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我写了一份长报告，学者朋友认为重要，但对该基金的要求是交白卷。把我知道的困难说说吧。

第一节：知识保护的变化

知识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所以知识的权利是一种产权，原则上要有界定及保护才可以发展得好。但要怎样保护才对呢？在发明专利法律引进之前，人类以知识来增加收入早有可观。纯为自己所需的发明，让他人免费采用的例子无数，是没有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只要能守秘，可以是非常有效的保护。守秘当然不易，但传统上中国的厨艺、艺术、医疗等，皆以守秘的法门发展起来。商业秘密可以很值钱。美国的可口可乐是有名的例子；中国云南白药股票之价这些年不是上升得很有看头吗？

名牌宝号保护知识

版权或商标是保护知识资产的另一些法门，有法律，但常有官司。中国对名牌宝号的维护有数千年历史，不一定有法律：印章的发明在商代或更早就出现了。当时没有什么数码科技，假冒印章不容易。就是今天，鉴定古书画的专家们通常能把数百年来收藏家的众多印章背出来。不是说笑，一幅不怎么样的清代书法，因为有一个没有疑问的乾隆皇帝的印章，市值增加了人民币数千万。好收藏的朋友知道，卖古书画有时其实是卖印章，也即是卖名牌宝号的保障。

也没有疑问，因为人的知识得来不易，知识投资的成本往往是知识产权的保障，有时相当可观。例如中国艺术品或古文物的收藏，这些年市价上升得急，好此道或素有研究的君子们因为鉴证的知识得来不易而大有斩获。不单是他们持有的收藏品升了值，还要加上去的是他们的知识变得很值钱。今天内地的拍卖行业有求物品容易求专家困难的说法。一般而言，收藏市场的假货远比真货多，而市场之价是先论真假然后讲优劣。懂得鉴别怎会不值钱呢？同学们可以羡慕，但不要眼红，因为鉴证收藏品的知识得来不易，动不动 需要十多年的研究投资。没有大好的收藏品市场，投资于读书识字的学问的回报率比较高。

沉闷与有趣之别

经济学者一般怎样看呢？马歇尔可能是第一人说知识投资最重要；跟着费雪说同样的话。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投资这个话题在经济学行内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我的投诉，是这项大搞特搞了约二十年的学问，虽然参与的能人无数，但过于着重读书求学或知识增加带来收入回报的调查与统计分析，发表的文章读来味同嚼蜡。不是说不重要——知识投资当然重要——但沉闷，没有令人拍案而起的惊奇。我认为知识投资搞出趣味要向讯息费用那方向走，但研究讯息费用的朋友可没有强调减少讯息费用的投资是知识投资的另一个看法。他们老是关注着讯息费用给社会带来的浪费或祸害，过于重视改进社会而漠视了解释现象是科学的真谛。

一士谔谔，一九七五年我开始在香港的玉器市场研究讯息费用。是自己擅长的街头巷尾的实地调查，以琐碎的真实现象为出发点，管趣味，管解释，不管的是好或不好，更不问政府应否管制。后来我转向多种收藏品的调查研究。收藏品不仅一律有很高的讯息费用，而且样样不同，开阔了自己看讯息费用的眼界。这些费用导致的现象无奇不有，过瘾好玩。做学问是应该为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而做的吧。我会在第八章以一整章处理讯息费用，但只能简略地处理。详尽的分析要用好几本书。

三个难关要过

本章分析的主要建议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尤其是前者。说过了，同学们要准备进入一个天旋地转之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法律保护知识资产有三个难关要过。其一是知识属思想，而思想是抽象之物，法律怎可以保护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呢？其二是思想或知识属共用品（public goods）。我在《科学说需求》第八章解释得清楚，经济学传统对共用品的分析差不多从头错到尾。其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的专利必定有垄断性质，而经济学传统历来是诅咒垄断的。科研带来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吗？法律应该维护垄断吗？这些是价值观的问题。客观地问，发明专利的保护——这种垄断的保护——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是否高于垄断的无效率或浪费的害处呢？

第二节：发明专利的传统观

可能因为“思想”有点虚无缥缈，不易触摸，经济学者对知识资产应否受到保护这个话题比其他资产的保护更有兴趣。纷争历久不息，要把所有的不同观点写下来会是洋洋巨著，不值得的。今天尘埃稍定，回顾一下，大概的观点分歧倒可说说。

有四个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的是第五个。其一起自边沁（J. Bentham, 1795）、萨伊（J. B. Say, 1803）、密尔（J. S. Mill, 1848）与克拉克（J. B. Clark, 1907）。这四君子认为以发明专利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是必需的。其二来自陶西格（W. Taussig, 1915）与庇古（A. C. Pigou, 1920）。这两位认为发明专利的保护是多余的。其三是普朗特（A. Plant, 1934）与巴泽尔（Y. Barzel, 1968）。这两位认为没有发明专利比有的好。其四是阿罗（K. Arrow, 1962）。基于霍特林（H. Hotelling, 1938）与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 1954）的理论，阿罗认为发明专利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政府直接投资鼓励发明研究。阿罗与巴泽尔都是朋友，跟我不同辈，我把他们的“专利”思想留在第三与第五节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对发明专利的研究止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是四十年前。

我知道后来有不少其他经济学者问津这题材，但没有跟进。当年走自己的路，有几位助手，考察的法律文件及发明的租用合约无数，而此路也，走的没有其他人。

无中生有之见

先谈上述的第一组吧。边沁说知识没有保护不会有发明。他认为发明专利制度的成本是零。萨伊支持这看法，说发明专利不会影响社会的其他经济事项。密尔说发明专利有成本，但甚微。到克拉克，“无中生有”的观点就说得清楚了。他说：“如果一件物品因为有发明专利的保护而出现——没有这保护不会出现——发明者的专利不会损害任何人，但他自己得益。”

这里有些严重的问题。就算保护发明的成本真的是零，我们要保护哪些发明才对呢？从一端看，太阳之下没新事——所有发明都是旧知识再组合。从另一端看，同样知识的不同组合或不同用途都是新思想。在实践上，大自然规律的发现是不能注册专利的——边沁可能不同意。另一方面，在美国，一件没有专利的产品的不通用途可能获得专利，例如某化学药物用作杀某种野草曾经获得发明专利的保护。

就算一项发明是没有疑问地可以获得专利，其保护范围应该多广呢？应该保护多久呢？什么才算是发明呢？众人皆说轮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轮子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想出来的玩意。要是轮子受到发明专利的永久保护，人类的进步会有一个大难关要过。发明的界定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边沁等四君子不应该没有想清楚就武断。至于发明专利的年期规限，昔日的西方一般是十七年。为何十七年只有天晓得，而不同种类的发明应否有不同年期的保护，三十多年前资助研究的基金要求分析，但我和几位助手参考了无数文件也交白卷。

自发没有成本之见

转谈陶西格与庇古的看法，他们认为发明专利毫无用处，因为发明是某些人的天生自发本质。陶西格说：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从事发明的那种人会顺从他们天生的无可抗拒的冲动。他们自小就开始设计与实验，而只要有生命活力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对这些人来说，大增财富或终身贫困皆不会影响他们的发明意图。

庇古同意陶西格的看法，但他把发明的收入带到他专长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分离的话题上去。他认为虽然发明主要来自人类自发的本能，发明专利的保护不会明显地增加发明的意图，但专利的保护会减少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也会导致发明被用到较有价值的用途上去。

虽是大师，庇古的推理逻辑历来不可靠。如果把他说的阐释为发明专利鼓励使用，那么发明既然自发地出现了，任何使用费的收取都会压制使用。如果把他说的阐释为发明专利会鼓励价值较高的使用，那么他是忘记了发明是共用品，任何使用费的收取会压制有价值的使用。没有专利，不收费，多人可以共用，使用者当然包括产品价值较高的了。

严格来说，自发性的发明是指没有成本的发明，其分析因而不在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范围内。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衡量，我们不要管发明究竟是不是自发。作分析我们大可武断地否决这种发明，把成本加进去然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发明真的是自发的吗？一个经济学者会无端端地想出相对论吗？爱因斯坦可以想出科斯定律吗？机会不是零，但一个学者走自己学问的路，永远希望一脚踏中些什么。说发明可以是意外的收获我同意，但为争取这意外出现的机会投资成本一般高昂。陶西格与庇古不是很久以前的人。他们写作时期美国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如日方中，他们怎会不知道爱氏凡事讲钱，雇用员工刻薄，任何怀疑外人盗用爱氏必诉之于法，以致有后人估计爱氏有好些官司付出的费用高于有关的发明的收入。陶西格与庇古也应该知道，雇用发明研究专才的市场合约在发明专利法律存在之前早就出现了。

科斯的老师激烈反对

跟着而来的在发明专利上大花笔墨的普朗特是科斯的老师。普氏是我知道的经济学者中反对发明专利最激烈的人。他的反对有几方面，让我分点说吧。

首先，普朗特不同意萨伊与克拉克说的发明主要是自发的。他认为自发性的发明存在，但在比例上很小。他认为发明有成本，所以市场有价对鼓励发明重要。在这个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上，普氏的结论——没有发明专利的保护比有这 保护对经济有利——不容易明白。

普氏的出发点是发明专利的产权跟其他资源的产权不同。他写道：

发明专利与版权的保护，在性质上与其他资产的保护是不同的。前者不是资源缺乏带来的效果，而是由成文法律刻意地创造出来的缺乏。其他资源会因为有产权的保护而转向较有价值的用途，但发明专利与版权只是创造了缺乏，增加了产品的收入，但这些缺乏没有保护是不会出现的。

这观点当然错。一块荒山野岭之地不值钱，有人花巨资开采，找到了金矿，是创造了缺乏吗？一块荒地无人问津，有人投资改为农地，政府因而授予地权是创造了缺乏吗？缺乏的可不是还没有被发现的金矿，或是那些无人问津的荒地，而是那些找寻金矿或开垦荒地需要的投资。

我在本章第一节提到，读书识字的那种知识投资，其成本是对那些有了知识的人的保护。好比一个学子花了金钱及时间学好英文，他的收入增加，其他学子要竞争也要花类同的成本，所以成本是知识的保护。这里的问题是某些知识投资可能带来一些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公开了，外人可以一见就免费地抄袭，害得原先的知识投资者血本无归，或起码大幅地减少了该新产品的收入。这新产品应该受到发明专利的保护吗？

发明专利是歧视性质

普朗特可没有错得那么浅。他认为好些可以注册专利的发明是没有专利的保护也会被发明的。他同意有些发明研究成本高，也要花长时日，但认为这些属少数，所以一个有一个一般性保护的发明专利制度是说不通的。这里普氏的困难，是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一般性的发明专利制度！

无可置疑，人类的好些发明是没有专利保护的。普朗特认为这些发明属大多数，而不同的发明往往有很不相同的投资回报率。有些有专利保护的发明，其回报率高得离奇，但投资成本却微不足道。问题是，在市场竞争下，考虑到风险或讯息费用，不同的研究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应该大致相若。好比在赌场下赌注，可以发达也可以输身家，但不同的赌注在市场竞争下其预期的回报率应该大致相等。投资永远是赌博，研究发明的风险大，一项幸运的高回报命中可能要算进无数的失败尝试甚至无数失败者加起来的高成本。有人发达，有人破产，但在市场竞争下研究发明的回报率会与其他投资大致相同——研究的风险较大只会增加一点风险回报。

发明专利的保护不可能是一般性的。牛顿的三大定律不会受到专利的保护。普朗特用上“可以注册专利的发明”（patentable inventions）这一词，是说发明专利有歧视性。大致上这是今天的发明专利制度，只是这歧视的准则常有争议，也屡有变动。如果交易费用是零，我们可以设计一套准则而使普氏之见全盘错了。批评或衡量一个发明专利制度但没有提出保护发明的歧视准则，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空泛言论。

只有一个奖金是难题

普朗特提出的最后一个反对发明专利的重点，是这专利带来垄断。不单是传统诅咒垄断的看法。他指出多个研究者为了争取某专利而投资，但胜出的最终只有一个，其他多个失败者的投资是全部浪费了。这个无数竞争者只有一个奖金是否带来浪费的话题是难题，我的好友巴泽尔一九六八年发表的有名文章说会有浪费。巴兄认为只有一个奖金，发明的竞争者会争先恐后，在时间上抢先的成本过高，违反了经济效率。我不同意，但要到本章稍后才讨论。

第三节：阿罗的想象与世界的现实

阿罗（K. J. Arrow, 1921-2017）是个天才。精于数学经济，但却少用数。他和十九世纪法国的古诺（A. A. Cournot, 1801-1877）是两位我佩服的喜欢用数学思考的经济学者。我认识阿罗。他不走验证工作的路，但客观，想象力强。我自己少用数，但认为经济学需要有古诺及阿罗这种人。凤毛麟角，一百年一个，考虑走数学经济的路的同学要三思而后行了。

三个特征的意思

阿罗一九六二发表的《发明的经济福利与资源运用》是重要文章，虽然好些地方我不苟同，但他提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我们不能漠视。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但他综合起来发挥，思路纵横，牵涉到的范围甚广。他指出发明研究有三个特征带来困难：uncertainty、indivisibility、inappropriability。

Uncertainty指风险。基本上风险无从量度，我喜欢代之以讯息费用，但大家接受的是发明的成果事前难以预料的因素大。阿罗认为人有规避风险的倾向，不利研究发明的投资。Indivisibility是说不可分割，有点像传统分析成本曲线所说的“团性”，但阿罗是指一项发明或思想不容易分割或切开出售。这就带到他关心的不容易把不同的使用者隔离的问题。我认为他其实要说的是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用，把他们隔离收费不容易。Inappropriability直译“不能拨款”，在阿罗的内容上应该解作“不能界定付款的分配”。更简单地看，indivisibility与inappropriability相加，阿罗是说发明的成果不容易收取回报——incapturability是也。比起大家知道的市场物品，思想或发明有销售收钱的困难。这一点，我的考察支持阿罗的看法。加上科研的风险大，他的结论是市场的发明投资是偏低了，经济效率不足，需要政府资助。

不要把专利与秘密混淆

投资发明有成本，在市场出售使用的权利需要收费，但在上述的特征下，阿罗提出三个收费困难，都有争议。他对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喜欢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但自己从来不做实证研究。我要把他提出的三个收费困难以我知道的现实世界的运作比对一下。

阿罗指出的收费困难的第一点，是“任何人使用一项发明会知道是什么。要购买该发明的人要知道是什么，但知道了这个人是没有付钱就先获取”。不知何物，知识资产的维护当然困难。然而，发明专利的要点，是注册时需要公开占有的是些什么，要以实物表达。换言之，以公开是何物的方法来注册专利会减少收费的困难。阿罗这第一点用于商业秘密是对的，但用于发明专利不对。

私人与社会利益不一定有冲突

阿罗提出的第二个困难，源自他说的“不可分割”——我认为其实是共用品——的看法。受到霍特林与萨缪尔森的影响，他认为既然增加使用人数的边际成本是零，不应该收费，但不收费就不会有人投资于发明研究了。他写道：

在自由市场中，发明研究的行为受到创立产权（即发明专利）的支持。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了，发明知识的使用会被压制。困难于是成为：在自由市场中有利可图的发明会带来无效率的资源使用。

一个思想或发明可以让无数人一起使用，是共用品的特征。多让一个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不应该收费，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不收费难道要靠陶西格说的自发性的发明吗？至于共用品应否收费这话题，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当年我考察过不少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那些合约的条款不支持阿罗的看法，或起码提出重要的问号。

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一般有一个放在前头的较大额的一次性收费（lump-sum），跟着以每件产品算的收费下降，显示着专利的持有者鼓励租用者增加产量的意图。考虑到消费者盈余的榨取，原则上最理想的收费方法是一次性地收取一个大金额，然后每件产品不再收。不同的使用者可以收不同的一次性的金额。这样看，原则上，发明者的最高收入是所有使用者的边际收费是零。只要能这样处理，源自霍特林及萨缪尔森的阿罗说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不应该收费的观点是推翻了。他们可没有说完全不应该收费，只是说收费不应该左右边际的使用。发明专利的持有者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其意图跟阿罗的社会利益意图是没有冲突的。要是交易费用容许，发明专利的持有者可以找到不同使用者的不同一 次性收费，也可以按时把这些一次性的收费一次又一次地调校。这样，专利的持有者的最高财富是使用量的边际收费永远是零。

当年考察功亏一篑

问题是市场的交易或讯息费用往往不容许这样做。当年考察了不少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我的直觉认为发明专利的持有者按产品件数收取使用费的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按件收费来获取市场需求的讯息。租用发明的人不会乐意或诚实地提供产量的数字，按件数收费专利的持有者有权查察，知道生意有多好才考虑调校续约时的一次性收取的金额。当年我花了不少时间追查专利租用合约两三年后一般要续约的新合约，要看看同一发明专利租给同一使用者的续约条款的变动是否一次性收费与按件收费的比重不断地上升，可惜怎样也找不到前后同样合约与同一租用者的续约延伸。一个基金给了一笔不小的经费，我从美国某机构购进了几百份专利租用合约，其中找不到连续性或续约的。发明不同，公司不同，是以为难也。

基础研究的争议

最复杂是阿罗提出的第三个收费困难，传统上不少人关心过。那是关于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是指那些本身没有市场产品的研究，其所得只可以作为他朝带来产品的基础，或希望他朝会发展出新产品。阿罗认为有产品的发明收费困难，没有产品的基础研究所得的收费是难上加难，所以市场对基础研究的鼓励是更为失败了。他也认为，基础研究本身不会带来收入，但其他竞争者知道后可以得到启发而发挥，有捷足先登的可能，这会使原先的基础研究者更不乐意投资下注了。

阿罗的《发明》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一九二一年，奈特（F. H. Knight）之见是发明专利的主要受益者是最后制出产品的人，可能是最后轻轻一触的finishing toucher。还没有产品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注册发明专利大家知道。但一九三四年，普朗特反对发明专利时，提出的却是基础研究不是启发他人“盗用”思想，而是基础研究获得的专利保护会妨碍其他研究者的发展。换言之，在基础研究这个话题上，怎样的看法都可从经济学的大师中找到。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阻挡专利的阐释

我要在这里向同学们介绍“阻挡专利”（blocking patent）这一词。原则上，所有发明的专利保护都有阻挡性，因为要有“阻挡权”才可以收费。但“阻挡专利”这称呼主要是为基础发明的保护而用的。我有了三项可以清楚界定的发明，有产品出售，专利注了册，你要发明同样的被我阻挡着——但这不是“阻挡专利”的意思。基础发明的专利，阻挡他人研究，才是。问题是，我有一项基础性的发明，注了册，内容因而公开，但没有产品面市，我是无法阻止你私下采用我这专利作研究发展的。这是说，他人基于我的基础发明作研究我无从阻止。我要等他人研发出一件产品，在市场出现，才考虑有否侵犯了我的基础发明，才考虑应否诉之于法。换言之，一项有市场产品的发明专利可以阻挡他人研究，但基础发明的专利注册是不能阻挡他人的研发权利的。当年我和几位助手跟进了几件因为有了市场产品而打的侵犯基础发明的官司，法庭的判决往往有武断成分。发明的界定一般是复杂话题。

不用其实是用了

从上述我们也可以知道，那无数的对发明专利注册的实践用途的统计研究是无聊之举。这些研究说百分之四十到八十的发明专利没有市场产品，因而认为这些专利是废物，浪费了金钱。我同意有些专利的注册是某些人幻想有利可图的玩意，其实没有市场，浪费了专利注册的不低成本。然而，我们不容易判断这些注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产品的基础性研究往往牵涉到一组被雇用的研究专才。这些专才要互相合作，而偶有较为重要的发现，因为有一组人的参与守秘不容易，而法律是雇主不能禁止被雇的辞职转工。法律可以约束被雇者转工后不能把原职获得的研究秘密外泄，但监管很困难，而秘密这回事，一旦外泄是难以收回的。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今天的研发机构每有所获，会考虑先注册专利，究竟最终有没有实际的市场产品不是今天要管的事。

一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是十七年，在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有关的发明出现，或者原有的发明可以改进。事实上，就是那些有了市场产品的发明专利，十七年的保护是足够的时间让该专利的持有者继续研究改进。如果没有可以守秘的考虑，每一步改进往往有每一步的专利注册行为。一般是法律手续成本高昂的玩意，但从事研发的机构选择这样做，较大的机构有他们自己的专于发明注册的律师。

性质不同保护有别

我认为那些没有市场产品的基础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不是阿罗说的偏于投资不足，也不是普朗特说的阻挡过甚，而是发明专利的保护需要把发明表达在一些可以看到的物品或操作的程序上。不需要在市场出售，但要有看得到的表达。思想的本身，就算天才绝顶，如果不能凭一些物品或程序公开说明，是不能注册专利的。当然还有商业秘密、商标、版权等其他保护方法。

无可置疑，学术上的研究，虽然有些成果可以注册专利，但通常没有这种保障。这可能解释了学术研究有较多的政府及私人非营利机构的资助。以我熟知的经济学而言，外间对研究的资助不重要。但我知道今天的生物学研究，纯学术性的，没有资助不成。然而，从事生物研究的朋友一律同意，重要的生物学发现一般是出自没有政府或外间资助的时代，只是今天的研究变得太复杂，要劳师动众，且仪器昂贵，没有资助不成。

最后不妨以我这个老人家为例：今天既不能升职，也无法失业，但还是天天在学术那方面打转，想着些没有人到过的思想领域去。这可能就是陶西格说的自发性的本能吧。

第四节：商业秘密

好奇心或金钱之外的兴趣可以解释不少研究发明的行为。然而，为了金钱或职位而研究总要有一点知识的保护，即是要有权利选择拒绝某些要使用这知识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这拒绝权利可以源自一些特殊情况，或紧守秘密，或依靠风俗或法律。

好些情况，自我保护不需要用上守秘的途径。个人的天赋或独特的风格会增加仿效者的成本。某些有垄断性的产品可以维护与该产品有特殊关系的发明。然而，这些情况不能一般性地提供知识资产的保护。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是重要的另一回事。

法律不需要协助，不能不协助，无从协助

有大成的商业守秘例子不少。我提及过可口可乐与云南白药。制造最好的钹（一种乐器）的金属的提炼方法的秘密在一个家族中保存了几百年。古往今来最贵重的小提琴，由意大利的斯特拉第瓦里制造，其处理木材所用的油究竟是什么被他带进坟墓而失传。这些神奇的守秘效果是不需要法律协助的。人的脑子可以是那么牢固的保险箱，就是武力也不易打破。从可以安全守秘的角度看，法律不需要协助。

不需要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否决了普朗特的反对垄断价格，也否决了阿罗的反对边际使用收费。在自由经济中，压制私人的秘密自守会对社会整体为祸。西方的先进之邦，维护商业秘密的法律牵涉到普通法的几方面，否决商业秘密会使整个法治架构倒塌下来。从法律可以协助商业秘密的角度看，为了维护法治的整体法律不能不协助。

当然，守秘不容易。如果“倒推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能使外人见到产品可以复制出来，法律无从维护商业秘密。在西方，公平的倒推工程是法律容许的。因此，在一端商业秘密根本不需要法律维护，在另一端法律维护不了。两端之间有一个发明活动的层面法律对秘密的维护 有助，但因为外人不知秘密是什么，产权无从界定，西方只能采用普通法中关于合约、侵犯、信托、代理、归还等法律处理，而其中合约法律最重要。

一般而言，经过化学作用的变化而制成的产品，以倒推工程追溯做法很困难。可口可乐与云南白药是例子，酿制美酒的秘方与烹饪的食谱也类同。外人见到物品但不知其做法是最佳的秘密保护，中国的传统满是这种例子。然而，转到以设计或机械为主的发明，倒推工程远为容易，守秘失灵，发明专利的保障就有用场了。可以这样看吧：如果我们不管普朗特与阿罗的投诉，发明专利对工业的发展远比旧中国的手工艺传统重要。从倒推工程容易的角度看，法律是无从协助商业秘密的。

法律协助的两方面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秘密的两端，一端是秘密用不着法律保护，另一端是法律无从保护，那么我提到的普通法的几项用于商业秘密的法理是保护着些什么商业秘密呢？有两方面。其一是那些根本不需要法律保护的秘密，如果要租出去或卖出去给外人使用，没有法律的协助不容易收到钱。没有发明专利的注册，购买者或租用者知道了秘密可以立刻占为己有，卖家怎可以收钱呢？好些发明者可以安全地守秘的发明，尤其是比较琐碎的，自己或者没有能力制造产品，或者秘密只是某产品的一小部分，发明的人会考虑租出或卖出。他可以先注册发明专利，有了明确的保护才出售，但这注册往往手续复杂，要写下明确的占有困难，好些时甚至写不出来。

一九五七年，一件有名的美国官司案牵涉到一个家庭主妇想出把一种蓝色的粉末加进洗衣粉内，值钱，把这想法提供给一个制造商，但收不到钱，打起官司该主妇胜了。这是很难得的胜仗，所以有名，但主妇胜出可不是因为有合约的维护，而是因为普通法中有一项称为“不公平致富”（unjust enrichment）的法理。也有另一件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官司，更为神奇。一位顾客进入一家餐馆进食，欣赏某菜式，问食谱为何，餐馆奉告，这顾客跟着在自己的餐馆照谱出售，打起官司，提供食谱的餐馆也胜。

另一个法律可以维护秘密的用场，是在研发的过程中需要防止秘密外泄。上节我们提到，研发往往需要有一组人合作，而人数愈多外泄的机会愈大。虽然中途有成果，远没有市场产品也可先注册发明专利，但很多琐碎知识或小发现难以频频注册，需要互相守秘。可以协助这种守秘的法律是合约法律。

推销秘密困难的证据

不管怎样说，一个秘密公开了就再不是秘密，而任何泄漏要收回很困难。要证明有人盗窃，或非法地外泄，或证明不是他人自己想出来的知识——一律困难。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学者估计举国每年花掉的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及其防止的费用，加起来是天文数字。因为上述种种，要把一个商业秘密卖出或租出远比一个发明专利困难。有两项证据，一弱一强，显示着以市场合约扩散发明知识，商业秘密的确困难。较弱的证据，是当年我和助手调查了数百份知识租用合约（license agreements），商业秘密的不到发明专利的十分之一。说这证据较弱，因为秘密数不出来，也因为搜集到的合约版本数量可能有偏差。但商业秘密的租用通常有抵押的要求或指定，而发明专利的租用则没有，加强了证据。

较强的一项证据，很强的，是商业秘密的交易洽商，开始时秘密的拥有者一般要先签下一份权利放弃协议（submission agreement，可称弃权书）。一九七五年我嘱助手去信一千五百家机构，要求提供这协议的样本，获三百二十份。还没有详细审阅，两位仁兄一九七六年发表一篇关于这协议的文章，基于一百零五份样本。是什么协议呢？一个商业秘密的持有者找一家机构接洽，说有秘密出租或出售，该接见机构会要求来者先签这份协议才让他说秘密是些什么。该协议或说明机构接受或考虑一个秘密不代表答应守秘；或说明除非来者正在申请发明专利，否则要放弃所有关于该秘密的权利；或说明考虑秘密的机构什么责任都没有。有些协议把这几个弃权条件一起放进去。换言之，商业秘密的持有者找机构觅知音，希望赚点钱，接见的机构会说：“你不要开口，除非先答应什么我也不用负责。”这是指在西方普通法约束下的情况。不先要求来者签这一份弃权书，接见的机构可能惹祸上身，也可能机构本身已经有类同的商业秘密。还有另一个要点需要提及。那是在上述的弃权书中接见的机构往往写明提供秘密给考虑的要全部说出，不可有局部的隐瞒。这一切，可见商业秘密的推销有很大的困难。

租值消散无从估计

商业秘密，就是某程度有法律的维护，算不算是一种产权可以争议。虽然原则上一个秘密的持有者可以杜绝他人免费使用，他无法禁止他人用公平或自我研究的手法发掘出来。好比一间房子是我的，内里有珍贵之物，只要你能猜中是些什么可以进去予取予携！这就带到一个重要的有趣观察：商业秘密容易引起租值消散——逻辑上，这租值消散可以使一项商业秘密的社会价值变为负值！

我在上文提到工业间谍活动的社会成本庞大。又好比上文提到的猜房子内的珍贵物品，猜中是你的，你和他人加起来的猜测成本可能高于物品所值。历史上不少大有市场价值的靠保密发达的产品，仿效或假冒的人无数，法律费用不论，这些行为牵涉到的总租值消散我们无从估计。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说仿效或假冒的成本对社会的贡献一般是负值。好些仿效品不仅本身有价值，而优于原来保密产品的也屡见不鲜。商业秘密只要其产品或服务面市，外人不能施展倒推工程也会因为见到而得到启发，什么蛛丝马迹或多或少是提点，研究找寻的人够多会有新产品出现。好比你发明一种可治愈癌症的生草药，天下独有，关上门在密室行医，十治九愈，消息传开了，外间肯定你是神医，患者会说你用的是生草药。只靠这些提点，外人能找到类似的治法的机会一定大升。

我们因此无从判断商业秘密惹来的租值消散是否高于大家见到产品或服务得到的提点给社会带来的贡献。另一方面，守秘是人类天生的权利，压制这权利的祸害明显。从西方普通法的经验看，不尊重守秘会影响法治的几方面。以普通法维护秘密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因为几方面的法律不能分割。这观点一九八二年我以英文发表，行内的朋友接受。

成功专利可以夜不闭户

在同一文章中行内朋友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发明专利的成立需要有一个可以观察的转移（observability conversion），即是我在前文提到的专利注册需要把一个思想表达在可以观察到的物品或程序上，加上要用文字表达着发明者要占有的是些什么。困难明显：好些思想不能作上述的转移，而就算能够，要写下占有的是些什么很不容易，尤其是不少其他人可能注册了相近的说法。发明的人不懂法律；注册的律师需要有关科技的准专家。专利注册处需要有各行各业的科技人才。满足了这些，同一法官可能今天审判电子科技明天审判汽车零件。一个算得上是成功的发明专利制度是成本高昂的制度。

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成功的发明专利有神奇的功能。一个富有大家不会把他的珍宝留在家中，家中无人时不把大门关上。但成功的发明专利却可以这样做！这是因为任何人盗用专利早晚会在市场产品见到。跟商业秘密不同，发明专利用途的扩散远为容易：其租用合约是远为简单及直截了当的。重复一项有了明确专利注册的发明我们很少听到。

合伙合约协助守秘传达

在实践上，一个发明的人得到有价值的成果喜欢双管齐下，或者律师会这样教他。这是尽可能把不容易守秘或外人可以作倒推工程的那部分注册发明专利，可以守秘的那部分继续守秘。不容易，因为发明专利的注册处一般要求全部公开。这不等于一个注册者不会在这里那里把一些知识隐瞒着。 中国改革开放以还，中外合资的发展大有可观。我认为这成就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带进科技时，因为合资有伙伴关系，有专人长驻，琐碎的秘密提供可以监管。商业秘密通过伙伴合约守秘传达，其交易费用是远比租用合约或买卖合约为低的。

第五节：发明专利界定研发权利

关于知识资产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参与研究的学者无数，但一般不到位，其中一个困难是漠视了知识或发明属共用品——即是无数的人可以一起共用的。共用品的分析困难自成一家，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提供了自己满意的分析。本章讨论的发明可不是读书求学那种知识，其难度更上一层楼，好比半导体或电灯、电话那些科技意念。

一项发明是共用品，不把使用的人隔离难以收取费用，正如电影院要以门票隔离那些不付费的人。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性质不一样，但持有者皆有隔离的权利，不付费不能使用。如果我们不管那些自发性的发明，或那些由政府资助的，那么没有专利或秘密的维护，发明收不到钱，除了自用所需的自创，大有市场价值的发明不会出现。研发的投资成本往往高昂，私人或企业下注要有点保护，但因为成果是共用品，某程度的专利是需要的保护了。

公海捕钓的比喻

在上节我提到商业秘密会导致租值消散，但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外人的偷师或猜测这里有害那里有利，我们难以估计这消散带来的整体效果。我是行内唯一的指出商业秘密会导致租值消散的人。另一方面，发明专利却有不少行家说会导致租值消散，其中主要是前文提到的普朗特与巴泽尔。普朗特说多人参与研发，胜出只有一个，发明研究于是重复了，是浪费。普氏之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巴兄之文发表于一九六七，显然是受到戈登（H. S. Gordon）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渔业的分析的影响。戈登是第一个采用“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的人，但他的文章的思维是源自奈特一九二四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阐释的谬误》。二者皆有错，不是小错（见拙作《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一九七〇年），但都是重要文章。

戈登分析公海渔业的要点，是海洋非私有，任何人可以随意捕钓，参与捕钓的人会比海洋的捕钓权利是私产的情况为多，以致捕钓的均衡点是捕钓的成本等于鱼获的所值，海洋的捕钓租值于是下降为零。这是说，要是海洋的捕钓权是私产，业主约束捕钓会有租值，但作为公海没有约束的捕钓，人数的增加导致的成本增加会取代海洋的捕钓权利作为私产应有的租值——这租值是因为公海捕钓的总成本增加而消散了。

说公海捕钓会导致租值消散是对的：没有业主收租，在竞争下应有的租值因而消散是定义性的结果。我在上文提到这分析有错而且不是小错，不是指这消散的结论，而是促成这消散的机制运作被漠视了，得到的经济含意有大差别。不是浅学问，因为原则上每个参与竞争捕钓的人都有意图减少这租值的消散。这话题我曾经在《收入与成本》详述过，也会在卷四讨论价格管制时再作补充。

耕耘权利是研发权利

公海捕钓，所获的鱼是私产，租值的消散起于捕钓权非私有，没有业主为了争取租金极大化而约束捕钓的人数及行为。要是捕钓权属私产，租值消散不会出现。这好比一块农地有两项权利：其一是耕耘的权利，其二是种植收获的权利。租值消散的出现是指耕耘的权利非私有，其使用没有业主的约束，会导致荒废农地或使用时出现纠纷等租值消散的现象。

转到发明专利那方面，一项发明是共用品，专利的批准是私产的维护，协助收取使用费或租值。普朗特及巴泽尔分析的是这专利只提供一个奖金，多人竞争会导致重复了研发及争先恐后等行为，使一个发明专利的租值在竞争下消散了。他们的分析含意着的是研发的权利非私有，等于海洋的捕钓权或农地的耕耘权非私有。以这逻辑推理，多人争取发明专利惹来的社会租值消散可以高于发明专利带来的私人租值。

这个看来是浅显的结论，当年我不同意，因为我想到耕耘的权利与收获的权利这两方面去。发明专利是收获的权利，由政府界定为发明者所有，而发明的耕耘权利无疑是发明的研究权利——即研发权利——我问，这后者是像公海捕钓那样，属公有的权利吗？想了几天，答案竟然是：不一定！这奇怪的答案当年在西雅图华大大吵了起来，最后巴泽尔同意我对、他错。

邮轮大雾遇难的例子

同学们可以考虑如下的例子。一艘满载富人的巨大邮轮在大海遇难，快要沉到海底去。雾很大，什么也看不到。有关当局公布找到该邮轮可获巨奖，谁先找到会获天高的奖金。假设还不是科技发达的时代，没有什么雷达之类的仪器，只能用小艇去找寻该邮轮。只有一个大奖，会有很多小艇去找寻，或起码去碰一下运气吗？那唯一的大奖是租值，会被众多小艇找寻的合共成本替代甚至超于替代了吗？

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只要小艇的主事人大家知己知彼，互相知道大家的比较成本优势，认为自己斗不过的不会冒险出海找寻。拥有快艇的会去尝试，拥有慢艇的不会。有指南针的会偏于尝试，没有的不会。如果只有一两只小艇刚好有先进的仪器，其他艇主知道，出海找寻的只会有一两只，其他的会知难而退。

普朗特与巴泽尔认为因为发明专利只有一个奖会导致多人重复研发或大家争先恐后，研发总成本的增加会导致租值消散。我的想法相反：正因为只有一个奖，不认为自己有某程度的比较成本优势的不会参与竞争，另谋高就的考虑重要。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不是因为有大奖就不管成本的。这只有一个奖的情况与公海捕钓的情况很不一样。公海捕钓，所获是多是少，是大鱼还是小鱼，皆奖赏也。

租值消散不容易的原因

我曾经用自己发明的数学方程式证出（数学专家认为难看之极，但奇怪地对，行内传为佳话），公海捕钓要把租值全部消散，不仅捕钓者的自由参与要毫无政策约束，也要他们的捕钓成本与技术本领一律相同，以及捕钓的人数要达到无限多之境。租值消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原则上减少这消散会使社会整体得益。

现在的问题是，一项发明专利只提供一个奖，而这专利的本身是共用品，即是无数的人可以一起互不干扰地共用，只为一项专利而投资研发的败军之将会血本无归。因此，只要研发的竞争者彼此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的讯息费用够低，只会有一很小的一撮人参与一项专利的发明研究。换言之，在比较成本优势的讯息费用够低的情况下，发明所得的专利权的设立是含意着发明研究权利（即研发权）的私有界定，这不是我的幻想，在本节的最后可见，事实的考察与验证支持着我的假说。

观点重要，让我再说一次。因为发明专利只提供一个奖，也因为一项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用，再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低，所以只要研发的竞争者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有足够的讯息，发明专利的界定是含意着研发权利的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不会出现。

级差租值的看法

这里说起理论，不妨多说几句。先不要管发明专利的奖金，有了界定的研发权利值多少钱呢？这是问一幅耕地值多少租金呢？我们要指定该耕地是用来种植什么的。这样看研发权利，其所值是级差租值（differential rent）。这概念来自十九世纪天才李嘉图（D. Ricardo）提出的级差地租。众人皆说李前辈错了，我认为是小错大对。前辈当年问：农地为何有地租？他的答案是因为不同农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有小错，因为只要农地供不应求，即使肥沃程度一样也会有地租。是大对，因为只要肥沃程度不同，即使农地的供应无 限较为肥沃的也会有地租。农地无限，地租之所值是同样耕耘成本较为肥沃的产量增加的那部分，一层一层地算下去，最不肥沃但还有人耕耘的地租是零。

从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看研发权利的所值，我们可以说级差租值是发明的天赋之价，在竞争下等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差距。因为研发所得的专利只有一个奖，不同的竞争者会按各自的成本优势而选走不同的研发的路，可以很相近但不相同。如果研发的成果在事前有难以确定的因素，争取同一发明的情况存在，但不会是很多的人。又因为成果事前难以确定，有血本无归的失败也有意外的惊喜发现带来的高回报，但这些可没有推翻级差租值是研发权利的所值。

真实世界的印证

现在我们可以转看真实世界的情况了。以科技发达的美国经验为例是适当的。有两项相当普及的安排支持着本节的分析。其一是发明专利集用（patent pool）的安排。这是不同的机构一起签下集合协议，把大家研发所得的专利集合共用。在有反托拉斯（政府反对串谋垄断）的顾忌下，这种专利集用还普及，显示着研发的机构重视要避免有意或无意间重复了可以节省的研发成本，也即是要减少租值消散。第二种普及的安排也类同。那是专利交叉使用合约（cross licensing），即是你的发明专利给我用时我的发明专利也给你用。不一定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但有这样的效果。

上述两种安排之外，我们还要提到研发外判合约的普及，也要提到专利注册的搜查（patent search）是例行的研发程序，往往由专业人士处理。这些当然是要避免重复研发或争先恐后的租值消散的浪费了。

可能最有说服力的发明专利带来租值消散甚微的证据，是美国发明专利局的干扰记录档案（interference proceedings）。这些记录，起于两项或更多的发明同时申请专利注册，但有相同之处，因而互相干扰，需要仲裁而存案。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助手们考察发明专利时，得到的资料是只有约百分之一的发明申请专利时出现互相干扰，需要仲裁。考虑到当时从申请到批准平均要三年半的长时日，这百分之一的互相干扰是很低的数字了。

第六节：交易费用促成专利制度

没有谁不同意人类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他们的脑子。虽然我说过人类到最后可能因为自己的脑子了得而毁灭自己，但回顾历史，尽管互相残杀的蠢行为无数，人类因为脑子可以思想带来的进步是宇宙的一个奇迹。

在人类称得上是有价值的资源中，只有脑子不可能不是私产。就是劳动力也可以被强迫作为非私有，但脑子怎样想外人无从知道。可以被破坏或被毁灭，但脑子怎样想原则上外人无从干预。在这个上苍主宰的运程中，脑子的产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经济学者吵了近两个世纪的共用品，即是无数人可以一起共用的。始于一八四八年密尔提出的灯塔例子吧。没有隔离使用者的权利，共用品收不到钱。建议共用品的使用不收钱曾经是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今天可能还是，但历史的经验说，以隔离权利来收取费用是人类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版权、商标、名牌宝号、商业秘密、发明专利等，都是隔离收费的例子。

发明是共用品，专利法律协助隔离那些不付使用费的人。垄断是效果，虽然期限一般在十五至二十年之间（美国是十七年）。发明专利能保护的只是知识资产的一小部分，但因为有明确的法律，多而复杂，专家不少，然而，深入考察的经济学者则属稀有。

没有利益团体左右的法律

我信奉经济学的主旨是从局限条件的转变来解释行为的科学，因而在多项政策性的法例上下过功夫。每项法例知得不是律师打官司那个水平，但知得多而杂，希望从中能找到一些局限条件的转变引用到需求定律那边去。

可以说，在我考察过的属于政策性的法律或规例中，只有发明专利的我找不到任何对社会整体有明显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发明专利法律有些我不能肯定对社会有贡献，有些官司的裁判我不认同，但法例的本身我没有批评过，而历史上每次修改我总认为有合乎经济原则的道理。比起什么最低工资、劳动法例、租金管制、价格管制、楼房政策、环保条例等——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衡量我容易摇头叹息——但发明专利的法律我没有批评过半句。考虑到设立或修改发明专利法律的人不知共用品为何物，也不是什么交易或讯息费用的专家，我的衷心欣赏应该解释一下。

范围虽小，发明专利的法律及档案洋洋大观，而且往往牵涉到价值连城的知识产品。经济分析为什么那样难以批评呢？我找到的答案，是这组法律的兴起与修改从来没有受到压力或利益团体的左右——我个人看不到。上文提到的劳动法例、楼房政策之类的法例，利益团体的压力明显得像太阳普照，但发明专利的法例我们不容易看到哪些团体或明或暗地在压着些什么。只此一项政策性的法例能在我面前独善其身。这观察教我们，凡是政策法例牵涉到把财富或收入再分配，不容易达到意图的效果。真正获益的通常是一些混水摸鱼的人。

发明专利维护研发者的收入，是收入原创的保护，没有把收入再分配的意图，利益团体的左右一般不存在。法庭的判断有时偏袒，有时说不通，但长远地看这些判断带来的法例修改，都是朝着对经济整体有利的方向走。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进美国的经验得到的启示，当时我对助手们说很佩服发明专利法例的发展。

广义交易费用的节省

从我曾经提出的广义性的交易费用（即社会制度费用）角度看有关的问题吧。有了产出之后以法例把财富再分配，必会大幅地增加这些交易费用。我也曾经指出，要是广义的交易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出现的。转到发明专利制度那边，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不存在，不会有这专利制度，因为不需要有。发明专利制度的出现及持久存在与修改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的。

想想吧。没有交易费用，不同研发的人在不同项目上的比较成本优势大家知道，研发合约的外判毫无困难，所有发明的租用合约可以预先安排，共用性质的困扰可以先用预定合约处理，按期的一次性租金可以预先约定而使边际使用的收费为零，风险的存在可用变化多端的保险合约处理。人类脑子的价值因而受到多种不同的合约保护着。

但交易费用不仅存在，牵涉到知识这些费用一般高昂。发明专利针对某类知识，保护的不是抽象的脑子思想而是具体的脑子产品。因为脑子的产品往往属共用品，这制度以专利的授予来让发明专利的持有者隔离不付费用的人。为恐这专利保护过甚，年期的约束出现。我从来没有在发明专利的资料上读到关于共用品的言论，但这专利说明不保护技术是显示着主事者知道关键问题：技术不是共用品。

法例演变的证据

发明专利首次出现是一四七一年，在意大利，一七九三年美国引进。重要的发展是美国一八七〇年加进了占有权（patent claim）这个重要概念。个人认为在占有权引进之前发明专利的保护有点糊涂，引进了占有权变得远为清楚，交易及讯息费用是大幅地减少了。我对占有权的阐释，是前文提到的把抽象的发明转移到可以观察的物体或程序上，然后以图片及文字表达清楚发明者要占有的是些什么。这解决了很多因为模糊不清而引起的困难，但同时把可以注册专利的范围收窄了。大自然规律的发现因为范围太广不能注册，引进了占有权这概念之后再没有是否大自然规律的官司。

衡量占有权的申请应否受到保护的准则，在美国出现过几次重要的修改，都有减少交易费用的效果。例如一个曾经普及的功用（utility）准则逐渐消逝，因为何谓“功用”模糊不清。一九五二年美国的有关当局提出了一项重要改革：发明专利的申请不会因为发明是怎样研发出来的而否决。这准则的引进推翻了之前的两个主张：其一，是否灵机一触的天才发现不再管；其二，研发者的研究设备为何不再管。

新奇的准则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要明确地以实物或程序表达占有权之外，余下的重要准则是发明要够新奇，novelty是也。怎样才算是新奇呢？同学不妨考虑如下有名的官司。一八六二年，一个名为Reckendorfer的人想出了把擦胶镶在铅笔上。这发明的商业价值甚大，获得专利，但后来被人抄袭，打起官司，该仁兄输了。法官的理由是擦胶及铅笔都不是新奇之物，合并在一起算不上是一个发明。这判断后来不同意的学者甚众，因为所有物品的发明都是以旧物合并而成的。

可能因为要澄清类似案件引起的混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奇的定义变得远为清楚了。所谓新奇只有两点。其一，如果合并的旧物皆曾获专利保护，其合并使用是普通人见到旧物不会想出这新的合并方法。其二，不管旧物曾否注册专利，合并了的用途要与不合并的用途不同。当年考察美国发明专利的新奇准则，发觉注册当局的仲裁者考虑到我在上节提出的级差租值。虽然级差租值会在竞争下由市场决定，批准专利的范围有弹性，这里可以大一点那里可以小一点，有关当局对新奇的衡量是考虑到其他可能作出同样发明的人的成本或机会相差多远。

羡慕古人也支持

在自己家内游目四顾，我发觉没有什么物品不是曾经有过一项甚至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我是现代的古人，对新潮没有兴趣，但家中用的可不是什么明清家具那么富有。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有了长时日，我说过，发明专利制度对工业远比对以手工艺为主的经济重要。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不少经济学者反对发明专利制度的存在。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跟进过这制度的性质及其演进的史实。我跟进过，认为这专利的存在及其演进主要是为了减少脑子产品出售时近于高不可攀的交易费用。那是我还年轻的三十多年前，既可持久拼搏，也可过目不忘。今天我有点后悔昔日下重注的考察，因为其他题材会有远为可观的收获。我不建议同学们投资于发明专利或商业秘密的研究。但我希望同学们能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要解释世事，我们首先要知道世事为何。不知世事而作分析的经济学者无数，在研发与专利的话题上，他们的分析近于一无所知。

不能否认，我羡慕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恨不得有机会仿效李白说的古人秉烛夜游，或能达到苏东坡那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既没有商业秘密，也没有发明专利，连什么版权也没有。苏子昔日写《赤壁赋》只是为了自娱，写好后不敢给外人读，是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的。

弗里德曼曾经问：人是为了要活着而工作吗？还是为了要工作而活着呢？我没有答案。经济学分析的重点是：局限不同，行为于是有别。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要增加国民总收入，今天的局限说是需要的。

参考文献

K.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Y. Barzel, “Optimal Timing of Innov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8.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 Economic Inquiry, 1982.

S. N. S. Cheung,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ntion,” 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 2005.

第五章：反托拉斯的谬误

美国某反托拉斯案，辩方律师向法官要求休假，因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后，同一律师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为律师的儿子生了孩子，有亲友庆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说道：“我希望你的孙儿生孩子时，这案件已经完结了。”

反托拉斯（antitrust）直译是反信托，俗解是反垄断。其实不是：本卷第三及第四章提到的所有垄断，反托拉斯皆不反。在美国任教职时我做过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专于此道的行家朋友不少，但说实话，友侪间没有谁肯定反托拉斯要反的是些什么。

反托拉斯算是一种法律，因为有法庭审案，但没有明确的界定。起自美国，西方其他的先进之邦及日本也有，但喜欢采用的主要是美国，那里的本科课程有教，研究院也教。其实是反什么呢？我的感受有时是反对以大欺小，有时是反对看来是意图垄断的行为，即是反垄断的动词（seeking to monopolize）而不是反垄断的名词（monopoly）。严格地说是反对某些被认为是压制竞争的行为，但不一致，难以捉摸。

莫名其妙的法律

在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可以按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之间可以互相起诉，有些案件属刑事。有两个明显的规律。其一是没有见过小企业或不富有的被起诉；其二是不同政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不同：在美国，共和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明显地比民主党执政为低。换言之，在较为信奉市场的气氛下反托拉斯的案件较少。

我可以举两个有点莫名其妙的例子来示范反托拉斯究竟要反的是什么不容易明白，二者皆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民主党卡特执政时期。那时美国经济不景，反托拉斯案件频频出现，帮补一下经济学者的生计——做顾问的薪酬远比教书的为高。

案例一：美国最大的制造罐头汤的企业被一家小的竞争者起诉，理由是大的卖广告太多，霸占了市场顾客看广告的眼睛时间，使小的受损，要求赔偿。我的一位朋友当该大企业的顾问，结果如何我没有跟进。

案例二：比较复杂。美国最大的摄影胶卷生产商被起诉，因为该大企业停产某型号的销量甚少的胶卷。那胶卷刚好是另一家工厂制造的某型号照相机必须用的。被起诉的大企业产出几个型号的照相机，他们停产有关胶卷的相机，胶卷也跟着停产了，害得只用该胶卷造相机的小企业有相机无胶卷。结果是小企业胜出，获赔偿。合理吗？再也买不到配件的产品常有，而不容易明白的是为何该小企业制造的照相机需要用的胶卷整个地球只有那大企业一家产出，而且是很少摄影者会用的胶卷。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反托拉斯

一八八二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 D. Rockefeller）把与他有关的四十家企业合并，由一家信托公司集中管理，成为有名的标准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仿效这种信托安排的人甚众，有以大欺小之嫌，一八九〇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大名鼎鼎的Sherman Act这个反托拉斯法例。二十年后，标准石油被怀疑施行掠夺性减价（predatory price cutting），以本伤人，政府起诉，标准石油一九一一年被瓦解，反垄断的法例被称为反托拉斯是那时开始的。一九一四年美国国会通过Clayton Antitrust Act，一九三六年通过Robinson Patman Act，三管齐下，反垄断的法例在美国变得复杂繁多，案件数量虽然时旺时静，但历久不衰。

戴维德是开山鼻祖

经济学者怎样看反托拉斯有争议。弗里德曼、科斯、阿尔钦等人反对所有反托拉斯法例。萨缪尔森、A. C. Harberger、O. Williamson等人认为反托拉斯偶尔有可取的效果。我怎样看呢？认为反托拉斯协助促成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下节节败退，因为这些法例左右着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

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德（A. Director）应该是研究反托拉斯案例的开山鼻祖。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跟进了官司打了二十年的万国商业机器（IBM）的关于捆绑销售的反托拉斯大案。那是精彩绝伦的案例，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阿尔钦说得对，那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独特之处，可不是支持自由市场，也不是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而是捆绑销售（tie-in sales）的分析：只有跟芝大有关的人发表过关于捆绑销售及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的文章。我也算是芝大一员——一九六七至六九年我在那里。我没有用英语发表过关于捆绑销售的文章，但离开芝大十多年后，有机会向戴老解释我的分析，他很高兴，认为难题终于解决了。

捆绑销售之外，戴老鼓励学生及同事写的关于反托拉斯的掠夺性减价及零售价管制（retail price maintenance）等文章都是一时经典。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反托拉斯案例研究出来而加以整理的“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成为美国多所大学的正规科目，本科有教，博士试有考。

旁观者清街头可教

当年我是旁观者，但研究反托拉斯的朋友多，而自己后来也当过两件大案的顾问。在工业组织这重要研究上，我选走自己的路。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我认为反托拉斯的法庭档案提供的资料不尽不实。打官司的文件，起诉与被诉双方各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可能没有偏差。其二是在美国作实地工业调查，工厂要守秘是一般倾向，远没有我当时熟知的香港工业那么公开。这可能因为美国的工业机构远为庞大，部门多，不容易找到乐意提供资料的负责人，何况还有反托拉斯虎视眈眈。我喜欢作实地调查，重视跑市跑厂。这方面，今天中国内地与昔日工厂林立的香港是远为容易获得可靠的资料的。其三是自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起，我认为合约的结构是理解工业组织的重心所在，所以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十四年后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

话得说回来，昔日读美国的关于反托拉斯的文章给我的启发不少。其中最重要是那些被认为是非法的行为，有趣精彩，而法庭的档案一般提供细节。我不同意法庭的解释， 也不同意经济学者的解释，要自己另辟蹊径。这是跑厂调查合约带来的不同解释了。

反托拉斯认为是罪的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老话题，我会在第七章分析。反托拉斯认为是罪的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是精彩话题，我也会在那里分析。反托拉斯认为是罪的零售价管制不怎么精彩，我会在第八章分析讨价还价时顺便带过。我不是个喜欢刻意地创新的人，但街头巷尾的观察多了，对交易费用局限的认识多了，我对这些市场现象的解释与传统不同是自然的事。三十岁做教授时我可没有想到，六十岁我全盘推翻了传统对这些现象的解释。

第二节：以本伤人

经济学研究要找有趣而又有启发性的现象入手。新奇的现象开头是一个谜，要拆解，即是说要解释。这也是说要找寻可以验证的假说了。跟着我们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广到很多其他不同的现象去。不要管要解释的现象牵涉到的经济价值是多少。市值微不足道的现象可能推出精彩的假说，成功地一般化可以协助解释远为重要的现象。是的，街头巷尾的琐碎现象，解释了可能推广到经济大局的一些重要事项，但那琐碎的现象要有一点新奇的趣味。是否有趣是品味的判断。智商高下可以不论，但品味凡俗的人不宜研究经济。

趣味的排列

转到反托拉斯要反的行为或现象，市场价值最高的莫如收购或合并，机构变得庞大，反托拉斯说要瓦解（divestiture）。我认为合并现象的趣味尘下，解释不难，但解释了不怎么样，所以这里不谈。

价格分歧的趣味性是高的，经济学者注意这现象起自反托拉斯之前。反托拉斯带来的最有趣的现象是捆绑销售与算是类同的全线逼销，过瘾精彩，芝加哥的传统喜欢把这两者与价格分歧相提并论，我因而也会在第七章分析。我认为经济科学欠反托拉斯一个情，因为这法律的档案提出了经济学者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

余下来要讨论的是以本伤人、拒绝与串谋这三项，趣味性中等，但不借反托拉斯讨论没有其他适当的地方。

财雄势大的故事

“以本伤人”是我从英语predatory price cutting（掠夺性减价）翻译过来的中国成语代词，顾词知义，是说一家机构可以凭割价而把竞争者逐出市场。但减价是竞争的一种行为，历来被认为对社会有利。反托拉斯认为不利的是一个垄断者可以利用割价来杀退竞争者，维护垄断，霸占市场。这种对社会不利的行为是指价格被减至在生产成本之下，以本伤人是也。经济学传统说完善竞争的均衡点是市价等于平均成本，没有盈利，掠夺性减价是指价减到在平均成本之下。另一方面，一个垄断者往往有垄断租值，经济学传统认为这租值的存在含意着边际价值（即市价）高于边际成本，对社会不利，引进竞争使价格下降可取。反托拉斯不能接受的掠夺性减价，应该是指垄断者把价减到在直接平均成本之下。

掠夺性减价是一个普通人容易相信的故事：我是个垄断者，拥有的垄断权所获甚丰。你要参进同一市场跟我过不去吗？我会把价减到你血本无归，败走麦城，从而维护我的垄断丰利。又或者你已经进入了同一市场，竞争逼我减价，我财雄势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幅割价，逼你破产收场，从而独享一个垄断者的利润。

是可信的故事吧，但经济学应该怎样分析呢？前文提到，一九一〇年美国的标准石油被反托拉斯起诉掠夺性减价，以本伤人，结果该庞大的托拉斯（信托组织）一九一一年被瓦解。我的一位好友John McGee五十多年前深查此案，得到的结论是标准石油没有掠夺性减价，指出如果标准把竞争者收购，其成本会比减价对自己的损害为低。

从上头成本的租值看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我持另一个看法。我认为问题要从我在《收入与成本》中提到的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分别看。不管灰色地带而简化，上头成本是入局时的投资，入局之后覆水难收，但因为其他竞争者要参进也有入局成本，我的入局投资会因为有市场的保护而成为租值，可能比入局时的投资较高或较低。把生意出售我可以获取这租值的折现，因为有这个选择，这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另一方面，直接成本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可以转作其他用途，所以是另谋高就的代价。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有外人参进竞争，我的上头成本的租值会下降，要减价阻吓外人参进，我要从租值那部分减。我是因为没有打算另谋高就才这样做。另一方面，如果我要以减价的方法来把一个存在的竞争者逐出市场，我会考虑我的租值比竞争者的为高才出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胜出的机会。如果我的租值比竞争者的为低，首先割进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的是我。这样，以减价作持久战，不管多富有，只要竞争者还有租值，早晚要败下阵来的是我。

简化了看，租值是产品市价高于直接平均成本的那部分。竞争减价，谁的租值低谁先出局。要以本伤人的掠夺性减价是指割进自己的直接成本。上头成本的租值是入了局之后由市场的竞争决定，竞争者要参进的考虑，是存在的生产者的租值是否够高，或自己的入局成本是否够低，有点油水。如果我先存在，你可能见到我的租值高于你的入局成本而尝试，或见到我的租值低于你的入局成本而却步。如果你和我一起存在，我可能见到你的租值比我的为低而考虑减价把你逐出市场，希望增加自己的租值。我这样看你，他人也这样看我。这是那所谓完善竞争的一个含意：边际产出者的租值为零是均衡点。原则上，考虑入局但还未入局的可以看为边际竞争者，入局需要付出的投资还是直接成本，不是租值。因此，参进了的竞争者可能每个或多或少有点租值。换言之，经济学说的边际公司（marginal firm）可以在边际之内或边际之外，分析的选择要看是什么问题，而处理是否到家有大人与小孩之别。

上述的竞争行为不是反托拉斯要反的。割价割进自己的直接成本，把你逐出市场后希望你永不回头，然后加价提升自己的租值才是。说过了，直接成本不生产不需要支付，是另谋高就的代价，浪费了可惜。

《苹果日报》与“苹果速销”的经典示范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割价割到低于直接成本的行为，算是掠夺性减价，但是否为了要淘汰对手还是只希望打进市场呢？《苹果日报》与“苹果速销”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两次以低于直接成本的法门进攻，相当经典，而据说后者一度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材。

《苹果日报》一九九五年六月发行，每份售价二港元，当时香港的类同报章售价五元。主要竞争者《东方日报》的回应有点迟，五个多月后才把价每份减到二元，其他报章也跟着减到同样的价。这减价战持续了大半年，之后回升，其间本来就亏蚀的《快报》和《香港联合报》宣布结业。

二元一份之价大约是当时要付给发行及零售的直接成本，纸钱是三元以上，上头成本不算，灰色地带不论，加进必需的采访、编辑、稿酬等费用，每份《苹果日报》的直接成本应该在八元以上。卖二元，算是掠夺性的低价吗？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有广告收入。是的，读者看广告的眼睛时间是他们付的价，间接地由广告客户交给广告商人交给《苹果》。原则上这广告收入加每份二元的报章价的总收入可以高过《苹果》的总直接成本，因而卖二元不一定是“掠夺性”。但不怀疑在出道初期，《苹果日报》的总收入是低于总直接成本的。

为了争取市场而先蚀头注不是少见的商业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一律被认为是掠夺性减价，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知道《苹果日报》后来是成功了，收入不仅高过直接成本，其上头成本的租值可观。然而，我们无从 肯定这成功是源于长达近一年的大出血。《苹果日报》的老板认为读报章的人有惯性，大减价一段时日是惯性的培养。说读者惯性的争取重要应该对，但从争取租值收入的角度衡量，我们难以肯定大出血只几个星期不是较佳的策略，或者应该把出血的成本投资在增加报章的内容质量那方面。

互联网惹来灾难

说割价可以协助抢占一部分市场是对的，而创业之际，把价割入直接成本不难明白。灾难的出现，是一九九九年六月《苹果日报》的老板推出“苹果速销”，推行了十八个月，亏蚀近十亿港元而惨淡收场。

没有疑问，“苹果速销”这玩意是一刀切入直接成本，切得既深且久。没有广告收入，但有广告支出。这速销无疑是受到当时互联网的疯狂的影响，中计的不止《苹果日报》一家，但他们中得比较快比较大，说句老实话（《苹果日报》的老板不要杀我），也比较精彩。

“苹果速销”凭互联网销售，用多部小型货车，每辆两个穿得整齐的员工，送货。销售的是超级市场出售的食品及一些日用品。《苹果日报》的老板是聪明人，不可能不知道以财雄势大论英雄，他斗不过惠康连锁超市背后的怡和及百佳连锁超市背后的李嘉诚。但他显然认为，互联网销售是新奇的玩意，老前辈们可能忽略了，何况从网上接单然后送货不需付香港的昂贵地铺租金。抢先尝试可能先拔头筹。

两家大连锁超市急起应战，也割价及设法约束批发商供应“苹果速销”。后者倒闭关门之后我才知道那两家大连锁超市其实也中了计。这是因为一位朋友提供的资料显示，“苹果速销”的总收入上升与总亏蚀上升是成正比的——即是销售金额上升百分之十亏蚀也上升百分之十，是直线一条，看不到弯曲！这是说，如果超市的老前辈当时大方一点，多把生意推到“苹果速销”那边，后者会亏蚀较大，关门会因而较快。

为什么“苹果速销”的销量与亏蚀比率会是直线一条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送货与管理的成本在货价的比例上很高，其二是香港当时用互联网的人不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地理分布过于零散。事后孔明，《苹果日报》的老板当年对市场的调查是不够详尽深入了。“苹果速销”的做法要成功，市场要大得惊人才有机会。

割价割进上头成本的租值是市场竞争的一般含意，但割进直接成本是无情的代价，销量愈多亏蚀愈大。为了打进市场短暂的出血可以理解，但以本杀人于死地的掠夺性减价恐怕是某些人的想象玩意了。

鸡蛋减价的故事

最后，我要重复二〇〇三年发表过的故事，是很久之前听到的，应该是虚构，但有点真理吧：

一家卖鸡蛋的商店，老板财雄势大，要把街上面对的另一家鸡蛋商店杀下马来，唯我独尊，垄断而后升价。老板听说对手本钱有限，于是把鸡蛋大减价，低于成本出售，以本伤人，以为不数天对手就要关门了。殊不知蛋价一减再减，减了长时期，对手依然存在。最后大老板因为减价太多太久而破产了。他禁不住跑到对手蛋店查问究竟：“我的蛋店关门了，想不到你们的资本比我还雄厚，是从哪里找那么多钱跟着我减价呢？”对手听得莫名其妙，回应道：“我们本小利薄，鸡蛋是从你们那里买回来转售的。”

第三节：拒绝与串谋

最近读刚出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可能是最精彩的把乔布斯与盖茨相提并论的那一章，我想到美国反托拉斯的一个问题。盖茨的微软拥有独步天下的某些软件，乔布斯的苹果电脑需要用，前者的重要性威胁着后者的前途。两位大师是朋友，也敌对。多番谈判的结果，苹果终于获得使用微软某些重要软件的权利。

我是软件及数码科技的门外汉，读不懂他们争吵的细节，但有点奇怪反托拉斯这一词没有提及。原则上，拒绝（foreclose）销售给竞争者是违反反托拉斯法例的。问题是，只要价够高没有谁会拒绝销售，而一个拒绝销售的人可以凭价不够高为借口。何谓“合理”价格只有天晓得吧。

一九七六年，我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美国电讯（AT and T）与加州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前者的总部在纽约，离我居住的西雅图很远，我只做了几个月。后者的总部在旧金山，我时疏时密地做了六年，到我回港任职才终止。都是有名的大案，前者牵涉到拒绝，后者牵涉到串谋，刚好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以趣味排列，串谋高于拒绝。

美国电讯的拒绝原因

美国电讯当年是一家很成功的企业，非常庞大，赚很多钱，科技了得，管理一流。无数市民当时持有美国电讯的股票，这企业的巨利是与股民分享的。当时有一句笑话，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美国电讯，法庭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没有该企业股票的陪审员。

司法部起诉，要把美国电讯瓦解，“拒绝”是主要原因。这企业拒绝销售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任何外人，更遑论竞争者。他们的电话是租赁给用户的。整份租用合约长达五百页，存放在各市的总部，没有顾客会读。我认为只租而不卖给用户是合理的。有两点。其一美国电讯不想用户把电话拆开作什么研究；其二是当时长途电话收费高，他们不让懂科技的把电话拆开，做些手脚，扰乱他们收费的方程式。

但美国电讯当时不卖电话给不用他们的线路的其他入比较难以辩护。不像早期万国商业机器的巨型电脑，只租不卖，因为有科技秘密要维护，只租可以禁止外人把电脑拆开。我当年的意识，是美国电讯不卖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不用他们线路的外人，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市场的大部分，其他线路有其他电话，余下来的市场很小，他们不做这小生意。

该反托拉斯案的主要麻烦，是美国电讯拒绝其他竞争者接入他们的线路。这里牵涉到我在第三章第五节谈到的地役权（easement）的问题，但美国电讯的立场是他们有权不协助竞争者。根据他们的典故，半导体（semi-conductor）是由他们的研发部门（Bell Lab）发明的。今天回顾这发明的价值不止连城，但政府当时不容许他们进军电脑行业。凭半导体进军电脑无疑是绝对优势，但政府要他们放弃，换来是电讯的专利权。以为自己有这持久专利，所以在行为上拒绝协助竞争者。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讯科技突飞猛进，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美国电讯，否认答应过这专利的授予！美国电讯深入搜查自己的文件档案，找不到足够的专利证据，是以为难。美国电讯终于跟司法部和解，以瓦解机构（divestiture）换取进军电脑行业，后来产出的个人电脑斗不过苹果及无数的其他竞争者。

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一个无情的故事。美国电讯曾经伟大，对人类的贡献要叫我们站起来。但科技是年轻人的玩意，科技不同经营的手法有别，老一辈的应对不易，何况有政府的误导。二〇一四年听到美国制造摄影器材的柯达（Kodak）面临破产。柯达也曾经伟大，但要被数码科技淘汰。不知万国商业机器的命运会如何？

串谋是真的吗？

转谈串谋（conspiracy或collusion），通常是指串谋定价，但有多种变化。变化多是因外人不知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只凭自己的观察而妄作判断。经济学说的完善竞争有价格一致的效果，但价格一致可以被判为串谋的效应。另一方面，串谋既然是反托拉斯的大罪，美国的大机构出现过如下的例子。某职员跟另一家机构的职员是朋友，在来往的书信上一厢情愿地说希望大家能联手做一些事，其实没有做，但这些信件可以被用作串谋的罪证。也有一些不满意上头对待的职员，或面临解雇，可能刻意地在公司的档案内留下一些仿佛是跟其他公司串谋的文件，嫁祸上头。

其实在商业行为中，任何人要跟任何其他人串谋，明知是罪，可以容易地避免留下足以为罪的证据。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几家石油公司被控串谋压低购入价，辩方律师在法庭上有如下的精彩陈辞：“法官大人呀，我们定价是在会 议洽商，灯火通明，有详尽记录，怎么可以说是串谋呢？你听过串谋是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吗？”

我要在这里特别地介绍另一件反托拉斯大案，也是关于石油的。要特别介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此案趣味性高，其二是此案的串谋重点或证据是一种称为“斩三刀”的合约，而我刚好是这合约的主要调查研究者。说来也巧，“斩三刀”是我年轻时在香港熟知的一种价值最高的海鱼。作为石油反托拉斯官司的重点合约称three-cut，直译过来是斩三刀。

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阐释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诉七家石油公司，说他们串谋压低重石油（heavy crude oil）的购买价格。这些石油公司在政府拥有的油田开采，也在私人拥有的油田开采，以他们标价的一个百分率乘以产油量交给油田的主人。控方没有说加州的石油标价一律偏低，而是重石油之价偏低，而加州是多产重油的。

控方的主要证据有两部分。其一是加州的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太高，与世界各地的倾斜度分离过甚。石油是以轻、重标价的，轻的价值较高，重的较低，因为汽车用的汽油是石油中较轻的那部分。石油在油田开采，不同深度的油井的重度不同——深的较轻。重度是以API Gravity量度，十度与水的重量相同。沙特阿拉伯产出的是轻石油，重度为API三十四。加州产出的有轻有重，不少是十六度，算是很重的。在加州，同一及邻近油田有一个石油标价表（称posted prices，因为石油产出初期是以支柱示价，每桶四十二加仑算，因为当时以马车运载，五十加仑的油桶，没有盖，路不平，油会溅出，只能容纳大约四十二加仑）。

标价表以石油的轻、重算价，每桶算，也以油重的每度算。我参与研究的官司案发时，加州石油一般是每度相差六至七美分，即是每高一度（轻一度）价高六至七美分。当时美国中、南部的石油标价一般是每度仅两美分，斜度远为平坦。

回应政府起诉以石油的标价表斜度高为压低重石油之采购价的证据，一些石油公司以加州的重油比率远比美国其他地区为高作辩。我不那样看，认为斜度不同是因为加州与其他地区的标价方法不同：加州以每个地区的油田算价，油井深浅之价列在同一标价表上，而其他地区则分地层标价。我从一家机构找到美国不同地区的数以千计的石油重量数据，以经济理论及回归统计分析，老师阿尔钦见而喜之，说没有见过那么巧妙的经济实证研究。但标价表的斜度不是石油公司串谋的证据。

换油的原因

串谋的证据是第二部分，主要是石油公司之间的交换石油合约，其中前文提到的斩三刀合约是重心祸首。换油的行为全世界都有，但以斩三刀合约从事则是加州独有的！世间独有是大麻烦：为什么他人不这样做？不是你们刻意串谋是什么？斩三刀合约是完全不用石油市价的！

为什么石油公司之间要换油呢？他们竞投石油的开采及以标价表的一个百分率购买的权利，在哪里投得就在哪里开采。石油在地下其储存成本是零，但一旦开采出来，在地上的储存成本甚高，以少存在地上为正着，所以石油在地下抽出，不停地操作重要，如果久不久要停产，次数多了地下压力的减弱会导致油量流失。最上算的法门，是石油出土后不停地以油管输送到炼油厂，输到汽油出售站，再输到汽车的油箱去。这个石油出土后最好不停地流动的要求难度高，一家公司之内牵涉到多个部门处理，部门之间的职员互不相识，对彼此做什么的细节毫不不知情。是这样的一个庞大而又复杂无比的工业，我到现场考察几天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串谋行动不可思议。

换油的原因，是甲公司在某油田开发得石油，但没有输油管送到自己的炼油厂去。乙公司刚好有输油管在该油田，可以方便地炼甲公司的油，然后在其他油田把石油归还给甲公司。这个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而换油的原因，看似道理明确，但要证实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换油一般不是甲给乙、乙给甲那么简单，而是多家石油公司把石油转来转去：甲给乙，乙给丙，丙给丁，往往转了好几重甲才能收回自己应得的油量。最终是否每家公司都节省了石油的运输费用因而有个大问号。为此我在油田搜集了几箱石油的流动票据（称run tickets）。这些票据是每次地下出油输到哪里及油量多少，都在油井的出口处打出一张票据说明。石油公司出钱给我聘请助手，花了几星期作拼图游戏，一路跟踪，最后是明确地证实运输费用是节省了。

斩三刀的解释

石油公司之间为了节省运费而换油，有时用标价表算价格的差距，但在加州主要是用斩三刀合约，尤其是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换油交易。把石油的小量样本加热到华氏四百度是第一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汽车用油。从四百到五百五十度是第二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柴油。华氏五百五十以上的是第三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洋船用油。轻油是第一刀的分量比较多，而重油当然是第三刀的分量比较多了。以斩三刀量度比以gravity（重量）量度精确，虽然量度费用比较高（gravity的量度费用近于零）。我给你一万桶油，其中斩三刀的油量每刀为几，你要把这三刀的比率及油量归还给我。不需要在短期内结算，你欠我哪一刀的油量，我欠你哪一刀的油量，可能互相拖欠一段长时期，但因为换油的公司串连起来有好几家，怎样结算总有足够的不同重量的石油足以解拆互相所欠。但这样的做法细小的石油公司是没有足够的石油变化量来参与斩三刀的换油交易的。从反托拉斯的角度看，小公司不能参与斩三刀，大公司当然是罪加一等了。

我对采用斩三刀换油合约的解释，是参与的公司完全不需要议价。中东石油之价有变，加州的石油标价表会跟着变，但后者的变动可不是自动或即时的。考虑总要一点时间，但石油的流动却不能停顿，以斩三刀的合约处理是石油继续流动的保障，何串谋之有哉？但控方说不用市价是串谋隐瞒价格的证据。

上述的斩三刀成为典故，是源于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以加州标准石油为首的七间石油公司。我做加州标准的顾问是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回港任教职为止。这顾问工作是调查研究石油标价表的定价与换油合约的安排，要什么资料加州标准皆全力协助，没有半点隐瞒，加上有助手费用的资助，我写下了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一些石油行内的朋友称之为“圣经”，可惜是卖断了，作者没有发表权利。然而，今天回顾，那几年的调查研究牵涉到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业，获得的资料不仅详尽而且可靠，使我对市场与合约结构的认识更上一层楼，让我后来在经济学走进了自己独有的天地。作为学者那算是奇遇了。

回港后我听到该官司的结果，是加州标准先胜一仗，其后对方上诉反胜，再其后的大概是，七家石油公司有六家妥协和解，即是要赔钱。最后一家是埃克森（Exxon）石油，不妥协，打到底，到一九九二年四月，经过七十五天的审讯，六十多个证人，三千多份文件，陪审团研讨了八天，终于判埃克森胜。

第四节：结语

有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美国某反托拉斯案，辩方律师向法官要求休假，因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后，同一律师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为律师的儿子生了孩子，有亲友庆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说道：“我希望你的孙儿生孩子时，这案件已经完结了。”

反托拉斯案件以持久斗法知名，官司只打几年算是罕有，打数十年不奇怪。费用奇高：我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件大案，辩方准备以十亿美元对抗。那是四十年前的十亿美元。我也知道有些反托拉斯官司，辩方希望打到美国政府更换党派而有转机。

法例模糊不清，加上牵涉到的银码庞大，应该是官司打得时间长、费用高的根源。有谁得益呢？律师与作为顾问的经济学者有明显的收入增加，政治人物或可增加一点政治本 钱。但永远是以维护消费者挂帅的反托拉斯，消费者怎样了？我深知的加州标准大案，消费者获得的是负值：加州的石油产品没有因为这官司而减过一分钱，但官司的费用早晚要间接地由消费者支付。美国电讯的反托拉斯官司对消费者又怎样了？长途电话费用跟着的急速下降，有人认为是美国电讯瓦解的贡献。然而，刚好在那时，手提电话开始盛行，跟着数码科技当道，举世的讯息传播费用插水式下跌。美国电讯有没有瓦解也会这样跌，但我不能排除该瓦解促使电话费用跌得早一点。问题仍在：为什么司法部当年不容许美国电讯进军电脑行业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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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成本定律、觅价行为与挤迫理论

经济学者假设的公司或工厂可能要到火星去找。这假设对某些问题可以接受，但要解释死三角的存在与教怎样改进社会是开玩笑了。根本没有病，经济学者胡乱下药做什么？

觅价（price searching）是指一个出售者所定的价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出售者或买卖双方决定，所以要觅价。减价卖得多一点，升价卖得少一点，含意着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绝大多数的市场是这样。反过来，受价（price taking）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按此价他可以无限量地销售，把价提升少许他一点也卖不出去。在真实的世界，除了期货市场或农产品市场，受价的行为不普及。

觅价是因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他要决定售价，不能不觅。经济学是以出售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界定垄断的：这门学问提不出更为可取的垄断定义。垄断不表示没有竞争，只是程度不同。我们这里关注的是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一个产出出售者会怎样选择定价与产量。不是问应该怎样，而是问会怎样。

觅价分析麻烦有趣

西方的经济学者要不是对市场认识不足，就是认识的市场变化不多。一九六四年我向老师阿尔钦提出在香港某些小街上，众多小贩摊子出售相近甚至相同的物品，但出售者不断地跟顾客讨价还价。阿师有点不相信，跟我研讨了好些时日。销售同样物品，在同一市场的激烈竞争下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我想了三十年才找到解释。这是本卷第八章的话题。

讨价还价含意着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竞争者无数，这出售者算是个垄断者吗？可以算是，因为他面对的顾客被讯息费用左右着，不知道其他出售同样物品的最低售价为何。讨价还价当然是觅价，出售者与购买者皆觅。结果是同样物品，不同的购买者往往付出不同的价。属价格分歧。

解释觅价的行为或现象是经济学比较麻烦的部分，从这里开始我分三章处理。不容易，但有趣，也示范着经济理论的解释力。牵涉到的理论不深，但概念要掌握得好。传统的分析不着重真实世界的考察，因而漠视了理论与概念的变化。这不幸的发展源自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传统。马前辈对概念的掌握弱于他推理的超凡本领，而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简化错了。

第一节：马歇尔的失误

从重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那方面衡量，马歇尔是古往今来天赋最高的理论家。高不可攀，他跑了几年工厂才动笔写他的《经济学原理》。百多年前跑厂应该没有我们今天那么方便，变化不像今天那么多，而更重要是马氏忽略了工业的合约结构。解释觅价的行为，牵涉到的理论当然离不开需求与供应，前者重要的是需求定律，后者重要的是成本概念。马歇尔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混杂着重要的失误。

在需求那方面，弹性系数是马氏的发明。虽然消费者盈余不是他首先提出，却是由他定其名而加以发扬。弹性系数对解释行为的用场不大，但消费者盈余则非常重要。马氏不重视后者的解释用场，而他的学生庇古对解释行为没有兴趣，把消费者盈余带到福利经济那边去。

吉芬物品否决定律

马歇尔处理需求的最大失误，是在他的一八九五年《经济学原理》的第三版引进了吉芬物品。这引进否决了需求定律！严格地说，没有这定律经济理论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马氏重视经济解释，深知科学不容许以事实解释事实。他是科学方法走在前头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但要数十年后西方才发展好我信奉的科学方法：解释行为有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不可能被推翻是无从验证的。吉芬物品的存在——即是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上升——使我们无从肯定物价之变人的行为会跟着怎样变，因而没有可以验证的假说。我知道吉芬物品今天的经济学课程还在教，但那不是教经济解释。我也知道近二十年有了些新潮的科学方法，算不上是什么贡献，因为验证假说还是基本的要求。

在卷一《科学说需求》我对需求定律的各方面作了详尽的解释，但怎样用则要练习得很熟，熟能生巧也。从《经济解释》的卷一到卷五我都示范怎样用，而示范得最多是本卷。我说过，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把这定律用出变化是解释行为的主要法门。

经济学难在掌握概念

转到供应那方面，主要的理论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由马歇尔高举的范杜能（von Thünen, 1783-1850）首先提出。这定律可用成本的变化取代（见《收入与成本》第六章）。供应的重心所在，是成本概念的变化与掌握。凯恩斯曾经说经济是浅学问，但有大成的人甚少。这看法应该对。但凯氏认为经济学要有大成需要多方面的学问集于一身，不一定对。我认为经济学之难，是难在成本概念及也属成本的租值概念的掌握，而交易或制度费用也属成本。换言之，经济解释的困难主要是局限处理的变化。

伟大如马歇尔，我认为他对概念的掌握是较弱的。尤其是成本的概念，马前辈的掌握不到家。不容易明白为何这样。直接成本、上头成本（他也称间接成本）、准租值（quasi-rent，可简称租值），基本上来自马氏的创意，但他自己掌握得不够好。

今天同学们背得出的成本（指机会成本）定义，马歇尔奇怪地没有掌握得好，屡有失误。成本是最高的代价，经济学鼻祖斯密知道，跟着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定理清楚地以逻辑证实，但李氏本人在应用上也常有失误。跟着的密尔用得对，再跟着马歇尔则用得不对。不是简单的发展。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猛攻时，那所谓机会成本只限于那条“生产可能曲线”的阐释。后来反复重读阿尔钦、弗里德曼与科斯这三位的作品我才对成本概念的掌握开始有舒适感，但还要过若干年，等到每次看成本皆向前看，等到懂得处理租值消散，才感到真的舒适。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成本永远要向前看，本科早就教了，但运用起来懂得贯彻地这样看的凤毛麟角。同学们要记住，一秒钟之前的选择也是历史，覆水难收的支出，不管多大再不是成本。

天才思想用得不对

马歇尔对成本概念掌握不足惹来不少麻烦。那所谓准租值（quasi-rent）是他首先提出的，无疑是天才之笔，可以简称租值。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他又称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也由他提出，也属天才。可惜马前辈当年因为成本概念的掌握不足，不知道他说的准租值或租值与他说的上头成本是同一回事。不是浅话题：二〇〇一年我发表《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见《供应的行为》旧版第三章第四节），懂经济学的朋友读到皆站起来。然而，我知道问题还没有圆满地解决，因为“灰色地带”还没有处理好。这灰色地带可以很小或很大，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这个问题我一拖再拖，不断推迟，拖到今天，走投无路，于是决定在本章第二节以《合约结构主宰成本定律》为题处理。

另一个麻烦，是马歇尔提出长线与短线的分割处理。把不同的因素或变量分割开来，让某些变某些不变，可以示范每项转变带来的效果，作为一个分析的步骤有其可取之处。但这样处理是数树木而不看森林。解释现象要问为什么某些量变某些量不变。受到马氏的影响，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好几项长线与短线的分析，科斯与阿尔钦等人都认为这些发展对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其实是分析市场，不是分析公司的性质）有灾难性的影响。

避开交易费用的麻烦

我认为马歇尔提出长线、短线的分析是有着一个不言自 明的含意：他要避开处理交易或讯息费用这些局限。他没有说明，但显然认为某些调整短线有困难，长线则没有，其含意是短线调整会较为容易地受到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左右。避开处理交易费用带来的麻烦比当年马氏想象的严重得多。交易费用（也是成本）是很难处理的局限。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时没有几个人重视，或认为是套套逻辑。经济学者重视交易费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转变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跟马歇尔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离。很不幸，因为交易费用的处理不易，演变出来的是卸责、恐吓、勒索、敲竹杠等无从验证的假说，而最盛行的是博弈理论，皆无从验证。

回头说生产成本这个重要话题，马歇尔之后成本曲线也有长线与短线之分，也属灾难，而更头痛是好些课本把马氏的上头成本处理为固定成本，直接成本处理为可变成本——真的弄得一团糟了。同学们要记住：成本永远要向前看，计划产出什么，量为何，要多快，用哪种方法，各有各的成本，没有什么长线短线的。也要记住，那所谓上头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而直接成本是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我在卷二处理过，本章第二节会再处理，但集中在上头成本的“灰色地带”。

漠视交易费用带来的困难不少，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带来的困难更多。马歇尔的传统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如果交易费用是零（马氏没有说明），这两个市场不可能分开，而我在一九八二年指出如果所有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以一般均衡分析知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 1834-1910）以N种产品及N减一的相对价格为分析的起点。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瓦氏说明是零），品种之数（N）无从决定。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我还是拜服马歇尔。他跑厂的经验让他的作品有真实世界的内容，而上苍赐予他的天赋使他创立的理论架构既完整又清晰，当年我读来仿佛拿着一件实物在手，看得到，摸得着，因而后来可以逐步改进。一九六一年我开始读马歇尔，因为父亲的事业，我是在商店与工厂的环境中长大的。

第二节：合约结构主宰成本定律

掌握经济学概念的困难源于变化多。这些概念是从人类的行为规律演变出来的。概念的变化是复杂理论的替代。概念变化少要多用复杂的理论；概念变化多理论可以大手地简化。我选走后者的路，认为复杂的理论对解释行为很困难。

做研究生时我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后来为人师表，在研究院教理论时，那些没有什么解释用场的复杂理论可以应酬学生的提问。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发展，有解释力的作品永远是那些能把简单理论用出变化的。说简单理论用出变化其实是说概念用出变化。概念的变化可以很复杂。世界本来就复杂。基于复杂世事的观察，以简单理论处理，概念的复杂变化无可避免。我们只希望能把概念的复杂变化再简化。

成本与租值的另一个分别

论到经济概念的变化，最复杂莫如成本，尤其是要加进也算是成本的租值、租值消散、交易费用等。这些方面我在《收入与成本》花了不少笔墨，还要继续补充。这里我要再说关于成本与租值的不同看法：成本的变动决定行为，而租值的变动是被行为决定的。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跟合约的选择有关，也要看我们需要处理的是些什么问题。

马歇尔提出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他又称间接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分别，很有意思。跟马前辈有别，我把上头成本阐释为覆水难收的投资或签了不能反悔的合约，但因为竞争者要参进也面对类同的局限，覆水难收的投资会带来一种租值收入，由市场厘定，也由市场保护。这租值是上头成本，其所值跟覆水难收的投资不一样，可以较高或较低，也可以是零。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因为入了局的人可以把生意卖出去，有这机会的选择。这些我解释过了。

马歇尔提出的直接成本，是不生产不需要支付的。应该对。不生产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带来的一个含意，是面对需求这种成本决定是否要生产及产出之量为何。除非是为了卖广告，或应酬，或乐善好施，或预期看好，市价低于直接成本从事的人是不会生产的。直接成本于是成为这里要说的非租值成本，决定行为而不是被行为决定。

直接成本的定律

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定律，称“成本定律”，是只为直接成本而用的。这定律说，直接成本是按量度产量而支付的费用。无论是以时间算工资，以件工算工资，以分成算工资，凡是直接或间接以产品的量算成本的，皆直接成本。租用机械或厂房，只要可以算出有关的产量，而不产出不需要支付，这租金也是直接成本。为什么要用上“定律”这样隆重其事呢？因为这定律可以方便地带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不是定义，而是定律。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定义不可能错，但定律则可能错，所以有解释力。其二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成本定律”有不少变化，可以推得很远。

同学应该记得，我在《经济解释》旧版提出过的“履行定律”跟这里提出的“成本定律”有相同之处。履行定律说凡是量度而作价的特质，提供服务者履行合约的意向增加，使监管费用减少。换言之，卸责或瞒骗的行为主要出现在没有量度作价的特质上。履行定律与本节提出的成本定律的用处不同。相同的是量度与作价的关系。在经济学这关系到处都重要，好比在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等话题上，传统的错误分析往往错在这关系处理失当。是后话。（这里，同学们不妨重温《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七节《何谓量？》。）

购买厂房与件工合约的例子

让我从曾经说过的说起吧。还未入局，考虑投资设厂，购置厂房等投资是直接成本。作这考虑时你一定盘算过要产出什么及产量的概括是多少。这样，你是按量度产量而支付购买厂房等投资，没有违反我提出的成本定律。

现在假设你下了注，投资购买了一间小厂房，付清了账，只产出一种产品，只定一个出售价。让我再假设你以件工聘请工人，即是工资以每件产品算。厂房、水、电、材料等皆由你提供。这里，厂房的投资再不是你的直接成本。你不是把厂房租回来，也不打算租出或卖出去。只为自用生产，厂房本身的市价变动不会影响你的直接成本。但其他费用如水、电、材料、工资等是你的直接成本。产品每件算工资，当然是按产量支付。材料的成本也是按产量支付。至于水与电，是按水表与电表支付，而产量如何水与电的费用会如何你心里有数。这是说，工资、材料、水、电等皆按产量支付费用，皆直接成本，而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怎样变它们的组合会跟着怎样变，课本有教，这里从略了。

觅价与受价之别

这里关注的，是所有直接成本的合并会算出一件产品的直接平均成本与产量变动的边际成本。如果生产率增加或厂房出现挤迫，边际成本会上升。你是个觅价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争取财富或租值极大化你的产量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因为边际成本在出售价之下，会出现一个所谓无效率的“死三角”。但售价会在平均成本之上，得到的差距总和是租值的回报，也即是厂房所获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如果你从事这项生产有过人之处，或是什么名牌宝号，还有另一些租值要加上去。换言之，租值是由市场决定的，把生意出售可获租值的折现，但产量多少，卖何价，则由直接成本及市场需求决定。还有一个重点，因为租值是上文说过（机会）成本，而出售之价包括这租值的折现，所以价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就为何——你面对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就是你的平均成本曲线，也即是平均收入与平均成本相同。不是我的发明，是弗里德曼先说的。要补充：假设产品只卖一个价。

如果你是个受价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上述的租值算法没有变，只是卖价不由你决定。因为你面对的边际收入曲线也是平线一条，跟面对的需求曲线一样，你的产量会较高。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均衡点是提升了产量，死三角不复存在。这是传统的完善竞争增加经济效率的看法。接下来第三节可见，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觅价 行为，死三角的出现是限于一种产品只卖一个价与不约束顾客购买量的均衡效果。这里也要补充：受价者面对的需求是平线一条，课本教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是从碗形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直加上去。其实也是价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也为何，有关的只是曲线中的一点。

转换合约直接成本会变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变化去吧。如果上述的厂房你不是买下来，而是租下来，每天算租金，随时可以迁出，那么你会以每天的产量来打你的租金算盘。这厂房租金于是成为你的直接成本。加上水、电、材料、工资等，你的产品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上升。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加进租金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移动上升，但边际成本曲线不会移动，所以产量与售价也跟着不变。会变的是你自己的租值或上头成本：会下降。

我说在一般情况下你的边际成本不会变，是因为你要支付的厂房租金没有跟着你的产量变动而变。这后者的变动是可能的，所以把厂房的上头成本改为每天算租金的直接成本，你的产量与售价有变动的可能。机会不大，因为租厂房给你的业主通常不会管你的产量变动。如果业主知道你的生意好，加租，你接受，这也只会使你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移动上升，不会影响你的边际成本曲线。

合约选择与成本定律的关系

不管怎样说，如果一个生产者的所有成本都是直接的，都是按着产量来支付费用，决定价格及产量一般而言会较为精确。问题是交易（包括讯息）费用会增加。你买厂房，不租，是为了增加一点稳定性。你要求长期租约，不要每天算，理由也类同。租厂房给你的业主也有你随时不交租的顾忌。选择以哪种合约安排来处理你的生产活动，交易或讯息费用是重要的考虑。合约选择，经济学的分析困难永远是交易费用带来的麻烦。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会容易地走进套套逻辑的框框去，即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处理不易，但可以处理——这是卷四《制度的选择》的话题了。

上述的重点，是合约的结构有变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的分配会跟着变。我提出的成本定律的主要用场，是照亮着一条路，教我们怎样看生产的合约结构的变化。这变化要从租值与直接成本之间的替代看：这样安排是量度产量算成本，那样安排上头成本由市场决定。有市场重要，分受价与觅价，产量为何由直接成本决定，而直接成本是由合约结构主宰着的。换言之，要明白市场的运作，依照我提出的成本定律，重要的一步是问费用的支付是否按产量算。

转移算价怎样看

让我在这里向旁走一步，先谈另一个有关的话题。那是转移算价（transfer pricing），很多大机构采用，尤其是西方的。转移算价是指同一机构之内（或母子公司之间），不同部门使用机构提供的物资的调动要算量与价。例如甲部门多用楼房面积要多算租金，乙部门用少了面积要减租金。机构提供的笔、墨、纸张等，每个部门要记录下来，算价。部门各自的工资当然更要算了。这些是一家机构或公司之内每个部门算所用的物资或场地之价，会计部有清楚的记录，而会计部本身用了些什么也要算。这些算价不是算机构产出的物品之价，而是算机构之内不同部门的物资使用的量与价，所以称为转移算价。甲部门要求多点楼房面积吗？可以，但要加租金，而乙部门少了面积当然要减租金了。你要多用一张纸，我比你少用一张，大家算清楚吧。部门之间通常不需要真的付价，但部门之间的各项支出为何要算清楚。

有趣，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时机构只有一个大老板，为什么要还要这样算？解释有三，应该是三者的合并吧。其一是在年尾分红时，不同部门的贡献要看他们各自使用物资的支出，滥用的行为于是受到约束与监管。其二是不同部门各自算清楚，机构的运作增加了讯息，例如机构要增产或削减开支，不同部门要怎样调整有了依凭。最重要可能是第三点：上头成本的租值由市场决定，机构老板不能不接受，但这租值提供的讯息没有直接成本那样清晰明确。清晰的成本有助生意决策，所以老板要以“转移算价”来看看如果上头成本是直接成本他应该怎么办。这样看，转移算价是假设的直接成本了。

没有灰色地带的两端

让我转到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吧。先从两个没有灰色的极端看：上头是上头，直接是直接，没有问号。第一个极端起于交易费用的阻碍性太强，合约的安排无从以产量算支出。有共用品性质的资源是好例子。一家公司的名牌宝号可以很值钱，往往是曾经花了庞大投资才获取的租值，但拥有者无从按产量算使用宝号的费用。发明专利或商业秘密，虽然租用合约不易处理，但存在，你按产量租用是你的直接成本。如果秘密或专利是你自己拥有，因为是共用品性质你无从计算每件产品的费用为何。自己拥有，自己使用，有共用品性质的资产带来的租值是上头成本，没有灰色地带。（关于共用品，同学们要读《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

另一个极端，是上文提到的以件工算工资，是直接成本无疑，没有灰色地带。分红或分成合约也可以从量的变动看直接成本的变动，也无疑问。这里有一个麻烦：分成如果没有其他约束会出现抽税带来的效果，所以分成合约的结构会比件工合约来得复杂。这里同学们要读我一九六八年发表的《佃农理论》。

两端之间可有灰色

在上述的两个极端之间，灰色地带是比较容易出现了。例如以时间算工资，不是每天算的短约而是一年的长约，灰色地带容易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量度时间只是一个委托的量，不是产品本身，监管产量有较大的困难（见一九八三年拙作《公司的合约性质》）。其二是时间工资合约为期愈长，生意的变化带来的产量波动可以很大。你聘请了一位经理，约定了年薪，每月发工资，生意大跌你怎么办？你可以毁约打官司，可以关门说破产，但也可能期待生意有转机，守得云开见月明。跟聘请的经理说明生意好有分红，所以工资调低一点有助。但除此之外，生意下跌，你不关门、不毁约，你发给经理的工资要切进上头成本的租值去。你希望生意有转机，这租值下降至负值你可能还要坚守。这里的问题是在好些情况下，你发给该经理的工资再不能以产量算——委托之量也不能——不是直接成本，而是上头成本的租值下降。这租值下降至零甚至负值，你还因为预期可有转机而继续支付工资，可以关门但不关，是赌博。我曾经读到的统计数字说，这种赌博胜出的或然率不高。

结语

灰色地带惹来的麻烦，是在好些情况下我们难以判断只能由直接成本决定的边际成本为何。这判断是解释生产与觅价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做生意的人可能不知道，而假设他们知道虽然有科学方法论的支持，但经济学者历来没有说明他们假设的是什么。漠视交易费用是灾难，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也是灾难。

本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教我们怎样看问题，同时指出，合约结构的安排有变成本的性质会跟着变。直接成本是否清晰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还有的是，不管是觅价还是受价，只要市场有竞争，合约的选择够自由，生产者是否知道边际成本何物可以是无关宏旨的：只要竞争市场有选择合约的自由，懂得数钞票，左尝试右尝试，生意乱做一通不会是大错。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运作重要，一九六六年构思佃农理论时我已经看得清楚。可惜到今天经济学者还漠视合约的分析。

经济学者要解释做生意的人的行为，做生意的人听到经济学者的解释以为是发神经。这是经济学者的咎由自取了。经济学者通常不懂生意之道。不需要懂，但为了研究，我曾涉及的生意有多种，因而深信经济学可以解释商人的行为。我不是懂生意之道，而是知道市场发生着些什么事。说什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商人听来哈哈大笑。他们笑经济学者不知世事。我认为那是起于经济学者不从观察世事作为起点才用他们的理论及概念作解释，然后推出验证假说。 我希望从这节同学们可以知道，边际分析要用得有弹性，要懂得怎样容许灰色地带的存在，也要知道做生意的人在灰色地带的选择往往举棋不定。有些是独行侠，可以一博；有些家中有孩子要照顾，认为博不过。知道局限及其转变，经济学推断人类行为的准确性与牛顿推断苹果会掉到地上的准确性是一致的。

灰色地带有灰色地带的处理方法，跟没有灰色地带的处理方法不同。不知世事，以为没有灰色地带，是怪不得做生意的人嘲笑经济学者的。

第三节：榨取盈余提升效率

依照传统的分析，一个垄断觅价者面对的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收入曲线。假设没有上节提到的灰色地带，清晰的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在平均收入曲线之下与边际收入曲线相交。这是均衡点，产量与售价这样决定含意着觅价者的租值极大化，也是财富极大化。售价是在上述二线相交之上遇到需求曲线的地方，也即是售价等于产品的平均收入。这分析只有一种产品，卖一个价，而任何价消费者可以随意购买多少。另一方面，作为平均收入的需求曲线是消费或需求者的边际用值曲线，即是说，售价是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最高边际用值。

无效率的传统阐释

依照这分析，边际用值等于价，但因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这个价是高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的相交点。从社会的角度看，边际成本是社会要放弃资源来产出多一点的代价，而边际用值是消费者愿意付出购买多一点的最高所值。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社会得益，因为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高于产出多一点的代价。然而，一个垄断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价等于边际用值但高于边际成本，是浪费。如果增加产量，边际用值会下降，边际成本会上升。社会的最高利益是产量增加到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这跟完善竞争或受价的理想世界相同，因为受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与边际收入曲线相同，等于价，产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也等于边际用值。受价的均衡点因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高处。

在资源的使用上，竞争受价与垄断觅价对社会的贡献因而有别。觅价，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受价，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从前者到后者之间，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那部分，逐步收窄到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时，在几何曲线上会出现一个三角形的社会浪费所值，萨缪尔森称之为deadweight loss，我译为“死三角”。这是垄断觅价历来受到经济学者诅咒的原因，而铲除这死三角是福利经济学的重心所在。

虽然“死三角”一词是萨缪尔森起的，分析“三角”的天下第一高人是我的好友哈伯格。源自剑桥的马歇尔，发扬推广是剑桥的庇古与鲁宾逊夫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经济学院崛起，带来死三角的另一个热潮——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争议——我在本卷第三章第五节处理过了。今天老人家回头看，跑厂跑市多年，发觉前辈之见属纸上谈兵，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逻辑上，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这是本章与下章几次提到的话题了。

有利不图不成立

这里先说一个大麻烦。死三角的出现是因为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而增产逐步收窄至二者相等的三角总和是增产对社会的贡献，但垄断者可没有增产，于是浪费了。问题是，如果增产消除了这死三角，垄断者与消费者可以分享这死三角的利益，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奇怪经济学者很少注意到这个尴尬的问题。有时我的感受是他们希望社会无效率，正如某些无良医生希望多人生病，好叫自己能多赚点钱。据说医生乱开药方的不少——经济学者也如是吧。

为什么大家有利可图而不图呢？说因为有交易费用，那当然，但没有交易费用连市场也没有。是什么交易费用促成上述死三角的存在呢？同学们想不出答案不要难过，因为经济学教授也想不出。我自己的答案，是除非政府诸多管制，上述的死三角根本不存在。

消费者盈余的解释用场

这里我要引进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这个概念，在《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八节我提供了三个看法不同但其实一样的定义。

简单地说，这盈余是决定了购买量，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最高用值与他需要付出之价的差别。好比你口渴得要命，最高愿意出一千元喝一瓶水，但在竞争市场五角钱可以买到，二者的差额就是你的消费者盈余了。你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你的边际用值曲线。物品卖一个价，你需求最后的量是价等于你的边际用值。在此价之上与需求曲线之下有另一个三角，那是你的消费者盈余，因为你愿意付出这盈余三角之所值，但不需要付。出售者如果有垄断权利，当然希望能榨取这个你愿意付出的三角盈余，要怎么办呢？

让我假设你是市场的代表人物，很多个你的需求曲线向右横加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这样，处理你跟处理市场的方法一样。界定你的消费盈余三角的需求曲线是你的边际用值曲线。

你的平均用值曲线是在这边际用值曲线之上，二者的关系跟平均收入与边际收入的关系相同。如果出售者要以你的平均用值定价，高于你的边际用值，你按此价购买之量不会是你平均用值之量，而是价等于你边际用值之量，你还会有消费者盈余。即是说，八个苹果你的最高平均用值是五元一个，但定价五元你只会买三个（五元是你的边际用值），有消费者盈余。但如果垄断出售者知道，他会定价五元一个，硬性规定你一定要买八个，否则一个也不卖。这样，你的消费者盈余会全被榨取了。用这种“全部或零”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出售，出售者的最高利益是产出的边际成本等于你的边际用值，死三角消失。

因为我发觉内地的同学奇怪地没有学过“全部或零”这条需求曲线（其实西方也少教，但昔日香港的中学高考生应该熟识，因为他们的老师曾经是我的学生），我要再解释一次。同学们知道的需求曲线是消费者的边际用值曲线，也是出售者的平均收入曲线，是每价任由消费者购买多少的。售价之上与这需求曲线之下的三角面积是消费者盈余。假设我是垄断觅价者，要榨取你的消费者盈余，一个方法是沿着你的需求曲线（也是你的边际用值曲线）每量收不同的价，从高价逐渐把价下调。这样，你的盈余会转到我的手上，即是被我榨取了。这样“沿线”收价，你的需求曲线就变作我的边际收入曲线。只要你愿意出的边际用值高于我的边际成本，或只要有死三角的存在，我会继续增产，出售给你的每量减价，直至边际的价等于你的边际用值等于我的边际成本。死三角消失。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很少见到每小量逐量减价的行为，因而以为这种榨取盈余的方法行不通，尤其是消费者会反对开头价高的那部分。但觅价者可用另一种不同的销售方式，效果一样。那就是用你愿意出的平均用值定价，但你要买一个指定的量，否则完全不卖。你的平均用值也有一条曲线，称全部或零需求曲线（all-or-nothing demand curve），即是每价你一定要买按此价指定的量的全部。沿这全部或零曲线购买你半点消费者盈余也没有。这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是你的平均用值曲线，也是出售者面对的平均收入曲线，而你原来的每价任买多少的需求曲线则成为出售者的边际收入曲线了。

真实世界的例子

倡导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知道原则上一个垄断出售者可以这样做，但实际上市场见不到“全部或零”的销售安排，所以不能成事，死三角驱之不去。真的那么困难吗？五十年前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收五元进场费，顾客进场后每项玩意再收费，是全部或零的安排。你不进场是“零”，进场是“全部”，进场费从你的消费者盈余榨取，而进场后每项玩意的收费当然要比不收进场费为低，即是较为接近玩意产出的边际成本了。 同样，算得上是高档次的俱乐部或会所收一个可观的入会费，每月再收会员费，但会员在会所内享用食品其价会比同样级别的食肆为低。入会费及月费皆属榨取消费者盈余，不容易榨到尽，但属全部或零的安排。

上述收进场费或入会费是全部或零的变化。如果太多的顾客选零——不进场或不入会——怎么办？出售者可以分组别处理，例如昔日的迪士尼乐园的进场费学生或旅游团较低，而今天的名贵会所或高尔夫球会一律是机构的入会费较高，私人较低。入场费不同是价格分歧，入会费不同可能是，不一定是，我没有足够的资料作判断。价格分歧是过后第七章的话题。

从边际看不需要榨取很多

这里要注意：说售价或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等于产出的边际成本是不需要限于一种产品的。我们要从使用资源或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一家卖小食的垄断觅价店子产出多种不同的小食，只要其中一种“边际产品”的成交价等于边际成本，死三角的浪费不存在。其他售价高于边际成本的小食不代表着浪费，因为该小店的资源使用对社会的边际贡献等于这些资源的边际成本。当然，这里要假设该店子不是贱价卖货尾或是割价卖广告。另一方面，垄断觅价的亏蚀者无数，如果不管讯息或交易费用带来这些亏蚀，其损失是社会的浪费，是另一个死三角。一般而言，不管是觅价还是受价，一家机构会有租值回报不同的产品，从而赚取边际产品之内的其他产品的租值。

以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带到售价或边际用值等于或接近于边际成本的安排是不需要全部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榨取大部分也不需要。因为只要有死三角存在，或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产可使买卖双方得益，生产出售者会试图增产。例如到食肆进膳，正规菜谱之外有套餐，或有特价菜式。其他产品的量大折价可能因为成本较低，也可能是按量折价推近边际成本的手法。

结语

同学们常见的一个觅价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之下的边际收入曲线是限于一种产品，任何价皆让顾客随意选购多少的。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家略有规模的工厂只制造一种没有变化的产品及任由顾客购买多少的。批发商没有见过，零售商店也没有，虽然零售是指拆散了的。经济学者假设的公司或工厂可能要到火星去找。这假设对某些问题可以接受，但要解释死三角的存在与教怎样改进社会是开玩笑了。根本没有病，经济学者胡乱下药做什么？

传统的死三角的存在是说生产者面对之价高于他的边际成本。如果你是生产者，会不会那样傻，见价高于边际成本但不多产出呢？多产一件赚一件，不需要全部榨取消费者盈余，你会设法多产一件吗？当然会。很小的一个死三角你也会试图增产来榨取多一点。另一方面，如果一家机构产出多种产品，我们要从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的角度看经济效率。只要其中某产品的某量达到边际成本等于顾客的边际用值，死三角不存在。

世界复杂，我们不应该先以理论推断世事为何，然后把世事简化来迁就理论。我们要倒转过来，先知世事，找到有趣的，提出理论假说作解释，然后在理论的约束下试图把复杂的世事一般化。昔日弗里德曼和我的共识是：说世界复杂无疑对，说世界简单无疑也对，从前者到后者之间的关键是理论对世事的解释能成功地一般化。理论以简单为上，但用简单的理论复杂的概念变化无可避免。

消费者盈余是一个概念，有了不起的解释力，所以重要。困难是要懂得怎样用出变化。

第四节：边际成本与挤迫效应

上节分析一个生产觅价者可以通过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来减低甚至铲除那因为消费者的边际用值高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而出现的无效率死三角。觅价者是从消费者的需求那方面找寻有利可图的门径。有前人分析过，但不够全面，变化也不够多。同学们细读上节后可以多想出其他变化。

本节提出前人没有说过的挤迫理论，是从觅价者的供应那方面铲除无效率的死三角。即是说，一方面觅价者可从顾客需求那方面出术，另一方面可从自己供应那方面出术，二者只用其一死三角可去，虽然二者合并使用的双管齐下在真实世界常有。

左出术右出术，都是觅价者出的术，消费者岂不是被欺骗了？不是的。在市场，生杀大权永远在消费者之手：不买是市场中最大的权力。生产者要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不出术不容易生存。尤其是做厂，可以生存的我一律佩服。

我从一个造锦盒的朋友的例子想出一个挤迫理论。首先，我历来不清楚传统的公司理论假设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空置或闲置是什么，又或者这传统暗地里假设满负荷（full capacity），即是没有空置资源。但这满负荷的定义是什么呢？传统没有说，是不知道吧。跟着是我在本章第二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有了这定律，我提出的上头成本概念在实际用场上可以操作了。一个晚上，半睡半醒中我把资源空置与成本定律合并起来，翻来覆去，突然想起一九七七年自己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加进去后一个完整的挤迫理论冒出来了。

挤迫理论是座位票价的延伸

回头说那位制造小锦盒的朋友。他制造的锦盒是为印章或花瓶之类用的。造得特别好，所以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他要顾客排队等候。说明是赶急的他可能加点价，但一般而言他要顾客排队。他说加价顾客会流失，当然对，但他认为顾客排队重要。制造商一般如是，希望有顾客排队，所以生意好时一般不加价。

制造锦盒的朋友无疑是个觅价者。解释他希望顾客排队因而不加价，我们要注意他拥有或雇用的生产要素之量怎样算。

经济学有两种算法。其一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即是一平方厂房就是一平方，一个工人就是一个。这是传统的算法。其二是鲁宾逊夫人提出的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以同样生产效率算生产要素的单位，很少人用，而在卷四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夫人是用错了。这两种算法皆忽略了另一个去处。以传统的天然单位量度生产要素，其量不变，运作的挤迫度增加在某阶段可以增加产量，跟着总产量达到一个顶峰，再挤迫产量会下降，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使然也。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挤迫理论，可不是边际产量下降那么简单，而是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空置或闲置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传统的分析没有处理好。我因而想到一个生产的老板可以用价格的调控来调控生产的挤迫程度，让顾客施压。这是把我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及成本变化这三者合并的理论了。

边际成本的挤迫效应

上述造锦盒的朋友只有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厂房，挤迫，但还可以增加产量。工具可以用得较为频密；小厂房可以多挤进一两个人；工人可以提升拼搏，密不停手。换言之，挤迫虽然会使边际产出下降，但有一个阶段总产量与总租值会增加。我跑过工厂无数，知道工开三更的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通常还有某程度的空置，或多或少挤迫可以挤出一点产量增加。不是说产量要增加到最高点，而是老板要争取的租值升到最高点。后者比前者先到。

再看造锦盒这个简单例子吧。因为不同的盒子变化多，不能以件工算工资。本章第二节说过，时间工资，不是短暂的，容易出现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愈大，直接成本愈难界定，边际成本曲线愈是画不出来。然而，挤迫出现这灰色地带开始消失。挤迫愈甚，直接成本愈清楚，边际成本于是变得清楚了。这是因为有挤迫容易衡量工人的时间产量。我在第二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成立：虽然时间是委托之量，有挤迫可以容易地按产量算时间工资。

跟着的观察，是挤迫会导致边际成本上升——边际产量 下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边际产量转变之外，一般的情况是挤迫会导致工资在边际上升：赶工及加班等会提升边际工资，或要加点分红或奖金，而在中国，老板提供的膳食会丰富一点。这些增加也是直接成本，促使边际成本上升得更快。然而，因为生产要素有一定程度的空置，在一个阶段挤迫导致边际成本的上升会带来上头成本的总租值上升。那是厂房、工具、老板名头等租值。也是直接成本的水、电、材料等的平均成本通常不会变。如果再增加挤迫边际成本的上升使总租值下降，老板会加价。

在资源或生产要素空置的话题上，我不知传统的分析究竟怎样看，也不肯定该分析是否假设没有空置。我在这里提出的要点是清楚的：满负荷或没有空置的定义，是挤迫程度使总租值达到最高点。换言之，资源的负荷有弹性，而满负荷的定义只能从经济收益那方面看。

挤迫程度是选择的结果。造锦盒的老板是个觅价者，知道他定的价可以高一点或低一点，或生产要素可增可减。调校挤迫的方法主要是调校价格。挤迫的程度跟价格的变动反方向走。老板会定哪个价呢？会定与边际成本会合之价——价就是他的边际收入。可收之价高于边际成本，没有理由不增加产量，减一点价，顾客施压，挤迫度上升，边际成本上升得快。

换言之，挤迫的一个效果，是把边际成本挤到售价或顾客的边际用值那里去。是的，只一种产品挤迫也会挤出这样的效果。价等于边际成本，厂房、工具等的租值会达到最高点，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价等于顾客的边际用值。租值的边际升幅是零，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总租值会比没有挤迫为高。这租值增加是上升得快的边际成本曲线之上与售价之下的另一个三角。无效率的死三角不存在。这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收入的均衡。

让我们再转一下角度看。资源或生产要素有空置，直接成本有灰色地带，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生产的觅价者于是要先选一个自己足以生存而有余的价，下调的空间由上头成本的租值决定，而上调则要看挤迫程度了。先选价或以价调校挤迫度，价是边际收入，也是平均收入。因此，虽然生产觅价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先选价或调校价来让挤迫把边际成本变得明确然后挤到价那个位置去，价是边际收入，而挤到那一点租值会是最高的。

是的，在生产行为的分析上，我认为传统是本末倒置了。资源空置是常有的事，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于是无从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来“觅”出这均衡点上头之价。先选一个价，然后把价上下移动来调校挤迫，价的本身是边际收入。我认为厂家们一般是这样处理的。

有利可图双管齐下

有挤迫，代表供应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上升，代表顾客需求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二线相交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的均衡，满足了帕累托。上节提到的榨取消费者盈余是生产供应者以价格调校需求量，沿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出术，可以有几种变化。本节提出的挤迫理论是生产供应者以价格调校挤迫，沿着自己的边际成本曲线出术，减一点价会提升挤迫。边际成本上升得快是因为边际产量下降之外其他直接成本（例如加班工资、分红或奖金等）会在边际上升。生产出售者所获的最高租值是把边际成本挤到与价格会合那点去。

沿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榨取盈余或沿着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提升挤迫，二者只满足其一整个死三角消失。前者卖家的利益较大；后者买家的利益较大。二者的混合使用常见。前者可让消费者保留大部分盈余——要点是在边际上榨取；后者可让员工分享租值。无效率的三角消失会使老板、员工、消费者三方面得益。这分析容许交易或监管费用存在，但通过价格调校的安排这些费用是被压下去了。

以调校价格来调校挤迫度是我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的延伸。昔日不少行内朋友质疑，今天尽皆喝彩。不知他们对老人家新发明的挤迫理论怎样看。不是挤到无可再挤，也不是挤到产量最高，而是挤到租值最高的边际成本等于售价。一种产品如是，一家机构多种产品会有一种或以上的产品如是。这里的困难，是交易费用的存在往往导致合约的安排锁住了资源或生产要素调动的灵活性，例如签了长期合约，租金与工资不能下调。这样，当生意不景，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空置，产品的售价没有以下调来提升挤迫与租值的空间！我认为这是生意亏蚀需要关门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

挤迫调校与工作发放

离开了造锦盒的小老板，跑到较有规模的制造厂去，本节提出的分析依然适用，只是略为复杂。制造厂通常有多种产品，原则上价高于边际成本老板会争取制造，有时见过过于挤迫导致边际成本过高，不接单，有时因为有空置或不够挤迫而求客。同样的产品在不同挤迫度之下可有不同的价。有时赶工要立刻砌出生产线，协助舒缓挤迫，员工辛苦，不补贴一点中国的小厂要多买几只鸡做菜了。一厂之内，不同的产品有些租值可观，有些租值是零。说某产品在边际上有零租值是说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满足了帕累托，而厂商要争取的是边际之内其他产品的租值总和达到最高点。

我也要提出工厂之间互相发放工作的现象。中国的工业以地区集中知名，除了原料及专才因为集中易得之外，互相发放工作对调校挤迫有助，是价格之外的另一种调校，可以减少挤迫度的大幅波动。更要提及的是那些所谓山寨小厂的出现，是跟着大厂揾食的。不是嗟来之食，而是好些琐碎工作大厂不胜其烦，要发给山寨小厂造。这种发放由大厂监管质量，但山寨小厂无疑是协助着大厂的挤迫调校。

引进榨取消费者盈余与挤迫效应，传统的垄断觅价无效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我要问的可不是什么好什么不好，也无意改进社会。重要是这里提出的分析可以解释大家观察到的市场现象。这才是经济科学。从有解释力的角度看，边际用值等于价等于边际成本根本不重要，真实世界是否有这种均衡无关宏旨。重要是这分析提供了一个推理架构，教我们怎样想与怎样观察才对。

第五节：挤迫减低调校资源的讯息费用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基于生产运作时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出现了挤迫。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只增加劳力不增加土地，挤迫的出现会导致边际产量下降。这下降是边际成本上升的原因。但如果土地的投入与劳力的投入一起以同样的比率上升，边际产量不会下降，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一样，是平线一条。这样，经济学无从解释同样的产品会有多过一家生产的机构或公司的出现。这是老生常谈，我在卷二解释过了。

从阿师之见说起

问题是，要在同样或相近的产品中出现多过一家的竞争者，产出者的运作要有一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容许所有生产要素一起增加，经济学者给碗形平均成本曲线的解释历来糊涂，只有阿尔钦的解释强可接受。阿师的解释是赶急使然。一九六四年我跟阿师详谈过这个问题，大家同意的结论是赶急时调校不同的生产要素总会遇到一点沙石，免不了会受到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当年大家同意的结论，是赶急时不是不能调校所有的生产要素，而是没有不需要赶急那样可以选择较低成本的要素组合。换言之，阿师之见，是赶急会无可避免地赶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那边去。引进交易或讯息费用看问题，阿师和我当年之见是赶急会提升交易费用。

把问题倒转来看

然而，转到本章提到的那位造锦盒的朋友的例子，我得到的新启发，是把交易或讯息费用倒转过来看，而我跟着考察一些其他制造业，得到的结论是把交易费用倒转过来看才对。

事情是这样的。那家造锦盒的小厂不是因为赶急而出现挤迫，而是老板刻意地减价或不加可加之价而促成的。换言之，挤迫是老板刻意地炮制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挤迫可以减低调校生产要素的讯息费用！不是要逼使员 工增加勤奋——加薪才是鼓励勤奋之道——但挤迫可以比较容易地知道需要调校的生产要素是在哪些方面，减少调校可能带来的错失。

活动复杂讯息重要

想想吧，一家工厂，生产要素的类别多得很，从厂房到员工到机械到材料，加起来是一幅复杂的图画。老板当然知道需要的生产要素组合的大概，知道什么需要预先准备。但他不容易知得精确。稍有差池，人手可能太多，员工合约是长工还是短工，机械应否加速维修或多加购置，材料的准备是否恰当，等等，要处理得恰到好处很不容易。以上文提到的制造锦盒为例，单是锦料的色彩与图案的准备就麻烦：不同的顾客各有各的选择，要怎样准备才不会出现存料过多或不足够呢？挤迫可以大幅地减低需要预先知道的困难。

合约选择影响调校

我们要注意，合约的选择会影响生产要素的调校困难，所以挤迫给这调校的协助要看合约的选择。一般而言，厂房要不是老板拥有就是订下长期租约，下了注或签了约，挤迫对急需知道厂房的面积应否调校的协助不大；员工合约的为期可长可短，又或者可用件工算；机械可自置或租用；材料或原料可以预备或临时购置。是的，在合约的安排上，愈是容易调校的生产要素，挤迫提供的讯息帮助愈大。倒过来，任何生产要素的合约选择，其程度会受到挤迫的可能性或大或小的影响。

租值变动一正一负

以减价的方法来提升挤迫减到顾客排队，是切进了上头成本的租值去。另一方面，这挤迫会减低调校资源的讯息费用，从而使上头成本的租值上升。均衡点是二者在边际上相等。一负一正，正高于负，挤迫的总效果是上头成本的租值增加了。

挤迫问题有一般性

为了证实锦盒小厂的不加价、鼓励顾客排队的选择不是此家独有，我跟三位在东莞设厂的老板查询。一家产玩具，一家产餐具，一家产展示商品的座架。三位老板皆认为订单排期约一年是健康的，而这排期下降到三个月就很头痛，因为要考虑减少员工或选择比较灵活的合约安排。要是排期挤迫，他们会考虑发放工作出去给人家造，而支持本节的重点，是这些老板一致认为，在挤迫上升得快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考虑不接单而不考虑加价。熟客会受到优先处理。

是的，我认为政府以工人就业或工业产出的增减来衡量经济的情况不是聪明的观察。他们应该从工厂的订单排期的长短看，因为可以预先知道。原则上，政府也可从工作互相发放的频密度看，或从那些所谓“山寨”的盛衰看，或从合约选择的转变看。这些都有预先通知经济情况的效能。

挤迫挤出边际成本

我曾经指出，一个面对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垄断者，可能因为挤迫的出现，传统说的无效率的“死三角”会被挤掉，变为有效率。那是从需求曲线那方面看。本章分析的挤迫理论，我们的注意力是转到供应那方面，而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重点，是资源使用的挤迫可以挤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来。不难理解，边际成本只能从直接成本——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成本——的变动看，考虑到一家产出机构有多种生产要素的存在，老板与要素之间的合约安排变化多，要增加某产品的一点小量其直接成本的增加为几可不是那么容易算出来。生产要素多闲置老板当然会接单，而挤迫的出现他会远为容易地算出最低的要价是多少，会较为容易地知道生产要素在哪些方面要调校。

价格领导源于挤迫

这就带到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在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科是关于工业组织的，其中有教“价格领导”（price leader）这个话题。内容是说在一个行业内，产出的物品的市价转变往往有一个领导者，同行的厂家会跟着这领导者定出的价为依凭，或调校自己的要价。这领导者通常是指行内最大的厂家。这看法显然不对。我的观察所得，是如果有定价的领导者出现，一般是生产出现了挤迫情况的那些通常是规模较小的厂家。理由明确：挤迫挤出远为明确的边际成本。这好比我在卷二分析出版行业时提到，印刷商之间把书本的局部制作，因为挤迫而互相发放时，根本不需要问价。

经济学者不知世事

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生产情况下，一家工厂的一项产品的边际成本为几往往不易算出，更勿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了。同一产出机构，产品一般有多项，牵涉到的生产要素与材料无数，而最大的麻烦是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使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出现了一片灰色地带。再者，一家工厂的一项产品的定价为几往往是今天预期将来之价。这些复杂变化是真实的世界，说一个从事生产的人会凭着自己面对的直接边际成本来定价是把真实世界的市场简化得过于离谱了。

本节我只是凭着一些简单的物品，把挤迫的情况引进，挤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真实世界有这么一回事，但不一致的，而在经济情况欠佳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可能推不出或挤不出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但市价还是被决定了的。在卷四的第七章讨论适者均衡与四二均衡时，我会提出另一个市场定价的理论。不管怎样说，西方经济学的失败主要是源于从事者对真实世界近于一无所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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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77.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捆绑销售可能是反托拉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因为指出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市场现象，行内一直吵到今天。得益最大的应该是我：得到该官司的启发，思考佃农理论时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跟着是一系列约十二篇关于合约的英语文章，最后一篇是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数十年前发表的今天还活着。

第七章：价格分歧与捆绑销售

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科与研究院必教，可惜到今天还满是问号。有关的分析起自度比（J. Dupuit, 1844），经过陶西格（F. W. Taussig, 1891）与庇古（A. C. Pigou, 1920）的耕耘，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 1933）全面分析，再由施蒂格勒（G. J. Stigler, 1946）推广普及。来头可真不小。

第一节：价格分歧不易辨识

传统的定义，价格分歧是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要把市场隔离是重要条件，因为价格不同，在同一市场没有谁会购买价高的，或者以低价购得的可转售而获利。浅显吗？一九六七年施蒂格勒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敢打赌，你们不可以在地球上见到在一间店子之内，同时出售同样的物品但价格不同。”一位在座的学生举手回应：“就在校园隔邻的电影院，同时同片同店，门票成年人收二元，学生收一元二角五分。”施大师在讲台上行来行去，行了良久，突然说：“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会把那电影院烧掉！”

当然，学生要出示证件是隔离非学生的方法，正如香港的地铁学生收半价也要拿出证件。真的需要吗？一九八四年农历年宵之夜，我带十多个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同一场地，桔子盆盆一样，我教学生跟顾客讨价还价时不要说得那么大声，尽可能把顾客带到少人的角落去。结果是同样桔子的成交价很不相同。为此我发表了今天还有不少人记得的《卖桔者言》，该文会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录。是的，在同一商场，不同摊档出售同样的名牌假货，有时甚至同一摊档出售同样的物品，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不同的顾客付出很不相同之价。讨价还价不可能没有价格分歧的出现——没有价格分歧不会讨价还价——我会在第八章处理。

包装与成本惹来武断

辨识一种物品出现不同售价是否价格分歧不是那么容易，往往困难。产品当然要相同，但有些制造商把基本上是相同的产品用上不同的包装，或加上“豪华”的型号，而把价大幅提升。是价格分歧吗？不容易判断。一九六四年赫舒拉发和我尝试以同类物品的产出成本与售价的比率的不同作为价格分歧的鉴别，没有成功，因为成本与售价的比率不同是任何制造商都会用上的经营手法。

另一方面，绝对相同的产品，成本不同因而价格不同不算是价格分歧，但成本要相差多远才算是不同呢？数码科技盛行之前，国际长途电话在繁忙时间高出不少。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繁忙时间有挤迫，电话公司的机会成本比不繁忙时间高出很多。同样一只手表，型号一样，不是假货，在租金很不相同的商店出售，租金高的可能卖较高的价，应该不是价格分歧。然而，好些时价格之别与租金之别是脱了节的，是否价格分歧难判也。跑市跑厂跑了那么多年，好些价 格有别的情况是否价格分歧我不敢肯定。有时肯定是同样物品，也肯定成本较高，但售价却较低，有这样的现象，不是没有解释，但是否价格分歧很难判。

武断成分有时免不了。多年前我读到某课本说长程飞机的头等票价是普通票价的三倍是价格分歧。应该不是，因为头等舱每座位的空间是普通舱的两倍多，而服务也远为优胜。同样，医院的头等病房收费约普通房四倍，也不是价格分歧。然而，香港及好些城市的医院，医生收费是按着病房收费的升降比率变动：同样的病，住头等房的病人的诊金约普通房的四倍。虽然不怀疑医生看头等病房的病人会多花几分钟，我的武断是价格分歧。一位好友（R. Kessel, 一九七五年谢世）一九五八年发表的《医疗的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是精彩文章，同学们要找机会细读。

苹果每口算价的谬误

关于价格分歧最重要的一点，是售价一定要是直接地与量联系着的价才算。两个同样同价的苹果，你一个我一个。你吃三口就丢掉，我吃五口，每口之价你比我高。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苹果是同价。浅吗？不一定。阿尔钦说银行发信用卡是价格分歧，因为不同的用户付钱的时间不同，有些早付，有些推到要交利息的前一天才付，二者赚取的利息不同；有些过期的被罚款加利息。这不是价格分歧：不同用户的付息与罚款条件一样。到餐馆进膳，餐馆送顾客优待券，再光顾的可获优待，阿师会说是价格分歧：你回头再光顾我不回头，餐价因而有别。不是价格分歧，因为你和我受到同样优待，只是我不领情而已。

昔日美国的超级市场及好些其他商店，通过发行印花的机构，按顾客的消费赠送印花（称saving stamps）。顾客把这些印花积蓄起来，贴在一本规定的册子上。贴满了，一本一本的，可以拿到印花机构的店子换取物品。以印花换取的物品一般实用，质量好。阿师之见，是赠送印花属价格分歧，因为有些人贴册子换物品，有些人把印花随手扔掉，所以大家在超市购物的真实价格不同。我说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超市对所有顾客同样收费：售价一样，按消费赠送的印花量也一样。你扔掉印花是你的自由，正如上述的苹果你只吃三口也是你的自由。

为了解决阿师之见跟我有别，当年我派助手去搜查购物印花回赎（换领）的数据，即是印花公司发放了出去的印花有多少回头回赎物品。得到的数据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印花回赎，不支持价格分歧之说。然而，就算有高的百分率不回赎，我也不认同价格分歧之说，因为购买同样物品，不同顾客的买价与按价收到的印花量是一样。

印花现象深不可测

我到今天对赠送印花这现象还想不到解释。这种印花当年在美国普及，不限于超市，而发行印花的机构显然是赚着不少钱：他们设立的印花回赎物品的店子的地点租金贵，装饰华丽，雇用人手不少。为什么超市要搞这些麻烦呢？简单地折价不是远为方便吗？我不怀疑有些家庭主妇认为把印花贴在册子上是好玩意，但好些朋友认为麻烦：贴之无趣，弃之可惜。为什么这些朋友不到不送印花价格应该较相宜的超市购买呢？因为差不多所有超市皆送印花，含意着不送印花的超市会在竞争下败退。顾客不要印花当然可以，但物品不折价。

不是小玩意，也不是短暂的时兴。始于一八九六年，后来有两家庞大机构从事，一家的印花绿色，一家蓝色。在全盛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其中一家发行的印花总量是美国邮票总量的三倍！七十年代美国经济不景印花生意下降，九十年代中期起不再普及了。我想不出解释，但听过的解释无数，皆不成立。

类似上述的印花现象，出现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不奇怪，但九十年是另一回事，那么普及也是另一回事。

重点还是价与量的联系

我要再说一次：售价是直接地与量联系着的价；价格分歧是指同样物品同样的量，其价有别。苹果之价一样，不同的人的每口价不同不是价格分歧。看似浅白：以每口价不同算，所有物品必可算出价格分歧。你和我买回家的电视机同价，但你看得比我多，算是价格分歧吗？如果是，所有物品都是，价格分歧再不是个需要特别处理的现象了。浅吗？信用卡、餐馆优待券、赠送印花等你怎么看呢？

同学们要记住价与量的直接关系重要。在过后第三节可见，对我影响很大而又非常有趣的捆绑销售的分析，是我历来敬仰的芝大元老戴维德的口述传统。老师阿尔钦曾经说戴老的捆绑销售传统是芝加哥学派的唯一独特之处。然而，芝大的朋友提供的捆绑分析，却严重地犯了价与量没有直接联系的失误。八十年代初期，我有机会向戴老解释为什么芝大的捆绑分析是错了。他不仅立刻同意，而且说当年他总是觉得有些什么不对，但想不到困难在哪里。不少人认为我的佃农理论是受到科斯定律的影响，但其实主要的影响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科斯对我的影响无疑重要，但捆绑销售把我带到合约结构与合约选择这些重要话题去。

重要的思想不需要是对的。

第二节：价格分歧的原因

价格分歧有三等之别。第一等（first degree）又称无瑕价格分歧（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这是上章第三节提到的榨取消费者盈余，但所有消费者的所有盈余全部被榨取了。这里要注意，不同的消费者同样地被榨取不是价格分歧。无瑕价格分歧是指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曲线，每个要付的沿着该线下降的价格排列跟着不同，或每个消费者要按他们各自的需求曲线而付不同的“全部或零”之价。生产觅价者当然难以估计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所以在真实世界无瑕价格分歧难以执行。最接近的实例，是我曾经提到的昔日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收不同组别的游客不同的入场费。是价格分歧。因为不同组别的顾客被榨取不同的消费者盈余，很有点“无瑕”的味道。

明显地，无瑕价格分歧在真实世界近于不存在。经济学者对这话题感兴趣，主要是以之示范那无效率的死三角可以怎样铲除。他们要示范铲除死三角的困难吧。可惜我扫了他们的兴，在上章解释了为什么该三角根本不存在。

第二等（second degree）价格分歧有点无聊，同学们不学算了。这是无瑕的第一等加上一点瑕疵：不是沿着不同顾客的需求曲线每小量降价（第一等），而是按量部降价，例如量单位一至一百单位是一个价，一百零一至二百每单位是较低的另一个价。价格分歧是指不同顾客的同量部分的单位价格不同。有些国家的工业用电这样算，而不同工业的量部单位之价不同。

三等分歧的理论逻辑

经济学最常见的是第三等——thir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是也。这是上节提到的那类：同样物品，不同市场或不同顾客付不同的价，任由顾客购买多少的。传统提供的解释是因为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所以价格不同，弹性系数较低的付较高的价。是逻辑井然的推理，清楚明确，这理论被行内毫无疑问地接受不止一百年了。让我们看看这理论的结构吧。

假设一个觅价者产出的一种产品有两个分隔着的市场，售价一样两个市场都有顾客，但如果这两个市场的价格需求弹性系数（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不同，价格分歧可让这觅价者获得较高的总租值。推论如下。两个市场有两条不同的需求曲线，因而有两条不同的边际收入曲线。把后二者向右横加，得到的是两个市场的总边际收入曲线，生产觅价者的产量是边际成本等于总边际收入。然而，要赚取最高的总租值，两个不同市场的边际收入要相同。这样，觅价者给每个市场的供应量是按着彼此的相同边际收入而供应的两个市场的量，在各自上头遇到的需求曲线那一点就是各自的价。如果二者的需求弹性系数一样，两个市场的价会相同，没有分歧，但如果弹性系数不同，弹性系数较低的价会较高，弹性系数较高的价会较低。这就是价格分歧了。

逻辑对不等于真理对

这里有一个科学上的麻烦：逻辑推理对不一定代表着解释对，而头痛是错的解释可能因为逻辑推理对而被认为是对了。以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来解释价格分歧这个现象，在逻辑推理上不仅对，而且经济学不容易见到那么清晰地对的逻辑。可惜还有最重要的一关要过：要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验证。凡是牵涉到弹性系数的理论皆难以验证：不是真实世界没有弹性系数这回事，而是难以观察及量度。一般而言，我们只能大略地猜测弹性系数是高还是低，而有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甲情况的弹性系数比乙情况的为高或为低。

严格来说，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是一个没有验证过的理论假说。随意的观察到处都是问号。入住头等病房的富人的医生诊金是入住普通病房的穷人的四倍，是因为富人的需求弹性系数较低吗？还是富人的需求弹性较高，需求曲线近于平线，但高到天上去？香港的地铁收学生半价是政府及纳税人的仁慈，但昔日芝大校园邻近的电影院收学生近于半价不是仁慈之举，我们怎么可以肯定学生对电影的需求弹性是比较高呢？

倾销的解释

一般之见，是以需求弹性系数解释价格分歧，最具说服力是一个国家的出口货往往比产出国之内的价格为低，理由是出口货要面对国际竞争，所以需求弹性系数较高。应该对吧。是吗？这些日子中国内地的产品出口到香港市场，质量较高价格较低是事实。质量较高是因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六章解释过了。价格较低呢？我考察所得是因为中国内地有出口退税这优待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发觉同是日本产出的一些照相机，同品牌同型号，在日本市场比香港市场价高。但当时日本的租金与工资比香港的高很多。更为明显是香港屡有日产照相机的水货出现。水货相宜不少但不是假货，也不是次货，而是没有通过正规代理进口的真货。虽然没有香港代理的保证书，但质量一样，很少失灵，而偶尔失灵厂方也是照“保”的。我当年考察所得，水货是倾销货，dumping是也。

一个牌子的照相机快要出新型号，但日本的厂家发现旧型号存货太多，怎么办？他们不要在本土市场贱价推出这些货尾，以免影响形象及本土市场的大局，于是推到国外去。因为价低，有时低于历史成本，日本的厂商不会明目张胆地倾销于香港市场，以免代理的商人投诉。有隐瞒性的倾销是水货，其实往往也是通过作为代理的商人，有时代理的老板明知却漠视，让员工赚取一些外快。水货久不久出现，但同样的水货不会持久。

水货之价通常远比同样的正货为低。算是价格分歧，但用不着需求弹性系数作解释。大手割价卖货尾最好卖到国外去不难明白，老外称倾销，炎黄子孙称水货，后者比较生动过瘾，而反倾销的西方君子的学问欠奉，不知道真正的倾销是不会持久的。当然，政客或竞争生产的败军之将会见人家价低就大呼倾销，要求法律协助。

不敢打赌等于没有解释

除了上述，我们要注意有些国家的出口货是专为进口的国家设计的，有小量留在本土销售，但进口国家因为量大其价较低。我们也要注意瑞士的名牌手表在瑞士本土市场往往比竞争激烈的香港相宜。更为起眼是德国制造的天下第一名牌的施坦威钢琴，在德国本土之价比没有进口关税的香港相宜很多——其差距远超运输费用。这些观察皆不支持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这个传统接受了逾百年的理论假说。

我在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大花笔墨，因为传统老是喜欢以这两个市场来示范价格分歧。我没有说这两个市场没有价格分歧，而是找不到支持不同弹性系数这个假说的证据。我也没有说弹性系数较低价格会较高没有出现过。当然出现过，但偶尔的出现算是什么推断或解释呢？牛顿说苹果会掉到地上，你敢打赌不会吗？但如果你以逻辑推出需求弹性系数是这样那样，所以价格分歧会是这样那样，以实证为凭，我赌你错。

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

我要在这里介绍自己对价格分歧的解释，其赢面跟赌牛顿的苹果会下跌是一致的。这解释说，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下，有讯息费用，加上有资源空置，价格分歧会出现。这是局限转变导致行为转变的理论，简单的，虽然在下章分析讨价还价时一些小节还要加进去。

在附录的《卖桔者言》中我提到讯息费用的存在导致同时同地同样的桔子不同的顾客可能付出很不相同的价。这是价格分歧。一般而言，讯息较差的顾客要付出较高的价是近于定义性的了。当年我试图挽救传统的弹性系数假说，问：讯息费用较低的顾客会有较高的需求弹性系数吗？答案是可能，但不一定。当时我用简单的时间成本来代替讯息费用，时间宝贵的顾客大致上会付出较高的价，也是近于定义性。困难是我们怎可以肯定时间宝贵需求弹性系数较低呢？这关系应该对，但不容易有一般性的结论。

无论怎样说，我们不需要用上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讯息费用的引进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这种费用不容易处理，我会在第八章以整章分析。我认为资源空置是更为重要的解释价格分歧的局限转变，通常需要，但也有不需要的例外，因而要补加讯息费用。

房间与座位空置

从卖桔的经验可见，资源空置对价格分歧有重要的决定性。当年我带着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如果客似云来，要排队轮购，价格分歧会急速下降甚至消失。上文提到的水货或倾销的例子也类同。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宾馆的房价，有很多空置房间时价格分歧常用，尤其是高档次的。二千多元一天的房间，被誉为贵宾的可能只付数百元。然而，当宾馆近于全满，则改为贵宾不贵。空置导致飞机座位票价的分歧也明显。二〇〇二年之前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写道：

凡是空置常出现而又有办法瞒天过海的行业，价格分歧司空见惯。二十多年前我坐飞机回港，坐普通位。因为“关系”非凡，买到半价之下的机票。在机舱内我好奇地向前后左右的乘客查询，竟然发觉票价最高是我！

机票价是海鲜价，容易出现价格分歧，中国内地的处理更为明确：普通客位可从没有折扣减到一折。同机的打折变化通常没有那么大，也不小，是价格分歧。我没有作过深入的考察，随意的观察是二〇〇五年左右，内地机票的折价幅度比二〇一一年为大。也是随意观察，二〇一一年取消班次的频率比二〇〇五年为高。如果这些不严谨的观察是对的话，那么取消乘客人数太少的航班，把乘客挤进其他班次去，是减少座位空置的另一个法门。这支持座位空置导致价格分歧：取消班次的频率上升与票价打折幅度下降的联系是证据。好些西方国家，乘客有法例保护，没有故障取消班次航空公司要赔钱给顾客。不知同学们认为哪种处理对社会整体有较大的利益呢？

说到机票折价，我又要给同学出个试题。二〇一〇年之前，中国内地的机票打折只限于普通客位，头等或商务舱永不打折，就是空空如也也不打折。那是为什么？昔日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天老人家有朋友作证，用不着七步想出答案（一笑）！

成本定律再显神通

为什么资源空置会促成价格分歧的行为呢？答案是上章提出的成本定律：直接成本是可以按量支付的成本。资源的空置量增加，上章提到的灰色地带扩大，直接成本算不出来，边际成本曲线于是画不出，生产销售的觅价者无从以边际成本的指示定价。好比飞机座位的例子，有空置，传统的分析说服务多一个顾客的边际成本近于零。这看法不对：一张机票一千五百元，说多招待一个顾客的边际成本只二十元有什么意思呢？正确的看法是空置座位多我们无从算出边际成本，但当挤迫开始出现，甲愿意出的票价就是供应座位给乙的成本，而当挤迫度上升，座位的机会成本也上升，是直 接成本，而这就是边际成本曲线了。

现在的问题，是当飞机有大量座位空置，招待顾客的边际成本变得模糊，或无从算出，主理的航空公司要怎么办呢？可以选择停飞，但如果要飞，公司的选择是可收尽收。如果公司只定一个价——整班机的需求弹性系数等于一之价——有两个困难。其一，该弹性系数之价为何难以估计；其二，就是容易估计只定一个价的总收入会比采用价格分歧的为低。换言之，从九折减到一折而使机舱全满的总收入，会比任何单收一个价的总收入为高。中国内地的航空公司显然很懂得利用挤迫度的变化来调校折头的变动：普通舱座位通常是全满的。

宾馆有大量房间空置的分析类同。不同之处是宾馆不可以关一天开一天，但飞机有偶尔停飞的选择。停飞一班改作其他用途，或改作与其他客机合并挤迫，一班机的飞与不飞的直接成本之别大致上可以算出来。采用可以停飞跟他家合并的处理会提升起飞的挤迫度，而这提升会使打折的范围缩小，也即是价格分歧下降。

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不能二者皆缺

我恨不得能只用讯息费用或只用资源空置来解释价格分歧这个现象，但不成。昔日芝大邻近的电影院收学生近于非学生的半价，是价格分歧，但标价明显清楚，讯息费用不存在。是因为有座位空置吗？那当然：昔日的美国不少次级的电影院有这样的分歧标价，用小链把两个价牌挂在售票的窗口，但当演出的电影是大热门，他们会把学生的价牌取下来。

只用资源空置可以解释所有价格分歧吗？也不成。英国伦敦的音乐剧场场爆满，同剧不改可以爆几年，但通过黄牛党的精明处理，价格分歧的普及是结果。我在《炒黄牛的经济分析》写过，此文会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录。伦敦的黄牛老兄们手法高明，我拜服。他们是利用喜欢看音乐剧的外来游客有讯息费用的困扰，推出价格分歧而为生计的。

第三节：捆绑销售变化多

经济解释的一个困难，是要对需要解释的现象观察入微。细节重要。虽然把现象简化是无可避免的程序，但我们要先知得相当详尽才有机会选出这简化不能漠视的重点。看错了，指鹿为马，拿不准重点，出来的理论假说会是白费心思。我们可以修改理论，但不可以修改事实。能正确地掌握细节的重点是分析捆绑销售（tie-in sales）的大麻烦，有些到今天我还没有足够的掌握。

严格来说，市场的所有物品皆捆绑销售。购买汽车，轮胎与电池是与车捆绑着的。我在分析公司性质时指出，只要交易费用容许，任何物品中的任何一小部分都可以分部独立成交，而把所有部分组合起来的“工程”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成交价。为什么我们在市场见到的物品会是这样或那样的捆绑组合一般是浅常识，但这里要分析的是奇哉怪也的捆绑：普通常识说应该分开销售，却被捆绑着一起销售。本节分析的是两奇，下节分析的全线逼销也是捆绑销售，也有两奇，合共起来是四奇了。

捆绑纸卡第一奇

第一奇是捆绑销售这个话题的“始作俑者”：一九三六年万国商业机器（IBM）被美国反托拉斯起诉。该机构出租他们持有专利的电脑时，规定租用者一定要购买他们供应的电脑使用的纸卡。但纸卡他们可没有专利，于是被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诉。官司打了二十多年，万国商业败诉，不能再捆绑。

捆绑销售可能是反托拉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因为指出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市场现象，行内一直吵到今天。得益最大的应该是我：得到该官司的启发，思考佃农理论时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跟着是一系列约十二篇关于合约的英语文章，最后一篇是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数十年前发表的今天还活着。

当年万国商业机器租出电脑规定用户一定要购买他们供应的使用电脑时必需的纸卡。电脑是捆绑之物（tying good），纸卡是被绑之物（tied good）。细节上有两点重要。其一是这二物的比率不固定，常有变动——即是说同样一部电脑，不同的用户使用的卡量不同。其二是电脑有多项专利，是有垄断性的物品，但纸卡则毫无专利可言，天下所有造纸卡的厂商皆可以提供。把电脑的租赁捆绑着纸卡，美国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万国商业，主要是指控后者把电脑的垄断专利伸展到没有专利的纸卡去。

垄断伸展不成立

那所谓“打孔纸卡”（punch card）在西方的工业有悠久的历史，初时主要用于纺织业。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万国商业推出七点五英寸乘三点二五英寸的纸卡，每卡有八十行可以用打孔机打穿小孔，让电波通过，而电脑要计算或要整理的资料是存在这些小孔的位置上。记载说，同样的纸卡，万国商业提供的比竞争市场的价高百分之十强。在聆讯中万国商业说他们的纸卡比市场的质量好。显然不成立：任何人见到那些纸卡都知道容易制造，而万国提供的也是从竞争市场买回来。

把电脑的垄断专利伸展到纸卡去言不成立！有三点。一、那么容易制造而又有悠久竞争历史的纸卡，供应者无数，要伸展垄断是伸之不尽的。二、如果垄断可以那么容易地伸展到其他竞争产品去，天下所有产品会被垄断产品捆绑着。三、拥有垄断产品的人要赚取最高的垄断租值，单凭垄断产品争取会比捆绑着任何其他自己没有垄断权利的产品为高。这第三点芝加哥学派在分析全线逼销时似乎持着不同的看法，是后话。

戴维德的巧妙思想

既然以电脑捆绑着纸卡不会多赚垄断租值，为什么万国商业要捆绑呢？芝大戴维德的口述传统答案是两方面的合并，有趣精彩。一方面，戴老认为这捆绑是利用纸卡的使用量来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是神来之见吧。当年量度使用密度的计量器不先进，用之于电脑不易，而据说当时的计量器容易被外人倒拨调校。以捆绑纸卡替代计量器想得巧妙潇洒，我拜服。但为什么要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呢？戴老的传统说是为了价格分歧。这第二方面我不同意，因为同样型号的电脑，不同用户的租金相同，而纸卡之价也相同，何分歧之有哉？我在第一节指出：售价要是直接地与量联系着的价。脱离了这直接联系，间接地算，所有市场物品皆可算出价格分歧。

间接地算，万国商业当年的捆绑销售起码可算出两种价格分歧。电脑的租金很高，纸卡的价格很低，如果以每个计算（per calculation）论价，用纸卡愈多“计算”的平均价愈低。这显然不是戴老传统的算法。其二是如果每张纸卡赚取一分钱，加进电脑的租金去，那么月用十万纸卡的等于多付电脑月租一千，而月用一千纸卡的只多付电脑月租十元。后者是戴老传统的算法。我不认为是价格分歧，问题是万国商业为什么要把纸卡捆绑呢？

当年困扰着我的，是如果要凭这捆绑多赚钱，把电脑廉价租出去，大幅提升纸卡之价，万国商业赚取的总租金会较高。或者万国可以不收电脑租金，收更高的纸卡之价，但规定每月要有一个最低的纸卡使用量。然而，事实上，当年万国商业收取的电脑租金很高，而纸卡之价微不足道，高出市价百分之十强是微乎其微的收入增加。庞大如万国商业这个层面的机构，为什么要采用捆绑纸卡的麻烦来增加一小点租值呢？为什么纸卡之价不提升？换言之，电脑租金与纸卡收费的比例不合情理。过后分析今天的打印机、喷绘机等捆绑销售时，所有实例显示生产出售者皆把赚钱的重点推到被绑的墨盒或碳粉那边去！

维修保养的解释

当年我想到的万国商业的捆绑销售的解释——今天还认为是对，不需要改——是捆绑纸卡赚取不多的钱是维修保养 的费用。当年万国的电脑体积庞大，需要占用一整间房子。只租不卖，因为发明专利之外还有商业秘密，不让外人拆开来研究。他们也不让外人维修，要用自己训练出来的。于是，把电脑租出时万国担保凡有故障必免费修理。这里有点像宾馆收每天房租或酒店式公寓收月租时，很多琐碎的事项或服务皆由业主负责，而昔日万国的庞大电脑不是他们的专业技术人才不懂得保养维修。

这里的问题是同样的电脑不同的用户可以有很不相同的使用频密度，租金相同不能处理使用频密度不同带来的维修保养的不同需要。如果万国商业按期出售维修保养的合约，认为自己使用频密度大幅偏低的客户会投诉。如果万国按修理员工的时间收费，究竟时间用了多少、零件之价是否合理等可有争议。捆绑纸卡，在纸卡之价上赚取一点来帮补租金之外的保养费用，可以解决不同用户的使用频密度有大差别的困难。

当年我尝试找寻支持万国是为了维修保养而捆绑纸卡的证据，参考过一些该反托拉斯的档案，也跟一位熟知该案的同事研讨过，得不到肯定的结论。维修的问题在案中虽然有提及，但反托拉斯这回事，牵涉到“扩张”是辩方的大忌：你要把电脑的垄断扩张到修理那边去吗？你有什么秘密需要保护呀？

被绑之物是纯竞争物品可能天下独有

一九六二年我开始跟进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写这话题时，竟然想到昔日万国商业的著名纸卡捆绑可能是历史上独有的现象，之前之后可能没有出现过性质一样的。捆绑之物与被绑之物，二者之量的比率自由变动是常有的现象，但被绑之物像纸卡那样纯属竞争市场物品——没有专利，没有秘密，也没有特殊品味或过人之处——可能是万国当年的电脑独有。下节可见，全线逼销往往捆绑着竞争市场的物品，但互相绑着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换言之，比率自由变动的捆绑，其中一物毫无垄断性质，可能只是昔日的万国商业独有。

当年与同事们研讨万国的纸卡捆绑，提到其他两个大家认为是相同的例子。例一是为了皮鞋穿带的打孔机，有专利，捆绑着看来没有专利的鞋孔用的小铜圈。这里要注意：该打孔机是打孔与镶上铜圈一起完成的。例二是有专利但今天不再用的油印机，捆绑着看来没有专利的蜡纸。今天老人家有了下文打印机及喷绘机的新观察，回头看，上述的小铜圈及蜡纸可能有专利，更有可能是小铜圈与蜡纸刻意地造得不宜用于其他有类同功能的机器。也要注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美国写文稿时，用油印机蜡纸再不捆绑，用家可在市场自由购买其他牌子的。

第二奇被绑之物价高

这就带到捆绑销售的第二奇，没有纸卡那么奇。我想到故老的打孔机与油印机可能是捆绑与被绑的皆有专利或有点垄断性，跟万国商业的纸卡不同，是因为最近考察了先进的小型打印机（包括三或四合一的）与大型喷绘机，一律是有着物品量比率可变的捆绑。所有的实例都是机器之价相宜，近于产出的直接平均成本，但绑着的碳粉、彩墨、感光鼓等，不同用家的用量变化大，价格高，是这些机器赚取租值的主要来源了。

激光打印机用的碳粉本身显然没有什么专利，感光鼓据说也不一定有，但装载碳粉与感光鼓的盒子则专利满布。不止此也，这些打印机频频更换型号，几个月一次，每次换型号装载碳粉及感光鼓的设计不同，略有变动，务求新型号一定要用新盒子。纸张由用家自己自由购买，不论感光鼓，只论碳粉，顾客的打印或复印成本约人民币十二分一张。相比之下，“非法”地把碳粉加进旧盒内的成本约十分之一。装载碳粉的盒子的制造成本显然远比碳粉高，据说有些空盒子从外地以货柜运到中国内地去。打印机赚钱主要是赚我这种人，懒得处理可以弄得一团糟的旧盒，只用原装有碳粉的新盒。另一方面，旧盒只可再用两次。

多少通吃与捆绑定律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打印机的制造商要把租值的赚取全部推到碳粉那边去。答案有相关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如果把两种或更多的有专利的垄断物品捆绑，全部收垄断之价会流失顾客。要先有顾客才可以捆绑出术的。只要顾客用得够多，免费送机出去也无所谓。但没有这保证打印机的本身不能不以近于平均成本出售。第二方面是集中于数量自由变动的被绑之物赚取租值，定价之后顾客多用多收，少用少收，是通吃的处理。

这就带到老人家要提出的捆绑定律。这定律说：母体、子体二物相绑，通过被绑的量可自由变动的子体物品来赚取母体的垄断租值，会赚得比单凭母体定价出售为高，但被绑的子体物品一定要有专利或特性，否则把子体之价提升不仅竞争者会杀进，而母体的顾客不会管什么捆绑不捆绑。

但我推断这种捆绑不可以持久。科技会老化，过了一些时日只要有一家制造商能提供水平足够的母体物品，容许甚至鼓励顾客自由地在竞争市场选购子体物品——例如一间有水平的打印机制造商设计碳粉容易加进的法门，鼓励顾客在竞争市场购买碳粉——这制造商可以把母体物品之价大幅提升而还可以把其他施行捆绑的制造商杀下来。今天先进难明的科技，到了明天小孩子会认为是浅玩意。我也推断虽然这边厢打印机的捆绑早晚会瓦解，那边厢另一些物品的类同捆绑会出现。换言之，这里提出的捆绑定律是不会成为历史的。

昔日万国商业的纸卡无疑是冤案，而与今天的打印机及喷绘机的捆绑安排互相辉映，照亮着问题，教我们很多。

先觅价然后出术的效率观

第二个问题是捆绑或被绑的物品既然皆有专利垄断性，无效率的死三角会出现吗？答案是不会的。传统的死三角出现源于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先决定产量才找上头的需求曲线之价。我考察打印机所得，是制造商倒转过来，先问打印或复印一张应该收何价才决定怎样捆绑及产出多少的。市场不同类别的打印机无数，不计纸张，用家的成本一律环绕着人民币十二分一张，加感光鼓久用后要更换。虽说有专利垄断，价可变而使出售量或增或减，但制造商的心目中是先有一个每张打印的大约之价才决定在下面怎样出术。先觅了价才调校下面的出术，价是边际收入，制造商会调校他们在制造上哪方面可以加哪方面可以减，务求边际成本最后等于价。不谋而合，先觅了价然后出术这个商业法门跟我在第六章提出的挤迫理论大有雷同之处。

转到大型的打印机（又称复印机），不是家庭用的，我得到的香港资料如下。制造商免费提供机器给客户，每月收费港元一千三百，有外人无法倒拨调校的计量表，每月印一万张不收费，超过一万张每张之价减半。纸张顾客自理，算起来又是环绕着人民币十二分一张。供应商提供所有维修及碳粉、感光鼓等。大机复印得快，耐用。每月用不足一万张，每张之价当然高于十二分。但这种大型机主要是为做复印生意的商店用的。超过一万张每张之价减半是意图鼓励多用了。六分一张制造商也有可观的租值进账。

喷绘机的捆绑类同

转谈喷绘机，今天神乎其技，上佳的微喷效果比正规的彩色摄影相纸冲洗出来的效果还要好。这些庞大的喷绘机只约人民币五万，但彩墨价高，喷绘出来的作品，同样大小，比摄影的彩色相纸作品价高约一倍。但喷绘的作品可以很大，而且可以喷在多种不同纸料或布料上。

我细看装载喷绘彩墨的墨盒，远比打印机的碳粉盒简单易造。喷绘机的制造商当然说他们捆绑的彩墨超凡入圣，有独到之处，但我的考察所得不是这样。他们独到之处不在彩墨，而是在喷绘机的软件设计。这软件是为他们提供的彩墨而设计的。用家在市场购买他家供应的彩墨，不管质量如何色彩有少许差别喷绘出来的作品差很远。

赌同学猜不中

过瘾的捆绑销售变化多，不限于上述的例子。香港的酒家卖一元一只鸡是捆绑销售，因为顾客不能只吃鸡不吃其他，也不能购买多只带回家。我认为这是噱头，不是生意之 道：没有见过可以持久地这样做的。昔日西方的租金管制带来钥匙的捆绑。政府法例说我要廉价租公寓给你，你给我数千元购买该公寓的钥匙吧。还是香港人的想象力比较潇洒。二战前香港的租金管制，业主收鞋金，因为行来行去找租客行破了多双鞋子。二战后，香港的租金管制带来另一个层面的想象力。市租与管租差距太大，不可能行破那么多的鞋子，业主于是转收租客建筑费：政府指明我要收廉租，那是指房子还没有建造好的租金吧！同学们可以想出为什么打起官司业主必胜吗？我赌同学猜不中。

第四节：隐瞒讯息与全线逼销

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是美国市场文化的一个称呼，其他西方国家怎样称呼我没有考究。香港也有类同的市场运作，一九七五年我考察过，但没有听到有什么名称。经济学者对这话题的兴趣也是来自反托拉斯的案例。

我的朋友 G. Hilton 一九五八年发表的《Tying Sales and Full-Line Forcing》是第一篇关于全线逼销的经济文章，而最受广泛注意的是 M. L. Burstein 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全线逼销理论》（A Theory of Full-Line Forcing）。都是有斤两的文章，后者湛深难明，当年读得懂的主要部分我不同意。老师阿尔钦认为重要，我不大懂也读之再三。后来在华大跟巴泽尔研讨过几次，没有得到什么。一九七五年回港度假假，无意间在朋友的商店听到他对全线逼销的投诉，我只问几句清晰的答案就冒出来了。跟着考察了香港的另一个行业，再后来想到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商店也施行全线逼销，性质有同也有别。

全线逼销的特征

全线逼销也是一种捆绑销售，跟上节分析的很不相同。我考察所得，全线逼销的要点如下。一、捆绑着的不同物品的种类可多可少，也可以是垄断或是竞争物品。二、不同物品之间的物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没有捆绑的母体与被绑的子体的分别。三、捆绑着的不同物品在使用上可以没有关联，例如盐可能捆绑着咖啡。四、可能由厂商或批发商把物品捆绑着卖给零售商或工厂，但零售商不会同样地捆绑着卖给消费者。五、捆绑的物品中必有一种是市场的热卖品，这热潮一过，捆绑会瓦解，所以全线逼销一般不持久——再有热卖货再捆绑是另一项全线逼销了。

榨取消费者盈余问号多

回头说 Burstein 的文章，作者著作等身，以想象力与深度知名行内，但我认为在细节上他对真实世界的全线逼销的要点掌握不足。我不肯定的理解，Burstein 的湛深理论说全线逼销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他认为如果甲是垄断物品，以没有垄断性的乙物品捆绑逼销，甲物品能获得的垄断租值往往比单售甲物品为高。这捆绑把甲物品之价减低，减到边际成本，然后把甲的垄断租值加在乙物品之价上。

不是浅思维。有点像昔日万国商业的电脑捆绑纸卡，不同的是纸卡收低价，而纸卡的用量自由变动。有点像我在上节讨论的打印机捆绑着碳粉，但碳粉（或盛载碳粉的盒）一定要有垄断性或特性，而碳粉之量也自由变动。有点像昔日迪士尼乐园收入场费，但入场费出售的只是一张“许可证”，本身不是一种可以享用的物品，而入场之后再收费的玩意多少可以自由选择而变动的。最接近 Burstein 的想法可能是昔日的迪士尼乐园还给顾客另一个选择：购买一小本有二十多张可选择二十多项玩意的票，要全本买，然后进场免费。这是另一种全部或零的安排，与收进场费异曲同工，但除非进场后只是行来行去也算享受，进场的本身不是可以享用的物品。

当年困扰着我的有如下数点。一、全线逼销捆绑着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我认为不管不同物品如何各自定价，只要捆绑着的比率固定，顾客一定要一起购买，那只能算是一种物品。好比一双鞋子售价五百，出售者可定左鞋四百右鞋一百，但一定要一整双买；或者出售者定价左鞋五百，买一送一，右鞋免费。这些与五百买一双是没有分别的。二、以固定的量来榨取消费者盈余是可以的——这是全部或零的安排。然而，单以垄断物品作全部或零的安排来作这榨取足够，用不着把其他物品捆绑着。三、以进场费或入会费之类榨取消费者盈余，不是什么物品，顾客付这些费用只是为了进入后可以享用项目的权利。但如果一个顾客要买甲物品，你把他不要买的乙物品捆绑着，逼他一起买，不是不可以，但你要从甲物品榨取的消费者盈余一定较小。四、全线逼销捆绑着的，很多时全是竞争物品，没有什么专利或独特之处。换言之，在算得上是全线逼销的实例中，观察到的细节要点不支持榨取消费者盈余这个假说。

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解释

回头说机缘巧合，在朋友的商店中只问几句就找到完整的全线逼销的解释，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有如下的回忆：

一九六二年我开始推敲全线逼销的现象，一九七五年破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该年我从美回港度假，到朋友的零售店聊天，老板朋友提出一个他面对的全线逼销的现象，我如获至宝，只问了几句，不到五分钟，就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可见真实世界的启发无与伦比，经济学者是不应该把自己关在斗室之内而揣测外间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还记得当日与该店老板倾谈的几句话。我问：“老板，生意很好吧？”“有什么好的？一只名牌打火机的批发商发神经。他们的打火机款式一样，一金一银，历来我们要金造的取金，要银造的取银，大家相安无事。但最近他们规定取一金必定要取一银，一绑一逼销，否则不卖。”“是金的好卖还是银的好卖呢？”“当然是金的，供不应求。”“是因为最近金价急升吧。”“应该是的，日本仔最近只要金的，不要银的。”

我再问：“你可以从批发那里只取银的吧？”“那当然，但银的我们要亏蚀，不强迫我们不要。”“你卖金的给日本仔赚很多钱吧？”老板笑了，笑得很开心。我继续问：“银的你大减价总可以卖出去吧？”“我们要亏蚀！”最后我说：“你不会那么蠢，告诉那批发商金打火机赚多少钱。”他哈哈大笑。

如上可见，全线逼销起于隐瞒讯息——这里是指打火机的零售商对批发商隐瞒着金与银打火机的零售价。一九七五年金价大升，位于热闹商场的零售商面对众多的日本游客。这些游客一般只买金的，不买银的。零售商知道金与银打火机的相对价格大约应该为何，但他不会热心地通知批发商——就是坦诚相告批发商也不会相信，更何况不同的零售地点顾客的选择不同。

热卖捆绑滞销的理论

这就是问题。金、银打火机一热一冷，市场的相对价格应该大约为何零售商比批发商知得清楚，但前者不会通知后者。这是市价讯息的隐瞒。另一方面，批发商知得比零售商清楚的，是两种打火机的存货及散货给多个零售商的速度。批发商知道金的存货下降得快，银的存货下降得慢，也知道零售商要不是隐瞒着市价的讯息，就是提供讯息也不可靠。批发商知道金的要加批发价，银的要减批发价，但要尝试改价多少次才能命中呢？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批发商以一个固定的比率把金的捆绑着银的——当年见到的实例是一对一，但有需要可用其他比率——以金的拉快银的去货速度，以银的拖慢金的去货速度。只要金与银捆绑着的去货速度回复到经验上的正常速度，市场零售的金与银打火机的相对价格一定对！

这里同学们还要注意几点。其一，零售商购进了捆绑着的金、银打火机后，会分拆开来卖给消费者。因此，市价讯息的隐瞒不会持续很久。另一方面，因为不同地区的零售店有不同的金与银的比率需求，这捆绑的撤销会被拖慢了，尤其是全线逼销的捆绑给批发商提供着可以替代市价讯息的去货速度的指引。其二，如果市价的讯息费用不存在，不捆绑比捆绑对批发商有利，因为有些档次高的零售店只卖金的打火机。金、银捆绑不一定会流失这些高档次零售，因为不同档次的零售店之间互相发放货物是常有的行规。

其三，批发商捆绑逼销通常会保留着物品各自的价，虽然像左鞋、右鞋那样，对零售商而言，在捆绑下这各自的价没有意思。批发商保持各自的价是为了方便算出捆绑着的总价，也为了需要撤销捆绑时不需要再印价单。其四，捆绑逼销的总价可以随时改，而捆绑的物品比率也可以改，但这些更改会因为捆绑逼销带来的讯息费用下降而改得比较少也比较肯定。其四，打火机的例子，金的是热卖品，银的是滞销品。全线逼销的捆绑一定有热卖品，但逻辑上不一定需要有滞销品。然而，我知道的这种逼销实例一律是热卖的捆绑着滞销的。理由明确。只有热卖品没有滞销品，调校批发价只调热卖的，远为容易，但如果碰巧有滞销的，而同一零售商两种皆销售，那么把热卖的与滞销的一起捆绑逼销是一石二鸟，讯息费用的节省是增加了。

其他全线逼销的例子

一九七五年的暑期，得到打火机捆绑逼销的启发，我转到认识朋友多的摄影器材这个行业去考察。当时香港的商业结构没有今天那么专业，而远在数码科技之前，摄影器材多而杂，单是一个名牌的相纸就有多种类别。批发商捆绑逼销的出现，通常起于某照相机推出一个热卖的新型号，或一个市场抢购的新镜头。一时间供不应求，批发商喜欢把滞销的胶卷或近于过期的相纸一起捆绑着，推给零售商。滞销闪光灯的陈年旧货也是捆绑的好对象。这些逼销通常为期短暂，到了热卖品的供应足够就不再捆绑了。

据说金属产品最容易出现全线逼销，与 Burstein 提出的例子类同。若如是，这逼销起于不同金属原料的相对价格常有大幅波动，从而导致金属产品常有热卖与滞销的情况。但金属原料永远是竞争性的物品，因而不支持全线逼销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这个假说。

施蒂格勒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关于美国电影批发商例行地推出block-booking。这是指次等货色的影片，批发商喜欢把不同影片组合捆绑着，逼销给次等的电影院。我不记得施兄的解释，但当年不同意，认为也是热卖与滞销影片的组合逼销。跟上述的打火机、摄影器材、金属物品等的不同之处，是影片的捆绑逼销当年是例行的安排，每次有次等影片出现批发商皆捆绑。不难明白，这些影片的票房反应为何批发商难作判断，捆绑着推给零售的电影院处理好了。

朝鲜战争带出第四奇

上述的全线逼销是捆绑销售的第三奇，主要起于批发商有热、冷物品在手，一时间对市价的所知不及零售商，但后者隐瞒着市价的讯息，所以批发商以捆绑逼销解拆。

最后要说的是捆绑销售的第四奇，也是全线逼销：捆绑着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也是固定的。理由也是要隐瞒价格的讯息，但此奇也，要隐瞒讯息的可不是零售商，而是批发商。批发商要隐瞒入货价的讯息自古皆然，不奇，这里要说之奇是批发商要隐瞒批发的出售价，因而把其他物品捆绑逼销。这现象少见，但我有一手的可靠资料。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施压下，香港实行“禁运”。多年后一位退了休的港英高官告诉我，香港当时靠自由进出口为生计，当然反对禁运，但美国施压也无可奈何。这解释了为什么这禁运虽然严厉，但不是全面的，一些有足够资历的进口商被放一马，但进口要证明只卖给香港本土的用家。话虽如此，偷运到中国内地去是理所必然的了。有特许进口权的商人因而赚大钱。我父亲在香港永乐街经营电镀原料，因为是老字号，容易拿得本土厂家的专用证，是个获益者。

当时父亲商店遇到进口被禁运的物品只有一种，那是镍，一种电镀必用的金属，一条条的，称镍条。入口价港币三元多一磅，在禁运下，市价高于三十，有时达五十。当时父亲有病在身，我帮忙跑香港工商署申请进口批文。镍条是卖给工厂用的，他们是否真的自己用我们管不着。镍价愈升愈高，父亲的店子就仿效永乐街的西药进口商店，推出捆绑逼销，把其他同样工厂可以用得着的电镀原料与镍条捆绑着一起销售。理由明确，父亲的商店不要让外人知道镍条的进口可以赚那么多钱，以免外人也想办法进口，于是捆绑着其他原料，把镍之真实市价隐瞒着。这里要注意，镍是热卖品，但其他原料可不是滞销的。把其他原料提升一小点价，捆绑着镍条逼销，可以把没有进口镍条批文的行内竞争者杀下马来。

当时香港的永乐街是西药进口批发的集中地，小小的商店生意庞大。西药是当时运禁最严厉的物品，尤其是盘尼西林。这些西药进口商为了隐瞒盘尼西林及其他救伤药物的价格讯息，推出捆绑逼销。也是没有滞销物品捆绑着。

全线逼销的捆绑是为了隐瞒价格讯息，与上节分析的捆绑不同，被绑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不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也不是要把垄断租值的赚取推到被绑的量可变的物品那边去。你要骗我，我捆绑着物品逼你购买。我要骗你，捆绑逼销你不会知道物品分开的批发价。全线逼销不会持久，只是电影片的捆绑不断地重复。批发商隐瞒入货价千篇一律，自古皆然，但用上全线逼销来隐瞒批发价不多见。比较多见的是零售商隐瞒市价，批发商以全线逼销解而拆之。

同学们明白吗？经济解释的推论要先在真实世界观察入微，要掌握着事实细节中的要点才可以把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用出威力。不容易，但有趣，而整体掌握得到家经济学的推断或解释力是大可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的。

附录一：卖桔者言

（按：本文写第二次年宵卖桔的经验，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这经验促使我把传统的价格分歧分析从头再想。）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经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石油价格时，我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市场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无意间我成为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某些行业上成为准专家的经济学者不少。理论经不起实证的考验，很难站得住脚。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

跟一般行家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观点起于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是我的兴趣只在乎调查研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写不出来的文章很失望。他们如果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会写信来查询所得。

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化是极快、极大的。变动的方向大致上大家预先知道。一千块钱一棵桃花可在几个小时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出错，上好的桃花哪会有弃于街头的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什么分别呢？同样一枝花，有人用二百元买也有人用五十元买，是为什么？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既困难又重要。

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决定在年宵那一晚亲自卖桔。这是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因为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五元清货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

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二百多盆，每盆成本四十，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八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几倍。我和两个朋友与几位学生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了。 全部卖出不一定有钱赚；赚钱与否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二百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每盆五十五元（最高八十元，最低二十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领悟到的经济含意，却大有所值。

九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一般顾客知道年宵市场要讨价还价，实行不二价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的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不同，讨价还价的技能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八十元，最低六十出售。十一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七十元。这小时顾客最多，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讲价较繁。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三十。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几个人独立作战，尽量把顾客分开，也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如果没有价格分歧，生意很难不亏蚀。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意。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说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定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意图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较低。这条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没有一定的关系。以需求弹性不同解释价格分歧不难找到反证的实例。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施蒂格勒不同意这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施兄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格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存在，不同的边际价值总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施兄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带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这里要向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材的困难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附录二：炒黄牛的经济分析

（按：本文发表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日，分析价格分歧的几种变化。）

同样的现象或行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采取同样的政策或法例来处理同样的现象或行为，可以闯祸。

不久前我发表的《打假货是蠢行为吗？》是个例子。一些假货无疑对真货有害，但名牌手表、手袋之类，假货的普及宣传可以帮真货一个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货杜绝，不仅会损害真货的老板，数以十万计的制造假货的工人也会受到损害，无数的消费者少了享受也。

同样，排队轮购这现象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传统的解释是因为有价格管制，售价被约束在市价之下。价管无疑可能导致排队轮购，然而，没有价管的超级市场，在繁忙时间一般有排队轮购的现象。后者的可能解释有好几个：超市频频调整价格的费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乱的代价可能太高；在短暂的繁忙时间增加收钱的服务可能不划算，顾客宁愿多等几分钟；有人龙出现，收钱的服务员会见形势而提升工作的速度。这些及其他的解释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可教如何取舍解释，如何决定是哪几个解释的合并，也教怎样从几个有关的合并中衡量彼此之间的轻重。

炒“黄牛”一词据说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现的“黄牛党”，以“黄牛群之骚然”来描述该现象。其中那个“党”字近于不可或缺，因为下文可见，要炒得有利可图，联群结党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见，是“炒黄牛”通常是把原定的物价或票价炒上去而图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经验说，把原价炒下去也时有所遇。炒黄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时炒上有时炒落。我曾经说中国的市场比西方先进之邦的来得自由、来得精彩，黄牛之价往往炒落是西方经济学者不容易想象的玩意了。

不成气候的课本说的炒黄牛，其实是指炒黑市。这是要在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黑市的存在可以减少在价管下因为要排队轮购或花时间搞关系等行为必会导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为，破坏了价管的目的。其实价管的目的为何是深不可测的学问。我认为在私营运作下政府推出价格管制，主要是满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历史的经验，很难找到劳苦大众能因价管而获益的证据。

跟八十年代的中国相比，西方的价格管制属小儿科了。当年神州大地的价管，主要用于国营企业的产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为有国营干部的支持。当时在价管下的炒黑市称为倒买倒卖，谁是获益者清楚明确。今天回顾，国企的大事价管帮助了经济改革。这是因为价管无可避免地带来的国企财政损失，要政府上头负担。上头负担不起，是促成要亏蚀的国企加速私有化或民营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世纪转换时地价开始上升，国企因而卖得出去，有足够的资金遣散国家职工。是的，当年卖要亏蚀的国企其实是卖地产。

转谈大家熟知的炒黄牛，其实主要是炒票：戏票、球票、车票、粮票、剧票、音乐会票、运动比赛票等。黄牛党卖的称黄牛票。炒黄牛门票有两个特点，增加其生动性与过瘾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纸张，黄牛老兄携带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随身带很多。其二是门票的使用一般有时间性，过了开场或开车的时间，票的使用权一般作废。炒票的繁忙时间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暂时刻。要急切地推销，否则作废，这样的局限逼使黄牛老兄们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赚钱。他们要联群结党，互相呼应。黄牛“党”于是成立，大家互传信息的法门是个现象了。今天手提电话普及，使中国内地黄牛党的运作快若闪电，令人叹为观止。

国企或公立的服务的票价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间的火车票价——黄牛当然大炒特炒，而我们不用怀疑这偏低的票价会使有权发票的人获利。公立出售的车票或门票鼓励炒黄牛容易解释，不用细说了。困难是私营牟利的企业也屡见炒黄牛的现象。为什么呢？有几种原因。

想想吧，一间私营的电影院，老板不可能不知道怎样定价才对，或起码知道价位大概应该为几。黄牛老兄要从中取利，谈何容易？大手购入一批电影票，猜错了市场的需求，只卖出其中一小部分岂不是血本无归？这就带来黄牛老兄们要与电影院的售票员串谋行动之举：卖不出去的可以静静地退回给票房。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经验，导致电影院的老板们到警署投诉，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黄牛行动。这可能是炒黄牛一般属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电影院一律以电脑处理票房操作，炒黄牛近于绝迹了。

今天，中国内地的音乐演奏会、体育比赛等项目，皆有黄牛党的存在。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这些项目的票价够高，炒上炒落都有点油水。另一个原因，是这类演出，在内地通常有免费的赠票送给达官贵人，而这些君子们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许人也，黄牛老兄于是把这些懒得出现的君子的门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总有些购买了门票的人因为某些事故而不能参与，于是通过黄牛老兄放出 阿尔钦提出在密集竞争下有讨价还价的行为，他不相信，我要几次申述。是的，好些市场现象，美国不是调查研究的好地方。法例的局限可以误导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我不是说消费者不应该受到保护——这类问题我没有兴趣——而是要考察讯息费用导致的行为现象，政府法例的影响愈小愈好。我认为施蒂格勒对觅价与价格分歧的处理屡有失误，是因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被交易或讯息费用之外的法例局限扰乱了。

一九六九年我对美国的同事说要到香港研究件工合约，他们认为我的主要目的是度假。我没有向他们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因为法定的最低工资够高，跟件工工资有冲突，在工会压力下，件工合约在多个行业被政府定为非法。我们怎可以在美国调查件工合约呢？有几位美国行家发表过件工合约的文章，但我认为他们因为不知细节而作出令人尴尬的分析。今天的美国，在保护消费者法例的影响下，好些商店说明顾客购买了某物品后，如果能在其他商店发现同样物品价格较低，拿出证据，原先的商店会退还价差。这样，同样物品的市价变数会下降，但不是因为讯息费用下降了。

第三节：以人为本的讯息不对称理论

讯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是小孩子也知何解的大术语：解作每个人各自知道的讯息不同。某些事你知得比我多，某些事我知得比你多，就是讯息不对称了。这是以人为本作为研究分析的出发点，然后带到市场物品或生产要素那边去。不容易有收获：以人为本跟市场物品有了分离，不容易考察讯息费用的局限转变。

讯息费用是讯息传达费用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说讯息不对称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皆不会影响人的行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无所不知的天才，即是说讯息费用是零，我们是无从以其转变来推断或解释行为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无所知的蠢才，即是说所有人的所有讯息费用皆高不可攀，那么在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生存的适者不会被讯息费用左右着他们的行为。如果所有的人既非天才也非蠢才，只是大家知道的每个人都一样，于是没有人会隐瞒，没有人会行骗，每个人会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成本生产，按着自己的需求购买，知识一样，学问相同，讯息有变大家一起知道——这样的世界可能是个乌托邦，但人类知识或讯息的转变只是代表着生产资源的局限有变：本章分析的讯息费用可没有变，因为那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所有人掌握着的知识或讯息一样，是没有什么讯息还需要传达的！

经济学要处理的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种，只在社会存在，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然而，说过了一，以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既不容易知道也不容易理解这种讯息费用起自何因。我的取向是以物为本入手。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也有趣，牵涉到不少名重一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应该漠视。

柠檬市场与葛氏定律

起自阿罗一九六三年的思维，第一篇关于讯息不对称的大名文章是 G. Akerlof 一九七〇年发表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柠檬的表皮光泽可爱，但内里酸得不能入口。这好比我们明朝的刘伯温写《卖柑者言》提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西方的文化以柠檬代表着外表好看但其实是质量低劣的物品，购买的人容易上当或中计。

作者提出的主要例子，是旧汽车市场。出售二手旧车，车主对车况比考虑购买的人知得多，这就是讯息不对称了。跟着的推论是：旧车市场柠檬货多，皆金玉其外，顾客一般知道，所以一般卖不起钱，于是，明知自己的旧车性能上佳的车主，除非要离乡别井，不想把珠混鱼目，不会把优质旧车混合在满是柠檬货的旧车市场以贱价出售。另一方面，柠檬货充斥旧车市场，顾客愿意出的价可能愈弄愈低，原则上可以推到旧车市场不存在。

奇怪没有人指出，Akerlof 的柠檬市场分析其实是故老相传的英国十六世纪货币观中的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新版本：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变作劣旧车把良旧车逐出市场。我曾经指出葛氏定律是谬论。理由如下：虽然葛氏没有说明，但后人指出劣币驱逐良币需要劣币与良币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兑换率，否则兑换率的变动会让优、劣二币共存。我说固定的兑换率不足够，因为在市场购物可以讨价还价，提供劣币的要付固定兑换率之外较高之价，而提供良币的则可大手压价。这是说，不管兑换率怎样固定，市场的同样物品，使用良币与使用劣币的相对价格才是真正的良、劣二币的兑换率。我曾对希克斯（J. Hicks）解释，如果十六世纪英国真的出现过劣币驱逐良币，那么当时的英国人一定是很蠢的。但英国是个大智大慧的民族，所以劣币驱逐良币应该没有出现过。正相反，良币驱逐劣币人类历史屡见不鲜。

一九四八年在广州，市场的取向是收港币，不收当年贬值得快的金圆券。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名牌宾馆指明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这是说在有讯息费用的市场波动下，劣币会被良币淘汰，推翻了葛氏定律。这也是说，在物价比率上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不能成市，而货币是所有物品中对讯息费用最敏感的。

起点不同结论相反

说讯息不对称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有不尽不实的困难。细微地看，金玉其外的柠檬市场所在皆是：包装粉饰是市场的一般取向，而广告一般信不过小孩子也知道。说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顾客知得清楚是对的，而说顾客不容易相信旧车主的夸夸其谈也对——瞒骗是讯息费用不菲的一个原因。这些行为会把旧车之价压下去，但问题是，旧车市场真的像 Akerlof 说的，劣质旧车会把优质旧车逐出市场吗？不会的：原则是，哪种旧车的质量的讯息费用在市价的比重上愈高，愈会先遭淘汰。这样排列，新车会淘汰旧车，而旧车中优质的会淘汰劣质的。

观察所见，旧车市场举世皆是。没有遭淘汰是因为旧车的市值够高。瞒骗归瞒骗，因为提供旧车的可靠讯息有利可图，专家会出现：旧车的代理商在检查车况后，稍作修理会提供担保，而懂车的修理专才会收费提供意见。另一方面，如果旧车卖不出去，新车卖不起价，因此汽车的制造商重视耐用与容易维修保养——即是说制造商会设计减少柠檬的酸度。

鉴证旧物的专家的出现要讲旧物值钱。你和我家中的无数旧物，一般不值多少钱：讯息费用在比重上高，没有专家鉴证，所以没有市场。但称得上是收藏品的旧物，例如旧书画、古瓷器之类，因为成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很值钱，讯息费用奇高也有专家鉴证。

我们难以明白为什么 Akerlof 选择以人为本作为分析柠檬市场的起点——即是以买家、卖家的讯息不同出发。如果不这样，讯息不对称理论不会那样名盛一时。但柠檬与汽车皆物品，我会选择以物为本，从而直接地带到专家与市场应对这些方面去。有趣的是，以人为本跟以物为本的分别，逻辑上竟然推出相反的结论。以人为本，劣旧车把良旧车逐出市场——是葛氏定律的新版本。以物为本则倒转过来：因为劣旧车的讯息费用在市价的比重上较高，会先遭淘汰。

阿罗的有趣观察

其实，讯息不对称这个理念起自阿罗（K. Arrow）一九六三年发表的《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福利经济学》，虽然他没有用上“不对称”这一词。阿罗的数学天赋冠于行内，但自己少用数。我认识他，很多时不同意他的分析，但衷心拜服这个人。从纯理论的变化衡量，整个二十世纪只有费雪比得上他。

阿罗的医疗文章很长，变化多，复杂无比。任何牵涉到保险的话题皆复杂，何况牵涉到有关人命的医疗市场。这里我只能就阿罗提出的两项讯息不对称说几句。其一是身体健康这回事，冷暖自知，购买保险的人比出售保险者知得清楚。这会导致不利的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是说出售医疗保险者遇到的顾客是偏于身体欠佳的。效果如何，市场

选夸张实例是上策

因而我喜欢找夸张的实例作为研究考察的材料。好比四十多年前要考察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我到香港从事。当时租金管制很多地方都有，但管制着的租金只比市值租金低十多个百分点，不够夸张，效果如何靠统计分析容易中计。另一方面，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租管下，香港二战前旧楼的市值租金比管制着的租金高出十倍以上。夸张的管制会导致夸张的现象，有说服力的推理验证容易多了。该租管带来的夸张现象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今天看有机会传世很久的《价格管制理论》。

以物为本考察讯息费用对行为与市场的影响，我当然选讯息费用高得夸张的例子。一九七五年我选中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跟着到香港九龙的广东道考察——那是当时举世最大的翡翠市场了。翡翠产品是现代之物，讯息费用奇高，后来知道古文物及古书画等的讯息费用更高，八十年代中期起转到古物的考察。本节说玉石，第六节说古物。

翡翠的特征

翡翠是独石，不是从一个石矿切出来，而是一块一块挖掘出来的石头。在泥土中埋藏了无数个世纪，必有石皮。独石不罕有，翡翠的石皮比较厚，一般不通透，每块从数两到数百斤不等，而以市价高低论质量这种独石的或大或小没有决定性。

翡翠独石有个性：独石无数，内里的玉质特征没有两块相同。举个例：你随意选十块翡翠独石，每块取出二十粒同样大小的玉珠，把合共二百粒玉珠胡乱混杂，一个懂翡翠的专家可以把十份二十粒玉珠分开，各归各的，跟原来的十块独石的出处吻合，不会出错。太多的独石这样切碎后各归各地再组合会有困难，但不同的玉件是否出自同一翡翠独石专家不难判断。有个性是翡翠值钱的其中一个原因：某女士拥有的翡翠手镯不仅好看，除非同一独石还造出其他相似的手镯，该女士拥有的是天下独有。

翡翠独石多如天上星，重量以吨数计，但指环镶着的一粒蛋面精品，以重量算其市价可以高于上佳的钻石。跟着推下去的色泽、玉质、瑕疵等变化无数，到最低质的一粒同样大小的蛋面之价跟一个汉堡包差不多。后者算是有市价，不俗，而绝大部分的翡翠不值钱。只看值钱的，同样大小，超过十万倍的价格差距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谁决定的呢？说是由市场决定，那当然，但市场是凭什么作这决定呢？

专家与市场

一九七五年调查玉器市场时，我尝试拿着十只不同的翡翠玉镯，普通货式，找五个专家各自替我排列市值的高下。他们的估价有差别，同一玉镯最大的差距约一倍，但十只的价值高下排列五个专家近于完全一样！可见翡翠的个性与特征专家可以鉴别，而每个特征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市价转变，大致上专家之间互相认同。没有专家，翡翠玉石难以成市。

同学们不妨考虑如下的观察。美观的石料有多种，没有哪种比得上翡翠那么值钱，虽然这些年和田白玉之价也上升得急。和田玉的特征变化远没有翡翠那么多而复杂，讯息费用没有那么高，因而远为容易学得懂。有些准宝石，例如玛瑙，非常漂亮，但不值多少钱。翡翠玉石可以入色，即是玉真色假，而入色的很好看。我看不出，赌你也看不出，但专家可以一望而知，用不着拿到什么化验室去。因为有专家的存在，真色与假色之价相差约二百倍。

要成为翡翠专家是大投资。这些专家通常出自家族传统，从小天天看，下过赌注，输过钱。专家有多个层面。最低层应该是街上的翡翠小贩，而最高的是频频赌石有斩获的人。赌石是指购买独石原件，因为有不透的石皮，看不到石内的玉质，只凭几个小小的浅“水口”与电筒观察来下注。指导原石要在哪些位置开水口的人也是顶级专家，收费不菲也。当然是选专家认为是最可观的位置。

翡翠是清代中叶才从缅甸传入中国的。炎黄子孙有数千年的爱玉传统。从乾隆到今天的二百多年，中国的翡翠市场雄视天下。玉石之价急升时专家一般赚不少钱。

翡翠值钱是因为有专家鉴别特征与质量，而特征与质量的孰优孰劣却是市场消费者或收藏者的取舍使然。从个别例子看，专家的推荐有影响力，但专家的判断是受到市场需求的指引。有两点足以示范市场需求的影响力。其一是不通地区有不同的取舍：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翡翠的色泽喜好跟中国的有别，不同色泽的相对价格因而不同。其二是同样在神州大地，不同年代选择有变。论翡翠，中国人爱绿色，但我母亲那一代爱的绿是明显地比今天仕女爱的绿为深。中国人爱翡翠通透，但我母亲那一代远没有今天那样重视通透：一种毫不通透的“绿豆青”翡翠，其相对价格我母亲那一代比今天高很多。

市场提供消费者的需求讯息，专家们把这些讯息引申到翡翠玉石千变万化的特征去，按市场的需求把这些特征变化导致的价格变化加以厘定。一般而言，石以黄为贵，但翡翠中国人喜欢绿，是独石之内的矿脉，不多见，而绿得适度、通透、抢眼、无瑕等合并极为稀有。不是以稀为贵那么简单：黑色也少见，但有小黑点或略呈黑色，价必暴跌。四十年前，通常是近于石皮的黄色不值钱，但今天黄色配合得宜也有可观之价。

讯息投资与隐瞒讯息

专家能鉴别特征的微小变化与互相认同是翡翠产品有庞大市场的主要原因。顶级的专家不仅要讲一点天赋，日夕地操作二三十年是惯例。这些专家所知的远超翡翠小贩，主要是因为前者频频见到高档次的翡翠，而小贩从事多年不一定有机会拿到一件珍品细看。专家因而有多个层面。我在上文提到专家给玉镯估价可以相差一倍，主要是因为五个之中有四个不专于玉镯生意。是的，玉镯、玉珠、蛋面、挂件、摆件等，专业不同对市价的判断有出入，但玉质孰高孰低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动不动十年以上的时间投资，专家知道的翡翠知识值钱。投资要有回报。我是专家，你不懂，为什么我要免费教你呢？有好些方面我可以免费传授，但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会保留，甚至对你说假话。你是没有生意关系的朋友，或是我的顾客，或是要供应玉石给我，又或者是行内的竞争购买翡翠原石的人，我给你的关于翡翠的讯息传达会不同。

欺骗与夸张常有，但我重视的是隐瞒的行为。当年在广东道，议价购买翡翠玉件，价值较高的，见有别人在旁，购买者喜欢用毛巾把手掩盖着，在巾下与出售者用手指相交讨价还价，因为购买者不要让外人知道他出的价是多少。

广东道的拍卖

最精彩莫如当年的翡翠原石拍卖。原石有不通透的石皮，只有几个卖家选择磨出显露少许玉质、以蜡抛亮得美观的水口。卖家刻意地隐瞒讯息：水口的位置是专家认为玉质表现最佳的地方。一个水口选错，原石之价可能大跌，不要再多开水口是卖家付钱给专家的选择。把整块原石切开才出售会真相大白，但通常原石的卖家不会那样做，因为他认为只提供几个小水口卖价会较高。有些人认为把原石切开会破坏其后的产品制作，但我的调查否决了这观点：任何翡翠产品都有专家，知道怎样切开才对。

与今天相比，昔日广东道的原石拍卖是小拍卖，出价与还价皆在毛巾下以手指从事，是买家的要求，因为不同的买家专于不同的玉件产品，而不同的原石有不同的产品用途，买家不要让他的知识在出价中给竞争者知道。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有如下的描述：

广东道的玉石原件拍卖令人叹为观止。是四百平方英尺左右的小室，中央方桌一张，没有椅子。地上放着二三十个篮子，每篮之内载着一至五六件原石，每件都有少量水口。室内有几只吊灯，让顾客在拍卖前以灯光照射来猜测石内之质。大约有两天的时间给顾客这样审查，拍卖时是以每篮之内所有的原石算一价。

在拍卖官的身后有一间仅可容身的小房子，有布帘，卖主藏身其内。一轮出价后，拍卖官转身把巾下的手伸向小房子。布帘伸出卖主之手在巾下与拍卖官的相触。大家不说什么，但触手的时间比较长。拍卖官在巾下传达给卖主的讯息，是顾客所出的高价为几，不同顾客出价的差距大小，以及拍卖官认为应该卖或再作第二轮竞投的意见。卖主的回应也在巾下传达了。要是决定出售，拍卖官叫出价高者的名字，这价高者不能反悔。

一般来说，如果第一轮竞投有几位高价的价格相近，第二轮竞投同一篮子是必然的。凡起一轮重投，旧一轮的出价皆作废。那是说，只要拍卖官没有叫你的名字，你在重投时所出之价可以低于早轮的。第二轮的巾下出价比较慢，拍卖官常叫触手者出高一点，是有议价的性质了。第二轮过后，拍卖官又再转身与卖主的手在巾下相触。

在我参观过的两次上述的玉石原件拍卖中，每篮平均大约有三轮巾下触手。任何一轮之后，一叫人名就卖出，卖出后之价是要公布的。卖不出就把篮子搬开。拍卖完毕后卖主请所有在场的人晚宴，是惯例。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晚宴我鱼目混珠地吃过一次。

今天，翡翠原石的拍卖，因为参与的人太多，再不能用以毛巾掩手之法了。转为用填表投标，投暗标。

第五节：隐瞒讯息与玉石定律

选择翡翠考察讯息费用是选一个夸张例子。选对了。在那复杂无比的微小变化导致的讯息费用奇高的情况下，以物为本入手让我们看清楚市场是怎样形成、怎样运作的。翡翠品种变化多、量大，其价从高于钻石下降至与汉堡包看齐，而大部分的翡翠是一文不值的。市场出现了一群大家互相认同的专家，是翡翠成市的需要条件了。

讯息费用，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一方面，市场的竞争会减低讯息费用；另一方面，隐瞒讯息或欺骗的行为会增加讯息费用。以翡翠为例，不隐瞒讯息专家的出现不需要那么大的知识投资。例如把翡翠原石切开才出售，不需要看石皮猜石内之质，要成为一个顶级翡翠专家可以节省十年八载。

我们要明白没有大量专家的存在不会有今天大家见到的庞大翡翠玉石市场，不会有那么多太太小姐盛装招摇过市，也没有那么多的君子看得那么开心。然而，没有回报不会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与精力投资于翡翠学问。隐瞒讯息有利可图，是翡翠专家出现的一个原因。

一九七五年从西雅图到香港考察翡翠市场之前，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有机会推出一个玉石定律（Jade Theorem）。二〇一一年巴兄的一位朋友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在上海与我相聚，竟然问：玉石定律找到了没有？他们还记得，是多么尴尬的事。是四十三年前我开始找寻这定律的，不是不停地想，而是久不久想一下。因为玉石市场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这些市场当然会出现一些没有讯息费用不会出现的规律。我的困难不是找不到这些规律，而是找到的规律太多，不容易简化为一些有综合性的。再者，我要把这综合起来的定律增加其一般性，带到所有艺术及文物收藏品那些方面去。二〇一六年六月我苦思几天，终于想出三个有一般性的规律，然后再把这些有趣的规律综合而求得一个重要的玉石定律。这里说的玉石是指产自缅甸的翡翠。三个规律如下：

玉石市场三规律

规律一：有独特个性是翡翠值钱的一个原因。地球上美观可爱的石料无数，翡翠玉石是每件原石有其独特之处，而石与石之间变化多。说独特，是指有个性。一位女士戴上一小翡翠饰物，除非是遇上出自同一石件，她不需要担心有另一位女士戴着另一件相同的。从艺术收藏品的角度衡量，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有个性是说有独特的风格。翡翠有个性，加上每件原石各各不同，其变化于是无穷无尽。收藏艺术品的老手一律知道，美观之外，有个性及变化多是收藏艺术品值钱的一个黄金定律。这是人类的选择，究竟是天生使然还是后天培养我不管。翡翠受宠和一个有大成的艺术家的作品受宠是有着同样的规律。换言之，所有收藏品都要有独特个性才值钱。

规律二：隐瞒有价值的讯息会增加讯息费用。翡翠玉石变化多，因而提升鉴证的困难，也即是提升讯息费用。重要相关问题，是能够掌握玉石的市场讯息值钱，而有了这掌握的专家，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选择性地隐瞒讯息。例如出售翡翠原石的人选择不把石块切开，而购买者选择在毛巾掩盖之下用手指议价。这些为了自利而隐瞒讯息的行为会增加本来已经是远比其他市场物品为高的讯息费用。在不同程度上，其他艺术收藏品的市场也如是，何况造假这回事，艺术作品比玉石容易。造假是隐瞒讯息的一种替代手法。

规律三：翡翠价值是讯息投资累积的结果。没有鉴证专家翡翠玉石不值钱。逻辑说，从昔日翡翠市场起步的一段短时日看，翡翠的市值全部是专家花时间投资于鉴别翡翠的真假与优劣的费用。即是说翡翠的市值等于鉴别的费用。这鉴别当然是以市场的取舍为依归。发展下来，一代一代的讯息知识的传授，以往的讯息考察投资再不是成本，而是前人留存下来的讯息给今天的翡翠玉石带来的租值。今天学鉴别的虽然不容易，但传统的讯息或知识的累积会给今天的翡翠玉石带来市值高于专家的讯息投资，而二者的差距就是翡翠的租值了。换言之，今天的玉石讯息投资只是在边际上与玉石的升值相等。

这第三个规律有其他收藏品的支持。中国的旧书画等艺术或文物收藏品的讯息与鉴证，我们可以见到前人的讯息投资增加了今天的旧书画的市值。这古老相传的租值增加可见于书画中的前人收藏或鉴赏印章，明显地协助了增加旧书画的今天市值。虽然假印章不罕见，但专家可以分辨。

玉石定律（The Jade Theorem）

从上述的三个规律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有综合性的玉石定律。这定律说，在市场值钱的讯息会导致隐瞒讯息的行为，增加了玉石专家的研究成本，但如果没有这些专家存在，翡翠玉石不值钱。换言之，翡翠值钱是因为有懂得鉴别优劣的专家存在。因此，翡翠玉石的市场价值，大部分是源于专家们付出了研究或学习的投资。如果讯息费用微不足道，翡翠玉石不会那么值钱。

上述只是我提出的玉石定律的大概，再深入地看其变化复杂无比，要用另一本书处理。这里大略地提出，是要同学们知道，某程度上，所有艺术或文物收藏品的价值皆受到这定律的约束。

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同样或类同之物，其市价的差距或方差往往大得惊人，不容易相信。翡翠玉石，大小与质量相若的，其市价方差虽然不小，但与旧书画及古文物收藏品的市价方差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好比一件在拍卖行成交逾一亿港元的中国古瓷器，看似一样的地摊货三百港元可以买到。你信不信该地摊货是真的呢？我为这个问题考察了好几年，得到的结论是可以是真的。

一个顶级的鉴别讯息费用高的收藏品的专家可以因此而大发其达吗？我知道的答案是：专家要赚一点钱不困难，但大发其达不容易。这是因为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的市场，变化莫测，观察到的所谓市价跟该物品一样，是真是假是另一项专家学问，何况这类物品的市场有多种，不同地区因为供者与求者的类别不同，各有各的变化。假专家无数，因为物品的讯息费用高，专家是真是假也难以鉴别！如果有很多的真专家参与这些市场，市场的安排与运作会改变，而市价的方差会大幅下降。

不管怎样说，我在上文提出的玉石定律是整个话题的核心。当年我选考察翡翠玉石入手，是因为明显的隐瞒讯息的行为有趣，也因为玉石市场的资料不难获取。但讯息费用远比翡翠玉石为高的文物市场就要花多年时间去考察了。

第六节：艺术收藏与拍卖现象

元代画家黄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老年时画的长手卷《富春山居图》，我今天给该画的估值约五十亿元人民币（以五厘折现率及看一眼的入场费算出）。西方的画作没有见过相近之价，不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出来拍卖值多少。上苍有知，入场观看收费，我赌《蒙娜丽莎》斗不过《富春山居图》——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也。

画了三年，完工时黄公已逾八十，不可能再多画一卷同样的吧。三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竟然收藏了两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不奇，奇就奇在乾隆认为是真的那卷今天的专家认为是假，乾隆认为是假的那卷今天的专家认为是真。我同意今人认为是真的那卷画得比较好，但较好是真的证据吗？今天认为是真的一六五〇年被烧过，之后分为长、短两卷，但被烧过可不是真的证据。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今天的人贬低乾隆皇帝的鉴证能力。乾隆当然可能错，但此君凡事苛求，魄力雄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而且他可以起用的鉴证专家无数。我没有详细地跟进今天的专家认为乾隆把《富春山居图》看错的理由，而如果上苍作判断，我要赌的钱会押在今天的专家那一边。这里我只是要指出鉴证艺术作品不容易达到一致的共识。

专家判断常有分歧

《富春山居图》只是名作中的一个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怀素的《食鱼帖》，米芾的《研山铭》——皆著录无数的名作，但今天皆有鉴证名家说不是献之，不是怀素，不是米芾。古书画当然比近代的较难鉴证，但近代的也绝不容易。二十多年前一套十六幅的傅抱石画作在香港某拍卖行推出，有专家为文说是国宝级的真品，跟着该专家再写文章说假得离谱。我有两位深懂傅大师作品的朋友，一说是真一说是假。当时拍卖行收回不拍。我不懂，但纯从逻辑推理看，认为是真的机会不小：如果多如十六幅可以假得连一些专家也看不出，傅大师的画作今天不会那么值钱。齐白石的画比较容易假，也很值钱，可能因为齐老写的字难假。我因而推理，买齐老的画不要选字数少的。三年前某君出版一本自己收藏的林风眠画作的结集，有多张，大部分画得马虎，两位专家说大部分是假，也有懂的说全部是真。我不是专家，但认为全部是真。

这些及无数其他类同的例子证实我要再说的观察：艺术收藏品的或真或假不容易有一致认同的专家。西方的画作比较容易，因为油彩有厚度，一个作者的笔触比较容易鉴别，而他们的艺术发展时日比较短，也较为重视整理作品与存案。另一方面，上节提到的翡翠玉石专家对孰真孰假的判断很一致，对玉质的高下排列也很一致，虽然在市价的判断上专家之间可有相当大的差别。中国的艺术收藏传统以真、精、新排列重要性，其实那所谓“精”也是说“真”，因为一个作者的精品比较难假。

概率取舍与价变规律

为什么艺术品的专家鉴证会远比变化复杂的翡翠来得困难呢？两个原因。其一是鉴证人为之物一般比鉴证天然之物困难。艺术作品的价值主要是作者的思考与手艺，但翡翠的价值主要是天然的石头。人为之物远为容易复制，因而远为容易假冒。其二，任何需要专家鉴证的物品，善其道者一定要看得多，最好是能亲自买卖或收藏，赚钱或亏蚀皆会对物品有较为深入的体会。翡翠玉石无数，市场成交也无数。然而，大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尤其是属于某一作者的，不容易多见，更勿论亲自买卖了。进入了新世纪，艺术品在神州大地的拍卖市场升得急，主理拍卖生意的要提供鉴证——虽然次等拍卖行出售的很多是假。也是这些日子，拍卖行业的一般意识，是求物品易，求鉴证专家难。

因为艺术收藏品难有一致性的专家认同，购买这些物品的真伪之辨只能是一个概率上的选择。称得上是精品的比较难假冒，数量甚少，收藏者知道沽出不容易买回来，所以在市上升时精品之价升得比较多，大市下降时精品之价跌得比较少。这样，假以时日，同一作者同样大小的作品，精品与一般之作相比，前者的相对价格会上升。这规律好些收藏老手知道，加上市场有竞争，投资的利息成本不菲，除非遇上这些年中国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初入门的要收藏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利息率是很困难的事。学习是漫长的过程，不容易，但有趣。经济不论，幸运不算，投资于艺术收藏赚的是讯息费用的功夫钱。

名堂效应影响市价

是真是假的概率不一定对，所以市场出现了其他准则的协助。例如作品有没有著录是重要的考虑，而著录是何方神圣，出版的日期是否够老等，市场皆重视。以国画或书法而论，收藏家或鉴赏家的印章称得上是专家的可以背得出来。虽然电脑可以容易地复制印章，但今天懂的可以辨别，而印泥颜色的考究也是一门学问。因为是真是假的概率可变，用心的收藏家会花时间去考察资料，希望在市场购得他人不知道证据的作品，或增加自己拥有的作品的证据。

来源重要，这方面的处理西方比中国远为有系统。名堂也重要：是谁收藏过或今天是谁放出来。最有说服力的名堂效应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瓷器。一家在欧洲称为某某堂的中国瓷器收藏，其价高出同样水平的很多。可能我知得太少，认为鉴证旧瓷器没有鉴证旧书画那么困难，但从名堂效应作判断，旧瓷器的鉴证是比旧书画困难的。

我有一个不严谨的观察：愈是初级的鉴证家愈会偏于说一件艺术作品是假。如果这观察是对的话，可不是因为说假、假、假会提升自己的身价，而是说假的代价比较小。说是真，人家依你说的买下来后，发现是假，你的声名代价会下降很多。说是假，害得人家走了宝，你是不用付多少代价的。

明拍与暗拍的选择

这就带到今天收藏市场中最热门的名堂：拍卖行。次等的不说，大有名堂的无疑给问津者有提供“真品”的讯息，虽然孰真孰假常有争议，而今天的拍卖行一般不敢保证。另一方面，有疑问的作品也往往往拍卖——可以肯定的是太少了。拍卖行的专家有他们的专业水平，但免不了也有问号。他们自己很少收藏，也不是专于某时期或某作者。大师如吴冠中曾经几次看错了自己的画，何况我们没有听说过拍卖行有吴冠中专家。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从个别作者的角度衡量，拍卖行之外的收藏家往往比一般性的专业鉴证家高明。

艺术品拍卖是公开举手的。这跟翡翠原石下暗标或在巾下以手指出价不同。有趣的问题是明拍与暗拍这二者哪方会带来较高的成交价。答案是清楚的：虽然有时明拍价高，有时暗拍价高，但选择明或暗的最终权力是在出售者的手上，所以一般而言，哪种拍法被选中就是成交价较高的。

翡翠原石拍卖，物主只在石皮上开几个浅而小的水口，由专家选择最佳玉质的示范位置。主要是买家要求暗拍，因为他们要保护苦学多年看赌石的知识。这要求物主接受，因为一般而言愿意出高价的人对该原石的产品市场有专业认识。倒过来，代理众多艺术品出售者的拍卖行要买家举手明拍，是希望后者能集中表达拍卖行之外的众多收藏家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的集中，一件艺术品的拍卖成交价往往高出估价多倍。是的，艺术品拍卖，举手的人是谁或是代表着哪位买家不少人知道。有些初入门的人会跟着朋友说是大收藏家的举手。

造价的行为

瞒骗的行为当然存在，一般没有趣味，不好说。拍卖行的声誉值钱，属下的职员混水摸鱼常有，中外皆然，也不好说。但造价的行为是要分析一下的。公开拍卖鼓励造价，因为拍卖的成交价不仅会公布，而且传遍天下。这公布之价不一定是真的。价高是不凡的象征，造不实的高价对好几方面的人有好处。在几种情况下造价的行为会出现，这里要谈的是艺术品的作者刻意地把自己作品的拍卖成交价造高。要付的两头佣金加起来约下锤价百分之二十五。有时请朋友把价叫上去，其实是自己间接地买回来；有时预先约好买家，暗地里答应会附送些什么。算是不老实的行为，但下文解释，算不上是不道德。是的，今天不少朋友恨不得二十年前曾协助艺术家造价。

西方的艺术市场也有造价的行为，可能比中国为早。十九世纪，两大绘画天才——梵高与高庚——就有不造与造的比对。梵高不为自己的画作造价，平生只出售过一幅画，整生贫困；记载说高庚有造，也怀疑他喜欢用别名写文章称赞自己的画。二十多年来，中国画家的收入上升得快，其中有造与不造价的。造的不公布，但不是大秘密。

这里的有趣问题，是造价会否增加一个艺术家的财富呢？答案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造价失败可以是灾难。有家境富裕的艺术家造价造足整生也没有什么作为。长远地看，市场对艺术品的判断很少出错。足以传世的艺术作品早晚在市场有可观的真价，但像梵高的作品那样，要等到死后一年才有人抢着要，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成功的造价行为是协助基本上在市场有可为的艺术家提早增加收入，因而增加财富。我也认为有些很不俗的艺术家，因为不造价永远在市场消失。造价因而可以挽救这些不足以传世但应该有可观收入的准天才。问题是造价要成功可能要不断地造一段日子，成本不菲，而最头痛是不知造哪个价才对。把价造得太高，吸引不到买家，减价带来的形象是艺术家的大忌。把价造得太低，要加价很困难。原则上，一个有真实本领可以打进市场的艺术家，造价可以协助提早入市，但选错了价会是灾难。

在讯息费用奇高的艺术收藏市场，造价的行为是作者对收藏者说：你们看看这边吧，我是天才，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呢？从负面看造价是欺骗的行为，但从正面看作者是意图降低市场的讯息费用。中国诗人中天赋最高的李白也有造价之嫌。在《与韩荆州书》中他写道：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第七节：竞争市场的觅价行为

讨价还价是觅价，绝对是。买者觅，卖者也觅。既然是觅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必然向右下倾斜。受价行为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无从觅价，不能不受。

购买或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说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怎可以自圆其说呢？传统的解释，是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无数购买者的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的组合——即是每价加个别购买者的需求量。这样加起来的市场需求曲线当然也向右下倾斜。然而，市场有无数个出售者，每个只占市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把这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一小点放大，横向拉开，就变为平线一条了——永远不会绝对是平，但近于平。于是，只要我们不吹毛求疵，个别出售或供应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所以不能不受价。

尊重传统但不同意

上述的受价解释经济学接受了不止百年了。基本上我不同意，但或明或暗地我的《经济解释》写到这里还是接受着这传统之见。我是刻意地等到这里（卷三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才提出异议。太早提出同学们会读得天旋地转。重要的一点是真实世界的确认有受价这回事，即是一个出售物品的人不能自己定与众不同之价而在市场生存——他要接受被市场决定了的价，否则会遭淘汰。真有受价这回事，也即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这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线。我不同意的是传统对这平线的解释。在《经济解释》写到这里之前，这点相当重要的不同意对我的分析完全没有影响，所以接受传统的“平线”解释不会误导同学。然而，这里要分析的是在激烈的竞争市场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即是出现觅价——传统的平线解释就不中用了。

我是个十分尊重传统的人，从来没有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然而，虽然从前辈的论著学得很多，我认为经济学的传统不重视解释行为，对现象的细节知得不多，也往往指鹿为马。我在经济学的兴趣只是解释现象，别无其他。面对自己知道的现象细节，认为死死板板的经济学解释不了。我不能更改现象，只能修改理论与概念。是不容易的琐碎工程，一点一滴地修改，今天回顾逾半个世纪，也感到自己在一门学问上可以做的做得差不多了。科学永远可以改进，也需要永远地这样做。我把自己走过的路写下来，清楚的，同学们可以选择继续走下去，也可以选走自己的。

需求平线再阐释

处理竞争市场与觅价行为的并存，我对受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的解释是市场的集中。多个需求者与供应者皆集中于一室之内，或通过电讯把讯息集中起来，大家各自见价购入或见价沽出。人数不用很多，总成交量也不需要很大，但二者要足够地使个别的买或卖不影响市价。这是期货或股票市场的一般情况。价可以波动，但如醉酒步行（random walk），即是没有谁可以肯定下一个价会向哪方走。是的，说受价，醉酒步行可以作为平线看，这样，个别购买者或出售者只是看着市价来决定买入或沽出。我在第二章指出，期货市场是最清晰的受价市场。

现在让我转到一间出售黄金的店子。这店子不代表整个金市，面对的顾客不集中，通常只有一个。这顾客对金的需求曲线本来向右下倾斜，但因为金有期市，其价为何该店子或会以告示说明，或顾客可以方便地打开报章一看，知道不可以讨价还价，买还是不买只看着价来决定，而购买多少是按着他的需求。换言之，买金的顾客的需求曲线是按着金价为平线，到了他要购买之量以外才向右下倾斜。店子老板面对这顾客的需求曲线，即是顾客按该价购买的量那部分，也是平线。不是由一条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一点向横拉开至近于平——不用拉，绝对是平，因为价是平线。

收费庄家替代免费拍卖官

让我再解释一次。我提出的集中市场是把瓦尔拉斯（L. Walras）的免费拍卖官转为事实看。瓦氏之见，是无数的购买与供应者表达着他们对某物品在不同价格下的供或求，一个义务的拍卖官整理供求双方表达着的意欲，找到一个可以清货的市价就是均衡点了。我说的期货是一个集中市场，免费的拍卖官由多个庄家替代。跟瓦氏有别，这集中市场的交易费用不是零，因为庄家的服务不是免费的。他们的收入一方面从出售价与购入价的差距获取，另一方面他们掌握着买卖双方的落单资料，可以私下沽出或购入而获利。庄家的收入是在他们互相竞争下决定的。

买价与卖价有差别不会左右受价的行为：上述的情况是二者皆平线。这里的关键是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可成期市的物品只限于品类不多的质量有严格量度准则的二三十种。这关键我在第二章解释过了。回头再说出售黄金的小店子，老板与顾客单对单地交易，什么都可以谈，只是价格由集中的期货市场决定了，其变动也跟着期市变，是没有空间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受价。

没有预先决定了的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见的市场顾客与出售者的交易并没有期货那种厘定了买卖双方不能不接受的成交价。出售者面对购买者的个别需求曲线因而向右下倾斜，于是要觅价，买卖双方皆觅。这样，在好些情况下讨价还价的行为会出现。

我曾经提及，经济学传统说的垄断或专利，是指一个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然而，这里分析的竞争市场，不是什么垄断或专利物品，只是因为没有庄家集中处理，没有一个预先决定了的价，出售者面对一个购买者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面对不同购买者也如是，这竞争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了。重点是有讯息费用存在，尤其是物品质量的讯息与其他出售者的售价讯息，顾客知得不足够，半点与众不同的特征也没有的物品也可能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事实上，出售同样物品的小店子往往彼此相连，竞争激烈，但出售者与购买者互相觅价，开头的叫价与最后的成交价可以相差几倍！

没有疑问，这种在激烈竞争下的觅价行为起于出售者面对的顾客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推上去，不像黄金那样，这曲线倾斜起于没有一个集中的市场预先决定了一个价——一个买卖双方不能不接受的价。理由明显：物品质量的讯息不足与市场没有庄家清货带来的不知价的讯息困难，顾客要觅价，而这觅价的简单方法是先出低价，投石问路。顾客觅价，出售者衡量一下顾客的来头，也觅顾客愿意出的最高价。

价格分歧再阐释

这里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推理：一个顾客的讯息费用愈低，或这顾客的时间成本愈低，在上述觅价的情况下，他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会较小，也即是说他的需求弹性系数会较高。这观点支持传统的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的假说。我不反对，但认为是次等货色。在第七章第二节我指出，以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容易找到反证的例子，而我提出的以讯息费用及资源空置来解释价格分歧，不容易找到反证。既然引进了讯息费用，我们不再需要考虑需求弹性系数。再者，弹性系数难以观察，事前更难猜测，但从以物为本看讯息费用的或高或低是不难排列的。

这里要补一个注脚。如果上述的讯息费用够低，市场的传言会促成买卖双方一起认同的价，而价有变大家知道得快。这是另一种集中市场，不需要有很多的出售者及购买者，也不需要有期货市场的庄家专业清货。农产品在很多乡镇市场出现这种大家随时知价的情况，在神州大地应该有悠久的历史了。常见的农产品一般可以，某些金属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还没有期市引导的香港也如是，但制造品期市历来无能为力。只要大家知价而又认同，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传统提供的需求平线解释怎样看也不对。这传统漠视讯息费用，更没有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交易或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

我为在激烈竞争下制造品出现讨价还价行为的解释想了很长的时日，十多年前找到大致上可取的答案。这次重写《经济解释》，在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有深入的体会，提出了挤迫效应，让我以讯息费用及资源空置这二者的合并，给价格分歧作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讨价还价的解释就变得远为清楚了。讨价还价带来的效果是同样物品不同顾客付不同的价，是价格分歧。

不二价先遭淘汰

让我假设有多间小店子一起零售相同或很相近的物品，每店按期付租金，有两三个销售员工，而购进物品所有店子皆付同样的批发价。店子购进的物品卖不出可以退货，付出的批发价因而是直接成本。租金是上头成本，而员工的工资在空闲时属灰色地带，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这样，在员工闲置的情况下，物品的零售价只高于入货的直接成本少许，小店子偏于出售，但收那么低的价这小店不够交租及发工资，所以要可收尽收，价当然愈高愈好——这是争取租值的方法。在竞争下生存，众多店子的平均售价要足以弥补货价、工资、租金等成本，但在竞争下店子的平均售价不会高出足以生存的平均价多少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一九六四年困扰着老师阿尔钦和我的。我们问：如果在相同的多家店子中有一家的老板选择一个可以生存的平均价，决定打死也不减，其他的店子会为了生存而跟着同样施行不二价吗？后来我想到的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有闲置员工存在，先被市场淘汰的会是打死也不减价的店子。

想想吧。零售行业，店子一时水尽鹅飞，一时挤迫爆满，而不同的店子可有不同的冷热。你实行不二价，其他有员工闲置的竞争店子会把价减至低于你的，而只要生意够多，生存没有问题。这样，生意好时大家好，生意不好时你独自凄凉，怎会不先遭淘汰呢？

讨价还价的规律

另一个关键是讯息费用存在，顾客无从肯定物品质量及市价为何。因为价高通常代表着质量高，出售者偏于夸张地先开高价，希望偶尔碰中一些不知就里的。这样，同样足以生存的平均成交价，其变差系数（即方差，variance）会上升。一般而言，讯息费用愈高成交价的变差系数愈大。市场的观察支持这点：名牌皮包、手表之类，从百分率看，讨价还价的空间一般远比冒牌货为小；游客多的市场会有较大的成交价变差系数；凡是顾客需要重复购买之物，讯息费用比较低。在深圳有多间店子比比相连的文具中心与电子用品中心，同样物品的成交价变差系数远比卖冒牌货的为低。

还有三个规律。其一是以上述的竞争店子为例，生意兴旺时物品成交价的变差系数会下降。这是因为挤迫使边际成本变得明确：流失甲顾客是招待乙顾客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上升。其二是生意兴旺时，出售者的开价不是较高，而是较低。理由也是边际成本变得明确，速战速决需要开较低的价。其三是生意出现挤迫时，店子开的价变得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消失。

不是凡有不菲的讯息费用及闲置员工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到餐馆进食，顾客看着餐牌价叫菜，不议价，因为压价可使送来的食品减量。订婚礼酒席有议价的行为，但跟餐馆定出的价差别不大。这也是因为食品还没有产出，大手压价对后来产出的食品会有不良影响。

诗中密码

在大商场或百货公司之内购物，久不久有折价的现象，但通常不讨价还价。这是因为老板不在现场，同样物品容许讨价还价，带来的成交价有变差数，会鼓励销售员出术，“落格”也。

有趣的是在香港某些档次不低的商店，就是在大商场之内的，只要老板或其亲属在场，讨价还价的行为往往出现。说有趣，因为这些商店老板之外有多个销售员，分头作战，各自跟顾客讨价还价。他们的设计是在物品上用线挂着一个小纸牌。纸牌的一面写上物品的销售价，其实是该物品的开价。纸牌的另一面写着几个顾客读不成理的中文字。这几个字是从一首耳熟能详的五言诗的两句抽出来的，每个字代表一个数字。例如诗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小纸牌的一面写着“晚后秋”就是说八百五十元了。这代表着最低的出售价，顾客不知道，但三十多年前我跟一位老板赌猜得中，胜了。我很佩服这些商店的销售员。一个陌生客进门，只几秒钟销售员会知道此客是否意图购物，应酬几句知道该客是哪一类，价应减多少有了打算。有导游带顾客进店是另一回事。导游把两个指头轻轻地按在柜台上，是说他要分成成交价的两成，销售员要打进售价去。导游知道他带着的游客是哪种人物，我见过一位导游把整个手掌放在柜台上。

没有疑问，价格分歧是资源有空置加讯息费用的效果，传统说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通不过事实的验证。

老友的好文章

讯息费用导致讨价还价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所有销售同样物品的商店一律不二价，交易费用的节省可使几方面得益。我认为这是某些名牌商品的厂商或批发商试图管制零售价的原因。一九六〇年芝加哥的 Lester Telser 发表的关于厂商管制零售价的文章，老师阿尔钦和我皆认为是精彩之作，但不同意。Telser 之见，厂商管制零售，不准低于某价出售，是希望能借此强迫销售员多花时间示范产品的优越性。该文逻辑严谨，考虑到厂商有多方面的选择，佳作也。

然而，上佳之见不一定对。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香港的名牌手表管制零售价，但手表是没有什么需要销售员多时间示范的——跟 Telser 提出的吸尘机例子不同也。零售价管不容易，香港的名表批发推出这种管制经不起时日的蹂躏。虽然今天还有管制零售折头的名表，但商店的职员可有较大的折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托职员购买。

名牌手表是有垄断性的物品，觅价理所当然，但物品相同的竞争市场出现讨价还价则要靠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来解释了。

回头说老友 Telser 的好文章，说因为厂家或批发商要鼓励零售的员工多花时间示范或解释产品，所以他们约束零售价，不准零售商减价销售，当年阿尔钦和我皆认为是错。我提出不需要怎样示范或解释的手表为例，阿师同意是否决了 Telser 之说。当年的我的考察结果，是手表的零售价虽然由批发商约束，但却是零售商的要求。然而，多年后的二〇〇六年，朋友在深圳要购买一部汽车，我跟着去看看，察觉到零售价被批发商管得严，不准零售商下调。我追查了几次，得到的结论是批发商严厉管制零售价。这显然是支持着 Telser 的假说。

我终于明白了。汽车是需要销售员多花时间解释与示范的，而如果零售商之间可以自由减价，顾客会到一间解释得清楚的店子听取讯息，然后转到一间不提供讯息服务但价格较低的店子购买。为了防止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批发商于是管制零售价，强迫零售商在服务上竞争。

结语

本章分析讯息费用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从以物为本入手，我们看到讯息费用如何导致专家的出现，如何导致隐瞒讯息与造价的行为，以及如何导致讨价还价与价格分歧。这些现象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往往被归纳为垄断或需求弹性系数的不同，但从讯息费用的角度看，这些行为是竞争市场在讯息不完全情况下的自然应对。

经济解释的工程是漫长的。从卷一的科学方法与需求定律，到卷二的供应行为与承包契约，再到卷三的受价与觅价，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真实世界。讯息费用是真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它，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品牌，为什么会有专家，为什么会有讨价还价。

（全书完） 知道多加水是为了增加重量，但怎会有中计的可能呢？所有菜贩都多加水，竞争下没有谁有甜头；这与所有的菜贩都不多加水、菜价提升后的回报率完全一样。问题是你不多加水而竞争者多加，蔬菜卖同价，你就会遭淘汰。入乡随俗，要生存，你照加可也。

欺骗而能获甜头的行为，是要你骗而其他竞争者不骗，而你又可以成功地瞒天过海的。如果你卖成本较低的假蟹，竞争的同行卖真的，顾客不知道，你可获甜头。通常是暂时性的，但你可能认为骗得一时且一时，若被揭穿转行去也。但如果你以为多加水在蔬菜上是行骗，没有人发觉，沾沾自喜，以为有甜头，那么卖菜的竞争者中最蠢是你，因为长久下去，你不会比他们赚得多。

我最不明白是买鱼吃的现象。到香港酒家叫贵价的鲜鱼吃，以每两算，斤两永远不足。顾客可能不知道，“受骗”了，但与买蔬菜一样，足秤与不足秤你要付的价不同，事实上是打个平手。我不明白的是在香港，酒楼向批发商买鲜鱼，斤两也是永远不足的。酒楼的买手不是吃饭的顾客，当然知道斤两不足。既然买卖双方都知道，为什么还是斤两不足呢？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在竞争下，卖家一律欺骗与一律不骗会有同样的效果。我称之为欺骗定律。

附录三：打假与收藏第一定律

（按：本文发表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朋友说，因为明年上海大搞世界博览会，估计游客八千万，该市不久前开始对冒牌货、盗版之类进行封杀——罚款奇高、吊销牌照，甚至刑事处理。是所谓“打假”也。我不怀疑中国的假货市场庞大，但衷心说实话，也欣赏中国的假货假得精彩。

纵观地球的经济演进，假货的盛行永远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的发展有点看头时出现，无可避免。因此，客观地看是个好现象。不是赞成或同意假货应该存在，而是当我见到一个贫困的落后之邦产出的假货来得有头有势，会替他们高兴，因为这代表着的是该国的经济有前途，比政府公布的任何数字来得可靠。曾经说过，衡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断是到该国的假货市场考察一下。

二十年前韩国的假货质量明显地高于中国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远远地落后了。这几年中国迎头赶上，是好现象。两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购买了一个名牌皮包，是假货，拉链坏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员真假不分，免费给她换一个数千元真的。几天前一位女士在内地购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看似白金镶着一圈小钻石，钢造的表带精美。三百五十开价，一百二十成交，当然是假货。一位珠宝专家朋友拿着细看，摇头叹息，说：“这么便宜，怎么可以把假钻石镶得那样完美呀？”我自己也是个准专家。先父当年从事电镀原料及抛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厂家有密切联系，所以从小我对表壳、表带的制作过程有深入的认识。看着那一百二十元购得的假欧米茄，翻来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发只不过是五六十元，物价调整后，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单是表带也造不出来！在物质享受上，炎黄子孙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转谈本文正题，问：上海的政府应该打假吗？答曰：无可厚非，因为假货可能被认为有辱国体。再问：明年光临世博大典的众多游客，一般会反对上海假货多多吗？答曰：不知情的游客一般会反对。然而，若再问：如果外来的贵宾们事前知道哪些货是真，哪些货是假，他们会反对价廉物美的假货存在吗？答曰：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没有理由反对假货的存在。有真货、假货的两种选择，当然比只有真没有假的市场可取。换言之，反对假货存在的贵宾们，主要是恐怕中计，把假货当作真货买。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货的低廉之价，他们不会反对。君不见，在上海的专于出售假货的市场，老外云集是常见的现象。我的太太见到一个长得美丽、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货店内用很不俗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如果上海杜绝假货，这个讨人喜爱的西方女孩是不会出现的。父母给她的零用钱无疑是为买假货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为愚蠢无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货当作真货买的故事。在中国市场，顾客一般不会中这种计。假货虽然往往可以乱真，但顾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计。市场的竞争给顾客提供保护。真货与假货的开价一般相去甚远：数万元一只的名牌手表，假货开价只数百，顺口压一下价可减半，大压可减三分之二。手表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这类货品在店铺出售，以假当真卖的店铺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家具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湾，我察觉到一个妙绝的欺骗手法。一间有空调的高档手表商店，把钢造的真的名牌手表镀上金，以金表定价。机缘巧合，我刚好知道该名牌的该型号是没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这种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骗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内地对这类骗术的惩罚重而快。不是说中国内地没有行骗（其实不少），也不是说中国内地的法治有过人之处（其实要大改进），但某些事、某些情，他们的打杀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调的手表商店的老板要吃了豹子胆才敢把真的名牌钢表镀金作金表出售。

没有店子的独行侠出售假货怎样了？到上海的外滩走走，你不难遇上一些满身是名牌手表假货的独行侠，开价也是数百元一只，大手压价后一般比店子的略为相宜。我做过试验，知道独行侠开价的差数比店子的高相当多。不难理解：不怕顾客回头算账，他们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材。但他们不会把假货作真货卖：就是真的是真货也不会有人相信，何必浪费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顾客在外滩跟一位独行侠以天价购买了一只他认为是真的假名牌，会是上海奇闻，蠢到死，跳进黄浦江算了。

大略地说了政府怎样看，游客怎样看，顾客怎样看，店子怎样看，独行侠怎样看。现在轮到名牌真货的老板们怎样看冒牌货或假货这个问题。曾经写过，假货的出现对某些名牌老板是大吉大利的。当然，如果你问名牌老板应不应该打假，他们多半会抢着说应该。一般来说，这不是由衷之言，因为赞成不打假有机会害了真货的市价。不出声，不参与打假行动，是名牌老板们的默许做法。

我曾指出，劳力士手表的假货在中国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赌，该名表的真货这些年的销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货的存在替真货免费卖广告。只出得起钱购买假货的人根本不会问津真货，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买真货来过瘾一下是很自然的事。这些日子我见到欧米茄手表的假货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里购买欧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种大名鼎鼎的瑞士手表，内地有假货，但不多，于是想，这名牌还没有打进神州吧。到几间大商场视察，果然不见。手表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

君不见，不懂外语的神州女士们，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说得朗朗上口，把我这个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杀下马来。她们无疑是从假货中受到教育，学会了。有效果吗？杭州有一家店子，卖一个假货满布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货，平均每天销售进账逾人民币五十万。可能是世界纪录。没有听过该名牌的老板参与或建议打假。

我没有说所有假货皆对真货有利。影碟、唱碟、书籍之类，假货为害真货一般无疑问。重视使用功能的产品，例如照相机，假之不易，市场不见假的。但好些年前还盛行的摄影胶卷，在神州假货多得很。质量略差，但不俗，因为是从某国以大卷进口后重新包装的。听说名牌香口胶也有假货，我没有吃过。胶卷与香口胶的例子示范着的，是真假难分、价格不高的产品，不容易处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开说明希望自己的产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几年前见到市场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师的书法出售，见到周老师时对她说了，她不怒反喜。一时间我自已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在艺术市场随处可见，真迹写得一团糟也有价！

读者要考虑收藏艺术作品吗？衡量选择的准则多多，可靠的无几。只有一项准则差不多肯定可靠：见到某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时，下注真货。当年多被假冒的林风眠、齐白石、傅抱石、吴冠中等画家，今天他们的真货之价飞到天上去。多人假冒的艺术家作品，是反映着该艺术家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见某艺术家的假货涌现，抢先购买他的真货，是可靠的收藏投资。我称之为收藏第一定律。

附录四：文物收藏的两个经济理论

（按：这是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我为一位同学的关于收藏品的书写的序言，略作修改刊在这里。）

我对文物或艺术品的收藏有很久的历史了。第一次收藏贵重的物品是一九五二年，我十六岁。当时母亲每星期只给我几块港元零用钱。我积蓄了很久，才拿得出七十元来购买一件宋拓的汉代《娄寿碑》。二十四年后我才知道该拓本是孤本，价值不菲，今天要考虑放进博物馆了。

事情是这样的。二战时广西平南县的县长叫欧阳拔英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隶书高人。解放后欧阳先生逃到香港，我的父亲照顾他。当时我频频逃学，但喜欢到欧阳先生那里听他谈书法、说古文。一九五二年我在香港上环一家破旧的书店见到一本《娄寿碑》的拓本，带欧阳先生去看。他看后认为那是他见过最重要的汉碑拓本，很大名，听说早已失传，但为什么会在香港的一家破旧小书店出现，是一件怪事。小书店的老板对我说，该拓本是从日本回流的。

我开始重视收藏是一九七五年到香港度假长假，到那里的广东道的玉石市场考察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我解释过了，这选择是因为翡翠玉石的讯息费用非常高。虽然当时有不少玉石专家朋友指导，到今天我还不懂得怎样鉴别翡翠玉石的优劣。再其后，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一九八三年到福建一行，我就注意到那讯息费用也是极高的寿山田黄石。今天我算是一个田黄石的专家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对讯息费用的研究转到书画、古玉、青铜、瓷器那些方面去。

我对中国文物的考察与研究是纯从经济研究为出发点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讯息费用是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我当时认为行内盛行的以人为本或以市场为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是错的。我认为要以物为本才对。这是说，要研究不同物品，因为有讯息费用的存在，在市场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我们要从物品本身的特征去考察为什么市场的运作有时会是这样有时会是那样。经过三十多年的考察，我终于推出了一个“玉石定律”与一个“仓库理论”。不是浅学问，今天看这二者将会历久传世。

“玉石定律”是说，没有专家的鉴别真伪与优劣，翡翠玉石不值钱，所以翡翠的市价大部分是专家的操作成本。“仓库理论”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重要。这是牵涉到经济学上关于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个非常困难的话题，大师如费雪、鲁宾逊夫人、弗里德曼等皆尝试过分析，都失败。我提出的“仓库理论”容易地解决了财富累积这个难题，主要是因为收藏品或艺术品的价值没有受到这些物品会否带来收入的约束，所以没有上限。这么简单就解决了经济学上财富累积这个大难题，可算是神来之笔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因为讯息费用奇高的缘故，同样收藏品的市价的方差可以大得离奇。又因为讯息费用奇高，欺骗的行为普遍。欺骗可以赚钱，不骗也可赚钱，二者相加不同的市场安排纷纷出现。单是拍卖行这个行业，孰真孰假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有文凭证书的专家对某些文物的认识与判断不一定比得上一个地摊小贩！

世事本来复杂，牵涉到讯息费用就复杂得令从事者有天旋地转之感。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有趣，更为重要是有点认识而搞收藏的朋友，在有趣的操作过程中赚了不少钱。英谚有云：知识就是力量。牵涉到收藏文物或艺术品，知识就是金钱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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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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