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制度的选择

引言

合同的经济学分析源于一九六六年写博士论文时我解通了债权理论的密码。债权是一种分成合同，地主与农户把农产品的收获以一个百分率分享，没有固定的租金或固定的工资。我提出的理论与事实的引证皆支持着债农分成、固定租金、固定工资与地主自主耕作四者是有着相同的产出效果，跟传统之见有别。既然产出的效果相同，我不能问在同样的产权局限下，为什么市场会出现很不相同的合同安排。

这就带到合同选择的分析，而博士后我跟着发表合同结构、婚姻合同、蜜蜂租约、价格管制对合同的影响、座位票价、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中国改革的合同转变、公司的合同安排、石油交换合同等。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研究全部跟合同有关。当年我是非常幸运地踏进了一大无比的金矿，或是走进了一个新天地，于是不停地往下去。

我要到二〇〇三年考察中国的经济制度时，试行解通这制度的密码，才肯我想了多年的一个问题：人的行为可以没有约束，在社会中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局限是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可以看为合同安排。盼然开朗、风俗、宗教等皆可看为是有约束性的合同安排。产权与合同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二者选其一来解释在社会中因为人类竞争需要约束而出现的行为，从合约那方面处理较为优胜。通过产权的角度处理好一些时候来得过于抽象，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比较困难。

产权的界定决定制度，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合约的选择。从合约的角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我知道最便方便推出验证假说的方法。漠视产权或漠视合同、重要的交易或制度费用这项局限不知放到哪里，可以验证的解释行为的假说不容易推出。

——张五常

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而这些约束可以看作合同的安排。私有产权、论资排辈、控制规例、风俗宗教等，皆可以看作广义的合同安排，因为这些约束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遵守的规则，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接受的。合同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场成交。从合同的角度看，约束竞争重要，因为产权的理念往往来得抽象，相比起来，合同的角度是比较直接地带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

第一章 经济学的缺环

从新古典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又称选择理论（theory of choice），即是人的行为或行为促成的现象——一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结果，包括自取灭亡的行为，而这种选择是受到局限条件的约束。局限的转变可以翻为成本或代价的转变。代价也是价，所以不管有没有市场，需求定律同样得着。

复杂无数倍的分析是我们的社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老师阿尔钦说因为竞争出现了产权：我改了一下，说约束竞争出现了合约，进一步称约束竞争的合约费用为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费用是成本，或者代价，也即是价，其变动引起的行为又再要求到需求定律的约束。

合约是制度，合约的选择就是制度的选择。经济科学不问观察到的合约或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实际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是人类选择的结果。我们因此问为什么会有这种那种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安排。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思考《佃农理论》时，我把佃农作为合约看，问：为什么会有佃农分成这种合约呢？一九六七年初我考虑合约的选择，一九六八在芝加哥大学找到新资料，作了补充，《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一九六九年四月发表。那是我知道的第一篇开门见山地处理合同的经济学文章。

然而，虽然合同也是制度，但比起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市场的合同选择属小儿科。我要到十年之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开始苦思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结果是一九八一年写好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篇长文，因为行内朋友反对的无数，该文要到一九八二年才发表。推断肯定，理论清晰，而跟着中国的发展仿佛是拿着该文对着镜子看。这个毫无瑕疵成分的准确推断使我对自己关于制度选择的分析充满信心，今天回顾这信心来得不易，因为曾经有四位获诺奖的经济学朋友当年反对该文的推断。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从那时到今天我在合同与制度的思考上没有中断过。二〇一二年从头再写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制度的选择》，在没有其他重要工作的干扰下用了十个月。思想集中，应该有很大的改进。二〇一六年再修，我把《制度的选择》分为两卷，即是《经济解释》从四卷变为五卷了。

第一节：缺坏的阐释

二〇〇七年五月至八月间，我以《经济学的缺坏》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十一期文章，目的是做一些“热身”运动，让自己的脑子进入状态，因为回答了科斯写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自二〇〇二年旧版《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结尾后，严谨的学术论著我没有继续，恐怕脑子不中用了，所以先写那十一期操练一下。当时觉得还可以。然而，二〇〇八年的春天《中国的经济制度》完稿后，反复重读，察觉得在合约的思维上自己进入了一个此前没有到过的层面。尤其是《中国》的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科斯后认为重要。这新层面的出现使我认识到制度的选择不应该修改，而是要从头再写。事实上，这重写在卷二《收入与成本》修改了一小部分后就开始了。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关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称“微观”。失业、货币、通胀等话题称“宏观”。合约的安排这组现象被忽视了，成为一个重要的缺环。不引进合约分析，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被处理得淋淋尽致。我们无人深入地分析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以及失业、通胀等现象。例如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我从公司合约的角度分析失业，卷三《受价与见价》的第六章我提出合约结构的变化主宰着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所到之处不见古人，传统的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严格来说，横视合约这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容易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解释些什么。

局限条件要从事实看

我们可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成功地解释鲁滨逊在他的一个人世界的行为，因为他的世界交易费用的确是零。但转到我们大家活着的社会，我们要怎样假设交易费用才对呢？我说过，在实验室做实验，说明要用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肮脏管而假设是清洁的。试管是洁还是脏是一个需要指定的条件，自然科学称验证条件，经济学称局限条件。交易或社会费用是局限条件的一种，要解释行为这条件的假设不容许与事实不符。不幸的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现实世界，我们不能像在人造的实验室那样，把脏试管清洗一番。我们要在实地考察那些有关的验证条件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种考察永远不易，而牵涉到交易或制度费用一般困难。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一定错，但如此这般地假设真实世界的局限是近于无聊的玩意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先以交易费用解釋合约的选择，然后从合约的局限的束缚再解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不是那么容易，但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来，因为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缺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釋就有了一条可走的通道。

选择问局限，不问好不好

合约与制度是同一回事，只是后来通常牵涉到较广阔的范围。同学们要注意，我说的制度选择不是问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而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制度，即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合约。问为什么工业会有什工合约跟问昔日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二者的性质相同，虽然后来者没有深入研究过，想来远是难于处理。至于人民公社带来荒则远易解释，是公社合约带来的效果。解释公社合约是制度选择的分析，不容易，但经济学不问饥荒是好还是不好。

饥荒往往是合约或制度的后果。没有谁会选择自取灭亡，但我走的经济学范畴，解释或拒断行为只能从选择这个基础假设入手，局限有变其选择会跟着变。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人类不幸的理论，而以经济理论混合着博弈理论来解释自取灭亡的分析，三十多年来颇为时尚。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验证，从个人信奉的科学方法看这些理论不是有解释力的学问。说过了，我选走的路是以考察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推断行为的转变。自己肯定走得对，但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或经济现象的方法。

制度是合约的安排。这安排是选择的结果，是好还是坏是伦理道德的话题，不是科学可以帮助找到答案，我管不着。令人遗憾的是绝少经济学者从合约安排的角度看制度。说 reeks视合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严重缺环，也是说对制度的理解是一个缺环了。不能说这缺环今天还存在：事实上“合约” 一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下变得朗上口。然而，我不认为这新发展的路向得对，是后话。

第二节：自然淘汰的思维

一些行内朋友说关于合约的经济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应该不对。瑞典的沃因（Lars Werin）说合约牵涉到一个结构起自我的《供求理论》，可能对。合约（contract）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一般只用于描述帕累托善的合约曲线（contract curve）。回顾经济思想的历史，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各种使用的制度安排的演进，也即是农业合约安排的演进了。

斯前辈之见，是原始的奴隶制度是最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因为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他因而推论，但农分成逐步替代了奴隶；然而，因为分成要分一部分产给地主，有政府抽税的效果，经济效率也不善。他于是认为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比做农分成优胜。再推下去，斯密认为固定租金的安排往为期短暂，耕耘的农民没有安全感，在生产效率上还有问题。他于是认为，最有效率的农地使用制度是一个有长久多年制度的固定租金制度，但这制度是英国的农业独有。这个英国农地制度优越的看法在经济学传统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D·凯教授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才提出有别之见，而逻辑上证明斯密错误可见于一九七六年我写好的《供给理论》。

断章取义误解前辈

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演变的主题，可不是有没有经济效率那么简单。他以一整章示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重要思想。斯密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次数：“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单看这句话会断章取义地理解。如果细读这些话之前的文理，我们会察觉到斯密说的是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人类自私是因为不能不自私！这样看，跟他早一本小书《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论点加起来就变得没有矛盾：早一本说人类天生有同情心，后来一本说可惜不自私不能存在。

真巧，动笔写这章时我读到林行止的《信报》专栏，题为《现代经济学奥基者——达尔文取代斯密》，内容提到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一百年后，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经济学的智性奥基者，是达尔文而不是斯密！”有点奇怪。五十年前我读斯密与达尔文，认为后者的“适者生存”意识源自前者。當時科斯、施蒂格勒等前辈皆这样看，怎么今天徒弟变作师傅传了？

达尔文是数世纪一见的科学天才，精彩的论著无数，其中倡提及生命的经济原则（the economy of life）。他是富家子弟，用不着打工为生计，正规的生物学训练不是那么好。天才绝顶无疑问，受到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也无疑问。今天，衡量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不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思想。这思想源自斯密：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

适者生存要限局有限转变看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制度演变那一章，以事实衡量，近乎全盘错了！奴隶制度不是那么无效率，佃农分成没有追淘汰，而斯氏高举的英国独有的长期固定租约制度，在中国宋代起有记载，称佃制，生产效率不是那么高，明清之后被遗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中国八个省份，得到的结果是—一九三四年永佃制占所有农地使用租约百分之十一。相比起来，百分之二十九的租约无限期——每季 收成后可以终止；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五至二十年。同地区与土地，每亩的产量大致相同。这些数字虽然不支持斯密之见。

原则上，适者生存这个论点可能错，因为可以阐释为套套逻辑（tautology）。我们要怎样才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的转变源于局限条件的转变，尤其是交易或制度费用这种局限。这样，适者生存要从某些局限的存在或不存在看。源于局限转变而变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可以很微小，不容易察觉，有时近于式微又再盛行，正如有些生物类近于灭绝又再兴盛。这后者现象达尔文当年可能不知道。像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大发展，牵涉到的局限转变当然是惊世骇俗的了。

我跟踪过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制转用工分制，继而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再继而到包产到组、到户、承包合同、层层承包，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县际竞争制度、等等，皆可以看为合同或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中的局限转变是明确的。不得自己还年轻，可以从详尽地考虑与分析中国六十多年的局限转变带来的制度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相当清晰的。人类历史很少见到这么精彩而又明确连贯的经验。

回头说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二〇一一年我致函沃因说，我搞不清楚是理论还是套套逻辑。他相信说欧洲有不少学者也这样问，但得不到肯定的答案。问题其实不重要，因为套套逻辑可以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提供着一个范畴约束及引领着我们怎样想。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引出了达尔文的思想而得到正确天惊的贡献，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〇年发表的《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该文回答当时行内的一个大争议：前景无从确定，我们怎么可以用拿财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来解释行为呢？阿师答得简单精彩：在资源缺乏的竞争下，适者生存是收入极大化的证据！人的意图为何大可不论，结果是支持着个人争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如此类推，合同或制度的选择也是局限转变约束着的适者存活了。

马歇尔与约翰逊皆中计

斯密之后，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西方学者不少（见摘作《佃农理论》第三章，可惜他们的分析没有从合约结构的角度入手，这说的经济学缺环因为没有被填补了。最令我惋惜的是马歇尔。比君知道伽农成是一种合同，认为变化多，知道深入研究重要。一八九四年，马氏做英国《经济学报》的主编时，把一位名为Henry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伽农分成》放在首位，高举这篇文章。可惜该作者调查了一个农户，因此户的伽农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一。马歇尔听到这分成率可以变，但Higgs误导了他，使他同意歧尔提出的伽农分成比例是由风俗决定的说法。如果马氏知道伽农分成的比率有大变化是实情，以他的天赋，找到多年后我分析的答案用不着三十分钟吧！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的约翰逊（D. Gale Johnson）告诉我，这个伽农分成五十、五十的“风俗”传真真的害死人！他那一九五氧年发表的关于伽农的文章也被这风俗之见约束着，跟阿罗一起以方程式证出来也得到无效率的结果。

缺环依旧，主要是因为经济学者没有深入地考察合约结构。约翰逊当年知道我是正在填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环，不断地鼓励，我终生感激。

第三节：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词是威廉姆森（O. Williamson）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今天，不少行内朋友喜欢称我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不一定错。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他的论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今天认为，一九六九年史提朱来到西亚图时，他已经是经济学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是一夫之见。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而巴兄后来也是这范畴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九九〇年，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有一个华盛顿大学处理交易费用的路向，举我国该路向的创始人。这路向今天被称为华盛顿学派。一九八二年我离开华大可能是离得太早了。

今天回顾，六十年代时，从事产权及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是四个人：阿尔钦、科斯、德姆塞茨和我。在此之前，在类同范畴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奈特（一九二四）、科斯（一九三七）、哈耶克（一九四五）、戴维德（五十年代口述）、H. S. Gordon（戈登，一九五四）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重要，但过于零散，没有凝聚力，带不起一个思想范畴（paradigm）的发展。六十年代初期，有关交易费用的三篇文章差不多同时出现：科斯写社会成本问题（一九六〇，其实世是一九六一）、施蒂格勒写讯息费用（一九六一）、阿罗写发明的收钱困难（一九六二）。这三位皆大师人物，但我不能把后二者算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分析产权，没有进入制度的范畴内。

“旧“与“新“的分别

有“新“不可以没有“旧“。旧制度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呢?有两部分。其一是“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systems)，主要是问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什么好什么不好，概念模糊，内容空洞。那些是二战后的“冷战“学问，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争。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学的胡说八道盛极一时。弗里德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一颗亮星掠空而过，让大家看清楚一个好去处:经济学可以解释现象。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大辩论从那时开始，持续了约二十年。

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历史。我很喜欢这部分，因为其中的表象考查史实严谨详尽，而历史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一般是有趣的话题。经济历史搞得深入的都是学问的人，吸引着我。很不幸，当时的经济历史专家一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欠缺充分的掌握，对假说验证的法门赶不上潮流，因此被操控方程式的小看了。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制度经济学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其出现是为了理解现象，是为了验证假说，历史与事实的考查受到重视，从事者对边际分析有充分的掌握。要点是引进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这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期的发展，跟着的我失望。

合约结构的思维源自搪销销售

我是一九六一年进入洛杉矶加大研究院的。六二年开始细读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三年。六七年的秋天我才有机会认识科斯，那是我写好《俤农理论》之后了。起码有三本书介绍科斯定律之后以我的俤农理论作为应用该定律的示范，可见科斯对我的影响隐晦不了。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下章才说。其实戴维德的拥绑销售口述传统对我的俤农理论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拥绑销售显然是一种结构性的合约——只有一个价而没有其他条款的交易合约没有结构。俤农分成的合约没有一个价，所以我懂着要从结构性的合约那方面想。俤农理论动笔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舒拉发与阿尔钦。我重复地听他们的课听了三年，而俤农理论是在他俩指导下写成的。

德姆塞茨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德姆塞茨也在洛杉矶加大。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竟完全记不起我替他改过卷！在加大时他的著作不怎么样，但六三年转到芝大，受到施蒂格勒与科斯的影响，一下子聪明起来。六四年初阿尔软偷偷地给我一份说明不可示人的厚文稿，德姆塞茨写的（后来分为两篇文章发表），对我有影响。德彻是难得一见的文笔表达得清晰绝伦的人。受到科斯的影响，他把交易费用的考虑وأشار到阐释帕累托善点那边去。（可惜德凡对解释此事不走假说验证的路。）得到他的启发，我后来把问题推到尽，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所有局限条件都放进分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得到满足，无效率或浪费的出现，是源于某些局限没有放进分析，而解释行为所需要指定的局限不一定满足帕累托。换言之，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引进的局限，不需要满足帕累托，而无效率的出现永远是源于不需要指定的局限被忽视了。这教我后来分析问题时应用如下法门：凡是足以解释行为但没有满足帕累托的假说，我必定下来考虑是哪些局限条件我没有放进去，衡量这些被排除的局限与要解释的现象是否没有关系的。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转述阿尔钦的贡献吧。两年前某媒体问我对他的影响最大，是弗里德曼还是科斯？我回答都不是，是阿尔钦。我历来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但我有我的理由。

阿尔钦当年算不上是名满天下（今天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但过于分散，没有主题。其二是他的伟大思想主要是授课时的自言自语，以及跟他研讨时听得到的启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懂。他有些了不起的思想写进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去，没有像在正规的学报发表那样有系统地发挥。例如今天在中国好些同学欣赏的一句话——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我只是从阿师的口述听到，发展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主要是由我发展的：我推到租值消散及减少租值消散那边去。阿尔钦历来高兴我拿着他的口述用文字发挥——我当然不会忘记说来源是他的。

一个例子可以让同学们知道阿尔钦思想的惊人深度。在课堂上教需要定律，他不画曲线，不用方程式，不教弹性系数，不教消费者盈余，不谈等优曲线，不管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只读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的含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五个星期！天下没有谁可以做到。我重复地听了他的课，次次不同，加上凭自己的一个点本领、作修改、加补充，推出无限变化，就成为我今天教同学的洋洋大观的需求定律了。

我认为阿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可不是他七十年代跟他人合著的两篇大名文章，而是他口述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传统。这传统在《科学认识》三章我写过。今天阿尔钦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的学生传开来的。

第四节：无从观察的不幸发展

我今天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幸发展，源于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推敲合约的选择时，举棋不定，引进了“卸责”（或侥幸）这个无从观察的变量。后来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同选择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写来大致意思：

任何合同组合着不同物主，牵涉到合理费用之外，还有监管投入与分配收入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交易费用，分成合同的交易费用看起来要比固定租金合同或工资合同的为高。佣农分成，除了分成率的设定及履行的监管，还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需要决定，种植的选择需要洽商。……固定租金或工资合同呢？租金或工资决定了，只需合同的中一方就可以决定土地或非土地的投入与种植的选择。还有，佣农分成是基于产出的真实性，地主必须监管实际的产量为何。这样，议合同条款与监管行为，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会比固定租金或工资合约的为高。

固定租金与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排列则显得不明晰。土地或大或小的监管费用应该比劳动的监管费用低。这是说，抑责（shirking）或侥幸的行为，在工资合同及分成合同均存在，监管费用不菲。另一方面，在固定租金合同下，虽然劳动抑责的行为不严重，但土地与其他土地附带的资产的维护，地主的监管费用会比工资合约为高。这样，衡量，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分成合约永远不会被采用户？为什么会有分成合约呢？

简言之，我是说，如果农地以固定租金合约租给农户，地主要监管土地不被滥用或损害；如果地主要工资合约雇用农工，为恐农工侥幸地主要监管农工的操作，也要考虑种植什么。他农分成合约呢？地主既要监管土地，要防止侥幸要考虑与洒商种植什么，也要注意收获分成时农户不会出术行骗。农分成既然有那么多的处理麻烦，为什么会被采用呢？这样简单地提问，就问出经济学的一片新天地来。

当年我用分担风险来解释佣农分成的采用，在注脚十二提出了一个其实是错误的几何分析证明。后来斯蒂格利茨不仅重复了我的几何错误，加上用数学方程式再证，害得他拿了个经济学诺贝尔奖！我自己过了不久就放弃了分担风险这个想法，认为风险无从量度，因此无从验证。再过一段时日我转用不能预先知道收成时的农产品的量来解释佣农分成的采用。在卷五我会较为详尽地中述。（是有趣的观察：时间工资合同的出现是因为不知产品的价，佣农分成合同的出现是因为不知收成的量。都是后话。）

卸责观点的起源

今天经济学常见的卸责或偷懒等话题，也是上述的文章首先提出的，而我在该文补加了一个长注脚（注脚十），把sharking带到件工合同、餐馆的小费等合约去。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触发了代理处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发展。

一九六八年阿尔戴访达茜大，师徒墓地相逢，倾谈的时候当然多了。午餐时我跟阿师讨论卸责这个问题，提出当时困扰着我的拍石下山的例子：两个人拍石下山，合作一起拍每次的量大于两个人分开拍加起来的量，但合作拍石，甲会把重重推到乙那边去，乙会把重推到甲那边，结果是每次二人合作指得的总量会高于二人分开的总量（因为不这样他们不会合作），但会低于二人合作不卸责的总量。有卸责行为，二人合作的总量从何而定呢？

广西纺夫愁来麻烦

一九七O年，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他正在用我的卸责思维写公司理论，我向他提出二战逃难时在广西见到的纺夫在岸上拉船，有人持着鞭子监管纺夫的例子。 当时母亲对我说，持着鞭子的人是纺夫们雇用的。一九七一年，我的想法改变了，认为卸责无从观察， 以之提出的假说无从验证。跟着科斯问我对卸责任怎么样看。我说想法改变了，认为这个概念不管用。我可不知道，McManus的公司文章寄到科斯主编的学报。后来该文延迟到一九七五年才在《加拿大经济学报》发表。其实不管作者是谁，我不会反对发表该文。

广西纺夫的例子后来在新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McManus说是我的，M. Jensen与W. Meckling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公司理论说是McManus的，再后来一位澳大利亚教授竟然用我的名字为题，批评纺夫雇用持鞭者之说不对。其实麻烦的地方不是错，而是不可能错，于是无从验证，没有解释用场：卸责或偷懒无从观察，而法律的定义不论，究竟是谁雇用谁只有天晓得。当年香港大学要聘请新校长，同事问我意见，我说希望新来的知道是我们雇用他，不是他雇用我们。是说笑，但有人可以证实我说的不对呢？

卸责、欺诈、机会主义

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合作，以卸责为主题发表的一篇关于经济组织或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说合作大家有利，但卸责的行为需要监管，有监管功能的公司组织于是出现。该文是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过的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我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卸责无从观察，以之作为基础的假设因而无从验证。—十九七八年，B. Klein、R. G. Crawford 和阿尔钦三位合作发表了一篇也是大红大紫的关于公司合并（vertical integration，中译纵向一体化）的文章，卸责之外加进了欺蒙、敲诈等理念，我认为也是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

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也红极一时，在卸责等行为上提出了机会主义（opportunism）等多项术语。以“机会主义”为首的术语其实是说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但他把大家知道的基础假设分类组合，可惜无从观察，推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是说威廉姆森的分析没有道理，而是他没有作过任何验证——无从观察的术语是无从验证的。同样，我不否认人会卸责、勒索、恐吓或敲诈，但我们可以怎样在观察上鉴定呢？这些理念促使六十年代变得微的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卷土重来，其普及兴趣远超早一浪的五十年代。也同样，我们不能否认人会博弈——我不认为自己也出博弈——但怎样用观察到的行为或现象来验证博弈说是一个我解不开的难题。我们读到的无数博弈例子只是说故事，不是不是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假说。

石油运输推理与事实不符

让我回头说上文提到的Klein-Crawford-Alchian合著的关于纵向一体化的文章。该文的主旨是在一家公司机构之内，如用人于产出的资产对该机构有特殊的，不可分割的用途，不把这种资产合并使该机构一体化会遇到卸责、敲诈、敲诈等干扰，使机构拥有的投资租值（即我说的上头成本）被榨取了。在初稿中他们举出两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石油企业倾向于建造自己的输油管，但租用运输石油的船。理由是运输船不同的企业皆可以用，租用因而普及，但输油管是专为石油出处与炼油之间的运输而设，企业不自己建造，靠租用输油管，岂不会容易地被油管的拥有者勒索或敲诈了吗？是可信的故事，也是以物为本的推理，比威廉姆森及博弈理论等以人为本的推理高明多了。

我当时做加州标准石油的顾问，对石油运输的事实是专家，知道事实不对，于是去信阿尔钦，说：所有有规模的石油企业都自拥有他们的运油船队。三位作者因此把运输船倾向于租用的例子删除。当时我被雇用为换油合同的反托拉斯顾问，知道一家石油机构可以容易地通过石油交易合约用另一家的输油管，可以容易地租用油管，也不采油不炼油，只建造输油管租给石油企业的机构。可惜当时作为反托拉斯顾问，合约指明我不能跟外人谈换油这个话题。阿师三位推理的逻辑对，但事实错误得一团糟，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两方面的困难

我认为困难起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卸责任或勒索等行为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在观察上我们无从肯定是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观察上排列某些费用的增加或减少，例如我们可以从排队轮购的人数增加而说购买的时间费用会增加，从而以这样的局限转变解释行为。但勒索无从观察：某甲对我笑得有点怪，或者直说要勒索我，我怎样可以知道他的真实性呢？我们要从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解释合约安排的转变，然后再以之解释行为。

第二方面，不管是诈骗还是敲诈、交易费用的局限干变万化，我们不容易猜测这些局限转变带来的合同安排会是怎样的。一个上佳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石油交换合同。一九七六年加州标准石油请我做顾问，因为石油交换恳来反托拉斯官司，要求我解释是发生着什么事。我很快就意识到，石油工业的专家们根本不知细节，不清楚石油交换是什么一回事。甲公司问乙公司：我有油，可以在某地交给你，你可否从某地还给我呢？大家同意，换油合同就签订了。因为换油往往要换几次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我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弄清楚地理论及事实证明石油交换是为了节省运输费用。 简单吗？有关的反托拉斯官司打了不止二十年！

这里的问题是上文提到的写竖向一体化的三君子，说输油管不租用，要自己建造，因为有敲诈、敲诈等行为，但事实上当时石油公司之间以换油合同处理了不止半个世纪，而这些交换是输油管租用的替代，也可以看为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输油管租用安排。不作地考虑打死你也想不到！经济学者不应该坐在办公室猜测外面的世界。他们要从考察真实世界出发，然后从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解释。

布鲁纳的影响 今天回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非常强劲。一九六七年我到了承认是经济学少林寺的芝加哥大学，觉得跟洛杉矶加大互有长短，差不多。六十年代初期加大有一个布鲁纳（Karl Brunner）。我可以容易地推出加大的阿尔钦与芝大的弗里德曼抗衡，但芝大没有一个布鲁纳。

布老师跟我合不来。我喜欢先以预感魂游四方的思考方式，他不接受。而我凭想象语惊四座的行为，在布老师的课上我不敢开口。布鲁纳是我知道的最重视逻辑规范的经济学者，每一个关系他要搞到尽来看，每一个字的意思他不放过。初时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任何问题推理推到尽头，答案一定要通得过布鲁纳制定下来的逻辑规范那一关。

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我开始上布鲁纳的课，学宏观。来得震撼是他指出凯恩斯提出的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点，可是不是传统说的意图不意图，也不是事前或事后等胡说八道，而是可以观察及无人观察的分别。可以观察到的投资与储蓄永远一样，但意图的投资与意图的储蓄则从观察，不是真的其物。这就带到凯恩斯说的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只可能是思想上的推论，不是真有其事，跟物理学说的真有其事的均衡是两回事。若去年后，我认为什么恩斯学院派的均衡分析全盘错了：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只是在好些情况下市民偏向投资不事产出的项目，导致经济不景，不是因为市民增加了储蓄的意图（见《收入与成本》第二章第一节）。

无从观察可免则免

跟物理学不同，经济学的均衡是一个概念，不是事实。一九六年的春天，我驾车和科斯从温哥华到巴雅图，途中他说“均衡”没有用处，应该取缔。我应该说经济学的均衡跟物理学不同，前者不是事实，但应该保留，因为经济学的均衡是指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逻辑上可以推出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假说，而不均衡是指局限指定不足，于是无从验证。科斯的回答，是我可能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可不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 37
知道，我对经济学的均衡阈解释源自布鲁纳，也跟阿钦讨论过。从来不否认我的思想全部是偷来的——我的本领不过是搞出变化。
这就带到一个远为严重的问题。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交叉那个均衡点也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需求量与供应量其实是同类的量，因为供应是为了需求（见《受价与兑价》第二章第四节），这里的麻烦，是经济学不可能缺的需求定律，说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但需求量是指意图之量，不是真实其物，需求定律的本身是无从验证。
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说如果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必须可以在真实世界观察到才可以验证。现在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不是其实其物，而这一定律不可能缺，我们要怎样凭这一定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是大费思量的难题。单是处理一个无从观察的“需求量”变量，我们要把这个意图变量转到一个事实变量那边去，因此我想了很长日（见《科学说需求》第六章），而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及博弈理论的发展，悉来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或变量，不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现。
在《科学说需求》第四章写《功用的理念》时，我说“功用”是边沁想出来的，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为恐搞出套套逻辑，我不用。贝克及不少大师喜欢用，是他们的取向，但他们应该知道，要以功用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一定要推出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量的联系才可以验证。他们怎样处理是他们的选择，但我可以完全不用“功用”这个理念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老实说，简单得多，力量得多，准确得多。

我不怀疑自己的经济解释可以从纵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每一步避开了无从观察的变量。在经济学上，我不能接受因而要心处理的无从观察的变量只是需求量，其他无从观察的变量我避如蛇蜘也。

第五节：合同理论的基础

我在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交易费用与合同理论，算不算是新制度经济学是无关宏旨的。从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佣农》到二〇〇八年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己比较称意的作品全部是以交易费用与合同为主题。没有刻意这样做，只是走上了一条通道就继续走下去。可幸福变化多自己认为有趣，有满足感。走这条路的行家奇怪少，只我一士认为，新鲜的题材俏拾即是。要说的是，《经济解释》的前三卷到的主要是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我把这些传统之见修改了不少，没有解释力的或者可以被较简单理论替代的给淘汰了。我喜欢简单的理论，但要搞出变化。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免不了在这里那里加进合约与交易费用的思维，跟传统范畴的分离因而增加了。

需要补加一个理论架构

我认为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方面，马歇尔传统提供的架构相当完整，只是在收入分配这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不能不加进去。马氏传统对成本与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漠视了交易费用，对假说验证兴趣不足——这些缺失大致上我作了修改与补充。还有的是，马氏的传统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我认为不对，略地说过，本卷分析公司的合同性质时会再澄清。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 39 本章写经济学的缺环， reportage 统 漠视了合同安排这重要现象，其实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约的一般理论，即是说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关于合同安排的理论架构。可惜为了一个头痛问题我迟迟不敢动笔。真的很难。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是我接受的假设，没有意图偏离或发明新的。然而，单是二十世纪的史实，有好几次人类差不多毁灭自己。我不怀疑人类自我毁灭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怎么可以导致这样的悲剧呢？老师赫舒拉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以星球大战的一个续集之名为题，称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力量的暗面》），我对他说这名曰起得好！这是以博弈理论处理人类的自我毁灭。师徒皆认为大悲剧可能出现，但徒弟认为博弈理论无从验证，因此不是好去处。 人类自我毁灭的合约安排 这就是问题。斯密的古典传统看不到悲剧，马歌尔的新古典传统也看不到悲剧。萨缪尔森说得好：“上帝铸造了什么？帕荣托至善点！”原则上，一般而言，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只会改善社会，何来人类灭绝了？在马歌尔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个理论架构下，无论局限怎样转变，除非遇上考古说的灭绝恐龙的天灾，大悲剧不会发生。换言之，逻辑上，斯密与马歌尔的传统不许大悲剧出现。然而，二十世纪的经验说人类自我毁灭是可以出现的。 我终于想到的答案，是大悲剧只可能源于制度出现了问题，也即是合约的安排出现了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合约或制度可能带来大悲剧主要源于某些安排是众多的人不能一起来参与的，而参与后不能退出。你跟另一个人合伙做生意，

破产收场，对社会不利，但为祸不大。数万人购买一间公司的股票，破产对社会更不利，但每个股民随时可把股票出售、退出，对社会整体的不利影响有明确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要参与一个组织的合约安排，不能选择不参与，也不能在中途退出——好比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大灾难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合约安排，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国民要一起参与，退出走投无路，大家因而被束缚在一起，是大灾难出现的一个必然条件。不是大灾难的足够条件，而是必要的。

我不要在这里分析那些不贤有的走投无路而又不能退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因为这类安排必然牵涉到政治，我不懂。然后，要提出一个有一般性的合约理论架构，漠视不能不参与也不能退出那部分是美中不足。我会在卷五从三方面猛烈一下行内朋友期待我已久的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走投无路”会是其中的一个含意。

阿师之见提供架构基础 我要从阿尔钦的思维说起。阿师之见，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必有竞争，而界定竞争胜负的游戏规则是资产制度。阿师也认为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决定谁胜谁负的准则是市价。价格决定什么原因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的重要：通过竞争的胜负选择，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就被市场决定了。

从这个简单而又清晰的角度看产权没有科斯定律那样看产权来得那么震撼，但阿尔钦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架构的基础，比科斯的远为容易发挥。作为后学我二者皆用。这里先从阿师教的发挥，从科斯定律发挥的是第二章的话题。我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坏 41

是唯一得到阿尔钦及科斯亲自传授的后学——他们的主要学问大致上我都吸收了。是运情，天下只我一个。阿尔钦比我年龄三十二岁；科斯比我年龄二十五岁——前者教了我四年，后者是我的深交。没有一个同学或行内朋友有我的际遇。

只一种准则没有租值消散

发挥阿师的思想，我的延伸主要是三点。第一点，当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市价是唯一不令致租值消散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易，要获取他人的物品你必须自己先有产生，对社会有贡献，才能在市场通过市价交换。当时在西雅图华大我跟巴泽尔研讨了多次，想不出不会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的任何其他准则——从排队轮购买到论资排辈到人际关系等等的可以决定胜负的准则，某程度必有租值消散出现。你建议市价之外的任何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我可以告诉你租值消散会在哪出现——这是当年巴兄和我的共识——只有市场的交换价格推不出租值消散。

这就带到后来看我写公司性质时的一个认识：市价的采用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产权的界定、合同的履行等的社会或交易费用不菲。在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中，能通过市价决定胜负的只是——小部分。这也使我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时，采用的简单要点，是只是社会或交易费用略为减少，增加了一点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经济活动，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租值消散会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可以一日千里。当时舒尔茨、贝克尔、弗里德曼等大师不同意我对中国的推断，我无从向他们解释我用的是他们不熟识的思想范腾，是

的，一九八一年我清楚地看到减低租值消散或减低社会费用的局限转变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又认为这种转变会持续。

竞争不可以没有约束

第二点，源于阿尔钦及杰特的思维，是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我跟着想到毫无约束的竞争必会导致庞大的租值消散，足以导致人类灭亡，因此想到减少租值消散是社会的一般取向。

竞争一定要有约束这个观点，中国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发。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一行，看到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与干部的等级排列，示范着差距很大的收入享受，让我耳目一新。我当时的意识，是生下来人的天赋就不平等，在一个废除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可能达到社会的均衡。过了不久，这观点得到明显的改进：以人的等级排列权益，是在没有产权约束竞争的情况下的一个需要的安排，因为可以协助减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以_LEVEL排列权益转到资产排列权益那边去，租值消散因而下降了。为何会成功地转换了竞争准则，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本书内有详尽的解释。

所有竞争约束可以合约看

最后一点，算全部是我自己吧：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而这些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安排。私有产权、论资排辈、管制规例、风俗宗教等，皆可以看为广义的合约安排，因为这些约束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遵守的规则，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接受的。合约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场成交。从合约的角度看，约束竞争重要，因为产权的理念在往来

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 43

得抽象，相比起来，合同的角度是比较直接也带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不是说所有竞争的约束都要从合同的角度看，而是说可以这样看，好些时候这角度看得比较快，也比较清楚。

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约束人类行为的局限，合同安排的约束也是局限。后者的变化源于前者的变化。有时我喜欢用前者，有时喜欢用后者，但不能二者一起用，因为是重复了。

一人世界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产权的问题因而谈不上。没有社会不会有交易费用，也没有租值散。在哪些情况下，把社会或交易费用作为租值散看可以把问题看得清楚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约束竞争的费用看作制度或交易费用，也即可以看作是合同安排与监管的费用了。上文说过，合同是为约束竞争而出现的。

本章以《经济学的缺环》为题，其主题是说传统经济学对合同的漠视，带来的不幸福果是人类因为竞争而出现的多种行为我们理解不了。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困境。今天我们有了长进，虽然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

如果同学们能用心细读《经济解释》的前三卷，会察觉到我对市场与生产行为的解释跟传统的解释有很多地方不同。这是因为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以合同及交易费用的思维来填补传统的互相矛盾或者一片空白的地方。

同学们也会察觉，本卷读下面有一些题材我是真更再更说的。这是同学们的要求。虽然我已经尽己所能写得浅白，但

今天不少行内的朋友认为，对于合约的经济学分析是由我首先提出的。当年老师阿尔钦教竞合与产权的关系，对我影响很大。构思俞农分时，我从阿尔钦的竞合理念与戴维德的拥绑销售想到合约结构那方法。没有结构性的合约，只一个价一个量的市场交易，合约一词不需要提及。 从结构的角度看合约，我们不难推断到所有在社会中的约束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制度安排，不仅包括产权制度，就是风俗与伦理皆可看为合约的约束，而约束竟争的费用就是广义的交易或制度费用了。今天我认为产权的理念过于抽象，要以之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转从合约的角度看竞争，提出假说验证远为容易。漠视合约的安排因而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学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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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败，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误。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持续推敲，这小错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碑的“科斯定律”中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个定律对，而是因为这个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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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一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芝加哥的施蒂格勒起的。今天在中国多称“定理”，我称“定律”只是为了读得比较顺口。其实二者皆不是：科斯说他没有提出什么 theorem，我也认为没有。他提出的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严格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施蒂格勒发明Coase Theorem一词后，行内叫得朗朗上口，执到宝，当然不更正了（笑）。是的，“科斯定律”一词会传世，非常难得，对一个大名的是十九世纪初出现的萨伊定律（Say’s Law）。

施蒂格勒一九九九年谢世。他曾经对我说，科斯定律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施只是古往今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最有成就的人，由他高举当然够厉两。我自己没有像施兄那样想，只是当年读科斯一九六〇年的大文，得到的感受是前所未遇的思想震撼。六十年代初期，从鹿古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学说演变出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y）分析很热闹，老师与同学之间天天说。科斯之见的出现如当头棒喝，使我觉得那么多的文章是读得憋死了。

科斯是个幸运的人：他完全没有读过鹿古之后的关于外

第一节：科斯的故事 科斯生于一九一〇，认识的朋友一致说他的——举一动皆合乎英国绅士的礼仪。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因为课程修完早于规定的毕业时间，一九三二年他到美国去，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儿课，不同意，有所悟，写下了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的初稿。这是后来一九九一年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被提到的两篇文章之一了。 科斯读很多书，翻阅文件无数，但正规的经济学著他背得出来的只有三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与利润》、Philip Wicksteed的《政治经济的普通常识》。从我六十年代初期苦攻的水平衡量，科斯的分析技术差一点，但他出自斯密与英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受到今天内识者无不向往的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老师与同学皆一时才俊，什么技术云云是无足轻重的了。 以读书考试算，科斯没有拿过学士以上的衔头。一九五一年要转到美国任教职，没有博士不成，他拿几篇发表了的文章申请D. Sc.这个荣誉博士衔，获取，而为他写推荐信到美国布法罗大学去的是戴维德。戴维德自己也只有一个学士，但为哈耶克写过推荐信。这可见西方学术传统的至

第二章·科斯定律 51

高处，跟今天中国的很不一样。

科斯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人。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或这里里要说得清楚一点，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是不能移动的。他没有兴趣的话题，对他是白费心思。他坚持经济研究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反对黑板经济学，而选了一个题材不走到尽头他不会罢休。

《公司的性质》之后，科斯的另一篇有名文章是《边际成本的争议》，而在英国的日子，他研究的主要是垄断。奇怪，他选上了广播行业作为垄断的研究题材。到美国后，他继续研究广播或传播行业，但从英国的转到美国的那边去。这就答到他一195年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那篇我认为是他平生写得最精彩的文章。

千载难逢的实例

科斯要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因为看到该会控制着整个美国的所有传播行业，是一家垄断权力非常庞大的机构，他要问这权从何而起。找到的答案，是该委员会的前身是一个备案委员会组织，起于美国的东北部——波士顿一带。二十世纪初期，东北部的渔民出海捕鱼，靠收音机与家人联系，问天气、报平安。收音机的音波有频率，这频率应该每艘渔船各自不同。但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不同渔船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传达假讯息，当然是非管不可了。科斯问：音波频率究竟是谁拥有的呢？为什么不界定为私产然后让市场决定谁有使用权呢？

他人，其效果有好有坏，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出现了分离的重要话题，不仅老正常谈，而且带来的无效率需要政府干预之说在经济学内大致上是被接受了的。

最有名的例子是庇古提出的一家工厂污染邻居。邻居受损是工厂产生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但工厂只算自家的生产成本，不管他人受到的污染。工厂生产的自家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社会成本是工厂的私人成本再加邻居受损的那部分。二者有分离、无效率，政府要多抽工厂的税，促使其减产，或政府要强迫工厂赔偿邻居的损失。工厂为祸，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好人。大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类似的例子无数。

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带来良好效果的例子比较少。最有名的是蜜蜂采蜜，蜂果树传播花粉，果实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可没有给养蜂者补偿，也无效率，经济学者之见是政府应补贴蜜蜂的饲养。园主是坏人，蜂主是好人。其实没有补偿或没有以市价成交的有良好外部性效果的例子不是那么少。一个美女招摇过市，大家看得开心，可没有给她钱。你跟一个有学问的人倾谈，学得一点，但没有给他钱。给钱他会多说几句，而经济效率是指给钱之价跟多说一句的边际成本相等。

回头说吉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例子。我说干扰难逢，因为那是唯 的没有好人坏人之别的实例。我干扰你，你也同时同样地干扰我，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再不是问题，经济学者可以容易地顾观地看。科斯因为看到一个问题：工厂污染邻居，对邻居有损害，但如果不准工厂污染，岂不是邻居损害了工厂？究竟是哪方需要负责任赔偿呢？

泊车损害种植来争议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中，科斯提出一个慈来大争的例子，最后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足以传世的科斯定律，奇怪当时没有谁注意。该例子说：一个人在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泊车，是谁损害了谁呢？泊车损害种植，但如果为了种植而不准泊车，则是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跟着的推理是：只要土地的使用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种植或泊车哪个用途价值较高，会通过市场的运作决定。科斯于是说：权益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联邦》的文稿投到芝大由戴维德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芝大的多位大师一律不同意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戴维德是要求科斯删除种植与泊车那部分。科斯坚持不删，说明如果有错，那是有趣的错，应该刊登。戴维德说不删也可以，但刊后科斯要到芝大讲话，回应芝大同事的质疑。科斯的回应，是不公开讲话，但可以与几位反对的坐下来研讨。

以一对九十年代的春天在戴维德家中晚餐后的大辩论，在场的人都说应该是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该辩论有十个人，全国家也：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Arnold Harberger、Reuben Kessel、Gregg Lewis、John McGee、Lloyd Mints、George Stigler、当然还有Ronald Coase与Aaron Director。（因为十君子我认识其中八位，跟他们谈过当晚大辩论的细节，瑞典的一个经济学诺贝奖委员会曾

经要求我提供详请，据说他们考虑建造一栋像室描述这辩论。我的困难是McGee曾经告诉我，当晚Harberger在戴维德的家搬家具建造备的栏杆，但Harberger却记不起曾经这样做。

辩论吵了三个小时。起于晚餐后科斯问：“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邻居赔偿给工厂要求减产呢？”施蒂格勒的回忆，是吵到中途，弗里德曼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倒下，只有科斯还站着。科斯的回忆，是既然当时自己肯定没有错，但米尔顿分析得那么清晰，他知道自己可以安慰无忧了。这些传言使一些外人认为科斯定律源自米尔顿的天才。 나는同意，因为《联盟》一文发表在戴维德家中晚餐之前，而科斯定律已清楚地在该文表达了。后来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贝尔奖，发表演说时米尔顿坐在我旁边。我轻声地问米尔顿：“这个人应该获诺奖吗？”米尔顿指着台上，说：“他吗？早应得了。”

施蒂格勒认为，当晚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巨大损失。McGee的回忆，是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维德的家时，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历史作了见证。芝大的Harry Johnson当时在伦敦，过了一天他给芝大经济系一封电报，说：“听说又有一个英国人发现了新大陆。”十多年后，曾经反对科斯最激烈的Kessel对说，说地球上我们要到斯密才能找到一个像科斯那样对市场有那么深入感受的人！

晚餐辩论后，科斯回到自己的弗吉尼亚大学，动笔写今天同学们都知道的《社会成本问题》。说是一九六一年发表，实际上是一九六年一年。科斯以为赶印，写一节寄一节给戴维德，所以该文读来每节有明确的独立性，在连贯上没

第二章：科斯定律 有一般文章那么一体，后来科斯对我说，他当时不知道戴维德根本不在乎什么时候发表，等多长时间也无所谓。当时《法律经济学报》有稿酬。我曾问戴维德：“你给科斯那篇文章的稿酬是多少呢？”他回答：“当时校方规定每篇文章的稿酬以页数计算。要不是这样，我会把所有的钱给科斯算了。”

第二节：科斯定律的阐释 经济学者都认为“科斯定律”源于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可以商榷，因为该定律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而最接近定律或定理的源于科斯一九五九年发表于《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 最常被引用的科斯定律又称“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源于一九六〇年的大文提出详细分析的养牛与种麦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有两块相连的土地，二者地主不同，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问题出现，因为牛群跑到麦地去吃麦，造成损害，怎么办呢？ 牛群的行动可用栏杆约束，科斯假设栏杆的建造有费用，但这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基本上对问题没有影响。为了简化，让我假设建造栏杆的费用是零。 倒转过来效果一样 科斯首先假设养牛的人对麦的损害要负责，须以市价赔偿麦主的损失。牛吃麦造成损害，但牛肉的产量会增加。如果肉的升值高于麦的损失，牛主乐意赔偿，皆大欢喜，让牛多吃麦去也。不管两个地主的土地划分的界线在哪里，栏杆

的建造，会在牛多吃麦的边际收益等于麦的边际损害那个位置。是的，只要在边际上肉的升值高于麦的损害，肉与麦皆由市价指引，麦主会于多种饲给牛吃。

来得震撼是科斯跟着把例子倒转过来，假设牛群有吃麦的权限，不需要贪偿。说震撼是因为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栏杆会建在同样的位置——不变是也。牛主有权让牛吃麦，如果在边际上麦的损害高于肉的升值，麦主会给牛主钱，以栏杆的束牛群的走动。这栏杆建造之处，还是肉的边际升值等于麦的边际损害的那个位置。

结论是，只要权益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使栏杆的位置不变，也就是土地的使用不变。当然，界定牛主要贪偿麦主，后者会较富有，倒转过来牛主较富有。但这是权益属性谁较富有的话题，不是土地或资源使用的效率话题。资源使用的效率话题的要点落在权益的界定：只要有界定，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而这效果是不管权益谁属的。

小题大做与大问题 这不变定律惠来一些人大做文章，说权益谁属的界定不同导致财富分配有别，资源的使用因而会跟着不同，所以科斯是错了。这些人说的是小儿科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本科有教，科斯当然知道，只是认为屠毛求疵，不值一提。何谓财富效应呢？以养牛及种麦这例子看，两个地主要喜欢吃麦或吃肉的取舍不同，哪方较为富有某程度会影响麦与肉的相对市价，栏杆的位置因而会略为不同。也有些人批评科斯的例子是畸断市场，不是竞争市场。多加麦场与

第二章：科斯定律 57

牛场这些人就没有话说，跟科斯要说的何干哉？

我感到有困难的，是科斯几次提出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大问题。一九八二年我指出，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见《收入与成本》第八章）。这点科斯不仅同意，而且在某书内写明同意我的看法。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同意”带来的麻烦不仅复杂，而且重要。我写过，本卷第三章会深入地发挥。

帕累托的新解释

科斯定律的第二个阐释，是权利的界，与市场没有交易费用的运作会满足帕累托善点。这是定义性的，虽然真正的理解不简单。科斯一九六O的大文很长，读者很少注意到从第五节起他引进交易费用的讨论。我认为该节及跟着的长篇大论才是科斯对社会成本的主要贡献。同行们要知道什么是学问，找该文章从第五节读起吧。

，说话话长，这里不说。概括而言，科斯考查法院档案，尤其是侵权（tort）案件的例子，示范着那所谓“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法院怎样处理。皆实例，一律有趣：一栋高楼阻挡邻近泳池的阳光，一个牙医操作的声浪吵着邻居；没有出售炸鱼及票案的店子就不是英国，但有人觉得气味难受……这些例子显示着犯罪的利益与损害的程度有变化，而在不同的情况下解决纠纷的交易费用不同。法院的处理往往权衡轻重，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利益。

德姆塞茨受到科斯分案例的影响，把交易费用的局限引进帕累托善点的阐释，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交易费用无可避免，无效率之说不能成立。后来我多走一步，指出足以推

假说的局限界不一定可以满足帕累托，但如果所有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违反帕累托是不可的。无效率的出现因而永远起于一些与假说无关的局限没有算进去。这话题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八章有述，本卷第一章第二节再略说了。

这个第二个角度看科斯定律其实不是什么定律。科斯一九六〇年的文章的主要内容不是什么养牛种麦，而是引进交易费用看问题。无疑是重要贡献。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也以交易费用为主题，但分析不够深入，有点套套逻辑的味道，引不起广泛的注意。该《公司》文章要到一九六九年我发表了《合同的选择》才再受到内重视。一九三七年科斯二十多岁，对交易费用的处理不到位。《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时他五十岁，对交易费用的处理深人多了。

这里顺便一提，斯蒂格利茨曾经在一篇文章内批评科斯定律，说科斯漠视交易费用。这使科斯不高兴。看来斯蒂格利茨没有读过科斯一九六〇年的大文——我认为把“科斯定律”说得朗朗上口的人很少读过《科斯定律》的第四章翻为方程式，获得诺贝尔奖，但却称赞《俾农理论》的第三章，后来又称赞第二章——老是忘记第四章。)

交易定义漠视科斯条件 最后谈科斯定律的第三个阐释。这是他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合传播委员会》说出的那句话：“权利界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可以看为一个定律，但经济学早就有一个

第二章：科斯定律 59

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由古典经济学的几位大师推得逻辑并然的问题是这些大师只是暗地里假设交易的物品是私产，没有言明。更为重要的分歧是科斯认为物品的交易不要从物品本身看，而是要从物品有什么使用权益及权益谁属的角度看。这是说，科斯指出的，是传统的交易定理忘记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市场交易不是物品交换那么简单，而是权益的买卖，而如果这些权益没有界定、物品或资产不能在市场成交。

严格来说，科斯定律应该称为科斯条件。很可惜，到今天经济学者分析市场通常还是把这条件漠视了。科斯是说，买卖一个苹果不要只看一个苹果，而是要看苹果的拥有包含着的什么权益。属多此一举吗？到第三章第二节时我会示范不从权益的角度看交易会出现很多问题。

科斯的观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重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以中文对北京的朋友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但私产他们怎样也不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市场，但不接受私产。没有私产怎么可以在市场呢？我因此推出权益要有界定之说，他们接受了。

第三节：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203年九月二日科斯谢世，神州哀之。他和我在学术上的交往，行内的朋友认为特殊，为此我一中一英地写了两篇追忆文字。科斯比我年龄长二十五岁，辈分分明。人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互相讨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大家一致而又坚持的是经济学应走的路：重视真实世界，漠视黑板经济。一九六八年初我向他解释分析合同的重要性时，他立刻

同意这将会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对我来说，那所调新制度经济学不过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科斯当年同意要这样发展，可惜今天分析制度的朋友一般不是那样看。

君子和不同，对经济学问的处理科斯和我有三处不同，一样，主要是在重点上的。这些分离不是源于各持己见，而是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芝大后，没有机会跟他说日研讨，逐步分离，经过了长时间就变为颇大的分离了。一 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交易费用的贡献以科斯为首

先说科斯和我不同的第一方面，我认为他在经济学最大 的贡献是坚持交易费用重要。这些费用的存在不是他首先提出，但他坚持，在几篇论文里把交易费用放在中心位置。那 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但科斯有力地示范着因为交易费用 的存在重要的现象改变了。

我不认为在引进交易费用而提出验证假说说这方面科斯做 得很好。但他开了头，让我继续拼搏，想出了怎样高度交易 费用的转变，怎样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上下等号，很多可 以验证的假说是推出来了。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以交易费用 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或现象——这个在新古典之后的最重要发 展——主要的贡献者是科斯。

假设为零是严重错误

我认为科斯在理论逻辑上的最大错误，是一九六〇年他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的今天被称为“科斯定律”

第二章：科斯定律 61

的讨论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该文的重点不是交易费用是零，而是交易费用不是零。 然而，他清楚地说：权益有了界定，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管权益谁属资源使用的效果会是一 样。我在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时指出，如果交易费用真的的是零，权益界是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市场资源使用的效果都一样。这点科斯同意，阿罗也同 意。

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误，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继续推敲，这小错 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碑的“科斯定律”中学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一定律 对，而是因为这一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严格来说该 定律是错了。同学们想想吧。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 制度费用而出现的。(按：科斯谢世前同意他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是大错！）

终于想到租值消散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不少，加上一些老百姓不熟知的法治费 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 或理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情况下，获 取利益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 了降低其他非市场的安排而需要付出的另外一些交易或制度费 用。

这即是说，无论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有多高，其出现

一定是为了降低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更高的制度费用。这些更高的非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什么呢？我为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多年，得到的答案是市场的存在减低了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想法允许我们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虽然我们有时要转换一下角度才能把这个等号看得清楚。另一方面，我曾经指出，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没有错，但促进这准则的采用需要付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代价，也就是说资源的租值在某程度是不可避免地消散了。是的，有些问题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较为清楚，有些问题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较为清楚。世界复杂，但有趣，我喜欢把角度转来转去看世界。

是多么神奇的世界！参与者要付出那么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市场才出现，为的只是要争取一个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是的，界定权益也有费用，是市场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为的也是要争取采用天下独有的，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规则：市价。

从无到有变化精彩

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的含意多而精彩。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而在我信奉的经济学范畴中没有局限的指定是不是能解释现象或行为的。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主要是用干解释制度或合约的选择，而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有了这些选择才处理。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无人知道制度或合约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另一方面，我认为马克尔的伟大传统不会因为漠视交易费用而全盘废了。挽救马克尔的市场分析，我们要假设交易费用其实存在，但固定不变，有了市场，然后分析

第二章：科斯定律

市场引导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假设不能让我们解释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选择，加上无数的市场现象我们无从解释。从提出假说的角度看，说交易费用存在或不存在一般是说空话，因为提出假说需要指明交易费用怎么样转变——即是要说明从甲Situation到乙Situation什么交易费用是怎么样转变了。

是的，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一律要基于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局限的转变。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以风险规避来解释分合约。今天我再不这样看，转用讯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作解释。当然，该文提出的卸责、偷懒等思维更不成气候，导致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是悲剧。

利益团体是解释制度的大利麻烦

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可不单是为了降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用那么简单。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这简单的处理应该对。但利益团体存在，左右着收入分配，交易费用会容易地上升；分析的麻烦就变得头痛了。我认为社会上有好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利润，会不顾社会的整体。是的，我愚来愚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自私会减低交易费用，也会提升交易费用，哪方面胜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了。

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解释社会整体的制度转变、或解释政府政策的采用，远比解释市场中的合约选择困难的原因。制度与合约是同类的现象，解释皆要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变化入手，但利益团体往往多而复杂，处理非常困难。好比要

解释为何农主义长成合同是远比解释有工会左右的劳工合同容易的。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签合同或制度的选择，后来如何是更难推断了。

解释或推断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变当然也要选择的角度入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法门。这个层面的解释当然困难，而事后的解释一般比事前的推断容易，虽然在原则上二者的方法相同。事后解释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追溯有关的局限变是远比事前选择有关的局限转变容易。后来我平生只中过一次大奖：只推断过一次，命中不是幸运的。

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那是一一九八八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的！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这推断，劝我不要发表，有些甚至认为我会为此弄得身败名裂。我不是个要博取声名的人，但当时提出的推断理论那么完整——同事泽尔说半点瑕疵也没有——而推断如果肯定不能被事实推翻，即是没有假说，所以决定发表，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今天回顾，当年我能准确地推断中国改变走市场经济，原因主要是一个。那是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那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干部集团。如果当时还有一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团体，我不会那么幸福，想来也不会有胆写什么推断中国的文章。今天看，中国的改制及跟着的震撼发展，将会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章，而我竟然能在一九八八年推断一道一些细节也推中——免不了有点高傲之情，要夸夸其谈一下。

如果同们能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发表的《中国走向资本

第二章：科斯定律 65

本主义的道路吗？》，会发现写理论的第三节很完整，而指出局限转变的第四节是有着足够的观察的。同学也会发现，在该文我提出的制度转变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科斯一九六Ｏ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即是后来认为是科斯定律的出处。

科斯之错比他的对重要 科斯当年推出不管资源使用的权利归属但要有明确的界定，是神来之笔，但跟着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却是误。然后，上的分析显示，我从他的失误推出的理论或假说的含意却是重要的收获。科斯常说，今天被认为是对的理论，到明天会被认为是错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从科斯错的地方学得的比对的地方多。这可见思想的重要性不能以对或错作衡量。科斯的思想有创意，有深度，而更为重要是与真实世界有关。这些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的条件，但要这三者合并才作得准，所以非常罕有。

不久前在芝加哥写的科斯领词中，我提到交易费用与权限界定是有着正数的关系，即是说交易费用愈高，愈需要有权限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巴泽尔读到，爱之，建议交易费用与权限界定可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巴兄可能对，但我不敢同意，因为交易费用是非常复杂的学问。钱币两面之说有趣，可惜是深学问，而巴兄和我皆老了，要让年轻的同学想下去吧。

科斯与弗里德曼之争 转谈科斯与我和而不同的第二方面，是跟科学方法有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科斯与弗里德曼在科学方法上出现了

争议，我在中间作了一些调解，但问题复杂，而他们互不相让，就不多说。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依稀记得，弗里德曼在他的上一篇大名的，一九五三年发表的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中，说了类似如下的一句话：理论是用以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科斯的立场：不知道是什么，经济理论无从解释。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对，但彼此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科学方法上有一个“否决前事的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ce），中学生也应该知道，但可以变得很复杂。说在雨天上一定有云，含义是没有云一定没有雨。这是“有雨”是“前事”，说没有雨一定没有云是错的，称“否决前事的谬误”。经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起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Ｏ年发表的一篇引自自然淘汰的文章，十分精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该这还是经济科学方法最好的作品。阿师的要点是：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否真实无关重要，因为淘汰下来的生存适者是证明着该假设是对的。阿师是说，认为该假设不对所以结果也不对是犯了“否决前事的谬误”。 “假设”是否需要真是实是当年经济学的大争议。受到阿尔钦的影响，弗里德曼显然认为假设不需要真实。然后，一九二四年奈特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却重视假设的真实性。科斯究竟怎样看这个问题我拿不准，但受到奈特的影响 history看来是明显的。 局限转变需要真实 我自己找到假设应否真实的答案，源于哲学大师Ernest

第二章：科斯定律 67 Nagel 一九六三年发表的《经济理论的假设》。作者指出，经济学称为“假设”的有凡种不同的类别，解释得很清楚。这使我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在实验室作实验，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一支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推到经济理论或假说验证那边，我用的主要法门是考察局限的转变，然后引进需求定律。局限转变的假设需要是真实的吗？通常需要的简化可以看为不真实。这是 Nagel 说的吹毛求疵，正如试管是否清洁可以吹毛求疵也不决。然而，大致上，经济假说的验证，局限的转变是否与实情相非常重要。换言之，在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中，指定的局限转变，在大致上一旦要是真实的，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立场。科斯的立场应该我相若，只是他出自伦敦经济学院，对局限的处理没有我后学三十年来得那么一瓣性。 题材选择要讲战略 我与科斯而不同的第三方面，是大家对真实世界的处理。我绝对同意科斯反对黑板经济学，重视真实世界。我也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行为或现象。科斯说的真实世界可不是些统计数字或归纳分析，而是行为或现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这里牵涉到的考察程序科斯和我没有两样。 我不同意科斯的地方，是认为他花太多时间考察一个题材，顾及太多无关重要的细节，以致很多他开了头着手研究的题材，过了几十年也写不出文章。当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少，但他坚持考察实情的题材，往往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太多

而把重点埋没了。

我也曾写过科斯那类文章。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在租管厂香港战后楼宇重建的就是。该文考察了好几年，法院档案数千份，得到的是什么呢？被誉为最有学问的租金管制研究，获得美国一份法律学报的首奖，但除了这些什么也没有。如果科斯曾年没有一脚踏中波频率这个罕见的有趣现象，发挥了他的天才，今天没有谁会注意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考察当然重要，细节当然也重要，但我认为不要学科斯的考察方法或我考租金管制的方法。我也认为从书籍、文件或档案找寻资料不是上选的途径，因为人为了记录，经过主观的判断，往往与事实有分离。实际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我们要多到街头巷尾跑。

回报率高的研究实例

让我举两个自己已经历过的成功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农场与果园，调查蜜蜂蜜与传播花粉的市场安排，从开始调查到写出去只用了三个月。读了这些关于饲养蜜蜂的书，拜访了十三家农户与养蜂者，拿到他们的蜂箱租约与收费数据，用了一个月，整理资料与动笔用了两个月。今天该文还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上，而时间在了约二十倍的租金管制，给人赞了几句之后就再没有谁管了。

第二个例子的回报率更高。那是一九七五年香港度假时，我发现重要足球赛事的优质座位门票一定先售罄，显示着优座票价格偏低，想到优座先满可以防止持有劣座票的入场后跳到优座那边去，因此想到优座票价偏低是为了减少监袭

第二章：科斯定律 69

跳座行为的方法。我于是跑了三晚香港当时还分几个座位级别的电影院，观察他们售票处一眼可见的座位销售情况，看到有炒黄牛的仁兄必须上前倾谈几句，写下了资料数据，回美后只一个周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一共只用了一个多星期，该文章今天还被引用。据说那所谓效率工资论是从该文得到启发的。我认为“效率工资”不成气候，是错的。

集中零散说得大场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知道研究租金管制、专利租用合同等大题材去了十年的时间是中了计，再不走那些要经过千万山水才能知道有没有重要收获的路。我转向多个题材一起考察，这里那感到可能可以验证的假说入手多找细节。走这样的路有趣的题材多，而假说往彼此相连，为个别动笔是太麻烦了。二〇〇〇年我花两年写三卷的《经济解释》，把多个假说一起放进去。二〇〇九年起我在四多重写《经济解释》，变为四卷，文字多了一倍，而可以验证的假说到处都是。今天再修，变为五卷。无论价格分歧、隔离收费、捆绑销售、全线通销、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玉石定律、履行定律、类聚定律、欺骗定律，四二均衡、仓库理论、等等，都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到过的地方，皆有趣，差不多全部牵涉到交易费用！加起来应该近百篇像座位票价或蜜蜂神话那个水平的文章，只是每个题材的处理是比发表学报文章灰愧简略了。

经济学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我们要以推出有趣假说的方法从事，考察有趣的观察，然后试图把不同的假说以一般性的理论架构集中起来，才有机会变得洋洋大观。深入的调查当然重要，但我们要看得准，要有很大的把握能得到收获才

走进去，或大兴土木。好比二ＯＯ七年我写《中国的制度》，大博一手是因为我事前知道会有一篇大文。另一方面，犹碎的现象与假说的考察及推理，这里一点那些一点，到了某一个层面从事者会发觉这些现象与假说有关联，可以一般化，一个大场面的整体可能会出来。在自己的感受上，今天的《经济解释》有这样的大场面！

读科斯向深处钻

回头说科斯，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经济学者，其思想不可以简化！读科斯不要向浅处想。他的文字清晰，但有代价：那些图浅释科斯的公司性质或社会成本的言论，一律失之千里。是我之幸，当年读科斯从第一天起我向深处想，想几年停一阵，又再向深处钻。想想停记不起多少次了。 一九七四年我把交易费用与广义的制度费用用画上等号，后来把制度费用与值消散画上等号，因此可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三者的角度略有不同，转换看问题既有奇效。这发展让我终于推出自己称为“四二均衡”这个理念，一个完整的、全面引进交易费用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理论架构于是冒出来了。那是二〇三年，而我拜读科斯的论文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我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

第四节：交易费用替代定律

（The Law of Transaction-Cost Substitution）

这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定律，在此前我曾提及，在此之后也会再提。问题是在重修这第五版之前，我拿不准怎样发挥，以及要推多远才收笔。本章分析科斯定律，回头再

第二章：科斯定律 71
读时，知道我提出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的基础思想是源于科斯定律的错误，前思后想，认为这里是适当的解释这替代定律的地方，遂决定以一整节处理。这定律有五个重要的基础。
基础五则
基础一。一九八一年我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肯定地写下：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这一重点否决了科斯定律。为什么市场出现是一个大难题，我二十多年前才想出答案。
基础二。一九九六年我写《交易费用的范畴》（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讲辞），把交易费用广泛地定为一个世界可能出现的所有成本或费用。这定义当时弗里德曼叫好，后来阿罗与科斯都同意。
基础三。租值消散是有竞争才会出现，所以租值消散是广义交易费用其中一种。这是整个交易费用范畴的关键：漠视租值消散，交易费用理论不会有一般性的均衡！
基础四。凡有社会——即是多一个人的世界——必有竞争。竞争一定要有决胜负的准则。在无数的决策谁胜谁负的准则中，只有市场的价格——价格高者得——这个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在市场，甲要获取乙的物品，必要先有产生，对社会做出贡献，才可以支付乙要求的价。漠视租值消散不能解释市场的出现！
基础五。履行定律——无论市场的消费物品或从事产生的生产要素——凡是量度了而作价或定价的特质或量，监管出售价是否履行承诺的费用会下降。좋比雇用员工，以时间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为什么有市场呢？答案明确：市场的出现，是通过界定产权——其中牵涉到公安、律师、法院等费用的付出——再加上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讯息与监管等的庞大费用，从而争取采用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换言之，虽然市场的种种交易费用加起来相当庞大，但不采用市价这个决定胜负的准则，在竞争下，社会必定会出现更为庞大的费用——租值消散！市场的种种交易费用，替代了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而后来也是交易或制度费用。ここ就是我在本节要解释的交易费用替代准律了。同样重要的是这替代准律不仅可以解释市场的出现。事实上，在社会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皆按着这一定律。举个例子，市场交易选择量度的特质或量，是要基于量度及其他交易费用与成交利益之间能获取最大利益—— this 选择一定是替代着其他选择的交易费用。不是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而是选择最高的利益。这收益是在竞争下不会消散的租值！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交易费用的替代，替代定律带来的收益上升，不一定含着交易费用下降了。替代后的交易费用可能高于被替代的，因为这替代导致的收益增加可能很大。比如上文说的引进市场的种种交易费用，替代了没有市场的租值消散，前者可能高于后者——甚至远高于后者——因为市场带来的收益增加可以大得惊人。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经典示范。

替代失灵，人类自我毁灭
人类的不幸，是社会的运作不一定是朝着降低交易费用（包括租值消散）的方向走。我说过，人类的悲剧性发展，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我也说过不能排除人类有一天可能毁灭自己。这自我毁灭一定是源于庞大租值消散的出现。如果所有上文提到的约束人类竞争——或促成合约——等费用的支付都减低了不少因为竞争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是我在这里提出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的效果。

最后，还要指出一个我推理时常用的重点。这是：如果在一个理论或假说的均衡点中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存在，但没有消散，该理论或假说一定错！
上述的不同交易费用互相替代的理论，不是深学问。然后，上文可见，这替代牵涉到的范围广泛，变化多，需要反复推敲。整个话题的关键，是要把租值消散算进广义的交易或制度费用中。换言之，不引进租值消散这个要有社会才会出现的理念，我们不能全面地掌握交易或社会费用。这也是交易费用替代定律的一个关键了。

子错满盘皆落索 不少朋友认为，分析合同的经济学源于一九六九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合同选择的文章。我跟着的一系列作品皆涉及合约。今天深感遗憾的是在那篇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我提出 shirking（兜责或偷懒）这个无从观察的术语。 子错，满盘皆落索。一九七二年，阿尔钦及德姆塞茨以 shirking 为主题，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一篇大红大紫的文章。跟着的发展是无从观察的行为术语大量涌现，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的巅土重来了。不能观察，于是无从验证，是经济学的艰难发展。 提到这些，是要指出，如果当年我想到这里提出的，从交易费用替代这个角度看合同的选择，经济学的发展可能有另一番景象。 参考文献 F. H. Knight, 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F.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R. H. Coase,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Economica, 1946. M.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1953. R. H.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第二章. 科斯定律 75

of Law & Economics, 1959.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H. Demsetz, “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4.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H.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S. N. S.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S.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S. N. S. Cheung, The Myth of Social Co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tract Economics, 1992. S. N. S. Cheu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 1998 Presidential Address,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Economic Inquiry, 1998.

抱歉，该页没有提取到任何文字内容。

租值消散不局于有或曾经有的租值的消散，而是包括应有的租值。约束竞争的方法不同因而得到不同的效果是一层一层的考虑，从伦理风俗到政治制度到市场运作到政府管制——每层都有关租值消散的困扰，也即是有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困扰了。只是作为竞争准则的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理想的世界不存在。

抱歉，第85页没有提取到任何文字内容。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租值消散（the dissipation of rent）是指有价值的资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资源的价值局部或全部消散了。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没有这竞争不会有租值消散。换言之，一定要有社会才会有租值消散的出现，所以我们可称之为社会或制度费用，属广义的交易费用的其中一种，虽然不一定有交易。我解释过，不同类别的因为有社会才出现的费用往往无从划分，综合为制度或交易费用是一个广义的选择。

明显地，因为有社会而出现的竞争可以导致资源的价值上升，促成斯密说的国富。斯密没有说，是这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可以带来国贫，推到尽头可以灭绝人类。我不怀疑有朝一日人类会灭自己。这白我毁灭的倾向不要从博弈理论的无验证的方法处理，而是要从租值消散那方面看，虽然我的《经济解释》不会推到那么远。

第一节：交易费用可以从租值消散看

作为解释行为的局限，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不容易夸张：漠视交易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不多。令人遗憾是这项局限很难处理。我曾经写过一句行内朋友认为是经典的话：

交易费用这题材料不是一个在大学要升职的助理教授应该试的。是实际上世界的局限，复杂无比，不作实地考察容易猜错。当写博士论文，老师阿尔钦规劝不要尝试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因为是太难了。我没有依他。很幸运，《体农理论》的确是走通了一点，跟着一路走下去，匀匀五十年，不可能没有增加收益。

一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在网上征求同学意见，说要写交易费用了，不知道几部分写还是一次全面地写出来。同学们近乎一致地希望我一次全面地写，然后到另一卷时重复再写。依他们的，我写了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八章，题为《制度的费用》，感觉满意。现在是到了需要重复的时候。不会全部重复，不能毫无新意。我处理方法，是不参阅该第八章过什么，略为转换角度，以科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的麻烦入手。免不了有重复的地方，但我是个每次细想多少多少有点新意的人。同学们跟不上要找该第八章重温一下。

科斯的假设出错

说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初稿时，为了在逻辑上要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我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二者的运作的交易费用的比较作了深入的思考。过程中突然想到，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政府的策划——즉是由中央指导生产及分配——会毫无困难地满足帕累托善点。我因此想到科斯定律示范着的养牛与种麦的例子，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是假设了答案，也是多此一举，因为交易费用是零政府的策划会容易满足帕累托，不需要市场。这也使我认识到经济学者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

第三章. 租值消散的变化

只不过是源于暗地里大家对交易费用的假设不同——只要假设交易费用够低，计划经济的效率优于市场是容易推出来的。

科斯是当时唯一没有笑我推断中国走的路的人——他读后沉默，是唯一没有反对我的推断的。本章第二节提到，他来自白纸黑字地写下同意我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也即是同意科斯定律的假设是错了。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酒会上遇到阿罗，他很热情地要跟我研讨，为的是要我澄清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之说。阿罗显然认为新奇有趣，要从原创者的口中证实。酒会人多，不便多谈，而我想着的是另一件事：作为百年一见的数学经济天才，阿罗怎么有闲情去读我论中国的小册子呢？

弗老给我一个位置

一九九八年，作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我的讲题是《交易费用的范畴》，综合自己多年的思维发展所得，提出如下几点：一，不同类别的交易费用在往不能分开，但在边际的转变上可以分开，可幸运得假设我们只要从边际的转变看，也一定要在观察上可以鉴定。二，假说验证不需要用基数量度交易费用，以序数排列高低足够。即是说我们只需要排列不同情况下的交易费用就高就低，不需要管高与低之间的差距比较。三，porque不同类别的交易费用往往分不开，所以要用上一个宽义的阐释：交易费用包括所有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能出现的费用。——一人世界没有社会，也没有经济制度，交易费用于是成为所有因为有社会而出现的费用了——可以称为制度费用。四，科斯定律说如果权利谁属有界定与交易费用是零，市场的运作会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交易费

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不用有市场，就是私人产权也不需要。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有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

我把《交易费用的范畴》的稿寄给几位朋友先读，意见，其中我最重视的是弗里德曼——不是因为他大名，而是他从来没有在交易费用这个话题上过 für 憎，我 要知道他怎样想。弗老得用心，在英文文字上建议一些修改，文章的内容他不仅同意，而且说我有的是一家之言。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你站着的位置，是你的，我明白。”经济学有人满之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想来不易。然而，这门学问被搞得一团糟，空出来的位置无数！

梦中想到租值消散

故人已矣！弗老给我一个“位置”的当年，我知道有一个难题还没有解决。市场的存在不可能没有交易费用，是些什么费用做生意的人可以如数家珍。然而，市场的存在不可能是为了增加制度费用——应该是为了减低制度费用。真正的判断是这样，但逻辑不肤浅。这是因地球上出现过很多合同或制度安排是明显地提升了制度费用的，尤其是在牵涉到政府的左右。

我想到两个原因说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制度费用。——一是人类历史说，增加费用的制度合约安排不能持久。可以持续几十年——例如香港的租金管制——但不可以永止境地存在。另一方面，市场出现在人类有文化之前，不止五千年了，是一种永远打不死的制度安排。第二个市场会减少制度费用的原因，是决定竞争胜负的无数准则中，市场是唯一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83

不会导致租值消散。人类追求市场的出现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行为，虽然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惹来多种干预—后者要到下一卷写国家理论才处理。
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少制度费用，这减少了的是什么费用呢？是个难题，因为大家知道的市场的交易费用包罗万有，哪种费用可以减少呢？我要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晚上，才在半睡半醒中（往往这样）突然想到租值消散是制度费用，可以作为广义的交易费用看，而市场协助减少的是租值消散。上一层楼，看清楚一点，所有交易费用皆可作为租值消散看。
有社会竞争才出现的费用
租值消散是指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下，竞争的人多多，有价值的资源或物品会因为竞争的费用或成本的提升，或因为资源或物品得不到善用，其价值会因为竞争而下降，原则上可以下降零。毫无约束的竞争不容易想象，所以在真实世界的社会有价值的资源的租值下降至零的实例绝无仅有，但租值局部消散是说有交易费用，近于全部消散的实例不难找。这里说的资源不仅包括土地、海洋、矿物，也包括人力与任何有稀缺性质的物品。
租值消散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出现，所以只能在社会才有机会出现。这消散是社会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是成本，也是费用。租值消散与生产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 这些性质与交易费用完全一样，但没有交易也可能出现，广义地称之为制度费用较为恰当。广义地看，其他很多交易费用也可以在

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跟租值消散一样，只能在社会出现。

三个角度各有胜场

交易费用、制度费用、租值消散是三个不同的角度看社会费用，逻辑及概念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三者看世界的角度略为不同，遇到种种需要解释的现象此时我们要换角度看。有时同一现象我三者皆尝试。这样的换尝试比较容易找到解释世事的答案，而如果三个角度的看法带来不同的结论，或有冲突，那么答案是出现了问题，要再考虑。一年来而言，以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市场运作的合同最适当，因为是直接的。以制度费用的角度看市场之外的问题，例如风俗、宗教、论资排辈等，比 হয়适当，因为这些是一般性的约束，很少牵涉到市场讨价还价的行为。租值消散呢？解释竞争行为最适用，因为市场与非市场的竞争皆可以容易地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

人类的追求与贫富的区别

土地、矿物、树木、人力等皆资源，由上苍赐予。这些资源不通过人的脑子发展起来不值钱。资源的升值就是租值，是我从绅逐夫人一九三三年的“租值话”变化出来的。มน历的经验说，资源的局限条件相近的地方，财富或收入可以有很大的区别。对这现象的解释经济学不是没有，而是无数，在人类文化历史少了数千年了。本节的讨论含意者的解释，是不同地区对约束竞争的合同安排不同，因此导致不同的租值升幅与租值消散。

租值消散不限制于有或者曾经有的租值的消散，而是包括应

第三章 租值消散的变化 85

该有的租值。约束竞争的方法不同因此得到不同的效果是 一层一层的考虑，从伦理风俗到政治制度到市场运作到政府管 制——每层都有租值消散的困扰，也即是有交易或制度费用 的困扰了。只是作为竞争准则的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 散。理想的世界不存在。
人类追求减少租值消散，以市价作为竞争准则是目标， 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我说过，市场 是奢侈的玩意，不可能没有可观的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代 价，赢得的是减少了另一 些社会或制度费用：租值的消散。
从本卷起，尤其是本章的本节，我较多地以叙述自己思 想的发展过程来解释我要对同学们申述的理论或概念。这是 因为从卷一到卷三难读程度不断上升——不少学这样说。 我于是想，加入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作解释，让同学们知道 来龙去脉，可能有点帮助。

第二节：外部性理论的胡闹与世界的现实
社会成本问题是指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分离的问题， 也可从社会产值与私人产值有分离的角度看——二者相同 也。撒开庙占与科斯不论，这话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 发展学说兴起时，变为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的讨论 和争论，很热闹，而导火线是米德（J. E. Meade）——一九五二 年发表的关于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文章。
这热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社会的产出或投资会对从事 者之外有影响。落后之邦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要鼓励 哪种投资的外部效应是话题。其二是经济效率：外部效应应

比较有趣是当年（今天还存在）外部效应分技术外部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 effects）与钱外部效应（pecuniary external effects）两类。前者是指工厂污染邻居那类——这影响没有市场处理，没有价，因此无效率。后者是指某行业扩张或收缩，影响了生产要素之价，因此影响了其他生产人的成本。违反帕累托的无效率起于前者。科斯的贡献是指出前者起于权益没有界定，澄清了什么技术不技术的混乱思想。

杀手的思维

灾难的出现，是六十年代中期起外部效应的分析转为外部性（externality）的流行发展。外部效应的阐释本来就有不少问号，外部性是把外部效应再分门别类，术语层出不穷，单是公海捕鱼就有好几种——例如政府规定渔网的孔过大出现了“网外部性”（mesh externality）。

我认为外部性的理论胡说八道，一九六九年写好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同结构与非私产理论》，手起刀落。该文不易读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原本分两篇的，但科斯说合为一篇较好。他是我要发表的学报的编辑，依他的建议。其二是一九六九年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去，搬迁琐事多，没有机会坐下来多修几次。本节澄清该文说的第一部分，关于公海捕鱼与租值消散的第二部分过去才处理。

虽然我恨不得《合同结构》一文能多よ数稿才发表，该文可不是毫无建树：四十九年前的今天还在美国研究院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87

的读物表出现。读不懂的有微词，但说是天才之作的也不乏人（—笑）。杨凯读这后来竟然说我是外部性理论的其中一个创始人——他显然认为杀也是创。

推论如下——同学们要小心跟进。在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会容易地影响他人。这些影响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先谋有害的影响吧。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员工在工厂操作，对社会的贡献是他每天的平均（不是边际）产出值减少他每天的工资。然而，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影响，工厂内的每个其他员工的边际产量会因为多了一个人的参与而轻微下降。这些轻微下降加起来是社会的损失。社会的最大利益或叠累托善点，是在边际上参与的人对社会的贡献等于其他员工加起来的损失。

先从一条公路看

第四节我会转到庖古的两条公路的讨论，这里先用一条公路来示范一个员工参与操作对社会的利害问题。一条公路，多一辆车参进，假设该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若干公里，其他车辆在略有拥堵的情况下大家的时速会大致相同。这辆参进的车的私人利益是节省了的时间的所值。另一方面，多了这辆车的参进，公路的其他车辆会缓慢了一点。这些很多的一点点的时间损失加起来所值是一辆车参进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不忘记参进去的那辆也是社会的成员，他赢得的时间节省所值是社会的利益。争取这公路对社会的贡献极大化，在边际上一辆车的参进获得的利益要与其他车辆每辆的轻微损失加起来的总损失相等。

要怎样通过市场来达到上述的帕累托均衡呢？有两方

为什么想到合同结构

转到外部性的题上，提出的例子提出三个要点。第一，凡有社会必有竞争，而凡有竞争必有外部性的困扰——员工参与影响其他员工，车辆参与影响其他车辆，皆外部性也。第二，说明通过市场运作可把外部性“内部化”，满足帕累托，但要找到最高租值之价谈何容易？市场对社会当然有贡献，但我们只能说在资源使用的竞争下，适者生存会淘汰那些与最高租值大分离的竞争者。要求毫无分离是乌托邦的思维，而以这分离的或大或小衡量外部性的存在或不存在属满足问题的玩意。第三，把外部性部分门别类是分之不尽的。癞君子们既然在海捕鱼提出“网扎外部性”等类别，公路的使用、工厂的运作等我们也可以各有各大类。以老人家的想象力，几块钱一类可以赚很多钱。外部性理论是胡闹的玩意。

想深一层，我们想到合同结构那方面去。年轻的同学不会知道，三十年前美国租用电话，有一份没有多少人知道的长达数百页的租约，什么顾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说来真的话长了。每项合同的约束皆外部性的约束。同学们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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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租用合同呢？可长可短，而短的一般不言自明的约束，因为有普通法及其他法律的协助。例如在墙上挂面许可，但拆墙不成，这些通常不会写进合同去。不写进不等于合同结构不存在。合同结构的晦暗或明或暗，每一项约束使用的条款都有关联的问题，没有每项以价值定，打起官司很头痛。这是市场，何完善之有战？换言之，吹毛求疵地看，任何有或可以有合同结构的市场成交，要分外部性的类别是分之不尽的。

狗吠之声音市场

经济学者是喜欢改进社会，老是认为自己聪明人家愚蠢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國的 A. Walters 造访西雅图华大（此君后来依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改革了英国），跟我在学校的饭堂进早餐时，另一位也造访的经济教授坐下来共膳。这位不速之客不说就批评斯定律，说狗吠之声扰人清梦，但从未有在市场成交过，科斯是胡说八道。我心中有气，也句话不说地立刻回应：“狗吠之声天天在庞大的市场成交，作为经济学教授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住在花园的房子可以养狗，但住公寓则说明不准，狗吠之价早就算进所之价或租金之内。”Walters在旁听着，大声叫对。

说过了，市场是奢侈的玩意。我们不能期望每声狗吠都算价，或声大声小用仪器量度然后统计。就是上述提到的公路，车辆互相干扰，要厘定一个公路租值最高之价不容易。理想的市场不存在，而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不含有市场。这是真实的世界，说这里那些级政府干预的外部性出现是说之不尽的。我们知道的是，是因为有众多的利益团体存在，外部性的言论可以提供借口，要求政府干预而便了混水摸鱼的

市场与礼仪的分界不明显 政治不论，人类毕竟要生存，要活得好一点。那所以外部性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无所不在。大家熟知的市场之外，社会的发展重视风俗、宗教、礼仪、伦理——这些是处理在竞争下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局限约束了。可以作为合同的约束看。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对我妈然一笑，价值千金，但我不会给她钱那么没礼貌，而动手脚非君子所为也。这些是礼仪。老人家会怎样回答这里不说。可以说的是当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对我妈然一笑，有糖果在手我一定给她。这是市场，只是没有硬性的规定，惹不起官司。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见到我一定笑，显示着她们对市场的认识比政府高明（——笑）。 过年过节亲友之间送礼物也是一种市场，也没有硬性规定的市价。收礼者不一定用得着，换来友情上的温馨是另一种消费者盈余了。西方，好些地区的商店，圣诞节过后许许多多礼物去换取其他的，而礼物的包装一般显示着物品的来处。于是，互相送礼以市价成交逐渐明显，但友情所在，风俗使然，这成交价没有通过洽商。 当今之世——历史说自古皆然——赠送物品的风俗不一定是为了情感的表达。今天的神州，以“礼物”换取“好处”的行为常有。当然也是市场，但不是明买明卖，可以拖饰着些什么。 我希望同学们能从这节读得明白：在竞争的社会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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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是无可避免的事。不可能没有利害的冲突。通过市场来解决这冲突是古今常见的方法。因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市场的形式变化多，而在好些风俗或礼仪的处理下，市价不明确，合约若有若无，称之为市场在语言上一段人不容易接受。分界不明显，但我们可以把风俗与礼仪作为市场的替代者。

不管怎样，动不动说“外部性”，违反了帕托，要 政府干预，是跟可以解释行为的经济学扛不上关系的。真实 世界的有趣现象无数，经济学可以问的是“为什么”——只 此而已。
结语
在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这些影响通常有 很多方面，每项算价是算之不足的。是竞争带来的冲突，而 市场的运作是处理这些冲突的一个方法。有结构性的合约的 出现是为了处理在同一交易中牵涉到的不止一项的互相影 响。明确与监督合约的多方面约束的交易费用不菲，好些约 束没有写进合约，因为社会有普通法或不成文法的协助。此 外，社会也有风俗、宗教、礼仪、道德、伦理等，皆合约性 质的约束。细心地看，我们不容易说这些众人认为是非市场 的约束不是市场。同学们不要问理想的世界那方面想。
拟作《合约结构》——一九七O年发表后，行内出现了不少 关于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s）的文章，皆尘下的 折叠，方法式多过文字的分析揣摩不在这些作者对真实世界 的无知。说过了，几块钱发明一项“外部性”我可以赚很多钱。

我不认同贝克尔等人以功用函数的分析处理社会的风俗现象，认为他们提出出来的假说难以验证。我也认为在观察上他们不重视细节，靠数字的回归统计没有说服力。我自己的取向是以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变化来处理社会的风俗现象。本节范了一点，过后分析中国的旧礼教家庭时我会较为深入地范交易费用对解释风俗伦理等现象的威力。

不管小节难成大文

经济学报很少见到像《蜂巢》、《优座》那类纯为解释小现象而作的小品。经济学者对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现象没有兴趣。他们信奉由机构发表的数字，以回归统计及数学方程式建立学术形象——但现象的细节付之阙如，读来味同嚼蜡。我《蜂巢》文章也用了些统计方程式，而科学则说该运上几何图表是美中的缺失。那时我出道不久，对学问的认识没有今天这么老到。

重视细节是《蜂巢》一文能流传到今天的主要原因。有细节让我们看到变化，变化多可以验证的假说多，思路容易由纵横，这里验证那里验证，验个不停，加起来有钩之力。当时文稿写好后，传了开去，美国最大名的学报的编辑索稿，我说是否应给科斯的。该编辑在来信中要求我取消描述蜂巢怎样养怎样飞的相当长的第一节，反映着经济学盛开的品味正下。今天回顾，没有该节《蜂巢》一文不会流传到今天。

同学们想想吧。米德一九五二年发表一篇关于外部效应与市场失灵的文章，举蜂巢蜜蜜与传花粉为例，说没有市场，蜜糖与果实的产量因而下降，于是效率，需要政府补贴果树的种植与蜂巢的饲养。可能因为蜂巢在花间翻飞着迷人，这例子立刻走红，有关的外部效应理论成为经济发展学说的一块基石。问题是，花中的蜜浆与蜂巢传播花粉的服务在真实世界有市场，蜜浆有价，租用蜂巢也有价。这对米德提出的外部效应毫疑是当头一棒。要提供确实的证据很容易：美国的农村乡镇的电话责任可以找到。问题是找到证据又怎样了？米德提出的神话说没有市场，实际上，算是

什么学问了？

这就带到细节考察的不可或缺，因为可以从细节的变化推出多方面的可以验证的合理，示范着蜜浆的采集与蜜蜂的服务不仅有市场，不仅有价，而且蜜蜂、蜜浆、花粉等微不足道的资源市场是处理得那么精细与巧妙，足以令人拍案的。

——一个女人电话教我 ——一九七二年的盛期，我在盛产苹果的华盛顿州访问了十三个农户与养蜂人家，他们共同拥有大约一万箱蜂。我从他们那里拿得传播花粉服务的合约与租用蜂浆的场地租约，要求他们让我录他们的收费进账及租地支出的记录，也向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他们的协助使我大为感谢。后来在文章的第一个注脚他们每个的名字我无一写漏，一律感谢。最重要的帮忙是一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女人。她是一位养蜂者的太太，我跟她通过三次电话。

该女士的帮忙重要，因为我读了不少关于蜂的读物，研究了上述的合约与九位养蜂者的解释，但还有些问题不明白。这是因为一个养蜂者只跟我说自己 的生意，自己的专业，不知道或不愿意讨论为什么其他养蜂者的处理有不同之处。那位名为 Gerald Weddle 的女士虽然说自己不懂，但知道得多，思想清楚，有问必答，解释了我不明白的地方，而她的解释全部有我手上拿着的证据支持者。

我考察的细节变化与大自然的因果关系牵涉到如下几点：天气的变化导致蜜蜂数量的增减，果熟的先后、蜜浆的盛衰：植物种类不同有蜜浆的存量不同与传播花粉的需求不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95

同：蜜蜂飞翔的习惯、风力的左右、蜂箱搬运的费用、杀虫药物的威胁；农民的护蜂风俗、政府法规的左右、土地产权与地主的性质等。这些考察年来是大工程，实实不是：几天工夫可以掌握相当详尽的资料，只是好些细节难明，要问上文提到的女士。

同学们可以想象，有了上述的变化资料，采集蜜浆与传播花粉服务的价格变动不难推出，验证也容易，而最有趣是蜂巢蜜时一起传播花粉。后者的服务之价当然要依蜜浆的多少而调整了。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上述的女士给我的提出重点重要。植物如首蕊盛产蜜浆，也需要传播花粉，但同样的首蕊，蜂箱租用之价有很大的差别。我百不得其解。女士的解释，是首蕊的培植时候是为了养牛，有时是为了结籽，而为后者蜂蜜所获的蜜基甚少。只为养牛不结籽，传播花粉的服务没有价值，但首蕊蜜浆多，蜂主要给农民钱把蜂箱放进农场去。

利他的理论 不难推论，如果一箱纯为传播花粉服务的蜜蜂的租用市 值是十元，而该箱预计的蜜浆收获也同值十元，租用蜜蜂服务是不用付费的。当年我跟着想到，如果一个果园主人租用蜜蜂服务，其箱子数量准确地调校为每箱的租金等于预计的果实的边际产增加的值，满足了传统视交易费用的帕累托条件，但其中一些蜜蜂无可避免地飞到邻邻的果园去，为邻邻做了传播花粉的服务。蜜蜂不请自来，邻邻的园主可能没有付费，传统的帕累托观察会怎样看呢？这是有趣的免费“利他”的行为或现象了。

我想到了答案有点新意，把同事巴泽尔吓了一跳。这答案是：如果果园租用蜂箱的数量满足了帕累托，蜜蜂乱飞到乙果园去利益，他乙不付费，只要乙果园的果实收获增加因此达到最高点——即是乙果园的边际产量刚好下降至零——帕累托条件会一起满足了。这里同学们可以假设乙果园的果树品种跟甲果园的不同，前者不需要很多的花粉传播服务。 我跟着提出了一个钢琴好手在家中弹琴的例子。好手弹得悦耳，琴声传到邻居去，后者免费欣赏，分享邻居之乐。这里的问题是琴手每天弹琴的考虑，是自己在边际上的享受与自己的时间在边际上的成本。二者相等他不会再多弹。假设他的选择是每天弹三个小时。免费地给邻居听怎样看了？答案是：邻居虽然喜欢音乐，但听得太多会讨厌。如果邻居的最高享受——琴声给他的边际利益达到零——的时间长短刚好也是三个小时，一分钱不给邻居的琴手也刚好满足了帕累托！这是因为付钱与否，听琴者的最佳选择是邻居琴手弹三个小时。 这个利他能不收费能满足帕累托善点的情况显然有趣。一九七二年的秋天我写好了一篇文稿（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十二篇），当时没有发表是因为写好后才察觉到，一九六二年J. Buchanan 与 W. C. Stubblebine 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同样的情况，而过了几个星期A. Harberger 造访西雅图，读到我的文稿，说他也有一篇文章说过同样的话。英雄所见，何其略同也。

没有发表，但当时的打算是把该论点发挥到真实世界的现象去，多表现一下才发表。文稿堆堆下来后，转到研究其他题材，忘了再回来。后来出版《英语论文选》时从一位旧同事那里找回该稿，一字不改地放了进去。
我当年打算怎样发挥呢？首先是从上节提到的英国A. Walters对我说的一件事。他是研究建立新机场的，对我说一个新机场的建设，其邻近的地产物业之价一定上升。反对建机场的吆闹一般是为了索取多点补偿。想想吧，飞机升降的噪音很难受，单看这不良影响机场邻近的物业之价不能不下降。另一方面，机场带来不少商机与就业，邻近物业之价会被带起。一落一上，二者相加的效果是机场导致邻近的物业之价上升。跟蜜蜂乱飞与琴音传达邻居一样，如果机场的建造导致有关的物业之价升到顶峰，不需要任何干预，传统的帕累托条件是达到了。近日无从估计，因为飞机飞到很远的地方，一个新机场建立带来的利益与害，或大或小波及整个地球，而这边商机提升，那边商机可能因此下降了。
我们不能只要机场带来的商机与就业而推却飞机升降产生的噪音。伸展开来，在社会中，不止一个人的行为会有外部效应，不让这些效应对外人可能有利或有害，而最普通的情况是像建机场那样，利益害二者皆出现。我们不能只取其利益而否决其害。正确的处理是利与害合并在一起考虑。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是羊毛不能先剪下，要肉不要毛我们也要整只羊算价。
所谓“外部性”是社会无所不在的现象，有理论的胡

闷我说了。日常生活中我们交朋友，每个都给我们带来利与害的影响。我看人家，人家也我；交朋友只求利，不要害，你会是个很孤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类行为是没有通过明显的市场处理的。利益与害的外部效应互相拥绑着，二者大致打平没有市场也近于满足着帕累托，而二者拥绑带来的外部利益上升高对社会是有利。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对他人有影响的行为没有通过大家熟知的市场，而加进可以看为准市场的风俗、宗教、礼仪等约束， 人类的生活会逐步改进。只是利益团体与政治的存在，人类自发性的“自己生存”也让他人生命。

回头说工厂污染邻居，像机场那样，工厂的存在也给邻居带来就业与商机。政治不论，利益团体不谈，本章说的经济逻辑直指市场的安排会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适当的地方，不需要政府或环保团体的左右。一个上佳的住宅地区，工厂不会出现得起价在那里买地。原则上，考虑到上文说的利益与害的外部效应应合并出现的情况，帕累托条件的要求是一个地区的总地价能达到最高点。需要的是权利有界定，而这是回到科斯之见了。需要政府策划，左管右管，只不过是利益团体的操作，而政府官员也是一个利益团体。

我从来没有说过不需要政府管治，也没有说过不需要政府策划。没有利益团体的左右，政府的策划一般是顺着市场的取向。这点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学得的。在抽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见，新《劳动合同法》推出与北京调控失当之前，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发展得最好的那段时期（我看是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七）是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县政府有决定土地用途的权限，他们当然有策划。 然而，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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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策略划着的用途是什么，只要投资的人能说服管治者有较佳的用途，能给 District 带来较高的收入，原定的策略可以更改。重点是县竞争压力制作者和益团体的涌现。

最后我要提一所加州大学分校的例子。美国加州南部有一所加大分校，五十多年前建在一个荒芜地带。这是源于一个大地主把最上选的那部分免费提出，要求大学光临。大学建成后，该地主还拥有的邻近的土地之价值急升。发了达。中国的成话说是抑砖引玉，本节的分析就是购买外交效果。

第四节：租值消散理论的起源与失误 租值消散是指竞争使用资源导致资源的价值下降或消失了。是严重的问题：新古典的传统说竞争使用资源会导致资源的价值上升，怎么一下子倒转过来了？我们今天看是竞争的约束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合约的安排出现了问题。虽然租值消散的意识起自新古典，但这传统并没有开门见山地从约束竞争或合约安排的角度看。

我可能是经济学者中最喜欢提及租值消散的人，或者说有关的理念我最常用。这习惯源于一九六六年写《仲裁理论》的初稿时，我开始察觉到一个规律，后来把这个规律清晰地一般化：任何经济分析，如果在边际上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但这值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

老人家发明的——一般均衡我可以明确指出这规律的出处。那是一一九六九年出版“

的《侮农理论》第四十三页的一个几何图表中的MEA那个三角面积，应该消散但没有消散。那是马歇尔一八九〇年的错误，他自己可是没有注意到。马氏当时没有画出图表，一九六六年我跟踪他的几个注脚画出，肯定该面积是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所以肯定传统的侮农分析是错了。《侮农理论》的原作今天在中国内地再版了，该“三角”还在那第四十三页。同学们找来细读，会察觉只要能一脚踏中，理论的重要突破可以很容易的事。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的理论一定错这个理念，后来成为我自己常用的一般均衡：考虑一个有解释力的假说时，我们行均衡量所有与该假说有关的局限，看这里那里还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不是严谨的推理方法，但容易用，推得快——经济逻辑有错可以很快地知道，虽然逻辑对不等于理论假说也对。当的一些问题感到奇为为什么我可以那么快就指出理论上的错误。我不是个喜欢秘密自己的人，但要懂得怎样从租值消散的角度衡量一般均衡可以是复杂的学问。常用、熟习、可以用得快——快若闪电也。 

原则是简单的。租值消散是指在社会中，无主的收入会在竞争下消失——除非有某些特殊的局限保护着竞争者。这些所谓特殊的局限千变万化，经过多年我也不能门门别类，而又因为有这些特殊局限的存在，租值全都消散很困难。在本节及跟着的三节我会详细加示范。其中最困难是价格管制与租值消散的关系：那是我尝试过的最困难的分析了。

这里要顺便一提。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源自瓦尔拉斯的方程式，芝加哥的奈特、弗里德曼与施蒂格勒认为这些方程没有经济内容，而弗里德曼在他一九四九年发表的《马

让我们从头说起，回顾租值消散的发展过程的大略，尤其是我自己在这话题上的思想发展。细说一个思想范畴的来龙去脉对同志们的理解有助。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词起自戈登（H. Scott Gordon）一九五四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公海捕鱼的文章，但有关的思维则源于马歇尔高举的von Thünen（1783-1850）。把这思想发扬起来的是庇古（A. C. Pigou）——此君是马歇尔的学生，也是剑桥承继马氏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人。庇古多产，最重要的论著是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整个厚厚的书是关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出现分离及政府应该怎样补救。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我研读庇古，认为此君对事实的考察不及格，分析力中等，但想象力过人之处。

庇古在一九二〇年的《福利经济学》的初版中提出了有名且重要的两条公路的例子。两条公路，一佳一劣，皆从甲市到乙市。佳路狭窄，劣路宽阔。汽车选择在车速较快的佳路，但车多了，互相挤迫，你损害我，我损害你，一辆车的私人时间成本因而低于自己的时间成本加上阻慢他人驾驶时间的社会成本。

让我们简化，只管驾驶时间，不管路面是否舒适。劣路宽阔，永远不出现拥挤，但因为路面比较差，车行得比较慢——这说得通。

我们主要强调，在不同路面上的车行速度已不同，因而产生的社会成本也不同。当一个司机在佳路上行驶时，由于他自已的速度快，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但在劣路上，因速度慢，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比在佳路上大得多。假如一个司机在佳路上行驶，因符合社会成本的考虑，他应当付出较高的车费。反之，若在劣路上行驶，则应付较低的车费。这就是通过车费调节司机的行为，使之达到社会最优的例子。

这两条公路的例子反映了资源配置中的外部性问题。资源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不一致，导致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庇古强调，政府应通过税收或补贴来纠正这种外部性，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

以上只是摘录部分内容，完整内容可参阅原书或相关资料。

慢。容易推断，佳路的车辆拥挤到某一点，一些车辆会转到永远不拥挤的乡路去。均衡点是佳路与乡路的行驶时间相同。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佳路没有拥挤，车会行得较快，时间的节省是社会的利益，也可看为社会的成本下降了。既然乡路永远不会出现拥挤，把一部分车辆从佳路赶去乡路那边，被赶去的不会受损，因为佳路有足够的拥挤共驾驶的时间跟佳路不同。庙古是不是建议，政府要抽一个使用佳路的税，这税收可以大家分享，但佳路因为需要付使用税，拥挤减少，社会整体因此而得益。庙古没有算出，但这佳路的使用税应该为何我在本章第四节分析过了。 一九二四年，芝加哥的奈特（F. H. Knight）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题为《社会成本阐释的一些谬误》，直匡庙古之非。他说庙古的推理逻辑没有错，但严重的失误是庙古假设较佳的公路不是私有财产。如果该路是私产，路主会收公路使用费，因此费也，会与庙古提出的理想税收完全一样。换言之，奈特是说庙古吹错了树。私产的存在可以解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这个难题是奈特首先提出的。这是早于科斯三十六年了。 一九二四是我出生前三十一年，但我有幸认识奈特，有机会向他表达仰慕与感谢之辈。奈特的文章历来不易读。我不认为他对文字的操控不足，而是他想得深。想得深入要付代价。奈特在《谬误》一文坚持“假设”要与事实相符是首要的分析经济问题的关键，聚眼看是违反了科学方法。其实他说的“假设”是指局限条件，这深深地影响了我走的经济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03

解释的方法与路向。如果同学翻阅《维基百科》写奈特那一 条，会看到其中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弗里德曼、科 斯、布坎南、施蒂格勒、张五常。 度古没有回应奈特指出的谬误，只是把两条公路的例子 在《福利经济学》的再版中删除。很可惜，产权问题因为吵 不起来。科斯三十六年后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论点重 心与奈特说的一样，但科斯提出以产权界定的角度看私产是 重要的贡献，而把交易费用放进去讨论的中心位置是更重要的 贡献了。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四年戈登分析租值消散时没有 提到奈特。他把奈特的两条公路改为两个公海渔场：几何图 表一样，戈登只是把奈特的平均与边际成本曲线对着镜子 看，转九十度，变为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戈登应该提到 奈特的，虽然他的公海捕鱼文章的本身也是重要贡献。 租值全部消散是难题 这里有一个没有人注意的重要问题。虽然他们没有说， 庄古与奈特的分析，两条公路，一佳一劣，佳路应有的租 值——收取使用费带来的租值——因为不收费，在竞争使用 下是全部消散了。庄古说抽税可以挽救，奈特说如果佳路是 私产路主会收费，因此有租值。如果佳路不是私产，没有业 主，没有人收取使用费，政府不抽税，佳路的竞争使用没有 约束，其租值会在竞争下全部消散了。这传统之见行内接受 了好些年，一九七〇年我在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合约结构》 一文中提出异议。 我同意在上述的两条公路的例子中，佳路的租值在竞争 使用下可以全部消散。但那是什么呢？是不是的不浅的智商测

全部消散的条件 一、劣路虽然行车比较慢，但永远不拥挤，每个使用者没有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律的约束，边际产量曲线是平线，平均产量曲线是同一平线。 同学们可以想象一块无限大的土地，质量到处一样，地点远近毫无影响，放多少人去耕耘每个的边际产量是不不会下降的。 现在较佳的公路就在旁边，不拥挤或者拥挤不够严重，车行的速度较快，没有一辆车会转到劣路去。拥挤在佳路出现，到了某一点一些车辆会转用劣路。我们假设使用者只考虑行车的速度，不管舒服不舒服，两条公路的车速会相同。这样，较佳公路的边际与平均产量曲线也是平线：佳路多一辆车减慢车速，会有一辆转到佳路去。 结论是：劣路的租值永远是零，佳路呢？因为拥挤过甚而劣路水不拥挤，佳路的边际产量曲线被劣路拉为平线，这平线上的租值也是零。原则上佳路可以有租值，但在竞争使用下会全部消散了。这不仅因为佳路非私产，没有主人收费路费，不需要佳路足够的拥挤，还需要的是劣路的存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05

在把佳路的边际产量曲线拉平了。这是佳路的租值全部消散的情况。

边际产量下降的真谛 同学们要注意，你们学的边际产量下降律是说一种生产要素之量不变而另一种之量变。这没有错，但因为不够形象化推理时想象力不会发挥得好。我喜欢从拥挤或挤逼那方面想。好比一条公路，只有一条，其“量”不变，出现拥挤，车辆增加边际产量（车速）下降，不拥挤边际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公路之“量”应该怎样算呢？应该算每辆车行走中前面空出来的路。看整体路容易想错。公路宽无拥挤，等于公路之“量”自由变动，边际产量（车速）不会因为车辆的增加而下降。

死记硬背老师或课本教的容易想错。经济学要把理论和概念用出变化才有作用。记得四岁时跟五岁的哥哥一起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十个人建一小房子需要十天，二十个人要多少天？他问来问去我也说不知道，怎样解释我也不接受。老师对父亲说我生得蠢。究竟是谁蠢呢？边际产量下降不是因为房子的大小不变，而是因为人多出现了拥挤。

不消散的经济观 二、如果钱的公路宽无拥挤，不收费，不会有任何车辆使用劣路。然而，使用佳路的车辆是赚取着租值的。宽无拥挤，佳路的每个使用者的边际与平均产量曲线也是平线，而这平线的高低，不同的使用者不一定相同。每个使用佳路者赚取的租值是佳路与劣路的时间节省所值的差距，而每个

赚取的租值不一定相同。这是没有租值消散的情况。 这里的问题是只要走路弯不拥挤，多加一辆车的边际社会成本是零。如果收取费用，不管由谁收取，使用该路的车辆会减少。这是社会的浪费，应该是霍特林、萨缪尔森、阿罗等人认为共同品不应该收费的原因，不无道理，但他们的分析跟这里提出的有别，不能说服力。另一个问题出现，不收费，佳路由谁出钱建造呢？由政府出钱建设然后不收费，那么社会的资源使用是凭什么来决策呢？再者，如果佳路建好后出现拥挤，不收费庙古又有话可说了——会说要抽税。 结论是：佳路不拥挤不会出现值消散；拥挤出现，不收费，到了某一点租值消散开始出现，而租值全部消散需要佳路拥挤到多一辆车必定会有另一辆转用旁路，以致佳路与旁路的每个使用者的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皆平线，驾驶的时速大家一样。要注意，不同使用者的时间价值不一样，所以有些使用者会赚取归属租值（imputed rent），但拥挤过佳路本身的租值会全部消散。 局部消散变化多 三、如果只有一条公路，不管优劣，租值全部消散就近于不可能了。没有另一条较劣的毫无租值可言的公路在旁边，只有一条公路，有拥挤，每个使用者的边际产量曲线是向右倾斜的。这样，就算该路没有主人，不收费，车辆拥挤到没有多一辆车愿意参进，该路当然有租值消散，但不会全部消散。同学们可以证明出来吗？ 租值局部消散是很麻烦的学问，因为变化多。然而，正

因为变化多，可以推出出来的假说及解释的现象也多。租值散理论的解释用场很广泛，尤其是参与的竞争者有意图减低租值的消散。我不认为租值散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但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是另一条可以走得相当远的通道。

第五节：公海渔业、私产替代、利益团体 让我们回到《收入与成本》第一章第四节提到的A. Bottomley一九三三年发表的仅两页纸的关于非洲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的文章，该文的主旨说那里草原本来宜于种植价值不菲的杏仁树，但因为草原非私产，用作畜牧、土地使用的价值下降了。虽然作者没有从租值散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为草原应有的租值 because 竞争畜牧而出现某程度的消散。一九七Ｏ年我在《合约结构》一文中提出解释：草原非私产，没有地主建造栏杆，植树会给牛羊吃掉，但畜牧可以在晚上把牛羊赶回家。

我不相信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公有草原是任何国民皆可自由畜牧。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约束限制着牛羊或畜牧者的数量。为什么这样想本节后会解释。然而，草原既非私产，竞争使用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

可以有租值较高用途的资源，因为没有足够的权益界定，要转到租值较低的用途，是租值消散。 不难想象，好些原则上是有租值的资源，在没有私产保护的情况下遭到弃置或荒废了。这当然也是租值散。

这就带到戈登——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理论：渔业》。尽管我认为戈登应该提到奈斯，尽管在下文我会指出他的分析有严重错失，戈登的《渔业》是重要文章——绝对是。一九六二年我拜读，戈登说的一句惊醒梦中人：资源没有私产权利的维护，竞争使用带来的成本上升侵蚀了资源的租值。这不是两条公路的例子说的社会与私人成本出现了分离，不是畜牧取代了杏仁树，也不是资源被弃置，而是因为产生的总成本上升了。

租值消散无疑可以在几方面出现，但成本的上升使我当年看到一个新方向。例如在价格管制下顾客需要排队轮购，排队的时间是成本，物品的所值因而被这时间成本局部取代了。当然也是租值消散。从这思路推下去，几年后我想到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规则，价格管制的均衡分析因此有了一个新理念。这是后话。

我希望同学们能从老人家当年求学的经验中知道，有些文章说得天花乱坠其实没有什么内容；一些错误，但其中提出一点可以给求学的很大的启发。戈登的《渔业》是鸿文，有学问，只是一个“明显”地对的重点是错了，九六八年我为之作了修正，初时以为无足轻重，但跟着推出的含意却更重要。

明显的可以错

戈登的明显是对的分析，说公海渔场不是私产，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捕鱼者的参与于是像庇古的佳路那样，拼拼过去甚，导致捕鱼的总成本等于渔获的总产值，以致公海渔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09

场的租值被捕鱼的成本替代，全部消散了。眺眼看这结论显然对。假设捕钓的成本只是工资，如果海洋属私产，渔场的主人聘请员工捕鱼，会约束在工资等于边际产值那一点，平均产值在上头，高于工资那部分乘以员工总数就是海洋渔业的租值了；但现在海洋属公有，任何人皆可以随意捕钓，没有人收租，在竞争下，均衡点是平均产值等于工资，所以租值全部消散了。这是直觉与普通常识的判断。

戎登显然知道要推出渔获的总值等于总工资（或总成本）这个均衡不容易，因为他用上两个捕钓的海洋场地，像庞古与奈特两条公路之争那样，也是一个较佳另一个较劣的。困难是戎登出的两个渔场的平均与边际产值的曲线皆向右倾斜。场的边际产值不是平线，租值怎么可以全部消散呢？在这个难题上戎说了如下的话：两个捕钓的渔场，一优一劣，当一艘渔船从港口出发，从这两个渔场中选取其一时，会考虑的是平均产值，不是边际产值。这句话我读不懂，因为船主要带多少人要考虑的，是边际产值而不是平均产值。

温哥华的研讨会议 — 1996八年，在芝大，我受邀请参加加拿大温哥华六九年初举办的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议。芝大的科斯与A. Zellner也受邀请。我获邀是因为《偶农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而渔业常用分成合约。科斯获邀因为他是产权大师。Zellner呢？此君当时是统计经济学的天下第一把手，曾经花了好一段时间研究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关于渔业经济之作。

为了应酬上述的邀请，我再读弦登，想到的新意有点怪：公海捕鱼要渔场租值全部消散。捕钓机构的数量要达到无限多！我写下短短的几页纸，用自己发明的方程式与几何证出这“无限”之见。以为会阐焉，殊不知会会议轮到我发言时，在座的 Zellner 叫出声来。他说曾经和一位同事讨论了好些的日子，也不明白为什么工资会等于平均产值，今天终于有人破案了。我应该说本来以为是自己的伟大发明，后来发现是百年前法国古诺（A. A. Cournot）分析双头竞争的延伸，我只是把古诺的产品市场改为生产要素市场，又把“双头”推到“无限头”才找到租值是零的均衡。会议后我把那几页纸加长十倍，写成后获发表的《合同结构与非私产理论》。

人数无限的均衡 分析如下，同学们要用心了。假设有若干私营机构以捕鱼为业。海洋某地有海鱼集中产的渔场一个。假设捕钓的生产要素单位是一艘渔船加一个固定的人手量，单位之间的生产力相同，其租租、工资也相同。先假设只一家机构从事捕钓，其平均与边际产值曲线皆向右下倾斜，前者在后者之上。这家机构，称甲机构，雇用的捕钓单位之量是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假设生产单位的边际成本是平线，所以平均成本也是平线——即是假设工资与渔租不会因为产量的变动而变。这样，因为平均产值是高于平均成本，总产值减总成本就是该渔场授予甲机构的最高渔场租值了。这也是渔场属私产的租值收入。

按理推下去，如果这海洋渔场属私产，不管有多少家机构参与捕钓，渔场的业主会约束着捕钓单位的数量，不会容

第三章 租值消散的变化 111 许边际成本与边际流获所值出现分离，因为业主要收取的是 最高的渔场租值。换言之，最高的租值是边际成本与边际产 值相等，机构的数量增加会被渔场业主收租约束着。 现在情况下变了：渔场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只一家机 构如上述，平均产值高于平均成本，租值进账可观。但没有 业主，任何人可以随意捕钓，乙机构见甲的平均产值高于自 己的平均成本，会参进。乙的边际产值线起于他看到的甲 的平均产值，然后向右下倾斜。只要乙的边际产值高于他的 边际成本，他会增产，而其生产要素单位的数量也要达到边 际产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 问题又来了，因为乙的参进，原来甲投入的生产单位之 量变过多，使用的边际产值低于边际成本，所以甲会收缩 减产。甲的减产会使乙的边际产值上升，导致乙会增产。互 相调整之后，大家的收入与产量一样，边际产值与边际成本 也大家一样。再者，甲、乙二者皆赢取一点渔场租值，虽然 这两个租值相加的总和是低于只一家机构或者业主收租的 情况。 渔场租值的全部消散，需要生产要素的总收入达到平均 产值等于平均成本那一点。现在的情况是甲、乙两家皆获取 一部分渔场租值，各自按自己的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的均 衡从事，但两机构见到边际产值高于自己的边际成本，会参 进竞争。两的参进会导致与乙的边际产值下降，二者会缩 减投入，两会增加投入，直到三者的边际产值相等……三者 各自分享一点渔场租值，但渔场的总租值再会下降。公海渔 场的租值全部消散——平均产值等于平均成本——需要有无 限数量的机构，每机构的投入无限的小。只有这样才可以守

把假设改为真实局限看 同学们不要以为老人家吹毛求疵，刻意留难前人。你们要细看上述的假设，知道在这些假设下，就是没有私产，租值全部消散不容易，再考虑为了生存社会的每个成员皆有意图减低租值的消散。跟着同学们要把上述的假设作为局限看，作点改动，向真实世界那边走，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以公海渔场为例，说因为非私产和值全部消散是浅视真实世界局限的学问了。

好比在大海以鱼笼下钓，我读过一项统计，不到百分之五的下钩者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鱼。不同钓客的比较优势成本不同，少人数可以之为业，大多数只能以之为乐矣。为乐也有所值，而租值全部消散是说值是零。六十年前在香港管箍湾的海域，用手与丝钓者无数，但大部分的鱼落在三个人的手上，今天的老人家当年是其中一个，其他两位皆以下钓为业。这里的问题是：作为“渔场”，当年管箍湾的海域是这三个人的私产吗？从界定海域使用权利的角度看当然不是，但从钓技界定权利的角度看，上苍会说是吧。资源使用赚取租值的权利可以转到使用者的本领那边去。好比某山头没有业主，地面之下满是金沙，知道这秘密的只有一个人，是他的知识资产吧。我们不要单从资源的本身看产权问题。

不同的人拥有的知识不同，或比较优势的成本有别，竞争使用没有私产权利界定的资源，不仅租值不会全部消散，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13

而且知识界限的保护可以导致资源使用近于私产的效果。
这些就是在上节我提到的“特殊情况”了。知识或优势可以
维护资源使用的权利。然后，因为资源本身没有产权界定，
靠使用者的优势维持是不足以让资源在市场成交的。可以在
市场成交的是知识或成本优势。知识及优势有价，代表着资
源租值的转移，也解释了为什么好些资源没有被界定为私
产。是的，如果只有一小撮人懂得怎样在公海捕钓，公海渔
场没有业主其使用的帆累托条件的满足可能跟有业主差不多。

利益团体出现的原因
可能更主要是公海渔场的租值全部消散需要有无数家机
构参与或无数个捕钓者，因为有如下的含意：只要捕钓的机
构或单位数量能被纲束下降，还存在的竞争捕钓者每个赚取
到的在生产成本之上的租值会升。

我认为，也深信，这是公海渔业的利益团体以繁多知名的主要原因。

租值的争取或竟食需要有组织才能成事——独行侠是免
问的。这里同学们要注意了。有组织性的利益团体争取租
值分两大类。其一是租值已经存在，属他人的，利益团体可
以用多种方法蚕食。曾经雄视地球的美国通用汽车是清楚的
例子：庞大的租值，经过多年被工会蚕食，二〇〇九年跌到
负值。后来被政府接管了。这类租值蚕食一般对社会的经济
有害，可不是因为租值或收入分配的转移，而是因为工会的
组织费用高，而被蚕食的机构会采取防守政策，其费用也
高。换言之，租值转移的本身对社会经济没有明显的害处，
但你攻我守的费用高，切进入了租值那里去——即就是说，蚕
食他人的租值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

另一类租值的争取是试图创造租值。这是公海渔业的例子。公海非私产，没有业主收税，但渔船有牌照的约束与数量的限制，以及捕钓的日期有限制。该牌照可以很值钱。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阿拉斯加的三文鱼捕钓船牌，一个的市价高达三十万美元。这牌照之价是公海渔场的租值了。捕钓的劳动力手也有渔业工会约束人数的限制，七十年代的会员工资高出同样劳动力的非会员工资不少。此外还有环保团体，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也有其他政府机关的左右——皆利益团体也。

要真正理解海洋渔业的利益团体的运作与租值争取及分配的含义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阿拉斯加为例，有点看头的考察需要好几年。我不懂，据我略知的大概，跟海洋渔业有关的多个利益团体不是一致地争取公海渔场的租值提升，而是互相争取这租值的嫡分。我的主要证据，是当时这些政府及工会的规例，有明显的提升捕钓成本的效果——这种成本提升对我有利，那种成本提升对你有利，纠纷常见。这些纠纷不会提升公海渔场的总租值——在非私产下面约束捕钓的行为获取——而是会导致本来可以多获的租值消散了。

换言之，公海渔场非私产，没有业主收税，但如果只有一个利益团体存在，该渔场的使用有机会达到私产与市场运作的效果，也即是有机会满足传统的帕累托——渔场的租值全部转到牌照值那边去。这就带到私产与非私产在分别上的一些重要含意。私产维护得宜，利益团体不会出现，而如果通用汽车当年被工会砸食租值，我们很少见到多个劳动力量利益团体的实例。然而，非私产资源萃来的利益团体往往有好几个，你争我夺，增加了减低租值消散的困难。

浮笼养鱼瓦解团体

我老是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初期起公交的三文出租业有了重要的转变。这转变起于在美国西北部的无数岛屿与海湾中，有人仿效当时的香港，以浮笼饲养。这发展昌得快，到了九十年代饲养的三文鱼的批发价仅为野生捕钓的三分之一。有人说野生的远为可口， 正如今天在中国内地，多少人说野生的海鱼比笼养的好吃。我很少遇到一个敢跟我打赌可以白辨不错的人。 是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阿拉斯加的三文鱼捕钓渔船牌照之价格下降近于零！环保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利益团体群起而出，反对浮笼饲养。这阻慢了饲养的发展，但功效不高。这是因为太多的沿海地区不断地出现浮笼饲养三文鱼，而反对的利益团体的运作权力有地区性质，不能远及。这里禁止饲养那里不禁，这里是输家。 有趣的是反对浮笼饲养的利益团体，跟此前反对多捕野生三文鱼的是同样的两组人。以浮笼饲养不是保护着野生三文鱼吗？

附录：国庆大塔车的经济观 （按：本文发表于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分析一个精彩的租值消散负值的实例。北京后来继续在大假推出免路费。见过鬼怕黑，好些车主不再尝试。讯息费用的下降会减少租值消散大假免路费一定有租值消散；讯息灵通不会达负值。）

收费公路一律免费这项玩意，导致的交通大堵塞令人叹为观止。西方的朋友来问问答，我说有人要证明老人家当年发明的价格管制导致租值消散这个论点是对的。可惜对过了头，公路的租值不仅下降为零，而且出现了租值变负值的情况。老人家当年写价格管理时可没有想到，汽车上了公路，出现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堵塞，不是直升飞机，无从退出，租值怎么不会下降为负值呢？

一位同学问：关于我老师在网上说公路应该收费，给惯青们骂个半死，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责责青呀？我回答：责责不是责，而是聪明，因为他们没有驾车驱上免费公路去。我也聪明，没有在这次繁忙节日光顾免费公路，在智商上踩责责小伙伴们打个平手。

几位也没有中计的同学要求我分析免费公路导致拥挤堵塞这个话题，我想两天敢动笔——非浅学问也。其实理论与概念皆浅，困难是要用出变化才有可观。把浅理论用出多变化是深学问，难度高，同学们要用心跟进了。

先假设公路毫无成本：土地与建造皆没有成本，管理费用是零。在这样的局限下，没有拥堵，争取社会的最高利益公路的使用不应该收费。这支持着霍特林、萨缪尔森、阿罗等大师的关于共用品的观点，即是支持着他们说的边际成本是零可以不收费的看法。可惜他们没有指出那不可以缺的所有成本是零这个假设，虽属天才，但对经济概念掌握不足就降了一等。

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公路本身的成本假设是零，但拥挤出现，就变作剑桥大师庸古提出的公路例子：私人成本与社会

第三章：租值消散的变化 117
成本出现了分离，无效率，有经济浪费，也就是老人家说的租值消散出现。这是因为一个使用公路的人只管自己的行车利益，不会顾及干扰着他人的 Damage. 速度不论，扯到某一点约车车辆的数量是需要的。这约车的方法有多种，而我说过多次，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约束竞争的准则是市价。
不是凡有车辆拥挤就要用收费的方法来约车车辆的数量。一辆车驶上公路，其时间的节省是该车主的利益，而因为该车的参与导致其他车辆缓慢下来是社会的损失。在边际上——要注意是说在边际上——车辆参进的利益要与因为该车参进而使其他受到不利影响的车辆的损害看齐，才能达到整体利益最高的均衡，也就是说达到公路使用的整体最高租值。 详尽的解释可见于老人家一九七八年在伦敦经济事务学社出版的《公损之谜》（The Myth of Social Cost）。
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如果公路没有成本，没有拥挤不应该收费。拥挤到某一点——增加一辆车的边际私人利益开始低于其他车辆受到的边际损害——应该收费，要求稳定在这前二者相等的均衡。开始收费时公路的车辆会是不少的，因为有拥挤出现了。
当然，愈是拥挤，每辆车收取的路费要愈高。这是因为拥挤的上升反映着需求增加，使用公路的边际利益或边际价值增加，而拥挤增加此车受到的边际损害也因此增加了。所有车辆使用同一段路付同样的路费，所有参与者的边际用值会相等。另一方面，如果路费能使这边际用值与边际损害到达看齐的均衡，公路的总租值会是最高的。在实践上，决定这路费的人不需要知道什么边际不边际。他只要懂

得到调路线费几次，找到近于最高总收入的，上述的两个边际价值就近于相等了。

问题是，车辆的拥挤带有变动，社会的理想效果因此需要公路的收费不断变动：拥挤增加收费上升，拥挤减少收费下降。交易费用的存在增加了这收费用的困难，而讯息费用的存在可使收费的不断调整引起混乱。繁忙时间收费增加不平见，但频频调校很困难。一九八四年，香港财政司鼓励治和我考虑过繁忙时间海底隧道增加收费，商讨后大家不敢赌这一手，因为恐怕争恐惧后的行为会引起混乱。今天的电子科技远为发达了，不知有没有天才能想出好主意。

现在转到公路成本高昂的讨论了——同学们不要先想一下成本高昂的分析读下去呢？假设地价与公路的建设成本皆高，但没有管理的费用。如果公路宽无拥挤，从社会的利益看，这公路应否收取路费呢？我答同学答不出，因为答案起码有四个。

第一个答案，是公路花巨资建成后，覆水难收，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没有拥挤不应该收此费。第二个答案是虽然建造费用再不是成本，但除非公路建在沙滩地带，土地一般有其他用途，成本也，公路毫不拥挤，不收费可能比不上拆除公路把土地转作其他用途。其三是公路建好后，不拥挤不收费，有谁还会再建公路呢？不要忘记，今天神州大地的高速公路满布，主要是――——一律收费的结果――――望无涟地见不到一辆车的情况也收费。其四是如果指明要有拥挤才能收费，建造出来的公路会很窄的―――私人投资如是，政府下注也如是，是要有拥挤保障的选择也。当然，这里的分析，是汉视了公路的建造会带起好些地区的地价上升，也会导致某些

地区的地价下降。当然，只要有某程度的抑抑，公路本身没有成本，收费的经济准则一样：争取租值极大化与社会利益极大化没有冲突，使用公路的人边际利益或用值要与其他车辆因为抑抑而导致的损害的边际总和相等。

如果有造成成本的公路竟不抑抑也收费，好叫鼓励多建设，或今天不抑明天抑，不抑时先收费可以减轻明天的收费财政，那么竟不抑抑所收的路费可不是什么边际对边际，而是同学们一律学过的需求弹性系数等于一的老生常谈了。

只要交易或讯息费用够低，我不认为政府策划投资与私人策划投资有多少分别。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有些事项政府处理的成本较低，有些事项市场处理的成本较低，是不理解的正确看法。我从中国的发展中学得很多。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头与下头的地方政府的选择大致上做得对。要不然，中国不会出现举世瞩的经济奇迹。可惜这几年乱了阵脚，频频出错。

局限不同，效果有别。是好是坏不论，今天满布神州的高速公路只不过是十年前才开始大兴土木的。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属私有，加上要通过民主投票作决定，五十年不可能建造那么多。如果加上不收路费，一百年能建造那么多算是奇迹了。

报道称，北京这次推出大假八天公路一律免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统计分析的。这使老人家对另一位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昔日反对看统计数字较为深入的体会。需要政府策划的事项不能不看数字，但这策划之后放手交给市场，还依靠数字作干预是大忌。这次公路免费算错了数是小事，什么廉

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的数量计算会是远为严重的。或者说会错，问题是大错还是小错罢了。

一位同学说内地有几位经济学者分析这次因为公路免费，虽然带来大塌塌，其效果是人民的消费大幅上升了，对社会有利。这经济分析老太没有学过，想来是从凯恩斯学派演变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同学们可以老人家教过的要求定律推出这消费上升给社会带来的浪费吗？

昔日牛顿穿上铁鞋知道地心吸力有轻重之别。今天老人家在街头巷尾走一转会受到经济的沙石如何。感受上，这几年中国的经济运作是多了沙石，发展的节奏是转变了。是专业与数十年操作带来的感受能力，用不着拜郭伯伟为师吧。

参考文献 A. 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1920. F.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J. E. Meade, “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Economic Journal, 1952. H. S.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A. Bottomley, “The Effect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1963.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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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 1998 Presidential Address,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Economic Inquiry, 1998.

在什么是租什么是税这句话 上三十年前我一脚踏中在中国出现的包产到户，跟踪这发展，知道后来的增值税是一脉相承，因此得到这征收全部是“租”而不是“税”的观点。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一九六六年我在写《但农理论》时，发现资产的收入权利没有被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会产生跟该资产的使用权利没有被界定为私有的相同效果。这是一九七四年我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上的思想。后来进入了新世纪，考察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思想使我认识到租与税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回事。而政府抽税究竟有没有经济效率我们要看清楚究竟是租还是税了。

第一节：收入权利的界定与分派

前文我从科斯的栏杆写到戈登的渔场，也讨论了米德与我的蜜蜂之争、庇古与奈特的公路之争——全部是关于资产使用权有界定带来的租值及没有界定带来的租值消散。转到收入权利那边去，我要指出如果收入的权利没有清楚的界定，资源的使用也会导致租值消散。这是一九六六年我思考佣农分成时想到的，后来在该年底写下《闲话产权分派与资源使用》一节（今见《但农理论》——五至——七页），提出了一个‘产权分派的生产定义’。当时我是在研究生，但从本科起苦攻六年多了。半个世纪过去，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今天还认为是重要的《闲话》，可经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没有

台湾经验的启发 事缘十九四九年台湾推出土地改革的第一期，政府强制地主的农产品分成从原来的平均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约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效果是在农产品的产量明显地上升了。政府管制导致产量上升不容易相信，我花了几个月考察，找不到台湾的多种农作物的数据有出口的地方。一六六六年的春天我坐下来，推出一个没有政府管制的俩农理论，然后把政府管制的分成增加进去，农业的产量果然上升了！反复推敲多次，我不到错失——我在《俩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那长文中细说了。 同学们考虑如下的推理吧。假设在市场竞争下，农分成地占产出百分之六十，而分成地主所得与固定租金相若（实际上是）。农户占产出的百分之四十的所值与他的市场工资（或非土地投入）看齐。现在政府规定地主的分成是百分之三十五，农户分成百分之六十五。这样，农户的分成中有总产量百分之二十五是高于他另谋高就的工资，这高于农户劳动的市场所值的那部分，属无主孤魂，因为土地不是农户的，而法律规定地主没有权收取那部分。地主有权选择农户，也可与农户洽商劳动的投入，在市场竞争下，农户要提升投入才可以保持租约，直到百分之六十六的分成所值等于农户投入之量的另一谋高就的收入。这样，农户的产量会上升，地主有政府约束着的百分之三十五的分成所值会比农户不增加投入的为高，虽然地主分成所得的租值比不上没有政府约束分成率那么高。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127

租值消散出现，因为像公海渔业那样，劳力或非土地的成本增加局部取代了土地的租值。从社会整体看，这消散更大：租地农户的劳力之量提升了，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下降。农地的边际产值会上升。这使租地的劳力边际产值低于不租地的劳力边际产值，也使租地的土地边际产值高于不租地的土地边际产值，导致传统说的浪费——从本章的角度看租值消散是增加了。我在《征收理论》的第八章表演神功，以不同农植的每亩平均产量转变来验证上述的边际产量转变。

产权分派的生产定理
在上述提到的《闲话》中我指出，如果农地的地主分不是由政府约束着，而是让土地发行股权，由政府强迫把一部分股权交给农户，使农地的全部收入界定为私产，这样，不管这股权的分配为何，农户与原来的地主皆业主，土地使用的劳力投入与地租的总值会跟政府不管制分成率的完全一样，不会出现租值消散。换言之，租值消散的出现，起于政府管制分成率，导致一部分的分成收入没有清楚界定的主人。再换言之，资源使用的权利没有清楚的界定，与资源收入的权利没有清楚的界定，会出现同样的租值消散的效果，虽然消散租值的行为不一定相同。我在《闲话》的最后提出一个定理：

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各适其主，如果土地的一部分收入没有界定为谁属，在竞争下劳力投入相对土地的比率会上升，含意着劳力的边际产值下降与土地的边际产值上升。如果没有界定的土地收入继续上升，劳力的边际产值会再下降。当土地收入完全没有界定为谁属时，劳力的边际产值可能是负值。这规律可称为“产权分派的生产定理”。

第二节：租与税的分别

这里让我转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关于收入权利界定的话题：租与税的分别。在古时的中国，以及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租”与“税”是同义的字。地主或郡主提供治安、公证等服务，“租”的称呼就变为“税”。这分别靠不住，因为回顾中，双方的近代史实，何谓租何谓税还是在往混淆不清。

有趣而又麻烦的是，经济学者历来对政府增加税收没有说过半句好话，但土地可以增加租值被认为是社会之福。我认为这二者的分歧不是因为政府与非政府惺惺相惜的困扰：任何公司或机构的操作，没有通过市价指引的，皆可作为“政府”的活动看。真是是，以土地来说，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其使用一定要租租，就是地主自己使用也要算得分明。此租值也，一般是愈高对社会愈有利，因为那是显示資源或资产使用得宜。是政府还是私人的土地要同样看，至于取得的租金要怎样它是另一回事。

是我之幸。在什么是租什么是税这话题上三十年前我一脚踏中在中国出现的包产到户，跟踪这发展，知道后来来的增值税是一脉相承，因此得到这征收全部是“租”而不是“税”的观点。是的，在我考察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那段时期，不用国家的资产不付增值税。撤开细节不论，也撤开分成与固定金额的分别不谈（本卷第四章会谈的），我认为租与税有三点不同。

其一，租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来收取的。例如我给你厂房或土地使用，你给我一个金额作回报，是租。上述的增

第四章：收入权益与价格管制 129

值税有资产使用权的规定。至于“我”是“私人”还是“政府”是另一回事。税没有资产转让使用权的规定，也即是没有“业主”放弃资产的使用权利。其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用，而税则没有这个选择——你是国民，要交税。其三，租是凡使用有关的资产就要交出，不管有没有钱赚或是否入不敷支——这与经济学传统认为是“理想”的人头税的性质相近。

综合起来，上述的三点是说，从收入权益界作作为要点看，租比税界定得远为清楚；从本书的主旨看，租值消散的机会也因此大幅下降了。资产是我的，给你用，你要交租（第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用，另谋高就（第二点）；我不管你懂不懂得怎样用，交不出租我会找其他的使用者（第三点）——这三点是租的性质，与税不同。

四个例子与效率税制

让我用一些例子说清楚吧。例如，甲是资产的业主，给乙用，收租。乙有权不租，或可租用其他业主的，而甲也可租给其他竞争使用该资产的人。该资产的租值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了。这例子的合理是：资产的租值收入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皆有清楚的权利界定。

例二，乙是资产的业主，自已使用，当然争取该资产的最高租值——即是总收入减除该资产之外的成本。如果有竞争者出生较高的租金，乙会自己不用，出租出去。资产的租值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皆有清楚的权利界定。

例三，乙是资产的业主，自已用来生产。甲对乙说，我给你提供保安服务，你每月给我保安费吧。乙可以不用甲的

服务，或用其他保安者，或完全不用外人保安。考虑所有选择后乙决定雇用甲，给后者保安费。这例子也是说，所有收入皆有权益界定。再者，不管甲收取的每月保安费用是一个固定金额，还是收取乙的产量的一个百分率，乙一定为自己的资产争取最高的租值才把保安费交出去。

例四，乙是资产的业主，自己使用生产。这里，甲不仅提供保安服务，也提供多项其他的公共设施。问题的出现，是这些服务与设施没有明确的资产指定，而乙不能不购买，其价为何由甲指定，乙不能在市场选择其他供应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甲怎样说得天花乱坠，乙无从知道他购买的是什么，不知道哪些自己根本不用，不知道甲提供的值多少钱。甲只是从自己使用自己的资产收入抽取一部分。这样，不管是以乙的产出收入的一个百分率计算，或是以乙产出的件数算，这抽取的收入的权益界定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不及乙不知道购买的是何物何价，甲也不知道自己提供的值多少钱。

上述的“例四”是今天在西方大家知道的政府抽税，而这里提出的要点，是因为部分的收入权益变得模糊，利益团体容易出现，被征收的会采取防守策略，一攻一守，租值消散出现。

本科同学常见的，是政府抽税的分析把曲线移来移去，几何图表显示这里一个三角那里一个三角，指出的无效率是间接的租值消散的量度。进了研究院则转用弹性系数办法。但是，如果政府抽税是用上述的例一或例三，资产使用的租值会趋于极大化，不会消散，是有经济效率的税务制度。同学们学的全盘错了！把曲线移来移去是防守策略使然。如果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与收入权益全部有了界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理 131

定，无须防守，租值何来消散呢？

效率税制不能处理收入再分配

原则上，政府提供国防、基建、公共设施等，跟资源使用的租值极大化可以是没有冲突的。尤其像中国改革发展得最有效率的时期，土地为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以增值税的方法放出去给使用者，是上述“例一”的处理。这是我知道的在真实世界中最高经济效率的税务制度，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了这制度的运作。二〇〇五年，在老人家古稀七十的宴会中，我宣告中国的经济制度是见过最有效率的。这句话慈慈多少非议，但老人家知道是掌握着真理。

中国的经济制度二〇〇七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二〇〇八年引进了新《劳动合同法》问题就变得严重了。二〇〇八年后我没有再跟进中国的制度发展——要集中火力重写《经济解释》之故也。二〇——与二O二一年听到的关于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的言论，竟然没有提及这项税收是用来作什么的。西方的物业税一般说明用途。

本书是说，原则上，政府抽税可以跟资源租值的极大化没有冲突，用不着考虑英国撒切尔夫人之下马的人头税。只有一个无从解决的难题：增加租值或避免租值消散的效率税制，是不可以用抽税的方法来改变收入的分配的——不可以利用税制来切富济贫。换言之，帮助穷人我们要用税制之外的其他方法，否则收入的权利会因为再分配而界不清，导致租值消散。我认为财富或收入的再分配是国家理论中最麻烦的地方。我也认为收入再分配的需要是今天好些国家的

第三节：价格管制理论 摘作《价格管制理论》是一九八四年四月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我怀疑该学报的主编和斯有细读该文。同事巴泽尔多次说那是他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章。当七四年初我正要把文稿寄给科斯排版时，身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哈里·约翰逊（Harry G. Johnson）来信，叫我把该稿撤掉，从头再写！他说该文的中心思想非常重要，但以价格管制为题下笔是歪着。今天回顾，哈里可能对，但当时我有困难。该文的思维起于一九六九年，我大兴土木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跟着一九七三年写《价格》那几十八页纸花了一整年，修改了无数次。哈里来信时，科斯的秘书正在催稿，无心恋战，交出去算了。我当时也认为哈里轻视了我对不均衡的阐释。

是巴泽尔给我导吧。构思该文的内容时，我频频跟他研讨，他明白，一直把我正在动笔的搞到天上去。我没有想到，他明白不等于外人也明白。结果是外人不容易读懂：哈里旁观者清，建议我从头用另一角度再写，不无道理。往事依稀，但也不是毫无收获。几年以前一些朋友告诉我该文被放进了两份经典文选系列，也有一些研究院放进读物表去。

《价格管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上节分析的收入权利没有界定的主人，导致租值消散，但参与的竞争者有减低这消散的意图。主旨是：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就是价格管制带来的现象了。本旧话重提，我先写上一节，为的是要先回应

哈里当年要我从头再写的建议：他认为收入权利没有界定慈来的租值消散与降低租值消散的行为是重点，不是价格管理。可惜故人谢世三十多年了。

推断替代准则是要点

说过了，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价格会导致租值消散是显而易见的事：一张戏票面值一百元，政府规定不能高于六十，那么四十元的权益是谁属的呢？排队轮购出现，在边际上，成功轮购者的最高时间成本是四十元。票价中的四十元被时间成本取代了。是租值消散，起于那四十元的收入权益没有界定为谁属。这里出现一个严重问题：知道排队轮购会出现，均衡分析易如反掌，但我们怎可以推断排队会出现呢？竞争者可能打架，可能闹人关系，可能美女答应了什么，也可能戏院关门大吉——这些可能出现的替代市价的准则无穷无尽，难以肯定。假说于是无从验证，我当年称之为不均衡。

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被压制，竞争依然存在，谁胜谁负还是要决定，所以其他替代市价的准则会出现。如果我们能推断哪一项替代的准则会出现，均衡分析只不过是优质本科生的功课作：如果我们能推断哪几项替代的准则会出现，均衡分析只不过是优质研究生的习作。但如果我们无从推断哪一项或哪几项替代准则会出现，可能出现的替代准则在逻辑上不确定，不均衡是效果。不均衡是说我们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或行为验证的假说，也就是说没有理论

不清市源于思想不清

在《价管》一文中我写下《问题的性质》那第一节，对传统的价管理论下批评： 需求与供应曲线是概念工具，约束着在不同价格下买卖双方面感慨成交的最高量。在指定的条件下，市价与成交量被决定了。这些于是决定收入的分配与资源的使用。我们因此可以继续挣，需求与供应的转变含蓄着的成交价格与量会跟着怎样变。但这些概念工具是不是可以处理需求与供应决定的市价受到的营制。 价格被营制在市价之下，传统说“短缺”出现了，含着的可能出现的效果有多种，……任何一种或几种的合并皆与短缺没有冲突。但哪种行为可以推翻“短缺”这个假说呢？没有！例如排队轮购的人数不加反减，“短缺”的存在不一定被否决。……一个与任何现象没有矛盾的理论不能解释任何现象。 传统说在价管下不能“清市”——即是有短缺或剩余。两个或以上的人交易就是市场，而交易不限制于用钱的市价。真理是，在价管下，其他一种或多种竞争则会出现替代，例如排队时间、论资排辈、武力高低等。不管在价管下替代金钱市价的原则是什么，不可能不清市，即是需求量还会等于供应。……就算在价管下市场不复存在，该市之“清”跟不能成市的产品类别：在既有的局限下市场不存在。……说不清市只不过是逃避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说价格管制导致“不均衡”，是说可以验证的含意不存在。只说某物品之价或某物业的租金被政府管制在市价之上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135

或者以下，是不足以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当指定的局限条件增加了，人的行为增加了约束。解释价格管制带来的效果，跟解释任何经济或人类行为一样，指定的局限一定要有足够的约束，以致行为可以或者有机会被事实推翻——只有这样我们的解释才可以验证。

解释价格管制带来的效果与解释其他经济行为一样，一方面局限的考察要在实际世界入手，另一方面局限的指定要被理论约束。后者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分开有关与无关的局限，衡量有关局限的重要性，从而限制着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含义……

因此，这里提出的价格管制理论不是为了理解某会带来什么效果，而是作出建议：在价管下我们要怎样选择局限条件的指定……

问题所在之处

同学们可以想象，真实世界的局限无数，我们要选出与某价管有重要关系的不容易。选择有关局限的目的，是为了决定在某价管下哪一项或哪几项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为了承租代市价而被采用。说过了，只要知道这些准则，价管的均衡分析与解释行为的假说验证，其困难程度不会超过研究生的功课个作。

其实，上节提到的佃农分成率管制也是一种价管，但分析远容易，因为分成率的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价，在竞争下租值倾向于消散带来的调整不需要考虑很多其他有关的局限，也即是说不需要引进其他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才可以找到均衡。但这里说的价格管制是约束着一个固定的价，不是

一个百分率，可能变动的行为无数。这解释了为什么分析台当年的分成偿制法律是那么简单，分析香港二战后的固定租金偿制复杂不止十倍。美国一九七一年推出的价格管员五万人，有关的法律条文与注释小字印刷三英尺厚。

提出价格管理理论困难，源于不容易知道怎样选择有关的局限条件。当年我从租值消散那方面想，没有想错。一九六六年思考公海渔业时，我意识到在竞争下参与的人有意图减少这消散。但我要到一九七一年的一晚上，才想到在局限下会有降低租值消散的意图，而那些局限就是决定在价格下哪些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会出现的关键。看似简单，其实是要讲点运情才想到的重要突破。

香港租管的两个夸张现象

是从香港二战后管制二战前的楼宇的租金想出来的。我选当年香港的租管入手，因为同样楼宇的市值和金高于管制着的不止十倍，夸张，导致的现象或行为清楚明了。两个夸张的现象吸引着我。

第一个现象是分租。在租管下，大房东、二房东、三房东等出现，以致约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单位，平均住着四点三仆人家，而最密集的单位达二十二仆。前香港的住宅单位面积很一致，我是从三千六百零三个法庭档案算出来的。

分租的理由简单。在租管下，虽然租金很低，市场可不那样看。以市租所值看，第一手的大房东住不起，于是以较高的每平方英尺租金分租一部分给二房东；过了不久二房东又不起，分租给三房东。结果是，虽然管制租金比市值和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137

低价很多，但通过分租合同的安排，整个单位的总租金比管制着的高出不少，虽然这总值还是低于没有管制的市值。租管的租值消散因此下降了。

第二个夸张的现象是天台木屋的倚建。香港当时的战前楼宇约三层，并排相连在一起，屋顶是平的，为孩子玩耍及晾衣服之用。在租管下，不少外人跑到屋顶（天台）去倚建木屋，密密麻麻——不是说笑，天台有小巷街道、住所之外有小店及小商店。理由也简单。在租管下业主懒得管天台使用的秩序，认为整座楼房倒塌下来更好，因为可以重更而收政府不能多管的新租金。天台之下的租客呢？他们收取天台倚建者的水费、电费等，因为这些供应要通过他们。天台的水、电费当然高于市价，常有吵闹，但因为屋顶的倚建客不能没有水、 eletr，天台倚用的租值的一部分要分给下面的租客。总租值的消散是减少了。当然也通过一些合同安排：倚建者与下面租客的不便更写在纸上的口头合同。

两个破案的建议

因为上述种， 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中我写下两个提议，不仅 Hermes 读到站起来，杨怀康也叫绝——英雄所见略同也。

提议一：当收入的权利局部或全部从一个合同伙伴抽出，这抽出的收入倾向于消散，除非这抽出的收入的权利是分派及界定给对方或另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收入的消散可能通过资产使用的转变，导致资产的价值下降，或通过合同安排的转变，导致设定与监管合同的费用增加，或是这二者的合并。

这提议是基于上节说过的一个要点：收入权益没有界定的主人会产生与使用权益没有界定类别同的效果。收入权益没有主人，物主或业主不会热衷于监管或执行他的使用权益。使用权益的存在包含着物主或业主有权限通过合约来约束他人使用的行为，但没有收入权益该业主不会热衷于监管合约，何况合约的安排有交易费用。全部收入没有界定权益如是，局部没有在程度上也如是。

提议二：当没有界定权益的收入出现，导致该收入倾向于消散有关的参与者有意图限制该消散。这可能通过选择物品或资产的其他用途，使物品或资产的价值下降得最少，或通过合约安排的转变，使约束使用的交易费用上升得最少，或这二者的合并。

这提议是基于租值消散离浪费有关的参与者有意图降低该浪费。这也是说，交易费用的存在一定要与财富极大化没有冲突。巴尔尔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提出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导致另一个财富极大化的均衡，而存在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竞争的局限下最低的，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两句话。

结语 读到这里同学们应该开始明白，传统教的价格管制的理论，说明什么有缺或剩余出现，不均衡，不能清市，全部是胡说八道。不管制分成率的、管制着一个固定金额的分析，非常困难，因为含意着的不均衡是说可能导致的行为或现象的变化太多，无从肯定，因此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可以验证的假设一定有行为的约束，规限着某些现象

第四章：收入权利与价格管制

会出现某些现象不会出现。而且，只说是管制着一个价是没有足够的局限约束来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天下从来没有价管只管一个价，或明或暗的法律约束一般复杂，我们要怎样处理才对呢？

说价格管制会带来什么现象一般是空泛之词，因为怎样的行为都可能出现。可能出现也就是说明不可能不出现了。没有被事实推翻的肯定性，说不上是假说或理论。四十年前我因此注意到，价格管制的分析，我们要先提出出在价管下哪些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会出现，替代市价。我跟着提出的价管理论，不是管制会导致什么短缺或剩余，而是一个可以提出在任何有个别性质的价管下，哪些准则会出现替代市价的理论。只要能提出替代市价的竞争准则，跟着的均衡分析不困难，而行为转变的推断会很准确的。上文敲的，是准则的采用，一定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或降低交易费用的，要让我们提出在交易费用的局限下必会出现的另一个财富极大化的均衡。

从社会经济的利益来看，价格管制为极是无可置疑的。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不论，我平生见过两个价格管制有近于毁灭社会经济的效果。其一是美国一九七一年推出的，导致该国不景逢十年。要不是里根总统上场，在八十年代初期手起刀落，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是中国二〇〇八年推出的《劳动合同法》，也是复杂的价格管制。可幸这些地区忙顾左右，但广东的东莞一带曾经管得紧，政府出钱给工人起诉雇主。是的，以工业产出雄视地球一时的东莞，盛誉不再，到今天还是每况愈下。

老人家当然知道该劳动力会是灾难，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大声疾呼，叫得街知巷闻，但皆如石沉大海。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这些文章推的都出现了，反映着本书提出的理论有厅有两。只一项推断我不是全对。这断说明中国的工业机构会出现一些新的合同安排，增加了交易费用。这没有错，但受到律师朋友对该《劳动合同法》的诠释的误导，我想错了工业合同结构的转变会向哪个方向走。今天看得清楚一点。以东莞为例，哪里的工厂选择的是把企业拆细——一家大厂拆为几家小厂，或发放出去给小厂或家庭生产出。小厂或家庭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当然有租值消散，但比关门大吉的全部消散比较优胜了。 说过了，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市价是奢的竞争准则，得来不易。也说过了，如果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坚持执行，将来的历史学者会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止于二〇〇八年。君不见，自该年起，在美国市场中国货逐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替代了。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S. N. S. Cheu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2008;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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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大约一九八三年才懂 知道以等级界定权 利是一种降低租值消散的约 束的合约安排。如此类 推，所有风俗、伦理、宗 教、礼仪、法治等皆有约束 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约 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 迫，一律含意思着互相同意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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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负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人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正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人才能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益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资格等级别的排列。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意味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岁月；那十个年头

我刚好在美国苦攻经济。不容易想象当年有那么多的大师喜欢教一个学生，何况这学生是外来的。今天，我认为自己经济学还是他们教的斯蕾与马歇尔的传统，但好这些方面处理理解现象用上的方法，尤其是在细节上，跟这传统是有了颇大的分离了。一方面我把传统的理论简化了很多，另一方面在细节上我加进了很多自己想出来的变化。

六十年代是五十年前，往事依稀，当年悉心教我的都不在了！今天，我用的解释或推断世事的法门跟他们教的有了分离，主要是因为他们教得好：他们鼓励我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二战时我在内地逃难，战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跑，一九七九年开始跟进中国的演变，平生见到的现象跟教我的很不相同。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放诸四海而皆准，但同样的理论与概念，遇到不同的有关现象需要反复证明。现实或事实不能更改，但理论的运用与概念的阐释会因为观察有别而需要调整。这些调整主要是在细节上，但经过那么多年的调校、修改，外人看来可能觉得很不一样。其实基础还是一样的，还是我在六十年代学回来的那一套。只是变化多了很多，重点的掌握有了转移，不管是好是坏，在经济解释上我是真的有了自己的思想范畴了。

第一节：复杂理论与复杂变化是两回事 世界复杂。面对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增强理论的复杂性——例如提出新的生产函数或需求函数，或可采用简单的理论而补充着复杂的变化，但不可以理论与变化皆复杂。九六九年回港度假，跑了两个工厂我决定选走简单理论的路，只搞出变化来处理复杂的事。得到的优胜效果是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47

世界为何复杂？

今天，我认为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有三方面。其一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倾斜。其二是成本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其三是竞争的含意。其他的理论及概念可以一概不用，虽然有时为了让读者较易明白，久不久我也用其他的。

需求定律是以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约束着人的行为。价格局限，在边际上价等于需求量是说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价有多方面的阐释，量也有多方面的阐释，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用整本书处理了。我在某卷某章解释过，需求定律可以替代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同样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而严格地看我们不能分辨曰常吃的饭是消费物品还是生产要素。我也在某卷某章解释过，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看似简单的成本概念，当加上变化，处理这话题的《经济解释》卷二是一本文更厚的书，而也属成本的租值概念我写到卷三、卷四去。交易或制度费用也是成本，其变化五卷《经济解释》皆涉及。成本概念与需求定律的关系只要一个重点：我们要把成本翻为价格，于是，成本变等于价格变，需求定律的威力就发挥起来了。否则之，我解释过的复杂现象无数，但去去去用的理论只是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然后把成本（包括租值）的局限转变阐释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世事复杂，用那么简单的理论范畴，复杂的概念变化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有了上述的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我们可以容易地解释鲁滨逊的所有行为。实际上，解释鲁滨逊的行为，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用不着多少变化。经济解释的主要困难，是鲁滨逊的荒岛增加了一个人！社会出现、竞争、产权、政治、制度、交易费用、租值散、等等复杂话题，都一起跑出来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教尽一人世界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困难全部起自我们存在的社会不止一个人。

无从观察要推到可以观察才能验证

说到复杂问题，这里我要简略地说曾经说过的。解释现象要靠验证便说：如果甲出现乙会出现，验证是如果没有乙不会有甲——乙不出现甲出现，假设是被推翻了。甲与乙等变化的增加带来的处理方法研究院有教，这里不说。这里要说的有两点，都重要。

其一是所有用作验证的变量或现象必须是可以观察到的。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论的变量一般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我们不要管没有解释力的理论。重要是在不可以缺的需求定律中，需求量是意图之量，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无从验证的。是 大麻烦，要怎样处理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细说了。这里要指出的，是从不是其有其物的需求量推出要靠真有其物才可以验证的假说，是经济学趣味中的一个重点，而在推敲的过程中，简单的理论用不出变化不会有什么作用。把见不到的量推到可以观察的量，从而可以验证，不是浅学问。

解释有事前与事后的分 其二，虽然在科学方法上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是同一回事，但处理的程序往往不同。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转向市场经济走，是事前的推断，源于当时我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一分为二，看到这二者的转变，假设这些转变是稳定的，必走市场经济的路这个含意就推出来了。如果我当时观察到的局限转变不稳定，再变，我推断的会错。但这推断的错可不是理论上的错，因为我的假设是基于指定的局限转变大致上不会倒转过来。科学的推断永远是基于指定的验证条件（经济学局限条件）有稳定性。当年我坚信中国面对的两项局限转变是稳定的。

另一方面，事后解释是解释出现了的现象，要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睁眼看这会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知道现象已经存在。其实不易，因为有了肯定的现象，解释的假说含意着的局限转变在追溯中我们可能无意识地自欺欺人地选择出来。楼价下跌是因为为什么呢？优质座位为什么先满呢？为什么会有失业？每个观察到的现象都多个可能的解释，牵涉到不同的局限转变，而通常的情况，是找到假说需要指定的局限转变不困难。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提出的假说是优于其他的呢？因此，知道现象出现然后推出假说时，我们要设法多找可以推翻这些假说的不同验证，不同的局限转变要考虑。

我说过，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错但希望没有错。求错是科学的趣味所在，在经济学而言，以简单的理论推假说作解释，不断地求错会教我们很多在理论与概念上的复杂变化。

二〇〇八年我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初稿，寄到西亚图给旧同志吕泽尔审阅。他信说该文有趣，也重要，但为什么我改变了？为什么我不再问题样可以推翻自己提出的理论？我没有回答。该文很长，而自己老了，拼搏了几个,月，实在累。但科学不允许我这些借口回答。
我在本节回头再说在卷一解释过的科学方法，又指出简单理论要有复杂的变化，是要让同学们知道，我们要讨论的合同理论，牵涉到的永远是社会中人之间的问题，是经济中最复杂的话题，因此要把理论推到最简单的层面来处理。如此一来，复杂的变化无可避免。同学们要记住，我用的理论来来去去是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但要注意我用出的变化。

第二节：竞争需要约束
老师阿尔钦被行内的朋友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是应该的。要我选一篇关于产权的经济学文章，我选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从私利界定的角度论私产，大手引进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是近代产权经济学的中流砥柱。但我同意行内朋友把阿尔钦放在前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一九五五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时，阿师重视产权同学之间有说及——阿尔钦重视产权问题比科斯来得早。其二是阿师把产权带到竞争那方面去，对经济整体运作的关系看得较为全面了。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阿师认为产权问题非常困难，当然对，而他自己只发表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51 过一两篇不太深入的讨论文章。比较全面的讨论应该是 一九六四他与W. R. Allen合著的 University Economics， 今天回顾也不够深入。阿尔钦的产权传统，主要是在研究 院教价格理论时的口述。我听了四次，而作为他的入室弟 子，课堂之外常跟他研讨。读物不论，弗里德曼与科斯等算 是同事的影响也不论，我的经济学基础主要是来自阿师的私 下教诲。 阿尔钦认为，因为资源稀缺，社会一定有竞争，其中的 游戏规则是产权制度。市场出现的市价——以价高者得分配 物品——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了。阿师之见，稀缺 （scarcity）、竞争（competition）、产权（property rights），是三个同义的词。这些我在《科学说需求》解读过 了。

从仆农分成看到新天地
当年我认为阿师的这些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 写博士论文时没有依他的劝导，偏偏以产权为出发点处理仆 农分成，得到的理论听师高兴。他没有注意的，是在《仆农 理论》第六章第六节我一脚踏中一个后来愈想愈重要的话 题：如果资源使用带来的收入有一部分没有被界定为私人所 有，该资源的使用会出现像洄游捕鱼那样非私产的效果。这 是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理理论》的前身。这个要 点我在第四章细说了。 一九六七年写好《仆农》，一九六九年我深入地分析公 海捕鱼的租值消散时，发现只要竞争受到约束，租值不可能 全部消散。跟着的推论是，毫无约束的竞争人类会毁灭

已。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子时，我开始把值消散与交易或社会费用画上等号，也指出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同。我把界定权利看作合同安排，认为中国的改革要从一种合同安排转到另一种。我跟着把在中国观察到的交易费用转变一 分为二，准确地推断了这个大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至于我提出在众多决胜负的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值消散，源于一九六九年起我考察香港的租金管制了。

等级排列的启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反应迟钝，我要到大约一九八三才恍然惊觉，知道以等级界定权利是一种降低值消散的约束安排。如其推，所有风俗、伦理、宗教、礼仪、法治等皆有约束竞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同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迫，一律含着互相同意的约束。当然不是市场物品交易的那种约束，但互相同意的安排必须含着着某些权利是交换了。继续推下去，约束竞争的费用是合同费用，因此也是交易费用，广义看应该作为制度费用。再想深一层，这些费用的提升会减少租值，下降会使租值增加，因此，租值的消散可以作为制度或交易费用看，而制度费用就是合同费。

不是真人和人之间的竞争约束都要从合同的角度看，而是可以那样看。好些时从合同的角度看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不可取，但有时从合同的角度看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好比中国起自一九七九年的经济改革，从改变合同安排的角度看是高明的。例如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制定一九八三年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兴起的包产到户制——是明显的合同转变。这样看，一方面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源使用权利的界定，另一方面这转变带到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交易费用因此下降，使人民收入或土地租值上升，我们能把问题看得清楚。

交易费用的比率要怎样看 ——一九八一年写《中国》那本书时，我指出以干部等级排列权利的交易费用那么高，能改制，转用以资产排列权利，交易费用只下降许国民收入会暴升。当时没有谁相信我，而当一九八三年见到约束竞争的局限转变显现地加速，我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不困难。不少人说大教授发神经。后来发展证明我对，他们错：八十年代中期，先起步的广东有不少地区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高达百分之五十。今天回顾，八十年代我为中国的改革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贡献很难说，但说到推波助澜我可能是天下第一把手。

交易或制度费用——也即是合同或约束竞争的费用——在国民总收入中通常是占了一个很高的百分比。从这百分比看，农业一般远比工业商业为低，所以诺斯等人的估计，说先进的工业国家比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有较高的交易费用。应该对，但远为重要的看法，是同样行业，约束竞争的权利局限了效率的转变，即是合约的形式改变了，国民收入或租值的上升含着的是在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定是下降了。交易费用的总值可能上升，但其百分比一定下降。

今天的中国，因为国民收入大开了，总交易或制度费用应该高于改革之前。另一方面，因为工商商业发展远超于农村

业，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整体的比率也上升了。但是，把农业、工业、商业三者分开看，因为经济效率各自增加，每项的交易费用在收入的比率一定是下降了。 正如诺斯等人频频碰壁，在实际观察上交易费用很难量度。逻辑与理念倒是清晰明确：把行业分类别，经济增长需要在主要的行业中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率下降，因为这是代表着租值上升。不同的行业则难以相比。 让我从最简单的角度把问题解释得深一点（一笑）。大致上国民的总收入可以分两部分：一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二是租值。前者也可以看为租值消散。当制度费用下降，租值不只会升上升，国民的总收入会被制度费用的下降推高了，使租值再上升。这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土地之价急升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这改革便废旧兴，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含意着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可能上升了。然而，把行业分类看，这些费用作为每个行业的总收入的百分比一定是下降了。

争取利益可以毁灭自己 经济学的起点假设或公说明，社会的每个人会在自己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在这假设下，从我们日常经历的局限看，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会朝着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很不幸，这不是人类历史的经验。虽然人类的生活一般大有进境——今天的人比一百年前的长寿多了——但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出不穷。经济学不容易解释人类的不幸，因为政治的局限为何经济学者一般是门外汉。 二百四十年前，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土地使用的

制度安排永远是制度效率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他错了。单是二十世纪，战争及近于毁灭人类的制度安排出现过多次。在中国，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有这样的不幸。今天，中东搞得一团糟，钓鱼岛或什么围堵中国的游戏不是带来很大的租值消耗吗？

我不是对人类持有悲观看法的经济学者中的少数。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盛行了三十多年，主要起自从事体系会到人类有自取灭亡的倾向。我的老师赫舒拉夫写的关于博弈理论的著作——《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是借用《星球大战》一部续集之名）——当然也从悲观出发。十多年前收到他来信说：书名起得好！老师知道我这个徒弟不认为什么博弈理论有什么解释力。

第三节：资产四权

资产（property rights）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资源要稀缺，即是人力、土地、木材等的获取或使用需要付出代价。这也是说在代价或价格是零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其二是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兽渚边的一人世界有资源稀缺的情况，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所以一人世界没有产权返事。

产权包括四种权利，有或没有都是法律与经济学的话题。一是所有权，二是使用权，三是收入权，四是转让权。让我略谈这四种吧。

所有权不重要

所有权（ownership right）在经济学不重要，但在西方

的法律曾经是重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研读西方的法律历史时，有点奇怪所有权的讨论来得那么抽象，往往长篇大论，但古时显然比现代重视。我想到的解释，是会走动的资产在古时比现代重要。古时，牛、羊等是重要的资产，不同的主人在草原放牧，牛或羊的身上要做上记号，被他人偷了，或者大家的牛羊出现了混淆，打起官司，所有权的法律阐释就更重要了。今天，在法律上，所有权的概念不重要。房子是你的，在政府部门有注册，就是你的，又或者有人偷了你收藏的画，找到贩物，只要能拿出证据证明是你的，法院会判归还给你。又例如我房子是你的我无所讳，只要该房子的使用权与收入权属我的。

使用权与所有权分没有影响 使用权（use right）重要。这就是科斯一举成名而又足以传世的浅问题带来的要点：谁有权使用某一个音波频率呢？一块土地可以养牛也可以种麦，但不可以二者兼用，谁有权决定呢？科斯定律说不管土地谁属，只要权益被界定了，土地使用的效果一样，是指使用权。公海捕鱼，导致租值消散，是指海洋的使用权非私有。注意，使用权是我的，但通过合同的安排我可以给你用。这牵涉到重要的转让权，是后话。

一九八五年，我考察了中国广东的承包合同后建议北京的朋友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有例支持这个想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求学时，我从银行借钱购买了一部小汽车。当时的合同安排，是银行行为法定车主，我才注册车主——借款还清后我才是法定车主。但当我还不是法定车主之际，我用该车的行为半点影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是香港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的土地，源自英国的传统，到今天其所有权还是政府的，只是使用权属楼主或业主所有。年期可长可短，只要到期时有明确的续期规则，使用资源的人有或没有所有权是没有影响的。换言之，只要使用权被界定得清楚，所有权不重要。倒转过来，不管所有权定得怎样清楚，使用权界定不清麻烦会涌现。原则上，政府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征收土地或役地作其他用途比較容易，对经济有利与否是另一回事。

收入权界定不清也会出现租值消散

收入权（right to income）是指享受收入的权利，自用或出租给外人也是看。法律通常以钱债或欺骗这些方面处理有关的问题，不是洋洋大观的法律。钱债或欺骗等问题不是收入权的重点。重点是价格管制、分成率管制，或与资源租值无干的劝富资本的税务等，一般会削弱收入权的界定。说过了，削弱收入权的界定或多或少会导致削弱使用权利的效果，即是多多少少会出现租值消散。换而言之，减少甲的收入权利，这减少了的部分要界定清楚为乙所有才可以避免值的消散。这也是说，在收入的权利上，要避免值的消散，资源使用可以带来的所有收入都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好比一家合股的机构，用股处理是把收入全界定了的。

这里我要再回头略说本章第四章谈到的效率税制的问题。政府抽税，会导致收入的权利界定不清而出现租值消散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两个原因。其一，一些税其实是租：政府把土地租给你用，你不用不需要付“税”，原则上土地收入的权利可以全部界定得清楚。其二，算不上是租的税——例如政府抽所得税——可以由政府说明用途。原则

上，国民付税可以视作购买政府的某些服务。虽然强迫性的购买不及市场购买那样把收入的权利界定得清晰，但原则上抽所得税不一定带来因为收入权利界定不清而出现的租值消散。政府抽税导致收入权利界定不清——从而出现和出租值——主要源于政府用抽税的方法把国民的收入再分配。基本上，旨在把收入再分配的抽税，政府是无界界定这些税收的权利的。是头痛的问题，我会在分析国家理论时再讨论。

转让权是合同的关键 最后要谈的是转让权（right to transfer，西方法律称alienable）。此权也，非常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转让权的存在是在市场合同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西方的法律书籍对合同法的处理远比其他项目来得洋洋大观——转让权包括的范围甚广。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资产转让权的存在，必定含有该资产有私有的使用权与收入权。倒转过来，资产有私有的使用权与收入权不一定含有着转让权。有使用权与收入权但没有转让权的土地，是我个人给古时封建制度的阐释。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封建土地制的存在是为了要人民或劳动力附地而生。本卷第五章写国家理论时我会再讨论此地而生的需要。有人与人之间的转让权的资产必定是私产。我从甲骨文的释文中知道好些是转让合同，所以知道私产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说到转让权，我要举起自一八六八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例子。明治维新是人类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经济发展，其增长的神速不亚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有中国起自一九七九年的经济改革能把明治比下去。一九六五年我考察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59

明治维新的发展，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重点：在土地既有使用权与收入权的界定下，明治维新把土地加上转让权。这个新取向促进附地而生的武士与收入偏低的农民涌到城市去，使经济增长急升。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怎样比较呢？我认为从持久高速增长这方面看，中国胜。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之前不堪回首的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土地的使用权与收入权的界定远没有明治之前的德川时期那么明确。换言之，中国改革的起点远比日本明治的困难，但国民收入上升的空间也远比日本当时的为大。在中国，通过农地的转包（转让也）与城市的开放，农民大量地涌进城市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只几年时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三个转到工商去。明治的土地转让权带来的现象在中国重演，后者人多势众，面对科技先进的世界，从无到有的差距远比明治为大，我身在其中，天天跟进，看到清楚，可谓不枉此生！

本章写合同的一般理论，本节写资产四权，目的是真们知道合同要从权益的局限看。所有权不重要，可以不管。转让权重要，因为合同要有转让权的许可才能成事。转让什么呢？使用权与收入权。 这就带到下节的话题：合同的结构。

这里要补充。说所有权不重要是说在协助生产那方面不重要，但在维护权力那方面可能重要，尤其是在人类科技发达之前的时代。我在本卷第五章第四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

第四节：从合约结构看外部性理论的无知
记得童年时在香港某些商店内见到标示着四个字：“出门不换”。这是说顾客选了物品，付了钱，交易终结，顾客拿着物品离开商店后，物品有什么不妥商店概不负责。西方也曾经有同样的安排，称caveat emptor，意指顾客购买时要自己小心，因为出门后商店概不负责。
只一价一量的合约没有结构
今天，西方在保护消费者的法规下，出门不换的生意已成陈迹。香港也如是，只是中国内地还有出门不换的，虽然没有标示了。这方面，我不认为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因为同样物品，出门可换与出门不换的价格不同。如果有选择，我个人选后者——自己的时间费用高，懒得换来换去。我也认为要保护消费者的是利益团体，挂消费者的羊头，卖自己狗肉。证据是昔日的香港，同类的物品有出门可换与出门不换的两种商店，售价略有不同，顾客大可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都通过合约，往往没有写出来。出门不换的“卖断”合约只有一个价与一个量，是没有结构（structure）的。物品交易可以有结构，例如分期付款或担保质量的条件等，通常写进合约去。传统经济学处理的是出门不换的那类交易，只有一价一量。不仅消费物品如此，生产要素的市场分析也是那么简单地处理：雇用员工或租用厂房等，传统的处理是一价一量——短期或长期是“，一刹那”（one instant of time）的概念处理。只有一价一量的合约没有结构，合约因而是不言自明的交易工具，传统的经济学绝少提及合约一词。

合约经济学的起源与试管的误区

“合约”——词今天在经济学常用，始于一九六九年我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变得朗朗上口的合约分析起不少人认为是我触发的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但过了不久就转到博弈理论那边去。上世纪五十年代，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热闹过一阵，主要用于功用量度与筹头竞争的分析，其后失踪。这理论在七十年代后期再出现，八十年代起热闹，主要是源于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卸责（shirking）问题，一九七二年引进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发表的一篇大鼎鼎的关于经济组织的文章。再跟着就是威廉姆森的满是“机会主义”等术语的作品。 当年我认为卸责、筹索、机会主义等只不过是说争取利益极大化，说了等于没有说，且无从观察，不是科学应该用上的。我主要经济学者要深入地考察具体世界的合约。写佣农分成之后我体会到，如果不考察佣农合约的结构为何，怎样监管，我们无从推测及验证佣农合约与固定租金这两种合约在资源使用上有什么分别。 考察具体世界的合约安排不容易，但万事起头难，只要能深入地考察三几种不同的，跟着的考察就变得驾轻就熟了。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九八五年初深圳政府提供不少工业承包合约的真实版本给我时，我只花几个小时就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明白其中的困难，也知道当时的工业承包漏洞太多，不可以持续，还要修改。我也注意到当时中国工业出现的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没有感到奇怪，因为在西方及香港早就出现了。当时我认为，因为工厂是国有，管理是国营，

不推行股份制工业承包不会有大作为——这观点后来证明是对的。当时我可没有想到，层层承包后来被扩大到不同层面的地区那里去，促成我为之喝彩的中国经济制度。

世界复杂，我明白经济理论为什么需要简化世界。然后，这简化的规则，是无论我们怎样把世界简化，引申出来的理论假说要足以处理复杂的世事才算过关。解读过了，我自己选走的路是用简单的理论与概念，但充着复杂的变化。这些复杂的变化不可以兜空想象，而是要基于复杂世事的观察才引进理论与概念那边去。我常用的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其中的复杂变化全部是由复杂的事翻过来的。当然远没有真实世界那么复杂，但理论与概念的变化处理得对，一定要反映着复杂世界含蕴着的简单规矩。理论的简化假设不能与世界的现实脱节。我曾经举实例在实验室作实验，如果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脏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回头说出门不换的价一量，或二价二量，我明白这是何以或方程式的简化需要，但这样的简化无疑与世界的一般实情脱了节。合约问题不就在街上买卖苹果那么简单，虽然买卖苹果也是合约。是的，在合约这话题上，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试管”假设是灾难。有两方面。

不知市价与凹视结构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63 中国人说的“明码实价”是说市场价，虽然不是实价也算是市价。这里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在市场中，我们不知道哪些物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是什么。 一九三七年刊发《公司的性质》，其主旨说公司出现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市场不知价。这分析不少朋友认为是套套逻辑。我认为不是，后来一九八三年在自己发表的《公司的合同性质》作了详细的补充。本章下部会再补充与申述。不知市价为何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可以说不知市价就没有合同。正相反，因为不知市价，合同的分析就出现了有趣精彩的变化。 第二方面，传统的分析一般漠视了很多合同是结构性的。在街上跟小贩买个苹果，其合同没有结构。购买汽车的分期付款与担保使用期的合同有结构，但不复杂。我曾经提到多年前在美国租用电话有长达五百页的合同，源于监管盗用与保护商业秘密，历来没有顾客阅读。关于秘密的合同一律复杂，不是专家读不懂，可在解释行为那方面看不是那么重要，是的，为了解释现象或行为而考虑合同的局限，关于发明专利或商业秘密的回报率很低，我不建议同学们尝试。 租用或雇用的合同一定有结构 然而，凡是牵涉到生产要素的租用或雇用——例如租用厂房或土地，或雇用劳动——有关的合同必定是结构性的。这类合同不仅普及，而且对经济整体的影响重要。说这类合同必须有结构，因为厂房（或土地）的主人，或劳动力的拥有者，不是把资产整体的使用权利卖断，而是出售一段

时期间的使用权。厂房可以被破坏，土地可以因为使用不当而贬值，劳动力可以言而无信，而owner主与被廷取不知道对 how样想。各有各的利益需要保护，在合同订下的有效日期之内双fun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谋取保障。这份，只一个价一个量的指定不足够，有结构的合同就出现了。 在约定的期限内，合同结构针对的永远是使用权的转让与界定，以及收入权的分配。这是在上节我先分析资产四权的原因。资源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是经济学传统的两大项，g悔这传统漠视了合约的结构而变得漏洞百出！除非资源的转让一律以买断、卖断的合同成交，牵涉到期限的使用权转让的合同普及，传统还是以一价一量的方法处理是太不成话了。忽略合约结构的分析当然满足问号：公司何物是问问，市场何物是问问，失业何解也是问问。经济学传统解释世事的兴趣不大。 风俗礼仪是合同结构的一部分 同学们容易想象，如果一张租用或雇用合同要详尽地维护雇主与被雇的各方面，该合约会是长得近于无法写出来。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古文物中我们知道，租用或雇用的合约在发明汉字前就出现了。我们怎样看古时的合同结构呢？我的看法，是风俗礼仪的发展、宗教道德的教导，皆协助了不言自明的合同的履行。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又称不成文法），也广地协助及界定了合同双方需要履行的责任。比如普通法说，除非白纸黑字地写明，租用房子的住客可以在墙上挂画，但不可把墙拆掉。居住使用通常会损害房子的行为普通法许可，过分的损害不成，什么算是“过分”由法院判决。

第172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165 普通法是依照过去的案例作为判决的准则。此法在判案时可改，弹性比风俗礼仪等为高，可取，但因为牵涉到要追查很多旧案例，官司的费用也较高，不可取。一正一负，我们要怎样取舍呢？我认为在传统的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下，变革的需要不多，风俗礼仪较优：说到工业与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变频繁，以法律官司处理为上也。在曾经是东方之珠的香港，法庭的判案是西方的法律与中国的风俗一起并用的。风俗与法律是市场合同结构的一部分。 本章第二节写约束竞争这重要话题时，我提到： 所有风俗、伦理、宗教、礼仪、法律等皆有约束竞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同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迫，一律含意思在相同意思的约束。当然不是市场物品交易的那种合同，但相同意思的安排必定含着某些权益是交换了。 社会风俗处理外部性 这就带来本卷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的那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y）的胡闹。基于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人理论》，我提出那些所谓无效率的外部性的变化层出不穷，分门别类是胡闹的无聊玩意，而经济学者是过于热衷于改进社会了。这里要说的，是在社会的多人交往中，有意或无意间一人行为会影响他人，而这些影响对他人有利有不利，说是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只不过是说这些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以市价成交。有什么奇怪呢？政府怎么可以预测那么多？交易费用或干预费用由谁支付呢？ 这里提出的合同概念是广义的。市场运作的费用不菲，因为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无数的事项我们不知价。然

没有市价的合同不等于合同不存在。我在街上无意间碰了你一下，说声对不起，你报以一笑，是一种合同形式的成交。虽然没有市价，约束著我和你的行为是社会上的礼仪，或是风习习惯，你和我都可以不遵守，但社会不会允许没有礼貌的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无数行为皆以礼尚往来处理，何来外内部之分了？

这里要注意，我在上文说的关于市场合同的条款没有写得齐备，要由风俗、礼仪、普通法等作补充，这些补充当然也是约束，其实也是合同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考虑这些补充可能真的明白市场合同的运作。那些“偷”了我（一笑）——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关于合同结构的思维的众君子，写出数学方程式洋洋大观的“不完全合同”（incomplete contract）的论著，建议政府要干预这里面的，是令人憧憬的学问了。至于说一声对不起换得一笑的回报，也算是合同，因为是有风俗与礼仪约束甚至竞争才出现的相互同意的权益交换，但没有市价，也算不上是有结构性的合同。当然，我们的社会还有盜竊、抢劫、互相残杀等不幸，扰乱了社会的秩序——从广义的角度看属毁毁的。说过了，人类久不久有自取灭亡的倾向。

纵观人类的历史，我是倾向于认为风俗礼仪等属于文化发展带来的习惯或局限，补充着市场，且时以世纪算，大致上对市场的经济有助。问题是这些局限约束不容易改，往往增加了经济结构需要迅速转变的麻烦。好比中国昔日的家庭制度，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的，受到西方的影响而要转到工业与科技那边去，三从四德的传统应不了子女要离乡别井，引进西方的法律治国尝试了不止百年，今天看满是

最后，我要回头略说《科学说需求》中分析“用品”这个话题，因为牵涉到的算法与不算法的情况下，跟这里分析的不知价与外部性有雷同之处。用品（public goods）本来是经济学的大难题，但二〇一〇年的一个晚上，灵机一触，我把整个难题解通了。同学们要回头再读该章，这里只谈与外部性有关的那部分。

一个生产者出售物品，要把顾客隔离才可以收费！出售苹果，不付钱的人拿不到，因为苹果是私用品，不付钱可以占为已有——这就是隔离。听钢琴演奏，多人可以一起共听，收门票是把不买票的隔离。这的问题是差不多所有的物品或服务，在不同的比例上是捆绑着私用品与共用品的特征。私用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有隔离之效。这样，出售者会以私用品那部分出价收费，而共用品那部分的价值是捆绑着“私用”那部分，把后者之价提Up。看我在《科学说需求》提出的例子吧：

严格地说，差不多所有物品都具有共用品与私用品的性质。例如欣赏钻石是共用，戴钻石是私用。这样看，钻石的成交也是一种捆绑销售。市场一般偏于以私用特质的量度作价及量，因为比较容易隔离，不付价的享用者，不像钢琴演奏那样，要验票员守在门口。这是说，钻石以克拉计价，欣赏的共用所值是在该价之内。也有好些情况，因为共用品的性质存在，有价值的物品或服务难以量度，或无从隔离不付费的享用者，市场交易就谈不上。同样，一个苹果可以

吃（私用），也可以看（共用）。这里的要点是：除了上文提到的“隔离”与“拥挤”这两个协助收费的法门，私用品的需求天性可以不言自明地包含共用品的利与害，但这些共用的质与量要假设不变。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街上走，打扮得像仙女下凡，众人看着，开心过瘾，是共用品的享受了。为什么收不到钱这个美人还要花巨资及时来打扮呢？这里的要点是：一个打扮得像鬼似的女人，目的是把共用品拥挤着自己，从而提升身价，跟钻石因为光泽而升值的道理是一样的。

同学们不要问老人家这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出售的是什么（—笑）！上述可以，说明用品有收费困难，需要政府干预的老生常谈，是源于经济学者把问题看得不够全面，实际上收了费他们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有关的同样令人尴尬的要点

再加一个要点吧：传统的市场需求曲线，一般是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这是私用品的处理（共用品是把个别需求曲线向上直加），可不是因为共用品的性质少有，而是因为有隔离共用，市场喜欢以私用品的量作价。换言之，经济学者做对了也不知道理解也！

因为问题重要，我要再说钻石与门票这两个各走一端的例子。钻石出售价程度克拉、切工、色泽与瑕疵，四者皆用性质，皆算价，虽然这些与“每日”有关系，但每日本人是共用品，不能把观察隔离，无法算价——每日所在算进了上述四者。听音乐演奏的门票呢？本身毫无价值，被采用只是为了隔离不买票的不能享受属共用品的演奏。拥绑音演奏，

第五章：合同的一般理论
私用的门票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别顾客的需求曲线向右横加。世界那么有趣！

参考文献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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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S. N. S. Cheu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2008;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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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一七七六年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多种合同一起存在应无疑问。斯前辈身在其中，考察工厂，遗漏了合同的安排是经济学后来的一个大损失。他知道有监管的问题，但没有从合同的约束看就不容易带到交易费用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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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做学习问题时时要扣着紧，丝不苟；有时要随意挥洒，松弛一下。为了趣味我们有时不需要那么严谨。比如在经济学上我创立了不少“定律”——类别定律、欺骗定律、玉石定律、收藏一定律等，加起来可真不少，皆为趣味自娱，是否重要自己不管。创建定律不难：掌握着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观察世事，找到一些现象规律，认为不会错，过瘾新奇，定律就推出来了。

第一节：监管费用的规律

这里要 effect 详细地解释我在卷一说过的“履行定律”。简单的，但有不简单的解释用途，而且走深一点变化多。首先要说的，是我对“量”的阐释，以及“量”与“价”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在价格理论上的一点贡献。

同学们不妨先回头重温《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七节，写《何谓量？》的。

履行定律说什么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如果物品或生产要素指定是以某量作为成交，购买的人需要付出的监管或者管理费用会因为该量被算了价而下降，但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他量的监管费用会升。履行定律的主旨是：任何市场交

易，因为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个人争取利益会出现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或言而无信，或瞒骗，但程度了而作价的量，出售者会倾向于履行协议，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是付出的。

比如我曾经提到钻石交易，今天被量度了而作价的“量”有克拉（即重量）、色泽、切工与琢琢四项。但如果只算克拉作价，不量度其他，购买的顾客一般不用担心克拉之量不足，但其他三项不管出售者怎样说得天花乱坠，因为没有量度算价顾客的考察费用一定是提高了。我们知道，今天，有了科技的协助与专业的准则，钻石不仅量度四方面，皆算价，而且有名堂机构出证书写明每项的质量——买一粒钻石是买四个价的组合。

更为普通的监察或监督麻烦出现在生产要素的交易。例如雇用员工，如果以工作时间算工资，员工报到与下班的时间被量度了，老板不用担心在时间上员工不履行合约的。员工的时间可不是产品，以时间算工资是因为时间的量度费用低，其概括的生产活动范围广。但员工出现的时间只是产品的委托（proxy）之量，老板因而不能不监察员工的工作表现了。倒转过来，如果员工以产品的件数算工资（称件工，英语称piece-rate），老板不用担心件数不足，但因为员工偏于加速增加件数，粗制滥造，产品的质量如何则非监管不可。

被量度而作价的量，出售者倾向于履行合约，监管费用因此下降，没有被量度作价的量，出售者倾向于不履行合约，其监管费用因而上升。我称之为履行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是在市场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75

竞争下，购买与出售的人会选哪些作价呢？

市价的出现不容易

让我们先退后一步，把问题看得宽阔一点。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农产品有市价，不会想到此价格来看不易。农产品市场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也得到秦始皇统一一度量衡的协助。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开放之前，只因为政府这里那里干预，神州大地有三十年的长时间日农产品没有真实的市价。我们也不要忽略，在自己家中所有的用过一小点的旧物，大家一律不知道价。

我曾经几番提及，在无数决定竞争胜负的规则中，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这是因为出价购买的人要先有产出，赚到钱，即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才可在市场出价购买，不需要操什么关系牵涉到价值消散的行为。但这是指物品或资产的价格在市场形成或出现之后的情况。然后，市价的出现不是没有成本或费用的。政府干预不论，这些成本是交易费用。本身取代了物品或资产的租值的一部分，原则上可以作为租值消散看。毫无租值消散的情况是指交易或制度费用是零，在人类的社会中没有这样的情况。

市价的出现，社会需要付出费用代价。再撤开政府的干预不论，在竞争下，市场一般是朝着增加租值的方向走。这不是说要把交易费用减到最低，而是在市场竞争下，租值极大化需要物价与交易费用有最大的差距。这里我要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解释以量价中的“量”的选择。分几点说吧。

比率不变容易量度

第一点，让我回头再说钻石这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吧。说过了，钻石出售量度四方面，皆算价，而这四方面可作四个不同的“量”看。很明显，量度克拉（重量）的费用最低。如果四项的比率永远固定不变，市场当然只选克拉重量，不量度其他三项，只选克拉是因为此量的重量费用最低。但如果四项的比率不同，各有各的价值，只量度克拉，监管其他三项的质量会出现麻烦。

所有物品皆钻石

第二点，所有物品或资产的量或质量跟钻石一样，有多方面的价值（或负值）要考虑。如果不同的“量”的比率永远不变，那只选其中一种——量度费用最低的——就解决了选费作价的问题。不止此也，只要物品或资产的不同的“量”的比率不变，为了节省量度费用出售者大可选一个委托之量来量度作价，而这个委托之量的本身是毫无价值的。例如购买维生素丸以每瓶作量算价，但瓶子的本身可不是维生素。

我们只是假设瓶外贴着的维生素丸数量和成分说明不假，瓶子大小不同内里的维生素丸数量一般不同。量度作价的是不能吃的瓶子，履行定律说瓶量一定对，但瓶内究竟是些什么我们不敢赌家。

聘请员工最麻烦

第三点，谈到委托量这个有趣话题，经济学最重要而又头痛的是雇用员工或劳动力以时间或日期算工资。不是雇请消闲的伴侣，而是为了产生，但工时的本身对雇主是什么价值也没有的。用时间为量作价主要是因为容易量度与容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77

易监管，但员工的产出表现如何，监管与衡量不仅费用高，加上健康、品性、智商等问题，牵涉到的合同结构往往很复杂，带到奖金、分红等的其他量度的准则去。我只能在本节过后及分析公司或机构时报说——劳工或人事话题复杂，是一些专家的工作了。

选量作价的原则

第四点，选量作价，这里提出的履行定律说选中的量会减少该量的监管费用。量度费用重要，监管费用也重要。另一面，作价之量的选择，对物品或生产要素的用途广泛概括性也是重要的考虑。我认为以时间算工资的合同那么普及，不仅因为量度时间的费用低，而且时间对被雇人的产出活动有广泛的概括性，雇主于是选择在约定的时间内提升时间之外的监管或监管的费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机构或公司内的高级员工或经理，从产生贡献的相对上看，他们出现的时间不是那么重要。因此，他们的雇用合约少算工作时间，多算对机机构生意的贡献。他们的合约偏于长期，着重于项目的成绩，于是引进分红、分股等条件。

结语

传统的经济学奇怪地没有分析我认为是不可忽略的“选量作价”这个问题。这失误来看是起于马歇尔的传统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我说过，如果交易费用真正的是零，不会有市场。市场是一个制度，而制度的出现当然要讲交易或制度费用了。本节提出的“履行定律”是基于量度与监管费用的存在，即是把交易费用摆出来，放进市场去。凭着这定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传统没有注意到的

第二节：按件数算工资与收入分配 让我转到用人劳动方或员工那方面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不仅因为监管员工的费用高，也带到市场分离、公司性质、失业原因等有趣的现象去。 本节我先论个工（即按产品件数算工资），下节说个账（小费）。这两种合同经济学很少提及。件工重要，不是因为在社会经济中有着了不起的地位，而是对经济的推理思想有着关键性的协助。我自己从考察件工的运作中学得很多。西方的经济学者有发表过关于件工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对真实世界的件工安排与运作近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小账合同怎样看也不重要，选之讨论是因为变化多，也牵涉到风俗习惯，趣味是有的。

伟大夫人的失误 我把件工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那是唯一的直接量度员工的生产力的合同安排，好问题可以看得比其他合同清楚。让我从已经的英国大师鲁宾逊夫人说起吧。夫人分析时间工资采用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这与天然单位（natural unit）不同。天然单位是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一天算一天。效率单位是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二，乙产出四，那么同样一个小时，甲算一个单位，乙算两个。当然，如果甲与乙的生产力完全一样——所谓同工同酬——效率单位与天然单位是没有分的的。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不言自明的假设——这传统因而不分“效率”与“天然”。

夫人无疑是个天才，但她想错了，之后的学者于是跟着错。错在哪里呢？依照夫人的想法：如果每小时甲的产量是一百，乙的产量是二百，乙比甲多一倍，工资也因此高出一倍。化作作工，产品以每件算工资，二元一件，甲的时薪是二百，乙是四百，后者也比前者高出一倍。对吗？不对！不对，是因为工人操作需要老板提供厂房及机械设备，而这些设备有成本，需要有租值的回报。撤开设备的损耗或折旧不论，如果每件产品的设备租值是二角，那么每小时对租值的贡献是二十元，乙的租值贡献是四十元。然而，在市场竞争下，甲与乙的租值贡献要看才能达到租值极大化的均衡。这里的含义是在竞争下的件工工资或要下调，乙的或要提升，或二者的合并，才能达到租值贡献看齐的租值极大化的均衡。

产量比率与工资比率要分离 上述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在件工排列下，生产力较高的员工会获配置质量较优的机械设备，而在一段指定时间内员工的产量超越某件数会获得奖金。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工厂把部分工作发放出去给山寨或家庭生产，提供材料但用外间的设备，以件数算，每件的工价在外间的一定比在厂内的为高。

不仅件工工资这样看，时间工资也要这样看：一厂之内，生产同样物品，机械等设备的成本不菲，为了争取租值极大化，在比率上，工资的分离会高于工人生产力的分离。这也是竞争带来的结果。原则是这样，虽然在实践上人事关系不易处理，也有不可漠视的量度及监察费用，而更烦是工会与政府的劳动法例的左右了。

边际产量下降再阐释
这就带到一个不浅的问题，如下的分析同学们要读得用心了。我们问：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错了吗？答案是否定律没有错，但要看使用的人怎样阐释。在《收入与成本》第六章第三节分析老师阿尔钦对生产成本的贡献时，我指出阿师提出的“赶急平均成本上升”这个建议不仅重要，而且是源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阿师的“赶急”思维牵涉到这一定律之外的好些其他因素。
作为阿师的入室弟子，取经之后我偏于集中在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本身想，在《受价与免价》第四章第四节《边际成本的抑迫效应》时，我指出没有抑迫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抑迫”是纯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引申出来的变化，而我可能说得不够清楚的，是边际成本的上升（即是边际产量下降）不是抑迫的本身，而是抑迫程度的增加。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是基于某些生产要素之量增加某些不增加，或不同生产要素的上升比率不同。我认为如果没有抑迫——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皆有某程度的阱—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即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能成立，不管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为何。这里要补充：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例如员工）没有阱，其他皆有，边际成本曲线画得出来，但因为是一条平线，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也不能成立。
从新角度看收入分配
有了上述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阐释，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新奇的角度来示范为什么一个工人的生产力比其他的高出一倍，这个工人的时间工资或作工工资比其他的高出止止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81

——假设一家工厂雇用一百个员工，所有设备好没有闲置。现在该厂增加二十个员工，设备没有增加，挤出现，每个员工的平均及边际产量下降了，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但总产量还是上升了的。

假设增加二十个员工后不再增加，每个员工使用的机械设备再分配，每个一样，比员工没有增加之前，但可以操作。因为挤迫程度不再上升，每个员工有自己的规定设备，只要员工不疲倦，不断地产出不会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他的工作时间增加带来的平均产量曲线是平线，边际产量是同一平线，没有边际产量下降这回事。

上述可见，传统对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阐释忽略了两处，应该说明。其一是这定义律要从一个生产组织的整体看，不要从个别参与的成员看。其二是这定律不是基于挤迫的本身，而是基于挤迫程度的上升——即是说要从动态那方面看。另一方面，说到工人生产力的增加与收入的回报，我们却要转到“停止”的状态才容易看得清楚：同时间，一个件工人的产量上升了一个倍，如果收入只跟着上升一倍，算进设备成本产的平均成本是下降了。工人之间对设备租值的贡献要相等才能达到租值极大化的均衡，所以生产力较高的，如果不采用累进式的件工工资，引进奖金制是需要的。件工如是，时工也是。руз件工提升件价看起来时工提升时薪容易引起纠纷，以奖金处理件工可以息事宁人。

新理念要再解释

上述的分析用了一些新角度，我恐怕同学们读不懂，要再解释。不是深学问，但跟传统的看法不同，同学们可能不

这分采用导致一个浅问题，答案是浅的，但因为要与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融合就变得有点复杂了。浅问题是：如果一个员工的生产力倍升，他的收入会否倍升呢？传统的答案，从鲁宾逊夫人的效率单位看，是会倍升。假设效率单位与天然单位相同，以天然时间算工资也有倍升的效果。那么，当我们把产出化为工工，以产品的件数算生产力，看得清楚一点，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有机械等设备的存在，老板要争取租值极大化，在竞争下，员工的生产力倍升他的收入会高于倍升。

要证明这个高于倍升的逻辑推论容易，前文的假设数字是清楚的。困难是我们要证明这个高于倍升的论点与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没有冲突：我们要证明“高于倍升”是这里理论的一个合意。这证明不容易：原则上可用几何或代数处理，但顾为复杂。我于是想出转换一个角度看。意外的收获，是这新角度让我们看到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一些新含意。

老生常谈，经济学有一个边际产量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环绕这一定律的是一个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最简单地看，这理论的核心是说：以时间工资雇员工，这工资要与边际产量的市价相等，从而达到老板的设备租值的极大化。当然，这理论可以搞出很多变化，尤其是在生产函数那方面，到今天很有点花多眼乱了。

然而，我们这里提出的只一个浅问题，杀鸡用不着牛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刀。一个员工的产量会升高 ，其收入会怎样呢？高于倍升是明确的答案，但传统的边际产量理论要怎样推出呢？用函数处理当然可以，但要注明是源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不容易，何况方程式一般没有内容。我想到的方法，是把该定律再阐释，然后分四步推理。第一，把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的曲线翻为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曲线——这是本科有教的。第二，从个别员工看，有了指定的设备配给，边际与平均成本曲线是同一平线——即是从个别员工看边际产量不会因为增产而下降。第三，一个员工的生产力增加，包括设备成本这平线向下移动，使产品之价与平均成本之问的差距增加。这差距的增加代表着设备租值的增加。第四，员工的生产力不同，因此有各不同的租值贡献，但这不是总租值极大化的均衡。为争取租值极大化，在竞争下员工之间的租值贡献要看齐，老板当然高兴，生产力提升的百分率因而会低于员工收入提升的百分率。

从历史传到可不堪一击

件工这种合同安排当然不是中国独有。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盛行的 putting-out 制度——即是商人给家庭或山寨产出——主要是用件工制。那震荡历史的工业革命主要源于纺织机增加了两项发明——飞梭（flying shuttle, 1733）与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 1764），该 rebel 变得庞大，需要专人维修，也需要多人集中合作，有规模的工厂就替代了家庭和山寨。然而，我们今天知道，无论工厂怎样庞大，原则上里面的工人的产出是可以按件数算工资的。

也是原则上，所有产品皆可全部以件工处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些村裘整件的不同部分——从剪裁到上

钮——皆各有各地以件数算工资。另一方面，因为交易费用过高，好的产出活动不能以件工作处理。对于零散或变化多的工作难用件工，例如一个女秘书的多种破碎操作。多人合作时难以划分贡献的情况难用件工。件工重视监管产品质量，而质量容易有争议的——例如设计——难用件工。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跑厂考察件工合约时，我重视接单工厂收到新订单，其产品的设计屡有变更，每件新产品的每部分的件工要怎样算工资呢？得到的答案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新产品的每部分通常有相近的前车可鉴，略作调整不难找到劳资双方认可的件工资。第二方面，没有前车可鉴或可鉴远不足的新产品，当年香港的工业有些“动作”专家，计算某产品的某部分需要有多少个大的及小的动作才能制成，而市场提供着时间工资的讯息，件工所值不难算出来。还有是件工的工资可以调校：操作了几天工人认为太低可由一个代表与老板洽商。

件工这种合约安排不容易出现失业。老板收到订单，遇到不景时大可把数据摆开来与员工洽商，每件的工资所值容易算出，有说服力，接不接单劳资双方可以商量。更重要是件工这回事，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向上或向下调整是远比时间工资容易了。当我见过一些件工工人在一段时期跑厂：东家不够工作暂跑西家也。

有利也有不利，件工的安排遇到工会或政府的劳动条例可以变得很脆弱，不堪一击。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因为推行最低工资，件工立刻遭淘汰：工作较慢的选取最低工资，较快的转开慢车也。今天的中国，因为劳动法的左右，件工主要是在劳动法管不着的山寨小厂存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第六章：履行定准与市场现象 185

中国由高速急急地转为通缩，楼房与其他资产之价暴跌，但经济增长持续急升。这是奇迹，而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工人合约的自律程度之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制造行业的件工安排时普及，要有今天天的管制工合约的法规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节：小账的变化

小账又称小费，而广东话语更有几个其他称呼。我最欣赏是香港的一些老人家还应该记得的“金硷”一词，是英语 come shore（抵岸）的谐音。源于鸡片战后，西洋鬼子群起乘船抵港，岸上的苦力就是这样叫，而跟着食肆的待应也这样叫了。(后来“金硷”又以谐音翻为英语 cumshaw，杀进英语字典，解作贺钱。) 小账西方称 gratuity 或 tips。 有三类：自愿、强迫、竞投。自愿的小账是大家熟知的到餐厅进膳或到宾馆住宿给服务员的，是多是由顾客决定。强迫是硬性地在价单上加一个百分率，通常加十或十五。西方称服务费（service charge）。有点怪，因为服务费已经算进餐价或房价，怎么再加呢？

竞投小账源于订价偏低

我要先说“竞投”这一项小账。没有什么值得多谈，因为少人注意，要顺便提。一九七八年，老师阿尔铁津港，在街上看到计程车招之不停。摆明是空车，但一律不停，问我何解，我教他双手各出一指，打个“十”字，车会停下来。果然灵光，阿呆回美后把这件事儿跟朋友说了。原来当时香港的计程车供不应求，用两指打个“十字”是说在计程表之价上补加十元小账。这是竞投的小账了。

也是真纪七十年代，日本东京的计程车也供不应求，也空车招之不停。那里的手势是指向下摆动，其意是说不要管旗下的计程表之价，可以另议。东京的方法比香港的较有弹性，而据说外来游客的次议价一般比本地人高。这是竞投。类别的现象，是在大都会的什么牌食肆，全满时等位的顾客多，你找到经理，悄悄地把一纸百元钞票塞进他的手中，必有奇效。这也是竞投，暗标也是。

上述可见，竞投的小账出现是源于法定的价格偏低，或者价格不能及时调高。为竞投而付的小账是价高者得的市场现象。至于香港政府当年为什么不多发放计程车牌照，说来话长，也不好说（––一笑），但读者可从港府今 ontbij电话楼价过高但不放土地那方面想。

自愿小账有私产与共产之别

转谈顾客“自愿”的小账吧。上述的竞投也是自愿，这里不同之处是没有供不应求，顾客用不着在竞争下把小账提升。同学要注意，价高者得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这里说的自愿小账是顾客可以不付，或付多多少随君便的那种。原则上，这种小账的出现是要让顾客判断服务的质量如何，事后才付，又或者像进宾馆房间那样，先付一点小账可期望较佳的服务。

我要从美国的餐馆说起。西方的顾客到餐馆进膳，朋友之间各吃各选择的菜式，各付各的账，而膳后也各各的小账了。这就带到我称之为“私有制”的小账安排。在这安排下，每个餐馆的服务员或传应各有被指定的桌子，凡被带到某桌号的由该桌的待应负责，顾客膳后各有各的把小账放在

第194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在桌上，全部归该桌的服务员所有。侍应一般不会分给老板，但往往要分一点给传菜的（称 busboy）。可以不分，或分很少，所以传菜的时间工资有时是在职位较高的侍应之上。有些高级餐馆，或极为热闹的高档次酒吧，侍应的小账收入高得令人羡慕。这样，因为政府有最低工资的规定，老板不能不付，在侍应不屑最低工资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得光的向经理购买职位的情况。

吃中国菜的小账安排不同。餐馆生意不佳或通常只几个顾客一桌的情况下还可以用小账私产制（美国的中菜餐馆如此），但遇到生意兴旺而又常见多人一桌的就要转用小账共产制了。几张大桌同时出菜，又或者多桌一起全满，吃中国菜是难用小账私产制的。这是因为同桌的人吃同样的菜，而每客吃的菜式又远比吃西餐多，侍应分桌界定小账私产制的服务成本会远比吃西餐的高。换言之，中国人一起进鼎是共产的吃法，一道菜传出，上有记号，传到某桌，在邻近的侍应就把菜放在桌上，然后转到其他的桌客去。吃是每碟菜一桌共吃——有筷子的发明——传菜与侍应是多桌共用，顾客付的小账因而不能作为侍应共同拥有，集中在一起交到老板或经理手上，然后摊分。老板或经理偷偷侍应的小账偶有听。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水平相若的食肆，文化风俗也相若，私产小账与共产小账相比哪方面的小账会比较高呢？我的推论是私产的较高。理由是在小账作为私有的安排下，侍应是较为集中于服务她分配了的桌子，可跟顾客多谈几句，没有像共产制那样分散开来招待。顾客因此比较容易把得侍应，有点交情，付小账时会较为慷慨。支持这

观点的证据是在一些吃中国菜的餐馆中，一家之内，有多桌的大厅，也有只一桌的房间。后者的小账通常在单价上有一个比前者较高的百分率。

刀叉会影响风俗吗？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我不能肯定的。西方用刀叉的食法，个人自选的菜式，各自付餐费与小账的传统，可能在风俗上影响了西方的人与人之间的钱算得比中国的清楚执着。例如读书求学西方的子女们可能要向父母借钱。是的，在西方，几个朋友在路旁买咖啡往往各自出钱。逻辑是刀叉的食法影响了各自买咖啡，不是各自买咖啡促成使用刀叉。这里的困难不单是过于简化风俗——虽然风俗的判断一般要从琢事看——而且在西方的家庭中进晚膳，用刀叉，但桌上的食物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不怀疑上述的自愿小账的出现有风俗习惯的成分。作为约束行为的局限，风俗不容易处理。说这是因为风俗那是因为风俗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有说。我们因此要客观地找是否决风俗的行为。在美国时，我曾几次在四顾没有居住人家的公路上光顾名牌连锁食店，问应他们的小账大约是单价的百分之几。答案一律是百分之十五之内。这跟在烟榻密的市区的同牌食店完全一样。不可能靠无风俗的约束，因为没有住家的公路，顾客光顾食店后一般在很长的日子不会再光顾，给或不给自愿的小账对顾客的预期服务完全没有影响。不算进风俗，我们不容易解释为什么同牌的食店，小账的百分率在公路的与在闹市的完全一样。

小姐主人也 我也曾注意到，在飞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收小费。 一位熟知各行业的朋友向我解释，说空中小姐有空中女主人（air hostess）的称呼，而主人不能收小费。言之成理。日本的餐厅也不收顾客自愿的小费，得到的解释是那里的风俗文化认可招待得好理所当然，给小账是把他们小看了，也言之成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如日方中，不知今天怎样了。

强迫小账是档次宣言 现在转谈强迫或硬性的“账”。其实有调校的空间，只是出售者加在账单上，西方称服务费。算不算是小账可以商榷。二〇〇二年写《制度的选择》的初版时，有一节题为《小账安排深不可测》，是为这种某不客气的小账才这样说。后来我做了点考察，理解多一点，知道解释的困难源于变化多多，有好几种原因。

让我从宾馆（又称酒店）说起吧。顾客给服务员自愿小账之外，好些宾馆说明在房价之上还要加百分之十或十五（见过最高是加十八）的服务费。奇怪，因为服务费已经进入房价之内，为什么还要再加呢？这里我注意到两点。其一是这种硬性附加的服务费只是档次较高的宾馆才有，档次低的没有。其二这种强迫性附加大约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较早之前没有。

我于是想到以下的解释。不是顾客自选的附加服务费是代表着档次较高的一项“宣言”——虽然宾馆提升房价已是档次较高的提示，但附加一项强称为服务费的有较为明确的

硬性服务费与服务无干
上述的解释是猜测多于科学：我没有机会推出严谨的假说而加以验证。我只靠随意的观察来支持那样的解释。宾馆收到的附加“服务费”有没有特别界定的用途呢？有的，有三方面，皆为服务无干。一是作为宾馆的管理阶层的分红所用；二是如果生意不景，宾馆本身或其老板可看为正常的收入，不分或少分出去；三是如果遇上会议的需求，房间数量多的，在议价时这附加的服务费可以减除。一九九七年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时，我要参加他们的年会选择地点与宾馆的讨论。该会员多势众，因而让我知道每年与宾馆议价后不仅没有附加服务费，且还可低房价。
转到餐馆的强迫性的附加，我知道通常是加单价的百分之十，也是餐馆自己认为是档次较高的。我理解是跟上述宾馆的一样，不同之处是遇上多桌的大酒席宴会时，要压低菜价可是宾馆低房价那么容易。究其因，是宾馆有空间房间时其机公成本近于零，但餐馆的材料成本一般在菜价的百分之三十与四十之间，加上水、电、煤气、临工等可达百分之五十。餐馆与宾馆一样，较高档次的在强迫附加之后还有顾客自愿给服务员的小账。在餐馆而言，这双层收费香港最普及，可能因为香港的食客比较消息灵通，知道餐馆的体现是与强迫的附加无缘的。

第四节：交易费用与市场分离 写到这里同学们应该有足够的合同概念让我转到较为复杂的层面——转到公司（私营企业机构）与市场层面。有趣的，但因为变化多同学们可能不习惯。我分四步由浅入深地解释。 第一步：桃花源有看不见的手 想象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小村落，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与人手。各户把耕耘拔获拿到市场换取其他农户的产品及手工艺品。可以没有货币，物品交换的比率是市价。没有政府干预，言而有信的市场交易有风俗礼仪的支持。风俗礼仪也界定土地与劳动力皆为个别农户所有。有议价的行为，而在竞争下物品交换的比率——即市价——被固定了。界定产权的风俗礼仪要不断培养文化与教导后辈的费用，竞争议价有讯息费用。这些是制度或交易费用了。 上述情况我们要注意三点。其一是在市场换物可以看为购买物品，也可以看为购买土地与劳力等生产要素的贡献——二者一也。其二是略转角度看：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分不开。其三最重要：物品交换之价一方面代表着各家各户的收入分配，另一方是指导着各家各户的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市仆于是有双重作用：决定各家各户的收入；传达着资源使用的讯息。没有政府，用不着中

闽，只是由价指导，而这就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了。跟斯前辈说的略有不同之处是：我们把制度或交易费用摆出来，然后放进去，不困难，但要引进风俗礼仪与市场竞争，二者都要付出费用或代价。 ——一千六百年前我们的陶渊明先生写他理想的《桃花源记》，有如下的话：“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间有此人，来来问讯……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我们知道陶前辈写的是他自己向往的世界，但他描述的可不是天堂，也不是人民公社，而是一个有私产有市场的小社会。前辈一定是有真实世界的观察，然后把其中他不喜欢见到的删除。 二战期间母亲带着她的七个子女逃难到广西一条小村落，住了约一年。该村有数十万人家，国民党的钞票信不过，少用——常用的议价单位是鸡蛋。没有纸张，没有一个村民识字，而村长除了了一次仲裁某些仲裁工作也是个农民。村民活得苦不仅因为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小，而且当时的官兵与土匪分不开，日本的胡作非为远基于今天在钓鱼岛的挑衅。该村有产品也有交换的市价，物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也分不开，而每月总有一两次村民把物品带到城与其他村落的农户交换。 今天回顾下笔，我也可以仿效陶渊明，把该村的苦处一起删除，想象中见到的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由看不见的手引领的小市场经济，桃花源也是。 第二步：穿珠子实例可贵 让我转到《收入与成本》第一章提到的穿珠子的例子。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旧例重提，因为是难得一遇的有启发性的实例。

二战后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有无数倚木屋，屋中住着从内地来的贫苦人家，其中不少以穿珠子为业，从早穿到晚，所获甚微。有几个看来也一些一二白的经理人在该山头到处跑，找懂得用针线的贫人操作。这些经理人提供不同颜色的小玻璃珠子、线，与饰物的图案——通常是头带或腰带之类——找劳动力用针线把珠子按图穿成这些饰物。

——一律是按成品的件数算工价，作为经理人的老板也身无长物：他们整天在山头跑，只为赚取劳动力与出口商之间的一点差价或出口商提供的一点佣金。经理人的职务是传达图案与价格讯息，及监察成品的质量。换言之，经理人的存在是为了降低讯息或交易费用了。

跟上述提到的农村例子一样，产品市场就是生产要素市场，二者不分开。要是政府管制穿珠子的工资就等于产品的价格管制。有趣是可能有这些管制，也不可能有工会的出现——理由是穿珠子的贫苦人家与身无长物的经理人老板皆毫无租值可言，从政府到利益团体一律对他们没有兴趣。

然而，与上文的桃花源相比，穿珠子这个行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是看得见的手出现了：经理人是一个看得到的人，是为降低讯息费用而出现，在价格指导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再加一个经理人指导，虽然后者的指导不怎么值钱。其二是市场开始分离了。还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这二者的分离，但穿珠子的劳动力与经理人之间是一个市场，经理人与出口商之间是另一个——当然还有出口商与外国进口商的市场，也有进口商与零售商的市场——产品市

第三步：斯密考察漏了一着 斯密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国富论》是经济学最大的大作，可能永远没有另一本文比得上。不可思议：该作的中译今天还在内地的畅销书榜。写了十二年，小字洋洋十多页，注脚无数，而卷一的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个格今天的经济学没有超越。 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脑子，那么精彩的学问，那么慎重的推理，你道斯前辈起什么说什么？说一间制针工厂的生产程序。提出的主旨非常重要：分工合作，每个工人专于制针过程的一小部分，产量的飙升惊人。斯密指出，每个人独自制针一天不可能造出二十根，就是一造一根也艰难，但他考察的工厂，十个人分工合作，平均每人每天产出四千八百根针！斯密的制针实例没有夸张。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指出，如果算进入人类的发明——可以共用可以累积可以改进的发明——专业、分工、合作、产量动不动以千倍计。这是推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主要原因。 在同一章斯前辈讨论了其他工厂，都有深度，但很可惜他没有讨论合约的安排。我们因而不知道他看到的制针程序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95

是用件工、用时工、还是分成等合同。斯密的一七七六年工 业革命正在英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多种合同一起存在应无疑 问。斯前辈身在其中，考察工厂，遗漏了合同的安排是经济 学后来发展的一个大损失。他知道有监管的问题，但没有从 合约的约束看就不易认为带到交易费用那边去。到科学把交易 费用引进他的“公司”讨论时，已经是一百六十一年之后的 一九三七年了。

我认为斯密说的制针程序不是用件工，因为他描述的是 一条生产线，而生产线难以用件工。原则上分工合作制针可 以用件工，正如香港昔日分工合作制衫袜是整体的不同部分 用件工制的，但不是工人坐在一条生产线。

如果产品的所有不同部分皆用件工，那么产品市场与生 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回事，分不开，但跟穿珠子的情况有则， 因为后者是一件发布出去给消费者的产品只由一个工人从 事，价格的传达由外地市场的零售价格传到批发传到出口商 传到经理人再传到工工那里去。但像衬衫那种有多个不同部 分的产品，分工合作，每部分用不同的件工处理，价格的传 递牵涉到的讯息费用就高得多了。尤其是，一件衬衫的任何 一小部分市场根本没有价！整体衬衫在市场有价，但碎部分消 费市场一般没有价。这么，件工之价格的厘定牵涉到的讯息或交易费用会远高于穿珠子。可幸正如斯密强调， 分工合作有巨大利图，在没有政府或工会左右的情况下 以件工处理不同部分还会经常出现。

第四步：要素市场起于量度时间 让我们回头再看穿珠子这个实例。经理人提供原料后按

件数付价的是产品。而这交易是产品市场了。可以作为生产元素市场看；除了珠子原料，产品是源于劳动的操作与居住房子的一点地方。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还是分不开的。依照本章第五节提出的履行定律，经理人不用担心珠子产品的数量不足，但产品的质量是否达到要求的水平则要监察了。议价格用之外，监察质量是珠子制成品的主要交易费用用。

把珠子制成品的思维引申到整体衬衫的多个部分每部分由不同的工人以作收收费，每部分的件工价格不同，但还是议定了。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也分不开。这里，一件衬衫可以看为多个市场的合并，而整体衬衫的转手成交可以看为另一个市场，但生产要素与产品市场还是分不开的。因为衬衫的不同时部分，多，每部分议价与监察的费用加起来一般是比珠子产品较高了。

问题的出现，是在本章第二节分析任工时我指出，过零散的工作，或工人合作难以划分分别贡献，或产品质量容易有争议的，难用件工处理。以时间算工资是一个交易费用较低的替代。时间工资的最大交易费用节省是工人的时间容易知价：员工时间的工资大约为几市场一般价。聘请员工，互相同意了时间之价或工资，也同意了工作与其他待遇的概要，时间工资成约。履行定律说雇主不用担心员工频频失础，因为报到与下班的时间容易度，但员工的工作表现如何需要监管，往往是头痛的问题。政府的干预不论，采用时间工资主要是因为市价讯息费用的节省多于监管费用的提升。

用件工矾珠子与制衬衫的例子跟这里提出的以时间算工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197 资或生产要素之价有三方面重要的不同、相关的。 　一是以时间衡度，雇用或租用生产要素，这要素市场 与产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说过了，除非是雇用消闲伴 侣、工人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而租用土地或厂房皆以时间 算价，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时间之量只是一个委托之量， proxy也是。购买生产要素的时间只是预期在约定的时间内 有关的要素在产出上可以作出什么贡献。 　同学们要注意，凡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 分离，前者一定牵涉到时间。除了工人的例子无从分开这 两个市场，不量度时间算价，例如分成、分红、奖金，把工 程外判等合约——没有按时间量度来算生产要素之价的—— 皆难以把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分开。在下一章我们可见，这 分开只能从合同安排不同的角度看，严格地说是同一市 场——我不要那早就把同学们弄得天旋地转。 　二、以时间量度显然是起于量度要素的产出贡献而议 价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时间不仅易于量度，在竞乎下生产要 素的时间市场容易有价。 　三、虽然穿珠子的经理人算是看得见的手，这经理人 的主要职务只是传达市价的讯息与监督珠子产品的质量。然而，当转到用工的生产操作时，零碎的工作贡献人大道 常不知价。经理人作为看得见的手不仅要掌握产品与成本等 各方面的价格讯息，不仅要监管生产要素的贡献，还有是经 理人要指引工人做什么及分配非工人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 安排。这当然是看得见的手。 　我曾经提及，我们不容易判断是经理人雇用生产要素还

说过了，在工、商业经济中，交易费用占了国民收入很大的一部分。可幸专业分工而合作带来的增广利益是那么庞大，足以弥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有余。这是人类生活有所改善的主要原因。

掩视交易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现象或行为不多。但交易费用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一般是套套逻辑，不容易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们要先把交易费用提出出来，说明是源自何方，然后再放进肯定是有关的职位上。我自己的取向，是从合同的角度把交易费用出现在哪里的位置看得清楚：合同怎么样改变有关的交易费用会跟着怎样变，而实际上世界的合同安排需要作真实地考察。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字或资料一般不够深入，也往往误导。

我提出的履行定律重要，因为可教我们怎样看世界，可以让我们方便地把交易费用提出出来，然后放进适当的地方。我国履行定律为合同第一一定律。没有那么重要的第二定律是选择定律，在《制度的选择》的旧版中提及，本章后分析失业时会再讨论。

我对传统经济学的失望可能说得太多了，可幸我对传统也表达过不少感谢之词。这我我要向同志们指出，瓦尔拉

第206页的文字内容为：

第六章：履行定律与市场现象

斯的一般均衡方程式假设没有交易费用，也假设有N种产品及N减一个对价格。但是，我也曾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本节的分析的含意，是瓦尔拉斯的方程还有更令人忌惮的一面。瓦氏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但本节可见，这两个市场之分要看合约的选择，而产品类别的数量（那个N）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下章可见，这两个市场不容易分开也用不着分开。没有交易费用产品类别的数量无从决定。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是空间无物的数学游戏。

参考文献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S.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77.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抱歉，第207页没有识别到任何文字内容。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市场均衡：两个边际的两方均衡。第一方是说过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增产利益，在边际上要跟交易费用的边际上升相等。第二方是同样的产出贡献，合约选择的均衡是基于不同合约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这个两个边际的“双方均衡”是引进交易费用的市场一般均衡了——我称之为四二均衡定律。

抱歉，第209页没有识别出任何文字内容。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一九三七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该文的初稿写于一九三二，他二十一岁。“交易费用” (transaction costs) 一词起自科斯之前，但他一九三七的《公司》是第一篇打开见山地处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文章。一九九八年我发表《交易费用的范畴》，其中有一句常被行内朋友提及：“交易费用不是一个要获得终生雇用合同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应该试研究的!”

作为真实世界的局限交易费用很复杂，要经过多年来跑厂跑市才有足够的掌握。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公司时只有二十一岁，掌握不够深入。一九五二年该《公司》文章被编辑进《价格理论读物》，于是大名，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科斯多次诉说没有人读。

第一节：洛杉矶与芝加哥的思维

一九六七年我在洛杉矶写好《但文理论》，其中有一节题为《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跟着到了芝加哥大学，找到重要的关于中国农业的合约资料，我该题发挥，写了一篇长文，一九六九年在科斯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文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 与“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这两个后来自己没有再用的理念来补充交易费用，分析合同，文中提到科斯的《公司》，说跟我的合同选择是一脉相承的，不少行内朋友读科斯的旧作后找我研讨。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访芝大，午餐中我向他提到正在困扰着我的两个人人一起拾石下山，双方各把石的重量推到对方去的卸责行为。——一九七一二年阿师与德姆塞莱提出卸责需要监管，在《美国经济学报》中发表了该学报告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那时我放弃了“卸责”，认为难以验证，转向合同结构那方面想。

——一九七一年，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家小住，我提到二战时期母亲带着我在广西逃难，在河上乘船，由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有人拿着鞭子监视。母亲参与议纤夫的工酬，对我说拿着鞭子的人是纤夫们聘请的。我不能肯定母亲说的是事实，但McManus把这个例子写进他一九七五年发表的关于监管费用与机构组织的文章，再跟着广西的纤夫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

上述可见，公司的话题——即是为什么会有企业这种机构组织——是相当混乱的思想发展。一九六六至六九年在芝大，我跟科斯成为好友，多次跟他讨论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似浅实深，他多番向我解释我总是觉得不尽明白。这文的主旨是清楚的：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公司替代市场。但公司是怎样替代市场呢？这个问题我跟不少当代的价格理论大师研讨过，他们说懂，但最后我认为他们不是很真的懂。到了一九七一年，阿尔钦、戴维德、施蒂格勒、弗里德曼等人皆认为科斯的公司解释牵扯到没有什么解释力的套

第七章：公司的契约性质 205

套逻辑。 一九八零年代，科斯要退休，《法律经济学报》征求文章 为他的荣休出版一本集，我在被邀之列。一九八一年底我 写好初稿，题为《公司的契约性质》，是在科斯一九三七的 《公司的性质》加进行“合约”一词。征集文章推迟了时间， 该集一九八三年四月才出版，我交出去的被放在首位。科 读后来信，说那是他多年读过的一篇他学得不少的文 章，可惜在大舆之后他又说：不同意我说的公司与公司之间 不能分开。我提出的“公司无界说”巴泽尔年青时是对， 但一九九〇年在瑞典举行会议时，集中着当代搞新制度经济 学的朋友，发言的几个皆不同意公司无界。再后来杨小凯不 仅同意，而且说在一些商学院我的看法成为一个新项目。 发表了的文章我不再跟进，认为自己再也管不着。但我 非常高兴戴维德托朋友带来一个口信，说：公司何物终于给 史提芬画上了句号。戴老这样说，只他一个就足够了！ 公司理论与公司无干 经济学有一个热门题材。称Theory of the Firm. 关于 生产成本与在竞争或垄断的情况下的价格黑人。属价格理论 的核心分析搞得一团糟，我在《收入与成本》与《受价与 觉价》中澄清了。然后，奇怪地，那所谓theory of the firm 是关于生产及订价，与那个firm字无干。我把“firm”译作 “公司”非常恰当。内地译为“企业”(enterprise)不对。 中语“公司”—一词源自庄子，意思是“聚多人共同运作”。 企业可以只有一个人，公司不可以。 英语firm字的来源不易考究。字典解“确定”，古老一

点解“签名”。科斯认为firm可能源自法文fermier，解中间人或农民。英语farm out解“判出去”——英国早期的tax farming是指政府抽税判给代理人。该与雇用农民或租土地给农户有相近之处。可见firm这个字不是指生产，而是指一种处理或安排的方法，或一种组织。
奈特的贡献
科斯的“公司”思维源自他敬仰的芝加哥大学的奈特。一九三一年他拿着奖学金造访芝加哥，听了奈特几课，不同意，苦思之后写下了《公司的性质》的初稿。早上十年的一九二一，奈特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风险、 不确定与盈利》，绝对是经典，科斯背得出来。奈特认为“风险”(risk)有概率，可以买保险，但“不确定”(uncertainty)则无法估计，因而不能购买保险。我认为这二者是同一回事，分不开，而原则上任何未来的事项皆可买保险。说这些项目没有保险市场不奇怪，因为原则上可以成市但实际上没有市场的项目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在“公司”这个话题上，奈特的贡献虽然不对，但重要。 他认为因为有风险的存在，一个企业家或老板的出现，是用承担风险的方法来赚取剩余收入，residual earning也是。即是说，一个老板把不同的员工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大家一起来谋取斯密说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大，而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老板保障每个员工有固定的收入，自己承担风险，赚取的剩余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值，在这样的安排下公司出现了。奈特之见，是盈利(profit)只能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出现。

那重要的风险盈利(windfall profit)概念是奈特的发明，不仅对，而且重要。盈利与利润不同，后者是在竞争下决定了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07 的应有的租值或利息回报。

奈特提出的解释会社何物的困难，是他提出的剩余（residual，不是马克思的surplus value），虽然往往在公司出现，归老板所有，但公司的出现不一定有正或负的剩余。分成合约没有剩余，分股属分成，也没有剩余，而我们知道很多小生意的所谓“埋埋”是用股份制，不仅每个参与者没有剩余可取，而且事的大老板可能要自己先拿一个固定的工资，其他让股东们分吧。

上述可见，有没有剩余（或负剩余）的出现要看合约的形式是怎样的。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有时候采用这种有时采用那种合约，不能说因为采用分成合约公司就消失了。

科斯得好答案得不清楚 转谈科斯一九三七的“公司”之见，其贡献主要是问得好，而我认为在关键上他也答得对。可惜他没提出他后来认为是重要的源于我的“委托量”这个理念，也没有注意到工厂之间互相放工作的现象。我知道西方有互相放的情况下，在今天的中国很普及。

一个生产者可以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从事，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卖断给外人，也可以通过合约，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利出售，让外人使用。后者不是断权的成交，只是在约定中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局部权利让他人使用，从而取得收入回报。科斯分析的公司源于这局部使用权的转让。他问：为什么一个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选择让一只看得见的手指导？这即是问：为什么一个有生产力的人选择去做“佣人”或“奴隶”呢？斯密的分工与增产的论点众所周知，但

为什么选择放弃斯密的由市价指导的看不见的手，而让一个经理人看的见的手指导？为什么自甘为奴？科斯的答案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知价，以公司替代市场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我认为不知价的论点是对的，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容易有说服力，容易使读者想到套逻辑那边去。我在前文解释了不知价的理由，之后会再补。很浅的问题，有时要用很长的时期才有清晰的答案。说实话，科斯一九三七年对“不知价”的解释不是那么清楚，主要是说一件产品的不同部分由不同的员工处理，部分分算价交易费用过高，多项交易转用一件制成品处理会节省费用。科斯看着的是以时间算工资，他没有说出来，时间只是一个委托之量他也没有提及，需要处理的监管问题没有处理好，因而受到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七年的质疑。

更为严重的缺失，是虽然科斯在他的《公司》大文中提到“合约”一词，他没有说是什么或哪种形式的合约。可能是受到斯密的影响，但漠视了合约的结构与合约的选择，公司何物不能有满意的解释。下节可见，引进合约的选择，不知价是选择的结果！

赦责论调的兴起

科斯的《公司》之后关于公司的文章不少，看到精彩的，但一九七二年阿尔钧及德姆塞茨联名发表的《生产、讯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不可不提。今天看，阿、德二氏之作比科斯一九七七年的还要大名。

阿、德二氏的大文的发点是赦责，源于一九六八年在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09

芝大的午餐中我向阿师提出的我想不通的两个人人抬石下山的问题。原则上两个人一起抬石比一个人独自抬的重量高出不少一倍，联手抬有着数，但合抬之际，双方皆有图把重量推到对方，在竞争下合抬的重量如何决定是个难题。

我没有读过阿、德二氏发表时的文章，但该文章数易其稿时每稿都寄来给我拜读，作点建议。记得该文章没有提到抬石的例子，但有提及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同的选择》，而该提出的卸责及需要监管是他们的主题。我记得在他们的文稿中提到二人抬物上货车的例子，也提到狩猎、猎者分开包围，不让猎物逃脱。也记得有捕鱼的例子：有人驾驶有人捕钓。可能因为这互辅产出的观点够新奇，阿、德二氏之作无疑影响了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虽然他们跟我一样，对博弈理论没有兴趣。

今天回顾阿、德二氏之作，我认为他们的互辅合作例子，跟我提出的二人抬石的例子一样，皆与斯密——七德六年描述的制针程序没有分别！一群人坐在线制针，虽然不同，但一起操作总匹值会远比各自独立产针加起来高。这件，除了老板自己要收取的那部分，余数作平均分配，或采用大家相同的时间工资，一个偷懒或卸责任的员工可以夸大自己制造的部分的困难，要求老板在该部分多加入人手，而这个懒人会因为其他员工的勤奋而得享一点甜头。

蒙视合同安排难以验证 这里的问题是在市场竞争下，员工的行为与老板的应对要看合同是怎样安排。如果以时间算工资，你懒惰，或考大工作难度，老板见监管费用过高会转用另一个人。如果员工

不是一起坐在生产线，产品的各部分有足够的数量，用件工，老板会转向监察产出的质量。换言之，质量如何也可以免责，老板或经理人要监察哪方面要看合同怎么样安排，而合同安排是阿，德二氏的大意忽略了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没人不会免责，不会偷懒、恐吓、勒索等今天引进了博弈理论的行为，但我认为这些行为难以观察、无从量度，所以不易甚至不可能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假说。我认为转从不同合同的角度看我们要解释的容易得多，别的不说，单是我提出的履行定律，我们可以从合同安排列的方面需要议价，哪方面需要监管，而议价费用与监管费用怎样高低是难排列高低的。从合同的角度看，加入竞争也远易地推断哪方面的监管或讯息费用——即交易费用——的或增加或减在哪儿出现，看不到的卸责等意图图于成为看到的合同与执行的含意，用不着提及。

在重点上科斯对

说到科斯与阿、德二氏的两篇二十世纪的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大文，他们双方不同意我当年站在中间。轮到我自己写“公司”时我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分歧，要接受哪方呢？还是把他们两方皆否决？细想之后，我接受科斯提出的要点否决阿、德二氏。这是在一个关键重点上的判断。

科斯的重点，是公司的出现源于市场不知价。阿、德二氏的重点，是多人机构（公司也）的出现是因为合作生产有卸责任行为，需要监管。我认为科斯对，因为如果凡事知价，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从产品的微小部分到监察员的微小服务也知价——可信吗说看得见的手也由市场价格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斯密的合作可以全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处理。这不是说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只是说如果价格的讯息与设没有费用不会有公司。引申到阿、德二氏的主题，我的看法是不是价会导致偷懒或承担，不是偷偷懒导致不知价

我同意科斯的不知价的论点，但不同意他说因为不知价公司替代市场。我的看法是因为不知价不同形式的合同会互相替代。是不同合同的替代，不是公司替代市场。我更不同意科斯说的在生产活动上公司之间可以划分界线。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会在下面再申述。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奈特一九七二年以八十六高龄谢世，当年我幸运认识他。阿尔钦科斯二〇三年谢世，享年九十八八一百零二。德姆塞茨二〇一九年谢世，享年八十八。最年轻的我也是个古人，累了。

第二节：公司与市场是同一回事吗？

作研究生时我读不明白科斯说的“公司替代市场”。一九六八年在芝大得到科斯亲自解释也不认为真的懂。为此，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到香港度假时，第一时间我到那里工厂考察伙工合同的运作。得到的收获我在第六章第二节写过了。

为什么我重视 Kit 工呢？因为这种合同刚好站在科斯说的“公司”和“市场”之间。件工在工厂之内出现，属科斯说的公司，但正如我在穿珠子的实例中指出，件工合是产品

市场！推理是：如果一间工厂全部用件工处理所有产品——原则上可以——公司与市场岂不是同一回事？何来公司替代市场了？考察件工的收获比我事前期望的大，因为让我看到传统的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分析近于到处错误。

擦鞋小孩给我上了一课 该暑期来运到。一天中午在湾仔路我坐在一个曾经装载水果的木箱上，要一个当时香港还允许的小孩擦我的皮鞋。说好价是一港元，当然是左、右的鞋子皆擦，但当该孩子动工擦我的左鞋时，另一个同样拿着简单工具的孩子，二话不说，擦我的右鞋。我问：“怎样算钱呀？”“给我们每人五角吧。”其中一个回答。不明白他们的行规，当我发觉这两个擦鞋孩子互不相识，如中电站，突然惊觉：这就是科斯说的市场了！我想，如果左起穿鞋右是鞋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运作得那么好。这件琐事促使我回头再读科斯一九三七年的《公司的性质》，明白多一点，但也认为他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场”这个主要点是错了。

上述两个擦鞋孩子教了我们什么呢？四点。其一：孩子各擦一只鞋，皆有价，是市场，但没有一个公司组织的存在。他们是各自产出来然后卖给我，正如街上有多个小贩我每个购买一点。其二：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不开——我付的擦鞋钱既是购买鞋上的光亮，也是购买孩子的努力。其三：那两个孩子是合作，也算是分工合作，只是没有斯密的制针工厂那样能因为分工合作而使产量大升：两个孩子的擦鞋时间加起来扩大了一倍，鞋子的光亮面积升了一倍，但顾客的时间是节省了一半。原则上，市场的运作——单是通过市价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协助分工合作而使产量大升，在事实上

世界有不少支持这种看法的例子。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提到过的事情，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知价，看不见的手失灵，而这就带到科斯——一三七之见了。

其中：孩子擦鞋的例子，显示着交易费用是很低的。市场知价，行规说五分钱擦一只不用问，而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孩子们擦鞋显然是有着他们的风俗与礼仪，不盲目地约束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合同安排。至于政府后来干预，禁止孩子们擦鞋，理由当然甚多，但政府历来的干预一律理由甚多。孩子在街上擦鞋这个行业，不会比发明皮鞋的历史来得短吧。

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不易分开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典故。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转到香港大学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只到那里一个星期，一位同事申请升职，作为系主任我是五位裁判委员之一，会议时不能一题也不问。知道这位同事专研生产函数，我问：在街上你光顾一个小孩让他擦你的皮鞋，事后你给他两块钱，这是购买他的劳力，还是购买皮鞋上的光亮？该同事答不出来，因为不能升职，使我联联于怀之。

一个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者可以答得妥当吗？不一定，因为传统的经济学老是教错了方向。正确的答案清楚简单：二者都是，那两块钱既可看为购买小孩的劳力，也可看为购买皮鞋上的光亮。生产要素市场（小孩的劳力）与产品市场（鞋上的光亮）是同一市场，任何一个角度都对。

我们可在擦鞋这个例子多走一程。街上的擦鞋小孩是独行侠，但我们知道好些城市有擦鞋的小店子。现在假设这擦

鞋店子的老板雇用小孩擦鞋，每对以作工算工资给小孩，但顾客之价要略高一点，作为店子的租金与老板自己的报酬。这个例子还是跟上述的一样，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而老板雇用多个擦鞋小孩也应该如是看。

现在让我们再加转变。如果小店老板雇用擦鞋小孩不是用件工合约，而且用时间工资合约，即是工资以时间算，有什么分别呢？一个明确的分别，是合约的性质不同，但基本上是同一市场。但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合约不同市场有别：作工合约是购买产品，时工合约是购买时间。顾客购买皮鞋的光亮与购买小孩的时间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但因为合约不同、监管与履行有别，说是两个不同的市场也无不可。尤其是，当引进我提出的履行定律来考虑监管的问题，从两个不同的市场看会比较方便。

无可置疑，不同合约的选择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包括监管、讯息等费用——从而增加老板店子的租值与被雇者的收費。一 般而言，时间的量度费用低，但员工的表现如何其监管费用不菲。件工有质量审 核的麻烦，而更头痛是如果员工的生产贡献零碎，设件工之价的交易费用容易高得无从处理。看这些问题我喜欢先从履行定律入手，然后从几方面看哪个量会有怎样的交易费用与租值的变化。当然不易，有时甚至难，但趣味性高，而推断或解释现象往往如有神助。

世界复杂，当我们离开了擦鞋小孩这个简单例子，转到斯密的多人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去，再离开斯密的工厂，转到产品复杂而又变化多的工厂去，我们会见到合约的安排千变万化，单是雇用劳工就有件工、时工、年薪、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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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公司的契约性质 215

红、奖金等等的变化。头痛吗？那当然，但有趣，经济学可以引用的解释原则都是简答的几项，选出有趣的现象，重视细节，凭想象力发挥一下，足以传世的文章是不是那么困难。 从最简单的角度看，公司的定义不过是多过一个人的分工合作的组织。

传统分析难圆其说 上述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自我不满意那所谓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这分析把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分为两个不同部分处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说交易费用是零不对，说交易费用用不上零却没有说是什么。我自己经过多年才意识到那所谓要素市场是基于不以产品之量单价，但如此一来多种不以产品单价的合约，传统的分析不知要放进哪个市场去。要是我们从合约的角度看问题，知道不同合约的采用需要解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不可能遇到漠视。这样处理，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区别就变得可有可无，而经济制度的运行就看得清楚多了。 生产要素市场的出现，从以时间之量单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接受。公司的出现要怎样看呢？虽然科斯以“不知道价格”来解释得见的出出现是对的，他没有说公司是骗人的吗。事实上，在他的《公司的性质》的原文中，有一个奇怪的注释：“我们不可能画一条清楚的界线，来决定有或没有公司的存在。”更奇怪是科斯不同意提出的公司之间没有界线划分。

公司之间有没有界线划分是一回事，公司究竟何为另一回事。传统的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说“公司”

只是一 个生产单位，跟大有争议的公司性质所说的公司不同。从奈特到科斯到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等人的争议看公司——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作阐释——我找到的自己满意的公司定义如下：需要的原料不论，通过公司而面对的产品或服务，一定是多过一个拥有生产要素的参与者合作才产出的。重点是要先合作，有了产品才面对。也奇怪，同样是那一组人，由施蒂格勒、戴维德、科斯等人倡导的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主要是教生产成本与反托拉斯，合作是另一个话题。他们倡导的工业组织研究不重视合同。

第三节：不知价的原因与四二均衡

我认为公司性质的整个话题是源于斯密的制针工厂。同量的生产要素，分工合作动不动可使产量上涨很多倍，是今天的世界多了很多人但还可以一起生存的主要原因。市场的运作，通过市价的指引，可以协助分工合作，正如上文提到的两个擦鞋孩子是分工合作，通过市议这样不见的手的指引。擦鞋小孩的分工合作只加快了擦一双鞋的时间，使产品所值增加。然而，原则上，市价的指引可使分工合作大幅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奈特注意到，分工合作可以通过一家公司组织处理，但他提出老板承担风险是公司出现的原因，科斯与后来由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表现然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科斯着重的，是在公司之内有看得见的手存在，指引着员工操作。员工甘为奴这观点，在上世纪初的伦敦经济学院常有讨论，而一组一组的员工作为一家一家的公司看也 是英国当时的传统看法。为什么要用上看得见的手呢？科斯的解释是产品不知价。睁眼看是套套逻辑，因为凡事知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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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价，生产活动当然要用看得见的手，但我认为科斯一九八七年解释为何不知价是过于复杂，不够清晰，而且没有提出一个关键的要点上。引进交易费用是理所当然的取向，但这些费用我们不容易解释为何会增加，更不容易解释这增加会高于看得见的手带来的“浪费”。我要到考察了工作合同之后，从合同选择的角度看，才明白交易费用的变动要从合同的履行与监管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这里的要点是不是不知价不是说不可能知价，也不是说因为讯息或交易费用太高所以不知价，而是与容易知价的时间工资相比，把设定合同与监管的费用一起来衡量，同样的生产效果哪种合同的交易费用比较合理。可以知产品之价，但选择不知是不是时间工资出现的原因。

今天我对价格费用的看法很简单，只有两点。其一：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凡是难用件工合同的生产操作，知价的讯息或交易费用会偏于高过看得见的手带来的浪费。我在分析件工时指出，过零敲而又变化多的工作难用件工，多人合作时难以划分贡献的情况难用件工，产品质量容易有争议的难用件工。其二，市场物品之内的任何零件，只要够大与不违反上述的三方面，可以用件工，而没有例干预在往用，但愈是牵涉到专业知识的零件，市场愈不知价。我曾经例举一部档次比较高的照相机，内里的零件我们一般不知是什么，市场当然难知价。产出该照相机的厂家可以相当

确认地估计整部照相机能在市场卖多少钱，批发之价大约为几，该厂家会考虑哪些部分用时工，哪些用件工或其他合同，要求整部照相机的预期批发价以弥补所有成本。

农产品易知价，拍卖品专家频频猜错我曾经说过，市价的出现是相当奢侈的事。不知价的项目多如天上星。农产品一般容易知价，不仅因为买卖双方竞争多，而家庭主妇不可能不知道什么蔬菜或其质量为何——不会像照相机那样复杂难明，更勿论后者的零件了。

农产品的讯息费用比工业产品为低，也因为其生产程序没有工业产品那么复杂，没有牵涉到那么多的专业知识与分工合作。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者深入地研究拍卖行的估价与成交价。拍卖行业是挂着专家估价的招牌来赚钱的。二〇一二年一家上海拍卖行把一件不起眼的小宣纸旧画估价一百人民币，拍出的成交价五百多万！这当然是夸张的例子，但其他成交价低很多的估价或估得过高拍不出的例子无数。

选择不知价与不断权是授权的原因让我转到重要的“授权”话题去。说过了，以时间量度生产要素之量有很低的量度费用，加上不同业的时间工资产市一般有价，知价的讯息费用是远比其他基度为低。但时间本身只是一个委托之量，不是产品，监管工人操作的费用会上升。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时间工资的采用是基于知价费用的节省高于监管费用的上升，然后再与其他可以选择的合约相比。我们因而可以从交易（或讯息或监管）费用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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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来解释不同合同的选择。科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对的看法是不同的合同互相替代。这些都说过了，要补充的是知 价与监管之间的变化有不同的层面。这就带到授权的话题了。

生产要有资产或生产要素的组合。公司的出现不是源于生产要素的断权成交，而是通过租用或雇用等合同安排。这是局部的使用权利转让，但产权的本身还在业主或员工的手上。把使用权局部卖出是以授权的方式，通过合同的安排，来交换租金或工资。这种局部授权的合同可以有多种安排，为了简化我们主要是从工作与工这两种合同作分析。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凡事知价——从产品的每部分到经理人与监管者的每项贡献皆有价——授权让人指使就变得不重要了。什么样的服务或操作皆有价，授权变得不重要，因为每项微小的贡献皆可直接以价成交。这是我不同意阿尔钦与德姆堡塞茨的从卸责的角度分析公司的原因，而跟着的威廉姆塞等持有类似看法的我——则不同意。

引进交易费用：四边两方的一般均衡 授权给公司经理人使用是因为生产贡献的本身不是通过以价成交的结果。但是，知价与不知价不是黑白分明，二者之间可以有不同层面的灰色。从我曾经提出的履行定律看，愈是清晰地知价，愈是知得细微，需要监管的行为愈少。时间工资合约，工资的本身远比疏碎的工作贡献容易知价，但“时间”可不是产品，只是一个预期有产品的委托量，所以员工要授权，要接受看得见的手的指导与监管。

考虑到知价有不同层面的讯息与量度费用，监管与指导

也有不同层面的费用，把这些费用组合起来而称之为交易费用，大事简化，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市场均衡：四个边际的两方均衡。第一方是说过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增产收益，在边际上要跟交易费用的边际上升相等。第二方是同样的产出贡献，合约选择的均衡是基于不同合约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这四个边际的“双方均衡”是引进交易费用的市场一般均衡了——我称之为四二均衡定律。

当然，做厂或做生意的老板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懒得管。但在竞争下，不管产品是否有专利或垄断性，争取租值极大化会带来这四二均衡的效果。更重要是引用老师阿尔钦一九五〇年提出的天才之见：在竞争下，这四二均衡是适者生存的结果。

结语：处理私产看得见的手要市场之试 公司的合约性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的世界，工商业发展的分工合作带来的产量大升是人类还可以一起生存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知道，这分工合作的产出大部分是通过看得见的手的指导与监管，不是通过市价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人类可以生存呢？为什么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由看得见的手指导，带来荒谬野的大悲剧？学生们能想到解释吗？

第四节：公司无界，选择作价与适者均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实地考察蜜蜂采蜜与播花粉时，我问科斯：“如果一个果园的主人用一个养蜂者替他的果树传授花粉，加起来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公司呢？”他说没有回应。他可以怎样回应呢？奇怪在我之前没有谁注意到这个简单而又令人尴尬的问题。今天回顾，一百年前英国传统对公司的看法——一个一个有知觉的小岛浮在没有知觉的海洋上——不着边际，可能影响了后来没有什么解释力的

公司理论。

合同有变注册不同不代表公司有界

蜜蜂传播花粉有市场，中、外皆然也。果园的主人可以雇用懂得养蜂的人，可以租用蜂箱，也可以用水果收获的方法跟养蜂者成约。经济学者可能认为雇用养蜂人该果园是一家公司，但租用蜂箱就是两家。但为什么只是换了个合同形式公司的数量就改变了？分成合同又是多少家呢？我们知道，在不同合同的安排下，果园主人需要监管的事项不同，例如租用蜂箱他会较为重视箱内的蜜蜂数量，而雇用养蜂者他会较为担心自己的蜜蜂给邻邻的果园施杀虫药时杀了。这些问题无论你怎样给一家公司的界线定义，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举出反证的实例。

不要把商业注册视作公司界定的划分，因为在很多地方，原则上一家机构之内的所有成员可以各有各的商业注册，在香港，一个毫无产出的人人可以拥有数十家企业或“公司”，把名片用小字印得密密麻麻。但这些名头公司虽然不是经济学传统关心的。

也不要把税务或财务引进经济学者关心的公司界定。财务（因而税务）当然可以界定个人，也可以界定公司，而那所谓有限公司是基于一个创造出来的法人。这些也显然不是经济学者关注的公司运作与界定。经济学关注的公司，是多人合作生产的组织，要从产出物或提供服务的角度看。从这个角度看，公司与公司之间可用界线划分呢？我的观点是不可以，所以提出公司无界之说。经济学者可能被商业注册误导，或被商标误导，或被税务或财务误导了。

大商场与小店子的混合

从产出物品或服务的角度看，公司无界的例子多得很。一间庞大的商场，用着一个商号或名头，其中多家小店各有各的老板，各有各的商业注册，出售的物品各各不同，但一律要遵守该商场指定的规矩，例如开店与关门时间要大家一致。如果该商场收各店的租金是以销售额的分成算，商场上头会策划由一个中央组织收钱。上头也可能指定所有小店要购买及使用有商场招牌的纸袋等。有些商场之内的小店统一用商场的商号，但如果租用商场的是名牌宝号，则各用各的宝号了。

不要以为小店子云集于一大建筑物之内就是一家公司——所谓百货公司或百货商场。在美国因为地价宜，好些购物中心之内的店铺，不同招牌或商号各有各的独立建筑物，但除了建筑物是分开的，其他的合同安排跟多家店子放进一大建筑物完全一样。从我们关注的公司性质看，当然不能以建筑物划分公司。以招牌或商标划分也不成，因为一家公司之内可以有无数招牌或商标。

层层传达与外判行为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考察件工合同，我在铺木板地这一项目上作了比较深人的调查，因为一位朋友专于该业。当时香港的木板地以每平方英尺算，容易监质与算量，所以一律以件工处理。一个建筑商判给一个地板商从事：该地板商提供处理过的木板，然后判给一个铺地商：最后该铺地商判给铺地工人。这个例子有三次外判，合共有三家公司组织与一组工人，即四层各自负责税务与财务。价格的讯息是一层一层地

传达了。有三张合同，皆以每方平方英尺算价，而建筑商把楼字单位卖给顾客是另一张合同。不算顾客，木板地的产出有多少家公司呢？是一（建筑商），是三（加地板商与铺地商），还是四（再加工人，有判头）？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整个铺地板的程序是一连串的合同组合，怎样划分都可以，公司于是无界。

工作外判或发放给他家在中国盛行。这是不同行业有地区集中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位在广东开设塑胶产品厂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同行如敌国，但我可以对外来的买家说这一带的塑胶厂不少是我的，而且塑胶厂可以说我是他们的。”有外来的大买家出现，要看厂，该友会问要看多少家。 是的，一家小小的成衣出口店子，其背后一定有一些联络好了的制衣厂。

同行如敌国没有说错。一家规模的工厂往往有自己的山寨，把工作发放出去。如果发放出去的工作不够多，养不起山寨，就可以买占该山寨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把街家杀马来，发放工作之际厂家们要争取自己的商标，要保持自己的设计与模型，有些事项要守秘，而产品中有关的那些部分要自己造。竞赛车场单，竞赛议价，竞赛质量与发明，但在产出上竞争与合作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也要注意，好些行业一些专家要一起为多家公司服务。我考察过鱼塘养鱼的例子。农户各有各的鱼塘养鱼，塘数多少有别，但不同的农户会共用同一的养鱼专家。这专家驾驶着摩托车在农村到处跑，指导着什么时候要下药，什么时候要加氧，以及提供饲料与价格变动的资料。一个专家同时为多家公司服务是常有的现象，公司怎么样划分界线呢？

公司无界与星光比喻

公司可以有界：两兄弟在街头卖小食，既不为他家服务，也不雇用其他人，公司的界明显。然而，真实世界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雇用或租用的合同往往扩散开去，工作不断地外判，瓜与藤地不断相连，推到尽头可以把整个经济甚至整个地球以合同串连在一起。公司于是无界。这无界的合同串连与扩散增加了分工合作带来的产品与产量上升的幅度。换言之，公司无界的生产力比公司有界的为高。

公司无界，但我在上节提出：不管在公司之内的看得见的手怎样指挥、监管、甚至怎样胡作非为，产品最后还要经过的是市场市场的市场那一关。如果我们撤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从所有生产要素皆私有的局限衡量，引进交易费用（包括讯息及监管费用），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足以令人拍案的图画！是的，这画作比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引着资源使用远为复杂，但秩序井然，也眉佳构。

要怎么样说明呢？公司无界，但市场物品之间的市价有界。消费者或终使用者看看市价选择，而从事生产的人也看着这些价，仿佛看着天上的星星，不断地盯量，因为他们要弄好市场之试才能活下去。简作比喻，我们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价是上面的星星，照亮及传达着讯息，而下面公司内的看得见的手是看着上面的星星指挥与监管了。如果一个社会成员认为独自产出的售价带来的收入比不上参与公司组织，他会参与，但这样做他要授权给老板或经理人指挥与监管了。不断地看着不同物品的市价的责任就转到老板或经理人那边去。

我在卷三分析拼追效果时说过，没有足够的拼追逼近成本线画不出来。传统的以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相等来订价显然不是一般的情况。产者当然要算成本，但售价从何而定他们往往是看着天上的星星。这不是说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边际成本的理念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没有这些竞争产与租值定不会有解释。我只是说在一些情况下市价的引导不是靠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而是竞争者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定的市价，仿佛看着天上的星星，而这些星星是整个市场或者整个经济一起来定的。这解释了我们常见的市价波动、讨价还价、抛绣销售、全线逼销、倾销等现象，不能从个别产者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来处理。

传统的分析仿佛是在暗地里假设没有交易费用，但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引进交易费用，分析就变得远为复杂了。

跟前辈的看法有别

市价传达讯息这个重点不是我的发现：哈耶克一九四五年这样说，其实斯密一七七六年就这样说了。问题是因为讯息或交易费用，无数的物品或服务没有价。除了为数不多的期货市场物品及一些农产品，通过公司运作产生的，不管有没有牺牲性，出售的皆由看得见的手选择性地放出去。当然考虑市场的讯息，但因为讯息费用存在，不能见价受价。他们开的价一般是投石问路。市场的人一起看着这些价，互相竞争，其行为影响着这些价的变动。适者生存，我们看到的市场之物与价是淘汰下来看的结果。没有交易费用，市场的物与价的数目无从决定。引进交易费用物与价的数目会大幅地减少。瓦尔拉斯传统的一般均衡假设这些数目，没有经济

说物品或服务的市价可以作为星星看，传达信息，没有错，但哈耶克等前辈没有注意到通过公司运作的产品一般是由看得见的手选择性地放出去，而这些产品之价是包含着他们的指导及监管的费用。今天博弈理论关注的所有行为全都是算出了这些价之内的。市价而得来不易，我们见到有价的只是无数物品与服务中很少的一部分。公司的看得见的手或经理人的收入全部是交易费用。要不是分工合作能带来那么大的增产效益，跟着公司无界再加大了这效益，今天的世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市价传达讯息与误导的保障 因为讯息或交易费用的存在，无数的物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有价值但没有市价。也因为这些费用的存在，某些物品的市价可以出现相当大的方差（variance）。要考市场之试的人，为了生存，会想出应对的方法，反映在分成、分红及其他合约的安排上。如果我们引进阿尔钦提出的适者生存的看法，在公司之内出现的为看得见的手而安排的合约选择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市价可以误导，甚至严重地误导，但大体上市价达着的讯息可靠，而适者生存是这可靠性的保障。

市价出现方差是说星星可以时时明暗，而光芒不可方物的星星就仿佛这些年数码科技带来的新产品，一簇蜂的公司赶着去应试。我不懂数码科技，但注意到苹果的手机同代的一般只有一两款，而三星的手机却有多个不同的型号。前者有一两个价，后者有多个价。任何生产商提供一种产品面市开出一个价，提供几种开出几个，皆属投石问路，或要照亮

以下是第235页的文字内容提取与校对：

什么。苹果与三星正在斗法，而今天中国的华为大事加入战场，还有其他好些品牌，同学们可以猜猜最终会胜出。

经济科学可以算是有深度的艺术 引进交易费用的分析不容易。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收获是从合同的角度处理这些费用是好去处。斯密分析的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的结合是一幅只有天才可以想出来的精彩的画。我们加进交易费用看公司与市场当然远为复杂，但从这里提出的星星比喻与看得见的手要应市场之试的角度看，这复杂带来的画面是增加了有深度的美。我再重复说：在交易费用不菲的局限下，市价的数目大幅减少了。还存在的市价像天星闪闪，下面无数的工作产出者以合约互相串连，公司无界，指挥着他们操作的是一群看得见的手——看着星星的光暗变动的人。另一方面，因局限常有变动，这样的串连运作会不断地影响市价的变动，幸或不幸的故事有，但就是这样分工合作，通过合约的串连，产量的大升养活了无数的人。

科学不是艺术，但可以有艺术上的美。私产制度的运作，没有政府干预，引进交易费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幅在复杂的变化中有弦的画。如果把资源使用分为两部分，私产归私产，政府归政府，经济学者可以创造出两幅画作皆不难有艺术品味。困难是在基于私产的市场中政府插手干预，客观的分析要有艺术性很困难！

千预市场是把污泥涂在名画上 一时间我想到堪高的名画《星光灿烂的夜空》，可能是他最复杂的作品，但观察受到的的是有深度的美，足以震

第七章：公司的契约性质 229

操心灵的和弦，属顶级艺术无疑问。以合约处理交易费用再带进公司与市场当然复杂，但处理得恰当也表现者有深度的和弦。政府干预市场合约是另一回事：仿佛梵高的《星光灿烂》给人涂上污泥了。

科学要基于现象有规律才可以研究或解释。经济科学是基于人类的所有行为皆有规律。政府干预市场，只要说楚楚法规为何与怎样执行，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怎样的现象规律会出现。困难是我们很难看出政府推出的干预市场的法规有什么规律。好比二〇一四年看到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十年来干预楼市九次，方法次次不同！有什么规律呢？我们见到的只是有人把污泥涂在梵高的名画上。

交易费用与适者均衡

然而，干预的污泥掩盖不住真实的光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伟大思想，但因为没有引进交易费用，这些年被经济学者束之高阁，转 反不可以验证的博弈理论来处理市场或社会的运作。本章提出的合约一般理论，容许博弈理论关注的人类趋懒，会卸责、欺骗、恐吓、勒索等社会认为是丑陋的行为。追求可以验证的假说，我把这些行为放进合约结构的履行与监管，也把社会的风俗与礼仪处理为人与人之间的合约约束。偷懒、勒索等行为于是被埋在合约选择与交易费用中，再提及是重复了！监管与讯息等交易费用无疑庞大，但比不上分工合作带来的增产利益，而公司无界的合约串连带来的增产价值是更大了。偷懒、勒索等行为我们无从观察，但交易或讯息费用的转变我们大可衡量。后者是我选走的路，用验证假设的方法来解释世事多年来是得心应手的。

老师阿尔钦把达尔文的思想，天才地放进市场去，允许我们在合约选择与监管履行的复杂变化中画出一幅有弧线的图画。从逝者生存的角度处理合同选择与引进交易费用，分析的解释力是更强了。然而，这样处理，我们要把密的看不见的手推到天上的星星去，照亮下面的看得见的手指挥着生产者的操作。

上述的经济含义重要，因为提出了一个新角度把看得见的手救了一致。交易或制度费用往往庞大，人类的看得见的手可以胡作非为。但是，只要上面有着星星似的市价提供讯息，反映及过滤着下面看得见的手的一举一动，在竞争下，为了生存他们要看这upe星星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会遇淘汰。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不管谁属，也可以是政府的——有合约选择的自由，上面的星星必会出现。不管下面产生的是否无特色的物品，还是有发明专利、商业秘密或有独特风格的有差断性的物品，皆要竞争，而看着星星的竞争者会把交易费用减到在者生存的约束下最低的。困难或艰难的出现不是源于政府的操作，而是政府受到利益团体的左右，干预公司的合约选择，或干预作为星星的市价。前者增加了可以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者是把星星的光彩改变了。二者皆导致租值消散，推到尽头是人类的灭亡。

这里提出的画面不是伟大的思想——比不上惺高，更比不上斯密——但有新意。有机会传世平（一笑）？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引进交易费用这项历来难于处理的局限而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这要从合约选择的角度看问题，把不同合约的选择与看得见的手的操作挂上了钩，公司无界，而用上这样生存这个理念让我们一笔过地处理了可以是无数的边际价

第五节：失业的解释 经过六个月的集中思想、动笔、关于合同的理论写到本章的第四节写完了。实际上整个话题我思考了整整五十年！源于一九六六年初推敲做农理论时，因为土地租金用一个百分点，没有价，迫使我想到合同结构那方面去。跟着的思想发展很慢，因为每一步皆要找现象与假说验证。合同的一般理论我早就知道存在，老是不敢动笔，推到今天日暮黄昏，第一手算是对自己作了交代。

“一般理论”又称“通论”，上节以“适者均衡”收笔实在好。这均衡是说我们见到市场存在的物品、服务与市价，全部是淘汰下来的结果。我想到这简单看法，因为引进交易费用数之不尽的边际价值涌现，要算出边际价值和等是算之不尽的。在第三节我提出“四六均衡”，是经过大手简化才选出四个重要的边际价值，包括四六均衡的适者均衡是全部简化了。

适者均衡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吗？应该是，但可以不是。科学上无数的重要思想皆源于套套逻辑，因为那是提

没有公司组织不会有失业

失业与公司的关系我在《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分析过，这里再讨论，因为关于公司的性质我从来没有写得具体那样清楚。同行们读到这里对公司的认识应该更上一层楼，回头再分析失业他们会明白多一点。

公司与失业有两个关联合。一是没有公司这种伙伴合作的组织不会有失业。二是失业主要出现在以时间算工资这种合约。如果社会所有的人都属独仆侠，自负其力，或者旧中国那种家庭式的运作，产品各自到市场去，不会有失业这回事。自己产出应市，不产出没有生计，何来失业呢？政府的干预不论，失业是起自公司的多人合作带来的增产，使参与公司的收入比自产品出的为高，于是参与，但遭理解，一时间找不到类似的雇用机构，找不到可以接受的“伙伴”合约，也不愿意自立门户，继续找公司雇用，在寻找期间就是“失业”了。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找很久也找不到，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33 是深学问，过后我会试作解释。 参与公司的收入比独自产出应市的收入为高，是公司出现的原因。但是，在边际上，某些人独自生产的收入可能高于参与公司，或跟参与公司的收入相等，所以不会参与公司。一个人遭公司解雇，定义上他独自生产的收入不会高于参与公司的，可能低很多，所以要找公司合同的工作，找周期算是失业。这要注意：虽然在边际上某些独自生产的收入会高于或跟参与公司的相等，但一旦公司解雇的人数增加，这些“失业”的会对独自生产的收入施压，因为失业的也考虑转到独自生产那边去。这样，当经济不景，遭公司解雇的人数增加，压力转到独自生产那边去，以致同样一个百分点的公司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愈高对经济不景的影响愈大。即是说，从百分之七升至八的失业率增加，对经济不景的影响比从百分之二升至三为大。 时间工资没有自动下调机制 为什么我说失业主要源于时间算法工资？因为这种合约是唯一的没有自动把工资下调的机能。把分红或奖金放进合约，指明公司生意欠佳会下调，是工资自动下调的机制。好比日本喜欢采用小工资加大分红，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如日方中员工获分红多到笑，跟着八十年代后期经济转弱，员工的分红收入大跌，但失业率近于零无变动。分成合约当然更如是。比较难看出工资有自动下调机制的是工合约：生意欠佳工工资下调也近于自动。产品要减价，否则要停工，老板容易说服件工的工资非减不可是实情，而工人知道，如果产品之价回升，他们的件工工资会跟着回升。只

失业定义见仁见智
失业的定义经济学者有争议。我接受的是：一个可以工作而愿意工作的，找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待遇或薪酬，也不愿意自主生产。这是自愿的选择性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也是。经济学传统喜欢以非自愿(involuntary)来给失业下定义。这没有意思，因为非自愿是说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行为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不管局限怎样约束着工作的选择，不工作还是在局限约束下的选择结果。
从经济学方面看，政府提供的失业定义我们不要管：处处不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经济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认为找寻工作也是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最低工资的执行与不工作会获得政府派钱的福利不仅会导致失业，而且是失业的两个主要原因。工资不够高有钱派为什么要工作呢？几年前读到香港政府的报告，说最低工资会鼓励失业的人找工作，因此降低失业率。不容易见到这么有趣的政治言论。

第七章：公司的合同性质 235

难解释的是其二：同样的高失业率，有时只持续了一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但有时持续地高企不下。后台见于二〇〇八年起自美国金融风暴之后，约六年后才开始下降，而这下降据说些是因为政府的统计准则使然。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升至百分之二十五而还高企不下。绝对是困难！

很高的失业率持久不下是很难解释的。以劳工法规或福利经济作解释不容易，因为这些人为的局限约束此前存在，基本上没有变，但为什么高的失业率有时下降得快有时顽固呢？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高失业率曾经下降又再上升。希克斯（J. Hicks）健在时给我的解释是保护主义使国际贸易大幅地收缩了，有道理；弗里德曼说货币政策频频出错也有道理。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我们今天是不是那么清楚，政府的统计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真实的失业数据为何有争议。今天呢？欧洲的情况就在眼前，统计的方法没有变动过。为什么高企的失业率顽固难下呢？说是因为有讯息费用近于定义性，说明了等等没有说。一个看法是讯息费用上升了。我认为最可能是源于那里福利制度与最低工资的合并：持久地不工作政府继续派钱。

房子空置与员工失业有六点分别

我不敢说自己有失业率顽固高企的解释，但可以尝试。让我先把出租的房子空置（失业）与工人失业相提并论，把问题看清楚一点。在今天的中国，空置的住宅楼房相当多，主要是因为这些楼房建好出售时没有装修。为何没有装修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管。好些业主不考虑装修出租，因为装修费大约是两至三年的租金，加上某程度租客会损坏装修。

也有好些是装修好出租的，租金太低业主宁愿不出租，因为怕补偿不了租客对房子的损坏。这正如工资太低工人选择不打工，但这算不上是失业，虽然政府的统计可能说是。经济出现不景，工资容易下调是防止解雇及失业的好办法，但下调过其员工会选择自己另谋生计。

回头看出租的房子，有些地区因为人口与需求的变动而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租金可以以下降很多也没有租客。这种“失业”情况源于房子不能搬动，与可以走动的员工不同，因此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关心的。跟公司的员工相比，出租的住宅房子有如下几点区别。

——一、同区的同等级别的房子不仅租金相若，更重要的是需求下降使租金下降后，需求回升也回升。需要的租金下降因而容易被业主接受。员工的工资呢？下调不仅比较困难，如果员工的工资大幅下调后遭解雇，再找工作，被解雇时的低工资是他们生产力的不幸讯息。一个月薪三万的人解雇前减到一万，市场需求回升后不容易找到月薪三万的工作。出租房子没有这个困难——市场需求一落上，月租减到一万会回到三万，所以房子比较容易接受租金下降。

——二、员工以时间算工资只是一个委托之量，本身不是产品，但租用房子的时间本身是消费品，其市值为何大致上市市场有公论。转看公司内的员工，同样工资，其生产贡献在不同方面各长短。市场需求下降，划一的减薪好些时不是上策，而遇到员工抗拒时，雇主往往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不是那么适用的员工，其他不解雇的员工的工资或略减或不减。

——三、一个员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好些日子，有了人事关

第244页的文字内容如下：

系与该公司的操作风格的体会，工资提升了，但这些个性的体会其他雇主通常不适用，被解雇后要在他家找到同等待遇的工作不容易。昔日美国的同事说这些有特殊个性的为特殊知识（specific human capital），用以解释失业。西方的工商经济作我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但在中国（包括香港），那些所谓“老臣子”知道自己优势在那里适用，容易接受减薪，也知道生意回升自己的薪酬会回升。另一方面，分红或奖金之类的合约通常是为老臣子们安排的。再另一方面，老臣子自动转工（跳槽）往往有大着数，因为新雇主要购买他们的特殊知识或商业秘密，但被雇员则很麻烦—退休可能是他们的选择。这提出的特殊知识出租的住房房子少有。

四、公司为了谋取分工合作之利，员工有伙伴合约的串连，加上公司无界，部分的员工失业牵涉到的范围可以很广。好比二〇〇八年中国的劳动法例左右了某些制造业，造包装纸盒的小厂纷纷遇难。出租的住房子一般没有这种连锁效应，或起码很多。

五、房子不能自食其力。即是说，一个员工误解雇可以独自生产或设立自己的公司，但房子租不出去，如果业主不用或不卖出，就能空置。是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出现移民潮，房子的空置率高到天上去，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同时遇乱世，没有谁听到有工人失业这回事！

六、政府可以通过牌照的发行，或公务员的格外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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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选择
或有工会的约束，而导致本领相若的人有着颇大的薪酬差距。这差距误导，可使失业而又认为自己本领不亚于人的继续待遇较高的工作。失望的例子无数，而我的观察是不出一两年这些人会被现实说服。但政府租用房子给公务员住不能付格外高的租金而不挟干夫之骄，因为房子的市值租金为何骗不得人。

社会同僚工失业不同时业主破产
随的观察，是出租房子的空置率往不比工人的失业率低，但市场租金的下调显然还比时间工资的下调容易。另一方面，社会人士非常关心工人的失业率，却很少关心出租房子的空置率，虽然有些业主得要命，或房子欠着银行不少钱，租金下跌过甚至要宣布破产。社会不同情后者，可能因为业主挂着钱人的招牌，遭利益团体仇视久矣。但我认为社会“同情”失业工人的主要原因，是合约串连的扩散，一方面对社会整体的祸害可以很严重，另一方面失业的扩散会使利益团体成为大输家。

一般失业不难解释
上述可见，在通常的情况下，失业的解释不怎样困难。讯息费用及偶尔出现的供过于求的情况可以解释出租房子的空置。另一方面，工人或劳动力不参与公司组织一定要自食其力，所以失业要遭公司解雇才出现。在公司的合同安排下失业主要源于没有自动下调机能的以时间算工资的合同。员工被解雇后在一段时期我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工作，称失业，实际上是在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下自己这样选择。加进了政

信贷大升急降难倒费雪 难题的出现，是政府统计的失业率有时会在高处持续很久。不一定是同样的失业者，而是同样统计的高失业率有时历久不下。今天西方之见，是百分之六以上的失业率是社会不可以接受的“高”（数十年前是百分之四）。持久不降是说通常的讯息费用解解释不了。为这现象我想了很久，得到自己不敢肯定的解释是有着两方面的合并。其一是市场出现了对经济前景有长远不好的情况。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美国，八十年代中期的日本，本世纪〇八年前的美国及欧洲，都出现了信贷大幅膨胀（credit expansion），然后大幅收缩，导致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之价大幅下降。这些信贷的膨胀与收缩大致上没有导致通胀与通缩，但资产之价是先大升然后大跌了。这代表着人民的财富先大升然后大跌。从费雪的观点看，财富是预期的收入除以利率。财富上升，意味着预期的收入上升，但在经济发展的本身没有能力支持那么高的收入预期。一旦因为信贷紧缩而使资产之价大跌，人民再向前看，他们不能不把将来的收入预期向下调校。这为什么二〇〇九年我说西方不搞起通胀很难脱困的原因。说不得笑，信贷大升然后破裂带来的经济不景很麻烦，我在卷三作过自己满意的解释。

防守策略难倒凯恩斯 这里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失业，而是高的失业率为何顽固

难下。人民的收入预期不容易上调得快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投资者采取防守性的投资策略。凯恩斯派主张政府大手花钱来振兴经济，二〇〇九年的经验是有着零的效果——这边增加带来那边减产，称扯出（crowding out）效应，加起来是零。该学派忽略了的还有另一个要点：虽说投资有振兴经济之效，但不同的投资对雇员或劳动力是有着很不相同的效果。购买政府债券或购买黄金等，也属投资，但对工人的就业效应是零或负值。好些其他投资，例如购买土地或做生意，需要雇用的人手不多，而凡是多用员工的投资或行业，需要的合同组织或瓦解牵涉到的费用高，不是防守的好去处。

另一方面，工厂很难做。不要被偶有发达的厂家具误导。一般而言，做厂是天下最困难的行业。天天看着成本的老板们，动不动需要防守。前景不买，他们便利的选择是解雇部分员工，因为机械设备一般是覆水难收的投资。解雇员工当然是选工资没有自动下降机能的时间工资约了。

合同的自由选择还是关键

在旧版《制度的选择》中，关于合同的“履行定律”之外我还提出“选择定律”。后者是说合同的选择愈多愈自由，交易费用（包括通讯与监管费用）愈低。这次再写合同，我删去了选择定律，认为明显，不用说。这里论失业，再提及是因为我肯定，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劳动法例、福利条例等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今天西方的高失业率绝对不会那样顽固难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急速地调控为百分之三的通缩，房地产之价格逼逼地下降了三分之三，但失业率的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当时中国工

参考文献 F.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a, 1937. G. J. Stigler, “Inform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S. N. S.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A. A. Alchian, “Information Costs,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Economic Inquiry, 1969.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第249页没有任何文字内容。

附录：德姆塞茨在经济学的贡献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德姆塞茨谢世，十三日我写此文，忆往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初期发展作了一些片段的解释。）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2019）谢世了。因为他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少同行希望我能说一下他在这个范畴上的贡献。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经济本科的，一九六一学生，一九六二硕士。那时德姆塞茨在该校任教，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助教员。此君善忘，later 他竟然完全不记我曾经为他改过试卷！后来他转到芝加哥大学，受到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赏识与科斯（Ronald Coase）的影响，成为大师。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跃进是源于一篇一九六三年他写成的五十多页的长文稿。后来分为两篇在学报发表。该文稿他寄到洛杉矶加大给我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阿师偷偷地给我看了，因为德姆塞茨说明不能让外人看。

这篇文稿对我的影响很大。德氏加进交易费用，把怕累托至善点再阐释，带来了一番新天地。一个简单的例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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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清楚德姆塞茨在这方面的贡献。这句话是我从他的论点想出来的。我们到餐馆吃自助餐，支付一个固定的餐费后，吃多吃少餐馆完全不管。于是，一位顾客会吃到最后一口对他的价值是零，但这最后一口食品的成本可不是零。边际成本于是高于边际用值，传统的观点会认为这是浪费，违反了帕累托原则。但德姆塞茨说如果引进监管顾客食量的费用——这监管费用属于交易费的一部分，但自助餐不用支付——帕累托原则没有被违反。这是因为节省了的监管费用大于食品的边际产出成本超出边际用值那部分的浪费。换言之，如果引进交易费用，传统的违反帕累托原则不能成立，而正确的帕累托看法是要加进这交易费用才对。

德姆塞茨无疑是对的。但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结论中说得清楚，如果我们引进所有无可避免的局限，帕累托点永远达到满足。换言之，不能满足帕累托原则的情况，是源于我们漠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或交易费用。而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解释一个现象，不需要引进所有的局限，因此会出现违反帕累托原则的情况。这违反可不是现实世界的事实，而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人不需要引进某些与解释无关的局限。

我奇怪德姆塞茨没有看到我提出的观点。他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批评政府的干预，但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一些无可避免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而起的。无论执掌政权的人把人类弄得多么悲惨，甚至人类毁灭自己，只要我们能引进所有的局限，帕累托原则怎么可能被违反了呢？违反帕累托至善点的存在，用德姆塞茨的思维推理，只能源于我们漠视了某些局限或其转变。德姆塞茨的整生都在说市场经济怎样

好，政府干预或主要怎样不好，但依据他提出的帕累托至善观点，要引入有关局限作阐释，他的作品难以自圆其说。科斯曾经对我说，文字的表达没有谁写得比德姆塞茨更清晰。 points should be clear. 这点应该对，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照他—九六三年的雄文提出的帕累托至善点的重要新闻释，他后来写的无数批评政府的文章都不容易自圆其说。

经济学者批评政府常有，也容易，但从有解释力的科学角度看，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关心的是为何一个现象会发生，不要问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好还是不好。 后者是价值观的问题，与科学解释无关。所以我认为德姆塞茨是走错了路向。好比他批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阿罗（Kenneth Arrow）等大师关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传统观点。这观点说如果增加产量而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话，自然垄断会出现，政府要干预。德姆塞茨反对，举出如下的例子：一间制造汽车的铁块车牌的工厂，数量越多每块车牌的成本不断下降，这是自然垄断，但政府无需干预，因为还有其他竞争者。然而，我认为这间车牌制造厂的产品平均成本不应该以每个车牌算，而是用每次开机的成本算。以后者算，这间工厂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断地下降的，而是碗形。经济学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要问好不好。

经济学者对世事知得不多，批评政府容易，批评市场也容易。如果经济学者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是集中于解释，为什么工厂会那样运作，为什么市场有时会那样离奇，为什么政府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有关的局限转变，求得可以验证的假说，作了解释，那就是经济学者可以做而又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什么有益社会，什么可以改进

民生，是主观的问题，与科学的要求是不上关系的。 我也要提出在我的《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后来又独立以文章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其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老师阿尔钦该校访问，跟他进午时我提出两个人人抬石头下山的例子。甲、乙两个人一起抬石下山，其重量比两个人人自抬的加起来为大，但在抬石时，甲会承担把石头的一些重量推到乙那边去，同样也会如此。所以两个人抬石下山的重量是会低于他们不卸责的重量，但一定会高于他们各自分开抬的总重量，因为如果他们分开抬的总重量高于一起抬的重量，他们不会一起抬。那么有卸责而又一起抬的情况下，其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换言之，如果分开抬，每人每次可抬100斤，如果没有卸责两人一起抬可达250斤，在有卸责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两人一起抬的总重量会是在200与250斤之间，比如是230斤。这个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阿尔当时答不出我的问题，如果没有引进很多人抬石的竞争，这问题到今天我还没有答案。

这个抬石例子没有引进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但卸责(shirking)这个今天看因为无人观察而没有什么用处的理念，是在该文提出了。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联合发表了一篇关于机构组织的雄文，以卸责(shirking)为主题。这篇文章大红大紫，是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我自认为因为shirk无从观察，这个理念没有用途，所以再也不用了。可惜shirking自我提出之后不胫而走，影响了阿尔钦与德姆塞的雄文，跟着又影响了威廉姆森（Oliver

请提取第254页的文字内容：

Williamson 的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发展，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了。这是 shirking 带来的大悲剧。可惜少人知道，阿师在谢世前几年，认为他跟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
还要顺便提的是 Klein、Crawford 和 Alchian 一九七八年联名发表的一篇关于 vertical integration 的文章，其中提出鼓竹杜（hold-up）的属于 shirking 那一类的无从观察的术语，也是真大红大紫。该文提到因为有鼓竹杜的问题，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当时我是加州标准石油的顾问，对石油的运输知之甚详，对他们说石油公司喜欢租用油管，但拥有自己的油船队。他们只是把石油运输的例子删除，其余不改。
一九七六年我作加州标准石油的经济顾问，两年后该机构问我不要多聘用一位经济顾问，我建议德姆塞茨。他们很高兴。为标准石油我写了两份加起来更厚的关于石油合约的研究报告，阿尔钦后来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德姆塞茨也几曾对外人提到这两份报告。
说到今天不少同学有兴趣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年龄的长幼排列，有关的几位的贡献大概如下：戴维德的贡献，是为什么会有拥销销售这个怪现象。科斯的贡献，是问权利界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阿尔钦的贡献，是问价格的用途是什么。德姆塞茨的贡献，是问怕累托或有经济效率的至善点要怎样阐释才对。张五常的贡献，是问合约的用途是什么与为什么合约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在知识的泛泛大海中，上述五者的贡献微不足道，但说不定皆可传世！有机会传世，因为这些问题要不是没有前人提出过，就是提出过但答得不够深入。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德姆塞茨和他太太到上海一行。我和太太跟他们相聚了两天，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