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国家的经济理论

引言

列宁曾经说国家是一家庞大的公司。这当然对，可惜说了等于没有说。何谓“公司”我在《公司的合约性质》一文内解释过，但作为一家公司，国家的特征是些什么是个难题，难倒了不少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参与者。一方面，“国家”不一定有宪法；另一方面，一个人可以在某荒芜之地拥有一个小岛而自立为国——今天地球上有些国家就是这样。

从古时的史实看国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古时的国家一定有国土的界线划分（今天也如是），一定有附地而生的庶民（今天不一定有，虽然国籍还存在，而一些人可以拥有两个或以上的国籍），一定有君主（今天也有总统、总理或首相），一国之民要向上头缴税（古时或称为租，虽然租与税的性质不同），一定有管治的伦理、宗教或法律（今天，伦理或宗教的管治渐成陈迹），而可能最重要是有共通的文化（这一点，今天应该还在）。

我非常重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因为这共通文化的存在可以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文化或风俗协助着的行为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替代，或根本上可以作为合约看。

写国家我顺便分析货币，因为一个国家通常有自己的货币。通常有，但不一定有，而有时国家的货币不能被本国的市民接受。货币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学问。二十世纪下半部的货币大师，我差不多全部认识，今天回顾，竟然发觉没有一位能真的全面掌握跟货币有关的学问。脱离了昔日的本位制，加上数码科技的运作，什么算是货币今天变得满是问号了。

在本卷最后，我分析传统的经济学为何失败，论述我对这传统的全面革新，细说有解释力的经济理论的结构牵涉到的哲理是简单的。

——张五常

第一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

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在广阔无边的人类思想的领域中，一个学者的思想永远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平生认识从事思想创作的朋友无数，不单是经济学的，他们每位的整生思想皆可化为简单的几句话。我自己也不例外。然而，从事思想创作，一个学者穷毕生之力不容易搞出变化，不容易展示自己的思想改变了些什么，不容易说出一句足以历久传世的话！

记得在芝加哥大学时，同事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以生产函数的操作知名行内。他对我说：“我的学术生涯来来去去都是那生产函数，这里一篇那里一篇，无法摆脱这个框框，所有我认识的大师皆如是。你来日方长，不相信这困难不妨试试可否杀出去。”那是一九六八年，他读到我在《政治经济学报》刚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很喜爱，鼓励我尝试杀出自己框框之外。我比格兄幸运，因为能从佃农理论推到合约结构，再推到从约束竞争的角度看合约，终于带到整个经济的多种变化。那是杀出重围了！

在卷四我处理了合约的一般理论，本卷要从合约的角度说国家。非常巧合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得最快的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七年的中国，其采用的经济制度竟然是我在理论上处理得称意的佃农分成！怎么会那么巧？

二〇〇八年我为科斯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他读后以“强力”（powerful）一词形容。蒙代尔读后也以同一词形容该文。然而，如果不是早上四十年写好了《佃农理论》，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密码！可见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本章追溯从《佃农》到《中国》的思想发展，好叫同学们能明白经济解释来来去去都是同样的几个简单基础。

第一节：知识累积、土地价值与社会诅咒

人类的重要资源只有两种。其一是以作为万物之灵的脑子（包括人力），其二是土地（包括矿物）。历久以来，一个脑子了得的人备受赞扬，但一个大地主则屡遭唾骂，有什么风吹草动，要被杀头的，大地主走在前头！然而，稀缺不足的局限不论，土地值钱是因为人类的脑子能想出怎样用，有层出不穷的产品。就是在人烟稠密的今天，地球上绝大部分的土地不值钱。人类脑子之外，所在地点与经济制度是土地值钱的原因。

历史经验说土地之价与知识增长挂钩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曾经有很长的年代，土地的收入回报率——即是租金加地价上升——不容易超越市场的利息率。从市场竞争的均衡角度看，投资买地的收入回报率应该与利息率相等。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有跟进地价的经济学者发现，地球上推行市场经济的地方，地价的上升加租金收入，在地价的百分比上有高于利息率的倾向。这现象需要解释，因为除了经济与市价的波动，市场对前景的预期应该算进了地价，怎会出现投资于土地的回报率高于利息率或其他的投资呢？

这问题当年我跟阿尔钦及一些同事研讨过，得到的答案是人类的科技发展比市场预期的来得快。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看法。今天回顾，这看法应该对：人类脑子想出来的先进科技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好一部分的升幅转到地价那边去。尤其是，人的生命短暂，但科技的发明可以累积，这累积带来的财富要放进哪里呢？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土地，因为土地是财富累积其中的一个重要仓库。至于市场对前景的预期，我们事后作判断免不了有武断的成分——虽然可以加进看得到的局限转变来支持这判断。这里我要指出，二战后的七十多年中，人类的科技知识增长的确近于神话，而这些年数码科技的演进应该更是远超市场昔日的预期了。无可置疑，投资于房产的回报率高于市场的利率是源于人类的科技知识增长高于预期。当然这是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看。短期的房地产投资可以破产，而今天看长期的明天，我们无从肯定超于预期的科技发展会继续。科技知识会继续增长我们可以肯定，不能肯定的是会否超于市场的预期。

中国的知识增长冠于地球因为曾经闭关自守

在整个地球的人类历史中，要选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科技发展得最快的，读者能猜中我选何时何地吗？我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是说今天中国的科技了得——我认为还是落后于日本等地——而是中国闭关自守了那么多年，刚好是外间的科技发展得最快的时代，开放前近于一无所知。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见到产品的稀缺与科技知识的落后不能不摇头叹息。然而，从八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投资者到中国南方设厂，带进管理与科技知识，而一九九二

年开始长三角也大事开放，西方的投资者涌进，带来的科技知识更为可观了。可以这样看吧：外间的急速科技发展累计了数十年，然后从一九九二年起大量涌进中国，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如果土地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劳动人口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科技的引进不会有大作为。今天回顾，一九八五年初我调查广州的中国大酒店时，劳动人口的自由选工还有不少沙石，但跟着放宽得快。长三角要到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之后才开始，跟着的发展更快。至于土地的权利界定，通过承包合约的处理也先在珠三角起步，重点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举办第一次土地拍卖。跟着全国性的土地权利界定趋于完整，始于一九九四年——过后我会分析的县际竞争制度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一九九四年中国的通胀急遽，朱镕基大手调控，一九九七年通胀率下降至零，跟着通缩出现，还不算是普及的楼市之价从一九九五到二○○○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二。二○○○年通缩终结，楼价开始回升，之后的七个年头是投资于中国的黄金岁月。我大约地算过，二○○三年上海的楼价不到旧金山的一半，二○一三年约高于旧金山的一倍——不要忘记在这期间美国的楼价下降了，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

提到上述，因为要指出如果单从房地产之价论财富，今天的中国是明显地比美国为高——不仅楼价较高，高楼大厦也远比美国为多。土地与楼房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几方面这种囫囵之见容易误导。

看租金比看楼价可靠

第一方面是内地像香港那样，不把全部土地供之于市。需求弹性系数教我们，把全部土地放出去，房地产的总市值可能低于只放出一小半。如果政府多放土地而房地产的总市值上升，是一个不能肯定的代表着经济有所增长的数据。说不肯定，因为房地产的市价可以受到市场炒买炒卖的影响。那所谓泡沫，虽然经济学没有教是什么，但像牛群直觉带动的不容易解释的市价大幅波动不罕见。这方面，以房地产总市值的变动来衡量经济增长，不及从房地产总租金的变动来衡量那么可靠。租金不容易受到炒买炒卖的影响。这可见于从百分点看，房地产的市价波动一般大于租金的波动，使租金与房地产之价的百分点有时高于或低于市场的利息率——低很多的情况常有，反映着市场预期租金会上升。不管怎样说，衡量经济增长看房地产的租金比看房地产的市价可靠。然而，投资于房地产，因为预期的租金收入难以肯定，我们要望天打卦了。

边际回报相等中国胜西方

第二方面，原则上，土地资源要达到最高的总租值，不同用途的边际租金要相等。这要看地点的优劣是否相若，也要算进发展土地的成本。这是说，地点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算进发展成本的收入回报率应该相等，而这相等要算进那所谓外部性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例如不要把工厂放进商业区去。这方面——不管政府放地多少这个话题——是十多年来中国在土地处理上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整体来说，这第二方面我认为中国比西方的国家懂得做。过后我会解释，

是县际竞争的制度使然。二十多年前，算进土地的发展成本，中国工商业用地的收入回报率远比农业用地的为高。今天差不太远，尤其是工商业与住宅用地的回报率，在县际竞争下很一致。不要忘记什么通什么平的发展成本不菲，收取农地的补偿大约是农地租金折现的三倍，而牵涉到需要武断的外部性是重要的考虞。

三种仓库的分别

第三方面，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人的脑子与体力是财富累积的仓库，收藏品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三者有别。土地值钱要靠有产出或用途，带来租值，而这租值的存在是需要有权利界定与人类知识和劳力的贡献。人类的脑子与体力值钱也要靠产出，权利界定之外，二者皆需要训练与培养。但人的生命短暂，满足天才及知识的脑子最久只可维持数十年。换言之，人会死去，但有价值的思想会顽固地存在，从而累积在永远不死的土地仓库之内。

收藏品呢？可以保存很久，但本身没有产出，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收藏品的价值因而没有上限。土地与人皆要靠产出带来收入才值钱，这些收入有上限，所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土地与人本身可以容纳的财富必有上限。但收藏品之价没有上限。如果世界上没有收藏品，逻辑上土地与人的产出收入推到尽头，消费花不掉的钱没有仓库放进去。我认为漠视收藏品是经济学者搞了那么多年也推不出一个可取的财富累积理论的主要原因。引进收藏品，这理论变得顺理成章。至于哪些物品会被市场选中作为收藏品是深学问，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四章写“仓库理论”时解释过了。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学说被经济学者搞得一团糟，其实是一个不湛深

的财富累计的故事。

经济增长怎么看才对

收藏品不是生产要素，土地与人却皆是。看细节当然还有其他生产要素，但皆可归纳在土地与人之内。撇开收藏品，生产理论来来去去是环绕着经济本科必教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用得到家变化多。不是说基于这定律的生产函数毫无用处，但函数方程式来得生硬，发挥不出应有的变化。我跑厂多年的观察说，生产的规律变化非常多，以简单的原则用出变化可以处理，生硬的方程式不成。

逻辑推理说土地与人力的边际产值会跟各自的边际成本相等。引进交易费用这边际的产值与成本出现了复杂的变化，但可以简单地从适者均衡的角度看。人类知识的增长与累积会使土地与人力的边际产量曲线向上移动。土地的租金与人力的收入皆增，哪方面的增加较多要看土地与人力的相对稀缺情况，要看收藏品的市场发展，也要看人本身的知识水平。

知识不足、土地稀缺或制度失灵是人类贫穷的原因。收入的上升与财富的累计主要由知识的增加带动。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发奋求学是那么重要。有趣的问题是：假设土地与人口之量不变，人类知识的增加导致土地租金与人力收入上升，假以时日，在比率上哪方面会上升得较多呢？我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战乱，土地会胜出。这是因为人的生命短暂，个人的知识增长到某一点会终结，但人类知识的价值会不断地累计在土地的使用上。今天一亩土地的产出价值，不管是农业、工业、商业，皆比半个世纪前高很多。富有人家的财富

主要是储藏在他们拥有的土地、收藏品或跟土地与知识有关的股票上。再看收藏品，其价这些年在神州大地上升得急。不要被幸运的例子误导，要在收藏品赚高于利息的钱需要有很大的知识投资，算进这知识投资的成本，高于利息的回报不容易。一九七五年起因为考察讯息费用我跟进了多个收藏品市场的讯息局限，所以知道。但关于收藏品的知识是有趣的学问，可以享受，不需要真的下注。

以上是我衡量经济增长的看法。我少看政府统计的国民收入，不是不相信，而是懒得管，因为这些统计没有经济内容，没有说经济发展的性质是怎样的。

不劳而获与不能走动惹来诅咒

最后让我解释为什么土地升值往往受到社会诅咒。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在土地或房地产赚大钱，容易被社会视为不劳而获。其实一个算得上是天才的脑子也是不劳而获，但社会的人不容易分辨这些天才的收入（例如数码科技带来的巨富）是天赐的还是苦学使然。持有土地而发达的可没有受到这样的尊重。虽然他们也曾在土地投资上下过功夫，但社会人士通常认为是幸运，不是学问。

第二个土地受到社会诅咒的原因，是土地不能走动，不动产是也。政府要大抽房地产的税，业主走投无路。政府要大抽收藏品的税吗？出尽红卫兵也不容易找到收藏品躲在哪里！不止此也，因为土地不能走动，政府大抽房地产的税，其使用往往不变。社会人士看得到的如是，但打草惊蛇，业主会改变投资策略，人民的财富累积会下降，房地产的发展商会偷工减料，政府的税制会有变动，官员的贪污也会增加。

了法宝。这一切，社会人士是不容易见到的。

第二节：斯密的佃农分析与自然淘汰观

上节写知识与土地，含意着是一个简单而又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财富累积理论，经济学历来没有处理好。经济学者把问题看得太复杂，漠视了资源本身是财富累积的仓库。有了健全的土地使用的制度，尊重市场，提升人民的知识，经济增长是必然的事。问题是交易或制度费用存在，容许利益团体把收入或财富再分配，惹来麻烦无数。经济学原来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政治”那方面我处理不了。

上卷分析合约的一般理论，我的分析主要是关于人力的合约。本章转谈土地。只是在重点上这样说；人力与土地不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地分开来说。以土地使用作为核心话题，我选以佃农分成这种合约入手，有两个原因。其一，《佃农理论》是我做学生时的习作，其来龙去脉知得清楚。 当年的分析到今天还是对。一九六八年我发表第一篇关于佃农的文章后，不同意的人不少。五十一年过去，该理论还站着。其二，我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使用的发展。令我感到尴尬的，是要到二〇〇四年初自己才蓦然惊觉，中国改革出来的土地使用制度是佃农分成制！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推波助澜，写下不少文章，而时疏时密数十年来没有中断过。怎么要到二〇〇四年我才知道中国改革发展出来的是我做学生时的看家本领呢？

二〇〇八年初我为科斯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再没有跟进该话题。好些朋友说跟着的发展是把该制度改坏了。我没有问坏在哪里。解释经济，为一个题材写好文章，发表

后我的习惯是不再管。我不是个改革者，认为自己无足轻重，只是有时为了关心下笔，这里那里作点建议，或骂几句。要是我认为自己有什么改进社会的使命，不会活到今天。

风俗之见误导

佃农英语称 sharecropper，是指以一个百分率与地主分享耕耘收获的农户。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没佃农这回事。当时佃农在法国盛行，称 metayer。是误导的称呼，因为 metayage 是指五十、五十（即双方各占一半）的制度。其实佃农分成的百分率变化多，不限于五十、五十。从一七七六的斯密到一九五〇的 D. G. Johnson，经济学者一般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使然，不是由市场决定。其实在我之前——从古典到新古典——一些经济学者（包括马歇尔）知道佃农的分成率有变化，但他们老是喜欢以五十、五十作分析。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图书馆找到中国一九三二年的资料，显示着二十二个省份中，佃农制度的地主分成从最高的百分之六十九到最低百分之二十九。我把这些数据给上文提到的 Johnson 看，他感慨地说传统的五十、五十害得他的分析全盘错了。是我之幸，分析佃农之初我刻意地不参阅前人说过什么，推出了一个数页纸的理论，让分成率在市场竞争下决定了，才参考读物，才知道前人之见是另一回事。

斯密把分成作为抽税看

一七七六年，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的卷三第二章，分析法国的佃农制度时写下的话，对后人的影响甚久：

佃农永远不会从他们的储蓄拿钱出来改进土地，因为什么钱也不出的地主要把产品的一半拿去。（政府或教会）从农产品抽取十分之一已经对改进土地有非常大的阻碍。抽取百分之五十的税必然有效应更大的障碍。

这可见把佃农分成作为政府抽税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源自斯密。但斯密可不是针对佃农制度的无效率而下笔。他的处理是用一整章来追溯土地使用制度的发展，目的是申述较为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会逐步淘汰效率较低的。整本《国富论》都有适者淘汰不适者的味道，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而后者提出的“自然淘汰”是今天好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贡献。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让我从斯密的土地制度的演进观说说吧。

进化论的起源与事实失误

首先，斯密说佃农制度在英国很久没有被采用，不知要怎样称呼，是他以法国为例的原因。他继续说在佃农之前的奴隶制度更没有经济效率，因为一个没有资产的奴隶只管吃，不管做。斯密之见是为了增加土地使用的效率，佃农替代奴隶。跟着的推论是：佃农制度还是效率不足，所以慢慢地，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取代了佃农分成。斯密跟着说，虽然后固定租金优于佃农分成，但前者的合约期限过于短暂，农民没有安全感。他于是说，有永久年期的固定租金合约最有效率，而这种租约只在英国存在。言下之意，是英国当时的农地使用制度优于欧洲其他国家。

我们要怎样看斯密的制度进化分析呢？有两点。第一是他说的事实不对。考察英国的历史我找不到佃农制度曾经在

这就是了。先前地主雇用农工的时间工资平线还在，只是在佃农分成下阐释为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代价。重要的分别是：先前地主雇用农工，后者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时间工资等于劳力投入的边际产值；采用分成制，佃农的劳力投入是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等于佃农的边际收入。因为从高度看后者（佃农边际收入）一定低于前者（边际产值）——以五十、五十分成算，佃农的边际收入每点只有边际产值一半那么高——佃农的劳力投入一定是少于时间工资的劳力投入。这佃农的劳力投入不一定是减了一半，而是要看时间工资那平线画在哪个高度的位置。

与事实不符的困扰

上述的分析由马歇尔提出，基本上是斯密的政府抽税观加进那重要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能因为简单明确信，这分析从马歇尔提出的一八九〇流行到我提出另一个分析的一九六六。不能说马氏之后的经济学者都接受该分析：D. G. Johnson（1950）与J. O. Bray（1963）皆指出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实际上佃农的产出可观。Johnson的结论是：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在年期不长的租约下，佃农会知道如果地主的分成收入偏低后者会考虑收取固定租金，所以大致上地主的分成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若。Bray则认为佃农无效率之说是学术性的，而他的观察是：

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提升农业的生产技术，需要知道在美国，农业生产力最可观的制度，大部分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采用佃农分成的租约。

佃农的收入是太多了！

回头说马歇尔的以劳动为横轴的几何分析，逻辑看逻辑井然，不容易找出错处。要不是我先以土地为横轴，解通了佃农分成的经济密码才拜读马氏与跟着的后人分析，我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几何图表是有着严重的错。错在哪里呢？错在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这多了出来的是无主孤魂，在市场竞争下不可能存在。

不是淵深的错，只是有了佃农无效率的成见不容易看出。以上文的曲线示范，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是在劳力的边际产值曲线之下，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边际成本是平线。佃农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该平线与佃农边际收入的相交点。问题的出现，是这相交点的平线之下的方形收入是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成本或代价，但这方形之上与佃农边际收入之下有一个三角形的收入，说是归佃农所有。这明显地是多了出来的，因为下面的方形收入已经是佃农劳力投入的最高代价。源自马歇尔的几何分析清楚地说该三角形的收入归佃农所有，但原则上地主可以把该三角全部抽取而佃农还是不会另谋高就。因此，佃农的边际收入等于他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或边际成本不可能是一个有经济内容的均衡。

上述的几何错失历时很久，接受着这错失的经济学者不少，有些直说那个多了出来的三角是地主送给农户的礼物。今天回顾，我认为这错失的历久存在是源于经济学者对竞争的含意掌握不足。

天才也被成见约束

虽然我屡次高举斯密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但说到理论的天赋，我认为没有谁比得上马歇尔。当年我只花一个晚上就想出来的今天还站着的佃农理论，以他的天赋，马氏不需要用上半个小时——不需要依我的方法（见下节），因为后来我用他的方法也能推出我的结论。马氏的失误奇怪，因为他重视佃农制度。是的，马氏曾经写道：“研究分成合约的多种变化会使我们获益很多。”

从读到的马歇尔跟乔治（Henry George）的一次讨论中，我认为马氏本人对竞争含意的掌握足够。他的失误主要是受到传统的风俗使然的五十、五十分成误导。他知道佃农的分成率可有变化，但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不易更改。一八九四年，今天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报》创办，马氏当主编。他选H.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制》放在该学报首期的第一位置，可见马氏重视佃农。但Higgs之作不是好文章：只考察了一个农户，而该户的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

成见可以是思想的严重障碍。令我费解的，是重视真实世界而又曾经跑广考察的马歇尔——重视佃农而又知道分成率有变化的马歇尔——为什么要跟着密尔去接受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呢？可能英国当时没有佃农制度是讯息传达的困难，但法国只在海峡对岸，佃农普及，为什么马氏那么重视Higgs的只考察一个农户的文章呢？

剑桥传统有不足处

说实话，从今天处理经济理论验证的起码要求看，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对真实世界的考察不到家。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的书籍十分齐备的图书馆内，我追查承继马歇尔

讲座教授之位的庇古的关于农业制度出现的社会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历史与事实的资料，从庇古的多个注脚跟踪他引用的读物，一路从注脚转注脚地追查，花了一个月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庇古言之凿凿的证据。那所谓经济科学就有这样的困难。某作者凭空想象举出一个例子，另一位引用，写下注脚，如是者转了三几次注脚就变为事实！这是经济学的悲哀。也难怪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考察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服务后，拿得数十份合约与一些市价的数据，发表《蜜蜂的神话》，行内哗然。要写经济学的神话，说之不尽。这样的题材是过瘾精彩的学问，也是贡献，为什么那么少行内朋友尝试呢？

这解释为什么我多次高举考察事实或现象的细节是那么重要。没有细节的现象往往是神话，就算不是神话也不能教我们很多。多细节支持的现象不仅可靠性高，而且给我们在抽象的推理思考时照亮着什么是可走什么是走不通的路。

第四节：换轴看分成切地清晰

我不认为《佃农理论》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当年是学生，思想达不到后来的深度，而出道之后对世事的观察累积了多年，理论与概念能用出的变化是当年无法想象的。这里讨论旧作是为了要带到中国制度那边去，顺便向同学们申述一个理论发展的思想过程，希望能提升他们对经济解释的兴趣。

当年解通佃农分成之谜有点碰巧。同学们知道，以几何分析两种生产要素，劳力与土地，我们可以劳力为横轴（纵轴是工资或产值）或以土地为横轴（纵轴是租金或产值），

该国存在，不仅是很久以来没有。我的解释，是这不存在可不是因为无效率，而是因为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年期短暂的农地租约在英国历史上没有记载。长约会导致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太高，所以佃农制度不被采纳。无论在西方或是亚洲，佃农可以续约，但每约很少超过三年。有关注农的监管困难我会在第五节补充。转看奴隶的问题，我们没有证据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事实上，福格尔及巴泽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溯关于奴隶的历史资料，得到的结论是奴隶的生产力可见。而且主人虐待奴隶的故事多属虚构。

第二点更麻烦。不管斯密在事实上的错，说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较高的方向走是合理的；说在局限约束下人类会争取利益极大化顺理成章。然而，昔日中国人民公社的出现，导致饥荒遍野的，不可能是一个提升利益的制度。斯密当年回顾历史跟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同。我们回顾，单是二十世纪就好几次有人类自己炮制出来的大灾难，深化一点足以毁灭人类的。斯密认为人类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益处，我同意，但我也认为人类的自私可能提升交易或社会费用，即是导致租值消散，推到尽头人类有机会毁灭自己。我不同意这些年经济学者以博弈理论来解释人类的灾难，因为该理论无从验证，但人类可以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是明显的。是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显示着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是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举倒转过来的增加交易费用的情况。

如果我们说人类自我毁灭也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人类不适于生存——那么斯密与达尔文之见很容易变为套套逻

辈，说了等于没有说。但自然淘汰这个观点显然重要，在生物的进化中有着无数实例的支持，只是引进人类的经济制度与互相残杀的演变，我推不出是哪些制度费用的怎么样转变会导致两个各走一端的不同效果。

斯密最严重的错是他认为佃农制度会遭淘汰。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不仅佃农合约存在，分成合约的普及可见于石油工业、百货商场，而如果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很多律师在某些案件会跟顾客以分成算账（称 split fee）。再者，上文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也是分成制。

英法敌对密尔客观

斯密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客观、博学，而他的文笔足以雄视百代。他对后人的深远影响是应该的。斯密之后，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农业专家（Arthur Young）一七八七至一七八九游览法国后，出版了一本法国游记，很大名，不遗余力地大骂法国的佃农分成制度。但该游记在一八九二与一九二九再版时，一位编辑把大部分骂法国佃农的文字删除，另一位在编者的序言中对法国的佃农制度赞不绝口，捧到天上去。早些时，一八一五年，意大利经济学名家Sismondi在他的名著中也大赞佃农制度，可惜此君是多户佃农的地主，其判断免不了要打折扣。

历史上英国与法国敌对，法国有佃农，英国没有，英国的作者喜欢高举自己的农业制度，贬低法国的。轮到英国的密尔一八四八年写佃农，他认为该制度是风俗使然，经济科学无从分析。但人类纪录上智商最高的密尔，写下的他认为无从分析的佃农制度的判断令人折服：

如果意大利的佃农制度是像 Sismondi 说的那么好，而 Sismondi 知道那么多的细节，又是一个本领不凡的权威；如 果农民的生活与农地的面积，经过那么长久的岁月还能像 Sismondi 说的那样维持着，而农村的生活情况显然是远高于 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要是我们举着农业改革之名，试图引进 固定租金与资本家的农业制度，是多么危险而又令人惋惜的 事。

是的，密尔直言：“英国的写手谩骂佃农制度，是站在 一个极端狭隘的角度看。”

中国的经验

我不能肯定斯密的佃农分析是后来的学者对地主诉冤的 原因，但几本说中国的地主不善待农民的西方论著，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令人瞩目的，都有斯密的影子。尤其是 R.H. Tawney 一九三七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力》，既 是名家，也是名著，说得中国的农地使用制度一无是处。然 而，在同一时期——一九二三到一九三八——美国的卜凯教 授（J.L. Buck，是写《龙种》与《大地》的赛珍珠的丈夫） 到中国，得到金陵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协助，在中国作了 前所未见的详尽中国农业调查，出版了六本书，而他的调查 助手中有几位以中文动笔，给后人提供着珍贵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我有机会把这些中文作品全 部拜读，获益良多，有关的资料都加进后来在芝大出版的 《佃农理论》一书内。卜凯教授及他的助手们的调查与论 着，一律没有说中国的地主剥削农民，说中国的农业运作胜 西方，也提供着大量数据，证实地主自耕、雇用农工、固定 租金、佃农分成这四种不同的安排每亩的产量差不多——农

户租地的产量约高于地主自耕的百分之三，而佃农分成的地主所得是略高于固定租金的。

可惜时代与情感都不站在地主那边。日军侵华，共产高唱，二战后国民党要推出管制地主的分成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意图拒共，还没成事就逃到台湾去。这三七五的分成租管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台湾推出。今天回顾，因为社会歧视地主而得益的炎黄子孙只我一个：为了解释三七五分成租管导致农产品产量上升这个怪现象，一九六七年我写下今天看是有机会传世很久的《佃农理论》。

第三节：马歇尔的几何失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为了分析台湾当局管制佃农分成的百分率，我要先推出一个没有这管制的佃农理论，只一个晚上就推了出来。那么顺利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时没有读过前人对佃农的分析，其二是我把土地之量放在几何图表的横轴。后来拜读前人之作才知道他们一律把劳力或农民的投入放在横轴。理论的突破有时要讲运情。其实横轴是土地还是劳力皆可推出同样的答案，只是后者不容易看出分成合约的要点。第四节会解释。我的横轴土地的分析说固定租金、地主自耕、雇用劳力与佃农分成的生产效果完全一样，论文导师阿尔钦及赫舒拉发虽然认为证得巧妙，但也认为跟传统之见有那么大的分歧，不能立刻接受。阿师跟着把我那几页纸的文稿给他正在教的一组学生研讨，一个月后给我信，说找不到错处，可以动笔写论文了。

马歇尔的几何图表

动笔后我才知道，传统的结论不同起自斯密，而支持斯密之见的是马歇尔一八九〇年的几何分析。马氏的几何图表以劳力之量放在横轴。我只看一眼就知道他的分析全盘错了。这是因为我已经有了横轴土地的答案。用劳力为横轴其答案应该一样，但二者有别，互相印证马氏的几何失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马歇尔的几何分析用斯密的抽税思维：业主抽取农产值的一个百分比等于政府抽税。他把斯密的农民改进土地的投入改为农民劳力的投入。从斯密的古典转到马氏的新古典，后者当然引进边际分析。马氏本人没有画出佃农分成的几何图表，但在两章的几个注脚中说清楚怎样画，不少后人替他画了出来。

该图表假设土地之量（面积）固定不变，纵轴是劳力的平均或边际产量的价值，横轴是农民的劳力投入。假设土地之量不变，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一条劳力的边际产值曲线于是向右下降。如果地主雇用农民，农民的时间工资是平线，该平线交接边际产值是均衡点，劳力之量的投入由这点决定。时间工资的分析这样说没有错。转用佃农分成，马歇尔的简单处理是引进一条佃农边际收入曲线。后者是以佃农分成的百分率乘以上述的（时间工资的）边际产值曲线。换言之，如果佃农与地主的分成是五十、五十一——马歇尔的假设——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是边际产值曲线乘以零点五。这要把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向下移动，即是从高度看，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的每一点是边际产值曲线的一半。 二者得到的效果或答案是完全一样的。传统的处理惯以劳力为横轴，以土地为横轴的少见。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想佃农分成，坐下来，我在空白的纸上画出的几何图表是以土地为横轴，以劳力为横轴的想也没有想过。为何如此很难说，可能在感受上我假设自己是地主。奇迹出现，因为很快就找到佃农分成的答案。我要到后来拜读前人之作才知道以劳力为横轴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

起点相同但不画平线

以土地之量（面积）为横轴，纵轴是土地的平均或边际产量的价值，也可看为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为了引进不可或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图表假设农民的劳力投入固定不变。当土地之量增加，一条向右下降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出现。这些本科有教。引进佃农分成，虽然当时不知马歇尔怎样处理，但英雄所见略同，我采用的起手方法跟马氏的完全一样。那是把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乘以地主分成的百分率而求得一条地主的边际收入曲线。当时我假设地主的分成是六，佃农是四，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是以土地的边际产值乘以零点六。即是说，从高度看，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曲线的每一点是土地边际产值曲线每一点的六成高，也即是每点向下移动四成。这跟马氏的处理完全一样，只是我的曲线代表着土地的产值变动，他的代表着劳力的产值变动，而我假设六、四分成是为了避免五、五分成可能导致推理时的混淆。大家的方法相同到此为止。

马氏引进一条劳力时间工资的平线。我可没有引进一条土地面积的租金平线。没有想到该平线，因为要考虑的是分成租金。不引进工资或租金平线要怎样处理呢？我的方法是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约束佃农的劳力收入。从以土地为横轴的图表看，土地的边际产值与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之间的几何面积是佃农的分成收入。在市场竞争下，地主之间要竞争，佃农之间要竞争，均衡是上述的二线之间的面积等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也即是佃农的固定劳力投入所值等于他的分成收入了。

移动竖线调校地量

这就带来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以土地为横轴，为了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我们假设佃农劳力投入之量不变。土地之量可变，我以一条垂直的线竖在土地的横轴上来界定给予佃农的土地之量，此竖线的左右移动是佃农的土地区域的变动了。假设了佃农的分成是收获百分之四十，把这竖线左右移动可以找到一个土地的量，使佃农的分成收入（上述的两条边际曲线之间由竖线约束着的几何面积）等于他另谋高就的代价。但这均衡点不是真的均衡，因为调校给予佃农的土地量之外，地主还可以调校佃农的分成率。即是说，地主可以增加土地的供给量而调低佃农的分成率，或减少土地的量而提升佃农的分成率，而在市场竞争下佃农的分成收入不能低于他另谋高就的所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资料，清楚地显示着农户租用土地面积与分成率的变化是有着清楚的市场竞争规律，皆与土地的肥沃程度与地点优劣有着简单易懂的关联。另一方面，农民另谋高就的行为常有，而地主可以选择固定租金或雇用劳力的合约。这些证据在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卜凯教授与他的助手提供的非常详尽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可见。

前辈切地下刀无方

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庞大的土地，没有理由全部租予一个只一家四口的佃农。他要把土地一块一块地切开放出去租给多家农户。佃农受到地主切地的约束不是我首先提出。以切地的方法推出自己的佃农理论后，我追溯前人的有关论著，发现一八三一年一个叫R. Jones的人写地主给佃农切地，而一八四八年密尔注意到Jones的切地之说。但这两位前辈皆接受了斯密的佃农无效率之见，二者皆认为分成率是风俗使然。他们认为切地切到农民仅可生存是极限，但Jones说地主往往反对把佃农的土地切得太小。我认为没有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理论上不可能决定地主怎样为佃农切地。是的，虽然该定律始于一八二六，由von Thünen首先提出，但要到一八九〇马歇尔出版他的巨著才受到重视。后者是新古典学派的首要人物了。

看着土地租金切地与分成率的决定

轮到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我从地主的角度为佃农切地，一切就中——后来找到的所有资料都说我切对了。怎样切呢？我选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最高的那点切。平均租金最高是说地主拥有的土地的总租金最高。我跟着把土地的最高平均租金除以土地的平均产值而求得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以一减除这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百分率了。换言之，跟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分析有别，我是先求得土地与劳力这些生产要素在竞争市场会怎样用，然后算出分成百分率的均衡；前辈们是倒转过来，先有一个分成的百分率，然后推断那些生产要素会怎样用。

破案的关键是想到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的最高处是竞争下的切地均衡点。怎样推出这最高的平均租金呢？我采用两条本科必教的平均曲线，虽然后二者的合并使用课本没有教。其一是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其二是固定了的总劳力成本在土地的增或减中的平均劳力成本。把其一减除其二就是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曲线了。同学要注意，上述的平均劳力成本曲线你们的课本称平均固定成本，但其实课本说的固定成本不是成本——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我的平均固定成本是成本，因为这“固定”只是假设不变，不是不会变或不能变——要变时是把整条曲线上下移动。

说清楚一点吧。假设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为了引进土地的边际产值下降我们假设劳力之量（及其总成本）不变。土地之量增加，其平均产值曲线往往先上后落，有关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也先上后落，下降时必定切中土地平均产值的最高点。至于劳力（或非土地）的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其形状是本科教的，在同一线上每点的总成本相同的、土地量变动时成为一条四十五度向内弯的弧形线——几何学称“直角双曲线”中的正数域那一条。以前者（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后者（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求得的是一条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先弧上，达一顶点，然后弧落。这后者的顶点是最高的平均租金。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由上而下，先切中土地平均产值曲线的顶点，继续下降，再切中土地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地主的分成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除以同一土地面积的土地平均产值，余下来的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率了。

效果相同变化易看

这里要作点补充。上述的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包括最高的平均租金）可不是随便把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而是这固定劳力成本的增减会导致整条平均固定成本曲线上下移动。这上下移动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上下移动，而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是由这两条平均曲线的微小移动相等而决定的。这两条曲线的上下移动相等是说劳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劳力的边际成本，从而决定了土地的最高租金或租值。又因为市场有竞争，这租金要受到土地与劳力的供应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穿过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是代表着在有资源局限约束的竞争下土地的边际产值等于土地面积的平均固定租金。如此类推，不引进交易费用，固定租金、雇用劳力、地主自耕、佃农分成等四种不同的安排，资源使用的效果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容易地加进如下几项变化。一、劳力的总成本可以视为非土地成本，包括工具、肥料等。这些生产要素的引进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上升，而分成率跟着的变动要看工具及肥料等投资是谁出的钱。谁出这些钱怎么出的分成率会上升——当年我找到的佃农合约样本说得清楚。所以说佃农合约会削减土地的投资是不对的。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佃农的分成率会跟着变。较为肥沃的土地——平均产值较高——地主的分成率较高，是上文分析的明显含意。支持这效果的事实很多，而最明显是三十年代的中国资料显示水田的地主分成率约高于干地的二十个百分点。三、一个农户可以提供的劳力多少对该户土地面积的大小有决定性。当年我获得的资料，是每户的水田面积比干地的为小，而有趣的

是：一个农户从多过一个地主租地常见，而一个地主租地给数十个农户也常见。

台湾管制分成的效果

至于一九四九年台湾的第一期土地改革，管制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从原来的平均五十六点八减至硬性的三十七点五，导致农产品之量上升，依上文的理论作解释不困难。简言之，这三七五分成租管促使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在市场竞争下他们一定要增加劳力及其他投入才可以达到另一个均衡点，产量因而上升会局部补偿地主的损失。在这竞争带来的佃农投入增加的调整中，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他们另谋高就的边际产值，而佃农土地的边际产值会高于地主自耕的土地边际产值。这些转变含意着的是某程度有租值消散。这方面，我当年的贡献是能从台湾的土地平均产值转变与农作物选择的转变，严谨推理，证实了这些边际产值的转变与分歧。那是《佃农理论》出版时的第八章，读过的师友一律拍掌，可惜其他人一律不读。分成租管不是本章要关注的，不多说了。

合约结构的思维

要说的是当年我提出要从结构看合约的思维是源于佃农分成的研究。其实所有雇用或租用生产要素的合约必有结构性，只是当年我要借分成合约才看出来。简单地说，地主以一个固定租金把土地租出，收了租什么也不管，合约没有结构。其实收固定租金地主也要管土地的保护与投资，于是租约也有结构——虽 然不一定要写出来。另一方面，佃农分成的合约，因为没有一个租价，土地面积之外，地主一定要管

佃农的劳力及其他投入。即是说，地主主管的不单是土地之量，还包括土地之量与非土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也就是说，佃农合约一定要管土地与非土地这二者的投入比率，于是合约一定有结构。

当年写论文时我没有机会见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但肯定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会在合约上说明。后来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有幸见到农地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的不同合约的真实世界的样本，二者皆有结构，只是佃农合约略为复杂，而我事前推断的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说明是清楚的。这里的问题是合约往往不需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口头的合约后人不足为凭，而风俗的约束也是合约，也有结构性，但作为事外的研究看便不容易拿出合约结构的证据了。实地调查，口述或风俗皆有迹可寻，属证据，但没有机会这样考察免不了有猜测的成分。我当年坚信自己的推断，是因为对竞争的概念有了足够的掌握。在竞争下，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约束是不会在市场存在的。

很多朋友说我的佃农理论是受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影响。可能对，也应该对。但当年我的感受，主要的影响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因为这种销售的合约必定有结构。

明白经济运作要讲深度

我花了三节的篇幅写佃农分成，主要目的是要带到中国的制度去。二〇〇八年我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读者多，但他们不会知道在该作的背后是有着很长远的理论发展的支持。虽然我在一九八六年说清楚中国的农业承包，农

民交给政府的是租而不是税，我要到二〇〇四年才惊觉，中国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增值税不仅是租，而且是佃农分成合约的制度。

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一个制度的运作有深浅不同的层面。不够深入往往不是真的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经济历史的重要一章，这三节分析的佃农分成合约应该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有点深度的基础，也可让同学们明白，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指出资产权利与市场运作等老生常谈虽然重要，但要真的理解是不够的。

第五节：讯息费用解释分成

我解释过，合约就是制度，合约的选择因而是制度的选择。本章第二节可见，斯密分析的土地制度的发展是合约转变的发展，虽然前辈的分析与史实皆不对，但他的思想传统是经济学最高明的了。下笔为文我有时说“合约”（contract），有时说“制度”（system），基本上没有分别。牵涉一小撮人的“安排”（arrangement）我偏于说合约，牵涉多人则偏于说制度。这些是武断的取舍了。

经济解释脱离不了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基础假设，然后对需求定律（这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成本与竞争等概念要有足够的掌握。主要困难是在局限变化那方面，因为牵涉到的是真实世界的约束，需要考察，也需要懂得怎样简化。这些我解释过多次了。

起因难明的人为局限

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转到我们生存的社会，局限的复杂

性上升了无数倍。假设资源有着明确的权利界定，蒙规交易费用，马歇尔的伟大传统教我们很多。引进交易费用不易处理，但不能不处理，《经济解释》写到这里大致上我处理得称意。知道局限的转变，要推断这转变导致的人的行为会跟着怎样变不是那么困难。困难是在于我们有时要推断或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为的局限会那样变。

资源稀缺是人类要面对的。从这些局限衍生出来的人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是另一些远为复杂的局限。后者包括产权制度、管制法例等，皆可作为合约或制度的安排看。因为制度或法例皆源于人的行为，是人的选择，为什么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是经济学需要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推断某管制法例或合约安排会带来什么效果，高明的经济学者可以处理得好。然而，要解释为什么管制法例或合约安排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往往困难！别的不说，单是问：为什么会有最低工资法例——即是问为什么要用最低工资管制着市场合约——是非常头痛的学问，远比问最低工资会带来怎么样的行为转变来得困难了。我说过，牵涉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我不是专家，可能是因为没有兴趣吧。

大致上，如果合约（包括管制）只牵涉到一小撮人，其中每个人有权参与或退出，解释为什么合约或制度或管制会是那样，虽然不易，今天的经济学还有可为。但如果牵涉到很多人——每个人不能不参与而参与后不能退出——又或者由一小撮人决定某些合约或制度而强加于其他人的安排，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局限或约束难于登天。牵涉到多人的合约或制度的转变，解释永远不易，而事前推断远比事后解释困难。前者我平生只推中过一次重要的：一九八一年我肯定

地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这是本章第六节的话题。

同学们要记住：解释合约或法例或制度的出现或转变我们不要管什么好什么不好。评论时事不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科学分析价值观是大忌。这就带到经济学常说的无效率这个话题。我解释过，那所谓无效率是指局限条件的指定不足，因而达不到一般性的整体均衡。足以解释某些现象的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出现无效率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局限条件指定不足。如果所有局限都顾及——解释现象往往不需要——说无效率是逻辑欠通的。说社会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定义上人类自取灭亡也是这争取的结果。

旧文有得有失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发表《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发表前芝大同事Z.Griliches读稿后，认为该文会把经济学改变些什么。一九八七年此君访港，相聚时他说：“当年我说你写的合约选择会改变些什么，说对了，今天的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从该文发展起来的。”后来S.Rosen也这样说，而且认为我触发了合约分析的盛行。杨小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把我的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化作方程式而获奖——我知道，因为多年前我评审那方程式文章。还有的是，我在合约选择一文内提出卸责（shirking）的行为，可能是博弈理论卷土重来的导火线。

今天多年过去，自己怎么看一九六九的文章呢？我认为该文触发了行内对合约的兴趣是贡献，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该文提出的风险规避与卸责行为是败笔。我今天认为，解释合约的选择，专注于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转变

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不是说没有风险或卸责这些事，而是这些现象的转变在真实世界难以鉴定，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很困难。我解释过为什么我不再用“卸责”，这里说说风险吧。

言不成理的浅现象

当年我要解释的是一个浅现象：农地的租约有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二者农民与地主洽商选择。关键问题是，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是明显地高于固定租金。在佃农分成下，地主要久不久监督佃农的操作，要雇用专家估计每亩的产量，而收获分成时要防止佃农把部分收藏起来，也要防止被分得劣质的产品。佃农呢？要防止地主出术，选用一把斤两偏轻的秤。这些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屡有提及。固定租金可没有这些麻烦：如果以谷或米做固定租金，记载说地主主要重视够干。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明显地比固定租金的为高，为什么前者会被采用呢？

是大麻烦，因为言不成理：只有地主与农民两方面的简单洽商，你情我愿，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监管或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呢？我采用“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这个当时流行的观念作解释。不是乐意的：我曾经三次拿开风险规避，但也三次放回去。何谓风险规避呢？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其一是在一个红包内有一千元现钞；其二是在一个灰包内可能有二千元现钞，也可能是废纸，机会绝对是一半一半。你选红包还是灰包呢？选红包，你就是个要规避风险的人。红包与灰包的价值应该一样，但为了规避风险选红不选灰，甚至五成机会有现钞的灰包里是略多于二千元你也选红包。这样看，虽然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较高，为了大家分担

风险，农民与地主同意采用分成合约。

分担风险逻辑困难

以分担风险（risk sharing）的需求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不是没有支持的。当年台湾的农业资料显示，种麦的收成方差（variance，即变异数）远比种米的为高，而中国大陆的资料显示，解放前的佃农分成合约种麦的比种米的普及。另一方面，当年的日本少用佃农分成，而该国的政府推行强迫性的农业购买收成保险。

我对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满意，有四个原因。其一，以收成量的方差来衡量风险，虽然行内惯于这样看，却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方差预先知道，是否还有风险是问题。其二，以收成算方差，时间上怎样切可有很不相同的数据，何况所有农户皆轮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三，从一个人独占产品到两个人分成，个人的收入方差是下降了，可以看为分担风险。然而，再增加人数个人的收入方差不会再下降。好比在股票市场，同一股票，人多人与少其股价变动的方差风险不能分担，规避风险要用不同的股票组合。

其四，弗里德曼与J. 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大文，也 是以收入方差量度风险的，解释进赌场下注与购买保险可以是同一个人。这样看，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容易。记得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在蒙代尔的家酒会后，弗里德曼和我一起步行，他问为何会有佃农分成，我答：“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因为我用分担风险作解释，但我真的想不出其他方法。”过了两天，舒尔茨告诉我，因为我说了这句话，弗里德曼要芝大聘请我做助理教授。

同学要练习想象

那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牵涉到不少关于农地合约条款的选择，戴维德亲自走来对我说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自己今天重读，不满意卸责的提出与对风险规避的重视，但事实细节的处理与思考变化的表达还是感到有点自豪。在该文中，如下凭事实想象推理的例子今天的同学要练习仿效。

解放前的中国，农业的固定租金合约有一种称“铁板租”，即是不管有什么天灾租地的农民也要交一个不能更改的租金。另一方面，有些固定租金合约中有减责条款（escape clause）。后者说明如果遇到大失收或饥荒情况，地主要依照本地的风俗，跟着风俗之见减租。有减责条款的固定租金当然略比铁板租的为高。不难想象，如果交易或风俗费用不考虑，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的减责条款，处理不同的“饥荒”层面，每层的固定租金的递减略为不同。是无聊的想象吗？不是的，因为佃农分成是等于有无数减责条款的合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想象倒转过来，以佃农分成为起点而加进减责条款，加到保护地主的尽头是铁板租，加到保护农民的尽头就是时间工资合约了。

减责条款要有风俗协助

一九三五年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上述的减责条款在百分之八十三的以交农产品实物为固定租金的合约找到，但以交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合约，减责条款的存在只有百分之六十三。这分别不难理解。农业普遍失收时，农产品的市价会上升，交出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农民受到这价升的保护会高

于要交出实物的，所以减责条款对交货币的没有对交实物的那么重要。

固定租金合约有加进减责条款的选择无疑会增加这种合约的采用。记得当年我调查亚洲不同地区的习惯，只有中国该减责条款常见。这条款的出现显然需要有一个悠久的文化风俗的支持。农民说是饥荒，地主说不是，吵起来法院难作判断。这类争议不能由法律解决，但风俗可以。风俗说是饥荒，也会说是怎么样的可怜层面，农民减责每个不同层面应该减多少，风俗习惯的存在可以很快作出判断。不接受这风俗之见的地主或农户会遇到不容易再找到合作伙伴的困难。

报酬较高源于监管费用

尽管今天我放弃了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我不能否认，不肯定的预期收入，以或然率打了折扣后，会偏于比肯定的预期收入高一点。因为有或然率的存在，不会千篇一律，但昔日亚洲的农业资料显示着有这样的倾向。你说这多出来的一小点是风险报酬(risk premium)我很难跟你争论，但我可以用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来解释同样的现象。如此一来，以交易或讯息费用的转变作为风险高低的替代是高明的选择，因为可以避去上文提到的几点在逻辑上“风险”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以昔日亚洲的资料为例，地主的分成收入略比固定租金为高——不一定，但有这样的倾向。以交易费用作解释我们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地主有权选择固定租金合约，采用佃农分成他的监管费用会较高，所以算进收成的或然率之后地主期待的分成收入会略比固定租金为高。另一方面，佃农

分成合约的采用不需要引进风险规避，取而代之的是引进讯息费用。是的，因为关于未来天气等讯息费用不菲，甚至高不可攀，农业的性质使议定合约时难以知道收成时的产量。分成合约可以解决这个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不知量的困扰。

不知量解释分成

在卷四分析公司性质时，我支持科斯之见，说市场的不知价促成公司组织的出现。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分成合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参与的人不知收成时产品的量。我想到这方面的讯息问题，是源于美国的庞大购物中心或大商场的处理。由一家机构持有股权，一个购物中心或商场把多个铺位租出去，通常一律采用分成合约，出售不同物品或服务的商店有不同的分成率，而招徕其众的名牌宝号需要付出的分成率很低。食肆、大小不一的物品商店等，同类的分成率通常一样，但不同类的有不同分成率。一般是有一个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各店不同但固定，然后各店再加一个分成租金，行业不同分成率不同。美国税制的法例协助商场以分成合约处理。今天在香港及内地的百货商场也有采用类似的分成安排，但恐怕租客瞒骗要由一个集中的部门收费，不像美国那么普及。

我认为因为讯息费用不菲，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不同商店的销售量难以事前知道，采用基本租金加分成是远为容易达成租约协议的。随意的观察，是通过分成合约的商店，关闭转换租客的频密度是远比固定租金的为低。因为有分成协议，业主有权查核各店的销售量，从而考虑是否要调整基本租金或分成率。

来去纵横数十年

结论是明显的。讯息费用属交易费用。采用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来解释合约的选择或机构的组织永远比风险规避或卸责行为容易得到可以验证的假说。这是因为在观察上交易费用的转变可以鉴定，而量度这转变不需要用基数——用序数排列高低足够。不是很容易地推出验证假说，但可以做到：无论座位票价、捆绑销售、玉器市场、讨价还价、全线逼销、换油合约、价格分歧、隔离收费，等等，几卷《经济解释》处理过的不下数十项，而有趣定律的发现——源于交易费用的——不下两掌之数。这些是老人家在一门学问上来 去纵横数十年的收获了。方法一律相同：考察交易费用的转 变，找寻现象或行为的规律，然后以序数排列而求选择。

第六节：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结构

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治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笑）。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这就是了。先前地主雇用农工的时间工资平线还在，只是在佃农分成下阐释为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代价。重要的分别是：先前地主雇用农工，后者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时间工资等于劳力投入的边际产值；采用分成制，佃农的劳力投入是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等于佃农的边际收入。因为从高度看后者（佃农边际收入）一定低于前者（边际产值）——以五十、五十分成算，佃农的边际收入每点只有边际产值一半那么高——佃农的劳力投入一定是少于时间工资的劳力投入。这佃农的劳力投入不一定是减了一半，而是要看时间工资那平线画在哪个高度的位置。

与事实不符的困扰

上述的分析由马歇尔提出，基本上是斯密的政府抽税观加进那重要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能因为简单明确，这分析从马歇尔提出的一八九〇流行到我提出另一个分析的一九六六。不能说马氏之后的经济学者都接受该分析：D.G. Johnson（1950）与J.O. Bray（1963）皆指出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实际上佃农的产出可观。Johnson的结论是：虽然理论说佃农分成无效率，但在年期不长的租约下，佃农会知道如果地主的分成收入偏低后者会考虑收取固定租金，所以大致上地主的分成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若。Bray则认为佃农无效率之说是学术性的，而他的观察是：

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提升农业的生产技术，需要知道在美国，农业生产力最可观的制度，大部分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采用佃农分成的租约。

佃农的收入是太多了！

回头说马歇尔的以劳力为横轴的几何分析，环眼看逻辑并然，不容易找出错处。要不是我先以土地为横轴，解通了佃农分成的经济密码才拜读马氏与跟着的后人分析，我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几何图表是有着严重的错。错在哪里呢？错在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这多了出来的是无主孤魂，在市场竞争下不可能存在。

不是淺深的错，只是有了佃农无效率的成见不容易看出。以上文的曲线示范，佃农的边际收入曲线是在劳力的边际产值曲线之下，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边际成本是平线。佃农劳力投入的均衡点是该平线与佃农边际收入的相交点。问题的出现，是这相交点的平线之下的方形收入是佃农另谋高就的时间成本或代价，但这方形之上与佃农边际收入之下有一个三角形的收入，说是归佃农所有。这明显地是多了出来的，因为下面的方形收入已经是佃农劳力投入的最高代价。源自马歇尔的几何分析清楚地说该三角形的收入归佃农所有，但原则上地主可以把该三角全部抽取而佃农还是不会另谋高就。因此，佃农的边际收入等于他另谋高就的时间工资或边际成本不可能是一个有经济内容的均衡。

上述的几何错失厉时很久，接受着这错失的经济学者不少，有些直说那个多了出来的三角是地主送给农户的礼物。今天回顾，我认为这错失的厉久存在是源于经济学者对竞争的含意掌握不足。

天才也被成见约束

虽然我屡次高举斯密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但说到理论的天赋，我认为没有谁比得上马歇尔。当年我只花一个晚上就想出来的今天还站着的佃农理论，以他的天赋，马氏不需要用上半个小时——不需要依我的方法（见下节），因为后来我用他的方法也能推出我的结论。马氏的失误奇怪，因为他重视佃农制度。是的，马氏曾经写道：“研究分成合约的多种变化会使我们获益很多。”

从读到的马歇尔跟乔治（Henry George）的一次讨论中，我认为马氏本人对竞争含意的掌握足够。他的失误主要是受到传统的风俗使然的五十、五十分成误导。他知道佃农的分成率可有变化，但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不易更改。一八九四年，今天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报》创办，马氏当主编。他选H.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制》放在该学报首期的第一位置，可见马氏重视佃农。但Higgs之作不是好文章：只考察了一个农户，而该户的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

成见可以是思想的严重障碍。令我费解的，是重视真实世界而又曾经跑厂考察的马歇尔——重视佃农而又知道分成率有变化的马歇尔——为什么要跟着密尔去接受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呢？可能英国当时没有佃农制度是讯息传达的困难，但法国只在海峡对岸，佃农普及，为什么马氏那么重视Higgs的只考察一个农户的文章呢？

剑桥传统有不足处

说实话，从今天处理经济理论验证的起码要求看，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对真实世界的考察不到家。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的书籍十分齐备的图书馆内，我追查承继马歇尔

讲座教授之位的庞古的关于农业制度出现的社会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历史与事实的资料，从庞古的多个注脚跟踪他引用的读物，一路从注脚转注脚地追查，花了一个月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庞古言之凿凿的证据。那所谓经济科学就有这样的困难。某作者凭空想象举出一个例子，另一位引用，写下注脚， 如是者转了三几次注脚就变为事实！这是经济学的悲哀。也难怪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考察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服务后，拿得数十份合约与一些市价的数据，发表《蜜蜂的神话》，行内哗然。要写经济学的神话，说之不尽。这样的题材是过癖精彩的学问，也是贡献，为什么那么少行内朋友尝试呢？

这解释为什么我多次高举考察事实或现象的细节是那么重要。没有细节的现象往往是神话，就算不是神话也不能教我们很多。多细节支持的现象不仅可靠性高，而且给我们在抽象的推理思考时照亮着什么是可走什么是走不通的路。

第四节：换轴看分成切地清晰

我不认为《佃农理论》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当年是学生，思想达不到后来 的深度，而出道之后对世事的观察累积了多年，理论与概念能用出的变化是当年无法想象的。这里讨论旧作是为了要带到中国制度那边去，顺便向同学们申述一个理论发展的思想过程，希望能提升他们对经济解释的兴趣。

当年解通佃农分成之谜有点碰巧。同学们知道，以几何分析两种生产要素，劳力与土地，我们可以劳力为横轴（纵轴是工资或产值）或以土地为横轴（纵轴是租金或产值），

二者得到的效果或答案是完全一样的。传统的处理惯以劳力为横轴，以土地为横轴的少见。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想佃农分成，坐下来，我在空白的纸上画出的几何图表是以土地为横轴，以劳力为横轴的想也没有想过。为何如此很难说，可能在感受上我假设自己是地主。奇迹出现，因为很快就找到佃农分成的答案。我要到后来拜读前人之作才知道以劳力为横轴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

起点相同但不画平线

以土地之量（面积）为横轴，纵轴是土地的平均或边际产量的价值，也可看为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为了引进不可或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图表假设农民的劳力投入固定不变。当土地之量增加，一条向右下降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出现。这些本科有教。引进佃农分成，虽然当时不知马歇尔怎样处理，但英雄所见略同，我采用的起手方法跟马氏的完全一样。那是把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乘以地主分成的百分率而求得一条地主的边际收入曲线。当时我假设地主的分成是六，佃农是四，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是以土地的边际产值乘以零点六。即是说，从高度看，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曲线的每一点是土地边际产值曲线每一点的六成高，也即是每点向下移动四成。这跟马氏的处理完全一样，只是我的曲线代表着土地的产值变动，他的代表着劳力的产值变动，而我假设六、四分成是为了避免五、五分成可能导致推理时的混淆。大家的方法相同到此为止。

马氏引进一条劳力时间工资的平线。我可没有引进一条土地面积的租金平线。没有想到该平线，因为要考虑的是分成租金。不引进工资或租金平线要怎样处理呢？我的方法是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约束佃农的劳力收入。从以土地为横轴的图表看，土地的边际产值与地主的边际分成收入之间的几何面积是佃农的分成收入。在市场竞争下，地主之间要竞争，佃农之间要竞争，均衡是上述的二线之间的面积等于佃农另谋高就的收入，也即是佃农的固定劳力投入所值等于他的分成收入了。

移动竖线调校地量

这就带来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以土地为横轴，为了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我们假设佃农劳力投入之量不变。土地之量可变，我以一条垂直的线竖在土地的横轴上来界定给予佃农的土地之量，此竖线的左右移动是佃农的土地区域的变动了。假设了佃农的分成是收获百分之四十，把这竖线左右移动可以找到一个土地的量，使佃农的分成收入（上述的两条边际曲线之间由竖线约束着的几何面积）等于他另谋高就的代价。但这均衡点不是真的均衡，因为调校给予佃农的土地量之外，地主还可以调校佃农的分成率。即是说，地主可以增加土地的供给量而调低佃农的分成率，或减少土地的量而提升佃农的分成率，而在市场竞争下佃农的分成收入不能低于他另谋高就的所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资料，清楚地显示着农户租用土地面积与分成率的变化是有着清楚的市场竞争规律， 皆与土地的肥沃程度与地点优劣有着简单易懂的关联。另一方面，农民另谋高就的行为常有，而地主可以选择固定租金或雇用劳力的合约。这些证据在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卜凯教授与他的助手提供的非常详尽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可见。

前辈切地下刀无方

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庞大的土地，没有理由全部租予一个只一家四口的佃农。他要把土地一块一块地切开放出去租给多家农户。佃农受到地主切地的约束不是我首先提出。以切地的方法推出自己的佃农理论后，我追溯前人的有关论著，发觉一八三一年一个叫R.Jones的人写地主给佃农切地，而一八四八年密尔注意到Jones的切地之说。但这两位前辈皆接受了斯密的佃农无效率之见，二者皆认为分成率是风俗使然。他们认为切地切到农民仅可生存是极限，但Jones说地主往往反对把佃农的土地切得太小。我认为没有引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理论上不可能决定地主怎样为佃农切地。是的，虽然该定律始于一八二六，由von Thünen首先提出，但要到一八九〇马歇尔出版他的巨著才受到重视。后者是新古典学派的首要人物了。

看着土地租金切地与分成率的决定

轮到一九六六年的那天晚上，我从地主的角度为佃农切地，一切就中——后来找到的所有资料都说我切对了。怎样切呢？我选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最高的那点切。平均租金最高是说地主拥有的土地的总租金最高。我跟着把土地的最高平均租金除以土地的平均产值而求得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以一减除这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百分率了。换言之，跟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分析有别，我是先求得土地与劳力这些生产要素在竞争市场会怎样用，然后算出分成百分率的均衡；前辈们是倒转过来，先有一个分成的百分率，然后推断那些生产要素会怎样用。

破案的关键是想到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的最高处是竞争下的切地均衡点。怎样推出这最高的平均租金呢？我采用两条本科必教的平均曲线，虽然这二者的合并使用课本没有教。其一是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其二是固定了的总劳力成本在土地的增减减中的平均劳力成本。把其一减除其二就是土地面积的平均租金曲线了。同学要注意，上述的平均劳力成本曲线你们的课本称平均固定成本，但其实课本说的固定成本不是成本——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我的平均固定成本是成本，因为这“固定”只是假设不变，不是不变或不能变——要变时是把整条曲线上下移动。

说清楚一点吧。假设两种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力。为了引进土地的边际产值下降我们假设劳力之量（及其总成本）不变。土地之量增加，其平均产值曲线往往先上后落，有关的土地边际产值曲线也先上后落，下降时必定切中土地平均产值的最高点。至于劳力（或非土地）的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其形状是本科教的，在同一线上每点的总成本相同的、土地量变动时成为一条四十五度向内弯的弧形线——几何学称“直角双曲线”中的正数域那一条。以前者（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后者（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求得的是一条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先弧上，达一顶点，然后弧落。这后者的顶点是最高的平均租金。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由上而下，先切中土地平均产值曲线的顶点，继续下降，再切中土地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地主的分成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除以同一土地面积的土地平均产值，余下来的百分率就是佃农的分成率了。

效果相同变化易看

这里要作点补充。上述的土地平均租金曲线（包括最高的平均租金）可不是随便把土地的平均产值减除劳力的平均固定成本，而是这固定劳力成本的增减会导致整条平均固定成本曲线上下移动。这上下移动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曲线上下移动，而最高的土地平均租金是由这两条平均曲线的微小移动相等而决定的。这两条曲线的上下移动相等是说劳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劳力的边际成本，从而决定了土地的最高租金或租值。又因为市场有竞争，这租金要受到土地与劳力的供应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土地的边际产值曲线穿过平均租金曲线的顶点，是代表着在有资源局限约束的竞争下土地的边际产值等于土地面积的平均固定租金。如此类推，不引进交易费用，固定租金、雇用劳力、地主自耕、佃农分成等四种不同的安排，资源使用的效果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容易地加进如下几项变化。一、劳力的总成本可以视为非土地成本，包括工具、肥料等。这些生产要素的引进会导致土地的平均产值上升，而分成率跟着的变动要看工具及肥料等投资是谁出的钱。谁出这些钱谁的分成率会上升——当年我找到的佃农合约样本说得清楚。所以说佃农合约会削减土地的投资是不对的。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佃农的分成率会跟着变。较为肥沃的土地——平均产值较高——地主的分成率较高，是上文分析的明显含意。支持这效果的事实很多，而最明显是三十年代的中国资料显示水田的地主分成率约高于干地的二十个百分点。三、一个农户可以提供的劳力多少对该户土地面积的大小有决定性。当年我获得的资料，是每户的水田面积比干地的为小，而有趣的

是：一个农户从多过一个地主租地常见，而一个地主租地给数十个农户也常见。

台湾管制分成的效果

至于一九四九年台湾的第一期土地改革，管制地主的分成百分率从原来的平均五十六点八减至硬性的三十七点五，导致农产品之量上升，依上文的理论作解释不困难。简言之，这三七五分成租管促使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在市场竞争下他们一定要增加劳力及其他投入才可以达到另一个均衡点，产量因而上升会局部补偿地主的损失。在这竞争带来的佃农投入增加的调整中，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他们另谋高就的边际产值，而佃农土地的边际产值会高于地主自耕的土地边际产值。这些转变含意着的是某程度有租值消散。这方面，我当年的贡献是能从台湾的土地平均产值转变与农作物选择的转变，严谨推理，证实了这些边际产值的转变与分歧。那是《佃农理论》出版时的第八章，读过的师友一律拍掌，可惜其他人一律不读。分成租管不是本章要关注的，不多说了。

合约结构的思维

要说的是当年我提出要从结构看合约的思维是源于佃农分成的研究。其实所有雇用或租用生产要素的合约必有结构性，只是当年我要借分成合约才看出来。简单地说，地主以一个固定租金把土地租出，收了租什么也不管，合约没有结构。其实收固定租金地主也要管土地的保护与投资，于是租约也有结构——虽然不一定要写出来。另一方面，佃农分成的合约，因为没有一个租价，土地面积之外，地主一定要管

佃农的劳力及其他投入。即是说，地主主管的不单是土地之量，还包括土地之量与非土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也是说，佃农合约一定要管土地与非土地这二者的投入比率，于是合约一定有结构。

当年写论文时我没有机会见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但肯定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会在合约上说明。后来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有幸见到农地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的不同合约的真实世界的样本，二者皆有结构，只是佃农合约略为复杂，而我事前推断的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说明是清楚的。这里的问题是合约往往不需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口头的合约后人不足为凭，而风俗的约束也是合约，也有结构性，但作为事外的研究看便不容易拿出合约结构的证据了。实地调查，口述或风俗皆有迹可寻，属证据，但没有机会这样考察免不了有猜测的成分。我当年坚信自己的推断，是因为对竞争的概念有了足够的掌握。在竞争下，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土地与非土地的比率约束是不不会在市场存在的。

很多朋友说我的佃农理论是受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影响。可能对，也应该对。但当年我的感受，主要的影响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因为这种销售的合约必定有结构。

明白经济运作要讲深度

我花了三节的篇幅写佃农分成，主要目的是要带到中国的制度去。二〇〇八年我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读者多，但他们不会知道在该作的背后是有着很长远的理论发展的支持。虽然我在一九八六年说清楚中国的农业承包，农

民交给政府的是租而不是税，我要到二〇〇四年才惊觉，中国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增值税不仅是租，而且是佃农分成合约的制度。

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一个制度的运作有深浅不同的层面。不够深入往往不是真的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经济历史的重要一章，这三节分析的佃农分成合约应该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有点深度的基础，也可让同学们明白，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指出资产权利与市场运作等老生常谈虽然重要，但要真的理解是不够的。

第五节：讯息费用解释分成

我解释过，合约就是制度，合约的选择因而是制度的选择。本章第二节可见，斯密分析的土地制度的发展是合约转变的发展，虽然前辈的分析与史实皆不对，但他的思想传统是经济学最高明的了。下笔为文我有时说“合约”(contract)，有时说“制度”(system)，基本上没有分别。牵涉一小撮人的“安排”(arrangement)我偏于说合约，牵涉多人则偏于说制度。这些是武断的取舍了。

经济解释脱离不了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基础假设，然后对需求定律（这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成本与竞争等概念要有足够的掌握。主要困难是在局限变化那方面，因为牵涉到的是真实世界的约束，需要考察，也需要懂得怎样简化。这些我解释过多次了。

起因难明的人为局限

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转到我们生存的社会，局限的复杂

性上升了无数倍。假设资源有着明确的权利界定，漠视交易费用，马歇尔的伟大传统教我们很多。引进交易费用不易处理，但不能不处理，《经济解释》写到这里大致上我处理得称意。知道局限的转变，要推断这转变导致的人的行为会跟着怎样变不是那么困难。困难是在于我们有时要推断或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为的局限会那样变。

资源稀缺是人类要面对的。从这些局限衍生出来的人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是另一些远为复杂的局限。后者包括产权制度、管制法规等，皆可作为合约或制度的安排看。因为制度或法规皆源于人的行为，是人的选择，为什么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是经济学需要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推断某管制法规或合约安排会带来什么效果，高明的经济学者可以处理得好。然而，要解释为什么管制法规或合约安排会是如此这般地出现往往困难！别的不说，单是问：为什么会有最低工资法规——即是问为什么要用最低工资管制着市场合约——是非常头痛的学问，远比问最低工资会带来怎么样的行为转变来得困难了。我说过，牵涉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我不是专家，可能是因为没有兴趣吧。

大致上，如果合约（包括管制）只牵涉到一小撮人，其中每个人有权参与或退出，解释为什么合约或制度或管制会是那样，虽然不易，今天的经济学还有可为。但如果牵涉到很多人——每个人不能不参与而参与后不能退出——又或者由一小撮人决定某些合约或制度而强加于其他人的安排，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局限或约束难于登天。牵涉到多人的合约或制度的转变，解释永远不易，而事前推断远比事后解释困难。前者我平生只推中过一次重要的：一九八一年我肯定

地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这是本章第六节的话题。

同学们要记住：解释合约或法例或制度的出现或转变我们不要管什么好什么不好。评论时事不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科学分析价值观是大忌。这就带到经济学常说的无效率这个话题。我解释过，那所谓无效率是指局限条件的指定不足，因而达不到有一般性的整体均衡。足以解释某些现象的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出现无效率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局限条件指定不足。如果所有局限都顾及——解释现象往往不需要——说无效率是逻辑欠通的。说社会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定义上人类自取灭亡也是这争取的结果。

旧文有得有失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发表《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发表前芝大同事 Z. Griliches 读稿后，认为该文会把经济学改变些什么。一九八七年此君访港，相聚时他说：“当年我说你写的合约选择会改变些什么，说对了，今天的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从该文发展起来的。”后来 S. Rosen 也这样说，而且认为我触发了合约分析的盛行。杨小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把我的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化作方程式而获奖——我知道，因为多年前我评审那方程式文章。还有的是，我在合约选择一文内提出卸责（shirking）的行为，可能是博弈理论卷土重来的导火线。

今天多年过去，自己怎么看一九六九的文章呢？我认为该文触发了行内对合约的兴趣是贡献，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该文提出的风险规避与卸责行为是败笔。我今天认为，解释合约的选择，专注于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转变

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不是说没有风险或卸责这些事，而是这些现象的转变在真实世界难以鉴定，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很困难。我解释过为什么我不再用“卸责”，这里说说风险吧。

言不成理的浅现象

当年我要解释的是一个浅现象：农地的租约有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二者农民与地主洽商选择。关键问题是，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是明显地高于固定租金。在佃农分成下，地主要久不久监察佃农的操作，要雇用专家估计每亩的产量，而收获分成时要防止佃农把部分收藏起来，也要防止被分得劣质的产品。佃农呢？要防止地主出术，选用一把斤两偏轻的秤。这些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业调查的报告中屡有提及。固定租金可没这麻烦：如果以谷或米做固定租金，记载说地主主要重视够干。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明显地比固定租金的为高，为什么前者会被采用呢？

是大麻烦，因为言不成理：只有地主与农民两方面的简单洽商，你情我愿，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监管或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呢？我采用“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 这个当时流行的观念作解释。不是乐意的：我曾经三次拿开风险规避，但也三次放回去。何谓风险规避呢？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其一是在一个红包内有一千元现钞；其二是在一个灰包内可能有二千元现钞，也可能是废纸，机会绝对是一半一半。你选红包还是灰包呢？选红包，你就是个要规避风险的人。红包与灰包的价值应该一样，但为了规避风险选红不选灰，甚至五成机会有现钞的灰包里是略多于二千元你也选红包。这样看，虽然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较高，为了大家分担

风险，农民与地主同意采用分成合约。

分担风险逻辑困难

以分担风险（risk sharing）的需求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不是没有支持的。当年台湾的农业资料显示，种麦的收成方差（variance，即变异数）远比种米的为高，而中国大陆的资料显示，解放前的佃农分成合约种麦的比种米的普及。另一方面，当年的日本少用佃农分成，而该国的政府推行强迫性的农业购买收成保险。

我对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满意，有四个原因。其一，以收成量的方差来衡量风险，虽然行内惯于这样看，卻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方差预先知道，是否还有风险是问题。其二，以收成算方差，时间上怎样切可有很不相同的数据，何况所有农户皆轮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三，从一个人独占产品到两个人分成，个人的收入方差是下降了，可以看为分担风险。然 而，再增加人数个人的收入方差不会再下降。好比在股票市场，同一股票，人多人少其股价变动的方差风险不能分担，规避风险要用不同的股票组合。

其四，弗里德曼与J．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大文，也是以收入方差量度风险的，解释进赌场下注与购买保险可以是同一个人。这样看，以分担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不容易。记得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在蒙代尔的家酒会后，弗里德曼和我一起步行，他问为何会有佃农分成，我答：“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因为我用分担风险作解释，但我真的想不出其他方法。”过了两天，舒尔茨告诉我，因为我说了这句话，弗里德曼要芝大聘请我做助理教授。

同学要练习想象

那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牵涉到不少关于农地合约条款的选择，戴维德亲自走来对我说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自己今天重读，不满意卸责的提出与对风险规避的重视，但事实细节的处理与思考变化的表达还是感到有点自豪。在该文中，如下注事实想象推理的例子今天的同学要练习仿效。

解放前的中国，农业的固定租金合约有一种称“铁板租”，即是不管有什么天灾租地的农民也要交一个不能更改的租金。另一方面，有些固定租金合约中有减责条款（escape clause）。后者说明如果遇到大失收或饥荒情况，地主要依照本地的风俗，跟着风俗之见减租。有减责条款的固定租金当然略比铁板租的为高。不难想象，如果交易或风俗费用不考虑，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的减责条款，处理不同的“饥荒”层面，每层的固定租金的递减略为不同。是无聊的想象吗？不是的，因为佃农分成是等于有无数减责条款的合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想象倒转过来，以佃农分成为起点而加进减责条款，加到保护地主的尽头是铁板租，加到保护农民的尽头就是时间工资合约了。

减责条款要有风俗协助

一九三五年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上述的减责条款在百分之八十三的以交农产品实物为固定租金的合约找到，但以交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合约，减责条款的存在只有百分之六十三。这分别不难理解。农业普遍失收时，农产品的市价会上升，交出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农民受到这价升的保护会高

于要交出实物的，所以减责条款对交货币的没有对交实物的那么重要。

固定租金合约有加进减责条款的选择无疑会增加这种合约的采用。记得当年我调查亚洲不同地区的习惯，只有中国该减责条款常见。这条款的出现显然需要有一个悠久的文化风俗的支持。农民说是饥荒，地主说不是，吵起来法庭难作判断。这类争议不能由法律解决，但风俗可以。风俗说是饥荒，也会说是怎么样的可怜层面，农民减责每个不同层面应该减多少，风俗习惯的存在可以很快作出判断。不接受这风俗之见的地主或农户会遇到不容易再找到合作伙伴的困难。

报酬较高源于监管费用

尽管今天我放弃了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分成，我不能否认，不肯定的预期收入，以或然率打了折扣后，会偏于比肯定的预期收入高一点。因为有或然率的存在，不会千篇一律，但昔日亚洲的农业资料显示着有这样的倾向。你说这多出来的一小点是风险报酬（risk premium）我很难跟你争论，但我可以用交易或讯息费用的存在来解释同样的现象。如此一来，以交易或讯息费用的转变作为风险高低的替代是高明的选择，因为可以避去上文提到的几点在逻辑上“风险”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以昔日亚洲的资料为例，地主的分成收入略比固定租金为高——不一定，但有这样的倾向。以交易费用作解释我们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地主有权选择固定租金合约，采用佃农分成他的监管费用会较高，所以算进收成的或然率之后地主期待的分成收入会略比固定租金为高。另一方面，佃农

分成合约的采用不需要引进风险规避，取而代之的是引进讯息费用。是的，因为关于未来天气等讯息费用不菲，甚至高不可攀，农业的性质使议定合约时难以知道收成时的产量。分成合约可以解决这个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不知量的困扰。

不知量解释分成

在卷四分析公司性质时，我支持科斯之见，说市场的不知价促成公司组织的出现。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分成合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参与的人不知收成时产品的量。我想到这方面的讯息问题，是源于美国的庞大购物中心或大商场的处理。由一家机构持有股权，一个购物中心或商场把多个铺位租出去，通常一律采用分成合约，出售不同物品或服务的商店有不同的分成率，而招徕其众的名牌宝号需要付出的分成率很低。食肆、大小不一的物品商店等，同类的分成率通常一样，但不同类的有不同分成率。一般是有一个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各店不同但固定，然后各店再加一个分成租金，行业不同分成率不同。美国税制的法例协助商场以分成合约处理。今天在香港及内地的百货商场也有采用类似的分成安排，但恐怕租客骗要求由一个集中的部门收费，不像美国那么普及。

我认为因为讯息费用不菲，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不同商店的销售量难以事前知道，采用基本租金加分成是远为容易达成租约协议的。随意的观察，是通过分成合约的商店，关闭转换租客的频密度是远比固定租金的为低。因为有分成协议，业主有权查核各店的销售量，从而考虑是否要调整基本租金或分成率。

来去纵横数十年

结论是明显的。讯息费用属交易费用。采用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来解释合约的选择或机构的组织永远比风险规避或卸责行为容易得到可以验证的假说。这是因为在观察上交易费用的转变可以鉴定，而量度这转变不需要用基数——用序数排列高低足够。不是很容易地推出验证假说，但可以做到：无论座位票价、捆绑销售、玉器市场、讨价还价、全线逼销、换油合约、价格分歧、隔离收费，等等，几卷《经济解释》处理过的不下数十项，而有趣定律的发现——源于交易费用的——不下两掌之数。这些是老人家在一门学问上来去纵横数十年的收获了。方法一律相同：考察交易费用的转变，找寻现象或行为的规律，然后以序数排列而求选择。

第六节：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结构

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笑）。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移除。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中国》）。二〇一二年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茨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

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 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 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 变，而走回头路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 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 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 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 产的经济相同。

其后我再补充：

我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 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而世 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我不会极端到推 断中国的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资源——那些政府在相对上 容易维护垄断的行业——会有一天改作私营。但我见到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 地。

是的，要不是当年那么多的大师反对，我可能写得更为 详尽，预先把好些中国改革的细节写出来。

私产定义与改制解释

在《中国》小册中我提出的私人财产的定义，基本上源 于自己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结构》，包括使用权、收入享 受权与转让权。私人所有权是不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中期

我建议中国的承包制要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所有权保留为国有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中国》小册再版时，在补加的后记中我说农业的承包制已经走上了私人财产的路。

产权结构是合约安排。我指出过，要解释产权结构的转变或选择一般远比解释有了产权结构的合约选择困难，而事前推断产权结构的转变比事后解释更困难了。不管舒尔茨怎样说，经济学不能否认，产权结构的转变是人为的选择结果，只是牵涉到多人选择，意见不同，有些自愿有些强迫，加上要在事前推断其变，其困难程度不容易夸张。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的推断，牵涉到无数的人，有些自愿有些强迫。这种人类历史大事我平生只有机会推过这一次，命中率一百分。不是猜中，而是当时中国的局限开始转变明确，加上时来运到，我想出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当时不认为怎么样，但今天回顾该理论的结构实在好。

广州之行大有收获

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得到姊姊与朋友的招待，三天内我学得很多，其中两项观察是我后来推断中国去向的基础。第一项是我察觉到，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䝍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

边去。

广州之行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姑姊的亲属及朋友皆整天忙于搞关系，走后门，为的只是要买两只鸡蛋之类的琐事。今天的同学可能不相信，但当年的实情确如是。这使我想到当时的中国，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一定高得离奇，而只要这百分比能下降一小点，国民收入一定飙升。我的判断是这高得离奇的交易费用需要资产的权利结构有所改变才会下降，而这改变必会带来的收入急速上升对需要的改革会有大助。

帕累托的延伸与科斯的失误

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中国》小册后，我对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某些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是容易的。他们又笑我发神经。蠢到死，有什么可笑呢？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一九八四年，珠三角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改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为重心。在基础上我提出三点。一、交易费用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这点一九七四年我提出过。二、如果所有局限条件皆顾及，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满足，没有无效率这回事。这点一九七四年也提出过。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市场，也不需要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这是说，科斯定律一方面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另一方面假设资产有清楚的权利界定，是重复了，逻辑上有失误。这点是新的，科斯后来同意，一九九一年阿

罗也向我表示同意。在这三点的约束下，中国改革前民不聊生的日子满足帕累托，改革开放被处理为起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出现了转变，资产权利的结构转变与市场的兴起也是朝着帕累托指定的方向走。

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看

跟着的理论发展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门别类，在观察上看到每类怎样变，推断会跟着怎样再变，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不变，整个理论的结构就变得完整了。市场活动的涌现与经济的急升是无可避免的效果。

我以两层分类，都简单。第一层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这些是今天老生常谈的在现实社会中的非生产费用，更清楚是看为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不会存在的费用。其二是改制费用：从一种产权结构转到另一种的费用——当年我的主要考虑是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这第一层的分类有三个明显的含意，皆按着帕累托的思维推理。一、如果改制费用是零，运作费用最低的制度会被采用。二、如果改制费用不是零，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可能不被采用，而改制费用愈高现存的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愈会受到保护。三、如果另一种制度是有着较低的运作费用，这制度的采用要基于改制费用低于改制后的制度运作费用的节省。

第二层分类是破案关键

上述三点是近于套套逻辑的思维，说了近于没有说。当

年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到在交易费用的处理上再加一层分类，一个完整可用的理论冒出来了。这第二层分类是把改制费用分为讯息费用与抗拒费用两种。前者是要知道其他制度怎样运作及效果如何的讯息费用；后者是要说服或强迫那些认为改制会受到损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大有权力的在以等级排列权利中的优胜者。

看似简单，其实也简单，这第二层的分类当时让我看得清楚：一九八一年中国的改制费用正在急速下降，其原因使我肯定不会回头上升。最明显是讯息费用的下降。当时邓小平说要把大门打开，让外问的讯息进来。我的意识是邓老不会言而无信，但朋友认为他曾经三落三上，再落而使大门再关的机会存在。然而，我见到香港的市场运作的讯息像狂潮那样涌进了内地，讯息的大门怎还可以再紧密地封闭呢？还有两件琐事使我坚信讯息的通道不能再封。其中一是 一九八〇年我成功地把在内地的两个姊姊的两个女儿弄到美国去求学。我可以，其他人也可以，一下子有几千个内地的青年到了美国。这些青年一律是高干子弟！其二是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中语文章，内里提到的“交易费用”一词在内地不胫而走。我因而在《中国》小册内提到：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是交易费用的专家！

政治天赋价值下降

至于得益分子或干部的抗拒带来的改制费用，我认为一九八一年也开始急速下降。这方面的证据远没有讯息费用下降那么清楚。我在《中国》小册内提出好些间接的证据，同学要找该作细读（或读我的《英语论文选》的第二十二章）。这些包括改革初期国民收入的急升会削弱抗拒改革的

意识。但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等级权利的准则是明显地改变了：邓小平复出之前等级的维护重视“思想正确”的政治意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朋友一律开始上交易费用的课。我在小册内写道：

作为竞争的主要规则，政治的服从开始下降。有三种效果。其一，因为思想教条的强迫力急速下降，干部要维护他们的现状的费用是上升了。其二，这些费用上升带来的效果是政治天赋的价值下降。其三，这些准则的转变使干部的竞争优势出现了疑问。

夸张例子是老人家当年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见到混乱的珠三角的好些地区的经济上升得急，也见到一些企业以合同工取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同意的声浪不绝于耳。外人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一个很完整的理论。事实上，《中国》那小册很少人读，而读过的师级人马近于一律不同意。我很想知道这些反对的大师们——可惜还健在的只有一个——今天会怎样想。

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上文提出的牵涉到无数人的改制理论有一般性：该理论

的结构简单清楚，加进足够细节的补充会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处理当年舒尔茨认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染指的制度转变的整个话题。当然不容易，䁖眼看不可能，但当时中国提供的现象来得那么夸张，把很多通常难以观察的细节放得很大，让我看得清楚。这是运情。我适逢其会，而从师友学得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加上自己多年的改进，刚好用得着。

第七节：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

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推敲中国的去向时，我知道“包产到户”开始在内地的农村兴起，看来重要，但混乱，转变频密，不是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中国要到一九八三年在农业兴起的“包干到户”才在承包合约上有明确的眉目。“干”是指三项政府征收，固定的，一般看为税，我认为是租，而包干合约的转让出现，称“转包”——后者称呼今天还存在。

改约转制通道绝佳

非常感谢港大同事蔡俊华。他把自己收集多年的关于中国农业的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资料全部给我参考，让我只用两个星期写好《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信报》发表。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一九八一年推断的中国去向是推对了。

早在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看到一本五十年代的关于中国合约法律的书，奇怪没有私人财产的国家会有合约法律。当时跟施蒂格勒与德姆塞茨提到该书，他们认为可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场。我见该书很厚，认为没有用场不会花那么多的笔墨写出来。蔡俊华提供的资料证实合约在那时已存

在。其含意重要：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从修改合约这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协助顶级调查失败 一九八五年，查济民先生给港大提供一些研究金，让我雇用由深圳政府选出来的三位青年做助手，调查中国的工业承包合约。不可能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要求任何合约样本与企业资料，凡求必有。天下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会这样协助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一败涂地，因为我拿到的工业承包合约频频变换。那是改革发展的初期，政府上头与工厂下头争论频密，没有定案，而学者是不应该参与这些争论的。这个时期我的中国研究可没有交白卷：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出版《再论中国》，据说是当时最多北京朋友阅读的外地经济书——该书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各被北京当局翻印了两千本，指明是内部阅读的。

一九八四年我知道内地的工业有“层层承包”这回事，不以为奇，属外间的判上判安排（称subcontract），当时的香港及美国皆普及。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朋友安排我到那里 的首都钢铁厂的宿舍住了几天，考察他们的工业承包，没有收获；跟着他们带我跑杭州，跑温州，也没有收获。是说研究上没有，但认识的干部朋友为国家的拼搏使我知道当时外间的负面评论一律有偏见。

工业承包柳暗花明 今天回顾，工业承包从来没有在中国成功过。跟农业承包相比，工业有两项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一是工厂属国家，

其中的厂房、工具、机械设备等需要维修保养，也需要久不久增加投资，要哪方出钱呢？还有，产品、工具甚至机械皆可给工人偷去，要谁负责呢？农业没有这些困难，属国家的主要是土地，而农户的成员是一家人，只要承包合约年期够长，再投资是农户的事。是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再投资或维修保养的钱，在工业承包下政府与厂方常有争议，近于无从解决。

其二，除了有政府维护着垄断权利的，当时的国企工厂一律亏缺。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工厂的工具、机械等折旧折到零，而又因为国家职工不容易解散，有些工厂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我当时建议国企工厂实行股份化，把股份赠送给员工。也难成事，因为股份化要有钱赚，有收入，才有可为。后来股份化成功地在某些有收入的国企推出，但主要是靠政府维护某程度的垄断。是的，九十年代中国国营的亏缺工厂的困难，不是需要再投资——没有谁要挽救无可救药的工厂——而是厂内的工人一律是国家职工，不补偿不能解散。当时北京补贴这些工厂，叫苦叫出声来。

柳暗花明，二〇〇〇年中国通缩终结，地价上升。这上升是挽救亏缺国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协助关门，因为地价够高容易补偿国家职工退役。尤其是昔日的旧厂通常建在城市热闹地带，只要政府容许改用途，投资买厂可以把工厂转到郊区去。偷龙转凤，长沙是有名的例子。买厂其实是买地，不难找到投资的人。其实为地而买厂的投资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跟着的地价下跌使下了注的损手。另一方面，补偿解散职工没有政府出手不易达成协议。

地区干部是地主吗？

八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承包责任制伸展到地方政府的运作去，也听到地方政府与北京上头在财政上常有争议。不认为学者要跟进。九十年代中期我听到工业的层层承包被引用到大大小面不同的地区去，今天回顾当时应该跟进，但没有。

重要的发现是一九九七年。该年到昆山去为家族的一间在香港亏蚀的小厂找地盘，遇到不同地区干部“争客”，情况的激烈我前所未见。当时中国的地区竞争大家早有所闻，而地区竞争不是中国独有。但昆山之行我的感受很特别：只要投资者考虑下注，什么条件皆可商量，级别不同的干部说同样的话，而投资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不出几天一定有答复。干部仿佛是“地主”，怎么可能呢？

我要到二〇〇四年初才知道，地区干部果然是地主！证据是土地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晰地落在县政府的手上，而土地的收入权益是有着明确的地区层面的界定。是分成制，每层的分成率有别，是层层分成。土地的所有权还属国家，但这对土地的使用效率毫无影响——英国的经验如是，香港的经验也如是。

没有业权的竞争对发展无足轻重

虽然行内朋友认为我的英语文字清楚，他们有时误解了我。二〇〇八年为科斯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下称《中国制度》），详细地分析县际竞争，不少行内朋友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举世皆然，有什么奇怪了？他们提出英年早逝的Charles Tiebout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关于美国不同地区的互相

竞争与财政问题那篇大名文章，以为我不知道。Tiebout 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该校的研究生，当然知道。关键问题是：参与竞争的人有或没有跟竞争有关的业权是两回事。我开一间小食店，业权是我的，要跟隔邻的小食店竞争；你是我的朋友，为我的店子打气、拉客，不可能跟店子是你的那么卖力！

本来我不要回应行内一些朋友的质疑：地区竞争到处都有，所以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但最近读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其中提到我说的县际竞争，说不同的地区层面也有竞争。科斯与王宁没有错，但他们看不到我要说的重点：竞争者没有业权，这竞争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无足轻重！

权利界定地区清晰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是这样说的：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多加了一层竞争是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文中我没有说县政府是土地的业主，为恐引起无谓的争议，但从使用权、转让权（即议定及授予土地使用的权力）及收入权来看，县政府的权利界定皆清楚。这些跟作为土地的业主是没有分别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楚，不用再说。要说的是土地收入的权利界定，主要是投资者、县政府与上头市政府这三者之间。全部是以分成合约处理。我的调查止于二〇〇七年，之后没有跟进。至于市与省、省与中央政府的分成我也没有调查，但这层层分成显然存在。

收入分成有方程式

只谈工业用地，因为变化最多，也最有趣。中国的工业用地不少是从农地改过来的，新的全部皆是。二〇〇七年，县政府收地补偿与改建约人民币十多万一亩，档次不俗，一般水平高于美国。改进了的工业用地可以由县政府卖出去也可以送出去，弹性高，主要看投资设厂的人会给县的整体带来什么利益，包括经济学说的外部性考虞。如果卖地有价，县的分成通常超过地价的一半，余下的交上层。不同地区的县有不同的卖地分成率。

引进投资县干部有奖金，可以看作经纪佣金，不同地区的百分率不同，而这百分率一般是早期高于后期的。分成奖金是按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资金打进了银行才算。说不得笑，我知道在某黄金地区的黄金时期，一个招徕有道的干部累积了几个亿人民币奖金。

最重要的县收入是增值税，即是工业产品扣除原料成本的所值而抽的一个百分率，一九九四年初起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这百分之十七的增值分成率，县所得是其中的四分

之一，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后者分成率也是全国划一的。

租与税的分别重要

这就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二〇一三年北京提出把增值税扩展的性质我没有跟进，但我调查县际竞争时发现，中国工业的增值税明显是租，不是税。在卷四第四章第二节我分析了租与税的分别，主要有三点。一、租金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使用权利的转让来收取的，例如厂房或土地——税没有资产转让的指定。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税没有这个选择。三、租是凡使用有关资产就要交，不管有没有钱赚。

这里含意着的是一个尴尬的问题。经济学者历来反对抽高税，可没有反对收高租。斯密当年落笔打三更，把佃农分成收的租作为政府抽税看。我今天认为，那些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点糊涂。使用资源，不管业主是谁，不交租是缺少了通过市场引导资源的使用，虽然你称租为税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经济效率的资源使用不一定要通过市场，但如果选择市场的引导，租值极大化是效率极大化。至于资源使用者交出去的租（或税）会怎样花是另一回事。

商场比喻与地价调校

上文提出的租与税的分别重要，因为前者是直接地联系着资源的使用，其升或降是资源使用效率的量度。通过增值税的分成处理，加上县与上头的层层分成，无效率的资源使用所有的人都会受损。所有的人因而关注着县干部选择的投

资者会带来什么贡献。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提到，中国的县可以作为企业看，而适合的比喻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租用商场的客户可以比喻为县的投资者。商场收的基本固定租金可以看为县收的地价，而商场收的分成租金可以比喻为增值税。商场的大业主选租客（县干部选投资者），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县也如是），而有号召力的租客（投资者），商场（县）会给予不少优惠条件。二〇〇六年底中国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互相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在《佃农理论》提及，佃农分成地主要监督农民的操作，因为产出愈少地主的分成收入愈低。县干部对投资者的操作关心也如是，提供协助的意向也因为分成而增加了。二〇〇四年底，以佃农分成的思维解释中国的县际竞争时，一个难题困扰了我几个月。佃农的分成率变化多，但中国的增值税（分成也）却是全国一致为百分之十七，怎可以有效率呢？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起做研究生时读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使我想到县政府可以在地价上做调整。跟着的考察不仅知道不同的投资者付出的地价变化大，而且遇到上佳的投资者县政府可以把改进了的土地免费送出去。我也知道一些上选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几年退还增值税的待遇。

　　　　经济解释的威力

　推断与解释有事前或事后之分，理论可以一样、处理方法不一定相同。事前抑或事后比较困难要看面对的问题了。一九六七年写《佃农理论》时我没有合约样本在手，但推断佃农合约会指定农户的非土地要素投入。一九六八年在芝大

找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证实我一年前的推断。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七年考察中国的县际竞争，我从干部朋友中获得几份他们跟投资者签订的合约样本，县提供的土地与投资者的非土地投入的指定，跟当年在芝大见到的佃农合约一样。属分成合约，只是增值税率（即分成率）全国划一，不需要提及。土地与非土地投入的指定支持着增值税是租而不是税之见——二〇一三年增值税的扩展有没有改变了性质我没有跟进。

苹果会掉到地上吗？昔日牛顿说会，提出了解释。这是科学。分成合约会指定双方的投入吗？当年我说会，提出了解释，推断的准确性跟牛顿推断苹果下跌一样。这也是科学。科学解释有时简单，有时复杂，有时湛深，有时简单却湛深。追求真理是一种乐趣，往往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结语

一九六七年写好《佃农理论》的论文，二〇〇七年写好《中国制度》的初稿，相隔刚好四十年。要是当年我没有解通佃农分成之谜，四十年后我不可能解通那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特别而又重要的中国制度的经济密码。当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解开了佃农分成之谜，但中国的经济制度我要花上三年才破案。后者，不少内地朋友给我提供一手资料，我由衷感激。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这些朋友的贡献不可或缺。

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

重视这制度，没有恶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〇〇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而且是百鸟归巢地抄。中国人一般聪明，该合同法他们凭自己的智商想不出来！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说得清楚，因为二〇〇八年初引进新《劳动合同法》，中国的神奇改革带来的经济急速增长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

附录一：从重庆的发展说财富累积

（按：经济增长理论与财富累积理论是经济学的两个大难题。我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后者我提出“仓库理论”作了处理，前者我在回应复旦的张军教授时提供了大概的可取分析。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我飞重庆，黄奇帆市长给我介绍那里经济发展，其后写下本文，九月十一日发表。略作删改后放在这里作为附录，提供着关于经济增长与财富累积这其实是相同的两方面分析。）

黄奇帆以经济实践的本领知名神州，用不着我介绍了。有些朋友说这些日子重庆的经济发展是向左走，要回复到狭视市场的计划经济那些旧日子去。这说法不对。我曾经是美国两家高举自由经济的少林寺的学徒，整个二十世纪高举自由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全都认识，对他们的思想了如指掌。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策划，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政府取代市场可以做得更有效率的。

我比前辈市场大师胜出的地方，是跟踪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三十多年，即是比他们多见了一个世界。这是胜出很多。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如哥哥与弟弟，认为我的经济学自成一

家，永远维护。他知道我不反对国“有”，但认为国“营”无效率；他也知道我不计较是国企还是私企，认为要点是国企的股权大部分要卖出去，好叫股民有权把股价活得七零八落。我不反对好些项目由政府策划甚至动工，认为某些事项政府处理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但到了某一点政府要交出去给市场。在分析县际竞争的制度中，我指出干部们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项目要给市场处理，而一个政府项目发展到哪一点政府要脱手他们很清楚。不要忘记，中国改革之初所有土地是国家拥有的，政府要把使用权交出去，怎可以不预先策划呢？困难是一些庞大项目，例如兴建机场、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是脱离了县际或地区竞争的范畴，需要由北京上头主导，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从无到有的财富累积

回顾改革发展之初，中国有的是什么呢？一是土地（包括地下不足以炫耀的矿物），二是人力（包括不少大可炫耀的聪明人）。除了这些中国一穷二白——绝对是，穷得今天的年轻同学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局限下，中国怎样搞出今天举世瞩然的经济奇迹呢？重要的制度改革不论，答案是中国提供土地与劳力，引进资金与科技知识，从而搞起土地与劳力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上升带来土地与劳力的价值上升，而这些价值的上升就是财富累积的上升了。

看似简单，这发展没有政府的主导难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征用或地役权的执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征用要通过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征用一小块要三几年，庞大的项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结果。

其二是抛砖引玉，即是以土地购买外部效应。我曾经提及美国加州南部一所大学分校，由一个私人地主免费提供庞大的上佳土地，加大分校建成后，该地主因为大学的存在，他还拥有的在邻近的土地之价急升，发了达。这种私人从事的抛砖引玉是个别性的，很少见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廉价或免费提供土地，希望引进外部效应的行为常见，而在过程中不少土地因为抛了出去，变作私人财产。这里要注意。抛砖引玉不一定容易。政府廉价或免费把土地送出去，能换取可观的增值税收是很不错的成绩，但能否带起其他地价则还有问号。抛出去的土地是砖头，劳力与其他土地的升值要高于砖头的成本才算是玉。从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整体看，引来的玉相当可观，也即是说财富的累积相当可观了。

其三是政府可以协助减低生产的成本。这样说，传统的经济分析不会同意，因为减低成本历来是企业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预”一般只会提升生产成本。问题是，在真实世界有不少不同企业可以共同减低成本的设施，因为企业之间的洽商（交易）费用过高而办不到，但政府可以。

重庆电子工业发展的实例

写到这里我要先说黄奇帆向我详加解释的重庆的电子产品行业的迅速发展。选择电子工业可不是黄市长的发明：我调查过的工业地区没有一处的领导人不梦寐以求地希望引进这项所谓无烟工业，但谈何容易哉？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

说再过两年这件数量会达地球的三分之一。

目前看，电子工业是在重庆发展起来了。我认为还要多看几年才作得准。当然要抛砖引玉，而在砖头中的工人宿舍、康乐设施等皆搞得有声有色。但最重要还是政府协助减低生产与销售成本。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打通了古时的丝绸之路：火车开到欧洲去，由中国跟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用不着逐国清关。从中国沿海船运到欧洲三十三天，从重庆火车走新丝绸之路十四天，节省了十九天，货物所值的利息节省市长算得详细。其二是重庆一口气引进了六百多家电子产品的零件制造商。魅力如斯，老人家壮年之际恐怕斗不过。

现在让我转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话题传统经济学的处理一律失败。两年前我推出的“仓库理论”是重要的突破。我指出，如果财富累积的一般理论不包括着一些本身毫无产出收入的“仓库”——例如收藏品——不可能找到理论上的均衡。土地与人的脑子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但有产出的收入，其市值为何财富所值也为何，是由收入的预期以利率折现决定的。不是那么容易：凡是牵涉到“预期”经济学都头痛。

土地价值起自何因

让我先从土地财富那方面说重庆。重庆人口三千三百万，土地面积是香港（包括离岛）的八十倍。高低不平的山地多，但一般可以用。山地不宜用于农业或工业，但住宅用途有其优胜之处：虽然开发的费用比较高，但景观可取，加上有两江相接，重庆是不乏有美景的楼宇的。

先假设土地一律平坦，无限多，地点优势一样，全部私人拥有，随意兴建。这样，土地因为无限多其价值是零，建筑物之价只反映着建筑成本。但如果地主们通过市场的指引联手策划，或政府策划整体设计，原则上无限的相同土地会有价。这是因为聚居的安排可以节省多种费用。有两点要注意。一、能达到总值最高的土地使用策划，土地要空置着很大的一部分作为公园、畜牧等用途——土地的总值因而可能与需求弹性系数无关。二、土地的价值提升，初时会导致人力资产之价上升，但到某一点会减低人力或脑子资产的价值。社会要争取财富累积的极大化，是要考虑所有资产的总值的。当然不容易，但在边际上的这里要加那里要减，跟内地的干部朋友倾谈中感觉他们考虑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需要这样做。

如果土地高低不平，地点的比较优势变化多，那么李嘉图的级差租值思维用得着。即是说，土地无限，优劣有别的分析跟土地有限的差不多，只是略为复杂。跟这里有关的问题是：土地优劣有别，靠通过市场的处理策划交易费用会比较高，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市场的处理容易出现混乱的秩序。我们可以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业区发展作比较。前者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快；后者起于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得更快。但后者因为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由地方政府策划，远为有秩序，效果是不仅园地远为可观，引来的名牌外资无数，地价也高出不少。以土地所值衡量财富累积，长三角胜。

重庆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大约起于二〇〇二年。约六年后就满是高楼大厦。二〇〇九年我认为那里的楼价很相宜，

但今天从几个朋友的经验看，三年来重庆的楼价大约升了一倍。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个别例子，但打个五折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是的，今天在重庆，一幅上佳的大地盘招标，动不动数十亿人民币。比起香港或上海等地当然不怎么样，但恐龙老兄地下有知应该笑出声来。数十亿可以建造六条跨江大桥，不能不说是很好用了。

重庆的地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无疑是抛砖引玉的结果，虽然我们无从估计上文提到的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帮助了多少，从时间上的吻合看肯定有助。

财富累散要慎重处理

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老生常谈的财富既可速来也可急散。房地产之价暴跌不是罕有的现象。因为借贷急升导致房地产之价急升，然后暴跌，是灾难性的麻烦。这情况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国出现，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浅学问，这里不谈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重庆的楼价会大跌，但认为这机会不是零——市场发神经非罕有，而大跌不需要发神经。黄市长显然对楼价的变动很敏感。他满肚数字，满脑计谋，以自己想出来的各种数字比率衡量着楼价。然而，市场牵涉到多种不同的预期，看着各种数字比率比不看好，但因为预期的变动难以捉摸，数字的规律指引常有问号。

我自己对重庆楼价的兴趣，是忽然的——忽然想到重庆的例子填补了一个我想了多年的关于财富累积的理论难题。是这样 的。十年来重庆的高楼大厦建造得多而快，而随意的

观察，今天那里的楼房的空置率相当高。有高的空置率，楼价下跌起来会较为大幅及较快，因为持着空置楼房的业主比没有空置的倾向于出售，而出售空置的会较为方便。重要而又有趣的问题来了。楼房空置率上升有两个相反的含意。其一是经济不景，楼房空置是资产的失业。其二是经济前景大好，市场的需求预期促成未雨绸缪，空置因而出现。后者好比上海浦东几年前，商业楼宇的空置与楼价一起急升。是的，没有可观的楼房空置，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近乎不可能，我们因而要让楼市走快一步作供应的准备。

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楼房不是什么收藏品，其价要靠租金的收入或业主自用的租值。如果租金或租值永远是零，楼价会是零。但这租金或租值是预期的，楼价于是成为市场预期的年金租值（anticipated annuity）除以市场利率。这是天才费雪提出的，用诸四海而皆准。困难是这预期不仅难以估计，且往往容易变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变动。

把预期的复杂性提升吧。今天我购买楼房，预期空置三年，三年后才用。今天算年金收入是以三年后的预期租值算出来的（方程式本科同学应该知道）。这年金收入的折现高于楼价，我会考虑今天购买。购买了，三年过去，我的计划有变，决定再等三年。这样，过去三年的利息或租值的损失是历史支出，不是成本，这三年的租值输清光不会影响我对前景的看法，因而不会影响楼市之价。换言之，昨日之日不可留，预期只限于向前看。

但情况可以倒转过来。今天我购入楼房，搬了进去自己用，认为年金收入的折现可取。但过了几天我的预期改变了，认为一年后楼价会较低，我可能考虑今天先卖出去，租

用其他的。

重庆的楼宇建造得快，经济发展得快，市场的预期变动带来的效果可以很夸张。经济学者是没有什么可以教黄市长的。我只能说政府提供的讯息要中肯，大好形势要淡然处之。这不困难。困难是市场的波动难以掌握。政府只能希望市场对楼市的预期持续地向上——不要夸张地向上，但要向上。这是因为一旦市场对楼市向下看，发展商与投资者皆会采取防守策略，多种麻烦会出现——交易费用的存在使然也。

附录二：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

（按：二○○八年初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提升了市场运作的交易费用，经济的活力开始转弱，我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解释该法对经济的祸害，皆如石沉大海。二○一六年的春天我见中国改革带来的骄人经济发展的大势已去，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提出如下十一项挽救建议，也遭漠视。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会惋惜这漠视，也会同意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是可以协助经济发展的。）

引言：朱镕基时期前车可鉴

大家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国的经济开放转到长三角那边去。长三角的大事改革起于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迈起步十多年。然而，约七年后的二○○○年，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也发展得快的珠三角。这是不容易相信的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发生了。当时掌管经济的朱镕基先生，每年都说增长率保八。

他错，我的估计是每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八。证据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长率当时是明显地高于八，但在七八年间竟然被长三角超越。其二，劳工的人均收入，从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其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出现，几年间四个工作年龄的农民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当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却变为高估。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期间采用的指标制度，这里那里今天还存在。不达标没有奖金，地方干部要怎么办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二十五。该年五月人民币兑港元的黑市汇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一篇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章，指出众说纷纭的建议——约束人民币的货币量——没有用处，因为当时的通胀是高于子弟凭他们的借贷权力搞起来的。贪污远比今天严重。我那篇文章力陈权力借贷一定要铲除。我也建议当时的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不从事任何借贷或商业活动。

朱镕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他当时的言论跟我的《权力》一文说的大有雷同之处，但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学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币的通胀率从百分点二十五下降为零，跟着是百分点四左右的通缩。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一个月后几位北京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他们对国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悲观，但在研讨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灵机一触，我解通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密码。为恐增加市场的波动，没有说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把人民币勾着美元，

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钩。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大约十年前，我把这个简单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跟一位央行朋友说了。他拍案叫绝，说他们当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原因。实际上，所有西方的专家对该风暴的分析一律胡说。

跟我这次讲话有重要关系的，是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基于今日，但经济增长率却冠于人类历史。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也是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当年中国的经济飙升，今天我们却遇上困境呢？

应该是几个原因的合并吧。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难得一见。不仅没有谁管什么最低工资，雇主解雇一个月通知，员工辞职立刻可以；产品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还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国打进了世贸——这点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帮了一个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利用卖地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改制为民营。

最重要是第六点：一九九四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二〇〇五年，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

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批评是狂言。做学问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怎么胡说呢？一九九七年，我为父亲研发出来的抛光蜡到昆山一带找工厂用地，是小额投资，遇到不同地区干部抢生意，其激烈使我大开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于是咬定县是地区激烈竞争的主角。到四年后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这竞争制度的密码。详细的解释可见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九十年代那么严重，但上述的六点弹性调整我们今天是没有了，是以为难！下面的十一项建议要是能一起推行，应可拆解。

十一项建议

今天我要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如下：

（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缔或替代。此法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因为此法，二〇〇八年我说清楚，中国的成功改革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年。我发表过十一篇文章，大声疾呼，力陈该法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从强变弱的转捩点，皆如石沉大海。不久前楼继伟先生说该法要修改。这不对，该法要撤销，或以私订合约替代，不要改。

我研究经济超过半个世纪，被西方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该洋洋九十八条的劳动合同法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百鸟归巢，乱抄一通，合同或合约的用途何在他们没有考虑过，是悲剧。我们要知道劳动力或生产要素合约是一种产品市场合约的替代，用以协助谋取分工合作可以带来的巨利。

该合同法大幅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法院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一般不会推到法庭那么高，以小款和解常见。当然，该劳动法对从事高档产品的大机构为祸较少，但高档的发展不能没有低档次的在下面支持。

我的建议，是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二）不要让社保毁灭中国的文化。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我的阐释，是论孝可以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历久犹新。听说有一位海归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论孝。此君读得太多番书尚属难怪，连交易费用也没有听过却奇哉怪也。

还有一事。在西方，社保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一般远低于市场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原因何在不好说。撤销社工资会增加，让受雇者自己储蓄与投资是正着。

我最担心的，是连“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国孝道文化，有朝一日会灰飞烟灭，被从西方引进的社保不革而掉！社会的交易费用因而提升，天伦之乐变为陈迹。这是严重问题。文化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来，如果中国的孝道因为引进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续下去一定会消失——在今天的世界，会一去不返。那是谁的责任？我在这里勒碑志之！

（三）要让内地市场保护文物。这几年我为见到中国的出土文物在国外的拍卖市场大量涌现而感到心痛。不是不喜欢见到老外欣赏中国的文化，而是知道文物的大量外流是因为北京不容许这些文物在自己的市场成交。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的行为，但公有的土地是无从禁止的。传说文物出口不难，因为海关人员分不开真赝真假——事实上假货不少。容许出土文物在内地市场成交会鼓励这些文物留在中国。这也会鼓励盗墓。但土地公有是一个大麻烦，无从拆解。

这些年北京重视——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是好事。源于地下市场，今天内地有很多民营博物馆展出不少出土文物。想来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要鼓励这些文物多留在国内，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能比得上放开内地的文物市场，让市价挽留。再者，喜欢研究或欣赏中国文化的人，拿着一些实物在手观摩是远胜到博物馆隔着玻璃看。

（四）灰色地带要谨慎处理。说起中国的文化，宴客与送礼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远比西方来得夸张。想想吧，跟美国的朋友一起到餐馆进膳，结账不仅各自付钱，就是小账

也分得一清二楚。中国呢？我见过互争付账而打起来！过年过节的红包与送礼的惯惯不仅老外闻所未闻，就是香港人也没有那样夸张。

目前的问题是因为肃贪，北京大事约束送礼与宴客的行为。我曾经提出在县际竞争的制度下，地方干部与投资者是合伙人，送礼与饮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宴客与送礼（尤其是后者）属贪污行为，而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可以收窄一点。

（五）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我曾经花了四年研究，写过一本小书解释了。目前的一个重要麻烦，是作为奖金最重要的源头——空置的土地——今天是愈来愈少了。给干部们大幅加薪是走新加坡与香港的路，中国目前办不到，就是办得到也不会有奖金制那样有活力。北京应该不难想出其他增发奖金的方法。

这里我也建议北京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的城市皆以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这不是浅学问，源于英国，伺的是要划分清楚城市与上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于处理公务，不做生意，虽然在法人与法律的规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县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这里我建议试行中西合璧，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的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

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只要他们管理得宜，市与省上头有合理的税收，就放他们一马。

（六）让医生挂牌会牵一发动全身。尽管不少朋友向我们投诉，但比起西方，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那么差。然而，明显地，那常见的，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何况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用不着跑到医院那么夸张。

我建议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会大幅减少医院的挤迫。原则上，理论说，一般的小病，私营的收费是医院的收费加轮取挂号的麻烦所值。这样一来，同样的政府资助，公立医院的医生与护士会因为人手减少了而加薪，红包的需要就减少了。这也是说，同样的政府资助，排队挂号的时间浪费的所值会转到医院的医生及护士的收入那边去。

医药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要记着，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我认识一位朋友被医坏了，打起官司，胜诉，所获赔偿八成归律师。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是算进了医生的收费中，即是由病人支付。另一方面，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时见死不救。病救，但约束药物与疗法，见病危不救。这样的文化中国人不容易接受。

（七）人民币下错重要。我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解释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错，这里不再

说。要再说的是下这样一个稳定、保值之锚，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锚，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是在无错制度下我的深交弗里德曼的发明，闰褒机会不少，而弗老认为做得最好的格林斯潘也闰大祸收场。日本的货币政策失误，一闰就祸害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到今天也不能翻身。

两年前听到央行要让人民币的利率自由浮动，但在无错的货币下，这是办不到的。跟着就是央行频频调校利率与货币量，这些是货币政策。香港采用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一位爵士提出的钞票局制度。这制度不能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利率要跟着它勾着的美元走，货币量的变动也是被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容易采用钞票局这个制度，而即使可以采用，也会被勾着的货币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即是利率要跟着人家变动而变动。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是一个货币独立的制度，但跟香港的钞票局制度一样，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政策要放弃。

把人民币推出国际重要，因为可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美元、欧元、英镑等也在国际上争生意。二战前英镑雄视天下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国的主要原因。中国不要操控他国，但有巨利可图的人民币生意是要做的：放一元人民币出去，不打回头是赚了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

在国际上做货币生意，跟其他生意一样，大家都希望把其他国际货币杀下马来。我建议的下锚方法是上佳的防守。

几年前，人民币势强，有明确的好面目，如果当时北京

接纳我的建议，下了一个保值的错，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我今天认为不要赶着推出国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错，等到人民币回复强势，才大手推出去。

（八）撤销所有关税重要。两年前（2014）我在深圳大梅沙讲话，说经济大萧条不要从经济下滑多少看，而是要从不景多久的年日看。源于信贷膨胀然后破裂的大萧条很难处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后期起的日本是例子。2008年起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

回顾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惹来的祸，弗里德曼说的货币政策失误是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举世一起采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这观点二十多年前英国大师希克斯向我提出，后来我搜查资料认为他对。

不管有没有大萧条，我历来认为中国要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我不仅认为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图。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中国撤销所有关税会把整个地球的经济搞起来。跟他国一起全部撤销当然是大吉大利，中国单方面先撤销也是一着好棋。这是因为以关税留难中国货的国家不会不知道，中国一旦提升进口税，他们的工业会纷纷倒闭。一个进口大国就有这样的阻吓力。再者，昔日中国的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今天看是保护劣质产品！北京不是要腾笼换鸟吗？

（九）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美国称反托拉斯。我曾经是美国电话公司与加州标准石油的反托拉斯顾问，认识的反托拉斯专家无数。绝大部分专家反

对反托拉斯，只是有关的律师与经济学者可以从这些官司中赚取不少钱。

从我参考过的无数反托拉斯案件中，只有美国电话的“拒绝”行为有问题。困难源于很多年前，他们发明了价值连城的半导体，但政府当局不允许他们进军电脑生意，换来的是他们有电话的垄断专利。他们历来以为有这项权利，所以拒绝与竞争者合作，但一九七六年被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时，他们才知道政府给他们的电话垄断专利只是默许，找不到足够的文件支持。

三十多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励治问我要不要推出版垄断法。我说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你们要反我同意，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地球上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我向彭老师解释得颇为详尽，他同意。

北京今天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我没有异议，但我打赌他们不会做。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呢？我反对，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吧。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要证明这些行为对经济有害，我不相信内地有专才可以做到。何况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中国的反垄断官司为何时甚速，反映着被诉者只是要息事宁人，不愿意大手花钱跟政府斗法。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们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北京不撤销反垄断法，带来的间接损失会是庞大的。

（十）鼓励捐钱是扶贫的最佳方法。中国穷人不少，扶

贫重要。我认为温家宝先生撤销农业税是他在任时走的一着高棋，但我认为通过抽税来扶贫是劳着。北京要鼓励捐钱才对。

我认为很多人喜欢捐钱，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钱捐出去，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见到有好效果。见不到好效果就懒得捐，是人之常情。捐一百元出去，有八十块达到捐者意图的人的手或事项，捐钱的人会高兴。但所有资料显示，大部分捐出去的钱给某些人从中“落格”了，中外皆然。我知道今天在内地指钱比香港麻烦。这方面，北京要搞得比香港更好，因为内地需要扶助的人远比香港为多。重点是要尊重捐者的目的，更重要是要让捐者见到效果。

（十一）大学制度非改不可。北京花很多钱给大学与学术研究，但大学的制度，尤其是研究院的，搞得一团糟。我们不容易明白改革开放了那么多年，就读大学的天才学子无数，为什么称得上是思想大师或国际大师的那么难得一见。美国的大学算文章数量是当年越战惹来的祸，主要是在次等大学出现。中国偏偏就要学人家最坏的。可能要禁止言论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为什么要广及全部？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的卓越学生或研究有成的老师没有受到英雄式的敬仰？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科学与文化》，细说了中国的大学应该怎样改进。我当然指责，当然骂。该书是在北京出版的，你们买来看会知道他们完全不管我的言论。他们既然放我一马，原则上他们可以大放马群吧。

北京的朋友要知道，那些在研究院内要发展的思想与研究，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是非常艰巨的创作。薪酬多少属

其次，思想与言论要有天马行空的自由，也要有一群互相感染的人聚在一起。中国培养不出一些足以炫耀国际的思想大师，经济怎样发达也是地球上的次等市民。

学问不受到尊重是搞不上的。我建议北京挑选三所大学，重于研究的，每所给他们几年早就预算给的经费，然后放手让他们搞。收学费与教授工资全部放手让他们弹性处理，然后几年后才聘请专家看看效果。像我这样过来人，一所大学的厅两为何是很容易判断的。

结语：三十七年可堪回首

我是做学问的。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博士后出道任教，三个月后升为正教授。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提到这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学生，只是后来碰着机会，让我把八位大师的学问综合起来，作为己有，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下炎黄子孙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泽尔及诺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科斯约见我，说：“听说中国可能改革。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业的研究还在进行，有两个念小学的孩子，怎可以举家搬到香港或中国内地来呢？有几个理由促使我回归，其中最重要是二战时我在广西逃难，衣食无着，见到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死掉。当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后来遇到上面提到的机

会，一发劲就打开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国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机会，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们一把。这也是我对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屡发牢骚的原因。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职位虽高，却不好过。我在西方发表文章不需要通过评审，他们说我靠搞关系。我喜欢做实地考察，他们说是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他们说不是学问。是的，在香港工作几年后，香港某政府机构委托一个委员会评审香港的教授的学术贡献，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获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提到这些无聊琐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与今天的内地，对学问的认识跟当年的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美国也不乏无聊之辈，但那里的学术高人根本不管这些琐事。他们只看重一个学者表达的思想有没有一点新意或一点深度。对他们来说，发表的文章是多多少少是无关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一个西方博士。这救我一救，因为在当时那里没有谁认为中文不是学问（今天，在内地用中文下笔也被认为不是学问了）。当年用中文下笔，我一口气写下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 《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北京的朋友不仅阅读，他们盗版（使我高兴是政府当局盗版）！书中的资料很多是他们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协助，我要看什么合约他们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协助，带我到首钢视察他们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带我到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做实地考察。十多年后，地方千

部朋友给我提供详尽资料，让我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一面。如果你们细读我以中文写下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发现我的建议跟国家后来采用的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谋而合，但进入了新世纪，就变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发表的反对出口从量税的文章，发表后商务部托人给我电话，说他们听我的，不推出这从量税。

我不是个改革者。我只为了关心中国青年的前途而发表一点意见。从蛛丝马迹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见到一点效果，但之后不再。这个有趣的转变要怎样解释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搞起之后，利益团体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变得有点未富先骄。第三方面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者不少，而他们的博弈理论、函数分析与回归统计，跟我认为有解释用场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者的合并发挥是完全两回事。二时间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乱了。

个人之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发展走入了歧途。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对解释世事毫无用处，这样的研究所获传世的机会甚微。从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写下长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该书可传世逾百年了。

作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的人，作品能否传世非常重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依我建议的我当然高兴，不依我的也无所谓。名头是什么我历来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传

世，数十年来我是不 断地争取的。我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今天还在。一九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一九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一九七四年发表《价管理论》，一九七七年发表《座位票价》，一九七九年发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发表《商业秘密》与《中国去向》，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性质》——这些都超过了三十年。因为专于解释，频频验证，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中常见。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丰富。一九七八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涛澎沥沥，风云开阔，时而日星隐曜，时而皓月千里。是那么精彩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而我所学刚好可以解释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开来看，我认为最精彩是一九八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个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做学问我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与思想传世。外人看似乎有点无聊，也可能真的是无聊玩意，但作为学者我就是这样追求。老实说，我认为富有的人追求金钱比我

更无聊。

附录三：盗非盗——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按：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我发表此文，回应美国指责中国盗窃他们的科技知识。在研发与扩散科技知识这话题上，我曾经做过好几年的深入考察，认为中国引进西方知识的两个法门自成一家，让他们误会了。）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 Peter Navarro 写的。此君以蔑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猜意，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日子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总统是大好商人，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 的文章是为特总统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给我资助，要求我考察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 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 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 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 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 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 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 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移除。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 《中国》）。二〇一二年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 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 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 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 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 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 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 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茨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 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 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 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 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

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变，而走回头路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

其后我再补充：

我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而世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我不会极端地推断中国的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资源——那些政府在相对上容易维护垄断的行业——会有一天改作私营。但我见到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地。

是的，要不是当年那么多的大师反对，我可能写得更为详尽，预先把好些中国改革的细节写出来。

私产定义与改制解释

在《中国》小册中我提出的私人财产的定义，基本上源于自己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结构》，包括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私人所有权是不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中期

我建议中国的承包制要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所有权保留为国有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中国》小册再版时，在补加的后记中我说农业的承包制已经走上了私人财产的路。

产权结构是合约安排。我指出过，要解释产权结构的转变或选择一般远比解释有了产权结构的合约选择困难，而事前推断产权结构的转变比事后解释更困难了。不管舒尔茨怎么样说，经济学不能否认，产权结构的转变是人为的选择结果，只是牵涉到多人的选择，意见不同，有些自愿有些强迫，加上要在事前推断其变，其困难程度不容易夸张。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的推断，牵涉到无数的人，有些自愿有些强迫。这种人类历史大事我平生只有机会推过这一次，命中率一百分。不是猜中，而是当时中国的局限开始转变明确，加上时来运到，我想出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当时不认为怎么样，但今天回顾该理论的结构实在好。

广州之行大有收获

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得到姊姊与朋友的招待，三天内我学得很多，其中两项观察是我后来推断中国去向的基础。第一项是我察觉到，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骇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

边去。

广州之行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姥姥的亲属及朋友皆整天忙于搞关系，走后门，为的只要买两只鸡蛋之类的琐事。今天的同学可能不相信，但当年的实情确如是。这使我想到当时的中国，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一定高得离奇，而只要这百分比能下降一小点，国民收入一定飙升。我的判断是这高得离奇的交易费用需要资产的权利结构有所改变才会下降，而这改变必会带来的收入急速上升对需要的改革会有大助。

帕累托的延伸与科斯的失误

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中国》小册后，我对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某些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是容易的。他们又笑我发神经。蠢到死，有什么可笑呢？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一九八四年，珠三角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改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为重心。在基础上我提出三点。一、交易费用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这点一九七四年我提出过。二、如果所有局限条件皆顾及，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满足，没有无效率这回事。这点一九七四年也提出过。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市场，也不需要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 这是说，科斯定律一方面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另一方面假设资产有清楚的权利界定，是重复了，逻辑上有失误。这点是新的，科斯后来同意，一九九一年阿

罗也向我表示同意。在这三点的约束下，中国改革前民不聊生的日子满足帕累托，改革开放被处理为起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出现了转变，产权权利的结构转变与市场的兴起也是朝着帕累托指定的方向走。

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看

跟着的理论发展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门别类，在观察上看到每类怎样变，推断会跟着怎样再变，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不变，整个理论的结构就变得完整了。市场活动的涌现与经济的急升是无可避免的效果。

我以两层分类，都简单。第一层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这些是今天老生常谈的在现实社会中的非生产费用，更清楚是看为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不会存在的费用。其二是改制费用：从一种产权结构转到另一种的费用——当年我的主要考感是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这第一层的分类有三个明显的含意，皆按着帕累托的思维推理。一、如果改制费用是零，运作费用最低的制度会被采用。二、如果改制费用不是零，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可能不被采用，而改制费用愈高现存的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愈会受到保护。三、如果另一种制度是有着较低的运作费用，这制度的采用要基于改制费用低于改制后的制度运作费用的节省。

第二层分类是破案关键

上述三点是近于套套逻辑的思维，说了近于没有说。当

年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到在交易费用的处理上再加一层分类，一个完整可用的理论冒出来了。这第二层分类是把改制费用分为讯息费用与抗拒费用两种。前者是要知道其他制度怎样运作及效果如何的讯息费用；后者是要说明或强迫那些认为改制会受到损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大有权力的在以等级排列权利中的优胜者。

看似简单，其实也简单，这第二层的分类当时让我看得清楚：一九八一年中国的改制费用正在急速下降，其原因使我肯定不会回头上升。最明显是讯息费用的下降。当时邓小平说要把大门打开，让外间的讯息进来。我的意识是邓老不会言而无信，但朋友认为他曾经三落三上，再落而使大门再关的机会存在。然而，我见到香港的市场运作的讯息像狂潮那样涌进了内地，讯息的大门怎还可以再紧密地封闭呢？还有两件琐事使我坚信讯息的通道不能再封。其一是一九八O年我成功地把在内地的两个姊姊的两个女儿弄到美国去求学。我可以，其他人也可以，一下子有几千个内地的青年到了美国。这些青年一律是高干子弟！其二是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中文文章，内里提到的“交易费用”一词在内地不胫而走。我因而在《中国》小册内提到：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是交易费用的专家！

政治天赋价值下降

至于得益分子或干部的抗拒带来的改制费用，我认为一九八一年也开始急速下降。这方面的证据远没有讯息费用下降那么清楚。我在《中国》小册内提出好些间接的证据，同学要找该作细读（或读我的《英语论文选》的第二十二章）。这些包括改革初期国民收入的急升会削弱抗拒改革的

意识。但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等级权利的准则是明显地改变了：邓小平复出之前等级的维护重视“思想正确”的政治意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朋友一律开始上交易费用的课。我在小册内写道：

作为竞争的主要规则，政治的服从开始下降。有三种效果。其一，因为思想教条的强迫力急速下降，干部要维护他们的现状的费用是上升了。其二，这些费用上升带来的效果是政治天赋的价值下降。其三，这些准则的转变使干部的竞争优势出现了疑问。

夸张例子是老人家当年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见到混乱的珠三角的好些地区的经济上升得急，也见到一些企业以合同工取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同意的声浪不绝于耳。外人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一个很完整的理论。事实上，《中国》那小册很少人读，而读过的师级人马近于一律不同意。我很想知道这些反对的大师们——可惜还健在的只有一个——今天会怎样想。

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上文提出的牵涉到无数人的改制理论有一般性：该理论

的结构简单清楚，加进足够细节的补充会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处理当年舒尔茨认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染指的制度转变的整个话题。当然不容易，瞪眼看不可能，但当时中国提供的现象来得那么夸张，把很多通常难以观察的细节放得很大，让我看得清楚。这是运情。我适逢其会，而从师友学得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加上自己多年的改进，刚好用得着。

第七节：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

一九八○至八一年间推敲中国的去向时，我知道“包产到户”开始在内地的农村兴起，看来重要，但混乱，转变频密，不是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中国要到一九八三年在农业兴起的“包干到户”才在承包合约上有明确的眉目。“干”是指三项政府征收，固定的，一般看为税，我认为是租，而包干合约的转让出现，称“转包”——后者称呼今天还存在。

改约转制通道绝佳

非常感谢港大同事蔡俊华。他把自己收集多年的关于中国农业的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资料全部给我参考，让我只用两个星期写好《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信报》发表。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一九八一年推断的中国去向是推对了。

早在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看到一本五十年代的关于中国合约法律的书，奇怪没有私人财产的国家会有合约法律。当时跟施蒂格勒与德姆塞茨提到该书，他们认为可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场。我见该书很厚，认为没有用场不会花那么多的笔墨写出来。蔡俊华提供的资料证实合约在那时已存

在。其含意义重要：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以修改合约这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协助顶级调查失败

一九八五年，查济民先生给港大提供一些研究金，让我雇用由深圳政府选出来的三位青年做助手，调查中国的工业承包合约。不可能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要求任何合约样本与企业资料，凡求必有。天下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会这样协助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一败涂地，因为我拿到的工业承包合约频频变换。那是改革发展的初期，政府上头与工厂下头争论频密，没有定案，而学者是不应该参与这些争论的。这个时期我的中国研究可没有交白卷：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出版《再论中国》，据说是当时最多北京朋友阅读的外地经济书——该书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各被北京当局翻印了两千本，指明是内部阅读的。

一九八四年我知道内地的工业有“层层承包”这回事，不以为奇，属外间的判上判安排（称 subcontract），当时的香港及美国皆普及。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朋友安排我到那里首都钢铁厂的宿舍住了几天，考察他们的工业承包，没有收获；跟着他们带我跑杭州，跑温州，也没有收获。是说研究上没有，但认识的干部朋友为国家的拼搏使我知道当时外间的负面评论一律有偏见。

工业承包柳暗花明

今天回顾，工业承包从来没有在中国成功过。跟农业承包相比，工业有两项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一是工厂属国家，

其中的厂房、工具、机械设备等需要维修保养，也需要久不久增加投资，要哪方出钱呢？还有，产品、工具甚至机械皆可给工人偷去，要谁负责呢？农业没有这些困难，属国家的主要是土地，而农户的成员是一家人，只要承包合约年期够长，再投资是农户的事。是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再投资或维修保养的钱，在工业承包下政府与厂方常有争议，近于无从解决。

其二，除了有政府维护着垄断权利的，当时的国企工厂一律亏缺。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工厂的工具、机械等折旧折到零，而又因为国家职工不容易解散，有些工厂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我当时建议国企工厂实行股份化，把股份赠送给员工。也难成事，因为股份化要有钱赚，有收入，才有可为。后来股份化成功地在某些有收入的国企推出，但主要是靠政府维护某程度的垄断。是的，九十年代中国国营的亏缺工厂的困难，不是需要再投资——没有谁要挽救无可救药的工厂——而是厂内的工人一律是国家职工，不补偿不能解散。当时北京补贴这些工厂，叫苦叫出声来。

柳暗花明，二〇〇〇年中国通缩终结，地价上升。这上升是挽救亏缺国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协助关门，因为地价够高容易补偿国家职工退役。尤其是昔日的旧厂通常建在城市热闹地带，只要政府容许改用途，投资买厂可以把工厂转到郊区去。偷龙转凤，长沙是有名的例子。买厂其实是买地，不难找到投资的人。其实为地而买厂的投资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跟着的地价下跌使下了注的损手。另一方面，补偿解散职工没有政府出手不易达成协议。

地区干部是地主吗？

八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承包责任制伸展到地方政府的运作去，也听到地方政府与北京上头在财政上常有争议。不认为学者要跟进。九十年代中期我听到工业的层层承包被引用到大小层面不同的地区去，今天回顾当时应该跟进，但没有。

重要的发现是一九九七年。该年到昆山去为家族的一间在香港亏蚀的小厂找地盘，遇到不同地区干部“争客”，情况的激烈我前所未见。当时中国的地区竞争大家早有所闻，而地区竞争不是中国独有。但昆山之行我的感受很特别：只要投资者考虑下注，什么条件皆可商量，级别不同的干部说同样的话，而投资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不出几天一定有答复。干部仿佛是“地主”，怎么可能呢？

我要到二〇〇四年初才知道，地区干部果然是地主！证据是土地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晰地落在县政府的手上，而土地的收入权益是有着明确的地区层面的界定。是分成制，每层的分成率有别，是层层分成。土地的所有权还属国家，但这对土地的使用效率毫无影响——英国的经验如是，香港的经验也如是。

没有业权的竞争对发展无足轻重

虽然行内朋友认为我的英语文字清楚，他们有时误解了我。二〇〇八年为科斯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下称《中国制度》），详细地分析县际竞争，不少行内朋友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举世皆然，有什么奇怪了？他们提出英年早逝的Charles Tiebout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关于美国不同地区的互相

竞争与财政问题那篇大名文章，以为我不知道。Tiebout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该校的研究生，当然知道。关键问题是：参与竞争的人有或没有跟竞争有关的业权是两回事。我开一间小食店，业权是我的，要跟隔邻的小食店竞争；你是我的朋友，为我的店子打气、拉客，不可能跟店子是你的那么卖力！

本来我不要回应行内一些朋友的质疑：地区竞争到处都有，所以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但最近读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其中提到我说的县际竞争，说不同的地区层面也有竞争。科斯与王宁没有错，但他们看不到我要说的重点：竞争者没有业权，这竞争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无足轻重！

权利界定地区清晰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是这样说的：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多加了一层竞争是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文中我没有说县政府是土地的业主，为恐引起无谓的争议，但从使用权、转让权（即议定及授予土地使用的权力）及收入权来看，县政府的权利界定皆清楚。这些跟作为土地的业主是没有分别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楚，不用再说。要说的是土地收入的权利界定，主要是投资者、县政府与上头市政府这三者之间。全部是以分成合约处理。我的调查止于二○○七年，之后没有跟进。至于市与省、省与中央政府的分成我也没有调查，但这层层分成显然存在。

收入分成有方程式

只谈工业用地，因为变化最多，也最有趣。中国的工业用地不少是从农地改过来的，新的全部皆是。二○○七年，县政府收地补偿与改进约人民币十多万元一亩，档次不俗，一般水平高于美国。改进了的工业用地可以由县政府卖出去也可以送出去，弹性高，主要看投资设厂的人会给县的整体带来什么利益，包括经济学说的外部性考虑。如果卖地有价，县的分成通常超过地价的一半，余下的交上层。不同地区的县有不同的卖地分成率。

引进投资县干部有奖金，可以看作经纪佣金，不同地区的百分率不同，而这百分率一般是早期高于后期的。分成奖金是按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资金打进了银行才算。说不得笑，我知道在某黄金地区的黄金时期，一个招徕有道的干部累积了几个亿人民币奖金。

最重要的县收入是增值税，即是工业产品扣除原料成本的所值而抽的一个百分率，一九九四年初起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这百分之十七的增值分成率，县所得是其中的四分

之一，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后者分成率也是全国划一的。

租与税的分别重要

这就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二〇一三年北京提出把增值税扩展的性质我没有跟进，但我调查卢际竞争时发现，中国工业的增值税明显是租，不是税。在卷四第四章第二节我分析了租与税的分别，主要有三点。一、租金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使用权利的转让来收取的，例如厂房或土地——税没有资产转让的指定。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税没有这个选择。三、租是凡使用有关资产就要交，不管有没有钱赚。

这里含意着的是一个尴尬的问题。经济学者历来反对抽高税，可没有反对收高租。斯密当年落笔打三更，把佃农分成收的租作为政府抽税看。我今天认为，那些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点糊涂。使用资源，不管业主是谁，不交租是缺少了通过市场引导资源的使用，虽然你称租为税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经济效率的资源使用不一定要通过市场，但如果选择市场的引导，租值极大化是效率极大化。至于资源使用者交出去的租（或税）会怎样花是另一回事。

商场比喻与地价调校

上文提出的租与税的分别重要，因为前者是直接地联系着资源的使用，其升或降是资源使用效率的量度。通过增值税的分成处理，加上县与上头的层层分成，无效率的资源使用所有的人都会受损。所有的人因而关注着县干部选择的投

资者会带来什么贡献。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提到，中国的县可以作为企业看，而适合的比喻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租用商场的客户可以比喻为县的投资者。商场收的基本固定租金可以看为县收的地价，而商场收的分成租金可以比喻为增值税。商场的大业主选租客（县干部选投资者），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县也如是），而有号召力的租客（投资者），商场（县）会给予不少优惠条件。二〇〇六年底中国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互相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在《佃农理论》提及，佃农分成地主要监察农民的操作，因为产出愈少地主的分成收入愈低。县干部对投资者的操作关心也如是，提供协助的意向也因为分成而增加了。二〇〇四年底，以佃农分成的思维解释中国的县际竞争时，一个难题困扰了我几个月。佃农的分成率变化多，但中国的增值税（分成也）却是全国一致为百分之十七，怎可以有效率呢？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起做研究生时读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使我想到县政府可以在地价上做调整。跟着的考察不仅知道不同的投资者付出的地价变化大，而且遇到上佳的投资者县政府可以把改进了的土地免费送出去。我也知道一些上选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几年退还增值税的待遇。

经济解释的威力

推断与解释有事前或事后之分，理论可以一样、处理方法不一定相同。事前抑或事后比较困难要看面对的问题了。一九六七年写《佃农理论》时我没有合约样本在手，但推断佃农合约会指定农户的非土地要素投入。一九六八年在芝大

找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证实我一年前的推断。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七年考察中国的县际竞争，我从干部朋友中获得几份他们跟投资者签订的合约样本，县提供的土地与投资者的非土地投入的指定，跟当年在芝大见到的佃农合约一样。属分成合约，只是增值税率（即分成率）全国划一，不需要提及。土地与非土地投入的指定支持着增值税是租而不是税之见——二〇一三年增值税的扩展有没有改变了性质我没有跟进。

苹果会掉到地上吗？昔日牛顿说会，提出了解释。这是科学。分成合约会指定双方的投入吗？当年我说会，提出了解释，推断的准确性跟牛顿推断苹果下跌一样。这也是科学。科学解释有时简单，有时复杂，有时湛深，有时简单却湛深。追求真理是一种乐趣，往往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结语

一九六七年写好《佃农理论》的论文，二〇〇七年写好《中国制度》的初稿，相隔刚好四十年。要是当年我没有解通佃农分成之谜，四十年后我不可能解通那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特别而又重要的中国制度的经济密码。当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解开了佃农分成之谜，但中国的经济制度我要花上三年才破案。后者，不少内地朋友给我提供一手资料，我由衷感激。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这些朋友的贡献不可或缺。

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

重视这制度，没有恶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〇〇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而且是百鸟归巢地抄。中国人一般聪明，该合同法他们凭自己的智商想不出来！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说得清楚，因为二〇〇八年初引进新《劳动合同法》，中国的神奇改革带来的经济急速增长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

附录一：从重庆的发展说财富累积

（按：经济增长理论与财富累积理论是经济学的两个大难题。我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后者我提出“仓库理论”作了处理，前者我在回应复旦的张军教授时提供了大概的可取分析。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我飞重庆，黄奇帆市长给我介绍那里经济发展，其后写下本文，九月十一日发表。略作删改后放在这里作为附录，提供着关于经济增长与财富累积这其实是相同的两方面分析。）

黄奇帆以经济实践的本领知名神州，用不着我介绍了。有些朋友说这些日子重庆的经济发展是向左走，要回复到漠视市场的计划经济那些旧日子去。这说法不对。我曾经是美国两家高举自由经济的少林寺的学徒，整个二十世纪高举自由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全都认识，对他们的思想了如指掌。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策划，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政府取代市场可以做得更有效率的。

我比前辈市场大师胜出的地方，是跟踪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三十多年，即是比他们多见了一个世界。这是胜出很多。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如哥哥与弟弟，认为我的经济学自成一

家，永远维护。他知道我不反对国“有”，但认为国“营”无效率；他也知道我不计较是国企还是私企，认为要点是国企的股权大部分要卖出去，好叫股民有权把股价活得七零八落。我不反对好些项目由政府策划甚至动工，认为某些事项政府处理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但到了某一点政府要交出去给市场。在分析县际竞争的制度中，我指出干部们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项目要给市场处理，而一个政府项目发展到哪一点政府要脱手他们很清楚。不要忘记，中国改革之初所有土地是国家拥有的，政府要把使用权交出去，怎可以不预先策划呢？困难是一些庞大项目，例如兴建机场、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是脱离了县际或地区竞争的范畴，需要由北京上头主导，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从无到有的财富累积

回顾改革发展之初，中国有的是什么呢？一是土地（包括地下不足以炫耀的矿物），二是人力（包括不少大可炫耀的聪明人）。除了这些中国一穷二白——绝对是，穷得今天的年轻同学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局限下，中国怎样搞出今天举世瞩然的经济奇迹呢？重要的制度改革不论，答案是中国提供土地与劳力，引进资金与科技知识，从而搞起土地与劳力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上升带来土地与劳力的价值上升，而这些价值的上升就是财富累积的上升了。

看似简单，这发展没有政府的主导难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征用或地役权的执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征用要通过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征用一小块要三几年，庞大的项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结果。

其二是抛砖引玉，即是以土地购买外部效应。我曾经提及美国加州南部一所大学分校，由一个私人地主免费提供庞大的上佳土地，加大分校建成后，该地主因为大学的存在，他还拥有的在邻近的土地之价急升，发了达。这种私人从事的抛砖引玉是个别性的，很少见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廉价或免费提供土地，希望引进外部效应的行为常见，而在过程中不少土地因为抛了出去，变作私人财产。这里要注意。抛砖引玉不一定容易。政府廉价或免费把土地送出去，能换取可观的增值税收是很不错的成绩，但能否带起其他地价则还有问号。抛出去的土地是砖头，劳动与其他土地的升值要高于砖头的成本才算是玉。从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整体看，引来的玉相当可观，也即是说财富的累积相当可观了。

其三是政府可以协助减低生产的成本。这样说，传统的经济分析不会同意，因为减低成本历来是企业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预”一般只会提升生产成本。问题是，在真实世界有不少不同企业可以共同减低成本的设施，因为企业之间的洽商（交易）费用过高而办不到，但政府可以。

重庆电子工业发展的实例

写到这里我要先说黄奇帆向我详加解释的重庆的电子产品行业的迅速发展。选择电子工业可不是黄市长的发明：我调查过的工业地区没有一处的领导人不梦寐以求地希望引进这项所谓无烟工业，但谈何容易哉？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

说再过两年这件数产量会达地球的三分之一。

目前看，电子工业是在重庆发展起来了。我认为还要多看几年才作得准。当然要抛砖引玉，而在砖头中的工人宿舍、康乐设施等皆搞得有声有色。但最重要还是政府协助减低生产与销售成本。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打通了古时的丝绸之路：火车开到欧洲去，由中国跟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用不着逐国清关。从中国沿海船运到欧洲三十三天，从重庆火车走新丝绸之路十四天，节省了十九天，货物所值的利息节省市长算得详细。其二是重庆一口气引进了六百多家电子产品的零件制造商。魄力如斯，老人家壮年之际恐怕斗不过。

现在让我转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话题传统经济学的处理一律失败。两年前我推出的“仓库理论”是重要的突破。我指出，如果财富累积的一般理论不包括着一些本身毫无产出收入的“仓库”——例如收藏品——不可能找到理论上的均衡。土地与人的脑子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但有产出的收入，其市值为何财富所值也为何，是由收入的预期以利率折现决定的。不是那么容易：凡是牵涉到“预期”经济学都头痛。

土地价值起自何因

让我先从土地财富那方面说重庆。重庆人口三千三百万，土地面积是香港（包括离岛）的八十倍。高低不平的山地多，但一般可以用。山地不宜用于农业或工业，但住宅用途有其优胜之处：虽然开发的费用比较高，但景观可取，加上有两江相接，重庆是不乏有美景的楼宇的。

先假设土地一律平坦，无限多，地点优势一样，全部私人拥有，随意兴建。这样，土地因为无限多其价值是零，建筑物之价只反映着建筑成本。但如果地主们通过市场的指引联手策划，或政府策划整体设计，原则上无限的相同土地会有价。这是因为聚居的安排可以节省多种费用。有两点要注意。一、能达到总值最高的土地使用策划，土地要空置着很大的一部分作为公园、畜牧等用途——土地的总值因而可能与需求弹性系数无关。二、土地的价值提升，初时会导致人力资产之价上升，但到某一点会减低人力或脑子资产的价值。社会要争取财富累积的极大化，是要考虑所有资产的总值的。当然不容易，但在边际上的这里要加那里要减，跟内地的干部朋友倾谈中感觉他们考虑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需要这样做。

如果土地高低不平，地点的比较优势变化多，那么李嘉图的级差租值思维用得着。即就是说，土地无限，优劣有别的分析跟土地有限的差不多，只是略为复杂。跟这里有关的问题是：土地优劣有别，靠通过市场的处理策划交易费用会比较高，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市场的处理容易出现混乱的秩序。我们可以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业区发展作比较。前者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快；后者起于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得更快。但后者因为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由地方政府策划，远为有秩序，效果是不仅园地远为可观，引来的名牌外资无数，地价也高出不少。以土地所值衡量财富累积，长三角胜。

重庆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大约起于二〇〇二年。约六年后就满是高楼大厦。二〇〇九年我认为那里的楼价很相宜，

但今天从几个朋友的经验看，三年来重庆的楼价大约升了一倍。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个别例子，但打个五折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是的，今天在重庆，一幅上佳的大地盘招标，动不动数十亿人民币。比起香港或上海等地当然不怎么样，但恐龙老兄地下有知应该笑出声来。数十亿可以建造六条跨江大桥，不能不说是很好用了。

重庆的地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无疑是抛砖引玉的结果，虽然我们无从估计上文提到的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帮助了多少，从时间上的吻合看肯定有助。

财富聚散要慎重处理

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老生常谈的财富既可速来也可急散。房地产之价暴跌不是罕有的现象。因为借贷急升导致房地产之价急升，然后暴跌，是灾难性的麻烦。这情况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国出现，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浅学问，这里不谈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重庆的楼价会大跌，但认为这机会不是零——市场发神经非常罕有，而大跌不需要发神经。黄市长显然对楼价的变动很敏感。他满肚数字，满脑计谋，以自己想出来的各种数字比率衡量着楼价。然而，市场牵涉到多种不同的预期，看着各种数字比率比不看好，但因为预期的变动难以捉摸，数字的规律指引常有问号。

我自己对重庆楼价的兴趣，是忽然的——忽然想到重庆的例子填补了一个我想了多年的关于财富累积的理论难题。是这样的。十年来重庆的高楼大厦建造得多而快，而随意的

观察，今天那里的楼房的空置率相当高。有高的空置率，楼价下跌起来会较为大幅及较快，因为持着空置楼房的业主比没有空置的倾向于出售，而出售空置的会较为方便。重要而又有趣的问题来了。楼房空置率上升有两个相反的含意。其一是经济不景，楼房空置是资产的失业。其二是经济前景大好，市场的需求预期促成未雨绸缪，空置因而出现。后者好比上海浦东几年前，商业楼宇的空置与楼价一起急升。是的，没有可观的楼房空置，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近乎不可能，我们因而要让楼市走快一步作供应的准备。

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楼房不是什么收藏品，其价要靠租金的收入或业主自用的租值。如果租金或租值永远是零，楼价会是零。但这租金或租值是预期的，楼价于是成为市场预期的年金租值（anticipated annuity）除以市场利率。这是天才费雪提出的，用诸四海而皆准。困难是这预期不仅难以估计，且往往容易变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变动。

把预期的复杂性提升吧。今天我购买楼房，预期空置三年，三年后才用。今天算年金收入是以三年后的预期租值算出来的（方程式本科同学应该知道）。这年金收入的折现高于楼价，我会考虑今天购买。购买了，三年过去，我的计划有变，决定再等三年。这样，过去三年的利息或租值的损失是历史支出，不是成本，这三年的租值输清光不会影响我对前景的看法，因而不会影响楼市之价。换言之，昨日之日不可留，预期只限于向前看。

但情况可以倒转过来。今天我购入楼房，搬了进去自己用，认为年金收入的折现可取。但过了几天我的预期改变了，认为一年后楼价会较低，我可能考虑今天先卖出去，租

用其他的。

重庆的楼宇建造得快，经济发展得快，市场的预期变动带来的效果可以很夸张。经济学者是没有什么可以教黄市长的。我只能说政府提供的讯息要中肯，大好形势要淡然处之。这不困难。困难是市场的波动难以掌握。政府只能希望市场对楼市的预期持续地向上——不要夸张地向上，但要向上。这是因为一旦市场对楼市向下看，发展商与投资者皆会采取防守策略，多种麻烦会出现——交易费用的存在使然也。

附录二：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

（按：二〇〇八年初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提升了市场运作的交易费用，经济的活力开始转弱，我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解释该法对经济的祸害，皆如石沉大海。二〇一六年的春天我见中国改革带来的骄人经济发展的大势已去，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提出如下十一项挽救建议，也遭漠视。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会惋惜这漠视，也会同意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是可以协助经济发展的。）

引言：朱镕基时期前车可鉴

大家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国的经济开放转到长三角那边去。长三角的大事改革起于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迈起步十多年。然而，约七年后的二〇〇〇年，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过了也发展得快的珠三角。这是不容易相信的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发生了。当时掌管经济的朱镕基先生，每年都说增长率保八。

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言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察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闽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间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就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研究院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不知是怎样弄来的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问这些合约提供

的资料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旷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资料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

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约中方知道产出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督。

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三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

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年多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

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越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

参考文献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I.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Macmillan, 1930.

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J.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M. Friedman and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C.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2008;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9.

R.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社，1985。

张五常，《再论中国》，香港信报出版社，1987。

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

抱歉，此页面没有可识别的文字内容。

第二章：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

收入或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分析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麻烦。不止此也，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而牵涉到政治更是我历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

其实经济学传统的、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理论很完整，没有多少需要改进。然而，牵涉到利益团体要把收入再分配，或因为社会认为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干预市场，分析就变得头痛了。纯靠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情况今天的社会不多见，而脱离了市场的分配理论经济学很少涉及。

第一节：分配理论与贫富分化

传统的收入或财富分配理论有相关的两方面，皆基于有市场与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的干预，都发展得好。

第一方面是基于 von Thünen 提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经过马歇尔的发扬，鲁宾逊夫人与 Philip Wicksteed 等再加上变化，到最后的一般化定案是我一九六七年写好的《佃农理论》。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怎样摊分合作产出的收入。这方面我的贡献是证实了在权利界定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合

约选择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

马歇尔与费雪的重要贡献

我认为上述的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是马歇尔传统的光辉，其中的理论细节与应用我分析过了。在指定的市场局限下，这理论的解释力没有疑问。我在《佣农理论》中以这理论解释中国大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以及解释台湾第一期土地改革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皆得心应手。漠视交易费用而还有那么强的解释力，是我当年深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的主要原因。

马歇尔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没有算进时间的代价。算进时间之价不能不引进费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贡献。这是传统的收入分配的第三方面，而费雪的天赋不亚于马歇尔。这方面费氏的伟大贡献是利息理论，我也曾经详细解释，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费氏把利息作为提前消费之价，也是投资在边际要有的回报，与收入挂上了钩，而年金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求得财富。同样要基于有市场，也漠视交易费用，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可以画上等号。换言之，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是双管齐下地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皆天才之笔，作为后学我们感激。

先天不公后天不幸皆非贫富分化之源

这就带到本节要讨论的“收入不均”与“贫富分化”。这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分别，但武断上我的直觉是收入不均社会可以接受，但贫富两极分化却是大麻烦。历史的经验说，

贫富分化轻则惹来利益团体从生，继而游行动乱，而严重是流血革命了。一个以市场主导资源使用的经济会出现贫富分化这个不幸的情况吗？

上苍造人不公平是没有疑问的。撒开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不幸一小撮不论，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智商有高下之别，体力有强弱之异。收入不均容易明白，但在市场经济下，马歇尔及费雪的传统理论推不出贫富分化的效果。这是因为市场有无数不同类别的工作，参与者可以各适其适。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当一个市场经济搞出了看头，弱势的一群的劳力收入上升，其百分率升得特别快。弱者的收入当然比不过强者，但低下的工作总要有人做。天生条件相若，扫街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收入比结上领带坐在写字楼的文员为高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天生条件之外，人的际遇不同，运情有别，这些会影响收入或财富分配吗？当然会，但也不会导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如果社会只有三几个人，幸与不幸的因素有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如果社会人多，或然率不会支持运气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同学们如果设计自己的掷毫游戏，会知道只要有几百个人存在，掷毫要掷出贫富分化是难于登天的。不是说幸与不幸的或然率不会使极端的不幸者饿死街头，而是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不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运情有别而出现。

问题于是变为：马歇尔和费雪的上佳收入分配理论是明显地否决了市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事实是，称得上是走市场经济的国家，贫富分化的现象并不罕见——怎么可能呢？昔日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大家不堪回首，但今天的墨西

哥、印度、菲律宾及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的情况明显，推出福利援助，骚动还是常有，而治安出现了大问题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利率差距的效果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其一，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富人借钱的利息率一般比穷人借钱的利息率为低。相差几个百分点常见，而如果穷人要借高利贷，其差距就变得惊人了。穷人难借钱，是因为讯息与监管还钱的费用存在。非法的行为姑且不论，富人借钱远比老百姓借钱的利率为低会增加了贫富分化的机会。

姑勿论富人把借来的钱转借出去可以赚利率的差距，同样的投资回报借来的利率较低可赚较多的钱。另一方面，也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可以借较多的钱，他们因而有变化较多的投资选择。我们不能说富人投资一定赚钱，也不能说富人的投资眼光一定比不富有的高明，但前者因为利率较低扩大了投资的选择范围，消息也因而比较灵通了。最重要是富人因为利率较低会多持有劳力之外的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升值带来的收入上升是资产持有者的劳力之外的收入。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非劳力的资产的价值上升好一部分是源自劳力的贡献。昔日马克思提出什么剩余价值是解错了画，但他大发牢骚不是毫无道理的。同学也要注意，倒转过来，经济上升时劳力的工资升得急，好一部分是源自非劳力资产的贡献。在相对上富人有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借钱的

利率较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

上述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富人的财富增加的百分率会比不富有的为高。当然，不富的收入或财富也会有所改进，但主要靠自己的劳力其增长幅度比不上富有的。结果是在经济增长中贫富的差距会扩大。事实上，大家有相同百分率的上升，贫富的差距也会扩大。这里提出的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促成的利率差距，会相当大幅地增加了富人财富上升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市场经济走下坡，只要通缩不出现（下文解释），富人的相对优势不会下降。事实上，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之后几年，没有通缩，美国的大富人家的财富是上升了。这应该是源于他们的选择范围较大。

通胀富人损害较少

第二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通货膨胀。虽然通胀不会对富人有着数，但他们持着的资产多，通胀会使这些资产在币值上升值，保护着他们的资产实值。不富的人持有的资产少，通胀切进他们的工资的实质收入，调校提升一般要比资产的币值提升缓慢的。这会增加贫富分化的机会。通缩呢？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不富的为大。然而，回顾历史，二战之后有通胀的日子远比有通缩的为多。这可能是因为低的通胀率对经济的运作有利，更可能是因为通胀是一种间接税，对喜欢花钱的政府有利。

贪污普及加重分化

第三个增加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政府腐败贪污。撒开那些低级公务员或警察的非法行为，有规模的贪污“投资”的

回报率一定高。这是因为赌博是非法行为，回报率较高是竞争原则使然。另一方面，因为多人组合投资于赌博的交易费用高，基本上我们没有见过穷人参与有规模的赌博。

这里要注意，贪污也要受到市场的竞争约束，所以我们不能说赌博的实际回报率一定高于正规市场的投资。然而，赌博的预期回报率要高足以弥补坐牢的代价算进预期的或然率。这样一来，不管是否东窗事发，有没有人坐牢甚或枪毙，可观的财富是通过贪污而转到较为富有的赌博者或他们的亲属那边去了。今天地球上的发展中国家，凡是贫富分化明显的，用不着考察我们可以打赌博贪污的行为一定严重。

子女进名校穷人免问

第四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读书求学的问题。文盲不容易谋求生计。尽管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粗下工作的工资上升得快，但如果社会文盲太多，粗下工作的收入难以糊口。记载说，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从事这苦工后，预期的寿命只有五年。

回顾历史，在中国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文盲无数，而书读得比较好的都做官去了。这是昔日科学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今天中国的教育比昔日远为普及，大幅地协助了经济发展，虽然我认为这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近于一团糟，不尽早大事改进后患无穷也。教育要普及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重视，显示着他们知道文盲多会带来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富家子弟读书不成气候，但一般而言，有钱人的子女的求学际遇远胜穷人，是事实。

回头再说要点

让我回头简说本节的要点。在一个称得上是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下，政府少干预，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解释收入或财富分配，皆上乘的天才之笔。这些理论可以容易地解释收入或财富不均的情况。然而，除了一小撮天生有缺陷的不幸的人，这些理论不能解释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幸。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条件有别，或者后天的运情不同，马氏与费氏的理论皆不容许贫富分化的出现。

然而，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罕见。我提出四个“分化”的理由，不排除往往是几个的组合：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往往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二、通货膨胀，多持有资产的人容易受到资产升价的保护；三、政府贪污腐败，钱多才能贿赂，虽然高的回报率减除可能枪毙的成本后不是那么高，但财富还是转移到钱多的那边去；四、求学与知识重要，尽管不少政府资助普及教育，什么国际名校没钱是难以问津的。

市场的运作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可惜真实世界的市场从来不是那么完美。可能出现而又往往出现的贫富分化是其中的主要不足处。大麻烦的出现，主要是源于社会或政府要把收入或财富再分配。今天的社会，这再分配的需要惹来利益团体无数，经济分析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地小人多 处理困难

一个地大人少的国家，天然资源丰富的，有条件抽高累进税率然后大搞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数字可观，

可惜往往是因为政府花的钱算进了国民收入，人民的实质生活当然可以，但远不及统计数字表达着的那么高。地少人多、资源乏善足陈的国家，则没有条件学人家搞高税高福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素性废除市场。废除市场而推出另一些不是基于私产的制度，二十世纪有多个国家尝试，不是中国独有。不幸的效果一律明显，想来人类不会再尝试吧。不靠市场产出的小饼切开摊分后小得不能再切；靠市场产出的大饼切开后还可以再切，但如此一来市场也被切得支离破碎了。

我认为在原则上，要把收入再分配、协助穷人最合乎经济原则的方法，是鼓励自愿的慈善捐助。这方面的困难，是乐于捐助的人不容易把钱交到真正需要协助的人的手上。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扶贫的困难不在于找不到乐善好施的人，而是为善者捐不出他们希望的效果。混水摸鱼的人是太多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最大慈善家盖茨的善意，但几年前读到他评论捐钱的经验，效果与意图的分离令人叹息。

结语

贫富两极分化是严重问题，推到尽头可以毁灭人类。二战后国民党在大陆弄出来的贫富分化当然严重：富家子弟的特势凌人与拉黄包车的只有五年寿命的比对多么可怕。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因而有民众的支持，可惜后来引进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却带来了大灾难。私产与市场来国富历史的经验说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对，但私产与市场可以导致贫富分化却是事实。

上文我肯定地指出，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不容许贫富分

化的出现——或然率否决这个不幸的情况。然而，我也指出，引进交易或讯息费用，贫富分化的出现就变得容易了。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其二是富有的人在投资讯息上——例如内幕消息——知得远比不富有的为多。

历史的经验说，政府大抽富有的人的税，希望劫富济贫，皆事与愿违，得不到意图的后果。另一方面，虽然富有的人捐助的行为常有，但资料显示通过中间人很难见到让捐者高兴的效果。

还有另一个问题，富人鄙视穷人常见。富家子弟，读书不成的那一类，社会只要有一小撮就麻烦了。都是交易或讯息费用惹来的祸。先敬罗衣后敬人，我们的社会就是重视身穿名牌，或珠光宝气，或排场了得。在社会的交际中，学问一般没有受到尊重。其实一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作者可能认为比家财亿万还要宝贵，但今天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不会这样看。他们重视名片上印着的名头，往往鱼目混珠，皆讯息费用所作之怪。

基于上述，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减少对穷人的歧视，教育最重要。尤其是孩子们的教育，应该仿效当年母亲教我那样，多对他们说穷人的伟大故事。地球的经验说，一个崇尚学问的社会，歧视穷人不严重。

第二节：市场与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人类的权利可分两种：其一是产权，其二是人权。这二者有时会混淆；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产权是指拥有及享受

资产或资产带来的收入的权利，这当 然包括人力资产了。在多人 的社会中，有了资产权利界定的竞争带来市场。在先天与后天的局限约束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资产所值（包括自已的劳力资产）主要由市场决定。不是全部由市场决定的，但主要是，所以我称资产的贫富高下为“市场的等级排列”。这也就是上节我分析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等的排列了。

人权呢？因为没有牵涉到实物，其看法比较麻烦。从一个层面看，人权是不侵犯他人产权的所有其他权利：例如信仰、思想，以及在有产权界定之下的选择权利等。言论自由算是人权吗？通常是，但 如果牵涉到诽谤，可以看为损害了他人的产权，人权的使用是过了界。另一个看法是：产权一定是有限、稀缺的，不能免费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人权则属无限：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互不侵犯，因而大可自由、平等。可惜下文可见，真实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从中国旧家庭说起

在产权与人权之间，灰色地带可以广阔，武断的处理往往需要。好比在中国旧礼教的家庭中，儿子享受物质的权利比女儿的为高。风俗、礼教使然，这等级排列是确定了的。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父母还在，还没有分身家，我们看不到子女之间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产的转让权还是在作为一家之主的老父手上。

上述的子女排列权利算是人权还是产权呢？可以争议。我选择以人权排列看。这是因为子女还没有出生，权利的位置已经决定了，物质的享用是多是少是按着人的“位置”分配，而这“位置”的权利是不能由位置的拥有者转让或出售

的。我称以人权排列为“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重要的权利定律

这就带到一个核心问题。上节提到上苍造人是不公平的：先天的基因条件不同，后天的际遇运情有别。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先天与后天的局限彼此不同，收入当然会跟着不同了。市场的运作对经济增长有大助没有疑问，所以盘古初开市场就出现了。然而，上节指出，个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论，市场的存在有机会增加收入不均甚或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

我在这里提出的产权与人权之别，是为了要指出一个明显但重要的定律：因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不可能平等；如果我们要产权平等，人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如果我们要人权平等，产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这看法重要，我称之为权利定律。在我见过或知道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产权与人权皆不平等，只是这一者在程度上，不同的社会会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差别存在，也可以解释这些差距如何人民的生活会如何，但至于孰优孰劣则是价值观的判断，不是经济科学可以提供答案的。

中国的经验有以教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不同行业——例如行政、卫技等——每行约有十个级别，而不同行业的不同级别是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由国家指定分配。我于是想到那是源于毛泽东主张废除私产——所谓无产制——或起码要让人与人

之间的产权大致平等，干部之间就出现了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安排。当时我想，极端地看，如果社会每个成员皆“无产”，他们的产权当然是平均的，但为了生存干部的非市场的等级排列权利是一定需要的了。理由是：废除私产，由政府分配，如果没有以“人”作为等级排列的界定安排，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一定非常严重，足以导致国家灭亡。我于是想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要从以人作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我要到两年后才把昔日中国的干部等级排列作为人权或非市场的等级排列看。至于当年我不断地介绍科斯的资产要有权利界定之说，是因为北京的朋友一律反对私有产权，推出“权利界定”是把“私产”换了一个可以卖得出去的包装。当一九八四年我意识到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明显地开始瓦解——在中国南方合同工开始替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例行地给行内的朋友骂个半死。

公司排列源于合约替代

今天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等级排列，但不是昔日的因为没有产权而以人权排列那种，而是近于大家知道的商业机构排列管理阶层。这就带到科斯一九三七年的贡献。该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翻过来是：“一个人可以在街头卖花生，自己做老板，由花生的市价指导着他的资源使用。为什么这个人决定不做老板，参与一家公司组织，受薪，但要接受上司指导工作，仿佛是奴隶似的呢？”科斯提出的答案，是参与公司跟他人合作生产大家有利可图，但每个参与者的个别贡献可没有市价的指引，于是要由上司指导，仿佛做奴隶去也。科斯之见于是成为：因为

交易费用存在，个别员工的贡献不知价，公司于是出现，替代市场，员工获工资，但要接受上司的指导。

受到科斯的影响，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市场与等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那是一本大名的书，可惜术语多，内容少，只是在说故事，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而且我们看不到作者对经济理论与概念有足够的掌握，整本书的解释力是零。威廉姆森之见，是不仅公司替代市场，而且等级排列替代市场。

发展科斯的思想的人往往把他的论点看歪了！当年读科斯我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说公司替代市场言不成理！在私营或上市的公司或企业中，管理阶层与其他员工无疑有等级排列，正如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或财富皆由市场决定而排列。然而，管理阶层的薪酬与员工的工资一律是市场之价；公司是通过市场购买他们的管理或工作贡献作分配，不是按他们的产品的出售之价作分配。但他们的薪酬与位置绝对是由市场排列的。如果公司之内所有成员的贡献皆以件工合约处理，那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产品市场了。换言之，正确的看法是：公司或企业的出现是源于以一些合约替代了另一一些合约，不是公司替代市场，为何如此我曾经作过详尽的解释。

非私企人权排列容易出现

有些企业或机构的聘用合约可不是全由市场决定薪酬的，所以免不了有点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好比一九八二年我受聘于香港大学，那不是一家私营或上市机构。受聘时的薪酬与我在美国的相若，算是市价。当时我对聘请我的校

长言明：“我是从事研究及教育的，管理或行政我毫无兴趣，我要一律不管。”校长回应：“没有多少行政工作的，这些你可以全部委托同事与院长处理。讲座教授之位只有一个，其他的薪酬你不会接受。”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殊不知过了几年换了校长，喜欢以“民主”管治，而香港政府也来了诸多干预，需要开会的时间急升——据说港大因为行政要用的纸张数量上升了几倍。我怎么办呢？单是分派工作给同事就手忙脚乱，而自己的薪酬却与政府官员的某级别挂钩上升。一时间我的权力变得明显，使我感到我与同事之间是有了人权的差距。可能有些人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不愉快，因为认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只限于研究、创作与教育。

工会与歧视的看法

市场的产权排列权利与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好些时不容易分开：利益团体往往两样都要！好比在不少先进之邦的工会，争取到如下的权利：不是工会会员不能参与某些指定的工作。如此一来，不管工资有没有规定，在压制竞争下工会会员的工资是提升了。当然，工会的借口是保障工作的质量，或防止恶性竞争对社会的祸害。但工资因而提升是事实，组织工会的头头有利可图也是事实——至于交了会员费之后会员的工资是否真的提升了则有问号。不管怎样，从本节的观点看，工会会员的资格与非会员的分别是人权的排列。

工会约束之外，牌照的约束也属产权与人权的混合安排。在美国，医师与药剂师要有牌照才能执业，其维护病人

的理由在表面上是胜于工会维护质量的——搞出人命非小事也。但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的顶级名医不能在香港挂牌行医呢？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某州的药剂师要转到另一州工作，再考牌来自另一州的格外困难呢？我于是认为以牌照约束工作有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这类约束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密尔一八四八年就提出了“不竞争团体”（non-competing group），其性质跟这里谈的争取“人权”组别有雷同之处。

工会与牌照等约束竞争之外，种族歧视或歧视穷人也是以压制某些人的人权的社会运作，从而增加某些人的人权利益。人类分组地歧视可以非常顽固，历久不散。美国的伟大总统林肯一八六三年解放黑奴，而美国多届的政权皆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希望铲除种族歧视，但那么多年过去这歧视还在。

种族之外，欧洲的传统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今天应该有了改变，但口音的不同是歧视弱族的鉴别方法。据说日本在传统上讲话的措辞可以鉴别一个人的社会层面，层面低社会待遇较差也是因为歧视而导致人权与收入不等的效果。

先敬罗衣后敬人不是神州独有，但中国少有种族歧视，总要找一些歧视他人的法门，希望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说不得笑：我们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会像炎黄子孙那样，喜欢把名片印得密密麻麻。我认为这也是为了争取多一点人的权利。先敬罗衣看来是一个社会定律。朋友说，在欧洲，昔日被老外嗤之以鼻的中国表叔们，今天拿着钞票掷出去，遇到的待遇与普通话的回应，皆属上宾之礼。某程度人权与金钱挂钩，自古皆然也。

独立宣言与权利法案

最后让我略谈美国的宪法——只能略谈，因为那是非常深奥的学问，我不懂。但不能不说，因为其中有两点跟本章分析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关联。第一个要点是起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国的宪法制定于一七八七。第二个跟这里有关的重点是一七八九年加进宪法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第五条的最后一句。是的，《独立宣言》之后有百多年的日子，美国的发展是人类的光辉。

《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掷地有声，非常重要。是这样写的：

我们执着于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是人被创造出来是平等的，上苍赐予他们一些不可分离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

我认为这句话是今天大家说的“普世价值”的中流砥柱。同学要注意，《宣言》提到的平等不是产权平等，而是人权平等。原则上人权是可以平等的，虽然我在上文指出不容易做到——很不容易。原则上，人权平等的一个要点当然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了。这是不少后人认为是民主的精神所在，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给民主下一个定义很困难——反对以投票定民主的学者多得很。

这就带到《权利法案》第五条最后一个分号之后，说：“私人财产（private property），没有公正的补偿，不能被取去作为公用。”这句话，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是美国兴盛繁荣的主要原因。今天这第五条还在，但阐释显然是改变了。记载说，美国立宪后一百五十年，高等法院的阐释稳定不

变，但跟着的阐释屡有变动。至于这重要的第五条的阐释怎样改，改了多少次，是在我的学问之外了。

投票惹来利益团体活动是定律

一九七五年，美国西雅图市考虑推出租金管制，举行听证会，我被邀请作为专家作供。我说租金管制是明显地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因为压制房产的租金收入与夺取业主的财产基本上没有分别。当然我也引经据典，提供我研究过的几项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跟夺取私人财产没有分别。（早一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证实价管会带来非私产的效果。）后来听证会的主事人说我讲得很有说服力，西雅图不考虑租金管制。然而，过了不久，加州某市却投票通过了租金管制的法例。

过了约半年，加拿大某省要求我做专家写报告，因为他们正在考虑租金管制。说明写报告的时间酬金可观。我花了个多星期把报告写得详尽，指出租金管制会带来多种麻烦。殊不知他们希望我支持管制，不能用我的报告，不付酬金！他们不可能不先知我的立场，为什么要找我呢？过了两年，该省的租管弄得一团糟，另一组人问我如何拆解，我没有回应。

原来加拿大维护私人财产的法律跟美国的没有两样，只是一小撮人从政府拿得一笔可观的“研究”金，有利益团体的支持，拿着研究金的钱可分，利益团体有利可图，租金管制就成事了。从严谨的经济学角度看，租金管制、价格管制、工资管制，等等，皆违反维护私人财产的原则，也即是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里我不管私人财产应不应该

维护，但这边厢说维护那边厢却不维护经济的发展会有大麻烦。

尽管本节提出在好些情况下，人权平等等不容易甚至近于不可能做到，我们不能否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是朝着人权平等的方向走。这里的要点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或其他国家性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地界定什么可以投票什么不可以投票。这一点，高明如美国的宪法也办不到。以投票更改权利会惹来利益团体混水摸鱼的行为。这也是定律，可惜把“民主”污染了。利益团体之外，肯定的得益者是律师与灵魂可以出售的经济学家。

这里我也不管财富或收入应不应该再分配，但如果再分不应该没原则！通过投票再分配，没有清晰的原则，利益团体的活动会容易产生效与愿违的情况，而社会的制度费用会急升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本章起笔时我说过：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牵涉到市场与非市场排列等级的混淆，人类自私的负面本质都浮现出来了。除了遇到令自己着迷的女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是美好的。

第三节：中国旧家庭的礼教与国家的盛衰

一九七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题为《子女产权的监管与婚姻合约》的文稿，寄给多位朋友看，其中哈里·约翰逊回信，劝我不要发表，因为贬低了中国人。科斯也有微词。其他朋友认为应该发表。哈里之见是他的价值观，我明白。进入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人对自己昔日礼教中的三从

四德有反感。同一民族，时代不同其价值观会变。今天我们有反感的，我母亲那一代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把《婚姻》寄到英国的《经济学报》。那是我唯一的经过正规评审才发表的文章。编辑回信，要刊登，但认为文章太长，篇幅有限，由我选择减少五分之一的文字。怎么减呢？我简单地把最后一节删除。文章发表后，塔洛克来信谴责，说他和布坎南皆认为我删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后来我遍寻也找不到该节的文稿，耿耿于怀久之。该文发表于四十五年前，近几年注意该文的学者是增加了。

以人权排列的中国旧家庭传统

中国的旧礼教婚姻与子女教育是社会学的话题，我是门外汉。写该文我的资料来源有三。其一，最重要的，是自己母亲的多次口述。她在年幼时缠过几天足，嫁给我的父亲是盲婚的，迷信，是个十足十的中国旧礼教培养出来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但过耳不忘。男女不论，母亲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第二项资料是陈顾远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婚姻史》。最后一项资料是西方的英语论著。上述三项虽然重点的处理不同，但内容大致没有出入，而其中最细致、精彩的描述是我自己母亲的口述了。

大略地说，中国的旧家庭以最年长的父亲——或父母——作为一家之主。在子女承继或分身家之前家庭的主要资产全部在这长者的手上。这里的重点是子女也属长者的资产；父亲杀子女不是罪。家庭属下成员的收入或消费享受由长者分配，但要受到伦理与礼教的约束；长子的权利比次子的大，儿子的权利比女儿的大，正妻比妾侍的大，如此类

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大致上家庭或家族的成员的辈分与权利皆有定位。一个成员因而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这些不同的位置与权利不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但大致上礼教、风俗是如此这般地排列了。基本上是人权的排列，即是非市场的等级排列。久不久或有更改，而久不久要明确地表述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成员坐的位置有规定，菜肴佳肴的摆布有法则，谁先起筷有礼仪。

旧礼教风俗有可取处

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的旧家庭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同学们可从本卷读到的关于公司性质、权利结构那些方面想。中国的旧家庭显然是一家公司组织，由礼教约束着成员的组合，合作产出，以农作物及手工艺产品应市及自用。血浓于水，可能为了确保治安及预防战乱的干扰，但更重要是有着礼教与文化传统的协助，他们的选择是不分家。只要有好一部分的家庭的成员组合不分，其他的会依着这礼教的组合模式走。“无家可归”在昔日的中国有着不幸的意思。

子女是父母的资产这个传统显然起自春秋战国之前，虽然后、孟的儒家学说与礼教是有力地维护着家庭组合不分的顽固存在。我不认为孟子的智商怎么样，但非常佩服孔子。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还没有发明纸张，怎么出现像孔子那么伟大的思想家是个谜，是谁教出孔子更是一个谜。关于逻辑归逻辑，伦理归伦理，思想清晰，比时间上略后于他的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强得多了。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什么三从四德有点那个，但不能否认儒家教的孝顺、恭敬、礼仪等有其可取之处，而至于求学与为人之道，我们今天恐怕还要多学古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当然要投资于子女的教养。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员的等级是人权排列，有点奴隶的味道；不同的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而子女有遗产的承继权利。

今天不易接受的风俗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不容易接受的风俗或行为。盲婚：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子女无权选择婚姻配偶，通常婚前没有见过对方的面。女子嫁出去就成为男家的人，所以男家付给女家的聘礼一般高于女方带到男方的嫁妆。这跟西方的传统是两回事。婚姻合约全由双方的家长主理，结婚的子女无权过问。像今天买卖房子那样，有作为经纪的媒人。

缠足：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好些女孩五岁开始缠足。我不同意传统说的，缠足是为了增加女性的美。我认为是为了防止嫁了出去的逃走。男的农作，女的家务或纺织，走动不灵活无大碍。有缠足的女子嫁出去时可获较高的聘礼。

童养媳：女孩或会在孩童时卖出去做购买之家的将来媳妇，价格比聘礼相宜，而从小由男家教养长大后会较为服从了。

杀婴：在艰苦或饥荒时期杀婴的行为常有。据一项统计，杀女婴远比杀男婴为多。可能是一个“善”举：母亲曾经对我说，二战逃难到广西时，带着七个子女，其中三个只几岁的，她只有能力养一个，于是让我背着三岁大的妹妹到田野中觅食。（今天我的妹妹还活着，而当时在田野的观察使我

二十多年后写《俞农理论》的第八章时，思路纵横，给老师阿尔钦大赞一番。）

非市场排列大有可为

这就带到本节要分析的另一个重点话题。中国旧家庭成员的权利等级排列是非市场的人权排列，为什么经济运作的表现会高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人权排列那么多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写此节时我手上持着三卷残破不堪的、一七九七年在英国初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英文原著，从拍卖行拍回来。英使Lord Macartney谒见乾隆皇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典故。该高职使者拜访乾隆是要求中国开放贸易，也希望能在中国设立使馆。乾隆反对，说中国什么都有，没有兴趣跟外间的蛮族建立邦交。这就惹来英商大举把鸦片输出中国，跟着的不幸发展过后再说。

没有市场工资的神奇效果

英国使者中国行的观察证实着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日子，中国的经济还是雄视天下。在中国旧家庭的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的情况下，经济怎可以搞得那样出色呢？

我要先指出两点。其一，跟中国改革前的干部排列不同，中国旧家庭的资产属长者所有，界定明确，而承继的权利大致上也有界定。其二，虽然在一家或一个家族之内以人权排列，但一家之外或家与家之间有市场。北京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其中描述的繁华市场景况不是胡乱想出来的。

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有产品市场，家庭之内的人权等级排列够清晰，个别成员的产出市值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场工资的指引。换言之，如果我的家要产出供应外间的市场，只要子女听我的指挥，而我知道子或女作甲项目需要放弃的乙是代价，也即是知道每项目的代价成本，我可以容易地按着子女的代价成本作监管，按着产品的家庭之外的市价指导，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的个别贡献在市场值多少钱，也不需要顾及个别子女的边际产值是否等于市场的工资。

上述的阐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家或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看，不管其中的成员多少，也不管他们的非市场等级怎样排列，只要引进市场有不同产品的选择，产品有市价，中国旧家庭的产出安排会使该户的市场边际产值等于该户的市场边际成本。从而遵守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带来的变化，把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救了一救。可谓神奇矣！

既然神奇，当然重要。让我再说吧。传统的分析是生产要素有市价，即劳力有工资。争取利益极大化，均衡点是生产要素的市价（或工资）要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推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我在这里的贡献，是指出只要资产的权利有界定，家庭或一个生产组织的成员的非市场等级排列也有了界定，这组织的主事人不需要知道生产要素的市价或成员的工资。他只要按着不同产品的市价的指引与成员操作的代价，就可以同样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至于成员的休闲时间则跟风俗习惯走——我们今天的休闲也如是。

上节我们指出，源于科斯的公司性质，威廉姆森的等级

排列是市场排列，从经理而下的等级薪酬皆市价，所以说公司或等级替代市场是错的。本节分析的中国旧家庭的成员排列是非市场排列，但却跟市场排列有相同的效果，所以神奇。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其一是干部排列的上头没有明确的资产界定，其二是当时中国的产品没有真正的市场之价。

家庭成员不能退出的因与果

我们不需要想象《红楼梦》那种富有的大家族来体会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年幼时我见到的很多不富有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情况，更不怀疑母亲对她那代的描述是实情。非市场的人权排列可以有市场排列权利的效果，但资产要界定为谁属，产品要有市场。

上述的中国旧家庭的安排有其他三个今天的市场经济不会见到的效果。其一，家庭之内的成员不容易退出或离家自立门户。这是因为每个成员的收入分配已经由家内的排列决定了，承继产业也有了名分，退出家庭的选择因而受到约束。这可不是说旧家庭没有雇用外人的安排。出外打工的常有，但他们还有家可归。事实上，昔日中国的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出去，而繁忙季节出外打散工的也常有，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打散工的为数最少。其二，上述的旧家庭的安排没有失业这回事。其三，没有多少空间让利益团体混水摸鱼，所以没有最低工资那种玩意。

礼教减低制度费用但有代价

友人福格尔及巴泽尔曾经为文指出，奴隶制度不会导致无效率的经济运作（福兄为此获诺奖）。这就带到我要说的

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算不上是奴隶。子女有父母与亲属的爱及承继遗产的权利之外，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礼教传统重要。我认为这传统是中国在家庭之内或朋友之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喜欢斤斤计较金钱的原因。就是在富家子弟争家产偶有所闻的今天，中国人很少像西方那样：朋友到餐馆进膳要各自付账；子女读书要向父母借钱。引用到昔日旧家庭之内的产出应市运作，不斤斤计较是远为容易处理的。换言之，中国的礼教有协助减少交易与监管费用之效。

在家庭之外，以伦理治国可以大幅地减少制度费用。今天西方的或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律师及法庭费用往往是天文数字，远高于昔日中国的包公审案。另一方面，中国昔日以伦理、风俗治国有两个大弱点。其一是不容易更改；世情有变但伦理、风俗不变可以是大麻烦。其二是学而优则仕，像苏东坡或走苏子路线的有识之士都做官、判案去了。没有一个不懂得诗、词、书、画，但走科学路线的稀有。中国进入工业时代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公行成立与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中国开始衰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外人以武力侵略；其二是工业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旧家庭开始瓦解。让我分开说吧。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可不是起于林则徐在广东虎门烧鸦片，而是源于一八三四年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

事情是这样的。一七二〇年，为了摆脱外国商人的罗唆

要求，康熙在广州设立公行，用以处理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天在广州还活着的老人会记得的“十三行”了。一家公行处理一个或两三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持有跟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跟他们洽商生意的只是一家公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生意盈利变得很大，每年交给英国政府的税占该政府库房总税收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英国商人呢？他们没有许可权跟中国贸易，只能从事成本较高的走私，而走私到中国是以产于英属的印度的鸦片为主。

这些走私英商虽然也有利可图，但患上眼红症，见东印度公司的暴利如斯，联手要求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专利。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专利被取消了。然而，众多英商虽然能合法地跟中国贸易，他们只能通过一家公行从事。这家公行当然大有进账，而称为“行商”的公行办事人的生意手法了得，懂得怎样榨取。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外交途径无效，今天香港怡和的两位创办人之一的James Matheson上书英王，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洛杉矶加大图书馆读到。其他主张出兵的英商及政客不少。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不堪一击。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起笔就废除公行，鸦片却只字不提。跟着鸦片进口中国的急升导致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太平天国的起义始于一八五〇，为时甚久，死人三千万。跟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一九〇〇的八国联军中国是近于奄奄一息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发明火药与指南针的国家，一个三千年前冶炼金属的技术无与匹敌的国家，一个富甲天

下数十世纪的国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没有冰箱因而饿着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杀予掳呢？

工业发展家庭瓦解

转谈中国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吧。大约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发展开始引进中国，逐渐替代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这些新兴工业用的机械往往庞大，而且需要配合的其他设备多，不适用于家庭；维修保养的专才也不容易在农村谋生计。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工业往往采用生产线，由多人合作一起产出，每个员工的工作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产品，以工厂、生产线制造，比不上手工艺的，但事实是，工厂与多人分工合作的安排会使产品的成本大幅下降。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起笔时描述制针工厂，指出同样的人手，分工合作可使产量上升数百倍。

这样，一个参与工厂操作的人的产出市值会高于留在家中操作农业或手工艺。农作的繁忙时间有季节性；家庭手工艺的产品成本远高于工厂的。于是，从家庭工作转到工厂去，或转到城市经商，离乡别井的人数会大幅地增加。不像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工业去，但昔日离乡别井的人相当多是没有疑问的。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跑到香港作学徒；十多年后我的母亲从江门跑到香港在工厂入香水。我的叔叔伯伯也如是。在中国内地昔日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

青黄不接惹来混乱

困难的出现，是离乡别井争取较高的收入，旧家庭的礼

教管治要不是鞭长莫及，就是离家谋生的有了自己的生计，原先的等级排列因而逐步失却效能。可能更重要是在旧礼教中，以道德伦理判案、不需要律师的传统，因为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再不能一般性持续下去。还没有司法制度，青黄不接，军阀与黑帮并兴，日军乘虚而入，社会的混乱持续了近百年！

在西方，司法起自罗马帝国，传统上中国是没有的。要引进司法制度很不容易。一八四二年英国占领香港，引进的司法制度是英国的普通法，有那里的前案例为凭，而一九七七之前终审法庭还是在英国。但香港当年一方面用英国的普通法，另一方面法庭考虑中国的礼教与风俗传统。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法庭还在引进中国的风俗一起考虑。

我们容易想象昔日的中国，因工业的发展而要引进司法，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普通法显然不能用，因为要有悠久的前案例的支持。欧洲的大陆法模式原则上可以用，但昔日的中国是连正规律师也没有的国家。就是到了经济发展足以震撼世界的今天，在司法上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中国文化光芒依旧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盛衰的大略史实，我们不可以没有很大的感慨。然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把明亮的火，其光芒是人类的骄傲。那是炎黄子孙的文化。无论文字诗词、金属器皿、玉石雕工、陶瓷技艺、丝绸刺绣、文房四宝、书法绘画，等等，一律纯而厚，变化多而妙，说是举世无匹不容易有争议。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土文物多得不得了，其中不少精彩绝伦，博物馆没有

见过。看到这些文物，我无师自考二十多年后，说：中国的历史恐怕要从头再写了。见到新奇的古物趣思是有趣的玩意。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起笔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顾历史，我们体会到的是中国“合”的压力远比“分”的压力为大。用老人家发明的经济思维作解释，这分久必合的顽固现象是源于纯而厚的文化来得很广及，“合”可以相当大幅地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分”则这些费用会增加。

二〇〇八年科斯、诺斯等比我更老的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人类曾经有五个古文化，皆倒了下去，只是中国的正在再站起来，那是为什么呢？”文化的纯而厚是我给他们的答案。这个伟大的文化不可能跟该文化中的礼教传统没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节：国家理论：什么是国家？

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称国政理论，其实二者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与贝克尔等人成立一个研究所，用上“state”一词。他们研究的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属国政。另一方面，“国家理论”的要点是问：“什么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些问题不浅，因为原则上一个小家族可以自封为“国”，而当今之世，有些小岛注册为国，能否被国际承认是另一回事。问什么是国家或为什么会有国家，我们要从历史有载的角度看。

巴泽尔的“国家”打不进历史

不少学者思考过“为何有国”这个问题。我熟知的例子是自己曾经任教十三年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当时那里研究经济历史的诺斯与他的追随者就这样问。开门见山地处理的是巴泽尔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一书。巴兄也属华大，自己卓然成家，不是诺斯的追随者，他问的当然是国家的性质了。

巴泽尔给国家的定义有两方面。其一：国家由多个成员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监管。其二：成员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居住，而这界限是监管者的武力鞭长可及的。巴兄大作的内容包括立例管治、权力架构、公众事宜与监管费用等。

巴泽尔描述的国家性质没有错。然而，从上文提出的“历史有载”这个比较严谨的准则看国家，巴兄说的“国家”打不进历史！二战期间我在广西见到的几条小村落，全部合乎或拥有他说的关于国家的性质。历史可没有说小村落是国家。事实上，二战之后，香港及好些内地城市出现了不少黑社会组织，皆合乎巴兄说的“国家”规格。

国家公司有三项特征

说中国的旧家庭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对；说国家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也对。科斯之见是国家要作为一家公司看首先由列宁提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历史有载的国家的特征跟我们大家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有什么分别呢？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指出公司要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三十年后的今天该文被引用的频率在上升，显示该文

的论点是愈来愈被行内的朋友接受了。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国家，历史有载的准则需要一起包括本章分析过的三项：其一是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见第一节）；其二是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见第二节）；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见第三节）。换言之，没有这三者的合并存在，一个公司组织不能在历史记载上成国。当然，吹毛求疵地看，任何公司甚或家庭组织都有这三者的合并，但历史有载的国家这合并是强烈地明显。换言之，对“国家”的看法我在本章已经写了出来，本节再刻画上述三项的要点。

身为炎黄子孙我对“国家”的看法比诺斯、巴泽尔等朋友占了一点优势，因为我不仅看西方，而且多看了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天下”大国，何况那是一个曾经出现过多次“分久必合”的国家。

传国玺的典故有欧洲历史的支持

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经济含意是：天下的人附地而生，但没有劳动力土地没有产出；强者为王，王要土地，也要庶民，所以国有地界，庶民生在那里就是那里的国民，要退出他往不容易。我相信在古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一国之内的所有土地皆为持有武力强势的帝王所有。我曾经为了好奇而考察过一个印章的典故，属传说，是真是假今天难以考究。内容可信，因为欧洲有类似的史实。

传说秦始皇帝造了一个印章，称“传国玺”，是玉造的，谁获得这个玺整个中国就是他的！后来该传国玺不见了，无数后人到处找寻，皆不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

要找这个匣，遍寻不获，于是自己另造一个。记载说，贞观十六年太宗造了自己的传国匣，意思也是该匣在谁之手天下就是谁的。传说是“玄匣”——“玄”可解为白玉，可解为黑色——但我认为该匣可能是当时也称为金的红铜造的。太宗命刻或铸的传国匣有“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八个字。

传国匣这个典故是传说，但古时一国之地皆为王者所有，这有欧洲历史的支持。一九九七年之前，除了三小块，所有香港的土地皆属“皇家”所有。一八九九年，英国出版了Pollock与Maitland合著的《英国法律史》。那是两卷很厚的巨著，虽然有人批评为不可靠，我认为十分好——五十多年前在阿尔钦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过。该巨著追溯英国法律的演进，主要是关于土地的法律，从皇上而下分发，有郡主分割制，土地使用的年期由短加长，也有以使用家族的寿命为期限，土地的转让权经过几种有趣的变化。这使我意识到使用权重要，收入权重要，转让权重要，但从生产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这意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建议北京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因——国家保持土地的所有权对经济发展不会有不良影响。

土地所有权可以维护权力

我给上述历史的经济解释如下。昔日王者得国，持有土地，但王者与下属官员不可能全部亲自耕耘，要发放出去给庶民操作，从而收租或抽税。古时，租与税往往是同一回事，中、西皆然。这土地的发放往往通过几个层面，诸侯、贵族或不同等级的排列出现，而今天的欧洲虽然土地的使用权利早就改变了，但级别的不同称呼不少还保持着。

美国的崛起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土地的所有权为个人所有源于霸占土地或谁耕谁得的发展。但在古时的欧洲及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往往被王者或高级别的保持着，只发放使用权出去。上头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的意向欧洲似乎比中国重视一点。

为什么王者或贵族要保持与收入利益无干的土地所有权呢？一个解释是在名义上他们会比较容易地征收租或税。但事实上，拥有武力的上头征收租或税不需要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我认为较为可取的解释，是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协助维护王者或上头的权力；你不听话，我拿回你的土地转交给其他人。这样，无论是中国的风俗伦理还是西方的司法程序，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是权力的保障。

争取或维护权力应该是古时王者的座右铭吧。要吃要穿要住的就是那么多，后宫佳丽无能享受三千人！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土地，但没有权力一个佳丽恐怕也保不住。杜牧写“铜雀春深锁二乔”用不着很大的想象力吧。争取土地与附地而生的庶民是中国历史写之不尽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不是源于王者的收入享受之争，而是他们的权力或维护权力之争。历史说唐太宗是个好皇帝，生活不奢华，而我们今天见到的证据是李世民的文章与书法皆精。然而，争取与维护权力太宗整生没有松懈过。历史也说玄宗李隆基是个聪明人，他的贵妃杨玉环不仅貌美胜花，而且是个天赋甚高、没有半点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与她皆不懂得维护权力，落得惨淡收场。

人的自私促长掠夺；人的自私策划防守。二者皆要权力。很少人拥有李白的天赋，有恃无恐，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收入再分配是大麻烦

转谈上文提到的一个国家必有的三个特征吧。先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本章第一节指出，市场经济有机会导致贫富分化，过于极端可以灭国。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另一方面，一个非市场的等级排列制度，例如中国改革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收入再分配就不是重要的考虑了。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好些国家以种族歧视或贵族、平民的人权等级划分，索性把穷人永远压下去！要处理这些麻烦是一家“国家公司”的三个特征之一。我们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没有这些麻烦。

以抽税的方法作再分配近于一律没有可取的经济效果，而抽税的费用可以高于税收所得。美国的经验是派发福利的人手工资高于派发出去的钱，而鼓励长贫是福利制度的致命伤。经济学者高举的人头税（head tax）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尝试推出，害得这个铁娘子要下台——人头税不能直接地把收入再分配。

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楼价的升降其实是地价的升降，而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地价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当然以地价高为上了。我曾经写过怎样利用地价上升来协助穷人，这里不再说。至于我们听到的要防止楼市“泡沫”的言论，我不懂。不是说市场不可以有泡沫这

回事，而是经济逻辑不支持我们听到的说法。这话题我也解释过了。

人权不平等的正确阐释

转谈国家的第二项特征：要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及等级排列。这点我在本章第二节作了分析。人权平等是今天“普世价值”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很难办到。我认为争取人权平等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动作，真理不要这样看。真理是，人权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负面的，而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两点，其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人权不平等的排列，有了界定，可以减少因资产界定不够清晰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点我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了。

其二更重要。如果因为你的肤色或出身低下社会把你小看了，对你歧视，即是把你的人权等级压下去，这对社会的经济没有好处，从道德的角度看也不值得庆贺。但如果一个穷人因为有学问而被社会格外尊敬，在市场或公众场所受到礼待，这里那里有较大的方便甚或有较多的经济利益，那么从经济与道德的角度看，人权的不平等不是坏事。换言之，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的人权压下去一般对社会有害，但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提升一般对社会有利——这当然不包括见到人家有钱就跪下来那种俗不可耐但相当普及的行为。在公交车上见到一个老人你让他先坐是好风俗，但这也是人权不平等的正确看法。

我的投诉，是今天的中国人凡事讲钱，金钱之外的个人成就没有得到我在年轻时见到的敬仰或尊重。尤其是今天内

地的大学，教师写文章是因为升职要算数量，也要讲人际关系，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也即是人权本身不会因为学问了得而提升。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偶尔听到来自香港及台湾的同学投诉受到种族歧视。我通常的回应，是读书成绩出众其他同学会刮目相看。这是说人权可以自己争取调校。

如下故事是真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经济学系的主任是二十年后获诺奖的诺斯。此公喜欢在新学年开始时给同事训话，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鼓励年轻的多写重要文章。某次他训话后几个同事相聚，一位新来的显然对诺斯的训话有反感，说：“写文章我不会是为了跪下来吻诺斯的脚。”另一位同事立刻回应，说：“错了！你写出一篇重要文章诺斯会跪下来吻你的脚。”后者对诺斯的描述是中肯的。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需要多少个像诺斯那样的人。

中国文化不灭的证据

最后谈文化，是本章第三节提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家”特征。我认为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本钱。中国的文化纯而厚，一般的观察之外，我的重要证据有二。其一是长达十年、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竟然革不掉，其顽固的整体存在使我这个老人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其二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通缩终结，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收藏品的拍卖价开始上升，十年上升了约五十倍。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国今天的总国民收入约地球的十分之一，但收藏品的拍卖总价，今天中国约占地球的三分之一。一个很可能

是从圆明园抢去的花瓶，二〇一〇年在伦敦拍卖，成交价五千三百多万英镑（当时人民币五个多亿）；同年一个乾隆皇帝的“自强不息”玉章，拍卖成交价二千七百多万英镑。欧洲咋然！一个从事拍卖行业近半个世纪的法国专家说，他平生没有见过像中国收藏品那样的现象。一幅苏东坡的字，小的，只九个字，是真迹，今年（二Ｏ一三）九月在纽约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后来该作的真伪有大争议，我还是认为是真的。）上一幅苏子的字拍卖是一九九六年，也是小幅，字数较多，地点也是纽约，相比之下，以每字算价今天的上升了约百倍。三十年后中国的收藏品总值会是多少只有天晓得，何况今天中国禁止拍卖的出土珍贵文物多得很。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前途

三十年前中国的文字因为没有打字机，其使用效率很不妥，比不上英文。今天有电子数码的协助，打中文比打英文还要快，修改文稿的成本近于零。中文是一种精彩语言，可以表达清晰之外，音韵平仄讲究，长短句法自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有了看头，学中文的西方孩子无数。再过三十年中文会成为一种国际语言我们今天大概可以肯定。我也认为繁体字可能复杂：打字不论繁简；书法渐趋普及——写书法不能用简体字。几年前一幅现代名家画的宣纸国画，作者在画上题诗时不小心，用了两个简体字，其价下降了不少。入门中文比英文容易学，但要达到下笔成文之境，中、英二文皆要大下功夫。

结论是明显的。文化包括风俗与礼教，是维系一个民族组合而成国的主要因素。那是我说的可以写进历史的国家了。国际政治我不懂。假设这些我不懂的不存在，我认为中

国将来在人类历史上可走多远的条件主要是一个。中国人聪明西方早有定论，但到那里求学的中国青年今天一般被评为少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创意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是明显地胜于其他民族的诗人，而想象力与创意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学子被评为少有创意是源于教育制度的失败，不能让他们像诗人那样自由自在地想。其他支持这教育制度失败的证据很多。

文化厚度甲天下的中国使我有这样的看法：只要地球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

结语：国家理论不能漠视文化

昔日几位行内朋友对国家的成因有兴趣。我不认同他们处理的路向，主要是因为他们漠视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古老大国，而且数千年分分合合的史实教我们很多。弗里德曼当年对我说要从宪法的存在看国家。这不对，因为好些国家没有宪法。从中国的历史看，我们知道法律也不一定要有。当然有执政者，而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也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行内朋友处理“国家”最失败的地方，是他们不重视文化。共享一个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可以成国的主要原因。文化这回事，牵涉到价值观，是好是坏我们不要管。回顾中国的史实，我们知道无论是风俗、宗教、伦理、文字、艺术等，综合起来是维系一个国家的存在的主要因素，皆文化也。这些可以看为一组共同接受的合约，协助大幅地减少社会的交易与管治费用。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文化的存在能把制度费用减得足

够，法治可以不用。今天，炎黄子孙可能认为昔日自己国家的伦理或风俗不合时宜，但不能否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曾经雄视地球数千年！是的，今天回顾，我认为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久存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可以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深厚文化。所有国家或多或少要靠自己的文化维系着，因为一个共同的文化会减低制度费用。中国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她的文化厚度让我们看得清楚了。

我们不要因为今天的价值观不能接受昔日的三从四德而看低自己的已往。这不是可取的学问态度。我们要问为什么曾经是那样。一九七二年我在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监管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整篇从制度或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礼教家庭，局部而又间接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中国这个国家。今天我恨不得当年能多写这类文章。

附录一：从艺术文化看一个顽固存在的国家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在厦门大学讲话，牵涉到的内容正好补充着本章要说的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也协助着我在卷四分析讯息费用与收藏市场的现象。此文在网上出现后，流传甚广，不少专家传阅。）

不久前读到，下围棋，人脑斗不过电脑。不奇怪，因为下棋可以算进复杂的方程式。我不鼓励青年沉迷于下棋。玩玩可以，沉迷不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下棋过于用心对脑子的培养可以有害。其二是下棋要真的下得好需要有一种很特别的天赋。有这种天赋的不一定是聪明人，要是没有不管你多聪明不可能成为国手。

科学成就主要靠想象力

科学呢？有些技术需要训练。然而，回顾人类的科学发展历史，技术不是那么重要。伟大如生物学家达尔文，他在实验室的操作不到家！以我熟知的经济学为例，这门学问近四十年来走下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于数学技术那方面发展，入了歧途。科学主要是论思想，即是讲内容。这样衡量，科学的成就主要是靠想象力了。自然科学与我熟知的经济学，足以传世的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一律靠想象力。科学思想要传世说难甚难，说易也易，但想象力欠奉传世机会是零。

想象力这回事，天生因素虽然重要，后天的学习也明显地有很大的决定性。以中国为例，我们的诗人想象力很了不起，但科学的成就却逊西方。我认为后者的不幸是后天的教育教坏了。这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制度——屡发牢骚。

艺术以表达感情为主

转谈艺术。艺术当然要讲技术，不容易，要多下功夫。论技术，我认为艺术比科学重要。一位技术超凡的画家，想象力不足道，其作品可以卖得起钱。有大成的艺术家呢？单凭技术不足够，加上想象力超凡也不足够——不可或缺的是感情的表达。后者是艺术的主要困难所在。科学是不需要表达感情的。

每个人都有感情。应该是天生使然吧。道金斯会说是源于自私的基因。所有动物皆如是。没有感情，我们难以想象人类可以生存。从成功的艺术作品那方面衡量，困难可不是

感情的表达——这表达任何人都容易——而是作者要把自己的感情适可而止地传到观察者或听者那边去。这是非常困难的：要触及观察者或听者内心深处的和弦，艺术作品或大或小要有点震撼，要夸张得自然，也要有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美。稍有俗气，一件艺术作品就完蛋了！

想当年，黄苗子给我上书法的第一课，他叫我拿起毛笔写几个字给他看。我胡乱地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他立刻说：“你可以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字没有俗气，过了最难的一关。”那是二十五年前。今天回头看自己的旧作，总是觉得有点俗不可耐。可见感情有真假之分，米芾说的“振迅天真，出于意外”谈何容易！

绘画艺术中国走下坡

论艺术文化，中国的历史传统了不起。当然，西方也有独到之处。从画作那方面看，从艺术的哲理衡量，西方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能与中国打个平手。他们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五百年前。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出了一个伦勃朗，摆脱了旧宗教的约束，推出放开空间的画法，可与我们北宋时期的范宽比一手。约一百年后，比起西方，画作艺术中国开始败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印象派光芒不可方物，我们是给比下去了。然而，法国印象派有几种阐释。我认为最可取的阐释是：感受上的真实比实物本身还要真。以这阐释衡量，所有中国的传统画作都是印象派。

十八世纪中叶起中国的绘画艺术开始走下坡是明显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君皇时代，皇帝的取舍会重要地影响艺术的发展，中外皆然。在视觉艺术上，十八世纪中国的

败退主要是源于乾隆皇帝这个人。乾隆重视艺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可惜此君的品味俗不可耐！这可见于他写下的几万首诗。我们不要骂乾隆。同样能干的法王路易十四，同样重视艺术，也同样俗不可耐。洛可可艺术是路易十四的影响。没有感情的华丽作品，是金钱加俗气的结果。乾隆时期的官窑瓷器，不是很有点洛可可吗？

民间艺术有可观

今天回头看，十八世纪中国的视觉艺术发展不是一律败退。民间的艺术发展有可观。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寿山的石雕艺术。这门艺术的鼻祖杨玉璞是康熙时期的人，我找到的证据是他专为宫廷操作。到了乾隆时期的周尚均，宫廷之外他的民间作品多，卖得起价。再跟着的就是东门与西门派别的发展，了不起，而其中西门的林清卿的石雕艺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可惜林氏的重要作品被一小撮人珍藏起来，今天的市场不多见。我曾经认为雕塑艺术中国逊于西方，但见到清卿的两件精彩作品后就改变了主意。另一方面，天赋甚高的扬州八怪也是乾隆时期的人，得不到宫廷的赏识，只能在民间卖小品。

中国的艺术哲理

说在传统上，中国的视觉艺术非常了不起，我没有夸张。同学们要找机会细看约一千年前北宋范宽画的《溪山行旅》那幅巨画（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市场有很好的日本复制）。我为这幅画思考了很久，认为该画达到的境界到今天也不能被超越。该画不可能是碰巧之作，而是反映着一个伟大的艺术文化传统。

在视觉艺术的哲理上，中国古时达到的深度令人向往。各家各法多得很。这里我禁不住要例举唐代孙过庭写于公元六八七年的《书谱》。论上佳的书法，孙前辈教我们如是看：“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颠峰之势，临危据槛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辙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细挫于毫芒。”

书法没有画面，文字内容不重要，只凭点点画画来触动观察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谈何容易？孙前辈是说：如此这般可以做到！《书谱》三千多字，书法好，文好，字字珠玑，令人拜服。有人说那是论书法的一个序言，我认认为是全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谱》真迹缺少了好几百字，可幸也缺字的大清楼《书谱》拓本刚好有那几百字，合并起来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书谱》的全文。我建议同学们背诵这篇文章，学不到书法也学得什么是文气什么是文采。

西方的艺术哲理雷同

书法这种抽象艺术中国独有。中国历代对艺术哲理的评论有不少佳作，但也有好些过于抽象，我读不懂。我是个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西方的视觉艺术哲理的言论，佳构不少。我欣赏梵高、莫奈、塞尚、毕加索、罗丹等人对艺术的看法——尤其是塞尚。这些言论不难找到，同学们要拜读。跟中国一样，他们说的来来去去也是怎样把作者的感情触及观者的内心深处。

美国诗人爱伦坡曾经写下如下的话：“在最鲁莽的人的内心深处也有和弦；但若没有感情，这和弦是不能触动的。即使那些完全陷于迷惘之境的人，觉得生与死同样可笑，但对某些事物他们还是不能嘲笑的。”

爱伦坡早逝。在他的墓碑上有人刻上这句话：“没有奇异的层面，不会有精致的美！”这不就是我们的孙过庭说过的吗？可见艺术的真谛，其哲理没有中、外之分。人类就是人类，道金斯会说是动物的基因使然。

每个人都应该尝试艺术

在美国读本科时，我修西方的艺术史成绩好，获邀请作艺术史的助理教员一个学期。一九五五年，十九岁，学人家搞艺术摄影，第一天尝试我摄得的两张作品不仅入选沙龙，而且被印在该年的国际沙龙的年鉴上。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做过几个月的职业人像摄影师，其后为了帮补生计，在美国加州传授自己发明的摄影方法。一九六七年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个展，盛况一时。想来是无聊玩意，但当时专研经济，日夕思考，很苦，凭一种艺术媒介发泄一下是有其需要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下艺术的操作，不是要成为什麼艺术家，而是要让自己的感情有个好去处。尤其是像我这种搞思想创作的人，遇到难题需要日夕思考，久不久总要找些什么来让脑子松弛一下。今天我找什么艺术媒介来尝试呢？摄影要跑来跑去，音乐自己的耳朵有点问题，绘画的色彩与工具可以弄得一团糟，雕塑要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室。我于是想到书法。宣纸与墨汁皆相宜，可以乱写一通，而机缘

巧合，让我一手买下“文革”时期制造的几百支羊毫笔。老师呢？上海的周慧瑛免费教了我多年。我是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

以物为本考察讯息费用

我对中国的艺术文物的研究，是另一个故事。一九七五年春天，在西雅图，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我不同意当年盛行的关于讯息费用的几种理论。我对他说考察讯息费用要从物品本身的特征入手，即是说我们要找一些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细察其特征，从而理解为什么这些特征会导致高的讯息费用，然后推敲市场会怎样应对。当时正准备到香港度长假，我对巴兄说会到那里考察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的广东道花了两个买玉卖玉，教我的专家朋友不少，可惜到今天我还是不懂得翡翠玉石的质量高低应该怎样看。但我后来还是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玉石定律。这定律的起点，是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没有专家作判断不值钱，跟着的有趣含意这里不说了。

解通了财富累积大难题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八三年我转向研究产自寿山的田黄石。田黄也是讯息费用高，但跟翡翠不同。翡翠难分优劣，田黄难知真假。翡翠我学不懂，但田黄我算是学懂了。这些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不仅让我写下在《经济解释》中很好的一章，可能更重要是让我推出一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财富累积是近代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曾经有四位大师尝试过，皆失败。

我的“破案”方法简单，从仓库的角度入手。累积财富

是要有仓库的。所有金钱以外的资产都是仓库。你买一间房子，是仓库，房子的市值就是你的财富。这市值是由预期的收入折现而得。这里的问题是收入必有上限，所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房子的市值也必有上限。如是推论，所有靠预期收入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资产，必有上限。这样看，如果一个社会只凭这类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到了上限，花不掉的钱要放到哪里呢？

这是一个无法找到均衡点的大难题。我破案的关键，是指出没有收入或不靠收入的收藏品没有市值的上限。只要加进这些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一些仓库，整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就浮现出来了。

中国文物出了

在我一九八一年写好、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一本小书中，我肯定地推断了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凭着日本七十年代的经验，我跟着推断艺术或文物的收藏品，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是为什么在考察寿山的田黄石之后，我转到其他收藏品那方面去。除了珠宝及一些现代的艺术品，其他收藏品的讯息费用甚高。古书画的讯息费用当然高，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土文物多，其讯息费用也高。

要判断一件收藏品的市值，有四方面的困难。其一是鉴别真假，其二是鉴别优劣，其三是判断其重要性，其四是衡量市场的接受性。鉴别优劣比较易学，这里不谈。让我略说其他三项吧。

收藏品的真假鉴别

鉴别真假我采用的方法跟专家们用的有别，比较容易，但能过关而被我接受的机会较高。我的出发点，是艺术或文物收藏品我们一般不可能证明是真的。于是，我集中于找寻假的证据，找不到不能说是真的，但可以接受。

以两年前吵得热闹的苏东坡手书的《功甫帖》为例吧。该帖只几个字，没有苏子的署名，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有专家说是真的，也有专家说是假。我怎么看呢？没有假的证据，可以接受。说该作是假的专家的意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字的笔触有点偏侧，不像苏东坡的字。但苏子写字不提笔，即是手腕按在桌上写，《功甫帖》的字较他通常写的大，所以略偏。其二是翁方纲的骂言，专家说字多挤迫，不像翁氏的字。但翁方纲这个人就是唠唠，空位不够他就要这样把字挤进去，何况印章绝对是翁氏本人的。要注意，我可没有说《功甫帖》是苏子的真迹——怎么可以知道呢？不可能知道。我只是认为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奇怪是在这大争议中，我没有读到那几个字是不是写在宋朝的宣纸上。

是的，真不能证，但假可以证明。假冒得真假难分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假的证据。市场伪作无数，懂得鉴别通常可辨，有时甚难。有时我明知是假也要弄来研究一下。

从作品重要性说小蛮腰现象

判断一件作品的重要性也不易。懂得判断不难赚钱，可惜往往要过了一段时期才知道。收藏有这么一个市场规律：同类的作品，假以时日，重要作品的价值上升，其增长率—

般比普通的为高。同类作品，价格上涨时一起升，但下降时重要的不降，或降很少。换言之，同类作品或同一作者，重要与不重要的作品的价格差距会因为时日的蹉跎而愈来愈大。例如我知道某名家的画作，同样大小，二十年前重要的三十万，普通的二十万，今天却变为二千万元与二百万。重要的上升了六十多倍，普通的只十倍。理由是重要的精品数量一般甚少，在藏家的手会有顽固的收藏性；不容易买回来的作品不容易放手。

上述的假以时日，同类或同一作者，重要与普通作品的市价的比率会分离这个规律，解释了这些日子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经济不妙，拍卖的成绩出现了一个小蛮腰。这是说，高档次层面的，总金额不变；中层的大跌；低层的只是略跌。这样，一个小蛮腰就出现了。要投资于收藏品吗？不是简单的学问！

推断市场向哪方走不容易

最后谈市场的接受性，牵涉到的是我曾经写过的财富累积的仓库选择。简化一点看，这是广东人说的成行成市的问题。珠宝、金饰那类讯息费用不高的藏品不论，书画与文物这些大有鉴证困难的物品，哪些会被市场宠爱呢？事后孔明，我们知道在拍卖行书画很吃香，瓷器一般，寿山石雕平平，其他杂项不碰巧卖不起价。不久前听到清代的金器很吃香。

能预先知道某项的藏品会有可观的市场接受性当然有利可图，例如几年前你抢先收购清代的金器今天会是很开心的事。为什么你没有猜中？我没有猜，所以不中。让我在这里

给同学们出一个试题吧。北宋的瓷器有钧、哥、定、官、汝这五大名窑。皆出土文物，今天不能在中国内地买卖，但总有一天会开放。同学们能猜中哪个瓷会跑出吗？经济学可以推断这类问题，相当准，但要花时间考察，也要懂得把讯息费用的处理与我提出的仓库理论合并起来。

讯息费用高意来的现象

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其市价的方差可以大得惊人。同类或差不多的物品，在不同市场其价之差可在百倍以上。懂得鉴证的专家要有相当长时日的考察投入，加上如果专家不亲自收藏不容易学得好。另一方面，有了可靠的知识，这些专家喜欢秘技自珍，不会轻易地传授外人。再一方面，有些基本上算不上是专家的，却大言炎炎，以专家自居来提升自己的身价。总之讯息混乱，不亲自拿着实物鉴察不容易学。

这就带到拍卖行这个有趣行业。原则上，一些拍卖行的存在是为了减低难辨真假的收藏品的讯息费用。我知道他们找鉴证专家比找拍卖物品更困难。他们都有鉴证专家，是否可靠却有不少问号。我绝不怀疑这类拍卖行初办时一律意图卖真货，因为这样才有前途，但发展下去的结果往往是另一回事。可靠的专家难找，没有疑问的物品难求，加上有问号的作品也可以活出，可以赚钱，拍卖行当然也会卖假货。有大成的拍卖行懂得怎样处理。另一方面，有些物品满是问号的小拍卖行，其中也有专家认为是真货的。我认识两位专家朋友就喜欢到问号多多的小拍卖行去，以懂胜不懂，赚到钱！但这是很花时间而又要用心的工作。

造价的行为

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拍卖现象。因为拍卖行的成交价一律公开，而价高可以提升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一些健在的艺术家喜欢造价，即是利用某些方法把自己的作品的成交价推高，是否真正成交是另一回事。一般而言，拍卖行无从约束这些行为，何况卖家造价拍卖行也照样赚钱。是不是道德的行为吗？有趣的答案是不一定。

造价不成功的艺术家当然有；造价有中计的购买者也有。但我知道有些艺术家，以造价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份造起后，此前购买了他的造价作品的终于赚了大钱。想想吧。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作品交到拍卖行去，后者估价五万，作者要十万底价。拍卖行说不要，艺术家担保可拍十万以上；拍卖行认为试试无妨，艺术家自己购回，交易买卖双方的佣金，不容易说是不道德行为。天可怜见，造价造来造去也失败的艺术家是存在的。造价不成功作者要付大约估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双方加起来的佣金。

不同意行内之见

上述我简略地说了我在讯息费用那方面的研究与见到的一些有趣现象，从一九七五到今天是四十一年了。有些发现与分析是写进了《经济解释》中，但大部分的细节还没有机会下笔。今天八十岁了，可能不会有机会写出来了。当年我对他家的讯息费用的分析有些什么不满意呢？有三方面，我皆认为不可以接受。其一是我的好友施蒂格勒的市价变差数（即方差）理论。施兄说因市价有方差，购买者要找寻，我却认为方差的存在是购买者找寻的结果。

其二是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内提出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例举出售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购买者知得多，讯息不对称，劣车金玉其外，害得好的旧车车主不愿意一起卖出去。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才有鉴定与修理旧车的中间人在市场出现。更重要是我认为在基础上阿克洛夫的出发点是错了的。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会影响行为，说了等于没有说。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蠢才，什么也不知，又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天才，无所不知——讯息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皆不会影响行为。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会影响行为罢了。

其三是斯宾塞提出的讯号理论。这理论说雇主聘请员工，员工花时间成本提供自己的履历，这些履历各各不同，工资会有别，但工资的整体不变，所以提供履历的成本是浪费了。我认为如果一间工厂采用件工，算件数发工资就是可靠的生产力讯息，履历的提供是为了另一些事。时间工资是不会大幅地跟件工工资分离的。

上述三位的讯息分析很大名。说他们聪明当然对，说他们的理论有趣也对。可惜他们的理论没有通过严格假说验证，违反了实证科学必须通过的一关。施蒂格勒重视验证，但在讯息费用上他没有做好。

思想传世应走的路

以事实验证一个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说往往是不困难的工作，一般有趣，而最重要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传世机会远高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文章。我恨不得自己当年能多做，选简单有趣的入手。我曾经发表过两篇近于举手之劳的验证文

章，今天还有人注意，说不定传世会逾百年。其一是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我只用了三个月。其二是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前前后后只用了两个星期。

可惜生命就是这样，过去了的日子不会再回头。但我们可以回头看。回头看，要是四十年来我从考察讯息费用所得而一篇一篇地发表像《蜜蜂》或《票价》那个水平的文章，可以容易地获两掌之数。思想要传世真的不是那么困难，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而已。我是要过了从心之年，回头看自己发表了的作品，才意识到思想传世可以不困难。有趣的现象，得到巧妙的简单阐释，就彷佛是莫扎特的音乐了。

这里我还要给同学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在验证假说的经济学题材上我可以信手拈来，掸叶飞花，主要是因为自一九六九年起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我相信自己的眼睛，重视跟一个现象有关的细节。我认为最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意图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或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转向研究出土文物

回头说中国的艺术文化，我们古时用物品陪葬这个风俗帮助了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的已往一个大忙。用物品陪葬这回事，其他文化也有——埃及某金字塔内找到的金器确实精彩。但论到物品的变化之多，其工艺的精妙，不同时代的演进，中国有的不可思议，绝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

大约一九八五年，中国的改革带来大兴土木，出土文物纷纷在香港的地摊出现，再过十年盗墓的消息时有所闻。我对讯息费用的考察当时还在继续，当然不会放过这些文物的

是真的是假这个问题。尤其是，北宋的汝窑瓷器当时据说举世只有三件，价值连城，怎么在香港的地摊几百港元可以买到呢？想当年，汝窑的几种变化难辨真假，我要派人到河南的汝窑产地考察。看到他买回来的说明是仿制的汝窑，我才知道香港的地摊货不可能是现代烧成的。比起仿制，地摊货之价低很多，且远为细致、精美。当时还不能肯定地摊货是真是假，但我意识到在物品讯息费用高的情况下，同样是真品，其价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换言之，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我们不能从市价判断真伪或优劣。

集中收藏与集体失踪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但文物既然出了土，我们要悉心地整理、研究，务求把自己的文化演进知得详尽、正确一点。我是在这里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文物如果被一个或一小撮人集中地收藏起来，可以出现集体失踪的效果，也可能集体地再出现。欧洲的绘画天才梵高是个例子。在生时他的画只卖了一幅出去。谢世葬礼时他的弟妇要送给追悼的朋友，只有一两个人要一两幅。于是，弟妇集中地把他的作品收藏起来。后来一起展出，地动山摇！梵高的画作很少有署名，但因为被集中地收藏了，后人学得怎样鉴证。

在中国，艺术作品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的例子，我知道的有汉代的某类玉石作品，有元代官廷烧制的青花与青花釉里红的瓷器，有杨玉璧的寿山石雕作品，也有林清卿的深雕石作。那大名鼎鼎的柴窑瓷，被一小撮人近于全部收藏，以致一些书本说没有柴窑这回事！这些曾经集体失踪的文物一律是精品，就我所知已经是那么多，还没有发现的应该无数。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在还没有打开的武则天的乾陵之内，有无数的中国古书画。 据说唐太宗以一字千金举国搜购了三千多幅王羲之的字，为什么今天一幅真迹传世也没有？很可能全部埋在乾陵，慎重地保存着。也应该包括那今天不知值多少钱的《兰亭集序》。我们知道高宗精于书法，而武则天是个才女。记载说高宗把《兰亭集序》放进一个玉盒，答应太宗给他陪葬，但太宗谢世，着迷于书法的高宗怎么会放手呢？又例如张旭的字。遗存到今天只有《古诗四帖》，没有署名，只是凭董其昌说是张旭的。天晓得是不是。《古诗四帖》的确精彩绝伦，令人向往。武则天谢世时张旭三十岁，已经挥毫落纸如云烟，说不定乾陵有多幅张旭的字。其他的古书画精品应该无数。最近在江西南昌出土的海昏侯墓，内里的有趣、精美的小金件我以前没有见过。可能又是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起来了。

研究文物要按时期处理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但在我考察讯息费用的过程中，从古文物见到的证据跟史书上的记载有出入。不再说书画与寿山石作，有几种工艺作品我们要注意几个时期。玉石作品起于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极盛于汉，余不足道。重要的金属器皿起于商的青铜，引进金与锌的大变化见于春秋战国，唐太宗与武则天专于黄金与黄铜，余不足道。瓷器艺术的发扬光大起自后周的柴世宗这个天才，跟着的主要贡献者有北宋的徽宗，元代的忽必烈，明代的宪宗，清三代的三个皇帝与乾隆养着的道士郎世宁，余不足道。

我认为要是我们能有系统地研究今天见到的文物，中国的历史有好些细节需要修改。我也认为在中国的大学的本科

课程中，要有一科必修的中国文化艺术。是那么精彩的已往，那么有趣的学问，那么值钱的知识，怎可以不多知一点呢？尤其是，当我们见到那些几千年前炮制出来的文物，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凭当时的科技怎可以造出来，我们会知道自己的先天智慧了不起。

附录二：深圳是个现象吗？

（按：本文是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深圳讲话的文稿，其中示范着的经济分析涉及国际上的收入分配与竞争的胜负衡量，可教。）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

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刹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因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

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家卖来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家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教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一九八二年回港做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查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察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察。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

门。—位姓习的副市长请我和太太在鼓浪屿的一间古老的大宅的后园进午膳，谈得好，过了两天习先生又再请我俩进晚膳。考察温州时，那里的一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做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家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地价、科技、恶法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 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 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我曾经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埃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劫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改革开放

了约二十年后，中国的利益团体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会遇到的沙石。

东莞的存在有决定性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也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家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国际的工资比较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

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风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势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并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

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费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费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费内地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内地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内地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那里的一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快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要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俩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做了解释，也做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哪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家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看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为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么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需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五、人民币一定要稳定地保值才可以减低在国际上竞争的风险。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错。

说货币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锚。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

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错近于不可能。在人民币下错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错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滞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

（按：无错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错，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错，七二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错，大经济难找错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后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错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错，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英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

参考文献

J. H. von Thünen, The Isolated State, 1826, translated by J. Heinrich,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6.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John W. Parker, 1848.

P. H. Wicksteed, An Essa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ws of Distribution. Macmillan, 1894.

F.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 N. S. Cheung,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Economic Journal, 1972.

D. C. North and 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5.

O.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S.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96.

Y. Barzel, A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其主旨是币值要稳定才可以协助得好。我们不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以币值稳定来协助贸易，另一方面以调校利息率与货币量来调控经济。

他错，我的估计是每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八。证据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长率当时是明显地高于八，但在七八年间竟然被长三角超越。其二，劳工的人均收入，从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其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出现，几年间四个工作年龄的农民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当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却变为高估。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期间采用的指标制度，这里那里今天还存在。不达标没有奖金，地方干部要怎么办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二十五。该年五月人民币兑港元的黑市汇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一篇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章，指出众说纷纭的建议——约束人民币的货币量——没有用处，因为当时的通胀是高于子弟凭他们的借贷权力搞起来的。贪污远比今天严重。我那篇文章力陈权力借贷一定要铲除。我也建议当时的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不从事任何借贷或商业活动。

朱镕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他当时的言论跟我的《权力》一文说的大有雷同之处，但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学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币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五下降为零，跟着是百分之四左右的通缩。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一个月后几位北京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他们对国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悲观，但在研讨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灵机一触，我解通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密码。为恐增加市场的波动，没有说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把人民币勾着美元，

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钩。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大约十年前，我把这个简单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跟一位央行朋友说了。他拍案叫绝，说他们当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因由。事实上，所有西方的专家对该风暴的分析一律胡说。

跟我这次讲话有重要关系的，是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基于今日，但经济增长率却冠于人类历史。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也是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当年中国的经济飙升，今天我们却遇上困境呢？

应该是几个原因的合并吧。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难得一见。不仅没有谁管什么最低工资，雇主解雇一个月通知，员工辞职立刻可以；产品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还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商业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国打进了世贸——这点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帮了一个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利用卖地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改制为民营。

最重要是第六点：一九九四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二〇〇五年，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

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批评是狂言。做学问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怎会胡说呢？一九九七年，我为父亲研发出来的抛光蜡到昆山一带找工厂用地，是小额投资，遇到不同地区干部抢生意，其激烈使我大开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于是咬定县是地区激烈竞争的主角。到四年后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这竞争制度的密码。详细的解释可见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九十年代那么严重，但上述的六点弹性调整我们今天是没有了，是以为难！下面的十一项建议要是能一起推行，应可拆解。

十一项建议

今天我要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如下：

（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消或替代。此法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因为此法，二〇〇八年我说清楚，中国的成功改革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年。我发表过十一篇文章，大声疾呼，力陈该法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从强变弱的转折点，皆如石沉大海。不久前楼继伟先生说该法要修改。这不对，该法要撤销，或以私订合约替代，不要改。

我研究经济超过半个世纪，被西方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该洋洋九十八条的劳动合同法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百鸟归巢，乱抄一通，合同或合约的用途何在他们没有考虑过，是悲剧。我们要知道劳动力或生产要素合约是一种产品市场合约的替代，用以协助谋取分工合作可以带来的巨利。

该合同法大幅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法院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一般不会推到法庭那么高，以小款和解常见。当然，该劳动法对从事高档产品的大机构为祸较少，但高档的发展不能没有低档次的在下面支持。

我的建议，是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二）不要让社保毁灭中国的文化。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我的阐释，是论孝可以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历久犹新。听说有一位海归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论孝。此君读得太多番书尚属难怪，连交易费用也没有听过却奇哉怪也。

还有一事。在西方，社保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一般远低于市场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原因何在不好说。撤销社工资会增加，让受雇者自己储蓄与投资是正着。

我最担心的，是连“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国孝道文化，有朝一日会灰飞烟灭，被从西方引进的社保不革而掉！社会的交易费用因而提升，天伦之乐变为陈迹。这是严重问题。文化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来，如果中国的孝道因为引进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续下去一定会消失——在今天的世界，会一去不返。那是谁的责任？我在这里勒碑志之！

（三）要让内地市场保护文物。这几年我为见到中国的出土文物在国外的拍卖市场大量涌现而感到心痛。不是不喜欢见到老外欣赏中国的文化，而是知道文物的大量外流是因为北京不容许这些文物在自己的市场成交。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的行为，但公有的土地是无从禁止的。据说文物出口不难，因为海关人员分不开真赝假——事实上假货不少。容许出土文物在内地市场成交会鼓励这些文物留在中国。这也会鼓励盗墓。但土地公有是一个大麻烦，无从拆解。

这些年北京重视——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是好事。源于地下市场，今天内地有很多民营博物馆展出不少出土文物。想来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要鼓励这些文物多留在国内，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能比得上放开内地的文物市场，让市价挽留。再者，喜欢研究或欣赏中国文化的人，拿着一些实物在手观摩是远胜到博物馆隔着玻璃看。

（四）灰色地带要谨慎处理。说起中国的文化，宴客与送礼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远比西方来得夸张。想想吧，跟美国的朋友一起到餐馆进膳，结账不仅各自付钱，就是小账

也分得一清二楚。中国呢？我见过互争付账而打起来！过年过节的红包与送礼的慷慨不仅老外闻所未闻，就是香港人也没有那样夸张。

目前的问题是因为肃贪，北京大事约束送礼与宴客的行为。我曾经提出在县际竞争的制度下，地方干部与投资者是合伙人，送礼与饮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宴客与送礼（尤其是后者）属贪污行为，而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可以收窄一点。

（五）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我曾经花了四年研究，写过一本小书解释了。目前的一个重要麻烦，是作为奖金最重要的源头——空置的土地——今天是愈来愈少了。给干部们大幅加薪是走新加坡与香港的路，中国目前办不到，就是办得到也不会有奖金制那样有活力。北京应该不难想出其他增发奖金的方法。

这里我也建议北京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的城市皆以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这不是浅学问，源于英国，为的是要划分清楚城市与上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于处理公务，不做生意，虽然在法人法律的规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县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这里我建议试行中西合璧，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的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

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只要他们管理得宜，市与省上头有合理的税收，就放他们一马。

（六）让医生挂牌会牵一发动全身。尽管不少朋友向我们投诉，但比起西方，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那么差。然而，明显地，那常见的、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何况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用不着跑到医院那么夸张。

我建议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会大幅减少医院的挤迫。原则上，理论说，一般的小病，私营的收费是医院的收费加轮取挂号的麻烦所值。这样一来，同样的政府资助，公立医院的医生与护士会因为人手减少了而加薪，红包的需要就减少了。这也是说，同样的政府资助，排队挂号的时间浪费的所值会转到医院的医生及护士的收入那边去。

医药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要记着，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我认识一位朋友被医坏了，打起官司，胜诉，所得赔偿八成归律师。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是算进了医生的收费中，即是由病人支付。另一方面，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时见死不救。病救，但约束药物与疗法，见病危不救。这样的文化中国人不容易接受。

（七）人民币下错重要。我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解释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里不再

说。要再说的是下这样一个稳定、保值之错，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错，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是在无错制度下我的深交弗里德曼的发明，闯祸机会不少，而弗老认为做得最好的格林斯潘也闯大祸收场。日本的货币政策失误，一闯就祸害四分之一世纪，到今天也不能翻身。

两年前听到央行要让人民币的利率自由浮动，但在无错的货币下，这是办不到的。跟着就是央行频频调校利率与货币量，这些是货币政策。香港采用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一位爵士提出的钞票局制度。这制度不能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利率要跟着它勾着的美元走，货币量的变动也是被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容易采用钞票局这个制度，而即使可以采用，也会被勾着的货币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即是利率要跟着人家变动而变动。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错，是一个货币独立的制度，但跟香港的钞票局制度一样，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政策要放弃。

把人民币推出国际重要，因为可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美元、欧元、英镑等也在国际上争生意。二战前英镑雄视天下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国的主要原因。中国不要操控他国，但有巨利可图的人民币生意是要做的：放一元人民币出去，不打回头是赚了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

在国际上做货币生意，跟其他生意一样，大家都希望把其他国际货币杀下马来。我建议的下错方法是上佳的防守。

几年前，人民币势强，有明确的好面目，如果当时北京

接纳我的建议，下了一个保值的错，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 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我今天认为不要赶着推出国 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错，等到人民币回复强势，才大手推 出去。

（八）撤销所有关税重要。两年前（二〇一四）我在深 圳大梅沙讲话，说经济大萧条不要从经济下滑多少看，而是 要从不景多久的年日看。源于信贷膨胀然后破裂的大萧条很 难处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后期起的日本是 例子。二〇〇八年起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

回顾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惹来的祸，弗里德曼说的货币 政策误误是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举世 一起采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这观点二十多年前英国大师 希克斯向我提出，后来我搜查资料认为他对。

不管有没有大萧条，我历来认为中国要撤销所有进出口 关税。我不仅认为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 图。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中国撤销所有关税会把整个地球的 经济搞起来。跟他国一起全部撤销当然是大吉大利，中国单 方面先撤销也是一着好棋。这是因为以关税留难中国货的国 家不会不知道，中国一旦提升进口税，他们的工业会纷纷倒 闭。一个进口大国就有这样的阻吓力。再者，昔日中国的进 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今天看是保护劣质产品！北京不是耍 腾笼换鸟吗？

（九）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 美国称反托拉斯。我曾经是美国电话公司与加州标准石油的 反托拉斯顾问，认识的反托拉斯专家无数。绝大部分专家反

对反托拉斯，只是有关的律师与经济学者可以从这些官司中赚取不少钱。

从我参考过的无数反托拉斯案件中，只有美国电话的“拒绝”行为有问题。困难源于很久年前，他们发明了价值连城的半导体，但政府当局不容许他们进军电脑生意，换来的是他们有电话的垄断专利。他们历来以为有这项权利，所以拒绝与竞争者合作，但一九七六年被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时，他们才知道政府给他们的电话垄断专利只是默许，找不到足够的文件支持。

三十多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勋治问我要不要推出反垄断法。我说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你们要反我同意，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地球上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我向彭老师解释得顾为详尽，他同意。

北京今天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我没有异议，但我打赌他们不会做。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呢？我反对，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吧。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要证明这些行为对经济有害，我不相信内地有专才可以做到。何况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中国的反垄断官司为时甚速，反映着被诉者只是耍息事宁人，不愿意大手花钱跟政府斗法。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北京不撤销反垄断法，带来的间接损失会是庞大的。

（十）鼓励捐钱是扶贫的最佳方法。中国穷人不少，扶

贫重要。我认为温家宝先生撤销农业税是他在任时走的一着高棋，但我认为通过抽税来扶贫是劳着。北京要鼓励捐钱才对。

我认为很多人喜欢捐钱，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钱捐出去，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见到有好效果。见不到好效果就懒得捐，是人之常情。捐一百元出去，有八十块达到捐者意图的人的手或事项，捐钱的人会高兴。但所有资料显示，大部分捐出去的钱给某些人从中“落格”了，中外皆然。我知道今天在内地捐钱比香港麻烦。这方面，北京要搞得比香港更好，因为内地需要扶助的人远比香港为多。重点是要尊重捐者的目的，更重要是要让捐者见到效果。

（十一）大学制度非改不可。北京花很多钱给大学与学术研究，但大学的制度，尤其是研究院的，搞得一团糟。我们不容易明白改革开放了那么多年，就读大学的天才学子无数，为什么称得上是思想大师或国际大师的那么难得一见。美国的大学算文章数量是当年越战惹来的祸，主要是在次等大学出现。中国偏偏就要学人家最坏的。可能要禁止言论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为什么要广及全部？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的卓越学生或研究有成的老师没有受到英雄式的敬仰？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科学与文化》，细说了中国的大学应该怎样改进。我当然指责，当然骂。该书是在北京出版的，你们买来看会知道他们完全不管我的言论。他们既然放我一马，原则上他们可以大放马群吧。

北京的朋友要知道，那些在研究院内要发展的思想与研究，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是非常艰巨的创作。薪酬多少属

其次，思想与言论要有天马行空的自由，也要有一群互相感染的人聚在一起。中国培养不出一些足以炫耀国际的思想大师，经济怎样发达也是地球上的次等市民。

学问不受到尊重是搞不上的。我建议北京挑选三所大学，重于研究的，每所给他们几年早就预算给的经费，然后放手让他们搞。收学费与教授工资全部放手让他们弹性处理，然后几年后才聘请专家看效果。像我这样过去人，一所大学的厅两为何是很容易判断的。

结语：三十七年可堪回首

我是做学问的。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博士后出道任教，三个月后升为正教授。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提到这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学生，只是后来碰着机会，让我把八位大师的学问综合起来，作为己有，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下炎黄子孙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泽尔及诺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科斯约见我，说：“听说中国可能改革。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业的研究还在进行，有两个念小学的孩子，怎可以举家搬到香港或中国内地来呢？有几个理由促使我回归，其中最重要是二战时我在广西逃难，衣食无着，见到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死掉。当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后来遇到上面提到的机

会，一发劲就打开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国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机会，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们一把。这也是我对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屡发牢骚的原因。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职位虽高，却不好过。我在西方发表文章不需要通过评审，他们说我靠搞关系。我喜欢做实地考察，他们说是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他们说不是学问。是的，在香港工作几年后，香港某政府机构委托一个委员会评审香港的教授的学术贡献，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获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提到这些无聊琐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与今天的内地，对学问的认识跟当年的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美国也不乏无聊之辈，但那里的学术高人根本不管这些琐事。他们只着重一个学者表达的思想有没有一点新意或一点深度。对他们来说，发表的文章是多多少少是无关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一个西方博士。这激我一拨，因为在当时那里没有谁认为中文不是学问（今天，在内地用中文下笔也被认为不是学问了）。当年用中文下笔，我一口气写下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 《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北京的朋友不仅阅读，他们盗版（使我高兴是政府当局盗版）！书中的资料很多是他们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协助，我要看什么合约他们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协助，带我到首钢视察他们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带我到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做实地考察。十多年后，地方干

部朋友给我提供详尽资料，让我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一面。如果你们细读我以中文写下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发现我的建议跟国家后来采用的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谋而合，但进入了新世纪，就变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发表的反对出口从量税的文章，发表后商务部托人给我电话，说他们听我的，不推出这从量税。

我不是个改革者。我只是为了关心中国青年的前途而发表一点意见。从蛛丝马迹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见到一点效果，但之后不再。这个有趣的转变要怎样解释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搞起之后，利益团体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变得有点未富先骄。第三方面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者不少，而他们的博弈理论、函数分析与回归统计，跟我认为有解释用场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者的合并发挥是完全两回事。二时间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乱了。

个人之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发展走入了歧途。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对解释世事毫无用处，这样的研究所获传世的机会甚微。从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写下长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该书可传世逾百年了。

作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的人，作品能否传世非常重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依我建议的我当然高兴，不依我的也无所谓。名头是什么我历来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传

世，数十年来我是不 断地争取的。我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今天还在。一九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一九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一九七四年发表《价管理论》，一九七七年发表《座位票价》，一九七九年发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发表《商业秘密》与《中国去向》，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性质》——这些都超过了三十年。因为专于解释，频频验证，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中常见。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丰富。一九七八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阔，时而日星隐曜，时而皓月千里。是那么精彩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而我所学刚好可以解释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开来看，我认为最精彩是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个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做学问我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与思想传世。外人看似乎有点无聊，也可能真的是无聊玩意，但作为学者我就是这样追求。老实说，我认为富有的人追求金钱比我

盗无聊。

附录三：盗非盗——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按：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我发表此文，回应美国指责中国盗窃他们的科技知识。在研发与扩散科技知识这话题上，我曾经做过好几年的深入考察，认为中国引进西方知识的两个法门自成一家，让他们误会了。）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Peter Navarro写的。此君以敌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猜意，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日子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朗普是大好商人，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的文章是为特朗普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资助，要求我考察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

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论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察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的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闻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研究院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不知是怎样弄来的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问这些合约提供

的资料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几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资料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

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同条许中方知道产出中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管。

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三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

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年多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

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过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

参考文献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I.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Macmillan, 1930.

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J.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M. Friedman and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C.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2008;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9.

R.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社，1985。

张五常，《再论中国》，香港信报出版社，1987。

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

抱歉，图片内容为空，没有任何文字可供提取。

第二章：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

收入或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分析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麻烦。不止此也，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而牵涉到政治更是我历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

其实经济学传统的、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理论很完整，没有多少需要改进。然而，牵涉到利益团体要把收入再分配，或因为社会认为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干预市场，分析就变得头痛了。纯靠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情况今天的社会不多见，而脱离了市场的分配理论经济学很少涉及。

第一节：分配理论与贫富分化

传统的收入或财富分配理论有相关的两方面，皆基于有市场与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的干预，都发展得好。

第一方面是基于 von Thünen 提出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经过马歇尔的发扬，鲁宾逊夫人与 Philip Wicksteed 等再加上变化，到最后的一般化定案是我一九六七年写好的《佃农理论》。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怎样摊分合作产出的收入。这方面我的贡献是证实了在权利界定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合

101

约选择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

马歇尔与费雪的重要贡献

我认为上述的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是马歇尔传统的光辉，其中的理论细节与应用我分析过了。在指定的市场局限下，这理论的解释力没有疑问。我在《佣农理论》中以这理论解释中国大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以及解释台湾第一期土地改革的非常齐备的农业数据，皆得心应手。漠视交易费用而还有那么强的解释力，是我当年深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的主要原因。

马歇尔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没有算进时间的代价。算进时间之价不能不引进费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贡献。这是传统的收入分配的第三方面，而费雪的天赋不亚于马歇尔。这方面费氏的伟大贡献是利息理论，我也曾经详作解释，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费氏把利息作为提前消费之价，也是投资在边际要有的回报，与收入挂上了钩，而年金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求得财富。同样要基于有市场，也漠视交易费用，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可以画上等号。换言之，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是双管齐下地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皆天才之笔，作为后学我们感激。

先天不公后天不幸皆非贫富分化之源

这就带到本节要讨论的“收入不均”与“贫富分化”。这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分别，但武断上我的直觉是收入不均社会可以接受，但贫富两极分化却是大麻烦。历史的经验说，

贫富分化轻则惹来利益团体丛生，继而游行动乱，而严重是流血革命了。一个以市场主导资源使用的经济会出现贫富分化这个不幸的情况吗？

上苍造人不公平是没有疑问的。撒开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不幸一小撮不论，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智商有高下之别，体力有强弱之异。收入不均容易明白，但在市场经济下，马歇尔及费雪的传统理论推不出贫富分化的效果。这是因为市场有无数不同类别的工作，参与者可以各适其适。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当一个市场经济搞出了看头，弱势的一群的劳力收入上升，其百分率升得特别快。弱者的收入当然比不过强者，但低下的工作总要有人做。天生条件相若，扫街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收入比结上领带坐在写字楼的文员为高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天生条件之外，人的际遇不同，运情有别，这些会影响收入或财富分配吗？当然会，但也不会导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如果社会只有三几个人人，幸与不幸的因素有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如果社会人多，或然率不会支持运情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同学们如果设计自己的掷毫游戏，会知道只要有几百个人存在，掷毫要掷出贫富分化是难于登天的。不是说幸与不幸的或然率不会使极端的不幸者饿死街头，而是说社会不可以接受的贫富分化不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运情有别而出现。

问题于是变为：马歇尔和费雪的上佳收入分配理论是明显地否决了市场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事实是，称得上是走市场经济的国家，贫富分化的现象并不罕见——怎么可能呢？昔日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大家不堪回首，但今天的墨西

哥、印度、菲律宾及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的情况明显，推出福利援助，骚动还是常有，而治安出现了大问题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利率差距的效果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其一，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富人借钱的利息率一般比穷人借钱的利息率为低。相差几个百分点常见，而如果穷人要借高利贷，其差距就变得惊人了。穷人难借钱，是因为讯息与监管还钱的费用存在。非法的行为姑且不论，富人借钱远比老百姓借钱的利率为低会增加了贫富分化的机会。

姑勿论富人把借来的钱转借出去可以赚利率的差距，同样的投资回报借来的利率较低可赚较多的钱。另一方面，也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可以借较多的钱，他们因而有变化较多的投资选择。我们不能说富人投资一定赚钱，也不能说富人的投资眼光一定比不富有的高明，但前者因为利率较低扩大了投资的选择范围，消息也因而比较灵通了。最重要是富人因为利率较低会多持有劳力之外的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升值带来的收入上升是资产持有者的劳力之外的收入。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非劳力的资产的价值上升好一部分是源自劳力的贡献。昔日马克思提出什么剩余价值是解错了画，但他大发牢骚不是毫无道理的。同学也要注意，倒转过来，经济上升时劳力的工资升得急，好一部分是源自非劳力资产的贡献。在相对上富人有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借钱的

利率较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

上述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富人的财富增加的百分率会比不富有的为高。当然，不富的收入或财富也会有所改进，但主要靠自己的劳力其增长幅度比不上富有的。结果是在经济增长中贫富的差距会扩大。事实上，大家有相同百分率的上升，贫富的差距也会扩大。这里提出的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促成的利率差距，会相当大幅地增加了富人财富上升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市场经济走下坡，只要通缩不出现（下文解释），富人的相对优势不会下降。事实上，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之后几年，没有通缩，美国的大富人家的财富是上升了。这应该是源于他们的选择范围较大。

通胀富人损害较少

第二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通货膨胀。虽然通胀不会对富人有着数，但他们持着的资产多，通胀会使这些资产在币值上升值，保护着他们的资产实值。不富的人持有的资产少，通胀切进他们的工资的实质收入，调校提升一般要比资产的币值提升缓慢的。这会增加贫富分化的机会。通缩呢？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不富的为大。然而，回顾历史，二战之后有通胀的日子远比有通缩的为多。这可能是因为低的通胀率对经济的运作有利，更可能是因为通胀是一种间接税，对喜欢花钱的政府有利。

贪污普及加重分化

第三个增加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政府腐败贪污。撒开那些低级公务员或警察的非法行为，有规模的贪污“投资”的

回报率一定高。这是因为赌博是非法行为，回报率较高是竞争原则使然。另一方面，因为多人组合投资于赌博的交易费用高，基本上我们没有见过穷人参与有规模的赌博。

这里要注意，贪污也要受到市场的竞争约束，所以我们不能说赌博的实际回报率一定高于正规市场的投资。然而，赌博的预期回报率要高达足以弥补坐牢的代价算进预期的或然率。这样一来，不管是否东窗事发，有没有人坐牢甚或枪毙，可观的财富是通过贪污而转到较为富有的赌博者或他们的亲属那边去了。今天地球上的发展中国家，凡是贫富分化明显的，用不着考察我们可以打赌贪污的行为一定严重。

子女进名校穷人免问

第四个促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是读书求学的问题。文盲不容易谋求生计。尽管在一个市场经济上升时，粗下工作的工资上升得快，但如果社会文盲太多，粗下工作的收入难以糊口。记载说，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从事这苦工后，预期的寿命只有五年。

回顾历史，在中国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文盲无数，而书读得比较好的都做官去了。这是昔日科学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今天中国的教育比昔日远为普及，大幅地协助了经济发展，虽然我认为这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近于一团糟，不尽早大事改进后患无穷也。教育要普及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重视，显示着他们知道文盲多会带来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富家子弟读书不成气候，但一般而言，有钱人的子女的求学际遇远胜穷人，是事实。

回头再说要点

让我回头简说本节的要点。在一个称得上是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下，政府少干预，马歇尔的边际产出理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解释收入或财富分配，皆上乘的天才之笔。这些理论可以容易地解释收入或财富不均的情况。然而，除了一个小撮天生有缺陷的不幸的人，这些理论不能解释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幸。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条件有别，或者后天的运情不同，马氏与费氏的理论皆不容许贫富分化的出现。

然而，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罕见。我提出四个“分化”的理由，不排除往往是几个的组合：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往往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容许他们多持有非劳力的资产；二、通货膨胀，多持有资产的人容易受到资产升价的保护；三、政府贪污腐败，钱多才能贿赂，虽然高的回报率减除可能枪毙的成本后不是那么高，但财富还是转移到钱多的那边去；四、求学与知识重要，尽管不少政府资助普及教育，什么国际名校没有钱是难以问津的。

市场的运作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可惜真实世界的市场从来不是那么完美。可能出现而又往往出现的贫富分化是其中的主要不足处。大麻烦的出现，主要是源于社会或政府要把收入或财富再分配。今天的社会，这再分配的需要惹来利益团体无数，经济分析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地小人多处理困难

一个地大人少的国家，天然资源丰富的，有条件抽高累进税率然后大搞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数字可观，

可惜往往是因为政府花的钱算进了国民收入，人民的实质生活当然可以，但远不及统计数字表达着的那么高。地少人多、资源乏善足陈的国家，则没有条件学人家搞高税高福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素性废除市场。废除市场而推出另一些不是基于私产的制度，二十世纪有多个国家尝试，不是中国独有。不幸的效果一律明显，想来人类不会再尝试吧。不靠市场产出的小时切开摊分后小得不能再切；靠市场产出的大饼切开后还可以再切，但如此一来市场也被切得支离破碎了。

我认为在原则上，要把收入再分配、协助穷人最合乎经济原则的方法，是鼓励自愿的慈善捐助。这方面的困难，是乐于捐助的人不容易把钱交到真正需要协助的人的手上。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扶贫的困难不在于找不到乐善好施的人，而是为善者捐不出他们希望的效果。混水摸鱼的人是太多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最大慈善家盖茨的善意，但几年前读到他评论捐钱的经验，效果与意图的分离令人叹息。

结语

贫富两极分化是严重问题，推到尽头可以毁灭人类。二战后国民党在大陆弄出来的贫富分化当然严重：富家子弟的特势凌人与拉黄包车的只有五年寿命的比对多么可怕。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因而有民众的支持，可惜后来引进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却带来了大灾难。私产与市场带来国富历史的经验说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对，但私产与市场可以导致贫富分化却是事实。

上文我肯定地指出，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不容许贫富分

化的出现——或然率否决这个不幸的情况。然而，我也指出，引进交易或讯息费用，贫富分化的出现就变得容易了。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富有的人借钱的利息率远比不富有的为低，其二是富有的人在投资讯息上——例如内幕消息——知得远比不富有的为多。

历史的经验说，政府大抽富有的人的税，希望劫富济贫，皆事与愿违，得不到意图的后果。另一方面，虽然富有的人捐助的行为常有，但资料显示通过中间人很难见到让捐者高兴的效果。

还有另一个问题，富人鄙视穷人常见。富家子弟，读书不成的那一类，社会只要有一小撮就麻烦了。都是交易或讯息费用惹来的祸。先敬罗衣后敬人，我们的社会就是重视身体牌，或珠光宝气，或排场了得。在社会的交际中，学问一般没有受到尊重。其实一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作者可能认为比家财亿万还要宝贵，但今天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不会这样看。他们重视名片上印着的名头，往往鱼目混珠，皆讯息费用所作之怪。

基于上述，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减少对穷人的歧视，教育最重要。尤其是孩子们的教育，应该仿效当年母亲教我那样，多对他们说穷人的伟大故事。地球的经验说，一个崇尚学问的社会，歧视穷人不严重。

第二节：市场与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人类的权利可分两种：其一是产权，其二是人权。这二者有时会混淆；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产权是指拥有及享受

资产或资产带来的收入的权利，这当然包括人力资产了。在多人的社会中，有了资产权利界定的竞争带来市场。在先天与后天的局限约束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资产所值（包括自己的劳力资产）主要由市场决定。不是全部由市场决定的，但主要是，所以我称资产的贫富高下为“市场的等级排列”。这也就是上节我分析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等的排列了。

人权呢？因为没有牵涉到实物，其看法比较麻烦。从一个层面看，人权是不侵犯他人产权的所有其他权利：例如信仰、思想，以及在有产权界定之下的选择权利等。言论自由算是人权吗？通常是，但如果牵涉到诽谤，可以看为损害了他人的产权，人权的使用是过了界。另一个看法是：产权一定是有限、稀缺的，不能免费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人权则属无限：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互不侵犯，因而大可自由、平等。可惜下文可见，真实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从中国旧家庭说起

在产权与人权之间，灰色地带可以广阔，武断的处理往往需要。好比在中国旧礼教的家庭中，儿子享受物质的权利比女儿的为高。风俗、礼教使然，这等级排列是确定了的。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父母还在，还没有分身家，我们看不到子女之间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产的转让权还是在作为一家之主的老父手上。

上述的子女排列权利算是人权还是产权呢？可以争议。我选择以人权排列看。这是因为子女还没有出生，权利的位置已经决定了，物质的享用是多是少是按着人的“位置”分配，而这“位置”的权利是不能由位置的拥有者转让或出售。

的。我称以人权排列为“非市场的等级排列”。

重要的权利定律

这就带到一个核心问题。上节提到上苍造人是不公平的：先天的基因条件不同，后天的际遇运情有别。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先天与后天的局限彼此不同，收入当然会跟着不同了。市场的运作对经济增长有大助没有疑问，所以盘古初开市场就出现了。然而，上节指出，个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论，市场的存在有机会增加收入不均甚或导致贫富分化的情况。

我在这里提出的产权与人权之别，是为了要指出一个明显但重要的定律：因为先天与后天的局限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不可能平等；如果我们要产权平等，人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如果我们要人权平等，产权的不平等一定要增加。这看法重要，我称之为权利定律。在我见过或知道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产权与人权皆不平等，只是这二者在程度上，不同的社会会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差别存在，也可以解释这些差距如何人民的生活会如何，但至于孰优孰劣则是价值观的判断，不是经济科学可以提供答案的。

中国的经验有以教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不同行业——例如行政、卫技等——每行约有十个级别，而不同行业的不同级别是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由国家指定分配。我于是想到那是源于毛泽东主张废除私产——所谓无产制——或起码要让人与人

之间的产权大致平等，干部之间就出现了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安排。当时我想，极端地看，如果社会每个成员皆“无产”，他们的产权当然是平均的，但为了生存干部的非市场的等级排列权利是一定需要的了。理由是：废除私产，由政府分配，如果没有以“人”作为等级排列的界定安排，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一定非常严重，足以导致国家灭亡。我于是想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要从以人作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我要到两年后才把昔日中国的干部等级排列作为人权或非市场的等级排列看。至于当年我不断地介绍科斯的资产要有权利界定之说，是因为北京的朋友一律反对私有产权，推出“权利界定”是把“私产”换了一个可以卖得出去的包装。当一九八四年我意识到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明显地开始瓦解——在中国南方合同工开始替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例行地给行内的朋友骂个半死。

公司排列源于合约替代

今天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等级排列，但不是昔日的因为没有产权而以人权排列那种，而是近于大家知道的商业机构排列管理阶层。这就带到科斯一九三七年的贡献。该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翻过来是：“一个人可以在街头卖花生，自己做老板，由花生的市价指导着他的资源使用。为什么这个人决定不做老板，参与一家公司组织，受薪，但要接受上司指导工作，仿佛是奴隶似的呢？”科斯提出的答案，是参与公司跟他人合作生产大家有利可图，但每个参与者的个别贡献可没有市价的指引，于是要由上司指导，仿佛做奴隶去也。科斯之见于是成为：因为

交易费用存在，个别员工的贡献不知价，公司于是出现，替代市场，员工获工资，但要接受上司的指导。

受到科斯的影响，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市场与等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那是一本大名的书，可惜术语多，内容少，只是在说故事，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而且我们看不到作者对经济理论与概念有足够的掌握，整本书的解释力是零。威廉姆森之见，是不仅公司替代市场，而且等级排列替代市场。

发展科斯的思想的人往往把他的论点看歪了！当年读科斯我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说公司替代市场言不成理！在私营或上市的公司或企业中，管理阶层与其他员工无疑有等级排列，正如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或财富皆由市场决定而排列。然而，管理阶层的薪酬与员工的工资一律是市场之价：公司是通过市场购买他们的管理或工作贡献作分配，不是按他们的产品的出售之价作分配。但他们的薪酬与位置绝对是由市场排列的。如果公司之内所有成员的贡献皆以件工合约处理，那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产品市场了。换言之，正确的看法是：公司或企业的出现是源于以一些合约替代了另一 些合约，不是公司替代市场，为什么如此我曾经作过详尽的解释。

非私企人权排列容易出现

有些企业或机构的聘用合约可不是全由市场决定薪酬的，所以免不了有点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好比一九八二年我受聘于香港大学，那不是一家私营或上市机构。受聘时的薪酬与我在美国的相若，算是市价。当时我对聘请我的校

长言明：“我是从事研究及教育的，管理或行政我毫无兴趣，我要一律不管。”校长回应：“没有多少行政工作的，这些你可以全部委托同事与院长处理。讲座教授之位只有一个，其他的薪酬你不会接受。”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殊不知过了几年换了校长，喜欢以“民主”管治，而香港政府也来了诸多干预，需要开会的时间急升——据说港大因为行政要用的纸张数量上升了几倍。我怎么办呢？单是分派工作给同事就手忙脚乱，而自己的薪酬却与政府官员的某级别挂钩上升。一时间我的权力变得明显，使我感到我与同事之间是有了人权的差距。可能有些人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不愉快，因为认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只限于研究、创作与教育。

工会与歧视的看法

市场的产权排列权利与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好些时不容易分开：利益团体往往两样都要！好比在不少先进之邦的工会，争取到如丁的权利：不是工会会员不能参与某些指定的工作。如此一来，不管工资有没有规定，在压制竞争下工会会员的工资是提升了。当然，工会的借口是保障工作的质量，或防止恶性竞争对社会的祸害。但工资因而提升是事实，组织工会的头头有利可图也是事实——至于交了会员费之后会员的工资是否真的提升了则有问号。不管怎样，从本节的观点看，工会会员的资格与非会员的分别是人权的排列。

工会约束之外，牌照的约束也属产权与人权的混合安排。在美国，医师与药剂师要有牌照才能执业，其维护病人

的理由在表面上是胜于工会维护质量的——搞出人命非小事也。但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的顶级名医不能在香港挂牌行医呢？我们可以怎样解释美国某州的药剂师要转到另一州工作，再考牌来自另一州的格外困难呢？我于是认为以牌照约束工作有以人权排列权利的味道。这类约束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密尔一八四八年就提出了“不竞争团体”（non-competing group），其性质跟这里谈的争取“人权”组别有雷同之处。

工会与牌照等约束竞争之外，种族歧视或歧视穷人也是以压制某些人的人权的社会运作，从而增加某些人的人权利益。人类分组地歧视可以非常顽固，历久不散。美国的伟大总统林肯一八六三年解放黑奴，而美国多届的政权皆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希望铲除种族歧视，但那么多年过去这歧视还在。

种族之外，欧洲的传统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今天应该有了改变，但口音的不同是歧视弱族的鉴别方法。据说日本在传统上讲话的措辞可以鉴别一个人的社会层面，层面低社会待遇较差也是因为歧视而导致人权与收入不等的效果。

先敬罗衣后敬人不是神州独有，但中国少有种族歧视，总要找一些歧视他人的法门，希望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说不得笑：我们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会像炎黄子孙那样，喜欢把名片印得密密麻麻。我认为这也是为了争取多一点人的权利。先敬罗衣看来看是一个社会定律。朋友说，在欧洲，昔日被老外嗤之以鼻的中国表叔们，今天拿着钞票掷出去，遇到的待遇与普通话的回应，皆属上宾之礼。某程度人权与金钱挂钩，自古皆然也。

独立宣言与权利法案

最后让我略谈美国的宪法——只能略谈，因为那是非常深奥的学问，我不懂。但不能不说，因为其中有两点跟本章分析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关联。第一个要点是起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国的宪法制定于一七八七。第二个跟这里有关的重点是一七八九年加进宪法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第五条的最后一句。是的，《独立宣言》之后有百多年的日子，美国的发展是人类的光辉。

《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斩钉地有声，非常重要。是这样写的：

我们执着于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是人被创造出来是平等的，上苍赐予他们一些不可分离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

我认为这句话是今天大家说的“普世价值”的中流砥柱。同学要注意，《宣言》提到的平等不是产权平等，而是人权平等。原则上人权是可以平等的，虽然我在上文指出不容易做到——很不容易。原则上，人权平等的一个要点当然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了。这是不少后人认为是民主的精神所在，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给民主下一个定义很困难——反对以投票定民主的学者多得很。

这就带到《权利法案》第五条最后一个分号之后，说：“私人财产（private property），没有公正的补偿，不能被取去作为公用。”这句话，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是美国兴盛繁荣的主要原因。今天这第五条还在，但阐释显然是改变了。记载说，美国立宪后一百五十年，高等法院的阐释稳定不

变，但跟着的阐释屡有变动。至于这重要的第五条的阐释怎样改，改了多少次，是在我的学问之外了。

投票惹来利益团体活动是定律

一九七五年，美国西雅图市考虑推出租金管制，举行听证会，我被邀请作为专家作供。我说租金管制是明显地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因为压制房产的租金收入与夺取业主的财产基本上没有分别。当然我也引经据典，提供我研究过的几项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跟夺取私人财产没有分别。（早一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证实价管会带来非私产的效果。）后来听证会的主事人说我讲得很有说服力，西雅图不考虑租金管制。然而，过了不久，加州某市却投票通过了租金管制的法例。

过了约半年，加拿大某省要求我做专家写报告，因为他们正在考虑租金管制。说明写报告的时间酬金可观。我花了个多星期把报告写得详尽，指出租金管制会带来多种麻烦。殊不知他们希望我支持管制，不能用我的报告，不付酬金！他们不可能不先知我的立场，为什么要找我呢？过了两年，该省的租管弄得一团糟，另一组人问我如何拆解，我没有回应。

原来加拿大维护私人财产的法律跟美国的没有两样，只是一小撮人从政府拿得一笔可观的“研究”金，有利益团体的支持，拿着研究金的有钱可分，利益团体有利可图，租金管制就成事了。从严谨的经济学角度看，租金管制、价格管制、工资管制，等等，皆违反维护私人财产的原则，也即是违反《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里我不管私人财产应不应该

维护，但这边厢说维护那边厢却不维护经济的发展会有大麻烦。

尽管本节提出在好些情况下，人权平等不容易甚至近于不可能做到，我们不能否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是朝着人权平等的方向走。这里的要点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或其他国家性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地界定什么可以投票什么不可以投票。这一点，高明如美国的宪法也办不到。以投票更改权利会惹来利益团体混水摸鱼的行为。这也是定律，可惜把“民主”污染了。利益团体之外，肯定的得益者是律师与灵魂可以出售的经济学家。

这里我也不管财富或收入应不应该再分配，但如要再分不应该没原则！通过投票再分配，没有清晰的原则，利益团体的活动会容易产生效率与愿违的情况，而社会的制度费用会急升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本章起笔时我说过：分析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会让从事者感到舒畅。牵涉到市场与非市场排列等级的混淆，人类自私的负面本质都浮现出来了。除了遇到令自己着迷的女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是美好的。

第三节：中国旧家庭的礼教与国家的盛衰

一九七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题为《子女产权的监管与婚姻合约》的文稿，寄给多位朋友看，其中哈里·约翰逊回信，劝我不要发表，因为贬低了中国人。科斯也有微词。其他朋友认为应该发表。哈里之见是他的价值观，我明白。进入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人对自己昔日礼教中的三从

四德有反感。同一民族，时代不同其价值观会变。今天我们有反感的，我母亲那一代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把《婚姻》寄到英国的《经济学报》。那是我唯一的经过正规评审才发表的文章。编辑回信，要刊登，但认为文章太长，篇幅有限，由我选择减少五分之一的文字。怎么减呢？我简单地把最后一节删除。文章发表后，塔洛克来信谴责，说他和布坎南皆认为我删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后来我遍寻也找不到该节的文稿，耿耿于怀久之。该文发表于四十五年前，近几年注意该文的学者是增加了。

以人权排列的中国旧家庭传统

中国的旧礼教婚姻与子女教育是社会学的话题，我是门外汉。写该文我的资料来源有三。其中，一，最重要的，是自己母亲的多次口述。她在年幼时缠过几天足，嫁给我的父亲是盲婚的，迷信，是个十足十的中国旧礼教培养出来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但过耳不忘。男女不论，母亲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第二项资料是陈顾远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婚姻史》。最后一项资料是西方的英语论著。上述三项虽然重点的处理不同，但内容大致没有出入，而其中最细致、精彩的描述是我自己母亲的口述了。

大略地说，中国的旧家庭以最长的父亲——或父母——作为一家之主。在子女承继或分身家之前家庭的主要资产全部在这长者的手上。这里的重点是子女也属长者的资产；父亲杀子女不是罪。家庭属下成员的收入或消费享受由长者分配，但要受到伦理与礼教的约束：长子的权利比次子的大，儿子的权利比女儿的大，正妻比妾侍的大，如此类

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大致上家庭或家族的成员的辈分与权利皆有定位。一个成员因而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这些不同的位置与权利不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但大致上礼教、风俗是如此这般地排列了。基本上是人权的排列，即是非市场的等级排列。久不久或有更改，而久不久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成员坐的位置有规定，菜肴佳肴的摆布有法则，谁先起筷有礼仪。

旧礼教风俗有可取处

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的旧家庭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同学们可从本卷读到的关于公司性质、权利结构那些方面想。中国的旧家庭显然是一家公司组织，由礼教约束着成员的组合，合作产出，以农作物及手工艺产品应市及自用。血浓于水，可能为了确保治安及预防战乱的干扰，但更重要是有着礼教与文化传统的协助，他们的选择是不分家。只要有好一部分的家庭的成员组合不分，其他的会依着这礼教的组合模式走。“无家可归”在昔日的中国有着不幸的意思。

子女是父母的资产这个传统显然起自春秋战国之前，虽然孔、孟的儒家学说与礼教是有力地维护着家庭组合不分的顽固存在。我不认为孟子的智商怎么样，但非常佩服孔子。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还没有发明纸张，怎么出现像孔子那么伟大的思想家是个谜，是谁教出孔子更是一个谜。夫子逻辑归逻辑，伦理归伦理，思想清晰，比时间上略后于他的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强得多了。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什么三从四德有点那个，但不能否认儒家教的孝顺、恭敬、礼仪等有其可取之处，而至于求学与为人之道，我们今天恐怕还要多学古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当然要投资于子女的教养。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员的等级是人权排列，有点奴隶的味道；不同的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而子女有遗产的承继权利。

今天不易接受的风俗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不容易接受的风俗或行为。盲婚：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子女无权选择婚姻配偶，通常婚前没有见过对方的面。女子嫁出去就成为男家的人，所以男家付给女家的聘礼一般高于女方带到男方的嫁妆。这跟西方的传统是两回事。婚姻合约全由双方的家长主理，结婚的子女无权过问。像今天买卖房子那样，有作为经纪的媒人。

缠足：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好些女孩五岁开始缠足。我不同意传统说的，缠足是为了增加女性的美。我认为是为了防止嫁了出去的逃走。男的农作，女的家务或纺织，走动不灵活无大碍。有缠足的女子嫁出去时可获较高的聘礼。

童养媳：女孩或会在孩童时卖出去做购买之家的将来媳妇，价格比聘礼相宜，而从小由男家教养长大后会较为服从了。

杀婴：在艰苦或饥荒时期杀婴的行为常有。据一项统计杀女婴远比杀男婴为多。可能是一个“善”举：母亲曾经对我说，二战逃难到广西时，带着七个子女，其中三个只几岁的，她只有能力养一个，于是让我背着三岁大的妹妹到田野中觅食。（今天我的妹妹还活着，而当时在田野的观察使我

二十多年后写《俸农理论》的第八章时，思路纵横，给老师阿尔钦大赞一番。）

非市场排列大有可为

这就带到本节要分析的另一个重点话题。中国旧家庭成员的权利等级排列是非市场的人权排列，为什么经济运作的表现会高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人权排列那么多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写此节时我手上持着三卷残破不堪的、一七九七年在英国初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英文原著，从拍卖行拍回来。英使Lord Macartney谒见乾隆皇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典故。该高职使者拜访乾隆是要求中国开放贸易，也希望能在中国设立使馆。乾隆反对，说中国什么都有，没有兴趣跟外间的蛮族建立邦交。这就恼来英商大举把鸦片输入中国，跟着的不幸发展过后再说。

没有市场工资的神奇效果

英国使者中国行的观察证实着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日子，中国的经济还是雄视天下。在中国旧家庭的非市场的人权排列权利的情况下，经济怎可以搞得那样出色呢？

我要先指出两点。其一，跟中国改革前的干部排列不同，中国旧家庭的资产属长者所有，界定明确，而承继的权利大致上也有界定。其二，虽然在一家或一个家族之内以人人权排列，但一家之外或家与家之间有市场。北宋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其描绘的繁华市场景况不是胡乱想出来的。

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有产品市场，家庭之内的人权等级排列够清晰，个别成员的产出市值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场工资的指引。换言之，如果我的家要产出供应外间的市场，只要子女听我的指挥，而我知道子或女作甲项目需要放弃的乙是代价，也即是知道每项目的代价成本，我可以容易地按着子女的代价成本作监管，按着产品的家庭之外的市价指导，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的个别贡献在市场值多少钱，也不需要顾及个别子女的边际产值是否等于市场的工资。

上述的阐释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家或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看，不管其中的成员多少，也不管他们的非市场等级怎样排列，只要引进市场有不同产品的选择，产品有市价，中国旧家庭的产出安排会使该户的市场边际产值等于该户的市场边际成本。从而遵守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带来的变化，把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救了一救。可谓神奇矣！

既然神奇，当然重要。让我再说吧。传统的分析是生产要素有市价，即劳力有工资。争取利益极大化，均衡点是生产要素的市价（或工资）要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推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我在这里的贡献，是指出只要资产的权利有界定，家庭或一个生产组织的成员的非市场等级排列也有了界定，这组织的主事人不需要知道生产要素的市价或成员的工资。他只要按着不同产品的市价的指引与成员操作的代价，就可以同样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至于成员的休闲时间则跟风俗习惯走——我们今天的休闲也如是。

上节我们指出，源于科斯的公司性质，威廉姆森的等级

排列是市场排列，从经理而下的等级薪酬皆市价，所以说公司或等级替代市场是错的。本节分析的中国旧家庭的成员排列是非市场排列，但却跟市场排列有相同的效果，所以神奇。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其一是干部排列的上头没有明确的资产界定，其二是当时中国的产品没有真正的市场之价。

家庭成员不能退出的因与果

我们不需要想象《红楼梦》那种富有的大家族来体会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年幼时我见到的很多不富有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情况，更不怀疑母亲对她那代的描述是真情。非市场的人权排列可以有市场排列权利的效果，但资产要界定为谁属，产品要有市场。

上述的中国旧家庭的安排有其他三个今天的市场经济不会见到的效果。其一，家庭之内的成员不容易退出或离家自立门户。这是因为每个成员的收入分配已经由家内的排列决定了，承继产业也有了名分，退出家庭的选择因而受到约束。这可不是说旧家庭没有雇用外人的安排。出外打工的常有，但他们还有家可归。事实上，昔日中国的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出去，而繁忙季节出外打散工的也常有，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打散工的为数最少。其二，上述的旧家庭的安排没有失业这回事。其三，没有多少空间让利益团体混水摸鱼，所以没有最低工资那种玩意。

礼教减低制度费用但有代价

友人福格尔及巴泽尔曾经为文指出，奴隶制度不会导致无效率的经济运作（福兄为此获诺奖）。这就带到我要说的

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算不上是奴隶。子女有父母与亲属的爱及承继遗产的权利之外，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礼教传统重要。我认为这传统是中国在家庭之内或朋友之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喜欢斤斤计较金钱的原因。就是在富家子弟争家产偶有所闻的今天，中国人很少像西方那样：朋友到餐馆进膳要各自付账；子女读书要向父母借钱。引用到昔日旧家庭之内的产出应市运作，不斤斤计较是远为容易处理的。换言之，中国的礼教有协助减少交易与监管费用之效。

在家庭之外，以伦理治国可以大幅地减少制度费用。今天西方的或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律师及法庭费用往往是天文数字，远高于昔日中国的包公审案。另一方面，中国昔日以伦理、风俗治国有两个大弱点。其一是不容易更改；世情有变但伦理、风俗不变可以是大麻烦。其二是学而优则仕，像苏东坡或走苏子路线的有识之士都做官、判案去了。没有一个不懂得诗、词、书、画，但走科学路线的稀有。中国进入工业时代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公行成立与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中国开始衰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外人以武力侵略；其二是工业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旧家庭开始瓦解。让我分开说吧。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可不是起于林则徐在广东虎门烧鸦片，而是源于一八三四年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

事情是这样的一。一七二○年，为了摆脱外国商人的嘈唠

要求，康熙在广州设立公行，用以处理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天在广州还活着的老人会记得的“十三行”了。一家公行处理一个或两三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持有跟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跟他们洽商生意的只是一家公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生意盈利变得很大，每年交给英国政府的税占该政府库房总税收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英国商人呢？他们没有许可权跟中国贸易，只能从事成本较高的走私，而走私到中国是以产于英属的印度的鸦片为主。

这些走私英商虽然也有利可图，但患上眼红症，见东印度公司的暴利如斯，联手要求英国政府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专利。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专利被取缔了。然而，众多英商虽然能合法地跟中国贸易，他们只能通过一家公行从事。这家公行当然大有进账，而称为“行商”的公行办事人的生意手法了得，懂得怎样榨取。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外交途径无效，今天香港怡和的两位创办人之一的 James Matheson 上书英王，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洛杉矶加大图书馆读到。其他主张出兵的英商及政客不少。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不堪一击。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起笔就废除公行，鸦片却只字不提。跟着鸦片进口中国的急升导致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太平天国的起义始于一八五〇，为时甚久，死人三千万。跟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一九〇〇的八国联军中国是近于奄奄一息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发明火药与指南针的国家，一个三千年前冶炼金属的技术无与匹敌的国家，一个富甲天

下数十世纪的国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没有冰箱因而饿着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杀予劫呢？

工业发展家庭瓦解

转谈中国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吧。大约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发展开始引进中国，逐渐替代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这些新兴工业用的机械往往庞大，而且需要配合的其他设备多，不适用于家庭；维修保养的专才也不容易在农村谋生计。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工业往往采用生产线，由多人合作一起产出，每个员工的工作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产品，以工厂、生产线制造，比不上手工艺的，但事实是，工厂与多人分工合作的安排会使产品的成本大幅下降。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起笔时描述制针工厂，指出同样的人手，分工合作可使产量上升数百倍。

这样，一个参与工厂操作的人的产出市值会高于留在家中操作农业或手工艺。农作的繁忙时间有季节性；家庭手工艺的产品成本远高于工厂的。于是，从家庭工作转到工厂去，或转到城市经商，离乡别井的人数会大幅地增加。不会像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工商业去，但昔日离乡别井的人相当多是没有疑问的。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跑到香港作学徒；十多年后我的母亲从江门跑到香港在工厂入香水。我的叔叔伯伯也如是。在中国内地昔日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

青黄不接惹来混乱

困难的出现，是离乡别井争取较高的收入，旧家庭的礼

教管治要不是鞭长莫及，就是离家谋生的有了自己的生计，原先的等级排列因而逐步失却效能。可能更重要是在旧礼教中，以道德伦理判案、不需要律师的传统，因为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再不能一般性持续下去。还没有司法制度，青黄不接，军阀与黑帮并兴，日军乘虚而入，社会的混乱持续了近百年！

在西方，司法起自罗马帝国，传统上中国是没有的。要引进司法制度很不容易。一八四二年英国占领香港，引进的司法制度是英国的普通法，有那里的前案例为凭，而一九七七年前终审法院还是在英国。但香港当年一方面用英国的普通法，另一方面法院考感中国的礼教与风俗传统。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法院还在引进中国的风俗一起考感。

我们容易想象昔日的中国，因工业的发展而要引进司法，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普通法显然不能用，因为要有悠久的前案例的支持。欧洲的大陆法模式原则上可以用，但昔日的中国是连正规律师也没有的国家。就是到了经济发展足以震撼世界的今天，在司法上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中国文化光芒依旧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盛衰的大略史实，我们不可以没有很大的感慨。然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把明亮的火，其光芒是人类的骄傲。那是炎黄子孙的文化。无论文字诗词、金属器皿、玉石雕工、陶瓷技艺、丝绢刺绣、文房四宝、书法绘画，等等，一律纯而厚，变化多而妙，说是举世无匹不容易有争议。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土文物多得不得了，其中不少精彩绝伦，博物馆没有

见过。看到这些文物，我无师自考二十多年后，说：中国的历史恐怕要从头再写了。见到新奇的古物趣思是有趣的玩意。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起笔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顾历史，我们体会到的是中国“合”的压力远比“分”的压力为大。用老人家发明的经济思维作解释，这分久必合的顽固现象是源于纯而厚的文化来得很广及，“合”可以相当大幅地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分”则这些费用会增加。

二〇〇八年科斯、诺斯等比我更老的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人类曾经有五个古文化，皆倒了下去，只是中国的正在再站起来，那是为什么呢？”文化的纯而厚是我给他们的答案。这个伟大的文化不可能跟该文化中的礼教传统没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节：国家理论：什么是国家？

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称国家政理论，其实二者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与贝克尔等人成立一个研究所，用上“state”一词。他们研究的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属国政。另一方面，“国家理论”的要点是问：“什么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些问题不浅，因为原则上一个小家族可以自封为“国”，而当今之世，有些小岛注册为国，能否被国际承认是另一回事。问什么是国家或为什么会有国家，我们要从历史有载的角度看。

巴泽尔的“国家”打不进历史

不少学者思考过“为何有国”这个问题。我熟知的例子是自己曾经任教十三年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当时那里研究经济历史的诺斯与他的追随者就这样问。开门见山地处理的是巴泽尔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一书。巴兄也属华大，自己卓然成家，不是诺斯的追随者，他问的当然是国家的性质了。

巴泽尔给国家的定义有两方面。其一：国家由多个成员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监管。其二：成员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居住，而这界限是监管者的武力鞭长可及的。巴兄大作的内容包括立例管治、权力架构、公众事宜与监督费用等。

巴泽尔描述的国家性质没有错。然而，从上文提出的“历史有载”这个比较严谨的准则看国家，巴兄说的“国家”打不进历史！二战期间我在广西见到的几条小村落，全部合乎或拥有他说的关于国家的性质。历史可没有说小村落是国家。事实上，二战之后，香港及好些内地城市出现了不少黑社会组织，皆合乎巴兄说的“国家”规格。

国家公司有三项特征

说中国的旧家庭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对；说国家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也对。科斯之见是国家要作为一家公司看首先由列宁提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历史有载的国家的特征跟我们大家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有什么分别呢？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指出公司要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三十年后的今天该文被引用的频率在上升，显示着该文

的论点是愈来愈被行内的朋友接受了。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国家，历史有载的准则需要一起包括本章节分析过的三项：其一是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见第一节）；其二是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见第二节）；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见第三节）。换言之，没有这三者的合并存在，一个公司组织不能在历史记载上成国。当然，吹毛求疵地看，任何公司甚至家庭组织都有这三者的合并，但历史有载的国家这合并是强烈地明显。换言之，对“国家”的看法我在本章已经写了出来，本节再刻画上述三项的要点。

身为炎黄子孙我对“国家”的看法比诺斯、巴泽尔等朋友占了一点优势，因为我不仅看西方，而且多看了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天下”大国，何况那是一个曾经出现过多次“分久必合”的国家。

传国玺的典故有欧洲历史的支持

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经济含意是：天下的人附地而生，但没有劳动力土地没有产出；强者为王，王要土地，也要庶民，所以国有地界，庶民生在那里就是那里的国民，要退出他往不容易。我相信在古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一国之内的所有土地皆为持有武力强势的帝王所有。我曾经为了好奇而考察过一个印章的典故，属传说，是真是假今天难以考究。内容可信，因为欧洲有类似的史实。

传说秦始皇帝造了一个印章，称“传国玺”，是玉造的，谁获得这个玺整个中国就是他的！后来该传国玺不见了，无数后人到处找寻，皆不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

要找这个玺，遍寻不获，于是自己另造一个。记载说，贞观十六年太宗造了自己的传国玺，意思也是该玺在谁之手天下就是谁的。传说是“玄玺”——“玄”可解为白玉，可解为黑色——但我认为该玺可能是当时也称为金的红铜造的。太宗命刻或铸的传国玺有“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八个字。

传国玺这个典故是传说，但古时一国之地皆为王者所有，这有欧洲历史的支持。一九九七年之前，除了三小块，所有香港的土地皆属“皇家”所有。一八九九年，英国出版了 Pollock 与 Maitland 合著的《英国法律史》。那是两卷很厚的巨著，虽然有人批评为不可靠，我认为十分好——五十多年前在阿尔钦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过。该巨著追溯英国法律的演进，主要是关于土地的法律，从皇上而下分发，有郡主分割制，土地使用的年期由短加长，也有以使用家族的寿命为期限，土地的转让权经过几种有趣的变化。这使我意识到使用权重要，收入权重要，转让权重要，但从生产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这意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建议北京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因——国家保持土地的所有权对经济发展不会有不良影响。

土地所有权可以维护权力

我给上述历史的经济解释如下。昔日王者得国，持有土地，但王者与下属官员不可能全部亲自耕耘，要发放出去给庶民操作，从而收租或抽税。古时，租与税往往是同一回事，中、西皆然。这土地的发放往往通过几个层面，诸侯、贵族或不同等级的排列出现，而今天的欧洲虽然土地的使用权利早就改变了，但级别的不同称呼不少还保持着。

美国的崛起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土地的所有权为个人所有源于霸占土地或谁耕谁得的发展。但在古时的欧洲及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往往被王者或高级别的保持着，只发放使用权出去。上头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的意向欧洲似乎比中国重视一点。

为什么王者或贵族要保持与收入利益无干的土地所有权呢？一个解释是在名义上他们会比较容易地征收租或税。但事实上，拥有武力的上头征收租或税不需要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我认为较为可取的解释，是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协助维护王者或上头的权力：你不听话，我拿回你的土地转交给其他人。这样，无论是中国的风俗伦理还是西方的司法程序，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是权力的保障。

争取或维护权力应该是古时王者的座右铭吧。要吃要穿要住的就是那么多，后宫佳丽无能享受三千人！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土地，但没有权力一个佳丽恐怕也保不住。杜牧写“铜雀春深锁二乔”用不着很大的想象力吧。争取土地与附地而生的庶民是中国历史写之不尽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不是源于王者的收入享受之争，而是他们的权力或维护权力之争。历史说唐太宗是个好皇帝，生活不奢华，而我们今天见到的证据是李世民的文章与书法皆精。然而，争取与维护权力太宗整生没有松懈过。历史也说玄宗李隆基是个聪明人，他的贵妃杨玉环不仅貌美胜花，而且是个天赋甚高、没有半点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与她皆不懂得维护权力，落得惨淡收场。

人的自私促长掠夺；人的自私策划防守。二者皆要权力。很少人拥有李白的天赋，有特无恐，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收入再分配是大麻烦

转谈上文提到的一个国家必有的三个特征吧。先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本章第一节指出，市场经济有机会导致贫富分化，过于极端可以灭国。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另一方面，一个非市场的等级排列制度，例如中国改革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收入再分配就不是重要的考虑了。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后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好些国家以种族歧视或贵族、平民的人权等级划分，索性把穷人永远压下去！要处理这些麻烦是一家“国家公司”的三个特征之一。我们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没有这些麻烦。

以抽税的方法作再分配近于一律没有可取的经济效果，而抽税的费用可以高于税收所得。美国的经验是派发福利的人手工资高于派发出去的钱，而鼓励长贫是福利制度的致命伤。经济学者高举的人头税（head tax）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尝试推出，害得这个铁娘子要下台——人头税不能直接地把收入再分配。

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楼价的升降其实是地价的升降，而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地价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当然以地价高为上了。我曾经写过怎样利用地价上升来协助穷人，这里不再说。至于我们听到的要防止楼市“泡沫”的言论，我不懂。不是说市场不可以有泡沫这

回事，而是经济逻辑不支持我们听到的说法。这话题我也解释过了。

人权不平等的正确诠释

转谈国家的第二项特征：要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及等级排列。这点我在本章第二节作了分析。人权平等是今天“普世价值”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很难办到。我认为争取人权平等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动作，真理不要这样看。真理是，人权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负面的，而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两点，其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人权不平等的排列，有了界定，可以减少因资产界定不够清晰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点我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了。

其二更重要。如果因为你的肤色或出身低下社会把你小看了，对你歧视，即是把你的人权等级压下去，这对社会的经济没有好处，从道德的角度看也不值得庆贺。但如果一个穷人因为有学问而被社会格外尊敬，在市场或公众场所受到礼待，这里那里有较大的方便甚或有较多的经济利益，那么从经济与道德的角度看，人权的不平等不是坏事。换言之，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的人权压下去一般对社会有害，但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提升一般对社会有利——这当然不包括见到人家有钱就跪下来那种俗不可耐但相当普及的行为。在公交车上见到一个老人你让他先坐是好风俗，但这也是人权不平等的正确看法。

我的投诉，是今天的中国人凡事讲钱，金钱之外的个人成就没有得到我在年轻时见到的敬仰或尊重。尤其是今天内

地的大学，教师写文章是因为升职要算数量，也要讲人际关系，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也即是人权本身不会因为学问了得而提升。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偶尔听到来自香港及台湾的同学投诉受到种族歧视。我通常的回应，是读书成绩出众其他同学会刮目相看。这是说人权可以自己争取调校。

如下故事是真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经济学系的主任是二十年后获诺奖的诺斯。此公喜欢在新学年开始时给同事训话，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鼓励年轻的多写重要文章。某次他训话后几个同事相聚，一位新来的显然对诺斯的训话有反感，说：“写文章我不会是为了跪下来吻诺斯的脚。”另一位同事立刻回应，说：“错了！你写出一篇重要文章诺斯会跪下来吻你的脚。”后者对诺斯的描述是中肯的。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需要多少个像诺斯那样的人。

中国文化不灭的证据

最后谈文化，是本章第三节提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家”特征。我认为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本钱。中国的文化纯而厚，一般的观察之外，我的重要证据有二。其一是长达十年、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竟然革不掉，其顽固的整体存在使我这个老人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其二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通缩终结，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收藏品的拍卖价开始上升，十年上升了约五十倍。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国今天的总国民收入约地球的十分之一，但收藏品的拍卖总价，今天中国约占地球的三分之一。一个很可能

是从圆明园抢去的花瓶，二〇一〇年在伦敦拍卖，成交价五千三百多万英镑（当时人民币五个多亿）；同年一个乾隆皇帝的“自强不息”玉章，拍卖成交价二千七百多万英镑。欧洲啧然！一个从事拍卖行业近半个世纪的法国专家说，他平生没有见过像中国收藏品那样的现象。一幅苏东坡的字，小的，只九个字，是真迹，今年（二〇一三）九月在纽约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后来该作的真伪有大争议，我还是认为是真的。）上一幅苏子的字拍卖是一九九六年，也是小幅，字数较多，地点也是纽约，相比之下，以每字算价今天的上升了约百倍。三十年后中国的收藏品总值会是多少只有天晓得，何况今天中国禁止拍卖的出土珍贵文物多得很。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前途

三十年前中国的文字因为没有打字机，其使用效率很不妥，比不上英文。今天有电子数码的协助，打中文比打英文还要快，修改文稿的成本近于零。中文是一种精彩语言，可以表达清晰之外，音韵平仄讲究，长短句法自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有了看头，学中文的西方孩子无数。再过三十年中文会成为一种国际语言我们今天大概可以肯定。我也认为繁体字可能复辟：打字不论繁简；书法渐趋普及——写书法不能用简体字。几年前一幅现代名家画的宣纸国画，作者在画上题诗时不小心，用了两个简体字，其价下降了不少。入门中文比英文容易学，但要达到下笔成文之境，中、英二文皆要大下功夫。

结论是明显的。文化包括风俗与礼教，是维系一个民族组合而成国的主要因素。那是我说的可以写进历史的国家了。国际政治我不懂。假设这些我不懂的不不存在，我认为中

国将来在人类历史上可走多远的条件主要是一个。中国人聪明西方早有定论，但到那里求学的中国青年今天一般被评为少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创意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是明显地胜于其他民族的诗人，而想象力与创意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学子被评为少有创意是源于教育制度的失败，不能让他们像诗人那样自由自在地想。其他支持这教育制度失败的证据很多。

文化厚度甲天下的中国使我有这样的看法：只要地球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

结语：国家理论不能漠视文化

昔日几位行内朋友对国家的成因有兴趣。我不认同他们处理的路向，主要是因为他们漠视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古老大国，而且数千年分分合合的史实教我们很多。弗里德曼当年对我说要从宪法的存在看国家。这不对，因为好些国家没有宪法。从中国的历史看，我们知道法律也不一定要有。当然有执政者，而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也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行内朋友处理“国家”最失败的地方，是他们不重视文化。共享一个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可以成国的主要原因。文化这回事，牵涉到价值观，是好是坏我们不要管。回顾中国的史实，我们知道无论是风俗、宗教、伦理、文字、艺术等，综合起来是维系一个国家的存在的主要因素，皆文化也。这些可以看为一组共同接受的合约，协助大幅地减少社会的交易与管治费用。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文化的存在能把制度费用减得足

够，法治可以不用。今天，炎黄子孙可能认为昔日自己国家的伦理或风俗不合时宜，但不能否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曾经雄视地球数千年！是的，今天回顾，我认为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久存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可以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深厚文化。所有国家或多或少要靠自己的文化维系着，因为一个共同的文化会减低制度费用。中国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她的文化厚度让我们看得清楚了。

我们不要因为今天的价值观不能接受昔日的三从四德而看低自己的已往。这不是可取的学问态度。我们要问为什么曾经是那样。一九七二年我在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监管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整篇从制度或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礼教家庭，局部而又间接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中国这个国家。今天我恨不得当年能多写这类文章。

附录一：从艺术文化看一个顽固存在的国家

（二○一六年四月八日在厦门大学讲话，牵涉到的内容正好补充着本章要说的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也协助着我在卷四分析讯息费用与收藏市场的现象。此文在网上出现后，流传甚广，不少专家传阅。）

不久前读到，下围棋，人脑斗不过电脑。不奇怪，因为下棋可以算进复杂的方程式。我不鼓励青年沉迷于下棋。玩玩可以，沉迷不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下棋过于用心对脑子的培养可以有害。其二是下棋要真的下得好需要有一种很特别的天赋。有这种天赋的不一定是聪明人，要是没有不管你多聪明不可能成为国手。

科学成就主要靠想象力

科学呢？有些技术需要训练。然而，回顾人类的科学发展历史，技术不是那么重要。伟大如生物学家达尔文，他在实验室的操作不到家！以我熟知的经济学为例，这门学问近四十年来走下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于数学技术那方面发展，入了歧途。科学主要是论思想，即是讲内容。这样衡量，科学的成就主要是靠想象力了。自然科学与我熟知的经济学，足以传世的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一律靠想象力。科学思想要传世说难甚难，说易也易，但想象力欠奉传世机会是零。

想象力这回事，天生因素虽然后，后天的学习也明显地有很大的决定性。以中国为例，我们的诗人想象力很了不起，但科学的成就却逊西方。我认为后者的不幸是后天的教育教坏了。这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的制度——屡发牢骚。

艺术以表达感情为主

转谈艺术。艺术当然要讲技术，不容易，要多下功夫。论技术，我认为艺术比科学重要。一位技术超凡的画家，想象力不足道，其作品可以卖得起钱。有大成的艺术家呢？单凭技术不足够，加上想象力超凡也不足够——不可或缺的是感情的表达。后者是艺术的主要困难所在。科学是不需要表达感情的。

每个人都有感情。应该是天生使然吧。道金斯会说是源于自私的基因。所有动物皆如是。没有感情，我们难以想象人类可以生存。从成功的艺术作品那方面衡量，困难可不是

感情的表达——这表达任何人都容易——而是作者要把自己的感情适可而止地传到观者或听者那边去。这是非常困难的：要触及观者或听者内心深处的和弦，艺术作品或大或小要有点震撼，要夸张得自然，也要有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美。稍有俗气，一件艺术作品就完蛋了！

想当年，黄苗子给我上书法的第一课。他叫我拿起毛笔写几个字给他看。我胡乱地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他立刻说：“你可以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字没有俗气，过了最难的一关。”那是二十五年前。今天回头看自己的旧作，总是觉得有点俗不可耐。可见感情有真假之分，米芾说的“振迅天真，出于意外”谈何容易！

绘画艺术中国走下坡

论艺术文化，中国的历史传统了不起。当然，西方也有独到之处。从画作那方面看，从艺术的哲理衡量，西方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能与中国打个平手。他们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五百年前。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出了一个伦勃朗，摆脱了旧宗教的约束，推出放开空间的画法，可与我们北宋时期的范宽比一手。约一百年后，比起西方，画作艺术中国开始败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印象派光芒不可方物，我们是给比下去了。然而，法国印象派有几种阐释。我认为最可取的阐释是：感受上的真实比实物本身还要真。以这阐释衡量，所有中国的传统画作都是印象派。

十八世纪中叶起中国的绘画艺术开始走下坡是明显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君皇时代，皇帝的取舍会重要地影响艺术的发展，中外皆然。在视觉艺术上，十八世纪中国的

败退主要是源于乾隆皇帝这个人。乾隆重视艺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可惜此君的品味俗不可耐！这可见于他写下的几万首诗。我们不要骂乾隆。同样能干的法王路易十四，同样重视艺术，也同样俗不可耐。洛可可艺术是路易十四的影响。没有感情的华丽作品，是金钱加俗气的结果。乾隆时期的官窑瓷器，不是很有点洛可可吗？

民间艺术有可观

今天回头看，十八世纪中国的视觉艺术发展不是一律败退。民间的艺术发展有可观。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寿山的石雕艺术。这门艺术的鼻祖杨玉琢是康熙时期的人，我找到的证据是他专为宫廷操作。到了乾隆时期的周尚均，宫廷之外他的民间作品多，卖得起价。再跟着的就是东门与西门派别的发展，了不起，而其中西门的林清卿的石雕艺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可惜林氏的重要作品被一小撮人珍藏起来，今天的市场不多见。我曾经认为雕塑艺术中国逃于西方，但见到清卿的两件精彩作品后就改变了主意。另一方面，天赋甚高的扬州八怪也是乾隆时期的人，得不到宫廷的赏识，只能在民间卖小品。

中国的艺术哲理

说在传统上，中国的视觉艺术非常了不起，我没有夸张。同学们要找机会细看约一千年前北宋范宽画的《溪山行旅》那幅巨画（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市场有很好的日本复制）。我为这幅画思考了很久，认为该画达到的境界到今天也不能被超越。该画不可能是碰巧之作，而是反映着一个伟大的艺术文化传统。

在视觉艺术的哲理上，中国古时达到的深度令人向往。各家各法多得很。这里我禁不住要例举唐代孙过庭写于公元六八七年的《书谱》。论上佳的书法，孙前辈教我们如是看：“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坚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颠峰之势，临危据椽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纽挂于毫芒。”

书法没有画面，文字内容不重要，只凭点点画画来触动观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谈何容易？孙前辈是说：如此这般可以做到！《书谱》三千多字，书法好，文好，字字珠玑，令人拜服。有人说那是论书法的一个序言，我认为是全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谱》真迹缺少了好几百字，可幸也缺字的太清楼《书谱》拓本刚好有那几百字，合并起来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书谱》的全文。我建议同学们背诵这篇文章，学不到书法也学得什么是文气什么是文采。

西方的艺术哲理雷同

书法这种抽象艺术中国独有。中国历代对艺术哲理的评论有不少佳作，但也有好些过于抽象，我读不懂。我是个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西方的视觉艺术哲理的言论，佳构不少。我欣赏梵高、莫奈、塞尚、毕加索、罗丹等人对艺术的看法——尤其是塞尚。这些言论不难找到，同学们要拜读。跟中国一样，他们说的来来去去也是怎样把作者的感情触及观者的内心深处。

美国诗人爱伦坡曾经写下如下的话：“在最鲁莽的人的内心深处也有和弦；但若没有感情，这和弦是不能触动的。即使那些完全陷于迷惘之境的人，觉得生与死同样可笑，但对某些事物他们还是不能嘲笑的。”

爱伦坡早逝。在他的墓碑上有人刻上这句话：“没有奇异的层面，不会有精致的美！”这不就是我们的孙过庭说过的吗？可见艺术的真谛，其哲理没有中、外之分。人类就是人类，道金斯会说是动物的基因使然。

每个人都应该尝试艺术

在美国读本科时，我修西方的艺术史成绩好，获邀请作艺术史的助理教员一个学期。一九五五年，十九岁，学人家搞艺术摄影，第一天尝试我摄得的两张作品不仅入选沙龙，而且被印在该年的国际沙龙的年鉴上。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做过几个月的职业人像摄影师，其后为了帮补生计，在美国加州传授自己发明的摄影方法。一九六七年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个展，盛况一时。想来是无聊玩意，但当时专研经济，日夕思考，很苦，凭一种艺术媒介发泄一下是有其需要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下艺术的操作，不是要成为什么艺术家，而是要让自己的感情有个好去处。尤其是像我这种搞思想创作的人，遇到难题需要日夕思考，久不久总要找些什么来让脑子松弛一下。今天我找什么艺术媒介来尝试呢？摄影要跑来跑去，音乐自己的耳朵有点问题，绘画的色彩与工具可以弄得一团糟，雕塑要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室。我于是想到书法。宣纸与墨汁皆相宜，可以乱写一通，而机缘

巧合，让我一手买下“文革”时期制造的几百支羊毫笔。老师呢？上海的周慧瑛免费教了我多年。我是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

以物为本考察讯息费用

我对中国的艺术文物的研究，是另一个故事。一九七五年春天，在西雅图，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我不同意当年盛行的关于讯息费用的几种理论。我对他说考察讯息费用要从物品本身的特征入手，即是说我们要找一些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细察其特征，从而理解为什么这些特征会导致高的讯息费用，然后推敲市场会怎样应对。当时正准备到香港度长假，我对巴兄说会到那里考察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的广东道花了两个月买玉卖玉，教我的专家朋友不少，可惜到今天我还是不懂得翡翠玉石的质量高低应该怎样看。但我后来还是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玉石定律。这定律的起点，是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没有专家作判断不值钱，跟着的有趣含意这里不说了。

解通了财富累积大难题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八三年我转向研究产自寿山的田黄石。田黄也是讯息费用高，但跟翡翠不同。翡翠难分优劣，田黄难知真假。翡翠我学不懂，但田黄我算是学懂了。这些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不仅让我写下在《经济解释》中很好的一章，可能更重要是让我推出一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财富累积是近代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曾经有四位大师尝试过，皆失败。

我的“破案”方法简单，从仓库的角度入手。累积财富

是要有仓库的。所有金钱以外的资产都是仓库。你买一间房子，是仓库，房子的市值就是你的财富。这市值是由预期的收入折现而得。这里的问题是收入必有上限，所以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房子的市值也必有上限。如是推论，所有靠预期收入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资产，必有上限。这样看，如果一个社会只凭这类资产作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到了上限，花不掉的钱要放到哪里呢？

这是一个无法找到均衡点的大难题。我破案的关键，是指出没有收入或不靠收入的收藏品没有市值的上限。只要加进这些收藏品作为财富累积的一些仓库，整个关于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就浮现出来了。

中国文物出土了

在我一九八一年写好、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一本小书中，我肯定地推断了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凭着日本七十年代的经验，我跟着推断艺术或文物的收藏品，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是为什么在考察寿山的田黄石之后，我转到其他收藏品那方面去。除了珠宝及一些现代的艺术品，其他收藏品的讯息费用甚高。古书画的讯息费用当然高，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土文物多，其讯息费用也高。

要判断一件收藏品的市值，有四方面的困难。其一是鉴别真假，其二是鉴别优劣，其三是判断其重要性，其四是衡量市场的接受性。鉴别优劣比较容易学，这里不谈。让我略说其他三项吧。

收藏品的真假鉴别

鉴别真假我采用的方法跟专家们用的有别，比较容易，但能过关而被我接受的机会较高。我的出发点，是艺术或文物收藏品我们一般不可能证明是真的。于是，我集中于找寻假的证据，找不到不能说是真，但可以接受。

以两年前吵得热闹的苏东坡手书的《功甫帖》为例吧。该帖只几个字，没有苏子的署名，拍卖成交价八百多万美元。有专家说是真，也有专家说是假。我怎样看呢？没有假的证据，可以接受。说该作是假的专家的意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字的笔触有点偏侧，不像苏东坡的字。但苏子写字不提笔，即是手腕按在桌上写，《功甫帖》的字较他通常写的大，所以略偏。其二是翁方纲的骂言，专家说字多挤迫，不像翁氏的字。但翁方纲这个人就是啰唆，空位不够他就要这样把字挤进去，何况印章绝对是翁氏本人的。要注意，我可没有说《功甫帖》是苏子的真迹——怎可以知道呢？不可能知道。我只是认为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奇怪是在这大争议中，我没有读到那几个字是不是写在宋朝的宣纸上。

是的，真不能证，但假可以证明。假冒得真假难分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假的证据。市场伪作无数，懂得鉴别通常可辨，有时甚难。有时我明知是假也要弄来研究一下。

从作品重要性说小蛮腰现象

判断一件作品的重要性也不易。懂得判断不难赚钱，可惜往往要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收藏有这么一个市场规律：同类的作品，假以时日，重要作品的价值上升，其增长率—

般比普通的为高。同类作品，价格上升时一起升，但下降时重要的不降，或降很少。换言之，同类作品或同一作者，重要与不重要的作品的价格差距会因为时日的蹉跎而愈来愈大。例如我知道某名家的画作，同样大小，二十年前重要的三十万，普通的二十万，今天却变为二千万与二百万。重要的上升了六十多倍，普通的只十倍。理由是重要的精品数量一般甚少，在藏家的手会有顽固的收藏性：不容易买回来的作品不容易放手。

上述的假以时日，同类或同一作者，重要与普通作品的市价的比率会分离这个规律，解释了这些日子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经济不妙，拍卖的成绩出现了一个小蛮腰。这是说，高档次层面的，总金额不变；中层的大跌；低层的只是略跌。这样，一个小蛮腰就出现了。要投资于收藏品吗？不是简单的学问！

推断市场向哪方走不容易

最后谈市场的接受性，牵涉到的是我曾经写过的财富累积的仓库选择。简化一点看，这是广东人说的成行成市的问题。珠宝、金饰那类讯息费用不高的藏品不论，书画与文物这些大有鉴证困难的物品，哪些会被市场宠爱呢？事后孔明，我们知道在拍卖行书画很吃香，瓷器一般，寿山石雕平平，其他杂项不碰巧卖不起价。不久前听到清代的金器很吃香。

能预先知道某项的藏品会有可观的市场接受性当然有利可图，例如几年前你抢先收购清代的金器今天会是很开心的事。为什么你没有猜中？我没有猜，所以不中。让我在这里

给同学们出一个试题吧。北宋的瓷器有钧、哥、定、官、汝这五大名窑。皆出土文物，今天不能在中国内地买卖，但总有一天会开放。同学们能猜中哪个瓷会跑出来吗？经济学可以推断这类问题，相当准，但要花时间考察，也要懂得把讯息费用的处理与我提出的仓库理论合并起来。

讯息费用高意来的现象

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其市价的方差可以大得惊人。同类或差不多的物品，在不同市场其价之差可在百倍以上。懂得鉴证的专家要有相当长时日的考察投入，加上如果专家不亲自收藏不容易学得好。另一方面，有了可靠的知识，这些专家喜欢秘技自珍，不会轻易地传授外人。再一方面，有些基本上算不上是专家的，却大言炎炎，以专家自居来提升自己的身价。总之讯息混乱，不亲自拿着实物鉴察不容易学。

这就带到拍卖行这个有趣行业。原则上，一些拍卖行的存在是为了减低难辨真假收藏品的讯息费用。我知道他们找鉴证专家比找拍卖物品更困难。他们都有鉴证专家，是否可靠却有不少问号。我绝不怀疑这类拍卖行初办时一律意图卖真货，因为这样才有前途，但发展下去的结果往往是另一回事。可靠的专家难找，没有疑问的物品难求，加上有问号的作品也可以活出，可以赚钱，拍卖行当然也会卖假货。有大成的拍卖行懂得怎样处理。另一方面，有些物品满是问号的小拍卖行，其中也有专家认为是真货的。我认识两位专家朋友就喜欢到问号多多的小拍卖行去，以懂胜不懂，赚到钱！但这是很花时间而又要用心的工作。

造价的行为

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拍卖现象。因为拍卖行的成交价一律公开，而价高可以提升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一些健在的艺术家喜欢造价，即是利用某些方法把自己的作品的成交价推高，是否真正成交是另一回事。一般而言，拍卖行无从约束这些行为，何况卖家造价拍卖行也照样赚钱。是不会德的行为吗？有趣的答案是不一定。

造价不成功的艺术家当然有；造价有中计的购买者也有。但我知道有些艺术家，以造价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份造起后，此前购买了他的造价作品的终于赚了大钱。想想吧。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作品交到拍卖行去，后者估价五万，作者要十万底价。拍卖行说不要，艺术家担保可拍十万以上；拍卖行认为试试无妨，艺术家自己购回，交买卖双方的佣金，不容易说是不道德行为。天可怜见，造价造来造去也失败的艺术家是存在的。造价不成功作者要付大约估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双方加起来的佣金。

不同意行内之见

上述我简略地说了我在讯息费用那方面的研究与见到的一些有趣现象，从一九七五到今天是四十一年了。有些发现与分析是写进了《经济解释》中，但大部分的细节还没有机会下笔。今天八十岁了，可能不会有机会写出来了。当年我对他家的讯息费用的分析有些什么不满意呢？有三方面，我皆认为不可以接受。其一是我的好友施蒂格勒的市价变差数（即方差）理论。施兄说因市价有方差，购买者要找寻，我却认为方差的存在是购买者找寻的结果。

其二是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内提出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例举出售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购买者知得多，讯息不对称，劣车金玉其外，害得好的旧车车主不愿意一起卖出去。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才有鉴定与修理旧车的中间人在市场出现。更重要是我认为在基础上阿克洛夫的出发点是错了的。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会影响行为，说了等于没有说。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蠢才，什么也不知，又如果天下的人全部是天才，无所不知——讯息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皆不会影响行为。说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会影响行为罢了。

其三是斯宾塞提出的讯号理论。这理论说雇主聘请员工，员工花时间成本提供自己的履历，这些履历各各不同，工资会有别，但工资的整体不变，所以提供履历的成本是浪费了。我认为如果一间工厂采用件工，算件数发工资就是可靠的生产力讯息，履历的提供是为了另一些事。时间工资是不会大幅地跟件工工资分离的。

上述三位的讯息分析很大名。说他们聪明当然对，说他们的理论有趣也对。可惜他们的理论没有通过严格假说验证，违反了实证科学必须通过的一关。施蒂格勒重视验证，但在讯息费用上他没有做好。

思想传世应走的路

以事实验证一个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说往往是不困难的工作，一般有趣，而最重要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传世机会远高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文章。我恨不得自己当年能多做，选简单有趣的入手。我曾经发表过两篇近于举手之劳的验证文

章，今天还有人注意，说不定传世会逾百年。其一是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我只用了三个月。其二是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前前后后只用了两个星期。

可惜生命就是这样，过去了的日子不会再回头。但我们可以回头看。回头看，要是四十年来我从考察讯息费用所得而一篇一篇地发表像《蜜蜂》或《票价》那个水平的文章，可以容易地获两掌之数。思想要传世真的不是那么困难，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而已。我是要过了从心之年，回头看自己发表了的作品，才意识到思想传世可以不困难。有趣的现象，得到巧妙的简单阐释，就仿佛是莫扎特的音乐了。

这里我还要给同学们一个重要的提点。在验证假说的经济学题材上我可以信手拈来，挝叶飞花，主要是因为自一九六九年起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我相信自己的眼睛，重视跟一个现象有关的细节。我认为最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意图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或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转向研究出土文物

回头说中国的艺术文化，我们古时用物品陪葬这个风俗帮助了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的已往一个大忙。用物品陪葬这回事，其他文化也有——埃及某金字塔内找到的金器确实精彩。但论到物品的变化之多，其工艺的精妙，不同时代的演进，中国有的不可思议，绝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

大约一九八五年，中国的改革带来大兴土木，出土文物纷纷在香港的地摊出现，再过十年盗墓的消息时有所闻。我对讯息费用的考察当时还在继续，当然不会放过这些文物的

是真的假这个问题。尤其是，北宋的汝窑瓷器当时据说举世只有三件，价值连城，怎么在香港的地摊几百港元可以买到呢？想当年，汝窑的几种变化难辨真假，我要派人到河南的汝窑产地考察。看到他买回来的说明是仿制的汝窑，我才知道香港的地摊货不可能是现代烧成的。比起仿制，地摊货之价低很多，且远为细致、精美。当时还不能肯定地摊货是真是假，但我意识到在物品讯息费用高的情况下，同样是真品，其价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换言之，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我们不能从市价判断真伪或优劣。

集中收藏与集体失踪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但文物既然出了土，我们要悉心地整理、研究，务求把自己的文化演进知得详尽、正确一点。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文物如果被一个或一小撮人集中地收藏起来，可以出现集体失踪的效果，也可能集体地再出现。欧洲的绘画天才梵高是个例子。在生时他的画只卖了一幅出去。谢世葬礼时他的弟妇要送给追悼的朋友，只有一两个人要一两幅。于是，弟妇集中地把他的作品收藏起来。后来一起展出，地动山摇！梵高的画作很少有署名，但因为被集中地收藏了，后人学得怎样鉴证。

在中国，艺术作品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的例子，我知道的有汉代的某类玉石作品，有元代官廷烧制的青花与青花釉里红的瓷器，有杨玉璞的寿山石雕作品，也有林清卿的深雕石作。那大名鼎鼎的柴窑瓷，被一小撮人近于全部收藏，以致一些书本说没有柴窑这回事！这些曾经集体失踪的文物一律是精品，就我所知已经是那么多，还没有发现的应该无数。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在还没有打开的武则天的乾陵之内，有无数的中国古书画。 据说唐太宗以一字千金举国搜购了三千多幅王羲之的字，为什么今天一幅真迹传世也没有？很可能全部埋在乾陵，慎重地保存着。也应该包括那今天不知道值多少钱的《兰亭集序》。我们知道高宗精于书法，而武则天是个才女。记载说高宗把《兰亭集序》放进一个玉盒，答应太宗给他陪葬，但太宗谢世，着迷于书法的高宗怎么会放手呢？又例如张旭的字。遗存到今天只有《古诗四帖》，没有署名，只是凭董其昌说是张旭的。天晓得是不是。《古诗四帖》的确精彩绝伦，令人向往。武则天谢世时张旭三十岁，已经挥毫落纸如云烟，说不定乾陵有多幅张旭的字。其他的古书画精品应该无数。最近在江西南昌出土的海昕侯墓，内里的有趣、精美的小金件我以前没有见过。可能又是被一小撮人集中收藏起来了。

研究文物要按时期处理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但在我考察讯息费用的过程中，从古文物见到的证据跟史书上的记载有出入。不再说书画与寿山石作，有几种工艺作品我们要注意几个时期。玉石作品起于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极盛于汉，余不足道。重要的金属器皿起于商的青铜，引进金与铅的大变化见于春秋战国，唐太宗与武则天专于黄金与黄铜，余不足道。瓷器艺术的发扬光大起自后周的柴世宗这个天才，跟着的主要贡献者有北宋的徽宗，元代的忽必烈，明代的宪宗，清三代的三个皇帝与乾隆养着的道士郎世宁，余不足道。

我认为要是我们能有系统地研究今天见到的文物，中国的历史有好些细节需要修改。我也认为在中国的大学的本科

课程中，要有一科必修的中国文化艺术。是那么精彩的已往，那么有趣的学问，那么值钱的知识，怎么可以不多知一点呢？尤其是，当我们见到那些几千年前炮制出来的文物，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凭当时的科技怎么样造出来，我们会知道自己的先天智慧了不起。

附录二：深圳是个现象吗？

（按：本文是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深圳讲话的文稿，其中示范着的经济分析涉及国际上的收入分配与竞争的胜负衡量，可教。）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

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刹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

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家卖来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由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家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厉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教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一九八二年回港做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够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说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查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寻找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察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察。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

门。.define习的副市长请我和太太在鼓浪屿的一间古老的大宅的后园进午膳，谈得好，过了两天习先生又再请我俩进晚膳。考察温州时，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做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家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地价、科技、恶法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我曾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夹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为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改革开放

了约二十年后，中国的利益团体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会遇到的沙石。

东莞的存在有决定性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家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国际的工资比较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

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风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胜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

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美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内地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内地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内地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哪里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快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耍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们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做了解释，也做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实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哪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家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哪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见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么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须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五、人民币一定要稳定地保值才可以减低在国际上竞争的风险。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错。

说货币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错。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

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错近于不可能。在人民币下错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错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滞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

（按：无错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错，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错，七一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错，大经济难找错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错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错，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裔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

参考文献

J. H. von Thünen, The Isolated State, 1826, translated by J. Heinrich,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6.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John W. Parker, 1848.

P. H. Wicksteed, An Essa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ws of Distribution. Macmillan, 1894.

F.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 N. S. Cheung,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Economic Journal, 1972.

D. C. North and 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5.

O.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S.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S.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96.

Y. Barzel, A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其主旨是币值要稳定才可以协助得好。我们不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以币值稳定来协助贸易另一方面以调校利息率与货币量来调控经济。

Error: OCR returned None

第三章：经济调控与货币制度

说到国家，我们要顺便谈货币。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减低市场交易的费用。从中国出土的文物我们知道，货币在盘古初开就出现了。没有足够的资料追溯那么久，但从几百年来的历史看，以金属作为货币本位，多个国家可以一起采用同一种，或同几种。然而，脱离了金属本位，用纸币，同一个国家可以几种货币不同，而不同国家通常是各有各的货币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好友蒙代尔成功地说服欧洲好些国家采用同一货币，称欧元。我的另一位好友弗里德曼反对，认为不同的国家要有各自不同的货币政策。这两位朋友当年吵得热闹。欧元一九九九年初推出，有一段时期相当成功，但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后，扩散到欧洲去，共用欧元就变得麻烦了。弗里德曼终于胜出，可惜是在他谢世之后。欧元在金融风暴后出现了问题，因为一些使用欧元的国家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而这是统一了的欧元不容许的。

在金融风暴出现之前，大约二〇〇六年，蒙代尔希望整个亚洲能采用同一货币，即是来一个亚元区了。我对他说整个亚洲采用人民币会较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来得稳

定，人民币有强势。蒙兄的意思，是希望有朝一日，整个地球采用同一货币。从稳定国际币值、减低国际交易费用这些方面看，这想法应该对，因为在昔日的金属本位制下，整个地球有过一段颇长的可取货币时日，而不用金属作本位可以解决金属不足或金属本身的市价大幅波动的问题。然而，不同国家的政治问题不容易处理，加上不同国家要争取自己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权力，地球货币一体化显然难以成事。

地球货币一体化是可以减低国际上的交易费用的。事实上，我们不难想出其他处理经济的法门可以减低交易费用。但人类的自私不容许这样的争取。我说过，有朝一日人类可能毁灭自己。我也说过，这自我毁灭的倾向要从租值消散那方面看。租值消散是社会或制度费用，属交易费用的广义概念了。

让我先从政府处理经济的几方面说起吧。

第一节：政府管治经济的四方面

尽管当年我受训于两家高举私产与市场的少林寺，我不是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牵涉到四方面。

政府约束局限

第一方面是政府约束或调校竞争的局限，例如厘定法例、监管治安、界定权利、管制市场，等等。这些政府操作带来的效果孰优孰劣是价值观的问题，但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见到的政策与这些政策会带来什么效果，却是经济解释的范畴。后者，我在《经济解释》处理得全面、深入，而主要的

贡献是频频引进交易费用，牵涉到的好些话题要不是前人没有分析过，就是处理得不妥。在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方面我反复陈述，花上的笔墨远比前人多。过程中 的每一步我都忠实地指出思想的来源，应该说的感谢的话没 有忽略过一次。

政府主导投资

第二方面是政府主导某些项目的投资，例如基建、水 电、地区发展等项目。这些政府插手的事项，高举自由市场 的学者往往反对，但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不难见到有可取的效果。无可置疑，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好些投资事项由政 府主导可以节省这些费用。从经济效益那方面看，这里的要点是政府要懂得办到哪个层面放手，交给市场。这要点，数十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办得及格的。

政府操作财政

第三方面的政府经济操作，是财政政策。这方面经济学者颇有争议的原因，是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带来了凯恩斯学派。这学派起自哈佛的汉森等人与萨缪尔森的畅销天下的课本。政府花钱带来的乘数效应思维曾经有广泛的影响。政治人物与利益团体偏于接受，因为有钱可花会增加政府的权力，利益团体会得益。然而，我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投资项目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生产效果。

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金融风暴，沉寂了好些时日的凯恩斯学派再抬头。二〇〇九年美国政府大手推出花钱措施，得到的效果刚好是零。看来该学派今后不容易翻身了。凯恩斯

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的一位朋友写了一本把他捧到天上去的名著，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氏本人的经济学是两回事。可惜我读不懂凯氏的《通论》，不敢妄下评论。在那所谓凯氏学派的学问上，我做出了两项贡献。其一是站在费雪那边，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而投资会否带来产出及产出的或大或小要看经济环境的变化。其二是指出租与税不同，可以鉴别，政府抽税与政府收租会有不同的效果，而经济学者往往把这二者混淆起来。

政府处理货币

转到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第四方面，是本章要说的关于货币制度及货币政策这些方面了。哈耶克曾经建议货币与银行最好让私营操作，政府不要管。弗里德曼不同意。其实没有政府监管的私营银行（称钱庄）在中国的明清时代（或更早）盛行，有几段时期办得妥当。可惜政府见有巨利可图，频频插手，贪污钱派之不尽。我希望一些同学能详尽地考察昔日神州大地的私营钱庄的发展与后来 的失败。应该是个难度高的论文题目，但处理得好会是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经济波动没有周期

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又译经济周期。其实cycle（周期）一词误导，因为那是指上落的波动在时间上有规律（regularity）。这不对。经济有上有落自古皆然，中国人说好景不常，但有规律的波动图案是没有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见不到经济出现过有规律的上落。可能因 为这样，二0一三年林毅夫与厉以宁说中国的经

济增长“保八”二三十年没有问题。我当然希望他们对，也认为原则上可以，因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无奈政策失误频，统计数字问号多，林、厉二兄看来是过于乐观了。二〇〇八年初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两个月后见到北京真的推行，我立刻为文说中国的可观经济增长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见到局限转变来作推断是经济科学。

农业与工商业有别

商业周期是指经济整体出现的上落波动有图案规律，其实没有。可能曾经有，因为关于这“周期”的讨论十八世纪就在欧洲出现了。我的猜测，是欧洲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农业，而农业因为天气的好坏变动会出现丰收与歉收，不难导致仿佛有规律性的经济波动。中国的古老传统是以年份预测天气的变动，有周期。西方呢？经济学大师Stanley Jevons（1835—1882）曾经提出太阳黑子（sunspot）来解释商业周期，因为察觉到有几次太阳黑子的出现，皆与农业歉收吻合。本科生时老师把Jevons的黑子理论当作笑话，但进了研究院我知道英年早逝的Jevons的天赋是说不得笑的。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有上落的波动——甚至有规律的波动——不难解释，但以工、商业为主的不应该有。没有时间规律的经济上落先进之邦也常见，应该是人为的政策失误使然，包括国际上的政治久不久发一下神经。

弗老之见要补充

从弗里德曼的高见说起吧。学富五车的弗老认为货币政策的严重失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还健在的高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量的变动

不足以为祸经济。币量的大升或大降会导致通胀或通缩是老生常谈，问题是否否给经济带来大祸。支持“大祸”的实例我想到起自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的经验。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中国急升，导致当时作为货币的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政府征税减得不够多，农民起义，死人三千万。

弗里德曼在他与一位女士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中对大萧条的分析非常详尽、精湛，让我不怀疑当时美国的联储局在货币政策上有严重的失误。然而，有三个原因我怀疑弗老可能过于重视货币政策。

第一个原因是希克斯（John Hicks）曾经对我说，当年的大萧条惹来举世出现保护主义，使国际贸易大跌，是大萧条持续很久的主要原因。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很难说，但当时举世出现保护主义与国际贸易大跌是事实，而国际贸易对经济有大助也是事实。

信贷膨胀是大麻烦

第二个我认为弗老可能过于重视货币政策的原因，是费雪当时提出的解释大萧条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这理论当时没有人注意，但今天有了日本八十年代后期的经验与美国及欧洲二〇〇八年出现的金融风暴的经验，费雪之见我们要再考虑了。该理论说，如果国民负债多而经济遇上通缩，有合约规定的实质利息率急升，在财富急跌的情况下国民无从还债，破产累累，是以为难。

费雪可没有把信贷大幅膨胀（credit expansion）走在前头作为重点。这就带到我在卷三第一章第六节的重要分

析，说信贷大幅膨胀，然后破裂，可以严重地误导，使经济下降后翻身甚难。这是我认为弗老可能忽略了的第三个原因。

日本八十年代有信贷大幅膨胀，泡沫出现后到今天二十八年也不能翻身。美国一九二九年应该有信贷大幅膨胀，然后破裂，但我没有资料。美国二○○八年的经验是信贷在事前上升了两倍多，然后破裂，八年后的今天略见好转，但还算不上是真的翻身了。要注意，我不是看经济下降了多少来衡量大萧条，而是从经济下降后历久不振的时日看。我在卷三第一章第六节提出的算是新的大萧条理论，是从费雪的简单方程式入手，但把这方程式倒转过来看，得到的信贷膨胀然后破裂带来的误导作解释。因为是个新观点，我不敢肯定是对，但那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的“历久不振”的解释。

经济波动的来由

总的来说，我认为没有商业周期这回事。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可能有，但我没有见过有说服力的证据。经济波动当然有，市场与非市场的经济皆会出现，但没有“周期”。

市场的波动不仅常有，且往往需要。市场调校资源的使用要靠市价波动的指引。然而，不幸地，市场可能发一下神经。信奉市场近于无所不能（笑）的弗里德曼是我多年的深交，在我的质疑下同意市场久不久会发一下神经。不多见，昔日出现在荷兰的“郁金香危机” 是一例，香港一九七五年股市从一千七百点暴跌至一百二十点也是一例。

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或推断这些像牛群

直觉（herd instinct）带来的大幅波动，而那些所谓泡沫理论一律是空中楼阁，说故事。如果经济学真的有一个可靠的泡沫理论，只要有一小点说得上是大概地对，经济学者早就发了达！

我们要注意，像牛群直觉带来的大幅波动，人类历史没有见过严重地损害了经济整体的例子。政府政策失误带来的经济下跌，历史的经验多的是，而每次出现皆不容易翻身。昔日香港二战后的楼宇租金管制，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推出的价格管制，中国二〇〇八年推出的劳动合约管制，带来灾难性的效果明显，但政府皆历久不撤销管制。

为什么不撤呢？我没有解释，但一九七五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二战前在香港推出的租金管制的文章，在结语中，有如下的评语：

“我们或可猜测立法程序中承认错失会比市场来得有效。这里的答案是负面的。我搜查了香港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七二的立法档案，公开认错的只有港督Stubbs一个人。认错的人要面对他的入身资产的所值下降，而除非遇上一些特殊情况他不会有什么利益。这些特殊情况在香港的立法过程中是不不存在的。”

源于货币问题的波动最麻烦

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协助交易，其币值的稳定性无疑是经济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浅道理。从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知道中国古时就重视货币币值的稳定。然而，要稳定币值不是那么容易。从近代历史看，我曾经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银两外流过甚，导致通缩与太平天国的动乱。国

民党时期推出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货币，虽说有金属本位的支持，但政府言而无信，其贬值之速——尤其是金圆券——可能破了世界纪录。然而，货币永远是那么重要，那么不可或缺。记得二战在广西逃难时，我见到一纸十圆钞票撕开为二，每半纸作五圆在市场流通。要怎样稳定币值是经济学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惜这话题从我就读经济的一九五九年一直吵到今天。

第三节：四种货币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制度出现过四种。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我不是货币历史的专家，只是机缘巧合地学得一些。过后我会提出第五种货币制度，是自己想出来的，地球上没有出现过。先谈四种吧——只能略谈，因为货币制度是复杂学问，不是我专注的。

一、金属本位制

这本位制是指金本位或银本位，而昔日中国用的铜钱是铜本位了。可以统称为金属本位制。这是故老相传的制度，很多地方用过，而从出土的文物看，中国很早就有了。

严格来说，金属本身值钱，可以历久不变，而金属本身的市值，加上铸币的成本，就是币值。当然有欺骗的行为：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进口的银币，同样重量，比本土铸造的值多一点钱。私营的钱庄可以发行，价值最高的流通货币是元宝。有说元宝起于元代。这不对。我见过唐代的元宝。一般所见，银元宝是纯度相当高的银，但金的可能只是包金或鎏金。我认为不是骗局，因为鎏金或包金不难辨识。中国

清代用的货币主要是银，其产地主要是当时属于西班牙的墨西哥，要通过英国和西班牙运到中国来。这可见当时的银两作为货币对中国很重要。

某些市场交易因为银两携带不便，钱庄或银号会用凭券替代。我不怀疑当时的钱庄借出去的钱远多于钱庄拥有的金或银。信誉当然重要。那所谓“老字号”很值钱。用不着多拿出真金白银，办得成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政府眼红，要敲诈，时有所闻。

到了民国时期，银号或钱庄被政府或跟政府有关联的银行取代了。后来民国时期政府推出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货币，还是以金或银作本位，可惜一律是骗局。最明显是关金，钞票上用英文印着多少个金单位，但却没有说一个单位是多少金。其实每次推出一种新货币时，国民政府都公布每元是多少银或多少钱。每次都骗到一点钱，虽然到了金圆券再没有多少人相信，害得国民党要逃到台湾去。

金属本位制是有可取之处的。欧洲的历史满是金属本位的故事。就是今天，好些西方经济学者还希望能回复到昔日的金属本位制那边去。这可见以稳定物价来协助市场贸易是多么重要。然而，骗局不论，昔日的本位制是有着两方面不容易处理的困难。其一是金属本身的市价波动会直接地影响市场物价的波动，无从拆解。其二是一旦出现用作货币的金属供应量不足，会导致经济萧条。我在上文提及的中国银两外流导致的太平天国的动乱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就带到金属本位制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在这本位制下，政府无从推出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市场有多少有关的

金属，其市值为何，皆由市场决定，政府无从调校货币量，而调校利息率就成了价格管制了。不要忘记利率是一个价，虽然今天在好些国家采用的无错货币制度下，政府调校货币量或利息率属货币政策，算不上是价格管制。

二、钞票局调控制

这是香港今天采用的货币制度，他们称联系汇率制，即是以七点八港元兑一美元这个固定汇率挂钩。香港一九七一年之前也采用此制，与英镑挂钩，一九八三年十月再采用，钩着的是美元。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我发表《联系汇率的困扰》（见《货币战略论》），解释过这制度。这里只略说。

其实应称为钞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是多年前英国的发明，为他们的殖民地采用，钩着英镑而为殖民地的货币稳定着币值。一九八三年香港因为要回归中国的问题引起经济大波动，财政司彭励洛考虑再采用钞票局时不便与英镑挂钩，选钩美元，跟我讨论了几次。初时我反对，但后来跟弗里德曼讨论后，又得到撒切尔夫人的顾问Alan Walters的解释，明白彭老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个弹性相当高的货币挂钩制度。彭老推行该制的前三天，叫我赶急去见他。我平生没有遇到更为简短的会谈。见面时彭老问：“目前港元的市价是八元二角兑一美元，我打算以七元二角兑一美元挂钩，你怎样看？”我想了一阵，说：“那是太低了吧，高一点比较安全。”就这样，他不要我再说，让我离开。他选用七点八后，对我说因为香港人喜欢那个“八”字！这可见选哪个汇率挂钩是有着相当大的弹性——钞票局的调校机能使然也。

“钞票局”是一个聪明、巧妙的货币制度，其主旨是通过港币的钞票（currency）量的自动增减来调控总港币量的增减。港币总量下降得够低，港元兑美元的汇率会上升。港币总量上升得够高，港元兑美元的汇率会下降。前者的压力是压上，后者的压力是压落。港元的钞票量只约港币总量的十分之一，一个用户不相信港元，到银行按七点八提取美元就是。银行当然要有美钞在手，但不需要很多，因为客户通常会把美钞再存进银行去。这样通过美钞的提取与存进，港元的货币总量会下降，美元的银行存款会上升，而港元的总量下降得够多，其市值的强度会增加，因而维护着那七点八的汇率。如果提取美元过急，港元的短期利率会立刻抽升来阻慢美元的提取。

原则上，推到尽头整个香港的货币会全部转用美元。重点是要有足够的美元钞票协助周转调校，不需要很多，因为钞票的使用量通常只约货币总量的十分之一，何况提取的美钞会被再放进银行去。要是美钞大量离境，或被储藏起来，那么政府当局要设法从外间引进美钞。这个货币制度的主旨，是通过一种外地的钞票与银行的运作，把本地的货币量调高或调低，从而维护本土货币与挂钩的外币的汇率。

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推出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后，港币的总量下降，初时降得急，跟着降势转慢，约四个月后止降回升。我立刻去信彭励治，对他说港元的危机已过。他非常高兴。是那么好的一位财政司，三年后受不了利益团体的左右，辞职不干。

上述可见，钞票局这个货币制度也是不能采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与美元挂钩，利息率要跟着美国的走，而港

币量的增减是为调校既定的挂了钩的汇率而自动地转变的。事实上，钞票局货币制要没有中央银行才运作得好。当年我受邀参与其事，香港二战后的财政司郭伯伟赞同钞票局，对我解释时说明没有中央银行是重点。他说早年在香港处理这钞票局时，仅要用两个不是全职的人。至于今天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搞得那样庞大，是我所知的学问之外的话题了。

三、固定汇率制

上述的钞票局与联系汇率制度可不是汇率管制，因为后者一律牵涉到管制外汇出口。在钞票局的制度下，外汇可以自由进出口。管制汇率经济学者一般不能接受，而反对得最激烈的大师是弗里德曼。当年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弗老历来坚持要让汇率自由浮动，却赞同香港采用钞票局的联系汇率。他向我解释了这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后来朱镕基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汇率管制，明显地附带着管制外汇出口，弗老当然反对，认为会是大祸，我也跟着反对，但过了约三年我认为朱老做得对，公开认错。

是的，一九九三中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非常混乱，有官价的五点四兑一美元，有双轨的八点六一九兑一美元，而当时最高的黑市达十一点七兑一美元。朱镕基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是八点二七兑一美元，而这官价汇率维持到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总理温家宝略为调升至八点二一兑一美元。弗里德曼和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会说这样的汇率管制与一起执行的外汇管制会是灾难性。然而，在朱镕基的策划下却给中国带来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经济高速增长！

究竟发生着些什么事呢？今天回顾，解释是清楚的。有三点。其一，朱镕基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其二，我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指出当时无法控制的通胀是源于高干子弟的权力借贷。朱镕基该年七月一日接掌央行后，立刻铲除这种借贷，加上他对人民币的货币量控制得宜（有一段时期是按着外汇的进口量以固定了的汇率增加人民币的量），高于百分之二十的通胀在三年间下降至零。其三，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或改进，而所有政策改进的措施皆协助维护朱镕基要坚守的汇率，约五年后人民币的黑市汇率大致与官价看齐，到二〇〇三年朱总理任满时人民币兑美元的官价有上升的压力了。是的，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日我发表《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其中提到人民币将会是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强币。跟着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其中提到不出两年，外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后来这压力不需要等两年，只几个月后就有两位美国议员大叫大嚷了。我对自己这些推断是很满意的。尤其是，当人民币的黑市汇率还是弱于官价汇率之际，我就做出这些推断。

朱总理做了些什么呢？一、上文说过的，他大手约束高干子弟以权力借贷，使百分之二十强的通胀率在三年间下降为零，然后转向负三强的通缩。二、可以不管的他一律不管，市场的合约自由是我平生仅见。三、一九九四年初他推出全国划一的增值税，促成的中国独有的县际竞争制度。四、他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之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五、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

许地方政府把国营的企业连土地出售，有足够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民营的企业纷纷出现。六、在此同时，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说实话，我认为跟朱总理同期的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帮了中国一个忙：人民币钉着美元那段日子美元在国际上的币值是历史上最稳定的，而格老几次为中国的廉价货出口美国说话。

没有上述的调整与协助，固定汇率与外汇管制的货币制度会是灾难性。中国今天再没有朱总理当年的弹性调校的空间了。

回头再说货币政策——以调校利息率或货币量来调控经济——这个话题，金属本位制不能用，钞票局制不能用，朱总理的方法则是倒转过来，以调控经济来维护汇率与挽救人民币当时的弱势，不是以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

四、无错货币制

无错货币英语称fiat money，即是今天美国及一些先进国家采用的货币制度。中国二○○五年起人民币所下之锚屡有变动，不像朱镕基那个时期的坚守。而错变得若有若无了。西方的压力是其中一个原因。近几年，人民币是近于无错货币了。货币政策——调控利息率与货币量——今天中国的央行频频采用，是无错货币制度的证据。说有错但其实无错，国民党当年就是那样明目张胆地欺骗。今天中国的央行当然不骗，但用汇率守错可不是那么容易。

我的观点简单明确，凡是用上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不是一个下了固定的错的货币制度。这其中含意着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哲理。货币的用途是协助贸易，其主旨是币值要

稳定才可以协助得好。我们不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以币值稳定来协助贸易，另一方面以调校利息率与货币量来调控经济。不是说绝对不可能成功地一石二鸟；在无错的货币制度下，美国曾经有过几次不俗的一石二鸟的片段。然而，一方面要稳定币值，另一方面要调控经济，闹祸的情况不仅容易出现，而且闹大祸的机会不小。

以我比较熟识的美国为例，我见过两次源于无错货币惹来的大祸。其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之后，为期三十年的美国债券的孳息率被挤高达十九厘以上，而十多厘高企了好几年，导致那里的经济不景逾十年。当然有人说那段时期的经济悲剧是源于政府推出价格管制，但该管制是源于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高通胀，而价管撤销后利率还持续高企好几年。

第二个悲剧性的例子当然是二〇〇八年在美国出现的金融风暴了。当时格林斯潘已在联储主席之位下马，但识者一致认为该风暴是格老惹来的祸。我曾经考察过该风暴的资料，发现二〇〇八之前美国的借贷膨胀非常严重，是否联储之过很难说，但格林斯潘做主席时，把利率多次调校，辗上辗落，终于辗错了节奏却是明显的。弗里德曼是货币理论的一代宗师。他几番对我说格林斯潘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联储主席，也闹大祸收场，无错货币的优越性应该满是问号吧。

币量调控难见原则

美国二〇〇八年出现金融风暴，那里 的货币调控带来的效果也使我看得天旋地转。联储大事放宽货币量达六年之久，二〇一四年我见到那里的三十年债券的孳息率上升到三

点五厘，以为终于能搞起一点通胀了，债券的高价应该开始下跌。很不幸，我误导了一些朋友。我没有预料到二〇一六年六月该三十年债券的孳息率又下降到二点五。基本上，该孳息率是说美国的市场预期今后三十年那里的通胀率是近于零。可能吗？

弗里德曼当年曾几番对我说，通胀率在百分之二至五对经济有利。联储的人马，尤其是已经离职的伯南克，是弗老的敬仰者，当然知道二至五通胀这个弗老提出的黄金定律。若如是，联储应该见到三十年债券的孳息率上升到五厘（预期通胀约三厘）才考虑加息或收紧银根。然而，二〇一五年三十年的美国债券显示，预期的通胀率约一厘。联储就开始加息了。当然，联储可能未雨绸缪，但那是凭什么准则从事的呢？当然不敢说我比他们知得多，但不同的顶级专家的看法有那么大的差别，不应该是经济科学可以接受的。

国际战乱有利美元

还有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九九五年，我的一位专于货币研究的师兄（Alan Meltzer，名家也）到香港跟我会面。大家谈起美国的货币政策，他说几年来那里的联储大幅提升了货币的供应量，但通胀却毫无起色。他的观点是当时美元在国际上强劲，所以美国本土没有通胀。这观点应该对。好比今天（二〇一六）中东一带搞得一团糟，是乱局，美元当然强劲，美国搞不起通胀不难理解。要是一旦天下太平，增加了那么多的货币供应量要怎样才能收拾波涛汹涌的通胀出现呢？美国的社保已近于破产，而通胀急升一定破，难道美国要到处生事来维护美元的强势吗？

以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大约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其主要的倡导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死对头（一笑）是麻省理工的萨缪尔森。后者属凯恩斯学派。弗、萨二人的大辩论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佳话了。凯恩斯学派在基础上言不成理我指出过了。今天看，算得上的逻辑可观的货币学派也是有着无从解决的困难。

我们知道，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其主要理论基础是一个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这理论起自斯密之前的休谟，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耶鲁大学的天才费雪精辟地发扬。到六十年代弗里德曼的再阐释是达到大成之境了。币量理论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一门关于真实世界的学问，其验证研究之多，远超于经济学的任何其他话题。然而，今天该理论也频频失误，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币量难算理论失灵

我认为币量理论对物价变动的推断今天频频失误，是因为我们愈来愈不知道什么是货币，或币量应该怎样算才对。我不怀疑在金属本位制度的年代，币量理论对物价变动的推断很准确。到了一九四五年推出由凯恩斯建议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大致上该理论还可取。然而，以三十五美元一盎司金价不变到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解体的二十六年中，因为市场的金价上升了不少，国与国之间的央行以三十五美元一盎司之价厘定的协议就显得不可靠了。币量理论对物价变动的推断开始有问号，而在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瓦解之后这问号变得愈来愈复杂。从一九八二年到弗里德曼谢世的二〇〇六，弗老对美国通胀的推断差不多没有对过一次！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老到北京会见总书记时，因为通胀是大话题，大家日夕研讨，我对他说：今天的科技通讯跟昔日的不同，庞大的款项交收，不管是一国之内或是国际之间，不到一分钟就处理好了。你怎样算货币量呢？他没有回应。二〇一四在北京，我跟在货币话题上与弗老不和的蒙古尔提到因为科技发达我们无从算货币币量之见，他叫出声来，问：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要点呢？我回应：一九八八年在北京跟米尔顿说了，看到应该还要早几年。今天看还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有一家网上销售机构，只一天其物品的成交量达一百四十亿美元。这是没有通过银行的交收款项，不知弗里德曼会怎样算？

一石二鸟是过于乐观了

是的，货币的主要用场是协助交易，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然而，在无错货币的制度下，货币政策往往通宵要用。如此一来，从美国的经验可见，央行或联储会变得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关于货币政策，差不多所有经济问题皆涉及。昔日格林斯潘不仅掌握着美国经济的话事权力，他的一举一动整个地球都重视。可幸格老是个学者，也是个谦谦君子，论事客观，不容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左右。这个我历来敬仰的人也阖祸收场。

弗老当年的观点，是一个大困难以采用一个小国可以用的钞票局下错制度。货币既然没有错，为了维护物价的平稳，调控利息率或货币量的货币政策不能不用。我的师兄Meltzer建议的调控银根（base money）曾经在欧美盛行过一段日子，后来显然遇到困难，到格林斯潘就转用调控利率。弗老初时不同意，后来却不反对。大家都知道以货币政

策调控经济，央行或联储会有很大的权力。可幸我认识的或知道的英国央行及美国联储的几位关键人物都不是权力欲强的人。国家政府上头呢？他们知道货币量的调升可以协助他们急时之需，也知道搞起通胀是一种间接税。一个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我没有答案。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货币的主要用场一定是为了协助市场贸易。我的观点是除非遇到战乱货币不应该用作其他用途。换言之，一石既然不能杀二鸟，集中于维护物价平稳是正着。

第四节：以物价指数为锚

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放弃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即是纯从协助贸易的角度来发行货币，那么一个近于十全十美的货币制度不难推出。这是第五种。我在二〇〇三年想出来，解释过多次，没有谁提出过有什么不妥的理由。我认为到今天这建议还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弗里德曼不反对的无错货币制在好些国家施行了几十年，其中引进了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加了央行左右经济的权力，而一些先进之邦把货币政策的调控织进了他们的经济制度，因而难以采用我建议的。中国到今天还没有把货币政策的调控织进他们的经济制度，原则上可以采用我建议的，但没有。

一个令我感到困扰的问题，是二〇一三年北京说要让利息率自由浮动，让我高兴一下。我在下文建议的货币下锚制度可让利率自由浮动，而无错货币制通常是不能让利率自由浮动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不能纯真地让利率自由浮动。像香港采用的钞票局制度不能采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

济，利率会浮动，但主要是跟着美国的利率变动走。纯真的利率自由浮动是昔日的金属本位制。我在本节建议的下锚制度不仅可以让利率自由浮动，而且是需要的。

我建议的下锚制度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而是把昔日的金属本位制改变一下，让我从头说起吧。

说到货币，我不能不提到自己的深交弗里德曼。他是古往今来对各种货币制度研究得最深入的人。他和我的交往如兄长与小弟，关于货币的问题我老是问他，他一定细心解释。

我知道除了金属之量可能出现不足与金属的市价变动——这二者皆对金属本位制不利——弗老认为金属本位制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这观点，经济学行内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大约一九九〇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开始转剧，国家面对的形势非常不妙。我几番求教于弗老。当时我没有想到朱镕基后来推出的以美元挂钩然后利用经济调校这个后来证实是成功的方法。今天的中国再没有这些弹性调校了。

一九九〇年我问弗老：用一篮子物品作为货币之锚不是可以解决上述的金属本位的两大困难吗？细想后他认为原则上可以，但储存物品的成本太高，不合算。过了几年，我跟进了朱总理的货币处理时，突然想到，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作为货币之锚，政府根本不需要储存任何物品——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仓库。考虑如下十点吧：

（一）选择大约三十种市场有价的物品，皆属比较容易在期货市场交易的。能成期市的物品历来只有二三十种，选其中的大约十种，要指明是在哪个期市的。此外，选一些原

则上可成期市但还没有期市处理的——例如水泥——可以放进去。原则上，大部分的农产品可成期市或近于可成期市，皆可考虑。没有期市的要选有大交易量的批发市场，而物品的质量或等级要有清楚的说明。

（二）上述的物品或商品——不能是制造品——选出约三十种足够，每种选一个固定的量放进一篮子之内。选择物品比重的原则，最好是跟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的大约比重相若。例如棉花属于“衣”，猪肉属于“食”，木材属于“住”，汽油属于“行”，等等。五金、材料、食料皆选择性地放进一篮子之内。

（三）以中国为例，选人民币的一个整数——例如一万——按期市之价或批发之价购买该篮子的每项物品的决定了的量。定该指数为一百。这篮子中的物品的指定地点可以是中国内地的，也可以是外地的。后者要以一个自由浮动的人民币汇率算价。

（四）篮子内的物品比率固定不变，但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一律自由变动。这篮子物品的总指数因而要每天计算一次，容易的，有物品的现价一按摁就可以算出来。物价的总指数每天会略有变动。央行的责任是利用货币量（主要是人民币的钞票量）的增减或利用外汇储备购买或沽出外币来维持那环绕着指数一百的一篮子物价。换言之，央行的责任是利用货币量与外汇储备来调校，从而守住该一篮子的物价指数那个稳定的错。

（五）守错不需要守得绝对精确，在调校期间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可以接受。另一方面，央行不需要有任何篮子内

的物品的存货，只是指明一万元人民币可以在指定的三十个市场购买该篮子物品。某段时期相差一两个百分点可以接受。

（六）这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是可以调校的。固定不变为一百是说通胀率是零。但这不是我们日常读到的物价指数——后者指数不可以作为货币之错。这里提出的作为物价指数的错是市民可以按着指定的物品比重与市场所在，市民自己可以按该指数购进该篮子物品。不会有几个人真的这样做，但他们要知道可以，相差一两个百分点可以接受。

（七）依照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多年的观点，这一篮子的物价指数最好每年提升二至三个百分点，即是购买同一篮子的物品，人民币从一万升到一万二百是提升两个百分点。弗老当年认为二至五个百分点最适当，我选二至三。这提升是提升物价，严格来说不是通胀，因为通胀的重点有一个持续的近于有惯性的通胀率。我在这里建议的是随时可以调升或调低物价。每年调高两三个百分点是可取的。

（八）采用上述的货币下错制度，其指数比我们今天常见的物价指数更为可靠。曾经有人建议用常见的物价指数为货币的错。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后者指数不能在市场买卖成交。

（九）让汇率与利率一律自由浮动重要，因为这是建议的以一篮子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错带来的两项重要方便。央行的职责是守错与监管银行的运作。

（十）守错的外汇储备不需要很多。更重要是如果人民币能这样以明确的物价保值，发放出去，解除所有外汇管

制。中国的外汇进账一定会上升，甚至大升。把人民币推出国际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出去一元赚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外汇进账要放进一个特别设立的基金之内。另一方面，推出国际的钞票要有一些英文字符，也要有一些五百元甚至一千元面值的钞票。

弗里德曼当年几次跟我研讨解除外汇管制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不需要逐步。一放就全放，二战后的香港与一些欧洲国家皆成功，只是有一两个欧洲国家有几个星期的波动。中国目前的形势远比二战后的欧洲为优，而人民币能钩着一个稳定的锚，只要可信，其国际接受性应该是很强的。我认为下了这样的一个锚，不少发展中国家会采用人民币作储备用途的。

附录一：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表

（按：本文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发表，澄清了经济学者历来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看法。删减了开头不重要的几段。）

几天前想到一个小突破，认为有点新意，写下来不会浪费时间吧。这是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的一点新看法。这平衡表五十年前做研究生时是大话题，要拜读厚达三英寸的米德（J. E. Meade）写的上下两册以之为题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沉闷的巨著，老师规定要读。米德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写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人，他说市场无效率，政府需要干预。他为此成了名，我写《蜜蜂的神话》回应，也成了名（笑）。米德谦谦君子，是我敬仰的学者，早被封为爵士及后来拿得诺奖是实至名归。

我想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因为不久前发表了《中国骗术考——与罗姆尼商榷》，跟着萧满章传来几篇老外写的关于中国在汇率上出术的文章。都是我的师弟，文章当然不错，大致是说如果中国出术美国也算出术了。可不是吗？凡是用上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皆直接或间接地在汇率上出术。他们提到均衡与不均衡的问题。对经济学的均衡阐释我跟行内朋友的看法不同，认为要解释的现象有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是均衡，没有就是不均衡。这是科学方法的问题，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细说了。这种均衡与不均衡不是指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一时间我想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想深一层，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阐释是过于复杂，因而往往误导思考。至于“出术”这回事，所有竞争的行为必有，但不是罗姆尼说的“骗术”。

国际收支平衡的本质

顾名知义，国际收支平衡是说一个国家进出口的支出与收入一定打平，永远打平，不可能不平。算是一种会计，但不是资产负债表或流水式的利润表。很多国家不做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而有做的不易精确，因为人民在国际上购物或调动资金不容易统计。中国比较容易，因为货物与资金的进出口一般通过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或部门。

国际收支平衡表分两部分。其一是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这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其二是资本项目，包括资金的进出口与国际之间的投资。只看这两个项目，而收支平衡表一定平衡，贸易项目有顺差资本项目一定要有逆差才可以打平。有些国家，这两个项目一起出现了顺差或逆差。尤其是中国，这些年贸易项目与资本项目通常是二者皆出现

顺差——俗称双顺差。

双顺差的新闻释

双顺差的频频出现是中国屡遭西方指责在汇率上出术的一个原因吧。这双顺差的出现是说国际收支平衡表变得不平衡吗？不是的，因为一个国家有外汇储备。正数的外汇储备庞大如中日与日本的例子不多见，经济学者因而少注意这储备的内容与对经济影响的含意。

我在上文提到的最近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小点新看法，是把所有国际收支作为物品交易看，也可以把所有收支作为投资看。所有大家日常见到的物品进出口皆可作为投资看是费雪的投资定义，但把所有的国际投资作为物品的进出口看，是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有少许新意，推出来的经济含意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家外国机构到中国买地设厂产出，资金进入中国属资本项目，但购买土地可以看为土地出口。虽然土地是不动产，还留在中国，但使用权是转到外国机构那边去，“权”是出了口的。同样，外资在中国设厂后雇用中国工人，可以看为中国的服务出了口，虽然工人还留在中国，但这服务为老外赚取的利益是老外所有。

再推下去，中国因为上述的双顺差带来的庞大外汇储备，可以看为全部用作进口外间的“物品”，国际收支平衡表因而永远平衡。把外汇储备投资于外间的矿藏、林业、股票等，是进口了一些拥有物品的权利，而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中国把外汇储备购买了不少美国的政府债券。债券也是物品，而中国政府购买美债可以作为进口有利

息租值的物品看。

这些年中国购买美债的银码庞大，约占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目前是万多亿美元。没有详尽的数字在手，但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源于多个国家，我的猜测是源于美国的大部分——甚或多于全部——是用作购买（进口也）美国债券。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投诉中国出术,操纵汇率而赚取了那么多外汇储备，但也屡次要求中国多买美债——怎么可以自圆其说呢？

普通常识猜中系数

又再推下去吧。人民币汇率下调无疑会鼓励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但会否增加贸易或经常性的顺差则要看好几个弹性系数。几年前我说过，美国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多半不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顺差的机会较大。说对了，因为普通常识的猜测是弹性系数会站在增加贸易顺差那边。这里的新问题是经常性的贸易之外，西方的企业到中国买地、设厂、雇用劳动力等——即是中国“出口”没有离开国土的资源的使用权利——有关的资本项目的顺差或逆差，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关系，也要看好几个弹性系数作决定。这些系数基本上无从观察，推断的困难可想而知。

利益双方皆有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外部性”的问题。中国引进外资，让他们买地设厂与雇用劳动力，一项不容易算出的利益是这些外资会带来科技知识。这方面，在二〇〇七年之前，中国办得好。汇率不论，在县际竞争制度下，好些县政府见

外资提供的项目有可取的外部效应，免费把发展好的土地送出去。免费当然是与汇率的高或低无干的了。

美国的利益怎样算呢？人民币兑美元之价愈低，美国进口的中国货愈相宜，哪里的消费者得益。失业人数会因而增加吗？微不足道，因为人民币提升汇率，美国的进口商会转向工资比中国低很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找货源。就算这些其他国家不济于事，美国因为中国货太相宜而增加失业率一两个百分点，这些失业者的损失不容易弥补不失业的人购买价格较高的非中国货。

低息贷款美国做错

这就带到本文要说的重点。中国因为外汇储备大幅上升而购买（进口）了万多亿美元的美债，原则上可以大事协助美国的经济运作，包括间接地协助美国减低他们的失业率。有两方面。其一，购买美债是低息贷款，正如做生意的人知道，有那么庞大的低息贷款的支持生意的策划多了选择。其二，中国大手购买美债是支持着美国债券之价强劲，加上廉价中国货的进口，约束着美国的通胀率不会大幅上升。有这二者的协助，美国以货币及其他政策来减少失业率就来得安全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得对。

在中国开始大手进口美国债券的时刻，美国做了三件错事。其一是他们决定分三次提升最低工资。其二是他们容许信贷大幅膨胀，导致后来出现的毒资产与金融风暴。其三是二〇〇三年他们进军伊拉克。我认为在某程度上，中国大手购买美债是间接地协助了这三项错误的选择，其中最严重的错是进军伊拉克。当然我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我完全

不懂。

附录二：管制资本项目之谜

（按：本文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六日发表，分析了放开资本项目的效果。）

最近几位朋友问中国应否放开资本项目，说一些北京学者有保留。管制资本项目是外汇管制的一个重点，二十五年前弗里德曼和我就力促中国放开，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放呢？

资本项目（capital account，翻为“账户”可能较恰当）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之外的账户，主要是资金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似淋漓，其实全部可从物品与服务的角度看，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发表《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表》，解释清楚了。那是没有什么深度的自欺欺人的学问——见本章附录一。

金融中心与资金进出

朋友问资本项目应否放开，是问中国应否让资金自由进出口。我的第一层答案是浅的：如果中国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项目不放开方得搞。为何如此浅不用解释，但重要的是事实：古往今来凡是有点眉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必定放开资本项目，即是必定容许资金自由进出口。

若问：如果放开资本项目，中国的资金外流会增加吗？答案是：当然会。但资金进口也会增加。一负一正，哪方较大要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会怎样变，事前难以猜测，因为牵涉到几个弹性系数。

再问：中国放开资本项目，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会大幅上升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投资设厂的进口资金有好一部分已经有容许撤出的安排。

再问：外资到中国买楼、买股票及做小生意会否大幅增加？答案是：会，但有多大很难估计，因为这些事项现有的途径五花八门，我没有调查过，但听也听得天旋地转了。放开资本项目会清除这些门路，方便了无知、胆小的老外，而什么地下钱庄的生意会受损，但不会关门。为什么钱庄不会关门是老人家的秘密。

最后问：放开资本账目会增加资金外流，是会大幅地增加这外流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大量的资金外流早就出现了。大约六年前，美国公布的中国资金进口数字远比中国公布的资金出口美国的数字为大，而跟着源自神州的资金把加拿大的房价炒到天上去，主要是豪宅；再跟着是炒起美国旧金山及纽约的物业，也主要是豪宅。这些为数不少的资金外流要讲门路，或是要讲关系。没有关系的穷人当然不易搞，但穷人根本没有钱，跟他们说什么资本项目是跟夏虫语冰。

贪污理论老友说妙

一九九六年在某会议上我随意讲了二十分钟关于贪污的话，被录了音，翻成文稿，弗里德曼读后频呼精彩，但问：你怎可以证实你的贪污理论是对的呢？该稿发表时题为《一个简单的贪污一般理论》。该理论说：没有管制不会有贪污，而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才出现，也是为了维护贪污的持续而持续的。我举诸多实例，皆过瘾，所以该短文可读，而其中令行家朋友拍案的是中国禁止恐龙蛋出口的例子。

我不敢说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但可以肯定：这管制增加了不少投资者的麻烦，而增加了的手续或门路程序无疑是养着一群人。放开资本项目，让资金自由进出，会养着另一群人。哪一群比较大，收入比较多，也牵涉到几个不同的弹性系数，无从估计。然而，这放开换来的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办得其法对国家的整体贡献是非常庞大的。

经济学可以有淺深的话题，也可以因为某些人的利益而被故弄玄虚。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参考文献 W. S. Jevons, “Commercial Crises and Sun-Spots,” Nature xix, 1878.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M. Friedma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 A Restatement,”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M. Friedman and 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Error: OCR returned None

到了西雅图华大，我对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同事麦基、巴泽尔等人投诉我不能解释简单的市场现象的尴尬。他们也一致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需要全面修改，而过不久他们说这大修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人选。

抱歉，图片内容为空，没有文字信息。

第四章：经济学为何失败？

曾经提及，一九六九年的夏天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任教职时，我到香港看母亲两个月。前一次到香港是一九六二，我刚拿到经济学硕士。七年人事几番新，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我已经出版了今天看可以传世逾百年的《佣农理论》，已经写好了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今天看，后者也会历久传世。当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聘请，我算是初出道，上任只几个月就升为正教授。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一本书中写下，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图时，已经是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

提到上述，是要同学们知道如下的尴尬不是一个萨缪尔森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科学中的一位专家应该感受到的。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暑期，我在香港跑厂跑市做考察、观察，发觉大部分的市场现象我没有解释！要不是当时我已经写好了《佣农》，深信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可以推断，我会考虑放弃经济学。当时我还有另一个证据。那是我刚写好的《合约结构》的文稿，分析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得到的结论是租值全部消散很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只要公海捕钓的渔船数量受到约束，每艘会获取一点没有业主的公海的鱼类资产的租值。我当时认为这是几个渔业工会有那么

大的约束捕钓的权力的原因。

到了西雅图华大，我对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同事麦基、巴泽尔等人投诉我不能解释简单的市场现象的尴尬。他们也一致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需要全面修改，而过不久他们说这大修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人选。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那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坚守做研究生时学得的科学方法，频频以事实验证假说，屡有斩获，到十九年前我动笔写《经济解释》时，再没有什么市场现象我解释不了。当然，有些现象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但大致上经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解释或推断功能自己再没有怀疑。

这次再修《经济解释》，十多年前的三卷改为两年前的四卷，今天再改为五卷。这最后的三章我要申述一下自己在研究上怎样处理与在理论上做了些什么改进才达到今天自觉是得心应手之境。有三部分。其一是传统的经济学有几项严重的缺失；其二是经济理论的整个架构需要大手地简化为三个基础。本章讨论缺失，下章讨论基础，再下章是传记式地陈述自己的思想来源是非常传统的。我的贡献只是修改与补充而已。

第一节：象牙塔不知世事

我们不能解释不知是什么的现象，是浅道理，但放大来看不是那么简单。好比价格分歧。传统的解释是在不同市场或不同商店，出售者面对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逻辑对，但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弹性系数无从量度姑且不论，出售者的

资源没有空置不会有价格分歧，没有讯息费用不会有价格分歧——这些局限的存在或转变才是解释价格分歧的要点。引进这些局限转变，推断价格分歧的出现或不出现皆百发百中，跟弹性系数何干哉？

佃农与蜜蜂的例子

好比我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利用详尽的亚洲农业数据，以多种农产品的每亩平均产值转变来证实劳力与农地的边际产值转变，赢得几位大师拍掌。如果我没有在八岁时在广西一条小村落住了一年，天天在农田跑，长大后记得多种农植的方法，该章不可能写出来。天赋归天赋，知识归知识，要是我没有亲历其境，从观察中学得中国农植，算我天才绝顶该章不可能写出来。

好比我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神话》，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的主编不知从哪里见到该文稿，要刊登，但要我取消细说蜜蜂怎样养怎样飞那第一长节。我回复说该文是给科斯发表的。要是我接受该大名学报，取消那看来跟主题无干的第一节，该文不可能传世到今天。今天看将会传世逾百年。那些缥缈看是无关重要的细节让我推出多个可以验证的假说而又验证了。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身虽然是主题，但没有细节的支持是近于交白卷。人家说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没有市价，但其实有，算是什么传世思想了？

推断与解释中国

好比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要不是我在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一行，见到当时的干部等级排列，从而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所在，是要从以人权

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我不可能只见到一些局限转变，就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跟着一九八四年我见到合同工在中国出现，立刻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当然又给行内的专家骂，但我只不过是说苹果已经脱离了树枝，正在向地上跌，不会回到树枝上去。算是什么天才了？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是等级排列的转变，即是说苹果已经脱离了树枝，怎还可以回头上升呢？

跟一个现象有关的细节非常重要。稍为忽略可以误导，使引用经济理论作解释时想到错误的地方。好比“全线逼销”这个现象，有关的重要细节是这“逼销”一定是短暂的。有了这细节的提点，我们不难想到该逼销是为了隐瞒价格，知道传统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看法是错的。我自己的经验是细节的考察往往使我改变了主意，但为此而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假说解释时，一般是来得那么清晰地对，那么有趣，给自己很大的满足感。

考察世事或现象当然不容易，但习惯了，知得多，可以举一反三，因为现象一定有规律，其附带着的细节容易重复。这样的考察我们要多到真实世界跑，因为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唯一实验室。可靠可信的读物不仅难找，而且读物往往误导。好比二〇〇八年我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有资料全部是从实地考察获取，时断时续地考察了四年才动笔。如果同学细读该长文，会发觉我对中国制度的陈述与分析，跟其他刊物说的是两回事。是我对还是其他刊物对呢？这类问题我历来不管，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另一方面，该长文或小书出版后，无数在中国内地的干部朋友阅读，不少向我求教。他们是“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数字统计废物多

这就带到另一个头痛问题：刊物上的数据或统计数字我们要怎样看呢？想当年，美国在越战期间，因为大学里的年轻教师不服上头的权力，大吵大闹，终于搞出以数文章数量这个准则来决定大学教师升职。一时间较为容易发表的经济学文章的数量急升。这些文章多用数字方程式或满是数字的回归统计。形式有学术性，技术可观，但说到内容与可靠性就满是问号了。

数字资料不一定代表真实世界，要怎样阐释与是否可靠不是浅学问。你给我一堆近于废物的数字，我用回归统计的方法，把数字放进电脑，乱算一通，总可以找出一些有关联性的数据，大做文章，在某些学报可以发表。然而，足以传世的学问，需的是实理，是趣味，是创意，是深度——也要是这四者的合并。传世机会是零的文章是不值得思考与动笔吧。

自己用数字统计的实例

让我说说自己用过数字的几件作品，好让同学们知道真理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其一是说过的，写《俚农》时用的亚洲农业数据。我花了几个星期研究其可靠性，跟一位助手花了几个月整理，文稿写好后老师阿尔钦要我跟台湾有关当局联络，问他们那些数据是怎样搜集回来的。有统计学的分析吗？有，两个注脚。其二是香港租管与重建的研究，两位助手花了几个月从几千份法庭档案中抽取数据资料。得到些什么呢？五个注脚。其三是写蜜蜂，我花了个多月的时间采访

十三位农户与养蜂者，从他们的账簿与合约中找到三十六个数字，可靠的，分两条简单的统计方程式陈述。

我的其他文章也类同：可靠可用的数字就是那么难找。只有一次，唯一的，我大兴土木做回归统计分析。那是关于石油的质量与油价的厘定，我从三个机构拿得合计二千七百八十五个石油样本的化验室的分析，是有标准的矿物化验，十分详尽、可靠。由助手用电脑算出多项关联，写成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满足回归统计方程式的文稿，阿尔钦与巴泽尔读后说那是他们见过最精彩的实证研究。只这一次我用上回归分析大兴土木，皆因数据不仅多，而且是物理与化学的资料，其可靠性没有问号。

不知世事我们不能解释世事。这是科斯和我的共识。可惜世事不是那么容易知道。任何现象，附带着的细节一定多。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从事研究的人要频频考感。这些细节通常在刊物中读不到，就是读到其可靠性一般有问号。为了减少疑虑，多年以来我频频到街头巷尾跑，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真实世界是这门学问的唯一实验室。我也喜欢在多个行业上每个做小投资，因为这样我可以容易地获得可靠的资料或数据。

经济学者要从象牙塔的高处下来，走到真实世界那边去。

第二节：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

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任何解释或推断要通过以事实验证那一关。“看不到则验不着”这句格言我说过几次了。

因为经济学是公理性，其假说验证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源自斯密的古典学派偏于改进社会，多价值观，但到了新古典的马歇尔，解释世事就成为经济学的重点。这重点是问为什么，不问好不好。科学的验证方法我在卷一解释得详尽，说清楚一个验证假说指定的变量需要是真有其物，可以观察到，或起码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这是指真实世界的观察了。然而，在构思一个验证假说时，因为公理的需要，我们有时无可避免地要用上不是真有其物的、无从观察的变量作为起点。

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是个例子。该定律说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不是真有其物，本身无从观察。这是因为横轴的需求量是指一个人的意图之量，不是真有其物，就是在原则上也无从观察。我在卷一提出的处理，是通过“含意”的方法与逻辑的推理来求得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假说。只有一个无从观察的“需求量”就是大麻烦，可幸原则上可以挽救。

再看那重要的需求曲线，价是真有其物，代价在原则上可以看到，也是真有其物。有了价或代价的存在，一个人选取的量是价或代价接触着需求曲线那一点，即是边际用值，而这点之下就是需求量。价等于边际用值是一个均衡点，代表着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争取利益极大化也无从观察，本身无从验证，但这只不过是因为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解决后者，那需求曲线划定下来的争取利益极大化就可以推出验证的假说了。这是为什么那需求定律——价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是那么重要，那么不可或缺。

撇开价值观，有公理性的科学验证当然要尽可能减少无从观察的变量。然而，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无从

观察的术语或变量在经济文章中变得到处都是。绝对是悲剧。我可能是这不幸发展的“始作俑者”。一九六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无从观察的行为或变量，用以衡量监管费用的变动。过了不久我知道“卸责”、“勒索”等术语皆无从观察，因而不能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决定不再用。可惜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关于公司或机构的文章，却以“卸责”为主题。该文是《美国经济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带起一个“卸责”浪潮，而阿师与两位作者一九七八年发表的关于公司垂直合并的文章，也大热，用上的是跟“卸责”类同的“敲诈”（hold-up）这个也是无从观察的术语。该文提出为了避免敲诈，石油公司不租用输油管，但租用运输油船。我当时为一家石油公司做顾问，刚好考察过石油运输的合约安排，对他们指出那两个例子跟真实世界的运作是两回事，错得离谱。他们只把例子删除，文章内容不改。

回头说一九七一年，麦克马纳斯（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做客，我对他提出后来变得大名的广西纤夫的例子，说持着鞭子监管纤夫卸责的人，是纤夫的代理人雇用的。我说是当年在广西逃难时母亲对我说的，不知是真是假。不知这例子在几篇文章中走红，使我啼笑皆非。母亲可能对，也应该对，监管需要，但我们怎可以知道是因为卸责呢？我们可以观察船行的速度，可以量度纤夫的力度，但卸责、偷懒、敲诈等术语，尽管法庭审案时法官可以这样说，但科学验证需要的是看得到，不管用序数还是基数，要可以量度，而任何有脑子的客观者要同意有关的行为或现象的存在。

轮到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市场与等级》时，他是写了一本术语字典，以“机会主义”及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来申达人们的行为，没有半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了。

上述我曾经写过，这里再说因为重要。这就带到贝克尔（Gary Becker）和我之间的一点重要分歧。贝兄不是普通人马，而是数十年一见的经济学大师。他高举我的想象力，但认为我的经济解释不是解释。我高举他的分析力，但也认为他的经济解释不是解释。我更认为他对市场或社会的一般观察，在细节上的掌握不到家。

我和贝兄的主要分歧，是他频频用上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我完全不用。事实上，我早就放弃了起自边沁的“功用”，不管后人怎样改进我也不用，因为“功用”不是真有其物，本身无从观察。我用斯密提出的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的“用值”替代。我不是说功用这个概念完全不能用，而是阿尔钦当年和我同意的，采用功用这个不是真有其物的概念，我们要先解决两点。其一是要知道某物或某情有功用；其二是要指出获取该物或该情的代价。这两个要点贝兄当年是同意的。问题是我认为指出某物某情有或没有功用往往是武断的选择，容易中套路逻辑之计。

当年阿师和贝兄认为功用这个概念非用不可的原因，是非金钱物品——不能在市场买卖的物品，例如友情、声誉等——的存在。我同意有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但非金钱物品可与金钱物品替换，所以不需要以“功用”来处理。是的，我认为贝兄的文章，动不动用上功用函数，一般是从数据资料，以回归分析找到有关联才把功

用函数放进去。当然，贝兄忠于学术，不会出术，但我认为他的处理或解释世事的方法，自己中了计可能不知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贝兄当年极力反对我的两件作品。其一是一九八一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该作指出的两项局限转变，我说得清楚，逻辑并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证明我对。其二是一九七六年我写好的解释优座票价偏低的文章，指出因为有跳座的行为，需要监管，让优座票价偏低，先满，可以减低监管费用。贝兄当年同意我的票价文章有趣，同意我提出的假说可以验证，也同意我是验证了，但却坚持我错——理由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一律说我错！

上述说的是君子和而不同。我当然对自己采用了多年的经济解释的方法有信心。我希望同学们考虑两篇文章。其中是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婚姻》，其二是贝兄一九七三年发表的《婚姻》。我用争取财富极大化这个公理假设；贝兄用争取功用极大化这个假设。贝兄的文章远比我的大名，四十多年的今天我的才受到一小撮学者重视。当然，可能贝兄和我两个都对，或两个都错。同学们自己作判断好了。从历久传世这个准则衡量，我赌我胜，可惜我不会有机会见到。

第三节：交易费用需要放进去

奈特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起笔那几段话。那是远早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在经济学出现之时。奈特的文字不易读，其大意是说，经济学的假设往往出现误解，但关于局限的假设一定要合乎世事的实情。翻过来，半个世纪之后我说：如果某实验指定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能用一支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这里的问题，是经济解释包括需求定律、局限或成本的转变，引进竞争。这个简单的理论结构我会在第五章细说。本节说的困难是怎样把成本这局限放进分析去。

一人世界有需求定律，也有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二者可以看为是同一回事。一人世界有成本，即是有代价，但没有市场。代价的转变带来的行为转变可以同样地以需求定律约束。从一人世界转到社会，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仍在，但因为有竞争，市场出现，而市价就是决定市场竞争的胜负准则。这些，传统的经济学处理得大致上称意。麻烦的出现，是社会有产权界定的问题，也有交易费用的问题。二者皆局限。产权问题可用广义的交易费用的变化处理。我出道之初重视前者，今天却重视后者了。

让我们再看传统的理论基础吧。需求定律——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取，成本（包括租值）的概念可取，竞争的概念也可取。成本是局限，可以翻为价，跟着的市场分析，虽然这里那里多有不足处，改进了也算是可以吧。撇开产权这项有时我认为是过于抽象的局限不论，引进交易费用作替代往往有较佳的效果。困难是我们不容易把交易费用放进分析去。

是的，传统的需求定律，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成本与租值概念，竞争的含意等，让我们选择这些最高档次的阐释，我们不容易找到地方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放进分析中。传统的分析根本没有考虑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这传统要不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或微不足道，就是假设这些费用高不可攀。不明确地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无数的现象我们解释不了。

这就是问题。传统的经济理论发展没有考虑怎样把交易费用这项非常重要的局限放进分析中。一人世界有需求定律（包括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有成本（包括租值）概念，但交易费用起码要有两个人才会出现，是另一个层面的思维，性质不同，我们要怎样处理才能把交易费用放进传统的理论架构来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呢？

数十年来，重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者多了不少，但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往往是说了等于没有说，算不上是可以验证的假说。这就带来无数的无从观察的术语，而跟着的博弈理论是在说故事，无从验证。

经过五十年的不断耕耘，我屡次成功地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来推断或解释世事。小现象如价格分歧的出现，大现象如中国的改制，我的推断皆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事前推断或事后解释都给自己很大的满足感。

今天回顾自己尝试而又获得满意收获的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无数实例，综合起来细看，成功之处主要是因为我能把传统的相当复杂的经济理论简化到最基础的几个原则，让我能把有关的概念发挥得变化多，但整个理论架构却是远比传统的简单了。简单的理论架构，内里的空位甚广，让我能挥洒自如地把交易或制度费用放进去。

第四节：从科学解释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

“解释”（explanation）一词有好几种意思。看风水是一种解释，信不信由你。不少人相信，风水先生这个行业因而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历久不衰。以图表分析及推断股市走

势没有数千年，但股市历史有多久这种图表派的学问就存在了多久。我称股市的图表派为风水派，信之者不乏人，所以其服务市场有价。我曾经指出，这是意图以事实解释事实，信之者其结局如何没有人做过统计吧。

解释不一定可以推断

一个小孩子逃学，母亲问为什么，这孩子聪明诚实，做了解释。他提供的解释应该对，但通常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能一般性地引申到他的其他行为上。

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呢？择其佳者，我既欣赏也佩服，尤其是中国的史学家。记得年轻时读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在结语中他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不仅拜服小杜的文采，也对影响了他的史书向往起来。当然，历史学家的观点与引用的史实可能错，但错失任何学问都可能出现，可以被后人修正。问题是，不管史学家的学问如何精确，不管他们对史实的考察如何慎重、客观，他们对史实的发展不能在事前肯定地推断。上佳的史学可信可靠，对史实的解释也精彩，问题是这门曾经教我很多的学问不能肯定地在史实出现之前做出推断。换言之，历史学者不能像我那样，在一九八一年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路。当年我不是碰巧的——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不是儿戏。这类推断当然不容易，因为要有足够的局限转变的掌握，但只有经济学才可以在事前做出这类准确的推断。

再说钞票失踪的例子

回头说多年前我提出的——今天不少美国大学采用

的——那纸百元钞票掉在行人路的地上会失踪的例子。所有其他科学皆不能解释该钞票会失踪，但经济学可以，而且可在失踪之前推断，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该钞票一定会失踪。万无一失，跟牛顿说苹果脱离了树枝会掉到地上去一样。

当然，任何人——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容易地推断该钞票会失踪，也会知道要指定的是些什么情况。经济学的关键贡献是：足以解释钞票失踪的理论架构，适当地采用，可以解释及推断人类的所有行为！

外人看来是小题大做了。解释路上的钞票失踪，经济学武断地提出三项公理（axioms）。其一是需求定律：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会增加——例如没有公安在场行人会偏于拾取该钞票。其二是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例如一个人赶着上路，他拾取钞票的意图会下降。其三是竞争的含意——钞票可以在市场竞投物品，面额愈大竞争会愈激烈。说是小题大做，但经济学的整体就是那么多，要解释复杂无比的现象经济学的整体也就是那么多。这三个属公理性的基础非常重要，我不仅在《经济解释》前四卷反复地申述，而且在本卷的第五章会再简说一次。属浅学问吧？非也。在社会竞争下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为了减少这些费用，道德与风俗的教诲会在社会出现，在某些风俗的约束下可能出现路不拾遗的情况，解释了钞票不失踪，或拾取者把钞票交到公安去。不是套套逻辑，但引进新的局限，可以验证的，要客观地下功夫。

公理性的解释是事前推断的关键

转到本节要说的重心话题。属公理性的科学是可以验证

的，即是可以提出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可以验证于是成为一种实证科学。事后解释好些其他学问都可以，但事前可以推断的学问一定要是公理性（axiomatic）。公理性的科学可以推出让事实验证的假说。这样处理，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的性质相同，虽然难度不一样。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化学——全部是公理性的，但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所以验证假说在经济学非常重要。

在西方，经济学重视假说验证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约二十年，其主要参与者集中在几所大学。其后的不幸发展源于要算文章发表的数量，没有多少内容的数学与容易误导的统计分析变得盛行，愿意多花时间考察真实世界的局限的经济学者近于消失了。

统计学说的验证（testing）可不是理论假说的验证。没有牵涉到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者并存的经济分析，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有解释力的假说的。

想当年，老师阿尔钦教需求定律，不用任何图表或方程式，讲足十五课。今天我可以倍之。当年学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我苦读、苦思三年，跟着在博士后，单是成本（包括租值与交易费用）我继续苦思数十年。今天，从西方回归的同学告诉我，上述的三个基础或公理，他们的老师基本上不教，可能因为老师们不懂吧。这些不可或缺的经济学基础，既不教也不学，怎能推出可以验证的经济假说呢？

参考文献

F.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S. N. S. Cheung,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Economic Journal, 1972.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O.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B. Klein, R. G. Crawford and A.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78.

S.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经济学的整体只有三方面的基础。其一是需求定律，其二是成本概念，其三是竞争含意。这三者结合起来是马歇尔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不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比马前辈的理论架构简单很多，宽敞很多。这些宽出来的空间让我们能把交易或制度费用远为容易地放进去，获得的解释或推断行为或现象的威力是马前辈昔日远为不及的。

Error: OCR returned None

第五章：经济解释的简单理论结构

浅学问可以有深层面，甚至深不可测。另一方面，如果深学问推不出浅显的一面，则算不上是什么学问了。这是我从事经济思考与实证研究逾半个世纪而获得的信念。

做研究生时我选修了好些复杂的、技术性的科目，成绩冠于同窗。后来尝试以这些复杂理论来解释世事，发觉完全不管用。理由简单：世事复杂，以复杂理论尝试解释会弄得一团糟。复杂与浅深是两回事。几位懂中文的经济学者朋友读我的《经济解释》，一致认为是深得很，往往要读几遍，可幸他们也同意我掌握着的理论与概念一个本科生应该学过，而研究生应该耳熟能详。说深是因为我从浅的推得深入，而有时不易读得懂主要是因为用出多变化。简单的原理用出多变化是我说的深层面。这解释了《经济解释》的读者多是商人及干部，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用。可惜他们说要读几次。不应该是源于我写得难明，而是因为世事复杂，本身就难明。为此我把整本《经济解释》再修一次。

第一节：几何图表再阐释

这里我要再次引进卷一《科学说需求》第九章发表过的一幅一九七一年我想出来的几何图表，简单的，但基本上是

包括着经济理论的结构的全部。一九七一到今天（二〇一六年）是四十五年，我对经济学的体会大有长进，而同学们读《经济解释》从卷一读到这里也应该大有长进。这里我再次阐释该几何图表，增加了深度，好让同学们知道做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一九七一年图表：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

图中的 d_A 与 d_B 是 A 君与 B 君这两个人人对同一物品的需求曲线，纵轴是价，横轴是量。我不用功用或效用这里理念，而是用斯密提出的原则上可以观察的“用值”(use value，斯前称 value in use)。“功用”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可以不用不要用。A 君与 B 君的需求曲线是他们各自对该物品的边际用值。价等于边际用值就是同学们知道的消费者均衡，也代表着每个人在局限下各自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

一条曲线六处改进

这里我的贡献有六项。一、价也是代价，非金钱物品（例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爱）虽然一般不能在市场成交，但有代价，可以替代，需求定律同样用得着，不需要采用空中楼阁的功用或效用。二、所有局限转变皆可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而约束人的行为跟着的转变是需求定律。代价是成本，加上也是成本的租值不是浅学问，我在卷二与卷三解释得详尽了。三、成交量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不是，而后者是唯一的在经济学中我们不能不慎重处理的空中楼阁的变量。可以处理，我在卷一第六章做了示范。四、委托量。“量”可能只是一个委托之量，不是购买者需求之物。例如以时间工资雇用员工，雇者购买的是员工的产出贡献，不是员工的时间，只因为量度贡献的费用高，就委托于以时间量度。又例如购买维生素丸，以每瓶算价，其实顾客要买的不是瓶子。这“委托量”的理念我用于解释“公司”的出现，非常对，而科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对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皆市场也。五、履行定律。凡是选择作价的量，监察履行的费用会下降。例如购买维生素丸以瓶数算，你不用担心出售者会骗你瓶子的数量，但瓶子内究竟是些什么，会否中计，就不容易监察了。履行定律是衡量监管费用转变的最简单法门，好用，我常用。六、隔离理论。选择作价的“量”一定要有可以把不付费的人隔离的特质，出售者才可以收费。这是共用品破案的关键（见卷一第八章）。量的选择要有隔离的功能才可以把共用品带进行市场的需求定律去。

上述六项皆明确道理，都重要，但今天的大学课程没有

教，专业学者想也懒得想，难怪行外人不认为经济学有什么实际用场。只一条曲线我就指出传统的处理有六处大漏，转到较为复杂的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我给传统的打分当然是到处交叉了。西方的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天才辈出，他们是搞什么鬼的？

要把简单理论用出变化

上述六项关于阐释一条需求曲线的传统忽略，看似琐碎，加起来是经济学者不能把需求定律发挥出可观的解释力的重要原因。他们重视功用或效用函数与弹性系数，写出的方程式虽然可观，却不容易带到真实世界的现象去。实际上弹性系数无从量度，功用或效用不是真有其物，中了套套逻辑之计是不容易察觉的。真实世界没有需求曲线这回事！

传统的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令人尴尬我做研究生时就知道——老师阿尔钦当时被誉为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但他解释不了很多我从小在香港见惯的市场现象。复杂的理论显然不管用。一九六九年起我频频跑工厂跑市场，重视现象的细节，然后凭这些观察逐步把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调校。结果是把简单的理论用出复杂的变化。实不相瞒，技术上，我曾经是一个复杂理论的好学生。

市场均衡的浅释

回头看图表，说市场。假设物品的总量是Q*，即总供应的竖直S线。假设Q*之量全为B君所有。这样，物品给B君的边际用值是M。A君完全没有该物品，他的边际用值是N。N比M为高，如果市价低于N，A君会购买；如果市价高于M，B君会出售。B君出售，他的边际用值会从M沿着

dB曲线向左上升。A君购入，他的边际用值会从N沿着dA曲线向右下降。达到的均衡点是A君的边际用值与B君的边际用值相等，即是X的高度与Y的高度相同。这高度也与P相同，是A君与B君交易的市价。B君出售给A君之量为YE，跟A君购买之量PX相等，即是可以观察到的成交量，泌出与购入一定相同。A君从这交易所获之利是NPX，他的消费者盈余。B君放弃了qB YMQ这个面积的用值，换来A君给他的qB YEQ这个面积的换值（斯密称value in exchange），赚取到的是面积YEM。

市场均衡是指A君的边际用值等于B君的边际用值，二者再等于市价。这些卷一说过。也说过这均衡是竞争的结果。不管市场有多少个需求者与供应者，每个皆自私自利，各自为战，见价高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泌出，见价低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购入，结果的均衡点还是所有的人的边际用值相等，再一律等于市价。

我们把个别竞争者的需求曲线每价向右横加而获得市场的需求曲线。以dA与dB每价向右横加，图中的NFED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了。市场的均衡点是E，即是总需求曲线与总供应曲线相交之点。

第二节：三个近人的贡献

让我们停下来，分享一下三个近代的人对上述分析的贡献。阿尔钦的贡献是指出市价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把产权与竞争挂上了钩。“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是阿师教的，可惜是口述，可能只教我一个。阿师之见非常重要，我从这点得到的启发是把约束竞争带到合约的

安排，从而推出卷四的合约一般理论。科斯的贡献，是指出市场成交要有权利界定，我们不要只从物品或资产本身那方面看。这是科斯定律的主要内容了。科斯之见非常重要，因为他引进交易费用看权利界定。

我自己的贡献却有六项之多，可惜加起来不一定比得上阿师与科斯每人说一句那么重要。我的六项贡献是什么呢？一、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争取采用这准则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二、说价格管制会导致剩余或短缺，不能清市，是胡说。有价管必有其他竞争准则出现来替代，知道什么替代准则会出现，清市分析易如反掌，而推断什么准则会替代市价要从减低租值消散的门径找寻。三、经济学的均衡是个概念，非事实，不要被物理学的事实均衡误导。经济学的均衡是说有足够的局限条件指定，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四、马歇尔的剪刀比喻——交叉于E点的那把大剪刀——是错的。马前辈那把大剪刀基本上没有用，我们要弄清楚那大交叉之内的无数小交叉的含意。五、逻辑上，吉芬物品只可能在一人世界或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市场之内或任何有交易的物品，逻辑上不可能是吉芬物品。（同学们可从图表证出。）六、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菲，但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出现是用增加市场交易费用的方法来替代没有市场会出现的更大的制度费用：租值消散。

第三节：供应曲线与萨伊定律

再回头看图表吧。B君的需求曲线d_B，从镜子看是他的供应曲线。价高于M，他会出售，沿着d_B向左上出售。从

镜子看s_B就是他的供应曲线了。这向右上升的s_B供应曲线也是B君的边际成本曲线，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而B君的需求曲线d_B是代表着他的最高边际用值。放弃的边际用值就是边际成本。s_B与d_A相交的X点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均衡：A君的边际用值等于B君的边际成本。综合起来，市场均衡是说，所有参与者对同一物品的边际用值相等，等于市价，再等于该物品的供应边际成本。（按：从镜子看的供应曲线，当年我只用文字提及，没有画出来。要是当年我画了出来，今天这图表会更为普及。）

上述是说，市场可以有无数的人一起参与，一起竞争，即是在我们的图表中可以有无数的个别需求者与供应者，每个皆需求，每个皆供应。我们的分析依旧，只是无数的个别曲线这里不好画出来。同学们不妨自己画，在图中那市场需求曲线之内可以有无数像X点那样的小交叉，参与者互相以市价为竞争准则达到的均衡点是无数个X点一律平排。这也是说，马歇尔那把大剪刀我们看不出有多少内容，无数的小交叉平排才是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内容所在。

上述分析是基于一种存在的物品，没有牵涉到生产活动。引进生产活动，这分析基本上不变。假设有一个人在街头卖花生，独自种植然后制成花生食品在街头出售。这个人是用自己的生产要素，通过生产活动，然后在市场推出花生食品。他的供应曲线也就是图表中的s_B，看为出售劳力或出售花生食品基本上没有分别。

比较复杂是这个人不独自产出，参与一家公司与他人一起合作生产。基本上我们的分析依旧不变，但要从件工合约的角度才容易看清楚。假设公司之内的所有员工的产出贡献

皆由件工合约处理，那么每个员工可以看为在街头卖花生的人。有了这个看法，从件工合约转为时间工资合约只是在合约安排上有所转变。市场其实一样，但转换了合约形式你说这个是产品市场那个是生产要素市场我不会跟你打官司。

否决吉芬支持萨伊

这里我要从另一个逻辑角度来否决吉芬物品。马歇尔提出吉芬物品时举面包为例。面包是消费物品，但无疑也是生产要素——不吃何来生产呢？这样看，所有消费物品皆生产要素。因此要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按：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是否一定向右下倾斜不是浅学问。做研究生时我证出一定是，但后来在西雅图华大有同事提出我认为是错的反证。）

大致上可以这样看吧。凡是牵涉到竞争的话题，我们最好从需求或价值那方面看；凡是牵涉到制度或组织的话题，我们最好从供应或成本那方面看。其实牵涉到的只是转换角度。前者同学们要学好需求定律与价值概念，后者要学好难度相当高的成本与租值概念，而牵涉到交易费用那类成本更是深不可测了。

上述分析是说萨伊定律基本上没有错，只是他不应该说供应创造需求，要说供应是为了需求。凯恩斯学派说萨伊错因为有贮藏而不用的行为，但我想破了脑子也想不出什么是没有用途的贮藏。再者，我认为该学派把投资与储蓄看为两回事——前者是注入，后者是漏失——是自欺欺人的玩意。费雪的处理是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我取费雪，不取凯恩斯。

这里我要回头再说那重要的萨伊定律。该定律有好几个版本。我当然要选最可取的算在他的头上。我敬仰古人的习惯不能改，也不应该改。我解释过以藏而不用的行为来否决萨伊是不公平的，因为藏而不用其实是用了。

更重要是我们要把萨伊定律推到斯密的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去。无数的人一起分工合作，容易使人觉得萨伊错，因为那是走进那所谓宏观经济那个层面去。我想到的处理方法，是无数的人一起分工合作，如果通过件工合约看问题，可以看为每个人独自产出然后在市场出售。那就回复到本章用的几何图表了。时间工资合约与件工合约的分别是合约不同，但市场一也。选择时工是因为时间的量度费用低，而零碎的工作多，难用件数算。

第四节：三个基础与两个难题

上述可见，经济学的整体只有三方面的基础。其一是需求定律，其二是成本概念，其三是竞争含意。这三者结合起来是马歇尔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不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比马前辈的理论架构简单很多，宽敞很多。这些宽出来的空间让我们能把交易或制度费用远为容易地放进去，获得的解释或推断行为或现象的威力是马前辈昔日远为不及的。

上述三个基础不是浅学问，要学得到家需要相当长的时日。学好了这三项还有两个大难题需要处理。其一是引进也算是成本的交易费用；其二是要从适者生存的哲学角度来处理无从观察的公理或概念。

先谈交易费用吧。这些是一人世界不会出现的费用。我说的大难题不单是交易费用很难处理，更为头痛是如果真的没有交易费用，社会不会有市场。这点我在一九八二年提出，科斯与阿罗皆同意。当年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科斯也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后来愈想愈重要，王宁说科斯谢世前几年也认为重要了。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那为什么社会会有市场呢？这个“浅”问题我想了二十年才找到答案。其实解答这个问题的几个关键我早就知道，只是脑子闭塞，要想多年才加得起来。

让我先说：交易费用替代定律

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交易费用（从管治到合约费用，等等）多而庞大，但市场的出现不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些费用。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某些交易费用。这些市场减低了的费用是什么呢？这问题我想了多年才想出一个明显地对的答案：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而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因为在一人世界租值消散不可能出现。是多么神奇的世界。人类因为自私自利促成的租值消散有可能毁灭自己，但也因为自私自利他们愿意付出很大的交易费用——法治、保安、界定权利、议定与履行合约等费用——为的只是争取一个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市场的出现于是可以看为：提升我们日常见到的上述的多种交易费用，替代我们日常不容易见到的另一种交易费用：租值消散。你说世界神奇不神奇？经济学过瘾不过瘾？

交易费用替代定律这个有趣而又重要的话题，在《经济解释》第五版的修改中，我在卷四第二章第四节做了详细的补充。同学们要多读该节。因为话题重要，我重复地申述，每次再说都有点新意，这是学问进步的必经之路。

漠视租值消散是大漏

很奇怪，租值消散这个话题，除了戈登一九五四年发表的那篇关于公海渔业的文章，我是唯一重视而又为之发表过几篇英语文章的经济学者，中文更提到无数次。王宁说科斯不重视，我不明白，而搞均衡分析的不重视我更不明白了。我说过，经济分析，其中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这是有经济内容的均衡与非均衡的推理，比用数学方程式快很多，也替代了没有经济内容的瓦尔拉斯。经济内容是指价值、成本与竞争这三方面的含意，瓦尔拉斯不懂。要注意：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

公理性科学必须验证假说

让我转谈经济学的第二个大难题吧。这是关于这门学问独有的哲学性质的。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我不同意，因为人类学与历史也算是社会科学，而我从这两门学问学得很多，对其中一些论著很佩服。然而，明显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属公理性（axiomatic），即是以武断的假设或公理作为出发点。这跟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相同。经济学的公理性发展源于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我们感激。然而，这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显得不对头，到八十年代令人尴尬。

困难是这样的。自然科学的公理或定义，虽然偶尔有抽象的，一般是以实物为基础。经济学呢？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其他公理或定义皆属虚构，不是真有其物。这就带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有几种，不一定需要是公理性。经济解释，传统上，是公理性，要通过假说验证，即是要通过证伪那一关。所有公理性的科学都要求假说验证——这是说，经济科学不仅可在事后做解释，也可在事前做推断。另一方面，看不到则验不着，验证假说要有两个或以上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才可以执行。

空中楼阁需要有规律支持

从上文分析图表时可见，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一般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而我认为不能不接受的空中楼阁的变量只是需求量。不是说其他空中楼阁——例如功用或效用——完全不管用，而是我认为可以不用不要用，省却很多麻烦。但其他在灰色地带的要怎样处理呢？例如成本的定义是最高的代价，看得到吗？一个做生意的人天天算成本，但我们怎会知道那是他最高的代价呢？用做生意的人各自不同的成本观，经济学的结构会塌下来。不少经济学者屡有如下的毛病：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宇宙观。

这里还有另一个有关的重要话题。解释或推断现象或行为，现象或行为不可以没有规律。我不是自然科学专家，但意识到，生物的行为规律比不上非生物或死物的现象规律那么稳定。蜜蜂在夏天采蜜，偶尔见到冬天采蜜的不能视为否决了夏天采蜜的推断。我的意识，是经过细胞运作与条件反射的左右，加上无从算进的因素太多，生物的行为规律没有非生物的现象规律的稳定性，虽然二者皆有规律。

自然淘汰可把公理倒转处理

人类是生物，而经济学者也是人，往往有自己的价值观，增加了经济解释的困难。撇开这困难，我们要怎样处理那有公理性的经济科学呢？我们要怎样处理那么多的空中楼阁？撇开“需求量”这个变量——无从观察但可以间接地以含意确定——其他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是有着另一个层面的困难。经过多年的寻寻觅觅，我的处理方法是从人类的行为或市场与非市场的现象规律来阐释、修改与补充经济学的公理及定义，或加上变化。这是从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的角度处理了。这样处理，经济学者中首见于斯密，而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那篇《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

上述是说，我们可以从生理基因的公理与基因的转变来解释适者生存，也可以倒转过来，从适者生存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规律来厘定或阐释公理。后者是我认为经济学应该走的路。凯恩斯曾经说经济是浅学问。如果不管解释行为的规律，凯氏无疑对。但如果真的要以经济理论解释或推断行为或现象，从我个人的经验说，不能把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等满是抽象意念的东西带到真实世界中，经济理论对解释行为不管用！

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是那么容易入门，但学得有少许成绩却又是那么困难。不搞解释你可以用方程式写得天花乱坠，但真的要解释世事你会感到缚手缚脚。同学们背出成本、租值、竞争、消费者盈余等的定义容易，但真的是懂吗？不多到街头巷尾跑，观察世事的细节，反复地与这些理念印证，掌握多方面的变化，不会是真的懂。这是为什么写

《经济解释》时我喜欢用实例示范，到处验证，读不懂的同学要求再说，我就用不同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再说了。

博弈理论再起的源头与盛行的两个原因

这 是为什么我对今天新兴的经济学中有那么多的无从观察的术语有那么大的恐惧感。博弈理论上世纪五十年代热闹过一阵，六十年代中期式微，八十年代初期再大事兴起。如果搞博弈的同学考察那再起的源头，一篇一篇文献追上去，会发现这再起源于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合约选择》。该文是行内第一篇采用“卸责”或“偷懒”等无从观察的理念来解释行为，过了几个月我知道不要再用。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以“卸责”为主题写企业组织，红极一时，跟着是他们的同事提出勒索、敲诈，跟着是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了。那些术语一律是无从观察的废物！一位朋友说阿师谢世前几年认为自己一九七二的《组织》大文是错的。

虽然我认为自己提出的“卸责”触发了一个坏路向，但不认为博弈理论今天的盛行与我有关。有关的是斯密。他的旷世巨著《国富论》指出自私给社会带来贡献，却忽略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祸害。斯密动笔的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他有理由乐观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当时是个新大陆，民主与人权的议题热闹，消息传到斯密那边他听得开心。如果斯密当年见到的世界像今天的，《国富论》的论调会大为不同。

自取灭亡要从租值消散看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有自取灭亡的倾向，而我不怀疑有一

天人类会毁灭自己。但我认为要解释人类互相残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博弈理论不会有作为。无从观察的术语那么多，该理论只能用来说故事吧。今天的世界，人类到处互相残杀。我认为以经济理论分析人类的悲剧，可以走得通的路，只有从交易或制度费用那方向走，而其中最重要的有关理念是租值消散了。

第五节：《经济解释》的前途

我认为除了理解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用场。可惜经济学的传统对解释现象没有多大兴趣。六十六年前施蒂格勒在一篇很长的鸿文中大声疾呼，其实是破口大骂。可能跟施见有关，经济学大约有二十年走解释的路走得有点看头，影响了我。施见学富五车，文采冠绝行内，可惜他写的解释市场现象的文章，因为对事实的细节知得不足而频频失误。我在《经济解释》中直接或间接地修正了他的很多分析。这里我要表达我欠着他。

为了要近距离观察中国，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遇到的学术环境仿佛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实地考察的习惯被指为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被指为不是学术，英语文章发表不需要通过评审被指为因为朋友关系，不能算。是的，有一年，香港某政府机构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我拿零分，是个纪录。（奇怪没有公布，而该委员会跟着被撤销了。）对这些责难我当年怎样回应很搞笑，这里不说为妙。

自由发挥是文章传世的原因

西方的朋友可不那样看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跟科斯一起驾车从温哥华到西雅图，途中他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知道我已经接受了西雅图华大的合约，认为我留在芝大发展会较好。今天回顾，选华大不一定错。当时初出道，到了华大三个月那里的大教授们一致投票通过要升我为大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名头对我毫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我不需要发表任何文章，教多少与教什么科目，一律由我自己选择。留在芝大他们也会给我同样的自由，但那里的气氛过于紧张，对学术研究过于重视，不会适合我这个喜欢独自沉思的人。

在除了思想什么都可以不做的环境下，七十年代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还传世，还有人引用，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还可以见到。为了应酬而写的不成，研究金指定要写的特别题材不成，被迫而写的更不成。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传世四十年以上的命中率近于一百分。巴泽尔为此喷嚷称奇。如果当年我的创作际遇是今天中国内地的大学的环境，我不可能写出一篇足以传世两年的学术文章。

当年在华大，诺斯、麦基与巴泽尔三位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一个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加上这些年科斯屡次要求我把他称为“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我见自己无所事事，就尝试搏他一手。其实我也想知道自己可以写得出的最好作品是怎么样的。我可没有想到，经过了十六年《经济解释》终于修改完。因为《解释》的深度与重量远远超过我在华大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历久传世应该不用担心，虽然我不会见到。

《解释》在中国的前途

《经济解释》可以把科斯要求的“好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吗？够“好”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的《解释》比四十多年前科斯说我的好经济学好很多。难读得懂是问题吗？同学们一般说难，非常难，但两年前我有机会见到一些同学评论《解释》的文章，皆显示作者的理解不俗，而一位名宋砚良的同学读懂约八成——余下两成可能需要长时日。砚良攻数学，却读懂全不用数的《解释》，显示该作不是那么深奥。从海外回归的后起之秀呢？他们多半不会教《解释》，因为内容跟他们从西方学得的合不来。但他们不会反对学生读《解释》，作为课外读物学生可跟老师教的比较一下。

我认为变化多、用场广的经济学不容易在今天的中国搞起来，跟其他需要多用想象力的学问一样，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授课考试公式化，教职高下数文章，写论文讲规格，学术气氛尘下，思想、言论框框无数。这样的环境会压制着像我当年那种思想飘忽无常的学生，学问上的争议与思想的冲击因而不能在同学与老师之间搞起来。是的，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会收容像我当年那样的学生。别的不说，什么高考或公开试我不会考及格。这些试要求的答案是老师们认为是对的，我不会猜中是些什么！

另一方面，我认为对《经济解释》的前途最有利的，是神州大地的父母会重视大学的老师教他们的子女这本书。可以解释市场运作、可以推断经济发展的学问，不可能没有广泛的市场价值，父母们不会不知道。不需要把《解释》学得很深入，只知大概对世界的看法当会不同。这是有实用性的

经济学的主旨了。

跟前辈教的有了分离

我是个崇尚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学传统的人。拜读他们的作品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今天回顾，在经济学上的取向我跟前辈教的有五个地方不同。

一、重视观察的真实性。无从观察的术语或变量，可以不用我一概不用。

二、重视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费用，认为解释某些现象不重要不引进，但不会不考虑，更不会假设这些费用是零。

三、重视现象细节。解释行为或现象，必先考虑细节，务求获得一幅完整的画面。

四、重视合约结构。喜欢从约束竞争的角度看合约。市场的不同合约安排我喜欢先以伴工合约来求其同，然后加进局限的变化来释其异。

五、重视租值消散与减少这消散。喜欢用这些角度，加上适者生存，来处理均衡这个概念。没有竞争不会有租值消散，所以这消散属社会的交易或制度费用——通过这消散或不消散的角度看均衡，可以方便地把竞争的经济内容加进均衡。

因为上述的几处取向不同，从解释行为或现象的角度衡量，我认为传统的理论，不做上述的处理，发挥不出可观的威力。不是要标奇立异，而是经过多年的耕耘与探讨，我找到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这应该是弗里德曼说的我有自己的

位置了。

结语：验证科学的重点

原则上，事后解释与事前推断可以是同一回事。然而，我在本卷第四章第四节指出一个不应该漠视的要点：社会科学——例如历史——采用的方法只能在事后解释，不能在事前推断。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解释方法是可做事前推断的。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公理性（axiomatic）——有时称定义性（definitional）。二者皆属武断的假设。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采用公理或武断假设的科学，因而引申出来的假说可以用事实验证。可以验证与可以推断是同一回事。经过多年的思考，我成功地把经济学的有推断功能的公理性的武断假设简化为三项：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含意。因为是公理性，经济科学就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了事前推断的功能。

这个简单而又完整的理论结构让出空间，使交易或制度费用较为容易地放进分析中，解释或推断世事的耐因而大幅提升。这是我在一门学问上不断耕耘逾半个世纪的主要贡献了。

参考文献

J. B.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us M. Kelley, 1803.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A. A. Alchian and W.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人就是为了要追求些什么而活下去。追求思想传世可能是无聊之举，但比不上追求其他的更无聊吧。苏子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年开始认真地读书时，我在想，要是有朝一日我能碰到一点运气，在思想创作上留下一些指爪，不管外人怎样看，是给自己做了一个交代。

Error: OCR returned None

第六章：一蓑烟雨任平生

（按：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我八十岁，科斯在美国创办的学报Man and the Economy二〇一六年六月以一整期的文章为我打个招呼，当然是颂赞之词了。该学报的主编王宁向我提出长达八页纸的问题，要求我回答，都是关于我的已往典故。我动笔回答了三几个问题后，认为过于零散，遂决定给他写这篇不长的学术自传。他第一个问题是问在中学时，我是不是个丙等学生。原文英语，作者自己翻为中文，顺便做些修改。）

说我在中学时是个丙等学生是不对的。我没有在中学的第一年升过级。后来一九五七到五九年我在多伦多补修过一些中学课程。在该市我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知道加拿大不会有大学收容我，他协助我申请美国的大学。这样，一九五九年的秋天我进入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近二十四岁，成为一个超龄的本科生。该校当时对超龄的申请者有格外宽松的录取准则。

第一节：引言

没有机会再见到子春是我深深的遗憾。七年前，我有机会见到他的弟弟子辉，知道子春已经谢世了。我欠子春实在

多，因为他相信我。他认为虽然我超龄而又没有大学收容，只要有机会，在学问上我会超越他认识的所有正规成长的学者。

我抱歉在洛杉矶、芝加哥与西雅图那二十三个年头，很少与子春联系。那段时期我忙于读书与研究，研究与读书。最后一次跟子春联系是一九八二年，我寄给他刚出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他回信说那是一位大师的作品，而如果我的推断准确，将会名留青史。

第二节：在荒野长大

童年时，自己有兴趣的玩意我一律比其他孩子优胜。但我是不幸的。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刚满六岁日军占领了香港。一九四二年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十个儿女中的七个逃难到中国内地去。我们是难民，经历了三年的饥荒日子。这里里母亲把我放进学校，每一两个月要转校，哪个课室有空位就把我放进去，是哪个级没有谁管，也没有选择。一九四四至四五那一整年，我没有机会吃过一碗饭，晚上在广西的一条贫困的小村落的一间土房的地上睡，日间在田野游荡，偷取那些贫苦农民的什么东西给自己和妹妹吃。

那时，因为营养不足，我的手与脚开始腐烂。一位医生对我的母亲说妹妹和我不会活下来。但母亲是个勇敢的人，她决定让我背着妹妹在荒野觅食。她认为这样搏一手总要比没有机会生存优胜。奇迹地，妹妹和我今天还活着。

在那可怕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给生命一点意思。其中一是在那没有纸笔的小村落，有一位也是逃难来的曾经是救中国

古文的老师。他带着几本古文与诗词的书，晚上我替他找到些枯枝生火，他喜欢借着火光朗诵。很多个晚上他这样朗诵，不到一年我记得不少古文与诗词。后来一九八三年底，开始用中文动笔时，我把古文与白话文合并的风格获好评。很多中文字我不懂得怎样写，因为我的中文是听回来而不是读回来的。一个讲座教授需要雇用外人修正别字是好些年香港的街坊闲话——这可没有阻碍中国内地的一些大学老师要求学生阅读我的中语散文。后来我索性学习中国的书法。虽然五十五岁才开始学，今天我的书法作品在拍卖行出售，收到的钱捐出去。相宜的，但卖得出去。

第二件事是在田野流荡了一年，我对中国农植的认识掌握到一手的资料。后来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天，用中国的农业数据验证细农理论的多个假说时，我对那些数据的阐释显示着的洞察力与想象力，使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与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约翰逊（Harry Johnson与Gale Johnson）大声叫好——后者竟然邀请我在芝大教了一科农业经济。这些农业数据的阐释可见于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细农理论》的第八章。没有在那广西的贫困小村饥荒过一年，该章不可能写出来。

第三节：学校的失败与街上的成功

一九四五到五四年，我读过三所学校。一所是广州近郊的佛山华英附小，其他两所是香港的湾仔书院与皇仁书院。这三所都是有名的老字号，我的表现在三所皆劣等！然而，这三所的每一所都有一位老师不管我的失败，对我说有朝一日在学问上我会走得很远。一九八二年回到香港大学做经济

学的讲座教授，我找到两位当年在香港教我的老师——湾仔书院的郭炜民与皇仁书院的黄应铭——感谢他们在我求学失败之际给我的鼓励。当我在二〇〇五年找到那位在佛山华英附小的吕老师的所在时，却听到他在二〇〇三年谢世了。我欠着这个人，因为一九四八年他不给我及格时，对我说将来在某时某地，我会以思想知名，超越了他认识的所有学者。在我离开华英之前，吕老师带我到校园的一个静寂的角落，要我跟他一起坐在一块石板上，向我解释，说我读书失败是因为我想得过于奇异了。他说华英附小没有老师可以教我，包括他自己。但他猜测将来在某个地方我可能遇到一个可以教我的人。当时是乱世，共产党快到广州，很多人都在逃。我也如是，一九四八年从广州回到我出生的香港。我十二岁。

当年我在学校的失败可能被街头巷尾的成功抵销了。十一岁我是广州的中国跳棋冠军；十五岁，为了要赚点零用钱，我可以闭目跟三位下象棋的人一起对弈三局。一九五二年我教一位比我年轻三岁的没有学校收容的孩子乒乓球，这个徒弟一九五九年在匈牙利获得世界乒乓球的男子单打冠军。在香港我以钓技雄霸筲箕湾海域，以弹珠子与捉彪雄霸西湾河的沙地，以放风筝雄霸天台，而奥背龙村的山头飞鸟都给我提光了。一九五五年，十九岁，我拿起一部摄影机，第一天尝试就摄得两帧作品入选香港沙龙，而且两帧皆刊登在该年的国际摄影年鉴上。只在学校我失败。但因为有街上的多项成功，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很想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东山再起。

第四节：父亲的鼓励

我的父亲只有机会读过两年书。凭自修他的中、英文都写得漂亮。他不爱说话，有自己执着的原则，是香港工业发展初期的一个有成就的商人。父亲谢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把他的诞辰称为师傅诞。作为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他很少在我童年成长时跟我说话。他一九五四年谢世，我被逐出校门的那一年。我十八岁。

父亲谢世前两个月，召唤我到他入住的医院的房间去看他。那是第一次父亲与儿子的认真谈话了。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说历来知道我在学校的成绩差，因为生意忙碌，他抽不出时间教导我，表示歉意。他说曾经放弃了我这个幼子，认为没有希望，但他是改变了这想法。他说一年来他邀请了知道我的人去见他，问了很多关于我日常做些什么，得到的观点是我是他毕生知道的最有前途的青年。

最后父亲说：“在学校读书不成不代表事业的终结。医生们说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我离开后你要到我的商店工作、学习，等待另一个机会再去争取学问。你要记住，我毕生最敬重的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三年后这另一个机会出现了。我为父亲遗留下来的生意，花了二十多天的旅程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为的是要跟该市的一位镍条出口商讨论镍条进口香港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压力，当时镍条不能运到香港。两天后我想出解决的办法，多伦多的出口商接受。但那时，我决定不回香港，默许地放弃了父亲的生意我应分得的权利，换取每月一百加元的生活费资助。在多伦多我求学无门，在挣扎。一年后我遇到王子

春。当时二十二岁。

第五节：在学校为何失败

今天，作为一个老人，回顾已往，我不难解释为什么早年我在学校失败。两个原因是明显的。其一是在战乱逃难期间，我惯于在荒野流荡，而战后我继续这样做。我喜欢逃课，独自在田野间漫游，或在海旁静坐，或垂钓，或遐思，或什么也不干。当其他孩子放学时，街上的游戏又热闹起来了。第二个原因，是当年我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老师往往给我处罚，认为我问的与老师教的不相干。大多数的老师对我仇视。这跟后来我在美国求学时的际遇不同。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的一个晚上，第一次旁听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课，我提出一个看来是与教的不相干的问题，赫师立刻站起来，问我的名字。当在学生名单上找不到（因为我是旁听生），他细心地写下，问清楚“张”字的拼法。他跟着奔走相告，对同事说他见到一位想得奇异的来自中国的学生。

第六节：从阿伦（William Allen）到阿尔钦

在洛杉矶加大读本科，起初我选主修商科。过了不久我认为会计很沉闷。另一方面，教经济第一科的阿伦教得精彩，我就改选经济作为主修课程了。二十四岁，比同级的同学我超龄很多，知道自己是到了要拼搏的时候。我合共选修了五、六科阿伦教的。教经济史的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鼓励我考虑进入研究院。他没有王子春对我的本领估计得那么夸张，但几次他要我听清楚：如果我尝试读博士我会走得很远。

若干年后，西雅图一位同事对我说史高维尔不是阿尔钦的亲密朋友，但史老师对我说如果我进入研究院我要追随阿尔钦。他说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几个经济学者中的一个。因此，一九六一年本科毕业时我的研究院选择只是洛杉矶加大，不作他想。阿尔钦当时造访斯坦福，我要等他回校。本来我打算获取硕士后回到香港去，但一九六二年获硕士后阿尔钦还要多一年才回校。我因而决定改读博士，而在等待阿师回校的那一年中，我多做旁听、阅读、思考。多了一年的等待与准备，而所有修过的高级课程皆名列前茅，到阿师回校时我的准备是足够的。

第七节：研究院的老师

硕士那一年，教我理论的老师是鲍特文（Robert Baldwin）。他教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鲁宾逊夫人（Mrs. John Robinson）、希克斯（John Hicks）与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作品。鲍特文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等待阿尔钦，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赫师教费雪（Irving Fisher）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重复赫师的课六个学期。在他的课我成为一个明星学生，因为赫师喜欢要求我提问或回答。这样，他的课有时成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赫师没有对我说过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虽然他对他人这样说。后来在寄往西雅图给诺斯（Douglass North）的一封信中，赫师把我与费雪相比！

我要特别说一下当时加大研究院的另一位老师布鲁纳（Karl Brunner）。布老师初时不喜欢我，但后来改变了，寄到西雅图给我一封大赞我的文章的信。布老师是我知道的对

逻辑要求最强烈的经济学者。虽然在洛杉矶加大时我认为他的逻辑要求是过于夸张，后来自已的发展使我愈来愈欣赏布鲁纳的逻辑思考与要求。我遗憾自己一九六六年写伯农作为博士论文时，布老师已经离开了加大。

我不同意布老师的思考方法，从思考的起点就坚持要通过严谨逻辑那一关。我喜欢先让预感或直觉走一程，让某些假说浮现出来。当然，进入了分析与辩证时，严格的逻辑一定要引进。解释一个现象我喜欢考虾讯几个不同的假说，让思想自由浮动，然后选择一两个假说做严格的分析。我的作品展示着的严谨逻辑是源于布老师的影响。

第八节：没有谁鼓励我学数

在洛杉矶加大我没有修过一科数学或统计学。我是该校最后一个没有选修过微积分而获得经济学博士的人。做本科生时，我问阿伦老师，数学与历史之间，我应该选哪方作为副科，他建议历史。今天回顾，那是上佳的建议，可见于我后来的经济学作品一律有着丰富的事实内容。在研究院没有老师要求我学数，而我自己觉得有需要时我可以容易学。得到朋友的协助，我花了两个星期自修微积分，用以证明伯农理论的几个要点。但引进数学之前我知道该理论是对的，用上的方程式只是为了粉饰橱窗。博士后有一段时期我发明自己的数学，想着既然牛顿可以发明数学我也可以。但到了西雅图同事西尔伯贝（Eugene Silberberg）说我的方程式虽然对，很难看，我就不再发明了。同事麦基（John McGee）与巴泽尔（Yoram Barzel）更不鼓励我学数。他们认为既然我可以凭想象与直觉推理，用数可能压制着一个想得奇异的

有趣脑子。哈里·约翰逊读了我的《伽农理论》的第八章后，怀疑统计学的回归分析究竟有没有用处。另一方面，一九七七年我为一家石油公司做顾问时，要用回归统计来分析原油的质量与油价的厘定，巴泽尔给我上了两课，毕业了。巴兄后来几次对人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人可以学得那么多那么快。

第九节：阿尔钦与赫舒拉发的入室弟子

回头说阿尔钦，他教的经济学全部是他自己的，没有其他！当时我已经选修过所有研究院的理论课程，只能旁听阿尔钦。一九六三年起我也旁听了他六个学期。课堂上，阿师有两个规定：其一是旁听生不能坐在前面的第一排，其二是旁听生不能在课堂上提问。我因而选择一个靠近室门的座位。下课时，我跟着阿师离开课堂，在步行到他的办公室的五分钟时间问他提问。初时他会反问我有没有读过某些有关的读物，我答没有，他不再说。为此我先做准备，到图书馆细读跟我要提问的有关资料。阿师于是回答了，永远是那么有趣，那么刺激。这样过了几个月，阿师邀请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约一年后他让我坐下来跟他研讨经济。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在长滩，我写好了伽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把文稿寄到加大给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然后驾车从长滩到洛杉矶加大问意见。我先见赫舒拉发，他把该章捧到天上去。跟着见阿尔钦，他交回给我的文稿满是问号与修改，离别时我差不多流下泪来。

回到长滩的家，晚饭后我坐下来，细读阿尔钦在文稿上的每一项质疑，到我全部消化时，看手表，已是过了一夜的

上午十一时了。我于是给阿师一封短信，答应下一稿将会有大改进。一个月后，我寄出了第二稿。过了几天再到加大。先见赫师，他说：“天才，史提芬，天才！”跟着见阿师，他只是说：“将来你找工作要我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可以想得清晰也写得清晰。”

当我交出《佣农》最后验证的第八章时，阿师要我联络台湾的有关当局，问清楚他们搜集农业资料的方法。当所有我引用的资料获得阿师认可时，他只是说：“我们一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多给你压力，现在你明白好的研究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重视现象细节的习惯是源于这经历的。

阿尔钦有小孩子的好奇心，提问像小孩子那么简单、直接。这是为什么一九七六年的一次为祝贺阿师的会议中，我交出的文章以一个小孩子会问的问题：《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该会议休息时，我跟阿师的深交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一起喝咖啡。他对我说：“史提芬，千万不要改变你选择题材的品味与分析的风格。你的品味那么有趣，只有阿尔钦才可以教出这样的一个学生。”

第十节：长滩与德沃拉克（Eldon Dvorak）

一九六五是我知道的最容易找经济学教职的一年。该年初我还没有动笔写博士论文，就收到阿拉斯加、英国与澳洲三个地方的三所大学的聘用合约。我没有给他们求职信，而他们没有问我的读书成绩，没有见过我这个人，就寄聘书来了。该年的秋天我选到长滩的加州州立大学做助理教授，主要是因为该校离洛杉矶加大只一个小时车程，让我容易地跟阿尔钦及赫舒拉发讨论写博士论文。在长滩，我的大幸是跟

德沃拉克共用一个办公室。他是那位后来把美国西部经济学会搞得庞大的人。到了长滩几个月，德沃拉克就对同事们说，有朝一日，长滩大学会因为我在那里教过而知名。当然是夸张之言，但对我没有不利之处。一九六六年德见和一些长滩的学生联手，推举我获得加州十八所州立大学的最佳经济学教师奖。对我有助，因为一个中国人在西方找教职，英语说得够不够好是问题，而该奖显示我说的英语学生听得懂。

在长滩每星期教十二课是频密班次，德兄的职位高，维护着我，让我先选授课的时间。一九六六年的初春，我从某刊物读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引进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分成率减到远低于原来的，农业的产量因而大升了。听来不成理，我于是走进图书馆，看看有什么资料可以支持否决台湾当局的说法。

该校的图书馆刚好有一整套《台湾农业年鉴》，其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台湾每个地区的每项农植的每年的每亩产量。我起初以为是台湾的政治宣传，要示范他们的土地改革成功。但经过几个星期的仔细审查，我找不到假造数字的证据：在分成租管下，台湾的农业产量的确是跳升了。我想，那么详尽的数字，很难说谎话而又不让我找到矛盾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坐下来，在白纸上首先推出自由市场的佃农分成率，然后引进政府的分成率管制。让我惊奇是政府这样管农业的产量竟然上升了。只一个晚上我推出这理论，再花两天的时间反复审核该理论的每一点，我不到错处。我于是邀德沃拉克坐下来，要求他细心听我推出来的分析。我解释得很慢，一步一步，每一步都停下来，

等到他明白而又同意才继续。过程中他提出很多问题，我会说：“慢一点吧，德兄，慢一点。”每一小变我要求他清楚地明白。三个小时后，他说：“史提芬，你这个理论将会引起地震。”

那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近于浅显，但不容易接受。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在洛杉矶加大的一个研讨会上解释该理论，在座的数十位教授与研究生一律不同意。一九六八年十月，该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在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首位刊出，不少读者提出异议。当时该学报的主编是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问我要不要回应，我说不要。

我会永远开心地记着德沃拉克。一九六七年的春天，他替我在大学申请得五百美元的经费，在长滩的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个展。因为经费不足，他亲自在家中的车房替我的摄影作品造画框。后来该个展成为长滩艺术博物馆历来最成功的展出，当地的报章以头条报导，不少参观者从远方来，而展期延长两次。

第十一节：我与科斯（Ronald Coase）的交往

一九六二年，我影印了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天天带着，一遍一遍地读，读到纸张成为碎片。这是因为我不明白当时兴起的外部性话题。是热门的，奇怪当时我没有跟阿尔钦研讨，更奇怪是一九六七年我发觉科斯从来没有听过“外部性”这一词。洛杉矶加大的教授都说他们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但没有谁可以回答得我满意。因为不知外部性为何物，一九七〇年我发表《合约的结构》，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的神话》，一九七八年发表《公损之

谜》。这些作品今天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出现。

我对科斯一九六〇年的鸿文的深入理解触发了一个有传奇性的友情，很大机会在中国将来的经济历史有记载。始于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走进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办公室，介绍自己，说：“科斯教授，我的名字是史提芬·张，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了几年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他坐着，在阅读，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什么呢？”我答：“你是说促成合约的局限条件。”他说起来，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我们一起去进午餐吧。”

第十二节：可喜的分配与科斯的错失

能够与科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一起漫步，研讨经济，是我平生追求学问的一个亮点。大家讨论经济学的将来，我说他一九六〇年的文章会改变经济学。半个世纪过去，如果同学们不怕麻烦，在中国的网页搜查，会发现我被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始创人，科斯始创交易费用，而阿尔钦始创产权经济学。我对自己分得的满意，但乐意跟科斯交换。至于阿尔钦的产权思维，我认为不容易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所以愈来愈少用。然而，阿师在价格与竞争这些话题上的洞察力，是那么漂亮、有趣，我是愈来愈多用了。选择一个靠近课室门口的座位给我很大的回报。

一九八一年我动笔写中国的去向时，无意间一脚踏中一个重要的发现：科斯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处失错。那是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科斯定律的假设）不会有市场！后来科斯与阿罗（Kenneth Arrow）都同意这一点。然而，我要到约二十年后才意识到这发现非常重要。我是把租值消散算进交

易费用之内才知道的。但我还要多等几年，才推出一个漂亮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市场的出现是源于一种交易费用（市场运作的费用）替代另一种（租值消散）。

第十三节：芝加哥学派

科斯在为我的英语论文结集写的一个序言中，提到我在芝加哥时吸收了八位大师的思想，包括他自己的，加以伸延，占为已有。那是芝加哥学派的顶峰时期，有一组经济学人才的组合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组。我可以大胆地推断这样的一组人才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但这芝加哥学派当时正在下降的边沿。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跟我同年（一九六九）离开芝大。蒙代尔一两年后离开。跟着弗里德曼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退休。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转到洛杉矶加大，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转到哈佛。哈里·约翰逊在芝大的时间不多。虽然后来替代的大师都了不起，但弗里德曼、戴维德、哈伯格这几位的离开代表着一个思想范畴的终结。一个经典的思想组合是在那时破碎了。要建立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学派，把一组天才放在一起有其必要，但不足够。当哈伯格劝我留在芝大时，他指出一九六七至六九期间芝大的经济系的学者阵容从来没有被超越，也恐怕永远不会再出现。

在芝加哥，我是一个被一群巨人包围着的小人物。跟一个非常好的同事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共用一个办公室，他教我怎样写好英文。我崇拜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英文文采，要仿效他的。施兄是天才人物，属于商学院那边。我喜欢到他的办公室给他嘲弄一下。有一次，

施兄走进我的办公室，说（麦克洛斯基在旁听着）：“史提芬，我拥有一个伟大经济学者需要的所有条件，只是没有创意！”我回答：“施兄，我这个人满是创意，但其他什么也没有！”他知道我仰慕他。为了要他知道我也有处理经济思想史的本领，我写了一长章细说明农理论发展的思想史，详细地从斯密跟踪到约翰逊。施兄读了该章的文稿后，我得意洋洋地去找他，对他说经济思想史要像我那样处理才对。他知道我胜了他一着，说：“但你说马歇尔不明白成本的概念是错的。马歇尔不懂成本。”他跟着到书架上拿下马氏的巨著，翻开一页，指出其中一句显示马氏不懂成本。是的，施蒂格勒不仅是个天才，他是我有幸认识的几个超凡学者中的一个。

第十四节：弗里德曼

虽然弗里德曼后来成为我的深交（他与太太罗丝飞到西雅图主持我的婚礼），在芝大时，因为太忙他没有给我多少他的时间。弗里德曼教我一个经济学者的灵魂之价应该是高的，所以不要说自己不相信的话。阿尔钦给我在地上划了一条线，约束着一个经济学者应有的界限：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不要跨越该线去从事政策活动。我为自己能在整个追求学问的过程中，没有一次违反过弗里德曼与阿尔钦在这些方面的指导，感到骄傲。

我也应该提到在多伦多时，我做过几个月的灯光人像摄影师，有职业水平的。在洛杉矶加大做研究生时，有一组在加州南部喜欢搞艺术摄影的拜我为师，发展出一个新的有趣风格。一九八八年的秋天，在香港，我为弗里德曼摄了一帧

灯光人像。他非常喜爱，立刻说他永远不会给媒体另一帧他自己的照片。言而有信，我给他摄的今天随处可见。我也给他的太太罗丝（Rose）摄了一帧，他和她一起摄了一帧。有网页扩散着这些摄像，弗老夫妇和我的友情将会传进将来的历史去。当然，历史也可能记录着一九八八年我带弗老与罗丝到北京会见一位总书记，一九九三年再带他们到北京会见另一位总书记，但从历久传世这方面衡量，这些跟总书记的会面比不上我的摄影与一对传奇的夫妇。

第十五节：奈特（Frank Knight）与戴维德

一九六八年，在蒙代尔家中的酒会，我有机会见到奈特，立刻向他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也对他说他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不给他那个奖——该奖在经济学推出后奈特还有几年才谢世。我自己有一项很大的荣誉。那是在《维基百科》的“奈特”那一项，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弗里德曼、布坎南（James Buchanan）、科斯、施蒂格勒、张五常。

除了科斯，芝大的法律学院还有戴维德。戴老对真理的坚持使我见而生畏。他的智慧简直有摧毁力。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在施蒂格勒的工作室提供《合约选择》的文稿作讨论。过了一天，我在芝大的教师餐厅独自吃午餐。见戴老慢步走来，我立刻礼貌地站起。戴老说：“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几年来说到最好的。”然后他转身离开。我独自站着，禁不住流下泪来。戴老喜欢我的作品。这是我的经济学文章的风格与特性历久不变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洛杉矶加大做研究生时，我对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知得很熟。事实上，是捆绑销售的知识使我在一个晚上把伽农理论推出来。起码有三本书说我的伽农理论是科斯定律的伸延，可能对，但真正触发了该理论的破案关键，是捆绑销售。

回头说那天晚上在长滩，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传统的市场分析必定有一个量与一个价，但分成合约却没有价。我因而想到那分成合约必定有其他条件的指定才能运作。这是说，分成合约一定有一个结构。捆绑销售的合约明显地有一个结构。这样推理，我需要做的只是在哪分成合约中多加一个条件，立刻找到在均衡点上分成合约跟固定租金合约与工资合约相同。

好些年后我在西雅图巴泽尔的家跟戴老进晚膳，膳后他问我怎样看他提出的关于捆绑销售的假说。我回应说把纸卡捆绑着电脑的租用，阐释为以纸卡的用量来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是天才之见，但跟着说是为了推行价格分歧却是错的。电脑的月租所有用户一样，纸卡之价也一样，何来价格分歧呢？如果价格分歧是从其他没有订价的特质算出来，那么所有我们在市场购买的物品也可算出价格分歧了。我当时也对他说，传统的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的理论，全部是废物。

戴老跟着问为什么万国商业机器会用纸卡捆绑着电脑的租用，我说那应该是电脑的保用合约。把纸卡之价调校为略高于市价，电脑用得较为频密的租户是交了较高的保养费，而维修保养的本身却是免费的。

第十六节：离开芝大到西雅图

当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正式找学术教职时，我已经获得八位大师的友情与指导。在洛杉矶加大我有阿尔钦、布鲁纳、赫舒拉发与鲍特文；在芝加哥我有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科斯与戴维德。没有任何学生，不管是何时，不管是何地，曾经有这样的幸运际遇。难怪巴泽尔一九九五年在一本书中提到：“当史提芬一九六九年来到西雅图时，以我今天之见，他已经是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

科斯与一些朋友对我离开芝大感到困惑，而我不能说自己毫不惋惜。说芝大邻近的居住环境不好是对的，而西雅图有一个美丽的海。然而，我对研究工作是那么热衷地投入，这些不可能是我离开芝大的真理由。经过多年的回顾我终于明白，我离开芝大是要多些独自思考的时间。芝大的工作室、外来的演讲与文稿的评审实在过于频密，而我喜欢的独自思考是不要受到外人的影响。当然，每有新意我喜欢找同事研讨，但思想时我要独自魂游。也是一九六九年，我决定不再读他家的作品，想着一个人有阅读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而思想时最好不读。每有新意，我会求教同事这新意有没有前人说过，很少遇到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原创。只有一次，当我写好一篇关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文稿，一位同事说其中的一个要点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William Stubblebine）已经说过了。

第十七节：西雅图十三年

一九六九年抵达西雅图，我遇到巴泽尔这个重要的同事。巴兄有一个奇妙的脑子，可以在一个论证中找出最小

的错误。当我想出一些新观点，例行地找他讨论，如果他不反对我知道自己是想得坚固了。在二〇一五年写诺斯的悼文中，我表达了感谢诺斯之词，因为他维护我。那是不发表文章就要消失的时期，但诺斯与院长贝克曼（George Beckman）分别对我说该发表规则与我无干。我要做的只是自己的事，而正教授这个级别找到了华大几个月他们无端端地给了我。当年我在西雅图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

　在西雅图我们有一组好同事与一些超凡的学生。我有两位博士生，昂伯克（John Umbeck）与荷尔（Christopher Hall），天赋甚高。可惜我不是个可取的论文导师，因为读他人的论文我的脑子老是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如果一个写论文的跟着我的脑子流浪，他的论文会永远写不完。还有，在判断上我做了一项严重的错误，以为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个昂伯克与一个荷尔（是的，荷尔因为成绩欠佳已经离校，我力排众议，求他回来，然后要求同事们把他作为明星看），我以为还有很多像他们的会出现。后来证实我是妄想，像昂伯克与荷尔那么独特的学生我之后再没有遇上。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不少人说那是我发表过的最重要文章，我自己可不那样看。然而，每页算，该文是我写得最辛苦的。其实文稿我没有完成，只是遗弃了。当时科斯为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催稿。今天回顾，我应该接受哈里·约翰逊的建议，把该文毁掉，然后由第一页从头再写。但当时我确是耗尽气力了。

　这篇创新文章不是源于科斯的启发——有些人这样

看——而是源于香港出现的天台木屋这个怪现象。当年香港二战前的楼宇，在二战后被管制着的租金只有市值的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是无主租值，理应消散。然而，这应该消散的租值好一部分被租客的分租与天台木屋的僭建挽救了。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是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有多种方法业主与租客可以尝试，是在哪些局限下我们可以推断分租与天台僭建这些行为的出现呢？我的价管文章提出两个定理，让我们推断哪些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会出现。

巴泽尔在不久前提到，我在西雅图那段日子是他和我的学术作品产出最丰盛的时期。在我这边，用英文发表的无疑对。一九八二年回到香港任教职后，我的中文文章继续迈进，直到二〇一四年底，而二〇一六年又把这重近两公斤的《经济解释》再修了。懂经济学而又懂中英三语的朋友认为，我以中文下笔的学术贡献跟英文的贡献是三与二之比。

在西雅图十三年，要不是有两项巨大的研究项目左右着，我的英语文章会多很多。第一项是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得到可观的研究金资助。可惜过于困难。我购得数百份租用专利与商业秘密的合约，但助手和我读不懂内里说的科技是些什么，而请专人解释的成本是太高了。第二项是巨大的石油工业的研究，属反托拉斯的顾问工作。得到的资料绝对顶级，而我写下的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关于石油的价格厘定与换油的合约安排，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实证研究，可惜因为顾问合约的规定，皆不能发表。

第十八节：华盛顿学派

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有一个处理交易费用的华盛顿大学路向，而我是该路向的始创人。可能因为这个说法，九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有一个“华盛顿学派”，或“华盛顿新制度经济学派”。萧满章说该学派的独特处是注意件工合约；巴泽尔会说主要是产权的分析；而诺斯会说是交易费用。

我怎样看呢？要是真的有一个华盛顿学派，我认为其独特之处应该是对租值消散的重视。租值消散这个理念始于十九世纪的范杜能（von Thünen），一九二〇年庇古（Arthur Pigou）以两条公路示范，奈特一九二四年毁灭了庇古之说，戈登（H. S. Gordon）一九五四年引用于公海渔业。“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是戈登首先提出的。

当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再读戈登的经典之作时，发觉他说的均衡点言不成理。我因而写了一篇关于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章，提供一个正确的租值消散的均衡分析。那是在我转到西雅图之前。在西雅图，租值消散的继续发展有如下几项：（一）在非私产或公共财产的局限下，有不少情况租值不会完全消散。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非私产有其可取处；（二）如果市价不用作竞夺准则，其他准则某程度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三）减少租值消散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含意，所以分析政府管制带来的效果应该从这途径入手。我后来以此解释中国昔日的等级排列权利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离开西雅图后我想到（四）：交易费用一定要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出现，所以

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大约再过二十年我想到（五）：市场的出现是源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替代没有市场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就是我曾经提出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最后，记不起来是什么看到的一个重点，（六）：如果在一个分析的均衡点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该分析一定错。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大学或学术组合对租值消散的分析有浓厚的兴趣，但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我和巴泽尔及其他同事是惯性地讨论。华大的经济系当年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取向，例如同事之间喜欢验证假说，漠视功用分析等，而租值消散这个话题更是当年的华大独有。

第十九节：到香港观察中国

离开西雅图转到香港大学做经济学讲座教授的决定，比离开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决定更困难。科斯鼓励我去，但诺斯认为留在美国我有机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受到阿尔钦与戴维德的影响，我追求的是真理，不是名头，何况经济学的诺奖很有点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我的母亲年老了，要多看她；我历来对炎黄子孙关心。在这些之上，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小书，肯定地推断了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弗里德曼、贝克尔（Gary Becker）、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等朋友皆认为我发神经，不可能对。我因而要到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去向。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抵达香港，很快就知道我要放弃用英文写作了。我当时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做了一点准备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动工，很快就出版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

（一九八七）。我下笔甚重，但善意明确。北京不仅不介意我的批评，他们提供助手协助。我要什么资料他们立刻老实地提供。让我高兴的是他们盗版，《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他们每本复印二千，内里注明“内部阅读”。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我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事：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粗值消散的竞争准则，

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总书记急于向弗老解释资产产权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第二十节：终于写出巨著

今天算，我用中文写下约一千五百篇文章，其中不少结集在约二十本书中。散文随笔与经济分析约一半一半吧。二〇〇〇年我从香港大学退休，以中文动笔写一部巨著：《经济解释》。加上今天应该是最后的修改，这项巨大工程历时十六年，从三卷变为四卷再变为五卷了。有两个观察促使我这样做。其一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作今天不少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出现；其二是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伽农理论》那本小书，当时只卖几块美元的，今天没有用过的在网上叫价二千美元，用过的也叫八百美元。自己争取了那么久的思想传世，这几年开始体现，所以我要把这本《经济解释》从头再修一次。

人就是为了要追求些什么而活下去。追求思想传世可能是无聊之举，但比不上追求其他的更无聊吧。苏子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年开始认真地读书

时，我在想，要是有朝一日我能碰到一点运气，在思想创作上留下些指爪，不管外人怎样看，是给自己做了一个交代。

写《经济解释》的意图始于一九六九。当年到香港度假，发觉自己不能解释无数的琐碎市场现象。我想，师友同事已经举我为一个顶级的价格理论专家，怎会那么不成气候了？一个物理学的本科生不会有这样的尴尬。从写《伽农理论》的经验我知道经济学可以解释或推断人类行为带来的现象。明显地，经济学的整体需要彻底地大修。

在西雅图，诺斯、麦基、巴泽尔等同事也一致认为需要彻底大修。他们都指着我为处理这项巨大工程的适当人选。想不到，从一九七〇年起，这工程会持续到今天。我曾经说过，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只有几个要点。验证假说要重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理论要简单才能处理复杂的世事，也才能把交易费用放进去；解释任何现象我们要考察跟该现象有关的细节。

在《经济解释》中，我分析的现象皆从真实的世界获取，假说的验证到处都是。传统分析的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倾销、财富累积、讯息费用与竞价行为、货币制度、国家的存在等，我选走的解释路向皆与传统的不同。我甚至指出在好些情况下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而均衡这个理念要从适者生存这个角度看。

第二十一节：生命的凋谢与博物馆的构思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

能活得更丰富。我用心地思考经济五十七年。没有科斯那么久，但够久了。那多多年来到处观察，找寻资料，我弄得实在累。在那仿佛是着了魔的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总要找些什么可以分心的玩意来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清醒。我于是尝试摄影、书法、散文、收藏艺术品与文物。后者我的成就超越了自己的经济学。为了表达高傲之情，我叫吴子建刻一个我写书法时用的闲章：“不见古人！”这收藏的大成使我想到设立一间博物馆，把门票的收入捐出去协助穷乡僻壤的孩子读书。我不能忘记年幼时我是他们其中一个，老是想着如果他们长大后有我的机会，他们也可以成为学者。这些年我在中国内地到过一些贫穷的村落，高兴见到那里孩子的生活情况远比我昔日在广西的际遇好，但还是认为他们应该有较好的求学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在西雅图，我对巴泽尔说到香港度长假时我会考察香港的翡翠玉石市场，从实物本身的特征来考察讯息费用。我不赞同当时盛行的以物价的方差或以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不对称来分析讯息费用导致的现象。我要找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入手。翡翠玉石之后，我转到产自寿山的田黄石、艺术收藏品，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出土文物无数——皆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

三个机缘的巧合促成我今天构思的博物馆。其一是我的母亲有一个基金，提供足够的钱做初步的可观收藏。当天收藏品的价钱相宜。其二是我猜中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收藏品之价会大升。这让母亲基金的藏品在市场换取其他的。其三是中国的出土文物是那么多姿多彩，反映着一个伟大文化，我要设法为国家保存下来。

因为我集中于考察物品本身的特征与讯息费用的关系，过了十多年我成为一个无师自通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专家，想出自己的鉴辨方法。这是为了兴趣与学问的追求，究竟是不是真的专家我管不着。我只是机缘巧合，刚好在讯息费用这个话题下过功夫，刚好生活在人类的艺术文物最多姿多彩的地方，也刚好是中国的开放展示着她的光芒不可方物的己往。

母亲当年的愿望是把钱捐给教堂。但中国的农村少见教堂。我于是想到农村的孩子教育。没有人相信我正在构思的博物馆会有可观的门票收入。但当年也没有人相信我学经济学会学得好。除了本章提到的师友，我是个没有人相信的人。我的学问可信！

参考文献 张五常，《我的父亲》，香港：《壹周刊》，1991年1月25日。收录于《五常谈教育》，2000年12月，香港：花千树。 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香港：《壹周刊》，2000年4月13日。收录于《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佃农理论》，2000年6月，香港：花千树。 张五常，《求学奇遇记》，香港：《壹周刊》，2005年6月16日。收录于《Economic Explanation 张五常英语论文选》，2006年5月，香港：花千树。 张五常，《佃农五十亿平生》，2017年11月，香港：花千树。 S.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after fifty Years,” Man & the Economy, 2018.

Error: OCR returned None

悼文两则

（经济学者长寿。想不到，我喜欢提到的阿尔钦与科斯，二〇一三同年谢世，相隔六个多月。前者九十八，后者一百零二。今天是二〇一八年，我把改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再修，应该是最后的修订了。这是象征着一个思想范畴的文字终结，我相信这思想范畴会历久传世。科斯在世时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这方面我已尽我所能。

阿尔钦是我的老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者，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谢世，我的悼文二月二十六日在《信报》刊登。年龄也近百岁的师母听到，要求翻为英语。其后我的儿子被邀请在阿师的追悼会上读出几段，再其后一份美国学报要刊登。科斯是我的深交，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谢世，炎黄子孙的哀悼超越此前谢世的所有经济学者，反映着大家知道科斯对中国的衷心关怀。我的悼文发表于九月十日，也在《信报》。）

悼老师阿尔钦

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 1914—2013）谢世了。是不幸的巧合：二月十九日晚上传写好《公司性质的思想发

展》那一长节，文内分析阿师与德姆塞茨的贡献，最后一段说阿尔钦还健在。九十八岁，但几个小时后就收到朋友纷纷来邸，说阿师谢世了。这几年朋友之间知道这一天会快来，因为六年多前起老师的脑子退化得很快，几个月后他不能回复我和太太的电邮。早些时，巴泽尔告诉我阿尔钦的记忆力很不安。我几番问研究医学的儿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儿子几次回答：“爸，阿尔钦是个很老的人呀，很老的人有几种可能会是这样的。”

这几年不少朋友传来美国的网页，对阿师的评价皆高到天上去：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价格理论家。最常见的是问：为什么阿尔钦还没有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这些评语一般出自认识阿师的朋友，或是他教过的。我因而有这样的感受：愈是接近阿尔钦的人，对他的评价愈高。这是违反了世俗的图案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跟阿师很熟的John McGee和我举他为天下经济学者之首，使还没有认识阿师的巴泽尔感到奇怪。后来巴兄认识阿师，过了一段时日，对我说阿尔钦名不虚传。

阿尔钦是个从来不介绍自己的人，文章发表在哪里无所谓。曾经在兰克公司与他共事的阿罗（Kenneth Arrow）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五七年，阿尔钦写了一篇足以震撼行内的关于成本与产出的文章——“Costs and Outputs”，被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取录了，但当受到邀请为他的老师出文章结集时，就把该文交出去，推却了大名学报。有谁可以这样呢？我自己做不到，但受到阿师的影响，我不论学报的声望，文章写好就交给自己喜欢的编辑朋友。

不求闻达有代价。四分之一世纪前阿尔钦在欧洲不是

那么大名。一九八五年，英国要再出版他们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称New Palgrave，邀请我写四项：公有财产、经济组织（即公司）之外还要写“科斯”与“阿尔钦”。被写的经济学家要有点名气，也要在六十岁以上。该百科全书的编辑部严格地规限字数。“科斯”他们给我几千字，但“阿尔钦”只给几百。几百字怎可以表达阿尔钦的贡献呢？后来我对阿师道歉，解释因为字数的规限我无能为力，他报以一笑，说：“这不重要。”

要写“阿尔钦”，我可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事实上，在中语文章我滔滔不绝地写过阿尔钦。希望经济学能在中文世界搞起来，让阿师在神州大地名垂千古。同学们不要忘记，较早时我给香港读者写阿师，用的译名是“艾智仁”。

一九六三年我开始听阿尔钦的课，两年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博士论文《产权理论》是在他与赫舒拉发的指导下写成的。我多次提及阿师的悉心教导，包括教我怎样写英文，这里不再说了。要补充的是他教我治学要一丝不苟，要执着于解释现象，要遵守作为学者的原则。

纯为真理而追求、为兴趣而思考的学者，经济学行内不多见。是我之幸，阿尔钦之外我还认识几个。然而，能从始到终都保持着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我认识的只有阿尔钦一个人。

记得一次他从日本旅游回归，召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教导，原来他要我看一件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物品。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内里空无一物，用一张

纸包着，其包法跟香港的低档市场通常用的差不多。阿师虽 然没有见过，说：“你看东方人多聪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可以这么简单地包的？”

我自己生长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喜欢在街头巷尾跑， 知道的琐碎现象无数，每次跟阿师谈及，他总是兴趣盎然， 问长问短。例如我向他提出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出现的讨价 还价行为，他和我研讨了多次。可惜十多年前我终于找到解 释后没有机会向他细说端详。我也没有机会向他细说我找到 的关于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的解释——以中文下笔是传达的 困难。要是他知道一定会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了。

一九七六年，朋友为阿师的荣休举行第一次聚会——敬 仰他的人太多了，为他的荣休或什么的而聚会起码有四次。 第一次我交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意图推翻他 一九六四年提出的关于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的优座票价偏低 的解释，他读后没有说什么。但三十年后的二〇〇六年，我 寄他一本自己的英语论文选，其中有玫瑰碗与优座票价偏低 之文，他回邮大赞该文——只赞该文！

阿尔钦的小孩子好奇心影响了我自己整生的经济研究的 取向。由他指导写《伯农理论》时，在文中我提到一种英语 称为 citronella（香茅）的植物，其产量在台湾土地改革初期 急升，而我的理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香茅的产量急 升。阿师对该香茅极感兴趣，要我跟进种植的细节。

为了兴趣与满足好奇心而做学问是不能不管细节的。从 出道到今天，我不重视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据，也不重视统 计学的回归分析，但重视细节。这主要是源于阿师的永远像

孩子那样提问的影响了。不知细节经济学难有趣味，而没有趣味做学问没有意思。

在个性上，阿尔钦和我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人。他谦谦君子，正如科斯写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典雅。天下没有谁会这样看我！然而，阿尔钦是我敬重的老师，学不到他的典雅也学得他作为学者的操守：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责任是解释，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除了这些前面就画着一条线，跨越就不是学者的行为了。这些年为了一点关心在中国改革的问题上我写了好些文章，偶尔破口大骂，但阿师画下来的界线我没有跨越过。另一方面，尽管因为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的看法我多次提到科斯，但解释的方法，细节的考察与不越线的操守，主要还是阿师教的。

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院，要找阿尔钦研讨不容易。这使同学们觉得阿师有点不近人情。起初我也以为是，后来知道不是。如下故事是真实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写好了《伯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是后来出版时的第二章加第三、四章的局部），突然收到香港的来信，说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死了。我知道母亲最爱这个绝对值得爱的哥哥，想母亲一定伤心欲绝，于是考虑放弃论文，回港照顾母亲。当时我在长滩大学做助理教授，驾车到母校找老师赫舒拉发，对他说哥哥的不幸，要回港照顾母亲。赫师回应说我的论文进展得那么好，放弃可惜，但他会与有关的委员考虑，让我只凭那第一章拿博士。

那天下午去找阿尔钦，要跟他说上午我对赫师说的。阿师显然知道我的来意，先开口，说：“不要告诉我的私人

问题。”我干是什么也不说，离开了。过了一天，我在长滩收到阿尔钦寄来的信，附着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信上只有简单的两行字：“这五百元你可以买糖果吃，或可聘请打字助手，快点把论文写完。”那时五百元是我税前的一个月薪酬，不是小账。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后来不到两个月我把论文写完，阿师说是奇迹。今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不应该把该支票兑现，花了那五百元。要是该支票还在，让子孙与同学们看看，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我知道阿师会说：“史提芬，把支票拿出去拍卖看看今天值多少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的人，认为焉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

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究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O，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〇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日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一九八七年英国的 New Palgrave 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做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

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政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党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

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 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 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 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 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 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 家本领入手。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 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 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 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做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 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 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 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 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 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 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 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 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 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 恩斯的看法，或不敢像他那样高举经济学者，说什么政治狂 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费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

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雇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Error: OCR returned None